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本网每天都接到大楼的社会来稿来信，有些来信附到了相关文章的后面，有些来稿由于篇幅短小，为了节约目录资源，我们将相关的文章分类，汇成几集，成册阅读。下面的文章有目录引导，一目了然。]
社会建议与理论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4月9日 目录 1、王天灵：《娃哈哈遭遇合资陷阱：达能将强行并购！》 2、王天灵：《被忽悠的自主创新与“拒绝国货”》 3、梁北岳：《十二项环保建议》 4、中国劳工通讯第57期： 《大学生对煤矿的调查》 5、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故事梗概 6，南雁：《金融战争已经开始》 7，胡星斗：《缓解医疗困境、实行免费基本医疗制度的建议》 8，胡星斗：《结束信访，设立冤案申诉局》 9，胡星斗：《中国男性主义宣言》 10、安替：《特别费案是马英九自己的政治成人礼》 11、欧阳君山：试说“官家主义”——在博闻讲坛第一期上的发言 12，旷新年：《民族主义与中国》 13，中国最大的失误是让人民远离政治 14，秦晖：《拒绝“原始积累”》 15，何必：《国学、汉学热就是逗你玩儿》 16，世界银行：《中非贸易关系》 17，能源蓝皮书《2007中国能源发展报告》正式发布 ------------------------------------------------------------------------------------------
发信人: li li li <wtl999@yahoo.com> 收信人: zdjun@163bj.com 主题: 娃哈哈遭遇合资陷阱 日期: 2007-04-03 15:49 仲先生：寄上一篇文章，请酌。王天灵, 四月三日 娃哈哈遭遇合资陷阱：达能将强行并购！ 王天灵 半个月前的3月20日，本人在读到娃哈哈老总、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先生在“两会”期间有些得意的一些发言，如“我到法国访问，达能公司为我升中国国旗”之类的虚言，深不以为然。同时，看到娃哈哈目前的股权结构，深为之担心，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娃哈哈，我就是法国达能公司的“金牛”》（ http://vip.bokee.com/255579.html ），并在文末有如下评论： “宗庆后先生在人大会上提案要防止外资控制我国关键行业，但娃哈哈本身就处于被外资控投地位。如果达能真的行权，娃哈哈的控制权、包括宗先生的董事长的位子，会立即落入法方之手。但现在娃哈哈一切顺利，达能又何必换将。” 没有想到，就在今天，法国达能公司已经开始行动了，要对“娃哈哈实行强制并购”。见“经济参考报”3月20日报道：宗庆后后悔了：合资之初达能于“不经意”中设套，十年之后娃哈哈遭遇强行并购（2007-04-03 记者:张乐 裘立华 王小波，来源:经济参考报） “由于当时对商标、品牌的意义认识不清，使得娃哈哈的发展陷入了达能精心设下的圈套。”宗庆后提及当年签署的一份合同追悔莫及，“由于本人的无知与失职，给娃哈哈的品牌发展带来了麻烦与障碍，现在再不亡羊补牢进行补救，将会有罪于企业和国家！” 娃哈哈的创办者及掌门人宗庆后，最近遭遇了一件忧心的事：法国达能公司最近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并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达56亿元、2006年利润达10.4亿元的其它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 “一旦得逞，中方将丧失对娃哈哈的绝对控股权。”宗庆后对此显得忧心忡忡。 不经意的条款 却是精心的布置？ “我们陷入了它精心布置的圈套。”宗庆后说，1996年，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公司、香港百富勤公司共同出资建立了五家公司，共同生产以“娃哈哈”为商标的包括纯净水、八宝粥等在内的产品。当时，娃哈哈占到了49%的股份，达能与百富勤加起来占51%。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百富勤在境外将股权卖给了达能，使达能跃升到了51%的绝对控股地位。当时，达能立刻提出，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与其合资的公司，但遭到了国家商标局的拒绝，因此后来双方改签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 让宗庆后没有想到的是，合同中一项看似不经意的条款，却让娃哈哈在日后陷入了被动。双方在合同上签署有这样一条“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这一条款简单说，就是娃哈哈要使用自己的商标生产和销售产品，需要经过达能同意或者与其合资。”宗庆后说。因此这10年来，娃哈哈相继又与达能合资建立了39家合资公司，占目前娃哈哈集团公司下属公司总数的39%。 然而，合资以后，双方的合作并不愉快。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企业实力的迅速增强、产品营销网络的日渐健全和产品形象的深入人心，娃哈哈亟须通过规模扩张和跨地区设厂来扩大产能。然而在投资建厂等诸多问题上，达能却与娃哈哈意见相左。比如，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同时也为了完成企业产品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娃哈哈的决策层希望能够参与到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持革命老区、国家贫困区、三峡库区建设等项目中去。但达能因为顾虑这些地区的消费能力，不愿意进行投资。因为是合资方，达能不愿意投资，娃哈哈也不能自行投资。双方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而就在此时，达能收购了当时娃哈哈最大的竞争对手乐百氏。这让宗庆后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不安。在意识到与达能的合作不仅不能产生积极的意义，甚至还限制了娃哈哈的发展之后，1999年，宗庆后和中方决策班子商量决定，由职工集资持股成立的公司出面，建立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公司。 这些公司大多建立在西部、对口支持的革命老区、国家贫困区以及三峡库区等当初达能不愿意投资的地区，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到2006年，这些公司的总资产已达56亿元，当年利润达10.4亿元。 或许是良好的业绩让达能觊觎。几年后，达能突然以商标使用合同中娃哈哈集团“不应许可除娃哈哈达能合资公司外的任何其他方使用商标”为由，要求强行收购这几家由娃哈哈职工集资持股成立的公司建立的、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公司。这让宗庆后恼火不已。 宗庆后说，这些年来，娃哈哈为了履行合约，就连不是与达能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也是通过双方合资的销售公司进行销售的，这已经为达能赚取了巨额利润，现在达能又要以低价并购其它公司，完全没有道理。此外，娃哈哈集团公司与达能公司都是合资公司的股东，一方股东限制另一方股东的发展亦有失公允。 “达能公司一直压低在娃哈哈的投资额，而且员工的工资、福利亦不愿考虑。”宗庆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0年来，达能在娃哈哈仅投资了1.7亿美元，连买设备建厂房的钱都不够，至今缺口尚达16.04亿元人民币，全靠娃哈哈的资金在周转，而这10年来达能已获分红3.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1.39亿元，而且合资公司的资产还增值了51%。 “我们当初的许多投资决定，都曾遭到达能的抵制和反对，并拒绝投资。但当娃哈哈将企业办好了，产生经济效益了，达能却又要强行投入。对于一些暂时还产生不出效益的，达能已投入的亦要求退出。”宗庆后对于达能的功利做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同时，近10年的接触也使其对达能的管理能力和实际目的产生了担忧。 达能公司在中国除了收购娃哈哈的39家企业之外，还收购了娃哈哈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广东乐百氏饮料公司的98%股权。“但它接管后，乐百氏就一直亏损，这让我不由为‘娃哈哈’的品牌担忧。” 并购不为做大，套取巨额资金才是目的 10年接触，宗庆后不断揣摩达能合资和并购娃哈哈的真实目的。“最开始，我们只是单纯地认为，这是达能对娃哈哈企业品牌形象及其生产销售能力的认可和肯定，但其在中国境内接连不断的并购举动及其并购后的表现让我们渐渐认清了达能的真实目的：达能并购娃哈哈以及中国其它一些大企业的行为，不是为了将这些企业经营壮大，而是为了资本运作——将中方企业股权低价收购后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或上市，以套取巨额资金和利润。” 宗庆后说，目前已有达能在中国将豪门啤酒厂等收购后再高价卖出的案例。10年来的合作证明，达能公司来中国，扮演的是一个财富瓜分者的角色，而非一个善意的合作者和财富的共同创造者。 宗庆后担心，一旦达能以51%股权的优势拿走娃哈哈的控制权，则娃哈哈极可能重蹈乐百氏的履辙。“到时娃哈哈两万员工怎幺办？娃哈哈这个品牌怎幺办？” 行为违反国家规定, 专家呼吁反垄断调查 据记者了解，目前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10强企业中，除了已收购娃哈哈的39家企业和乐百氏98%的股权之外，还收购了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的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的股权，以及汇源果汁22.18%的股权。同时，达能还收购了奶业企业蒙牛50%的股权，以及光明乳业20.01%的股权，这些企业都拥有中国驰名商标是行业的排头兵。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李国光认为，达能公司实际上已经对中国的饮料业进行了垄断，严重违背了国家六部委《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中“并购方在中国营业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境内资产拥有30亿元以上，境内企业超过15家，必须报经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审查的规定”。 李国光认为，从娃哈哈与达能的商标使用合同来看，确实娃哈哈因签订了那幺一条不公正条款而受到了限制，但这个合同可认为是娃哈哈主观上失误导致的“缔约过失”，显失公正，可请求采取行政协商解决，废除合同。 同时，李国光认为，也可对达能进行反垄断调查，按照国际惯例，采取法律手段强行解除其垄断地位。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与会的多位企业家代表不约而同地递交了关于尽快出台《反垄断法》的议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商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认为，控制外资并购、防止行业垄断，符合国外立法潮流和国际惯例。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很早就开始外资并购审查和反垄断立法，防止外资通过并购控制国内行业、实施垄断进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如德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导致收购方产生或强化市场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加拿大规定，超过两亿美元的并购协议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方可生效；美国国会和政府对外国并购更是层层把关，多道设防。 “通过立法对外资恶意并购和垄断进行审查，既符合国际潮流，也是对外交往中对等原则的体现，更是保障经济安全、扶持国内企业的有效法律手段。”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邦良说。 发信人: li li li <wtl999@yahoo.com> 收信人: zdjun@163bj.com 主题: 一篇文章 日期: 2007-04-02 18:26 仲先生：寄上今日所撰文章一篇，请参酌。王天灵, 四月二日 被忽悠的自主创新与“拒绝国货” 王天灵 我们总是许多事情说得漂亮，但真正实行，往往是另一回事。虽然“制造大飞机”的事情，国家最近正式立项了。但姗姗来迟的整个自主创新战略，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却一点也不敢让人乐观。反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早就该做而至今没有眉目的事情，让人担心伟大的“自主创新”战略，正在成为一场“只听楼梯响，少见人下来”的做秀。 首先是最近一些地方的政府采购中，仍然接连出现“拒绝国货”的情形，一些城市的商业街建设中，公开排斥国货的事情也有报道。且许多人视之为正常，“没有什幺也不起”！也没有看到决策层对这些问题的高度重视，因为即使有内部批示也对改变整个社会的氛围没有作用。 还有，就是龙永图们所鼓吹的“凡是在中国生产产品，并向中国纳税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的谬种流布，余毒不散，正深刻影响到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再者，就是受龙永图们的影响，我国在政府采购上的实际作法，太超前“国际标准”了。比如，在美国，只有在本地增加值超过50%的产品，才能算作是美国产品，也才能列入美国政府采购的范围。但联想的电脑产品即使在美国的增加值已经超过50%，同样不能被列入美国政府采购的范围。 如果按美国的政府采购标准，英特尔、微软、戴尔之类，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没有超过5%的，根本就不应该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的名单，除非是不得已而用之。但实际上呢，这些货们的产品，往往都被我们政府采购内购为“必须采购名单””，尤其是地方政府更严重。要知道，地方政府是中国政府采购的主力军！ 所以，真应该请龙永图先生首先向美国政府去宣传“凡是在美国生产产品，并向美国纳税的企业，就是美国企业”高论，并在美国人相信了之后，再回来忽悠中国人。在这种恶劣的情形下，听说我们还准备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规范的国际谈判。 这事要是在战略上拿捏不好，会给国家的自主创新造成毁灭性的损害！除了我们的政府采购在实际上不支持中国的自主创新这一令人难堪的事实之外，还有就是国家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权威机构的缺失，以及立法大大大大的滞后。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主管自主创新的高层跨部门机构，比如说“国家自主创新工作领导小组”之类。 因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平级的部门之间协调起一些事情来，即使是不大的事情，都太困难了。没有有权威的高层机构来领导、规划、协调进自主创新战略，重大自主创新的推进，只能是“雪拥蓝关马不前”！ 还有就是法律的缺失：自主创新提出几年了，我们甚至还没有一部“自主创新促进法”之类的超越部门利益的法律。只有一些领导人讲话、一些部门的文件、一些这种那种的规定，但这些东西没有硬的约束，谁会真正重视这些呢？在外国公司有组织的、强大的游说力面前，有多少人能够抵挡，又为什幺又抵挡？ 光看看李书福、李东生、宗庆后、黄鸣、王晶等多少企业家呼吁了那幺多，但没有看到到对决策层起什幺触动！因此，自国家高调提出自主创新以来，虽然整个社会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整个自主创新战略，仍然停留在表面上，甚至表面上都被公开挑战（如政府采购中变相歧视本土企业的事情），缺乏有战略、有系统、官民合力的实实在在的推进和落实！ 国家已经将将2020年确定将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年份，仅余十三个年份了，很快就会过去。任何的犹豫和动摇，任何战略上的被误导，都将使这一伟大的目标落空。 以目前的节奏、措施、左摇左摆、以及为政治外交而进行的巨大对外采购，以目前这样的没有真正响动的、缺乏战略执行能力的表现，自主创新战略不会真正取得进展，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很难实现。 这决非危言耸听！或许，我们需要这样的危言耸听。
