[编者按：当前很多人关心国家的改革去向，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见解，特别是一些非文科专业的人员也在关心政治科学，这是一个可喜现象。这些思考尽管不完全准确，还是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遗憾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人善于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但一旦要拿具体方案，进入操作程度，方法便模糊不清了。有些政改方案尽管出自体制内精英人物之手，但设想仍不免庸俗。总之，中国社会改革的任务还要集思广益，我们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和政治动态文章汇成一集，供大家参考。] 中国政治动态及改革思想理论文章汇编(2)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自2006年8月10日始 目录 19，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 18，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会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17，泰国政变：穿旧鞋能否走新路？ 16，陈良宇免职：中共17大权力斗争提前落幕， 15，梁北岳：《七千人大会始末》读后感， 14，理想主义者的中日观察， 13，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 12，康新贵：劳动者阶层强烈要求参政议政， 11，康新贵：不批准农民建立农会是在政治上排斥农民， 10，夏业良：须加快政改停止钳制思想， 9，海外学者研讨会：威权政府能否牢牢控制局势？ 8，南方网：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落马波及158名官商， 7，从湖南郴州事件看我国地方政治的“私黑化” 6，胡星斗：宪政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华文明探讨 5，许耀桐：干部制度改革的新发展， 4，浦兴祖：人大民主应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 3，陈国栋：从中央党校政改报告看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 2，秦世勇：对中国政治改革思路的思考， 1，秋风：超越改革体制，走向立宪政治， --------------------------------------------------------------------------------------- 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 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傅剑锋 2006-09-21 14:32:50 这一官场畸变的逻辑在于：主政官员一旦权力不受制约，一旦自觉升迁无望，欲望就可能将其引向当下获利最丰、公权力最易干预的领域———矿产与房地产，而这两个产业，郴州都有。 9月19日，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当日下午4时许，分别从两个地方，这位官员和他的妻子、司机被省纪委派出的9个人、5辆车带走。 到19日傍晚时分，消息已经渐渐在郴州各地传开。郴州市民胡桂生说，在北湖区国税局附近，庆贺曾锦春倒台的鞭炮响了10余分钟。到昨日(20日)晚间，曾锦春被抓的消息已使郴州举城狂欢。20时30分左右，本报记者听闻郴州市区鞭炮声此起彼伏，有些地方的天空已被烟花的火光映红。曾经向湖南省委书记状告曾锦春的郴州市宜章县农民黄元勋，此时也致电本报记者，称县城里欢庆的人流、车流塞满街道，许多人“要放通宵烟花庆贺”。庆贺人流还打出横幅，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 这种欢庆气氛，郴州下辖的临武、桂阳等县概莫能外。 除曾锦春外，两年多时间内，郴州市因严重腐败落马的官员还有副市长雷渊利、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等人。而整肃高峰，则是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今年6月1日被湖南省纪委正式“双规”调查。当时，湖南省一主要领导人就在李大伦案的报告上沉重批示：“天理不容，彻查！彻查！” 而曾锦春前日下午被纪委控制，就是“彻查”的一个必然结果。 “悠悠万世，项目最大” 郴州官场畸变，祸首是市委书记李大伦。他1999年从湖南省政府农村办主任的任上调任郴州市委书记，至今恰好7年。因为“嘉禾拆迁事件”被举国热议，“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狠话闻名全国。这句话的原创者即为李大伦。 循着李大伦的线索，最终牵出的是一桩集体腐败的窝案巨网。上述报告中称，因李大伦收受巨额贿赂而被牵连的官员、商人多达158名。在已被披露的官员腐败案中，其牵涉之广创造了新“记录”。 不过，另外一些遭受过拆迁之痛的市民则不这么看。1999年到2002年是李大伦在郴州励精图治的时期，不过其后4年中，亦不能说其有任何不作为的迹象。无论从中牟利与否，李大伦对工程项目的爱好一以贯之。 李大伦喜欢推行自己的城市建设思路，“用5－7年时间再造一个新城区”。另外，这位市委书记对自己的思维似乎从不怀疑，推行起来尤其毫不妥协。早在担任湘西州委书记期间，为了推广烟叶种植，李大伦曾创造出另外一句“嘉禾拆迁式”口号：烟上干部上，烟下干部下。在郴州的城建方面，他亦鼓励各县大搞广场、标志性建筑类工程，每个县搞一个试点。 不过，政绩工程并没有给李大伦带来预期中的赏识。2002年，岳阳市的一位官员晋升到省里，李大伦在与同僚聊天时，主动讲述那位官员如何不如自己，给人以“怀才不遇”之感。也是在这一年，李大伦在一首诗中写道：“人事代谢成古今，当年培公今安在？”言语之间似有怨怼。 郴州一位官员说，李大伦曾在这一年给领导写信要求升迁，可是这封信却适得其反。 在郴州，这一年被看作李大伦由“好大喜功”变为“勤政腐败”的转折点。也正是从这一年起，利用工程牟利成了其个人行为的标志。从此，郴州似乎翻开了不祥的塔罗牌：一面是繁荣和利润，另一面则是腐败和混乱。 市委书记“勤政腐败” 2002年，李大伦早已在郴州站稳脚跟，不过他还是开始了官场洗牌。一些与其关系亲密的官员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了重用，而原有的一些实权官员则被打入冷宫。 李大伦的第一桶金，正是攫取自其改弦更张的2002年。当时郴州市国土局办公楼需要装修，李大伦插手此事。“有人说他那次赚了400万，应该没那么多，”一位官员说，“那个工程很小。” 稍后几年中，李大伦的胃口则大得多。他的常德“文友”邢立新，承包了桂阳到嘉禾的高等级公路建设工程，李大伦甚至直接打电话给市交通局长，要求对方追加1000万元的工程预算。最终，这位交通局长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名义：为了迎接毛泽东诞辰，公路要在12月26日前竣工，因工期提前增加预算。 桂阳“四大班子”移建工程由常德籍商人盛励生承包，最初工程预算为1.6亿元，依据《郴州日报》当时的报道，多方筹措之后可以“收支平衡”。然而两年后工程完工时，总造价已经达到了2.3亿元。桂阳财政因此不堪重负，在李大伦的干预下，县政府挪用近千万元退耕还林款，向银行贷款800万元，另“号召”党政机关每人借款1至2万元，才勉强支付工程款。 李大伦喜欢以“官文人”自居，尽管其诗其文的水准颇受专业人士鄙视，但家居环境颇为不俗。家在郴州市委大院内，别墅门牌号码为001。门口即是一条车道，车道另一侧即是一水池，池旁林叶茂盛，白鸟纷飞。 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首日到李大伦家搜查，即带走价值800万元的现金和物品。一开始专案组开的是一辆大客车，后因东西太多，又临时增加了一辆小型集装箱车。搜查所获的古董，每一件都用木条钉成小木盒盛装，盒子钉了约200个左右。 纪委书记独揽矿权 与李大伦这位外来的强势官员相比，曾锦春更多具备郴州本地官员的色彩。如今，他最难以避免的毁谤可能不是滥用公权，而是“作茧自缚”。在郴州官场，一个众所周知的传闻是，这位纪委书记为了继续做官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两岁。这使得他留恋权柄，正好赶上了这一轮整肃风潮。 郴州人如此评价李大伦和曾锦春：李大伦一般不会直接侵害到普通百姓，但曾锦春不一样。 不过这位市纪委书记更重要的特征，则是其无情的一面。在郴州官场，人所共知的秘密是曾锦春得罪不得，甚至不能不顺他的意，否则就很可能会被找个借口“双规”起来。另外，如果哪个官员手中有其垂涎的资源又不愿交出，同样有“双规”之虞。 2002年之前，曾锦春的做法还比较谨慎。当时他的妻子在郴州市计生委工作，一度提拔缓慢。一位曾在郴州市纪委与曾锦春共事的官员说，曾锦春因此不满，但也只是直接指责几任计生委主任而已。其中有一次，曾锦春曾威胁说，要“诫励”计生委主任陈莹花，不过这一纪律惩罚最终亦未施行。 2002年，则是曾锦春、李大伦乃至整个郴州官场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一年，他们明确感到了煤矿与房产利益的暴涨所带来的刺激。1999年李大伦刚来郴州做一把手时，煤矿利润微薄，郴州市政府还要动员别人开矿。到了2002年3月，小煤矿已经遍地开花，呈失控之势。在过去7年里，煤矿价格从120元／吨，涨到了超过400元／吨，钨矿沙从3万元／吨上涨到超过12万元／吨。 从这一年开始，曾锦春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双规”手段，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有多位受访官员说，知晓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双规”调查，或因得罪其本人而被调查和威胁。“这些官员本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都怕他。”一位官员说。 在郴州官场，对曾锦春的行事风格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一种是少数人的说法：为人义气、朴实，什么事都喜欢插手，“条子满天飞”，听上去甚至有几分憨态；另一种是多数人的说法：霸道、凶狠、不留情面。两种说法对比，似与曾锦春对待家族中人和其他人的态度对比相映成趣。 不过所有受访官员都承认，其人“曾矿长”的名号决非浪得虚名。在郴州官员和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黑色笑话：“全市的矿都归他管。”曾锦春利用市纪委书记的独特权力，要挟各县、局官员在煤矿审批、监察等方面听命于他，既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造成了诸多显而易见的恶果。 黄元勋，郴州市宜章县浆水村农民，多年来一直用举报“官煤勾结”的方式与曾锦春角力。 黄元勋由举报本村荣福煤矿开始，直到举报曾锦春本人，花费5年多的时间。正是这家煤矿，频繁制造了拖欠村民工资、矿难、造成水田塌陷等事件。由于其老板黄生福与曾锦春过从甚密，黄元勋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之后，举报曾锦春为“恶矿的保护伞”。 去年12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到荣福煤矿视察，黄生福瞒报产量和矿工人数，导致李毅中当场发怒，斥责这家煤矿对矿工生命不负责任。 令郴州官员们难以理解的是，作为与权力安排、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的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竟然是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 在其与煤矿的关系之外，一些关联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在郴州，一些企业的门口挂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联系单位”的铜牌，而落款竟是与“经济发展环境”并不相干的郴州市纪委。由于铜牌的颁发意味着在郴州市各部门的检查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权，因此每一块都价值40万元，仅此一项，曾锦春治下的郴州市纪委就年入1000万元以上。 曾锦春自己被“双规”前，郴州中下级官员普遍担心此人很难受到处理。他们的理由是：“审计、公安、检察部门都无法监督纪委。” 官场平衡彻底打破 在郴州近年来的诸多负面新闻当中，李树彪制造的“全国公积金第一案”是少数的与李大伦和曾锦春没有关联的事件。按湖南省检察院公布的数字，被李树彪挪用的1.2亿元公积金中，赌博输掉8000万元，另有4000万元被追回。 这位人称“花花公子”的副处级干部，衬衫价值1万元，扣子由白金制成。作风招摇的官员仍可在郴州官场如鱼得水，并非李树彪一个孤例，更为明显的是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 樊甲生为人霸道，在这一点上与李大伦惊人地相似。不过在郴州官场，这位前市委宣传部部长主要以“坏”著称。樊甲生身材微胖，注重仪表到一丝不苟的程度，头发永远梳得溜光水滑。郴州官员普遍对其印象恶劣，各种评论均较负面：彻头彻尾自私，为人虚伪下作，全无格调，官员间的义气亦不顾及，等等。 樊甲生在担任安仁县委书记期间就不清廉，尽管那是一个贫困县。当时樊甲生主持建造了两个变电站、一座大桥和一个收费站，收费成为其个人的“印钞机”。当时安仁县有民谣流传：“甲生甲生，民不聊生。” 其实，下层官员亦不聊生。为了政绩，樊甲生摘掉了安仁县的贫困县帽子。由苛政而苦政，导致县委、县政府一般职员的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 有郴州官员说，李大伦最初并不欣赏樊甲生，甚至颇有戒备之意，不过最终却因不为人知的原因而开始支持后者。一个不符合组织程序的事情是，当樊甲生进入市委常委时，民主推荐的票数没有公开。 至此，李大伦将郴州的吏治、规划、经济、建筑各种权力全部集于一身，“只把矿产留给了曾锦春”。在郴州，樊甲生被看作是某种标志性的官员。当他被任命为宣传部长时，一些官员感到，这种官场逻辑已经荒唐到了难以接受的地步。市工商局的一位官员回忆：“当时我就感觉，郴州完了。” 与此同时，李大伦在常德的“文友”邢立新，亦在郴州官场登台亮相。这位建筑商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依靠李大伦的关系承包工程，不过，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也会参与当地的人事安排。据此前媒体报道，“嘉禾拆迁案”中的几位落马官员，就是在邢立新的斡旋下得到李大伦的首肯，被重新任用。 更重要的是，邢立新显得非常牛气，“常常用李大伦的口气说话”，而一般官员确实对其非常忌惮。很多官员都接收到了信号：潜规则占了上风。到了这一步，腐败作为下一个步骤的出现，已经不难用逻辑推导。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些官员失去了谋求政治前途的意志，开始回望权力寻租的出口。 畸态官场，民生多艰 在曾锦春未被“双规”前，黄元勋常有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之感。而事实上，在郴州官场畸态之下，即便是握有地方大权的官员，也未必对自己的命运有十足的把握。郴州市政府大楼背后的小山上，矗立着一座名为“五岭阁”的6层仿古建筑，《郴州日报》报道其建造目的是“提升城市品位”，不过在郴州当地的官场和民间，普遍流传的说法却是，它是当地官员建造的“镇邪阁”。 当驱邪镇妖成为一种急切的心理需要时，有官员请来了“师公”，并遵嘱在市政府后面修了这座五岭阁。五岭阁至今仍未建完。此前，郴州副市长雷渊利因腐败案被判死缓，市政府秘书长肖鹏金在宾馆内蹊跷被杀。 事实上，事中人与其求诸风水神怪，不如到黄元勋等人身上去寻找答案。这位农民像是上足了发条一样去举报各种贪官，概因在郴州官场现状之下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已到必须解决的关口。 宜章县的梅浆矿区，是郴州城外的另一处权利焦点所在。这个黄元勋一再奔忙、曾锦春涉嫌“庇护”、樊甲生为之限制媒体、李大伦可治而不作为的矿区，由一连串脏乱的城镇组成，路边的每一株树木都是黑色的。如今，它和它的饮水困难、耕地荒废的居民，将成为郴州最新腐败案件的见证。 黄元勋住在一处种植着竹林和辣椒的房子里。他曾被人“10万元买头”，曾经向省委书记寄去过遗书。 在郴州西郊的“骆仙西路工程”建设中，骆仙村的村民们被征去了105亩土地。不过这些大多亩产500公斤的一级水田，却在官方文件中被描述为“十年九涝”。村民们说，干部们是“连哄带骗”才获得他们的合同的。 最终，在骆仙村，合同签定了，工程开始了。填土工程阻塞了河流，使得河水乱窜，在今年夏天的一次台风中，周建中4兄弟合住的一幢房子就被这样的水流冲垮了。村民们不断地抱怨着，同时感到自己每亩土地1.98万元的总补偿款太少了。其实他们并不清楚，有郴州消息人士指称，这一开发地块与“梦里故乡”别墅项目紧密相连，买卖之间，均有李大伦的妻子陈立华插手其中。 这位消息人士称，据当地建设局的文件，某公司把这一地块卖给陈立华的价格涨到了8万元／亩，而陈立华仍然坦然接受，因为她随后就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地价再次狂涨5倍，达到了40万元／亩。 官场生态与民间生活的关联，只能如此在郴州的两片水田上显现，而寻诸文字证据则要困难得多。 李大伦在被“双规”期间曾表示，“希望党组织能够保留我的党籍，让我回常德桃源老家种田悔过。”桃源县，常常被说成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避世之地。这一梦想听起来凄凉而有诗意，可是，很难说李大伦是否了解农民们在他治下的真实生活。那个农民举报人黄元勋的妻子对自己和家人的评价是：“我们只是吃酸辣椒饭的人。”她的意思是，她与丈夫非常卑微艰辛。 在9月19日这天，黄元勋终于感觉到自己有了赢的希望。“我第一时间听到了消息，太激动了。”他说，“我和几个告状的人要请支腰鼓队，庆祝一下。” (本报记者鞠靖对此文有贡献) 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会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转贴） 2006年9月26日 最近定居荷兰的表姐来我家作客,席间讲了她在那里的亲身经历的由提心吊胆到坦然处之的奇闻。 表姐是在荷兰的政府部门工作,平时勤奋肯干,得到上司的好评,用表姐的话,就是她是劳模,其他荷兰工作人员都在混大锅饭,因为工作环镜太宽松优越了,上班不打卡, 有的人还抽空开溜,工资收入在当地还在中上水平。 但好景不长,单位新换了领导,这位上司以严厉著称,一次把表姐找去训话，批评她有多个问题,比如语言不顺畅,性格内向等等,要她改正缺点云云。表姐一向自认工作卖力,回家想不通一人偷偷哭泣,被姐夫----她的荷兰丈夫发现了,一问,就对她说,那有什么,快去工会告那个上司啊.表姐半信半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去了工会告了壮。 工会知道后马上对她说,你不要怕,这领导是种族歧视,有他好果子吃了,表姐战战惊惊跟着工会人员,律师,专职心理学家等一帮人敲开了那上司的办公室,表姐惊讶的发现,平时高傲的领导此时一脸紧张,工会的专家们一一取证后,严正的向这位领导提出抗议,要这位领导自醒改过,否则要承担种族歧视的法律后果。 完了,一帮人出来,表姐还有些害怕,领导以后给她穿小鞋,工会专家安慰她说：“不要紧的,以后他不能单独召见你,要有我们在场,另外他的所有工作要求都要经过我们审核......” 他看我表姐还是怕怕的样子,就说：“干脆这样吧,你去看工会心理专家,由他测试一下，如果你的心灵受了伤害,你可以休公假一年,工资一分不少,怎么样?” 就着样表姐休了一年的假,后来去上班时,那个严厉上司早被调走了,一打听原来是她休假时,工会组织帮的忙,表姐由衷感叹,这才是社会主义啊!! 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6-09-25 01:54:3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Anti's Blog] 纵横周刊32期发送 Editorial纵论 泰国政变：穿旧鞋能否走新路 纵横周刊32期 Editorial纵论 2006年9月26日 泰国19日的军事政变对熟悉其近代历史的人而言算不得特别：这已是这个国家近74年来的第20起，虽然近15年来军方一直扮演着超脱于政治的角色，虽然泰国的民主一度被追捧为东盟样板，但泰国军队在关键时刻用完美的战前掩饰、敏锐的时机把握、干净利索的行动和滴水不漏的善后，一夜间夺取了政权，让习惯了他信独角戏的世界目光，重新集向这群被冷落已久的政变专家。 素以强悍精明、长袖善舞著称的他信此次反应不可谓不快：他从纽约发出的戒严令和对颂提将军的解职令甚至抢在了军队行动之前，可这着先手并未成为扭转乾坤的"天王山"，反对派政治家和示威者5年无法撼动的他信大厦，竟在短短2小时内土崩瓦解。 对于旨在解决国内矛盾的政变而言，军队实力如何，装备怎样，都非成败的关键，民心的向背、关键政治人物的立场，才是决定天平倾向的砝码。他信经过多年经营，自认在这两方面天衣无缝：被称为"最善于选举表演的泰国政客"的他总能打动边远农村选民的心，他的精心安排又将法律体系和选举制度修改得对自己分外有利，不论怎么选，当选的都只能是他；在关键岗位上，不论选举委员会、政府还是军警部门，他都安插了亲信，作了周密的部署，至于年迈的国王，他显然不认为这个"立宪君主"会真正对他构成威胁。 但几年来轻松戏弄政治对手于股掌间的他似乎没想过，如果对手不照他的牌理出牌，他该如何应对。泰国宪法规定，军方可以为捍卫国王而宣布军事管制，而德高望众的国王对他信的跋扈和妄为早蓄不满，军人发难，国王背书，国王和颂提两个关键人物的不谋而合，让"不倒翁"他信瞬间轰然倒地。 至于民心，他的腐败贪婪和经济丑闻早就让他在知识分子和城里人中名声狼藉，而那些曾被他感动的边远农民的确相信过他，但更相信现世佛化身的国王，如今国王不仅默认了他信的种种贪腐劣迹，还用御令公开宣布其"破坏团结"的罪行，这张"钦犯认证书"将在短时间内把他信建在沙基上的"人气"之塔荡涤无遗。 政变发生后，联合国和西方各国政府弹多赞少，矛头直指政变对民主体制的反动。然而，面对他信这样一个厚颜者，武器的批判较之批判的武器虽显得粗暴生硬，却也是唯一解开政治死局的手段。况且，在民主高调的背后，西方各国很难摆脱自己和他信政府几年来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瓜葛。 和老到干练的军人们相比，泰国反对派政治家显然太过稚嫩，他们既无力撼动他信这棵大树，也无法左右政变后的国内格局，政变发生后，他们先是欣喜万状解散联盟，继而对"民主改革委员会"的军管显得不知所措。 根据泰国的政变传统，军人的交权、民主形式的恢复只是时间问题，但他们显然无力支撑"后他信时代"的泰国大局，经过不长时间的政坛洗牌后，新的政治力量将会异军突起--当年他信"泰爱泰党"的崛起，至今也不过8年光景。 政变后短短几天，原本态度强硬、拒不辞职的他信已开始放低身段"自我放假"，尽管某些分析家仍认为他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应该随着国王对他的盖棺论定而瓦解冰消：一个政治家，没有道德高度、丧失活动舞台和民意土壤，等待他的只能是慢慢被世人淡忘的结局，泰国国内高达82％的政变支持率，曼谷市民献给政变军人的鲜花，和至今无一国要求泰国恢复他信职权的现实，应该让他和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不错，许多国家的确要求泰国"恢复民主"，但政变军人也并未反对这一点，民主一旦恢复，就连现在这一点不同声音，也会因无的放矢而很快烟消云散。 [大军中心编者按：以下两篇文章国外是对国内事件的评论，为内部参考文章，只是反映了外部舆论动态，仅仅海外一说而已，不足为信。] 邓小平挥泪斩杨家将，江泽民忍痛散上海帮 冼岩 2006年9月25日 去年陈良宇在中共会议上公开质疑胡温"宏观调控"之时，笔者即作《胡锦涛的风险，江泽民的机会》一文，指出上海帮的风险──要化解（两虎相争、天行二日的）困境，唯有江胡联手。由于胡锦涛是台前领导人及未来责任人，所谓江胡联手只能是江泽民效壮士断腕，大力约束旧部亲信，甚至不惜让胡锦涛杀猴立威。这当然需要足够的胸襟胆识，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做的：为保江泽民一路平安，邓小平挥泪力折"杨家将"。笔者认为今日江泽民也有此胸襟胆识，为了大局，他也会这么做，而且已经在开始这么做；只是其间的分寸火候，仍在斟酌。外间盛传的胡曾联手，实质即江胡联手。一些江系人马（所谓"上海帮"）不知风云将骤变，仍然在争相表现，必然沦为被枪打的"出头鸟"。 果不其然，此次陈良宇在上海落马，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堪与当年邓小平的力折"杨家将"相媲美。它同样意味着中共权力交接的真正完成，标志着江泽民真正的全面放手，胡锦涛地位的真正稳固；而几年前党代会上的职位转移，其实只是权力交接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其最容易的一部分。如果交接只到此为止，那么随时都可能发生反复，因为其时老一代并未真正放心，也没有真正放手，他还保留着随时可以"翻盘"的资本。国之政权在过去被称为"神器"，老一代在交印之初对新一代不放心，需要考察一段时间，这很正常，当年邓小平也是如此。但在考察满意后，就要勇于放手，否则新一代核心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整个政权系统将陷入"双核心"的尴尬──这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集权体制的最大危险，百多年前的戊戌之变、十多年前的六四之险，都是这样产生的。 这种"放手"，需要极大的胸襟与勇气。盖因权、位、势、利，是联在一起的，"放手"即意味着真正放下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退下来做另一个"我"。其难度颇可等同于佛家的"断执着"、道家的"过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此关。纵然理智上明知为党、为国、为民须当如此，但又有几人能够不惜自弃既得利益、自折羽翼？何况还有亲朋戚友的请托之殷，依赖之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无疑都值得敬佩。邓小平以罢黜杨家将、江泽民以法办陈良宇的形式向世人表明他们已过此玄关，他们理当赢得世人的敬重。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较多，对人性的要求较低；而集权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较少，对人性的要求较高。对于中国来说，幸运的是，改革年代的两代领导人都经受住了这一人性与制度的考验。 只有被某种"媒体话语"洗脑的人才会相信，陈良宇落马是"胡对江的战争"。熟悉中共权力结构的人不难明白，没有江的首肯，这种"折其羽翼"的事不可能发生。笔者敢预言，接下来发生的将是由喜贵离开中央警卫局，以保证在十七大上胡锦涛时代的全面奠定。 在上海市32亿社保资金挪用案暴出后，笔者即撰文《刘淇、陈良宇、张立昌应该引咎辞职》，指出陈良宇应该因此案而引咎辞职。现在，陈因涉案而被撤职查办，确实令人振奋。这说明这个党仍有希望，无论是在权力更替等自我更新方面，还是在反腐的决心意志方面，此举都出于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料。当今之世，希望与危机、挑战并存，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能够走一条稳妥、渐进之路，既克除陈腐之弊，又不轻涉动荡之险。这样的路，只能寄希望于执政党的自我更新。在此之前，中共反腐则"刑不上大夫"、官场权力私有化却渐成气候，确实令人对未来难有信心；循此而下，中国的前景无非是"等死"与"找死"之别。这次的陈良宇落马，有如一声惊雷，令外间对执政党、对当政者耳目为之一新。此案突破了10年来的官场陈迹，一举破解了反腐、移权这两大困局，给国人以新的希望。 但愿天公重抖擞，更希望这一"良治"的势头能够保持、延续下去，则国之大幸，国人之大幸！ 陈良宇免职：中共17大权力斗争提前落幕 亚洲时报在线 潘小涛 2006年9月25日 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撤职的消息，在北京政坛造成的震汤，犹如引爆一颗小型核弹，因为这是继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后，十二年来首位被免职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去职，意味着胡锦涛与江泽民就中共十七大的的权力斗争，提前一年落幕，标志着江泽民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是胡锦涛时代的开始。 近日有关陈良宇地位不保的传闻甚嚣尘上，上月二十五日，追随他多年的秘书、上海宝山区区长秦裕突然因"严重违纪"，被免职及接受调查。当时外界认为，上海的反腐之火已烧到陈良宇身边，他连自己身边的重臣都已无力保护，显见他已成之瓮中之鳖。 秦裕被指涉及上海市三十二亿元社会保障基金的违规借贷案，而官方新华社昨天也是指控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这些指控非常严重。 但陈良宇无论如何也是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是中国二十三个最有权力的政治局委员之一，要撤他的职务殊非易事，程序上固然关卡重重，更重要的是，江泽民是他的政治靠山，而他也为江泽民捍卫上海这个权力根据地。陈良宇的去留，不仅关系他个人的荣辱，也身系江泽民和"上海帮"的政治前途。 因此，过去半年，江泽民等"上海帮"成员突然活跃起来。今年四月，江泽民先到母校参加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五一黄金周"登泰山观日出，然后出版《江泽民出访纪实》和《江泽民文选》。 此外，"上海帮"另一核心成员黄菊，盛传患了胰脏癌，本来从一月十六日起已没公开露面，但六月份他突然现身，出席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联合大会的开幕仪式；之后多次出席公开活动，前两天更亲自到钓鱼台国宾馆，出席首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的开幕式及致辞（又是"社保"问题）。