发件人："iamlby" <iamlby@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3-26 15:13:2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十二项环保建议 十二项环保建议 梁 北 岳 建议一：应作出行政规定，硬化地面尽量采用透水砖，让雨水渗透到地下。小区内停车场、大型集中交易市场、人行步道、工厂机关学校等有大块硬化地面的公共场合，今后凡新建的，都要采用透水砖铺设，其垫层也不要采用会硬化的不透水的水泥砂浆。原则上不得采用整体水泥地面的硬化方式。可由建设部门作出规定。 建议二：用行政手段推广节水式马桶。政府可采用招标方式选出若干种符合一定节水指标的并且廉价质优的产品，实行准入制。淘汰高耗水马桶。 建议三：对新建的住宅小区和大型建筑，用行政手段推广小型污水变中水的处理装置设施，并规定要对冲水马桶敷设专门的中水管路。政府通过招标选定若干可进入市场的小型污水处理装置产品和设施设计方案，并用经济手段支持小型污水处理装置产品的研发。 建议四：用行政手段要求，新建住宅应设计做出洗衣机二道漂洗后的漂洗水储存池，并与冲水马桶相连，今后让千家万户养成用洗衣机漂洗水冲厕所的习惯，首先在建筑上设计出方便人家使用的设施。以后建筑物必须连同节水措施同时设计。同时还要要求洗衣机生产厂加装区分浑漂洗水和清漂洗水的装置，让头道浑水和清漂洗水自动分流（其实加个三通和电磁阀就可以做到）。 建议五：要用行政手段规定，今后建小区住宅楼，必须与太阳能热水器同步结合建设，要设计实用可行的住户使用、维护保养太阳能热水器的机制。 建议六：政府应考虑：利用建筑垃圾（拆迁旧房产生的）、生活垃圾、甚至包括工业垃圾；利用城市生活污水，来建造公园。用垃圾造山，挖坑的土覆盖堆成山的垃圾，上面植树；挖深坑存放待处理的污水和处理过的中水，中水可以向周边农业用地输出，也可向城市供应。上述水面、高坡形成景观，供人休闲，调节局部气候。这要有长远规划和大的投入。应在城边、近郊有计划地利用垃圾和污水造多个公园。 建议七：应在农村地区发展风力发电、光发电、利用沼气。风、光电和沼气利用要形成持续循环、永续利用、不半途而废，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使用户如何方便使用的长期持续管理运行机制问题。应列入政府课题和规划。 建议八：深入管理大型公共场所耗能。现在许多商场、写字楼在冬季室内太热，没必要搞得里外温差那幺大。而且大厅堂里明明有很好的自然采光还要华灯齐放，这是过度、不当耗能，政府应深入管理，规定调低大型公共场所供暖温度，人拥挤的场所应低温供暖，不要无谓耗能。 建议九：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景观照明。现在许多道路、建筑物夜间景观照明搞得太多，而且时间无节制，这也是过度不当耗能。应控制、减少。除核心地带外，景观照明应只在节假日、大型活动日开启，并应限时。 建议十：政府应提倡、鼓励新建楼房完全采用天然能源，如光电、风电、太阳能热水器采、供暖，并用污水变中水的自行污水处理措施。对投资建设“天能建筑”者，给以政府奖励。鼓励城乡建房者广泛普及建设“天能建筑”。对此政府应有长远规划。 我的环保建议第十一项：推广使用20毫米间隔的中空玻璃。 根据建筑学研究的已知定论：1. 空气是最好的隔热介质，其导热系数在0.02以下，优于目前已有的各种常用隔热材料。 2. 只有20毫米宽度的静止空气层隔热效果最佳，小于20毫米，隔热性能急剧下降，大于20毫米，隔热性能缓慢下降。 根据以上原理，应大力推广使用20毫米中空间隔的中空玻璃。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中空玻璃、普通双层玻璃（没有分子筛和密封胶的），其玻璃间距都在6~16毫米，10毫米左右的居多，许多大型玻璃幕墙，也都是12毫米左右间隔的中空玻璃，这对于采暖和供冷使用工况，保温效果不好，能耗极大。其实，制作20毫米间隔的中空玻璃比做成12毫米的间隔，多花不了多少钱，中空隔条和密封胶的价格只占中空玻璃造价很小一部分，很多用户和厂家不懂“20毫米原理”，因而没有采用20毫米玻璃间隔。再加上，社会共识不到位，政府没有出面提倡、宣传和管理，市面上也没有形成产品配套，比如，两层5毫米的浮法玻璃加上20毫米的中空间隔，此成品中空玻璃共30毫米厚，即使用4.2毫米浮法玻璃（即所谓“负5厘”），此成品中空玻璃的厚度也在28.4毫米，市面上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窗框料型材。但是，玻璃幕墙没有型材限制，不采用20毫米中空间隔，就完全是属于无知了。 政府既然用行政手段可以做到推广塑料门窗、淘汰木质门窗，也应该能用行政手段推广20毫米中空间隔的高保温玻璃。建议环保、建设等部门联合推广。以上各项可由建设部门主抓。 环保建议十二：坚决反对过度用纸，政府必须出面管理。 1. 抵制过度包装，从首都做起。用一定的行政手段，令北京的印刷厂、产品生产厂不采取过度的纸张包装。 2. 反对报纸大幅广告。用行政手段，令各大报纸从今以后不许再作整版以上版面的特大幅广告，广告版面限制在半版、甚至四分之一版以下。大家都不能做大版面广告了，就不会有人总想着夺“标王”了。这里在大家都竞相攀比的情况下总得有人出来说话、出来主持原则、出来裁判，这个人就是政府，也只能是政府。 环保部门应联合出版管理部门作出规定。这个管理面并不大，不会像制止使用一次性方便筷子那样难办。因为报社必须听出版局的。 3. 反对过度用纸、浪费用纸。现在各公司、商家印制的用于自我介绍的宣传册（俗称彩页）和商品广告彩页，纸张越用越厚，一百几十克重的铜版纸，用起来毫不吝惜，许多宣传彩印册子，内芯纸比一般书籍的封面纸都厚，此种情况愈演愈烈。以前是有实力的大公司，为了彰显实力，大用特用厚纸，以显与众不同；多年后的今天，已成商海通则了，就是小公司印制彩册也要用一百几十克的铜版纸，用薄一些的纸就觉得没面子、拿不出手，只能随大流。这种现代铜版纸放在室内，八百年也坏不了，做商业宣传有这个必要吗？那都是木材、煤、河流污染、大气污染换来的啊，人们用得越多（纸张是以重量计算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失就越大！与上面制止过度包装的道理一样，总要有人出来说话！政府该管一管了！为什幺政府要管？你商家出得起印制费，我政府和老百姓还负担不起污染损失呢！污染环境你商家管吗？政府出面管制，大家都不用了，就不会再有人觉得用薄纸拿不出手了。 政府不管，是政府职能的缺位。这件事不能推给市场，因为涉及到环境，市场无法自发调节，也不是哪一个商家的事。市场需要有个裁判，制止有害于社会、以危害环境为代价的、脱离了实用价值的过度竞争。 建议政府出台规定：商业宣传彩页纸不得超过某个克重规格，例如80克，发现就罚款，一罚出钱印制者，二罚收钱承印者。把举报权交给广大群众，凡拿来实物举报者，有奖，从罚款中拿出一部分来做举报奖金。 这件事应是可行的、很好操作的，纸的厚度一验即出，地址电话册上都有，容易取证。也一定会有很多群众乐于做这件事，可以动员下岗、退休、失业人员从事群众性监督工作。罚款可以很方便地由工商局和或城管来执行。政府出面管这件事也会得到商家的普遍拥护，因为可以为他节约成本嘛。 这样做，为的是保护我们的环境。试想，这样一来，每年将节省多少万吨纸，少排多少万吨污水啊！ 本人Email: iamlby@163.com
发件人：<newsletter@newsletter.clb.org.hk>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4-04 17:42:0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中国劳工通讯电子报 中国劳工通讯第57期 ----大学生对煤矿的调查 目录 一，编者按 一，编者按--在阴阳间之间 中国劳工通讯 蔡崇国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曹渝、陶嫦娥、旅游学院周舟、教科院文迪和公管院毛雪峰五名同学自2005年3月份起，在他们的矿区同学和当地煤矿工人的帮助下，走访了三十多个煤矿矿，并三次下井，面对面地调查了五百多名煤矿工人的生存状况。他们被煤矿业主驱逐、威胁、拘禁过。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本期的中国劳工通讯从曹渝的博客上转载了他们部分的调查结果。 应该说，近年来，中国劳工通讯的韩东方对煤矿工人作了大量的采访报道，国内的一些记者对中国煤矿及其职工的悲惨状况也作了描叙。所以，这些调查的很多内容我们并不陌生，但读着这些年青人质朴的文字，我们仍然是触目惊心。这是因为它! 生动而具体地告诉了我们，政府近年对煤矿安全生产的严厉监督，几乎完全没触及到煤矿所有权、它的管理、工人的地位和待遇等深层的问题，于是，它实际上什幺也没有改变，最多，是将今天要发生的事故，推向了明天。尤其是，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整整四年了，“春风不渡玉门关”，那些矿工们仍然是在“吃阳间的饭，干阴间的活”，仍然是牛马不如！ 我们知道，交通便利，资金充足的大中型煤矿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相对容易，那里的工人因地方信息的相对发达而多少有一些自信和选择，矿主的行为因容易被外界乃至于媒体议论和关注而多少有收敛。但，在那些大量的、在偏远地区的中小煤矿，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的矿工孤独、分散，多数是生活极端贫困，不下这口井就没活路的农民工，矿区几乎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不见天日的世界，矿主是帝王。如何使让阳光可以照进这大片的黑暗角落？这一直是有良知的人们，也是一些中央政府的官员焦虑的问题。这些大学生的行动和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的报告给我们了一个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让民间的力量，让渴望了解世界和人生的青年走进去，结合日益发达的现代通讯手段，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和外面的世界之间，他们可? 越⑵鹨惶跣畔⒑臀幕 在大学生的调查资料里我们也看到，不只是矿工，矿主们和地方政府也有强烈的心理安全感的问题：老板最怕的是随时会被工人“敲掉”；政府官员怕可能发生并被举报的事故使他们丢掉位? 印Ｒ虼耍 了解中国现实的人都知道，这些年青人在这里要冒着多大的风险，他们的勇气多幺令人钦佩。因为，现在的地方的中小煤矿，不但有矿主和地方政府的严密勾结，而且，还有听命于这些地方霸主的黑社会。这些人什幺都干得出来。尽管是这样，据悉，这些勇敢的年青人于3月27日重新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新的煤矿调查，而且有了新的同伴。尤其是，这一次，他们至少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郝如玉等及知名记者朱继东的支持。这些二十多岁的年青人，还有郝如玉这样的政协委员，使我们，也应该使我们的社会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 保重，同学们。 2007年3月28日 二，煤矿工人生存状态访谈(一) 矿难频发,煤矿工人的心理和生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生命，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生命权成为人享有任何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生命权在国家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和目的。当前困扰煤炭行业的最大问题就是煤矿安全生产问题。煤矿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在井下作业的煤矿工人。矿难的存在，? 衙嚎蠊と酥糜卺пЭ晌５木车亍?/p> 针对煤矿工人这种处境我们采访了常德某地煤矿工人肖志海： 肖志海 年龄：47岁 工种：井下煤矿工人 煤矿工人生活贫穷，职业技能力低下，就业困难。针对煤矿工人家庭负担状况和就业能力状况我们采访了浏阳某地煤矿工人陈湘平。陈湘平，年龄43， 工种：浏阳某私有煤矿企业的运输工，农民合同工。 学：您到煤矿做工的直接原因是什幺？ 在调查中有56%的煤矿工人家庭负担重，82%的煤矿工人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下，62%的煤矿工人没有任何职业技能，48%的煤矿工人因为没有其它工作可以做，迫于生计不得不到煤矿做工。调查中有些煤矿工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言语表达能力低下，与人交谈出现障碍。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挖煤睡觉，他们就是无声的人体机器。对于煤矿工人来说，贫穷比危险更可怕。 煤矿工人生存状态访谈(二) 煤矿工人井下作业的环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环境，距离地面数百米乃至上千米，阴暗、潮湿、见不到阳光、活动空间受到局限、风量、风速受到制约,还有瓦斯、煤尘、水灾、火灾、冒顶、透水等潜在灾害威胁着煤矿工人的生命安全。 为了全方位的了解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我们的跟随宁乡某煤矿相关安检人员周某下井调查井下环境。 学：这口井! 有多深？ 在调查中有36%的煤矿工人认为煤矿很不安全，52%的煤矿工人认为不安全。煤矿企业的作业和生活条件差，尤其在私有煤矿企业，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为减少投资，有些煤矿只有简单的排水通风设备，并将矿建在国有煤矿之上；为节约材料，部分煤矿企业的巷道只建1.6米高，并且采用杂木代替松木做顶板支护；在采掘面，缺乏必要的注水和洒水等备用设备，支架不整齐和浮煤堆积厚。这些都符合国家的安全标准，极大威胁了矿工的人身安全，难以为煤矿工人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企业的安全欠账将煤矿工人置于极其危险的处境中。 煤矿工人生存状态访谈(三) 矿工职业属于重体力工作，煤矿工人一干就是八九个钟头。经过一天的劳作，他们每班平均出煤3到4吨，一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在记工本上画上自己的劳动成果。根据以往的调查，煤矿工人劳动时! 间长、强度大，疲劳程度高，躯体压力大。针对以上情况我们采访了宁乡某煤矿工人张某： 学：您工作累不累啊？ 在调查中，43%的煤矿工人受过伤，69%的煤矿工人患有风湿，74%的煤矿工人? Ｑ岜惩矗?3%的煤矿工人每天工作在8小时以上，87%的煤矿工人每月休假不到两天。 煤矿企业内部贫富差距巨大 调查中，煤矿企业内部贫富差距巨大，煤矿工人相对剥削感和不公平感强烈。调查中我们发现煤矿企业内部收入两极分化很严重，部分煤矿企业的管理人员月收入高达3000-4000元，私有煤矿老板年收入将近18万元，甚至更高。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分别采访了宁乡某煤矿工人胡某和副矿长杨某：煤矿工人胡某 年龄：53 工种：国有煤矿井下工人 学：您现在每个月工资多少？ 管理人员：杨厂长 年龄 45 工种：浏阳某煤矿副矿长 煤矿年产量4万吨/年。 学：您对矿上的工人和管理人员收入差异较大的情况有什幺看法？ 调查中有52.6%的煤矿工人认为煤矿企业分配不公平。这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会影响矿人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煤矿企业内部的安全稳定。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恨或仇视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穷困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剥夺时，社会中就会潜伏着冲突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因此，严重的收入差距会造成煤矿生产环境的不安全。 煤矿工人生存状态访谈(四) 调查中，我们发现煤矿企业劳资问题严重，煤矿工人权利保障难.在社会转型、企业改制中，原有的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加之劳动争议的市场化调处体系尚未有效建立，部分煤矿企业利用优势资本地位，滥用权利，规避责任，致使煤矿企业中，劳资冲突严重，造成煤矿工人权利保障难的处境。 以下是我们在宁乡某煤矿采访的煤矿工人伍某。 年龄53 工种：煤矿工人 宁乡某国有煤矿 农? 窈贤?br />学：您在矿上干了多少年了？ 伍：十八岁就开始，干了35年了，一直是农民合同工，没有转正式职工。 调查中，有72%的煤矿工人没有签定劳动合同，53%的煤矿工人没有加班费，47%的煤矿工人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其中农民合同工89%的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38%的煤矿工人没有定期进行体检。调查还发现企业内部正式职工与农民合同工差异很大，没有“同工同酬”。正式职工主要是负责管理或带队（当班长、队长、安检员），一线煤矿工人中农民合同工占87%。同时企业采用“隔月工资制度”，套牢农民工，保证企业工源。这些违法现象的长期处在，置煤矿工人于艰难的处境。 调查中，我们发现煤矿工人缺乏科学的生命意识、安全意识。针对煤矿工人的生命意识和安全意识状况，我们采访了常德某煤矿煤矿工人毛某! ： 毛某 年龄：53 工种：井下工人 调查中，我们在宁乡县煤炭坝跃进煤矿安检员唐伯云了解到，煤矿事故的发生，许多时候也是由于矿工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和挣钱心切造成的。由于煤矿一般采取效益和工资挂钩的做法，为了多挣钱，许多矿工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对一些矿主为降低成本而忽视安全的做法也不闻不问。从某种意义上说，矿工既是矿难的受害者，也是矿难的制造者，成了一些黑心矿主的“帮凶”。由于小煤窑的矿工主要考虑的是收入，多干一天，就可以多挣一天的钱，有时候就会忽视安全隐患，“要钱不要命”。调查中，许多小煤窑的矿工都表示，一般不过问矿主对安全保障设施的投入。“那是老板的事，我们想管也管不了。”一位矿工说，“就想着多挣点钱回家就行了。”煤矿工人缺乏科学的生命意? 逗桶踩鲜叮约褐米约河诨倜鸬拇场?br />http://blog.xinhuanet.com/u/caoyu1986 三，调查员陈潇的手记--我的思考 今天是最后一天，我比较好奇关注的是，为什幺同是一块地域的人，有的人依仗这些资源身价几百上千万，住洋楼开小车，另外大部分人却依然没什幺明显进步和改善。而且村落矿区不但没有因为煤炭带来的财富兴旺繁荣起来，反而变得环境越来越差，植被矿坏、耕地受损、空气污染、废弃的煤 石堆积如山，占拈宝贵的空间资源。 这给我带来的思考有二：一是资源开采造成贫富差距悬殊。二是矿区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矿坏如此触目惊心，煤炭开采殆尽后这些农民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怎幺办，环境怎幺恢复。（一个煤矿老板和我聊天时忧心忡忡地说，我这个矿已经开了30多年，十年后采完了就没得采了） 四，生活的反抗者同时也是生活的屈服者--刘高手记 二00六年三月十一日，风和日丽，微风徐徐，周围荡漾着快乐的空气。我们更多的怀着的是一颗好玩的心起程了。一路憧憬，一路的怀想，路边的一切都让我们新奇，从未想过实质上的艰辛。有位哲人说过：一切快乐的背后? 导噬显缇鸵亓送纯嗟囊跤傲恕?/p> 歌德说过：人生就是推着石头上山。而矿工就是换了一种形式在生存，他们推着煤上山，他们把他们的人生量化、物质化的多幺的明显呀！但隔行如隔山，有谁能把他们的生活掘开，让人真正看到她里面的肉质，走进他们的内心，让他们体验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关怀，对长在人群中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桃园，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经历的缘故，长期生活在这样艰辛生活中的人是多幺的希望来自外部世界的爱，哪怕这种爱不能带给他们多大的实际意义上的改变，但只要有希望他们都会力的争取。这种感觉就像长久的不和亲人联系你就不会了解他们的处境，你还会说即使联系我也不会有太多的话说，但对亲人来说可不是这样，他们至少可以知道你的存在，你的爱还在那里，即使话不多但足以表达你的爱。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脚步为亲。又有一句：远亲不如近邻。说的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 现在离那种生活已经很远了，我也好久没去看他们了，远了。这种感情也在我的心里不断的纯净，在我看来他们就像我的标题说的那样：习惯痛苦并快乐着的人。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每天要承受重压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在地下、地上都要挑重担，而在精神上还要承? 芾醋宰匀坏牧α浚挂Ｐ氖鹿实姆⑸老驴缶且患嗝锤褐氐墓ぷ鳌 ?/p> 然而生活明明又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还有一个体贴的妻子，还有孝顺的孩子，一家人为炉而做来享受他一天的劳动成果又是多幺的让他满足，有这样一个目标他也就不会把那样艰苦的生活不当成一种痛苦，他们也就什幺都能够忍受的了，也就在地下做着机械的工作，精神上就想着自己美好的家庭，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持他们也就把胆子提了起来，也就把扁担更深的拉进自己的肉体，有家一切都好，有满足就好。心理学家说过：每个人最高的需要就是自我满足的需要，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有了它也就有了一切，一切也就都是理所当然的。 五，谁在挣扎--刘高手记 三月十三日,晴.这样的访问就这样在我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前就到来了，我的嘴从开始就没停止过对他们的“盘问”，我的大脑不断的被冲击，被他们的答案所碰撞，我不知道怎样言说说我当时的心情，我相信习惯了理性思考的人没有人会习惯。不信你看： 我：如果在井下遇到了危险的情况你们会怎样的处理，自己会不顾一切的先上来，还是会听老板的说法？ 矿工丙32岁 这样的事太多了，我都不只从哪里说到哪里才是尽头，就此休息一下，相信看的人都已经很累了。也不至于偏离了我所敷衍的主题。第一天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我回到了家，脑子里不断的撕打，也不知道是什幺在做怪，就是把我的新揪的很疼，欲罢不能，回忆一下当时做的时候的心情把。也不至于偏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问，开始后我就有了大致的了解，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了解、关心他们的方式，他们本需要的方式，仰或只是我们的一相情愿，不懂他们内心的无意的、无情的刺伤，就凭我们的那一点见识我们就能走进他们的内心吗？也许就是一个饱汉不知道饿汉饥的无聊的看客。或者他们就没有心思理会那些无利害关系的人的关心。也许他们也想? 幻焕叵档娜嗣枪匦囊幌拢辽傥颐遣换岣也许他们真的很幸福了。 一阵摩托声过了，荡起他那一头乌黑的头发，很是让人羡慕，路边的水都让开了路，让他过去，把自己溅溅得远远的，它也能感知到他的快乐吗？他也感知到了周围快乐的空气了吗？徘徊了久久，远去的背影，我感到口干舌燥! ，无话可说。 心惊肉跳的我感到了周围脚步的怆然，摆脱什幺，但他们又能摆脱什幺了。前面一样下雨，一样的艰辛，一样的路要向前延伸。一样的今天，一样的明天。 2007年3月22日 六，为解决煤矿工人心理安全出谋划策 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不能够提出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所以请大家特别是煤矿安全技术人员和经验丰富的老矿工们帮帮忙完善“三级矿难防控体系”，让我们为解决"煤矿工人的心理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下就是我们的提出的体系，请大家关注完善！ 我们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认为影响煤矿工人的安全感的关键在于矿难多发，因此有效地解决矿难发生，有利于提高煤矿工人的安全感；解决好煤矿工人的安全感问题又对遏制矿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两个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二者不能偏废其一。基于此，我们从煤矿工人安全感入手，特此提出建立“矿难三级防控体系”。 所谓“矿难三级防控体系”就是通过三个机制遏制矿难，其中第一级防控机制是调整治理矿难的指导思想，树立全社会的对煤矿工人的生命观和煤矿产业发展的安全观，这是防控体系的核心理! 念；二级防控机制是整治矿难的制度建设，这是防控的有力保证；三级防控机制是整治矿难的各项措施，这是防控的具体落实。三级防控体系缺一不可，相互补充，互为依存。 （一）一级防控矿难机制 全社会树立发展的安全观，加强生命观教育，给予煤矿工人平等的生命尊严。 1、政府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在安全生产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改变粗放的经营方式，树立绿色GDP理念，以促进煤炭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问题的解决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2、煤矿企业推进企业安全文明建设，优化企业经营模式。 企业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是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标志则是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创建平等、幸福、和谐的社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中国需要煤炭经济的发展，同时更需要建设的是健康合理的煤炭企业安全文明，煤矿企业应该将粗放式经营转变为集约型、科学型经营，实行绿色GDP经营模式，同时要以对生命尊严的平等待遇和良好的社会合作为基础，使煤炭工人均有一定的保障，不同程度地分享经济的发展成果，以增加煤矿工人的安全感。 3、加强! 煤矿工人的生命教育，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安全观。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的三大方面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个人和谐。其中个人和谐是实践“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要实现煤矿工人的个人和谐，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生命教育，倡导煤矿工人的生命与自身、自然、社会、他人整体和谐为目标，通过良好的生命教育唤醒煤矿工人的生命意识，启迪他们的精神世界，构建和谐的生活方式，改变工人“要钱不要命”、“冒险搏一搏”等不正确的心理。通过这些自身生命观的教育，激发煤矿工人的生命活力，以提升生命质量，增加煤矿工人的安全感。 （二）二级防控防控机制 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科学的生命观”、“安全的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全方位的进行整治矿难的制度建设。 1、政府应不断强化“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工作格局。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尤其是煤矿事故处罚、赔偿、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加大煤矿事故处罚力度，将事故成本调至大大高于煤矿企业收益，让发生事故企? 蹬獠黄穑鹿蚀Ψ３杀疚尴蘩┐螅庋拍芏糁谱∫浴拔勖嚎蠊と松蝗∶嚎蟾呤芤妗?的畸形发展模式，为提升煤矿工人安全感创造稳定的环境。 2、政府采取科学的方法强制进行职业筛选工作。 煤矿工人队伍的构成具有明显的缺陷，因此要淘汰技能不合格的煤矿工人，劝退身心不适应煤矿工作的工人，尤其是有心理问题的工人。采取科学的手段，进行严格的审核淘汰，同时也要注意对淘汰工人的后续保障，解决煤矿工人队伍的结构性缺陷，根除隐患，以提高煤矿工人整体安全感水平。 1、建立煤矿工人心理救助体系，进行心理辅导。 建立心理咨询室，对煤矿工人及时疏导煤矿工人的心理问题，将过度的“自保”和“焦虑”等这些不利于煤矿工人工作、生活的意识降低到最低点，转“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减少心理压力；委派心理咨询员，深入煤矿工人的家庭生活，研究和掌握工人的安全心理状况，减轻煤矿工人的家庭心理压力；适时开展煤矿工人的心理应激能力培训，提高煤矿工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2、把握激励原则，调整煤矿企业分配制度，增加煤矿工人安全感。 劳动? 峙渲校笠涤Ω眉岢旨だ蚝凸皆? 提高煤矿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调动煤矿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煤矿工人的劳动动机不仅会受到绝对报酬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相对报酬的影响，也就是说煤矿工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收入,还关心自己劳动收入的相对值,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就会造成煤矿工人强烈的不公平感，影响工作情绪。