显然，江泽民和黄菊动作频频，都是摆出政治姿态，企图阻止胡锦涛扩大上海的反贪行动，甚或出手保住陈良宇。 事实上，陈良宇在出事前一天（二十三日）晚上，还跟其他上海市要员，高高兴兴的出席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观看刘翔夺金。也就是说，直到前天陈良宇还没察觉胡锦涛的计划，而一天之后的政治局会议就宣布陈良宇的"政治死讯"，显见事出突然，应是胡锦涛在政治局发动突袭，将"上海帮"和陈良宇杀个措手不及。 政治局这个动作说明，胡锦涛和江泽民无法妥协，政治谈判已无法打破僵局，胡锦涛被迫出手将陈良宇拉下马，预示着双方已几乎"摊牌"。为甚么个性稳重的胡锦涛，会不惜与江泽民决裂下此重手呢？ 一方面，胡锦涛应已掌握足够证据，证明陈良宇所犯的问题。过去几个月，中纪委以"上海社保基金案"作缺口，不断攻破"上海帮"的防线，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长祝均一，到秦裕，逐步把焦点对准陈良宇。 另方面，胡要赶在下月中旬的中共六中全会之前，为上海的腐败问题定调。上海的腐败案曝光后，六中全会的主旋律就会变成反腐败，"上海帮"也会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胡锦涛就能利用中全会的支持，以反腐败为武器，进一步压缩对手和地方诸侯的政治空间，更随心所欲安排中共十七大的人事。 按照惯例，今年年底，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应大基本布局，部份被培养为接班人、书记处书记甚或政治局委员，都会在年底前作出部署，但陈良宇的去留不解决，胡锦涛也就无法就进行相关的部署。时间紧迫，错过六中全会就会夜长梦多，这就是他被迫突袭的原因。 经过此役，胡锦涛手上拥有更多牌可以对付"上海帮"，但为了政局稳定，上海的反腐之火应该不会往上烧，暂时不会波及黄菊及江泽民。自始，"上海帮"将会元气大伤，再难跟胡锦涛缠斗下去。当年以李鹏为首的"北京帮"，在陈希同事件后无力再跟江泽民抗衡，让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予取予携，今天的陈良宇事件，很可能也会让胡锦涛完全主导中共十七大。可以说，中共十七大的权力斗争，应已提前落幕。 （原载 DWNEWS.COM-- 2006年9月25日20:44:5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 [编者按：作者在文中感叹：再也不能容许被外族入侵打断自己发展进程的事出现了！如果没有1895的战败及其巨额的马关赔款，没有1931年的民族危机和1937年的大举入侵，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受到这一次次的发展中断，没有受到这一次次被强加的漫长的深重灾难，没有那50年的大中断、大苦难，中国人民决不会犯这么大、这么狠、这么长时间的这样一种错误！外族入侵 发展中断 大落后、大断层致使这个民族不得不长时间地集中几乎所有的力量与智慧来与外族破坏作殊死抗争，经济的正常发展与社会的正常生活失去了连贯的积累（不仅仅是指物质的积累），造成民族的发展误入怪圈。百年的外患尤其50年的巨大祸害对我中华民族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如此深远! ……近代以来，外部力量（尤其是日本侵华）对中华民族的戕害如此重大，灾难深重，但不经过这种荼毒和戕害，中国这头大象又如何走出封建社会？是浴火重生，还是停留在温情脉脉的田园诗时代？是中国不得不做的选择。不是打断不打断的问题，而是能否主动走到世界前列的问题。如果一味看到外部邪恶力量的作用，将会忽视内部落后势力的反动作用。] 《七千人大会始末》读后感 梁北岳 2006年9月26日 iamlby@163.com 2006年9月出了一本好书。这是一本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好书。系统、全面、深刻记叙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此书对大会前因后果和大会过程作出的记述十分公正全面，十分客观，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一作了客观展示和分析，对掌握全国政权的千万干部的思想也作了展示，作者的分析十分深刻、到位。可以说是写七千人大会的权威书籍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可以认为是中国人民跟着共产党一起犯的一场错误，是中国人民的悲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和悲哀。 中国人民之所以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在摆脱外敌侵略、破坏和压迫十几年之后，在选择了一个代表自己意志的新政权十多年之后，犯这样大一个错误，受这么大一次挫折，其原因除了大家都看到的那条党内极左路线外，背后还有什么深远历史原因？我想，还因为中国人民遭受内忧外患太久、太深了，时间长达一百多年，惨烈之深使几千万人民丧失生命，而且整个民族受尽凌辱（再说一遍，除了与苏联人民一样有的大规模死亡、受苦受难外，还有别的民族极少遭遇过的深深的受辱）。大跃进的荒唐和灾祸固然世界上仅此一例，但中华民族所遭受外族强加的长期的、深重惨烈的灾祸与侮辱，也是世界上仅有。一百多年没过过安稳的、有尊严的、丰衣足食的日子，换了任何一个民族，也会急于摆脱贫困啊！在那个历史时期，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六亿中国人汇成一种共同的情绪、一种思潮 那就是快点让国家摆脱贫穷，快点、再快点！加之中国绝大多数是农民，中共党内大多数人是农民，最高领袖也是个农民，这就注定了中国人民一时还遇不到一个明智的、透析世界历史的、冷静的、有足够知识和先进理念领导中国人民不犯这一错误的执政者。毛泽东的智慧是民族的智慧，毛泽东的错误是民族的错误，毛泽东的无知也是民族的无知。 老百姓脑热（老百姓是开始时脑热，饿过肚子后就醒了），共产党再一吹热风，最高领袖再登高一呼，一股洪流就形成了。它的惯性之大，一个七千人大会也终未能止住，以至滑向1966年文革，再沉闷地滚动到驾驭这个航船的伟大舵手死去，到1976年，不，到1978年才止住。多少追求真理的中国人探求、总结这一段荒唐历史的原因和避免的办法。我与本书作者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至今全社会的共识。但是，我真是找不出中国人民可以避免这一长达近20年的历史错误挫折的理由和条件。中国人民及其自己选择（以中国的方式而不可能是以西方习以为常的方式选择的）的执政党在经过百年巨大灾难造成的社会发展断层面前，实在是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平稳地治理和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一百年 二十年，就是这么一个逻辑，20年出现的事绝非偶然。 如果没有1895的战败及其巨额的马关赔款，没有1931年的民族危机和1937年的大举入侵，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受到这一次次的发展中断，没有受到这一次次被强加的漫长的深重灾难，没有那50年的大中断、大苦难，我们作为后代可以断定中国人民决不会不懂得治理自己的国家，决不会犯这么大、这么狠、这么长时间的这样一种错误！外族入侵 发展中断 大落后、大断层致使这个民族不得不长时间地集中几乎所有的力量与智慧来与外族破坏作殊死抗争，经济的正常发展与社会的正常生活失去了连贯的积累（不仅仅是指物质的积累） 造成民族的发展容易误入怪圈，经过二十几年摸索后才清醒过来。百年的外患尤其50年的巨大祸害对我中华民族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如此深远!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再也不能容许被外族入侵打断自己发展进程的事出现了！我们应当有这个认识，子子孙孙也不能忘记这种惨痛的历史逻辑。 理想主义者的中日观察 傅高义 经济观察报记者 黄一琨 2006年9月25日 1973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告诉自己的学生麦克法夸尔，"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也就是说，你必须站得更高更远，才能看清事实的全部。 后来，权威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以费正清的名字命名。现在，它的另一个曾经的领导者，76岁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和他的前任一样，试图与自己的两个研究对象──中国和日本──之间保持这种恰如其分的观察距离。他1958年开始学习日文，1961年开始学中文。从1958年到日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开始，每个夏天他都会来到东亚。而直到1987年，他才得以在中国广东进行了七个月的调查。此前，傅高义一直在毗邻广东的香港通过阅读来自广东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通过采访一些从广东到香港的人来了解中国。 在广东，傅高义发现一大批小工厂正在这里悄悄地兴起，他们的创办人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而广东的省政府与它下属的县级政府在对待偷渡客的问题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广东省的报纸上充斥着打击偷渡客的各类新闻，省政府对偷渡未遂者的处罚相当严厉。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则欢迎早年的偷渡客回乡办工厂。这些充满冒险精神和企业家才干的偷渡客们，成为中国早期改革最典型的影像。 现在，傅高义正在中国进行更长时间的访问和研究。他准备撰写一部关于邓小平时代的着作，试图以此描述出中国道路的轨迹，这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挑战。傅高义说，之所以用邓小平的名字命名这个时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设计者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战略思考，以及执行战略的坚定决心。 在傅高义看来，日本也需要一个像邓小平那样强力推动改革的政治领袖。但是日本没有中国那么幸运。日本从组织和体系上一直欠缺中长期的基本国策和实现它的综合战略。现在的日本，中央政府的规模正在缩小，对自由市场的信念正在加强，经过了结构调整的经济已经重新增长，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而积极进取、善于表演的小泉纯一郎显然不是一个了解各方面情况、能够组织好政府并善于同各方政治力量合作的领导人。他为日本设定的改革方向并没有取得全国共识，其对外政策则多次激怒邻国，使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即将成为新首相的安倍晋三更加年轻，也更缺乏经验。尽管他继承了自己的父亲、外祖父、外叔祖父的政治遗产，拥有来自于"吉田学校"的日本政治家的血统。这个未来的首相是否还会像小泉一样刺激中国的民族神经？这两个东亚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微妙的十字路口，这一话题甚至成为了华盛顿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热门话题。 能够使用流利的中文和日语的傅高义被中日两国都视为友好人士。他曾经负责接待了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哈佛大学，并且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党校演讲的外国学者。他是美国最资深的日本研究学者。他在1958年写作了第一本关于日本的着作《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他当时研究的日本家庭已经与他家成为了持续三代人的至交。他在1979年出版的着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成为全球畅销书。 有人把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视作一次失败的预测。他的儿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史蒂文也说："我认为我对日本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而我父亲是理想主义的。"但傅高义提醒人们需要对日本保持开放心态和必要的好奇心。即使是对经济学家已经当成教科书案例的"失去的十年"，他也仍然抱有异议。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知识水平仍然很高，日本并不是一堆破碎的泡沫。2000年，在《日本仍是第一吗？》一书中，傅高义仍然相信，美国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当时日本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他认为，有三个因素在日本的转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政治领袖赢得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日本必须变革；二，改革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使之能培养更会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性的学生；三，在国际舞台上以更开放、更富正面意义的姿态示人。这种观察与认知对中国同样有益。 日本需要邓小平那样的政治领袖 经济观察报：几年前您曾经说过，小泉是一个喜欢在政治上作秀的人，不是日本改革所需要的领导人，在他离任的时候，您还坚持这种判断吗？ 傅高义：小泉在电视面前显得很能干，这和日本传统的政治领导人不一样。直到最近30年以来，日本领导人仍然不习惯面对电视镜头。小泉不一样，他经常在电视中重复说明自己的一些观点，以显示自己和日本传统的政治家不同，可是遇到一些真正有挑战性的问题，他就不会回答。这个人对于政策和战略缺乏考虑，他想的就是如何利用媒体来赢得支持，对于外交更是缺乏了解，因此很可惜，在他的任期内没有与中国和韩国搞好关系，但是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很高。小泉的优点在于说话直率，但是作为一名改革者，他不能和邓小平比，邓小平有经验，有思想和广阔的视角。小泉在日本的改革上做了一些事情，但是缺少全盘的规划。 