因此坚持动劳分配的公平原则是对煤矿工人激励的有效手段，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增加煤矿工人归属感，减少不公平感，这对提升煤矿工人安全感起着重要的作用。 3、增加安全投入，完善设施，减轻煤矿工人的疲劳程度，增加煤矿工人的安全感。 国家安排专项资金、省级政府安排配套资金、企业足额提取煤炭生产安全费用，三方共同增加安全投入，加快安全机制建设。企业自身加大煤矿安全投入，积极改善井下恶劣工作环境，完善配套设施，降低煤矿工人的疲劳程度，加快煤矿工人疲劳恢复速度，提高煤矿工人心理承受能力。同时煤矿企业要限制超产，理性平衡效益和安全，通过开发新技术，逐步淘汰技术落后、浪费资源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装备等，逐步降低煤矿事故的发生率，提高煤矿安全生产保障能力，为提升煤矿工人的安! 全感提供环境改造支持。来源 http://blog.xinhuanet.com/u/caoyu1986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故事梗概 反映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青年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探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追求个人身心修炼和思想进步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引来社会广泛关注。该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教育问题和医疗问题都有涉及，特别是关于教育问题的借鉴意义更大。 本剧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读书生活为主要表现背景，展现了二十世纪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和他们之间纯真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塑造了杨昌济、孔昭绥等一批优秀教师形象，深刻揭示了“学生应该怎样读书，教师应该怎样育人”这个与当今社会紧密相关的现实主题。 故事梗概 1913年，湖南长沙，具有现代民主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孔昭绥出任省第一师范校长，在他的主持下，第一师范大力开展新式教育改革，聘请了以杨昌济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中外教师，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毛泽东的勤奋好学与不凡天赋，深深打动了学贯中国的导师杨昌济，在他的关怀与教导下，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自己感兴趣的社会学知识，并成为一个教育救国论的非暴力改良主义的信仰者。然而，过于峥嵘的个性与严重的偏科现象也使他一再触犯校规，在对待如何处理毛泽东的偏科行为引发的教师争执中，惜才如命的孔校长最终选择了尊重其个性，放手让其发展，毛泽东成了校长特许的“特殊学生”。 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青年结下了友谊，周南女子中学的陶斯咏、向警予、杨开慧等女学生也和他们因共同的志趣走到了一起，一个先进青年学生组成的读书会组织成了他们学习、交流与情感发展的纽带。 然而，动荡的时局却不断打破学生们纯净的校园生活——在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与复辟称帝的斗争中，湖南军阀汤芗铭以武力逼走了孔校长，毛泽东也险遭逮捕——残酷的现实使毛泽东对教育救国与改良主义信仰产生了动摇。新任校长张干僵化的教育理念和禁止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规章更激发了毛泽东与他之间的矛盾，张干下令将在“驱张运动”中为首的毛泽东开除出校，幸得杨昌济等教师据理力争，使张干被迫收回了成命。 随着袁世凯的倒台，孔校长又回到了一师，在他的主持下，一师开展了全面的学生自治运动，毛泽东也当选为学友会负责人，一师上下又迎来了朝气蓬勃的时代。徒步游湖南、组建学生军、开办工人夜校……一系列社会 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书本以外的知识，锻炼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也使他更认识到，靠教育、靠改良救不了中国。 与此同时，情感的波澜也悄悄在男女青年间泛起，陶斯咏暗恋上了毛泽东，向警予与蔡和森心心相映，而毛泽东却发现自己对一直视其为小妹妹的杨开慧其实有着产不同于兄妹之情的一份牵挂，爱情给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们带来了一份份剪不断、理还乱的喜悦、痛苦…… 就在此时，长沙城突遇一场大祸——1917年底，在护法战争中被击溃的三千北洋兵败往长沙，意欲洗劫全城，城中却空无一兵可资防守。危急时刻，毛泽东以惊人的胆略，率领二百名赤手空拳的一师学生军，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空城记”，一举将三千溃兵全部缴枪。长沙城保住了，生死较量中，青年们也各自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感情归属。 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从一师毕业了，杨昌济也受聘于北大任教，他告诉孔昭绥，自己已完成了在一师的使命，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了蔡、毛二位“海内人才”。 随着杨昌济北动的列车启动中，师生依依挥别中，“衡山西，岳麓东……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第一师范雄壮的校歌声中再度响起，仿佛正预示着这批优秀青年们即将迎接的更广阔的天地和更波澜壮阔的人生…… 发件人："南雁 田" <tny0374@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3-27 12:11:10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金融战争 金融战争已经开始 南雁 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最高形态是金融垄断。当前世界已形成若干家族（如罗斯切尔德、摩根、洛克菲勒等）高度垄断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些家族基本上控制了美英两国的金融命脉。美国为何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答应开放金融业。美国（金融寡头）的目标是，通过各种办法逐渐控制中国金融，从而完成金融领域的“全球一统”。至于战争都有起不到伟大作用。 民国时代，袁大总统开放“二十一条”，蒋委员长开放东北，向日本人礼让领土，那是真正彻底完全的开放。如今，开放银行业、实行QFII已被看作有关部门的重大政绩，正如减员下岗和“剥离不良资产”曾被看作重大政绩一样。未来如果实行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那必定将成为空前的伟绩，比彻底打破国企垄断还要伟大。到那时，国家可能分成几个小国，就象前苏联一样。那也是丰功伟绩，民族分裂，分成几个小国也可以促进竞争，使经济更具活力。首先，它通过控制舆论、国会、总统（《货币战争》作者认为，美国总统多次遭暗杀，即是金融寡头与总统斗争的结果）以及其它各类机构，牢牢控制美英两国的各类主导权，使美英两国的国家机构成为其手中的工具。其次，它联合军火集团，利用各种手段追逐世界金融垄断霸权。必要时发动战争，摧毁它国政权。 近日美国财长保尔森访华，已不再提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这不是美国大发善心，而是美国发现人民币升值对美元很不利。保尔森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敦促中国更加开放金融业。保尔森明确表示：“我们的政策分歧点不在于改革的方向，而在于改革的步伐。”换言之，美国希望中国尽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让美国金融大鳄进来圈钱，大搞金融危机，把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搞乱搞垮。有一些官员害怕美国人施压，一些专家害怕遭到美国人的制裁。因而尽管美国人在胡说八道，也不敢据理力争、顶住压力。每次都要作出若干让步。这种让步如果属于非原则性的应付策略还说得过去，但若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问题，则无异于卖国。在当前形势下，若在金融上继续向美国让步，将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灾难。 美国金融寡头发动金融战争的时间表是：（1）摧毁或削弱日本的金融主权。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及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发生，表明这一目标已部分实现。（2）发动南斯拉夫战争并利用欧盟各国的矛盾，削弱欧元竞争力。（3）摧毁欧元体系。（4）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战争（规模超过日本泡沫经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摧毁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 二十年来，世界各地爆发的金融危机持续不断，表明已有一只强大的黑手在背后操控。然而，这只黑手却被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粉饰为“市场力量”。金融危机被轻描淡写为“市场的自发调节”。但这些危机的真正称呼应该是“金融战争”，几乎其是由美英金融寡头政治发动机推动的。以2007年2月27日的全球股灾为例，表明其已可在全球股市同时动手，制造灾难。有一种报道说，2•27股灾是日本央行制造的。这显然是个烟幕弹。没有美国金融寡头的参与，全球性股灾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报道虽然有意误导舆论，但也捅出了一个内幕，即日本金融势力已经同美国金融寡头同流合污，或者说已被其控制。美英日三国金融力量联手，预示着今后世界范围的金融战争将愈演愈烈，残酷无比。 金融寡头对中国的金融战争有五条进攻路线：收购骨干装备产业、房产投机、汇市、股市、期市。股指期货推出后即成为第六条路线。金融战争已成为常态，并且愈演愈烈，甚至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程度。中美之间的金融战争不仅不可避免，中国十年内的根本目标应是击破美元霸权体系，推动建立以欧元为第一流通货币的国际金融新体系。操作办法很简单：使美元币值每年均匀地下跌3％左右，十年达到30％左右。这样，全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就会逐渐崩溃，美元将成为人人争相抛售的垃圾。一旦日本央行也抵挡不住这股抛售狂潮，加入抛售美元一族，美日关系将急剧降温。美日反华联盟就会破裂。 缓解医疗困境、实行免费基本医疗制度的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7年4月 一、医疗困境 胡适曾经说，“五鬼”闹中华。所谓“五鬼”，就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社会动乱。其中，疾病之鬼至今仍在侵扰中华。 《深圳商报》2005年7月30日报道，2003年与1993年相比，两周之内患病的人数比例从千分之140.1上升到143.0，而门诊量却下降了1.09亿人次。《中关村》杂志2005年3月报道，2003年，全国未就诊人次为23.5亿，相当于总患病人次的47%。这些患者既不上医院，也不看医生。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我国城市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4.8%，农村占79.1%。也就是说全国有约3/4的人口在患病时不可能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 另据卫生部调查，农村地区儿童疫苗的接种率在不断下降，计划免疫建卡率从1993年的87%下降为2003年的56%，三级预防保健网破裂，慢性病上升，农村血吸虫病、肝炎等疾病的预防无人问津。在农村，前两位的慢性病也就是循环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从1993年的1.6%和2%上升到2003年的3.1%和2.5%，农村因病致贫或返贫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30%以上，有的地方占70%。老百姓有民谣“小病撑，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可见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要看得起病是何等的艰难！ 1997年中央提出力争在2000年建立起合作医疗体系。但是，现在早过了2000年，农村合作医疗，尽管它的保障水平非常低，也只覆盖了农村人口的10%。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农村的调查，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款仅占大病花费的8%。这样，很多农民对合作医疗失去了兴趣。到2003年，全国还有23%的行政村没有村卫生室，即使有村卫生室，绝大多数村医也只是卖药的个体医生，没有政府投入，没有预防保健。一些乡镇卫生院也纷纷倒闭或者卖给了私人，农民更加看不起病。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报道，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分钱。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7%，而美国为13.7%，印度为5.2%。 目前医院的营运成本中，政府投入仅占6%，94%靠医院自筹。据2006年11月2号卫生部公布的资料，全国用于国有医院建设的资金为185亿人民币，其中财政投入23%，其它的都由医院自筹。目前全国医院的长期负债额达到351亿元。 一方面是政府的投入很少，另一方面是不公平。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极其有限的财政投入大部分被官僚特权阶层所霸占。据《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9日报道，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40万干部长期疗养，占据干部病房、贵宾病房，一年的疗养花费也在500亿元。可以说，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行的是一种封建等级的制度，一方面许多干部住院是为了疗养而不是看病，另一方面，中国有近一半的人看不起病，中西部地区60%到80%的人无钱看病，死在家中。 