经济观察报：您是否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和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家没有办法相比？ 傅高义：日本政界以前有过很有名的"吉田学校"（日本最着名的政治家吉田茂组织了一个"政治教育机构"，被日本人称为"吉田学校"，从这所"学校"里走出的日本首相包括佐藤荣作、池田勇人和后来的田中角荣等人）。"吉田学校"的特点是把日本政府当中一些优秀的官员，比如大藏省的官员培养成政治家。在日本和美国，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而这些政府官员出身的政治家既非常能干，同时也具有战略眼光和政策头脑。当然，他们不像小泉那样会使用媒体。他们和邓小平比较接近，有立场和看法，小泉没有。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小泉的改革取得的最大突破是什么呢？ 傅高义：应该是邮政改革。当然小泉的改革也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日本在道路建设、邮政和农业方面都有一些"特殊法人"（类似中国的国有企业，是由政府设立并给予财政补贴、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机构），这些团体和日本政界的很多人士形成了利益集团。因此，小泉的改革得到了日本普通民众的支持，这也削弱了小泉的政治对手的财政基础。 经济观察报：您不觉得日本的改革需要小泉这样的突破者吗？ 傅高义：也有可能，但是我不认为小泉取得了突破。当然小泉很聪明，了解日本的国情，但他没有什么战略，没有系统的思考，只是讨好民众，这一点和邓小平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您对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战略如何评价？ 傅高义：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确实是一种探索。但是开放战略，邓小平始终没有动摇，无论是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后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1980年代末，西方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时候，他都坚持这一点。他知道中国必须融入全球化，必须吸收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虽然他的战略没有像国民经济五年计划那样明确，但是他有长期的思考和方向。 安倍会有更多的战略思考 经济观察报：对于即将接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据说他是因为在对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上态度坚决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是一个典型的强硬派。您认为这位新首相会对日本的对外关系起到什么影响？ 傅高义：我不是研究安倍的专家，但是我对安倍的背景有一些了解。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外叔祖父佐藤荣作都曾担任过战后日本的首相。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本来会接替竹下登成为日本首相，但是突然生病去世。这件事成为了安倍晋三竞选日本首相的最大动力。安倍虽然和小泉一样，没有太多官员的经验，但是他继承了"吉田学校"的传统，很了解自己的长辈们留下的政治遗产。 即使对安倍很有研究的学者也不太知道安倍将来会怎么做。因为虽然他被大家视作典型的右翼，但是他很年轻，善于思考，有战略思维。他希望与中国和韩国搞好关系。他的外交顾问冈崎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名右翼分子。他对日本的看法是，经过二战以后，日本一直处在美国的监督下，现在日本应该谋求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并且能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冈崎的想法会对安倍影响很大。安倍的右翼本色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会比小泉有更多的战略思考。 经济观察报：中日关系现在又处在了新的十字路口，您对未来如何判断？安倍这样的政治家和所谓的日本民间的右翼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傅高义：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看法很重要。中国现在无论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这几年的"向右转"和中国的崛起关系非常大。普通的中国人可能看不到这一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中国的竞争的确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还不知道安倍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但是他和小泉不是一样的人。最近中国政府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很明智，邀请了台湾地区的一些政治领导人访问大陆。对于日本，中国也可以采取一些灵活的政策，日本的态度也会有改变。这都取决于具体情况。我注意到安倍的讲话中对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讲得很模糊，没有明确表态，但是我想至少到明年8月份之前他都不会参拜。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他访问中国，劝他不要参拜靖国神社，给他一点面子，这样效果会更好。 经济观察报：最近日本国内披露了一份裕仁天皇的谈话备忘录，这份谈话录表明他反对将战犯灵位放入靖国神社祭祀，并因此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这一件事情使得日本国内对于靖国神社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傅高义：如果你问日本人应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都会说不应该。但是如果问日本人，中国能不能告诉日本能否参拜靖国神社，一般都会说不能，他们认为这是日本自己国内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其实大多数日本人希望两国搞好关系，21世纪亚洲的和平需要双方共同付出努力。 经济观察报：对于现在中日关系的僵局，美国是如何看待的？ 傅高义：如果你问普通美国人对中日关系怎么看，他们不会关心，因为这和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关系不大。但是如果问到华盛顿的知识分子圈子，他们会认为中日关系应该安定，美国应该支持日本改善中日关系，否则对美国不是一件好事。至于美国应该如何去做，考虑的人很少。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件事成为知识分子圈子的一个重要话题。 美国是日本的盟国，同时这两年中美关系发展得不错。但是美国不会做中间人，因为在中国看来，三国之间是二对一的关系，中国不愿意承认（美国的中间调解），日本也不愿意。美国只能劝说日本，不要在靖国神社这样的问题上制造麻烦，但是这种劝说不能通过公开渠道，因为日本认为这是它自己国内的事情。所以只能以私人的身份劝告两国的朋友们。 中日关系的稳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美国政府领导人里，这样的聪明人不多，能做这种工作的人也不多。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评价最近几年中国一些普通民众中的反日情绪？ 傅高义：我在日本公开演讲的时候说小泉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应该考虑邻国的看法，日本领导人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日本应该清清楚楚地坦白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同时，中国的电视台也应该播出一些能够反映日本现在状况的节目，增加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日本修宪这件事呢？ 傅高义：日本的宪法是在美国人监督下制定的。拥有一部外国人制定的宪法，而且长达60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因为冷战原因，这种状态一直没有改变。所以，日本修改自己的宪法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关键是内容。关于宪法第九条的修改，日本国内一定会有各种讨论和声音，这在开放社会里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日本最后决定自己宪法的时候，也是以维持和平为导向，我有这个自信。 这不是什么危机，这很正常。 经济观察报：您的《日本第一》完成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停滞。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很支持您的同事迈克尔·波特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提到的观点，认为日本的经济停滞原因在于政府对企业干涉太多，特别是金融和实业界互相持股形成的财阀制度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健康。您现在要纠正自己的观点吗？ 傅高义：我觉得自己没有错，我写那本书主要是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我那本书写的主要是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因，比方说他们的教育普及很成功，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犯罪率比较低，他们的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很高。这本书叫《日本第一》，并不是说日本的经济就是全世界最强的，而是说日本的很多方面都做得比美国好。因为当时很多美国人仍然觉得日本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他们不知道日本有这么大的成绩。 我不是一个经济专家，我写的那本书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研究日本。在日本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政府对高科技和金融产业的扶持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日本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泡沫经济，并且制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日本的企业制度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也需要改革，但是这种制度也有好处，就是给员工一种安定感和必要的福利。波特是个经济学家，他不会考虑工人们在医疗等方面的需要。 虽然外国人觉得日本在90年代做得不好，但是这一时期，很多日本公司仍然很成功，很多产业仍然是世界第一。虽然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服装等一些日本的传统出口产品没有优势了，但是在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并且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贸易赤字。所以不能把这十年叫做"失去的十年"。 要知道，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不可能总是保持10%以上的增长。我想，早晚中国也会有这一天，也许20年以后吧，经济的增长率会下降。这不是什么危机，这很正常。 不过，在这十年里，日本对中国的看法确实发生了改变。日本没有预见到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并且看到了中国实力的增长。竞争在全世界都存在，为什么日本惟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紧张呢？这是一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与日本看待中国相仿，1970年代末开始，日本的崛起也曾经让美国很吃惊。美国社会是怎么接受日本的强大这个现实的？ 傅高义：问题的解决，基本是1989年日本出现经济泡沫以后就接受了（笑）。当时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崛起确实很紧张，担心日本产品完全占领美国市场，比如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尤其汽车产业是美国最基本的产业，如果日本的汽车产业超过了美国，那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当然，日本企业家会在美国设立企业，企业雇用了美国工人，美国的州政府也有这样的要求。现在美国的每一个州都有日本的公司，每一个州议会的议员与日本企业也有关系，这会影响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 当然中国这么做有难度，因为中国现在的优势仍然在于劳动力廉价，在技术和组织能力方面不能和日本相比。我想将来中国也会把公司设到全世界。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 ----四个阶层的划分 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康新贵 2006年9月26日 摘要：组成社会大系统的不同人群，因其对社会稀缺资源--包括国家控制权力、生产资料及财富、社会资本、专门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拥有、控制的不同，形成了社会地位、职业、收入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阶层。