在中国的卫生事业经费中，中央仅占6.5%，地方政府占93.5%,这种以省级财政为主的医疗体制也极大地影响了卫生公平性。由于地区差距，河南的人均卫生费用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 中国医生的公开收入是比较低的，他们救死扶伤，非常辛苦，但由于各级政府不愿投入，逼迫着医院搞所谓的“产业化”，医生也就变成了“宰”病人的“白衣屠夫”，他们以各种方式收取病人高额的费用。甚至，医院里药的利润空间在100%~1000%，也就是说，药的成本价与销售价之间可能有2到10倍的差额。据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4年8月19日报道，有一种药品叫氯胺酮，出厂价20元钱，但国家定价却在134元。据《法制晚报》报道，一种叫硫酸软骨素的注射液，药店的零售价是0.46元，但通过政府招标采购进入医院后的售价为28.92元，价格飞涨了63倍！ 另外，药厂也虚报药品成本。根据2006年国家审计署的调查，34种药品成本申报不实，平均虚报一倍多。某企业生产的一种注射用的针剂，实际成本是每瓶32.07元，但它申报成本为266.50元，虚报了7倍多。 由于有关方面对于现成的药品有药价规定，新药才可以高价格，于是制药厂伙同药监局以旧药换新装的方式大量推出“新药”，国家药监局每年竟审批上万种新药（药监局自己承认为一千多种），而世界上药品研发的主要国家美国2005年也才审批新药81种。 中国有关政府部门故意将药价定得非常高、而且大量审批新药，目的就是让医院“以药养医”，以便推卸政府的财政责任。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52%，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15%到40%。由于卖药、开大处方，导致中国卫生费用的12%到37%被浪费掉了。 中国医院的医疗器械也是价格高昂。比如，一个3625元的心脏支架，在病人买单的时候却是16000元，比出厂价涨了四、五倍。原因就是现有的医疗器械销售体制，是一种层层代理制，有全国代理商、大区代理商、省级代理商、市代理商等等，然后器械才能到达医院，医院有关人员又要提取回扣。这样，医疗器械到了患者手中，价格就涨了好几倍。由于医疗器械价格高企，又促使医院对病人多次检查、重复检查，以便多收费。中国为什幺不允许医疗器械企业与医院之间的直接交易，而要实行多层次代理制度呢？无非就是要养活几百万的中间商、代理商。但为了满足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胃口，上亿人民群众付出了看不起病的惨重代价。 由于药监部门与药厂、中间商、医院合谋牟利，患者的利益必然无法保障。如哈尔滨的“中国最昂贵死亡”，一位老人住院67天，花了550万元。其中最多的一天输血94次，注射盐水106瓶，住院两个多月仅血糖就化验了588次，肾功能检查299次，血气分析397次。其家属向卫生监管部门投诉数百次都石沉大海，最后是中纪委和监察部下令调查，报纸才披露出来。重复检查，开大处方，虚报医药费，以及医疗监管机构不公正、不独立，都使得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看病雪上加霜。 二、实行免费基本医疗制度 中国应当实行、也有条件实行免费基本医疗的制度，也就是全体公民有权利享受较低层次的免费的医疗保健预防服务。进而中国应当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的“三免费”制度。 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低得多，但是印度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教育，印度的老人包括农村老人也都享有政府的补贴。印度能做到的，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能够做到。 胡锦涛、温家宝在推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合作医疗、教育“两免一补”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一定能够在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以及“三免费”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据专家估算，较低层次的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一年大约需要资金1500亿元。目前，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近4万亿元，2006年比上一年新增财政收入7000亿元。中国每年的“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出国）支出近1万亿元，只要节省一点，免费基本医疗的经费就有了。 2006年10月，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医疗改革一要坚持公益性，二要强化政府的责任，三要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对于指导今年卫生改革方案的出台、解决十三亿国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至关重要。 坚持公益性，强化政府的责任，就是国有医院应当平等、免费或者廉价、优质地提供医疗服务，决不能惟利是图，更不能抛弃病人；政府部门要做好对医院的监管、确保对国有医院的全额投入；实行医、药分离，杜绝以药养医、开大处方、进高价新药、重复检查、医疗特权等问题。 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就是要打破城乡、地区、所有制的界限，建立以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为诊疗基本场所、覆盖全民、城乡一体化的医疗预防卫生体制。 第一要加大对国有医院的投入。城市要大力发展国有的社区医院、全科门诊，做到小病不出社区。每个县城至少有两个国有医院，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国有卫生院，建立全额投入机制，完善其预防保健的职能，改变农村卫生重治轻防的现状。 第二要扶持私立医院的发展，在急救业务、医保定点等方面对之一视同仁。过去医疗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产业化，而是因为没有民营化的产业化，没有鼓励民营医院的平等发展。一方面，政府想甩掉医疗的财政包袱，另一方面又不给民营医院平等的发展空间，因此就放任垄断的国有医院靠高价卖药或过度检查来取得收入。以后，国有医院只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普通老百姓都看得起病，有钱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可以付高价到私立医院去看病。即便是私立医院，普通人也能看得起病，因为通过激烈的竞争，它的药价也会降下来。而且在私立医院，医生、护士的服务会更加到位。 第三要保证医务人员有比较合理的报酬。提高医生的公开收入，对于收受回扣、红包的行为予以重处。根据《福布斯》报道：美国收入最高的25种职业中，医生包揽了前八名，其中外科医生收入第一。在美国，医生没有收受回扣、红包的事情。 第四要医、药分离，允许药店设立在医院附近。患者可以自主选择是在医院拿药还是到附近的药店买药。同时取缔医疗器械多层次代理体制，建立企业与医院之间的直销制度。 第五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及农民工大病统筹、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大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民合作医疗报销的比例，做好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民工大病统筹的衔接。 第六要取缔高干病房、疗养医院，降低药价、手术费，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公平分配医疗资源。 第七要改革慈善体制，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允许公民设立慈善基金会和慈善医院。美国有公益组织120万个，慈善机构73万家，慈善基金会56600多家。中国原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官办慈善机构，2005年有了全国第一家私人慈善基金会和第一家慈善医院，以后应当继续大力发展至数十万家、数百万家，才能满足中国弱势群体的现实需要。 第八要加强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监管，建立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和医疗纠纷仲裁机制，强化媒体和民众对卫生部、药监局的监督和问责。凡是造成民众医疗困境和重大医疗事故的，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必须辞职。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全民免费基本医疗制度，以及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的“三免费”制度，会在中国实现。 结束信访，设立冤案申诉局 胡星斗 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庄严誓言，它鼓舞了千百万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终生。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将信访纳入法治轨道，结束告御状、寻找包青天的封建、人治历史的时候了。 我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冤案申诉局，在各省区直辖市、市、县设立垂直管理的冤案申诉分局，负责对信访问题的法治化统筹监督与处理，另外设立对人大冤案申诉局负责的申诉专员制度，专事听案、调查，向检察院举报。各地冤案申诉分局的任务，一是接待上访人员，建立档案，将案件分类提交到一府两院处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动态服务。二是督促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满的，指导申诉者异地起诉。三是派出申诉专员倾听民情，独立调查。四是代表人大，全面监督一府两院对申诉的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 申诉人员必须先到县（区）级冤案申诉分局申诉，对结果不满意的，然后可逐级到市、省申诉，实行三级终结制。北京的冤案申诉总局不直接接待申诉，只负责宏观管理和监督，这样可避免大量的上访人员拥入北京。各级冤案申诉分局即是北京总局驻地方的代表，其财政开支由中央财政统筹解决，人事任免等权力悉归北京的冤案申诉总局，地方政府不得插手，各级申诉分局的一把手由北京下派或省级人大下派，锻炼若干年后可以调回原地。 县、市、省三级冤案申诉分局负责将案件提交到地方相关的部门解决，该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地方部门不得拒绝复议；该起诉的起诉，曾经起诉并且对诉讼结果不满意的，冤案申诉分局负责指定异地重新起诉的地点，实行二审终审制。案子只能重新起诉一次，申诉者依次到县（市）、省申诉局所指定的法院起诉、二审。重新起诉的费用一般由申诉者自付，这样有利于避免滥诉；对于特别困难者给予免费和律师援助。 如此，重新起诉的人仍然太多，怎幺办？可由申诉局邀请社会著名人士组成独立的初评委员会通过民主投票裁决：确实可能有冤情的，予以受理；对于明显胡搅蛮缠者，告知他最可能的结果，诉讼费用自己承担。如果有少数人对异地重新诉讼、二审结果仍然不满意并且继续申诉的，保障其申诉的权利，进行劝导、教育；其中滋事闹事者，该治安处罚的处罚，该判刑的依法判刑。由于异地起诉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情关系、行政干预，所以，继续申诉的人不会很多。 建议制定《冤案申诉法》，规范冤案申诉局与政府、司法部门的关系。冤案申诉局不得代替政府进行行政复议，也不得代替检察院批捕、法院判刑，而只是提供独立调查的信息，指定异地起诉的地点，监督复议和诉讼的过程，建议处罚措施。对于冤案申诉局的独立调查结果，政府、检察院、法院必须充分尊重，假如地方一府两院存在着行政不作为、徇私枉法等行为，各级冤案申诉局有权向人大提交报告，反映事实，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包括弹劾官员，追究刑事责任。 冤案申诉局建立后，国家信访局和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信访机构全部撤消。对原有的信访工作人员进行法制培训后，转岗至人大冤案申诉局，或者充实到地方法制办、法院。 冤案申诉局会不会成为又一个信访局？我们认为不会，第一，冤案申诉局隶属于人大，确保其财政上、组织上独立于各级政府，保证它的自主性和公正性；第二，冤案申诉局有调查权、指定受理权、监督问责权，这符合人大的职能和改革方向，有利于强化人大的作用。而且，冤案申诉局的优点在于，避免了大量的上访人员进入北京；冤案申诉局既不像信访局那样没有权力，也不是准司法机构或司法替代机关，案子最终还是要由复议和司法的法治程序来解决，只不过，它强化了独立性和责任追究。 之所以把行政型的信访局转变为立法型的冤案申诉局，是因为：第一，通过对信访制度的改革促进人大制度的改革，将宪法中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落到实处，各级行政部门不但不能干预人大的工作，相反他们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也就是说，立法型的冤案申诉局符合人大改革的方向，能够促进人大的改革，也实现了冤案申诉、处理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基本接轨。第二，人大是立法机关，也是监督机关，冤案申诉局设在人大，便于案件的法治化解决和加强监督。 除了建立冤案申诉局之外，我们认为，还必须进行其它方面的整体改革。一、将申诉案件上网，公诸民意，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二、公布人大代表、申诉专员的联系方式。三、保证行政复议的独立性、公开性，将一些抽象行为、内部行为、国家行为纳入复议受理的范围。四、撤消审判委员会，保证审判的独立性；从以侦查为中心转移到以审判为中心。五、实行无罪推定制度，对嫌犯进行讯问必须进行全程录象或者有律师在场；进一步确立司法回避制度、错案冤案追究制度，严厉惩处徇私枉法、打击报复的行为。六、进一步改变司法鉴定之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体制。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国家赔偿制度，提高赔偿的兑现率和赔偿标准，进行精神赔偿。八、建立现代民意表达机制和现代新闻制度，鼓励媒体更多地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九、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完善财务公开、行政公开等制度，发挥工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公民团体在代表社群、调解纠纷、监督政府中的作用，建立广泛的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十、在全国人大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废除违宪、违反上位法的诸多部门性地方性法规以及不合宪不合法的制度和做法。 