本文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并对劳动者阶层的构成和利益需求做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本文认为，在当代，不同阶层间的妥协是民主的象征，是政治解决不同阶层之间冲突的理智和合理的方式。 关键词：四个阶层 阶层冲突与妥协 一、阶层的划分及标准 所谓阶层，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每个阶层都有其独立的群体利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目前中国社会分成国家与社会管理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这样10个阶层①（陆学艺 2002）。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认为，社会根据三种"市场能力"划分为三种阶级，即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的上层阶级、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场能力的中产阶级、具有体力劳动的市场能力的下层阶级② （李培林 2004）。 划分阶层的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拥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关系、消费水平、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因为影响人的社会地位的因素的多样化，不可能依据一个唯一的标准来进行划分不同的社会群体，使用综合标准，即以多种因素的组合进行划分，是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方法；同时，采用的标准和因素，应当是本质性、决定性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控制、占有的不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有了明显的、本质性的不同。 按照人们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本文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阶层、资本家阶层、中产阶级、劳动者阶层。稀缺资源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方面。 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将国家看成是最高利益集团的代表，国家的决策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表达。近年来的国家权力的实际作为表明，国家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有一定的独立目标和利益。同时，国家机关是由具体的各级官员组成，国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官员的行动成为现实。尤其在我国历史上，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国家具有极大的管理功能。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形成的历史惯性和文化沉淀，使得国家权力控制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代表着某些集团的利益，但也有自己的追求目标和利益。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片段，更是如此。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政治资本不是人人都可以享有，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稀缺资源，依其占有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就明显的产生了。 经济资本的占有和控制，首先是按照对生产资料的拥有的不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生产中是无与伦比的，是决定性的，甚至是唯一性的关键因素，拥有生产资料，便拥有一切。到20世纪中叶，"人力资本"的概念逐步为社会所接受，它被认为是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质，从而提高了对生产资料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科学技术这种稀缺资源的占有，也就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的概念也逐步被人们接受。社会资本强调人是处在广泛的社会结构之中，他动员周围存在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这种"社会网络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它以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和认可为基础，带有排他性和平行性的特征。这种对社会资本占有的不同，对公司的发展，尤其是对某些行业和中、小公司来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例如中介行业，律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等，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的作用是首要的，生产资料（办公用房、办公设施）的多寡是次要的因素。这种"社会资本"拥有的不同，同样也成为一种阶层划分的依据。文化资本来源于教育，很明显，一般来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乃至读过博士学位的人，比一个中学文化程度的人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水平的高低，也成为划分阶层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对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控制、占有的不同，其外部首先表现为职业的不同，一般来说，人们把职业看成是包含了各种资本资源占有使用信息的标准。以职业为基本标准，再辅助以收入、消费水平等指数进行划分，比较容易区分不同的阶层。四个阶层的划分，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划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结构上认识社会。 二、 阶层构成及社会地位。 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由中央、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权力的组织中的控制者组成，他们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走势。和哪个阶层组成联盟、倾向于哪个阶层；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的运行、调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强调的是实际控制者，以此将普通业务性的公务人员予以区别。 资本家阶层。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实际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他们以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和控制分配社会资源，通过对企业的控制，影响和控制社会。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通过资本运作获得利益。因为生产资料的拥有、控制仍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素，所以这个阶层对社会的经济控制依然有极强的能力，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 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划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间阶层的划分既有职业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含义。在形式上一般认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权利、专业技术知识的白领阶层，他们以知识的应用、行使管理权、特殊技能的发挥为主要工作方式。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中、高级公司职员、大学教授、高级专家、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持股人、企业承包人、高级营销人员、知名律师、中介行业的投资人、体育明星、歌星等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表现为中间阶层是介于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解；其次，中间层代表温和、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发展的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这个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成为社会的多数时，其生活、消费方式就保证了社会有庞大、可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有力保障。 所以，一个稳定、优良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即中间阶层人数较多，大资本家阶层和社会底层占较小的比例。如此，社会才能保持政治、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在我国目前，依然是中间层欠缺，是底层大上部小的"金字塔型"阶层分布，高层与底层的冲突得不到有力的缓冲；消费市场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减缓也与此有关，很明显，贫困的社会底层不可能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 因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在阶层划分中辅助性的指标收入、消费水平等，因地区的不同，其绝对值也就不同。例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年收入3万元左右可能达不到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在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年收入3、4万元的营销人员可能会被认为属于中产阶级。 劳动者阶层，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劳动为生。其划分标准以职业和收入为主。依职业、收入的不同，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 贫困型--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这部分人的生活极为贫困，是绝对生活贫困者。他们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衣、食、住、行对他们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为如何生存而苦脑，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学、意外事故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性打击，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员总数有6500万人左右③（孙立平 李强 沈原 2004）。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尤其是那些40-50岁左右的中年失业者及其家庭，这部分人的夫妻双方大部分只受过初等、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体力工作，现因公司不景气破产或停产、半停产，这部分人既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的经济增长产业，需要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的淘汰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工资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在他们目前连自己的生活都成为困难的时候，他们又不幸的是家庭的中坚，上有老、下有小，其家庭成员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上大学等较大的开支，都是他们无法解决的困难。他们在企业中长期从事单一、具体的体力性操作工作，没有经商做买卖的意识和能力，大量的民工涌进城市、大量的下岗、半下岗工人，使得小本经营买卖也变的竞争十分激烈和微利。从整体上说，他们的出路将会越来越难，他们比那些已退休的职工、比有一块承包地的农民更为困难，他们是改革利益的受损体。社会地位的下降、经济保障的灭失、城市生活中贫富的巨大反差、子女的前途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这一切，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 温饱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因地区分布的不同，他们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1-1.5万元左右。