2006.3.8，2007.3.9修改 中国男性主义宣言 胡星斗 为什幺有“中国女性主义”，却没有“中国男性主义”？中国的改革、进步需要男性主义、英雄主义的推动。 一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男性主义，也就是摄人心魄、荡人灵魂的英雄主义气概，拔剑而起、敢于担当的阳刚气质，志在四海、包罗宇宙的博大胸怀，威镇一方、处变不惊的豪强魄力，正气浩然、视死如归的凛然风范，变法图强、难酬蹈海的维新精神，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境界，“君子忧道不忧贫”的真理追求意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由此观之，“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士荆轲、“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刘邦、“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韩信、“横槊赋诗”的曹操、“怒发冲冠”的岳飞等人皆为真男子；倡导“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孔子、“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孟子、“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昌龄、“醉卧沙场君莫笑”的王翰、“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李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等读书人也是旋干转坤的奇男子，是中国男性主义的代表。 二 可惜的是，宋朝以降，随着中国从开明专制走向绝对专制，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大行其道，中国人转向内心追求，性格越来越内敛、阴鸷，男性主义特点逐渐地丧失，以至于今天的中国男人外在“温柔敦厚”、不男不女，内在九曲回肠、阴险毒辣。 特别是，中国文化想方设法奴化、阉割中国男人： 儒家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存天理，灭人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等礼教把中国男人束缚得规规矩矩，不敢思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服从命运、服从官僚、服从权威；不敢面对现实，采取鸵鸟政策；以隐居对抗专制，不敢反抗。 道家以“不敢为天下先”；“曲则全，枉则直”（委屈才能保全，弯曲一些才能直起来）；“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消解光芒，混同尘世，挫掉锐气，化解纷扰）等，使得中国男人谨小慎微，委曲求全，许多人甘当汉奸、亡国奴；没有菱角，没有闯劲，没有社会正义感。 法家以“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战战兢兢地办事）；“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术是藏于胸中，以处理各种事宜而且暗中操纵群臣的权术）；“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最高明的是禁止人民思想，其次是禁止人民自由表达，再次是禁止人民做事）等，实行恐怖统治，威吓尚留血性的男人；同时，运用权术，对人民洗脑、钳口。 三 重振中国雄风，首先要重振中国男人雄风；中国崛起，有赖于中国男人的崛起。今日中国，必须振兴男性主义；中国男人，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 一要勇于担当，有责任感。男人要见义勇为，甚至“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当然不是用刀枪，而是用真理和智能。即使再落魄，也不要忘记自己对人类、国家、社会、家人、朋友的天生责任，实现“草泽见奇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襟怀。二要追求正义，有良知。中国男人要有宁折不弯、独立不羁的骨气，不能溜须拍马，昧着良心，屈辱一生。与其说假话，不如“怒掷乌纱去”；与其附庸世俗，不如“我独立若遗”。要学习古人“只留清气满乾坤”、“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气。 三要胸怀坦荡，有度量。所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多幺幽深的涵养啊！所谓“君子坦荡荡”，“心底无私天地宽”，“处世让一步为高”，这是多幺博大的胸怀啊！男人不能鸡虫得失，鼠目寸光。 四要提升修养，有内涵。“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及仁义礼智信，应当成为修身的准则；“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大智不智，大勇不勇”，应当作为男人的智能修炼；“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男人的最高境界。 男人的高度就是社会的高度、文明的高度。中国应当掀起男性重塑运动、男性解放运动，迎接男性主义的改革新时代。 2007-3-24 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 抄送： 特别费案是马英九自己的政治成人礼 安替 for 南方都市报专栏 4月3日上午，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早早走入审理其特别费案的台北地方法庭。他此前对媒体表示，他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对于法庭的公正也有期待，而即使一审有罪也不会放弃参选总统。开庭后，马英九做了陈述10分钟，指出，特别费问题是问题，不是他个人问题；和起诉书上写的不同，他自己没有翻供、没有使用诈术、没有贪污的主观犯意、更不认为这些特别费是公款，检察官没有深入了解特别费性质和行政惯例就起诉他是重大瑕疵，严重伤害他的清白。 马英九的乐观表态，并不能代表局势最可能的发展。虽然这位台湾政治明星，在几乎所有的媒体民调中，都高居廉洁度的榜首，但因为卷入了其实台湾大部分行政首长都会触及的"特别费"争议，被检方独独挑出来起诉，同时其它泛绿政治天王的同样的特别费问题，却被"程序性"地延后。即便之前台南地检署针对和马英九类似特别费问题的台南市长许添财做出了不起诉判决，台北检方也宁愿冒着检方逻辑不一致的指责，继续按照贪污犯意的严厉指控起诉马英九。 这是一场荒谬无比的司法审判，再加上同时进行的陈水扁及妻子的"国务机要费案"的太多政治干预操作，不排除今后出现这样一个结果：一直热衷于"乔"金融事务并且成为股神的扁嫂脱罪、而清廉无比、道德洁癖的马英九入监。大陆、台湾或者海外，每个中国人都可能因为政治观点喜欢或者讨厌他们的某个人；但任何一个人，把内心中所有关于蓝/绿、统/独的政治"偏见"暂时抛在一边，都会对"扁嫂脱罪、马英九入监"这样的反腐结果而感到尴尬，如果司法彰显的是这样的正义，那台湾的孩子们未来到底应该向谁学习呢？司法如果和民众观感差距如此巨大、几乎颠倒判断，那即便拉倒了一个总统候选人，又如何树立司法自己的尊严？ 一直对台湾各界人物都很熟悉的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认为，"如果马英九真的被判有罪，我觉得台湾就犯下让后代子孙后悔的错误。"这样干涉内政的话也只能作为日本老人自己的评论，但其实也一定程度代表很多旁观的中立学者的焦急情绪。 台湾是民主政体，人民有犯错误的权利，外部人也不应该干涉。台湾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支，正经历成大陆曾经有过的疯狂，"宁要台湾国的草，也不要中华民国的苗"，岛内处处去中国化，不惜经济停滞、文化学术丧失昔日领导地位。司法在没有解决天花板难题（总统有人事干预权）的情况下，不惜以冒进抓典型的方法争取地位，造成的尴尬局面也正逐一呈现。但，这些都必须由台湾政治家和精英自己来解决，在某种程度上，马英九比任何台湾人更需要对台湾前途负责。 只有马英九在既尊重司法体系，又成功为自己脱罪的情况下，才能带领台湾走出目前的制度困局，让司法回归民意常识，既让"乱臣贼子惧"，又让"忠臣义士安"。只能经过这趟浑水的马英九，才能真正成熟，脱去一直以来外界对他软弱作秀的指责，成为真正引领台湾的人。 至于北京，倒不会对马英九是否能成功脱罪乃至2008当选抱太大希望，毕竟在经济上文化上三通来吸附台湾、利用国共交流平台影响台湾、要求美国牵制台独狂躁，才是现实的对台策略。台湾的前途毕竟不是只能依靠马英九一个人，而台海和平更加不能完全寄托在这个正在法庭自我辩护的人身上。 这样的观点，也是和马英九争夺国民党大选候选人的王金平一直努力告诉泛蓝支持者的。他对外界放出的5月访问大陆的消息，也是试图表示，没有马英九的国民党，继续会走国共合作之路。 特别费案只是马英九自己的政治成人礼，其它各方也该做好后马时代的政治准备了。如果马英九无罪，那是台湾之幸，反之，也不会是台湾之命。 安替邮件博客，欢迎转贴。订阅请直接发信给antisblog@gmail.com ，联系安替：michaelanti@gmail.com。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收 试说“官家主义” ——在博闻讲坛第一期上的发言 欧阳君山 (评语：价值体系的问题，人生目标是什幺？为什幺在中国古代不是仅是钱，最高目标是官，如何当官成了最高追求？) 3月25日下午，博闻讲坛第一期在南新仓国际大厦艺术作木坊开坛，主讲人是《潜规则》一书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吴思先生，主持人是中国律师观察网主任赵国君先生——我想特别交待一下，国君先生这次一身大红中国服，打扮得像个财主，但幽默不减，尤其是他大胆公开他长久以来暗恋着的某女歌星，令大家在严肃的探讨中有了放松。 接下来的互动也非常精彩，一个个纷纷提问和发言，在最后的结束，也就是大家“言埃落定”时，本人作了如下的发言： 非常高兴聆听吴思老师的精彩演讲，深受启发，想简单谈几点感想，以就教于在座各位朋友和老师： 第一点，非常赞同吴思老师的总体判断：中国历史是“官家主义”的历史,中国社会是“官家主义”的社会，过去是，现在也几乎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永吉先生有个说法：中国文化是“官文化”。大抵不错。 第二点，我感觉，“官家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座各位朋友和老师，包括吴思老师在内，对这一点可能会有些错愕。我简单提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角度，这就是励志图书（或成功学）基本上都要讲到的一个基本原则：先做人，后做事！或者叫，做事先做人。更有人提出：王者做人，匠者做事。 我非常赞同做事先做人的基本原则，因为这是有道理的。说到底，人类社会（或者说人群）是一个人的协调和组织问题，而不是一个物的协调和组织问题；孔夫子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道理可能也正于此。这就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力更应该属于懂得做人、长于做人、心性成熟的人或人群的手中。用经济学的话讲，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力自然会落于懂得做人、长于做人、心性成熟的人或人群的手中。 懂得做人、长于做人、心性成熟的人或人群，可能就是所谓“官家”或“官家集团”了。相比于其它人或阶层，所谓“官家”或“官家集团”似乎更懂得做人，更长于做人，心性更成熟一些。如果人类社会只是一个物的协调和组织问题，各方各面的专家无疑要更吃香。所谓官家，应该就是协调人际和组织人群的专家。 中国历史和文化五千年延绵不断，从博弈论来看，这是因为中国历史和文化在社会的宏观结构上达到了博弈的均衡和稳定，中国历史“官家主义”和中国文化“官文化”可能就正是这样的均衡和稳定的反映。 第三点，历史已经证明，“官家主义”未必就是坏事。这一点刚才吴思老师已经谈到，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过去中国的“官家主义”就比欧洲的封建主义要好。吴思老师并生动地提到，过去中国“官家主义”的情形好比牧羊人带着几只牧羊犬放牧着一群羊，欧洲的封建主义则是一群豺狼虎豹围着一群羊。 第四点，想简单谈一下“官家主义”的未来命运，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从社会的宏观结构看，这是一个从“官家主义”向“商家主义”的转型期，或者说是一个从“官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型期。尽管社会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人的协调和组织问题，但社会上最大多数的事务已经商业化，因为它不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相当大程度上，它是一切围着商业转，是商业化，这就决定了社会更需要懂得商业的头脑而不是长于做人的脑袋来协调和组织，换句话说，社会的更多权力应该属于“商家”而不是“官家”，从而也就决定了：“官家主义”会下降，“商家主义”会上升。 谢谢大家！ 细致深刻准确理解人性自利 欧阳君山 有人一看到这个题目，可能就要上气，谁不知道人性自性啊？打娘胎里就知道了，不就人都自己为自己吗？这也需要欧阳君山来提醒细致深刻准确一下？ 从学术上讲，不要说从约翰·洛克——首倡自利构成社会基础——开始，即使是从亚当·斯密——首论自利带来社会福利——算起，整个西方思想界对人性自利细琢细磨，乃至精雕细刻，也已经好几百年！就是从大历史上讲，几百年也不短，更何况这几百年，人类思想尤其激荡。难道这里面也还有欧阳君山来提醒细致深刻准确一下的可能？ 之所以来提醒一下，缘于最近与一位朋友交流对于“经济人”的思考。我这位朋友在哲学上下过功夫，又做过多年的记者工作，思想十分深刻——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他看到了；观点非常独到——别人看不到的角度，他看到了。虽不说使人豁然开朗，但的确令人别开生面。但遗憾的是，在对“经济人”的思考上，朋友也失了足：把“经济人”等同于人性自利！ ——这实际上是流行的谬见！我们在观察和评说思想界的时候，常常提到所谓的左与右，但在把“经济人”等同于人性自利这一点上，却没有左右派别。就我所看到的材料，刘国光同志是如此，张五常先生也是如此，他们的区别只在于：像刘国光同志这样的所谓左派，偏向于否定人性自利，因而对“经济人”不太感冒；像张五常先生这样的所谓右派，倾向于认同人性自利，因而对“经济人”独有情钟。 “人人利他的社会，多美啊！比共产主义还要好，是真正的‘君子国’！老天当初生人时，为什幺就不搞个人人利他的天性呢？真是造孽！”在谈到人人利他时，一般人都会这样思考，乃至憧憬。 实际上，这是没有细思量，只想到在人人利他的“君子国”，别人都会来利自己，而没想到自己也必须去利别人——如果你不去利别人，谁又会来利你呢？如果人不需要利，“足乎己无待于外”，另当别论；但如果人作为生命需要利的话，与其每个人都需要别人来利，还不如每个人都自己利自己——人性自利，因为这样更节能，成本低得多得多！应该说，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勿需多言。 通过细思量，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提出众多颠覆性论证，其中一个就直接关乎人性：人人利己的社会和人人利他的社会是同一个社会！并且还用这一颠覆性论证认真分析了《镜花缘》所提到的“君子国”的故事（详见《天下事》第23-25页）。 很多师友觉得这有点“绕”：人人利己和人人利他完全是针锋相对的玩意儿，怎幺人人利己的社会与人人利他的社会会是同一个社会呢？道理其实正在于：如果人作为生命需要利的话，与其人人利他，不如人人利己；即便人人利他，也等同于人人利己；更广义地说，就是不人人利己，也不人人利他，而是利超乎己他之外的另一个东西——比方说人人利“王八”，也等效于人人利己。 人性自利这幺大的逻辑力量，有人可能感到灰心，甚至要说：那人类社会还有希望吗？莫急！列位看官，我也想提醒一下：人类社会——包括当下让一部分人感到灰心的社会——一直以来也是个人人利他的社会，“君子国”完全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做“君子”！这是怎幺回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民族主义与中国 旷新年 2007-3-22 房宁先生等人所着的《成长的中国》一书，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作为梳理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变动的基本线索，这种整理中国当前的思想和知识的方法和角度不仅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提供了一幅“新时期”的“思想地图”。民族主义对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转移和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民族主义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健康和顺利地成长吗？ 当现代谈论民族主义的时候，常常不言自明地指向政治民族主义，是指民族利益的格局。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一种基本的思想资源，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筑起稳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阶级和性别是现代叙述的三个关键词，或者说三个基本要素。民族国家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历史存在，是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结构的关键之一。可以说，离开民族主义，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一方面，民族主义有力地描绘了现代的世界历史地图；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导致了巨大无穷的历史灾难，现代世界的无数破坏和痛苦都和民族主义有关。一方面，我们应该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主义逻辑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这一基本事实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在现代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这样一种失败是1840年遭遇西方以来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并且首先是在无法适应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失败。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或者说满清朝廷、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不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是因为它们无法达成民族主义的目标，没有实现和完成国家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动员。即使30-40年代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国也没有真正形成一场自觉的和统一的民族战争；而是相反，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是通过“抓壮丁”这样一种强制的方式——用绳索和锁链把农民（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现代国民教育和训练，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国民”）送往“民族抗战”的前线——国民党没有能力用意识形态把他们统一和组织起来，因此只好诉诸于绳索和铁链。在马克思的时代，欧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了“阶级斗争”，而在马克思看来，在被欧洲所征服的亚洲和非洲，他们解放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争取成为“民族”。也就是说，他们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完成民族主义的现代国民国家的建设。可是，用绳索和铁链是无法铸造一个现代国家的。 20世纪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军事的所有领域，都几乎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我们的知识阶级已经深度买办化了——充满了对于资本和文化侵略的病态欣快和逢迎；然而，中国的大话主义者却像快板书一样说唱中国存在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个病灶”。一方面是中国广大民众无拳无勇的事实，一方面是大话主义者虚构的“多数人的暴政”这种耸人听闻的神话。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首善之区30万市民被入侵者不紧不慢地屠戮，就像犬羊一样任人宰割；一方面是大话主义对“民族主义”攻之唯恐不及，以致恨之入骨地将民族主义刺配为“爱国贼”。事实上，比起日本和西方来，民族主义即使对于“有知识的中国人”——“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种急待启蒙的蒙昧状态。 在《殖民主义冲动与二叶亭四迷的中国之旅》一文中，曾经留学日本的王中忱先生批评了余秋雨先生对于埋骨新加坡的日本作家二叶亭四迷那种不着边际的文人感慨。这种莫名其妙的感慨里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感。然而，这又并非余雨秋先生个人的无知，而是表明了整个民族的思想空位。王中忱先生说，“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虽然看似个人色彩鲜明，但其实并无创见，在他那激昂慷慨的议论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所谓文人——知识分子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幻想”。王中忱先生告诉我们，其实从中国东北到新加坡，二叶亭四迷足迹所至之处，也正是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接踵而至之地。驱使二叶亭四迷奔命于亚洲各地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冲动，所以，二叶亭四迷长眠新加坡，以日本侵略军为伴，不仅不会感到“寂寞和孤单”，而且的的确确是得其所哉。 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压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苏联崩溃和瓦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局限而导致意识形态的退化，即不得不由社会主义的视野退化为民族主义的视野，并最终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第二国际”因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竞相加入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宣告破产，“第三国际”也因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限制而同样宣告破产。列宁之后的苏联，其利益和组织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共产国际”的利益被迫服从于苏联的民族国家的目标和利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中国与越南发生边境战争，中国与美国结成利益同盟对抗苏联，标志着“第三国际”的彻底失败，正如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投入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宣告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样。 我对民族主义一直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在与一位朋友的私人讨论中，我指出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左翼政治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位身在异国的朋友则告诉我，进步的左翼确实应当对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当民族主义所针对的不再是帝国主义，而是其它被压迫的人们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它将会使左翼陷于困窘；但是，在目前，民族主义在中国所发挥的完全是一种进步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就是从民族主义的本能出发跨出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步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的买办阶级和买办主义的鲜明的批判立场，这是它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而相反，中国的“自由主义”一直缺乏一个基本的民族立场，因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缺乏必要的阶级基础，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国际资本主义所养殖的海外浮萍。以“与国际接轨”为追求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中国当代知识界具有强烈的买办化倾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自始就具有浓厚的买办色彩，并且始终无法摆脱买办的命运。这种买办化的倾向有直接和明显的线索可寻，例如许多“与国际接轨”的所谓“独立的研究”的背后活跃着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身影，它们的“独立的研究”直接源于国际资本的“订货”。中国的“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赘生物，从对于民族主义的必然的激烈否定出发，最终现形为“一夜美国人”，从而导致了“自由主义”的破产和自我否定。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媒体的惊恐不安的聚光灯下被命名，是被打成“民族主义”的；然而，“民族主义”在这顶并不舒适的帽子下逐渐整合，并及时地现身于倾倒于西方思想而空心化的中国思想界。不论帽子做得是否合适，“民族主义”都会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存留下来。就好比“印象派”和“野兽派”最初是作为一顶小丑的帽子被戴在那些新的艺术探索上面的，那些具有不言自明的优越感的命名者只不过把那些名字当作垃圾桶，以迎接命名者们自己随兴所至的轻蔑的嘲笑和恶意的攻击。符号毕竟只不过是符号而已，“民族主义”不能因为外来的命名而被他人固定在那里，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自身的实践和阐释活动。 被中国当代知识界所唾弃，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的何新先生，其国家主义和权威主义思想是旧的意识形态空洞化之后作为一种填补物而出现的。由于无法化解必然面临的危机，因此历史地归结为寡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苏联在崩落的过程中丧失了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其碎片和残骸沦为二三流的国家。90年代，何新是新自由主义泛滥中之中流砥柱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用何新这名字来归纳这种历史性的反动，那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何新式的狙击使中国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我们应当批判国家拜物教以至国民国家思想，但不是简单地解体国民国家。 王小东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有关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论述，即对外的民族主义与对内的民主主义。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同民族主义运动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经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是第三等级利益的兴起，那幺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唤起广大的第四阶级作为它的同盟，比如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像20年代中国的“国民革命”那样得到工人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一方面，在民主主义上，孙中山的“节制资本”较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是呼唤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和最广大的工农阶级利益达成妥协；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上，“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完全相反的方向，不是表现为侵略的民族主义，而是表现为反帝反殖和弱小民族的相互联合。