之所以将他们划分为温饱型，是说他们的生活刚刚脱离了绝对贫困线，他们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证，但他们依然很脆弱，面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疾病、失业、子女上大学、养老等问题，他们依然是束手无策，他们随时有可能因一个微小的振荡而掉进贫困型中。 发展型--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识、技能性劳动为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们依然属于劳动者阶层。与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相比，他们对工作的兴趣部分来自于生活的必须（解决物质需要）；部分来自于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和向上层流动的追求，他们渴望成功、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对自我成就等高层次需要有一定的追求。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在内地，在2万元左右。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为稳定，有初步的失业、疾病和养老保障，他们已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社会网络关系等稀缺资源，他们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声望。之所以说他们是发展型，是说他们通过阶层流动、身份转换，有可能上升到中产阶级甚至更高。 目前，在短时期内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不现实的，中产阶级的形成，第一要有较长的产业化阶段，在产业化阶段才能形成有规模的中产阶级；第二，由高等教育和科技进步造就大量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新职业和从业人员。从目前情况来看，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约50%④（李培林 2004），农村人口将近10亿⑤（孙立平 2004），在城市的从业人员中，绝大部分是普通的产业工人、普通的公司办事员、商业、服务行业的普通营业员、服务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劳动者阶层中的温饱型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在短时期内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成员是不可能的，较为现实和有希望的是，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中产阶级的预备队，是准中产阶级。通过造就庞大的智力型劳动者阶层，改变社会结构，使政治、经济、文化趋于稳定的发展。 三、阶层冲突与妥协 各个阶层，因其对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对社会的需求也就有所不同。这种对社会期望的不同，是对国家政策、决策的要求不同，尤其表现在对经济资源的分配上。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配置？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管理人手中，他们向哪个阶层倾斜？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在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均被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是建设者，似乎没有区别，只是分工职业的不同，然而实际上，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不同是明显的，是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绝对的社会阶层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种空想在今天被认为是有害无益的。但是，也绝不能在所谓机会均等的平等下，漠视、忽略各阶层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绝不能认为这是"合理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任其自然。尤其对劳动者阶层中的贫困型和温饱型，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可能随时因意外原因而崩溃。由于他们生活在绝对贫困线，实际上他们本人及家庭成员的"机会平等"也被剥夺了。如贫困山区的农民，无法供他的子女象大城市中的学生一样上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更无法上好的大学，他们子女的机会平等也就被剥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本来他的子女有可能通过受高等教育而进入智力型劳动者阶层。 对个人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对于人的需要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raham Maslow）的"需要层系理论"⑥(Frank Goble 1987)。这个理论把人的需要分成5个层次，依次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成就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对生存的需求。人们需要食物、水、住所、衣服、性交、睡眠和空气等，除空气可免费吸取外，其余都要从社会中通过一定的交换方式才能获得。该理论认为，一个缺少食物、自尊和爱的人会首先要求食物，只要这一需求还未得到满足，他就会无视或把所有的需求都推到后面去，他只对食物发生感情，而且感觉到的是食物、只需要食物。人一旦生理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就会产生对安全的需要，已拥有食物和住所的人开始关心他将来的食物和住所。对于劳动者阶层来说，他关心的是明天是否会失业，劳动中是否安全，生病后的医疗费支出，退休后的生活费来源等。这种对安全的需要，对每个人都是必需的，对劳动者阶层来说，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对中产阶级、资本家阶层、国家管理人阶层来说，他们已不存在这种包括生理、安全需要的低层次需求，他们关心的是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社会上层、尤其是国家管理人阶层"遗忘"了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人尚未解决安全需要甚至是生理需要，严重的社会阶层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历史上的饥民造反，当今世界贫穷国家的动荡不安，这里面固然有种族、政治等因素，但贫穷、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是参加人数众多的重要原因。 社会要稳定，稳定才能发展。对大面积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理性的社会应当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生理、安全需要，尽可能的使他们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培养高层次需要，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是文明和谐社会的标志和象征。事实上，收入的差距是在所难免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表现，问题是如何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促进收入平等。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很大的，但是国家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福利保障政策，可以大大缩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例如英国1994-1995年，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镑/年，与最下层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镑/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虑货币福利、实物福利和税收后，最终收入分别变为28640英镑/年和7720英镑/年，二者相比为3.7倍⑦（李培林 2004）。所以说，初始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收入差距丧失了调节能力。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大大缩小了收入的二极分化，缓解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英国的税收和福利政策，使最低收入者的最终年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是初始年收入的3.8倍；最高收入者的最终年收入与初始收入相比，则下降了约29%。可见，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和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方法。毫无疑问，对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而言，面对庞大的劳动者阶层，尤其是贫困型、温饱型的劳动者，他们的生理、安全需要，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家的税收、尤其是福利政策来解决，而不是以所谓"机会均等"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事实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中年人，因客观条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已不大可能转换职业角色向上流动。 如果说以封建专制为社会主要控制力量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以资本的所有和控制而形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今社会则进入多元化时代，多元化是当今社会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控制社会的政治力量、经济成份、文化意识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和发展。经济资本的多元化，生产资料、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共同发生作用，导致既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由资本家阶级单方面来决定国家的政策方针，国家管理人，不可能也不应当只是资本家阶级在政府中的代言人。中产阶级的崛起，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公平与正义理性的树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阶层划分的多元化，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能回避的社会问题。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可调和的矛盾，各阶层都是社会的建设者，因此，阶层之间的相互妥协是必须的，也是可能、可行的。可以这么说，阶层间的妥协是民主的象征，是解决阶层间冲突的重要政治手段和途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那种阶层之间排他性、消灭性的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是危险的和非理性的，非暴力、合法的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将会长期存在，在这种竞争中，国家管理人作为调控人与参与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每个阶层都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在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中代表本阶层的利益发表意见。这种利益表达的协商、妥协机制，可以较好的、合理、合法的保护各阶层的利益，避免阶层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因为冲突造成的社会动荡对每个阶层都不是什么好事。同时，职业的上升流动被认为是社会的政治"安全阀"。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可以直接改变、改善劳动者阶层的生活状况，增加其安全感和满足感。上升流动渠道的畅通，使人们树立一种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学习，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去经营，就可以成功的信念。当这种良性竞争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而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我国目前，通过教育，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劳动者，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阶层的状况，并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建立畅通的意志表达渠道，形成阶层间的对话、抗争与妥协；改善劳动者阶层中贫困、温饱型成员的生存条件，是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象征。 参考文献： 1.M主编
陆学艺 《当代中国十大阶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作者 康新贵 ，民主建国会会员 大学文化 职业 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工作单位：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广州晋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手机 13719638510，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劳动者阶层强烈要求参政议政 ----兼评《中国新阶层掌握10万亿资本强烈要求参政议政》 康新贵 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2006年9月17日 kxglawyer2005@126.com 摘要：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在四个阶层中，国家管理人当然的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尤其是资本家阶层实际对社会的控制已远远超过书面的规定，而劳动者阶层，包括工人、农民、无业人员，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劳动者阶层没有自己的代言人集团，不能有效的进行参政议政，是劳动者阶层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劳动者阶层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行业工会和农会，是改变本阶层生活状况的唯一合法途径。 关键词：四个阶层、工会和农会、政治参与。 一、二个新闻的巨大反差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新阶层掌握10万亿资本强烈要求参政议政》，《乌有之乡》网站2006年9月14日予以转载。该报道大意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日前表示，要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后备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据相关统计，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副主任张献生向本报记者指出，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具备一定企业资产规模且政治素养又不错的代表性人士，另外就是一般的非公经济人士。后者主要是由各地的工商联配合开展，中央统战部主要就是做这些代表性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经济实力强、社会影响力大，又具备参政议政能力。凡是参加统战部组织的培训班，或者其他中央统调的学习培训代表们，都是政治能力相当强的分子，就很有可能按照我们的会议精神，作出一定的选拔任用等其他政治安排。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叶笃初说，现在如此强调对非中共人士的培养任用用意是很明显的，我们需要广揽新社会阶层人士，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与执政党一起挑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 2006年9月12日，《乌有之乡》网站转载《经济观察报》的报导："温岭刮起'农会风'遭遇政府审批难题"。说是浙江温岭市箬横镇东浦村农民王妙增等代表温岭市12村镇的180多名农民代表，向温岭市民政局申请成立"温岭市农会"，未被受理，王妙增等又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未受理案件也未裁定不予受理，只是口头答复"不予立案"，后王妙增等将诉状取回。 两个新闻形成巨大的反差。 二、劳动者阶层没有自己的代言人集团，不能有效的进行参政议政， 是劳动者阶层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①，劳动者阶层主要由工人、农民和无业人员组成，劳动者阶层目前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新的社会阶层受到政治上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也就是说新阶层控制着中国经济相当大的一部分。新阶层分两类，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一是具备一定企业资产规模且政治素养又不错的代表性人士，另外就是一般的非公经济人士。后者主要是由各地的工商联配合开展，前者经济实力强、社会影响力大，就很有可能按照会议精神，作出一定的选拔任用等其他政治安排。按照四个阶层的划分，很有可能作出一定的选拔任用等其他政治安排的属于资本家阶级，由各地的工商联配合工作的是中产阶级人士。 实际上，资本家、中产阶级，尤其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控制、影响力早已远远超过了表面上法律、政策所规定的权利。本人不反对资本家、中产阶级参政议政。问题是中国社会由四个阶层组成，国家管理人当然的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资本家阶级实际对社会的控制已远远超过书面的规定，而劳动者阶级，包括工人、农民、无业人员，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工人阶级只是书面上的领导阶级，实际上已沦落为弱势群体，领导阶级尚且如此，被联盟的农民就可想而知，至于无业游民，不说也罢。 改革，就是改革旧制度，创设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中如何安排四个阶层的利益？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等社会稀缺资源。这些有限的资源对每个阶层来说都是想要得到的，这就造成各阶层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冲突，这是阶层矛盾的发源地。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阶层在四个阶层中属弱势群体。很明显，弱势群体不可能与强势群体进行平等的竞争，这是劳动者阶层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最少或成为利益绝对受损体的主要原因。劳动者阶层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利益，从而引发日益尖锐的阶层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社会就失去了稳定发展的基础，只有稳定才能发展。 劳动者阶层的弱势，一是不占有经济资源，二是没有政治权力。劳动者阶层主要由工人、农民、无业人员组成。工人有一个名义上的政治组织--工会，但大部分基层工会组织是名存实亡，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进行抗争，没有基础组织的全国性组织，也只能是一摆设；农民和无业人员则无任何组织，无组织的个人如何参政议政？在各级人大、政府讨论制定新制度的程序中，没有劳动者阶层自己的代言人团体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就不能代表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就只能是被剥夺。 三、劳动者阶层自己的政治组织--行业工会和农会 劳动者阶层要改变本阶层的生活状况，要从建设劳动者阶层的政治组织做起，包括基层组织和全国性的组织。从政治上组织起来，从经济上成为利益共同体。当劳动者阶层的组织足够强大、能够和强势集团相抗衡、竞争的时候，就能够得到本阶层应当得到的利益。劳动者阶层的政治组织，行业工会和农会就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很明显，行业工会和农会具有鲜明的特色，在对内组织上，相同的行业特点及相同的利益需求，使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工会、农会组织之间更容易沟通、更容易相互理解和认同，从而达成一致意见，同时，相似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使劳动者易于采取共同行动。 当劳动者阶层以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形式出现时，就自然能够进行参政议政，干预、影响国家的各种政治生活，制定有利于本阶层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资本家、中产阶级的代表已被统战，小小的温岭农会能否获得批准？希望与幻想并存。是要对少数人民主，对多数人专政？还是要全中国人民共同享有民主，这是一个分水岭。 参考文献： 1．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 网络 《学说连线》 2005年12月18日。 （作者 康新贵 ，民主建国会会员 大学文化 职业 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工作单位：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广州晋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750号广联大厦16层1607-1611室，广州晋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电话：020-87618177 87763471 传真 02087763470 手机 13719638510，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不批准农民建立农会是在政治上排斥农民 ----“温岭农会”:一个历史的新开端 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康新贵 2006年9月15日 2006年9月12日，《乌有之乡》网站转载《经济观察报》的报导：“温岭刮起‘农会风’遭遇政府审批难题”。说是浙江温岭市箬横镇东浦村农民王妙增等代表温岭市12村镇的180多名农民代表，向温岭市民政局申请成立“温岭市农会”，未被受理。王妙增等又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未受理案件也未裁定不予受理，只是口头答复“不予立案”，后王妙增等将诉状取回。2006年9月6日下午3时许，70岁的温岭市箬横镇东浦村农民王妙增，前往温岭市民政局，第二次递上《温岭市农会筹备申请报告》。 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阶级主要由工人、农民和无业人员组成，劳动者阶层目前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每个阶级因其社会地位的不同、对经济资源的占有不同，对社会的期望也就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并试图使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如此，阶级之间对稀缺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意识形态的竞争就成了一个永恒的社会现象。 在这样一个各阶级共存的多元化社会里，各阶级必须在相互竞争中相互妥协和让步，在妥协中达成一个基本一致的共识。如何才能在竞争中相互妥协？当今中国社会，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集团参与政治协商，如工商联、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等，这些政治组织和党派，大都由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人员组成。其代表人通过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政府进行参政议政，表达本阶级的利益。而劳动者阶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团体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这是劳动者阶级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最少，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成为利益受损体的主要原因。 中国目前的人口组成是，全国人口近13亿人，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约50%，农村人口将近10亿。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7%。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如此之高，人数如此之多，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进行参政议政！在基层，只有村民委员会，但村民委员会只是一个管理本村事务的管理型组织，不是政治组织，且村民委员会之间无横向联系的组织和机制。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占总人口77%的农民排斥在外。不批准农民建立农会，是在政治上排斥农民。 温岭农会的设立，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设立温岭农会能否获得批准，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考验。 夏业良：须加快政改停止钳制思想 记者：海涛 香港 2006年9月3日 北京大学学者夏业良说，中国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有必要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夏业良还说，打压维权人士和自由派民主人士，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夏业良还要求当局停止对思想的钳制。 *避不开宪政民主分权制衡*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无法回避政治体制、政党、宪政民主以及权力制衡等基本核心问题： "要讲政治体制改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宪政民主的问题。即使你现在不能实现，那又没有一个时间表，或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从权利制衡来讲，不管是三权分立、四权分立，对权力一定要有个制衡。对这个根本问题，中央领导人从来没有回答过。" *胡温对政改"不能不作为"* 北大经济系副教授夏业良，近年来一直研究宪政经济学，探讨政治制度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要发展经济，宪政民主是一个绕不过去、无法回避的问题。他对"胡温新政"在这方面的"不作为"感到失望： "过去外界，还有国内，对胡温有一种期待，在他们正式掌握权力之前。人们认为胡温将来会超越江时代。因为他们比较年轻，思想比较开放，改革开放的步子可能会更大一些。当时他们没有这样做，可能还因为没有完全掌握权力。后来大家发现，这种期待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他们全面掌握权力后，并没有看出积极的动态。" 夏业良说，胡锦涛曾几次说，中国绝不会走三权分立的道路。他到美国访问，人家问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的回答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夏业良认为： "这种答覆，已经不是一种非常诚恳的、实事求是的从中国情况出发来作出的回答，而是一种政治策略，一种回避的方式。他说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这种说法，显然跟我们国内大多数人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政治打压损害经济发展* 记者问中国打压像高智晟这样的维权律师和其他民主自由派和宗教界人士，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夏业良的回答是肯定的： "当然会影响。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是密切联系的。如果西方的企业家认为在中国的投资环境经常会有政治因素或法律因素的干扰，他们肯定会影响信心。包括普通的教师或商人，到中国总希望在政治上能更加开放。这样，他们做生意或生活才会有保障。" 他说，在中国，经常有些不同政见的人，以不充份的法律理由遭到逮捕，或长期拘留，得不到公开司法审理。这种做法，的确破坏了法制。本身中国的法制并不健全，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法制体系。 夏业良说，在这方面让我们特别担忧，很多学者，可能昨天还和我们在一些，今天呢，他也许就会被控制起来了。包括有些人虽然没被直接逮捕拘留，但至少他在通电话、个人行动方面，时不时会感到有人在监听或跟踪。这就让人感到人身的不安全。 *钳制思想党管学术* 夏业良说，自由派人士受到打压，自由派学者的思想也受到钳制。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还是由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加以严格控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国家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有自由的空间，可是在中国，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都是由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作出的。这个办公室就设在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里。" *《讨伐中宣部》观点的代表性* 北大新闻学院教授焦国标因为写了《讨伐中宣部》一文，被清理出了北大。但是，夏业良说，他们都认同焦国标的观点，只不过不会采取焦国标那样的表达方式： "从总体来说，大部份中国知识分子是认同焦国标的观点的。只不过不会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用那种方式来表达，但我想，大家在内心中是认同的。" 夏业良在2004年曾参加了经济学者、专家与会的"西山会议"，当时，他就提出了要把共产党的党产和国家的财产分开的理论。在2006年的"西山会议"上，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提出了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夏业良说，作为理论探讨，他完全支持贺卫方的观点。 威权政府能否牢牢控制局势？ ──中外学者争论全球化背景的中国转型 2006年8月 八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从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邀请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新泽西举行题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具有不同学派倾向和职业的专家就如何解读“郎咸平现象”、人大搁置物权法草案、“西山会议”以及风起云涌的所谓群体维权事件及其间关联，进而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动力机制，前景与应有的选择。对于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专家高度共识；但对中国问题的动因、前景和解决途径，专家们则热烈讨论。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黎安友教授介绍了美国对华政策圈中对于中国前景的看法。有人对于中国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经济发展会发育强大的中产阶层，尔后会要求民主；也有人持悲观态度，断定中国会在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持续恶化中崩溃。他本人认为，中国的威权政府已经建立一套具有自我调整韧性的执政机制来控制局势和化解问题，应当可以延续。但他不理解为什么执政者要残酷地对待陈光城和高智晟，认为这会损害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不是理性行为。 多维新闻总编辑何频认为，与乐观的外界不同，中国目前的党政领导是危机感最重的群体，他们几乎都忧心忡忡。但是据何频观察，中国现存的问题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是“问题”，对共产党执政来说，则不一定是“问题”，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压力的因素，其实有助于巩固政府统治。例如社会差距分化，使得体制吸纳各阶层精英成为执政支持基础；腐败则使得精英成为现体制的拥护者；多元化反而软化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同时，政权的无底线弹性行为使之具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因此，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改革和解决根本问题的动力不足。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现今中共仍然是靠高压维持其统治。如果说现在的高压看上去不那么严厉，那是因为长期的持续的高压造成了普遍的恐惧效应。大部分民众因为对抗争失去信心，只好接受不公正的既定秩序，回过头来追逐一点具体利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极大的社会不公正之上的，所以它总是处在危险之中，当局始终不敢放弃高压。如果压制失灵，后果可想而知。如果压制能够成功地继续下去，中共势必会变得更骄横，对自由民主理念更蔑视，更有敌意。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张伦不同意目前统治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正在出现新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危机恰恰来源于以往执政者推出的解决执政危机的措施，因此不能靠既有的方式加以解决，必须寻找新的途径。一些问题会持续恶化，在现制度的约束下，很难有足够的动力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持续恶化会冲破制度，也就是说，体制不能自我和平调整时，突破体制的变革会发生。他还认为，目前的维权运动就是在现体制框架内和平解决问题的最后的机会；如果持续镇压维权运动，中国的前景将不妙。 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中国目前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是，现有体制的约束使得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左派与右派相互平衡来纠正失误；中国政策一左一右的摇摆，实际上是相互配合，加剧矛盾─�秦晖称之为一伸一缩的“尺蠖效应”：右派豁免政府的责任但没有足够地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左派强化政府的权力却没有足够地要求政府的责任；左派占上风时国家增加占有国有财富的比重，右派占上风时又将国家提取的资源通过腐败和不公正转给权势者个人。这种体制中的劳动者收入低下并起缺乏福利和保障所导致的低生产成本，使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有很大的竞争力，得以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中延续。 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认为，对中国的问题需要做具体分析，不同的问题成因，后果和解决方式不同；专家应当从专业角度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他研究土地制度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近年来许多恶性冲突的原因。他认为，解决方案应当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后，方能堵死权势者不公平地牺牲广大农民利益作肮脏交易的可能。从经济史看，各种政治制度中都有土地私有制；他强调，关键是执政者有足够的理性和责任感重视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土地私有化方面，中国已经有理性的呼吁，但还不够，还要解决某些非经济领域方面的问题，才能实行私有化，消化目前的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中国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 当年邓小平认为，问题是经济；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就满意，政治就稳定。但是，江时期后期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年后社会问题丛生，于是胡鞍钢和王绍光提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社会不公正，这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康晓光则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不公正，但社会不公正不一定导致政治不稳定；现在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建立铁三角同盟维持对大众的盘剥，而且很稳定。这两项分析表明，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国家行为失当造成的。秦晖对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公共卫生制度改革的分析表明，经济导致的社会问题是在政治制度中形成的。因此，问题是政治造成的。中国问题必须通过政治制度改革解决，但是现在政府中动力不足，需要民间力量的壮大和形成压力。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认为，在反思改革时我们不能不反思作为显学的经济改革理论的困境。中国的问题有特殊性，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不同。他举例说，中国政府总是控制过热经济并不符合世界经济的一般规律。西方经济专家担心经济过热主要不是担心增长率太高，而是担心劳动力需求导致工资上涨和通货膨胀，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国的过热是中国自己的非经济问题造成的。要解决，不能不正视由于回避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盲点而产生的问题，不能不正视政治制度差异导致的经济体制在不同国家造成的差异。 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尊声教授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要从政治和经济层面来研究,同时要注意技术和环境层面的问题。比如说世界能源短缺是一个举世公认的问题。目前美国平均每年每人消费25桶石油,而中国人均只有1.4桶。只要中国把人均石油消费提高到美国消费水平的四分之一,就远远超过世界石油的供应能力。但开发新能源、摆脱对有限的石油资源的依赖在技术上没有突破,这将急剧增加经济成本并加剧在国际范围内对石油和其它能源的争夺。中国的崛起不仅会受到能源制约，同时也受到环境制约。中国现在90％的河流不符合健康饮用水标准。环境破坏严重程度之深骇人听闻,己使治理环境成本超出国力承受水平。再加上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严重问题,尹尊声教授认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不容乐观,对中国的崛起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请点击“政治文章汇编一”继续查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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