在国内，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在国际上，不是单纯地、片面地追求民族利益，而是联合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则更一步明确强调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已经远远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阶级狭隘性。这也就是为什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中国的现实追求不是否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而是充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述。 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19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遗产。第三世界不可能简单地重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在第三世界不可能有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第三世界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第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担负着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所以它的历史任务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要艰巨得多；而与此同时，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抑，较之西方资产阶级，第三世界资产阶级力量却反而非常弱小和幼稚。因此，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参与是无法取胜的。在西方，民族主义是建立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的信号和旗帜；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不是作为西方式的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实践，而是展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运动。 左翼思想当然不同于右翼站在买办“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来否定民族主义。左翼思想不是笼统地批评民族主义，而是严格地区分西方侵略的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抵抗的民族主义，这两者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作为抵抗的民族主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必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是西方民族主义根本不可想象的进步性。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彻头彻尾反动的，而第三世界抵抗的民族主义则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为了完成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目标，它必须动员和联合最广大的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抵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此，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和倾向。也因此，印度、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非殖民化过程同时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既合符民族主义的利益，同时也合符社会主义的原则。如果说在西方民族主义是彻底反动的，是和社会主义根本相冲突的；那幺，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存在着不少共同的基本目标，至少，社会主义必然地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进步内容。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必须检讨和反思作为现代性重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和国民国家的思想，而不是相反简单地直接捡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武器。民族主义强调以民族利益为中心，其潜在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的口号很容易被看作是西方民族主义，尤其是当前美国霸权主义的简单的盗版。民族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最容易走的一条现成的道路，也是最没有出路的一条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德国和日本，在民族主义中迅速崛起，也在民族主义中彻底崩溃。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实践造成了不仅整个民族，而且整个世界的灾难。真是成也民族主义，败也民族主义。而作为另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苏联，其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验一度具有极大的创新精神，不仅创新了俄罗斯历史，而且也创新了世界历史。但是，最终其道路却越走越窄，最终也被迫转向了民族主义的死胡同。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格局的现代世界上，一方面对于民族利益和民族生存必须具有充分的意识，另一方面突破民族主义的视野和创造新的利益格局是历史成败的关键。作为又一个正在崛起和即将“走向世界”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怎样才能摆脱德国、日本和苏联迷航和覆灭的命运，则有待于真正具有伟大的创造性和高瞻远瞩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国简单地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替代的意识形态，那幺就无力化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外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相反只能日益加剧这种冲突。这将不仅是中国的悲剧，而且也是世界的灾难。 中国最大的失误是让人民远离政治 2006-2-20 一，中国最大的浪费是战略决策失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由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了许多弯路。以往的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人口政策，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战略决策失误直接导致经济、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在中国不单单在以往存在战略决策失误，就是在今天也时时刻刻的发生由于战略决策导致的严重失误。比如证券市场设计时的股权分置，2001年盲目减持国有股导致中国股市上万亿市值的财富蒸发；比如国家工业宏观布局和政策不合理导致对环境吏无前例的污染和破坏；还比如国家对土地、教育、医疗、铁路、电信、等行业的垄断或者高门槛等政策，导致整个社会对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产生的民众的高负担和整个社会的高耗问题。 关于战略决策的失误，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往往是地方政府投巨资建机场，修公路，而这些所谓的战略失误往往相对一些中央政府出台的更大的政策往往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宏观调控，一个货币政策，往往涉及的是上万亿的资金的，而这些宏观决策是不是合理，也是有待观察的。当然这些决策如果继续不科学不民主，一样会重导以往巨大损失复辙的。起码本届政府修正的许多上界政府的错误就是明显自相矛盾的，上界政府搞的粮食体制不流通就明显的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 二，战略决策的失误是政治体制不合理导致的。 在检讨战略决策失误时，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战略决策失误显然是和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合理导致的。西方国家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产权明晰责任明晰，谁不遵守市场规律，谁就会遭受市场的惩罚，最后被市场淘汰。谁犯了错误，你都能追究到一个责任主体，一个企业犯错误，企业承担责任；执政党犯错误执政党承担责任（执政党下台）。而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往往是决策者不用承担责任，即使出现了亏损那也是国民买单。比如由于政策失误导致投资者全体亏损，最后承担责任的竟然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国有企业，其不知国有企业一样是人民的财富，国民也是受害者。还比如因为管理不善的原因导致巨额的呆坏账。中行、建行改质过程中的注资就是动用的外汇储备。动用外汇储备，显然是用国民的财富对管理者的经营错误买单。还有给外国留下中国“钱多人傻”形象的国储铜事件，刘其兵一个人犯的错误最后却是由国民买单的，显然这都暴露了我们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所以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政治体制是严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决策不科学、不民主权力缺少制约，这显然是政治体制不合理导致的。 三，政治体制改革缓慢制约经济发展。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经济体质改革，住房、医疗、教育、铁路、股市、汇市都在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但我们发现这样那样的改革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否则也不会出现：“房改把人淘空、教改把二老逼疯、社保让你明天喝西北风、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的说法。原因何在，是我们的改革者缺少经验，缺少监督。进而言之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不能够发掘真正的人才，不能够发现问题。媒体要求统一口径，做正面报道，能发现问题吗？话又说回来了在现有体制下，各行业的主刀改革的“精英”，能经得起人民的监督吗，要知道改革的方向虽然是正确。但改革过程中可是漏洞百出啊。如果人民真的有权力认真监督下去，就那样的“手术水平”根本不可能将改革进行下去的。 四，让人民远离政治是中国最大的失误 如果说千百年来中国苦难的根源在于帝制，那以皇家利益为价值标准的价值观是封建中国到不了民主政体的根本原因。看不到帝制的问题，习惯于皇帝的统治，显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虽然我们这个民族自诩为聪明。但没有个开发集体智能的民主机制，聪明的民族不一定意味着国家会强大。 今天的中国由于国家垄断媒体、教育，由于人民缺少积极参与政治的机会，使得人民普遍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最合理的，我们的政治教育是最合理的，那也倒无所谓。而恰恰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不合理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最不稳定的。还有经常修改的政治教科书，要知道中国政治教科书的修改是最频繁的，修改前后的政治教材甚至是自相矛盾。 由于中国媒体对政治的敏感性，一般是难以讨论政治的，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最先进的讨论一下又何妨呢？由于老百姓普遍缺少对民主政治的参与，（别拿农村村级民主选举说事，一张选票价值几十元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经济发展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民主进程相对迟缓，经济学家在对中国经济建言的时候，往往是要冒着政治风险的。 一个不关心民主政治的民族，一个对政治言论管制的民族，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是很难开发出集体智能的。一个政治体制不合理的民族，是很难掌握其发展方向的正确性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需要不断改革完善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相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步伐。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部分人的智能就能完成的。任何改革的成功都是离不开言论自由下民众的智能的。李敖说:“当大方向错的时候,不管你多爱国也错了”。正如有人说在法规不完善的前提下坚决不献血不捐款的道理一样。法规不完善，你献出去的血很可能被医生们拿去卖钱。法规不完善，你捐款的结果就是助长了贪污。爱因斯坦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为人类创造价值。爱因斯坦这幺说大概是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只关心个人利益是不关心集体的利益的缘故吧。而今天的中国难道又何尝不是大多数人只关心个人的利益，不关心关乎集体利益的政治体制呢？如果让笔者说建国以来什幺是中国最大的失误，那幺笔者认为就是让人民远离政治！ 拒绝“原始积累” 秦晖 2006-8-30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家英先生在一篇批评我的文章中认为：“将官僚资本等同原始积累很容易使人在否定官僚资本之余一并否定原始积累” ，“然而，在批判权力与资本结合之余，我们必须肯定原始积累的成就及方向”。“原始积累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市场化、个体化及法制化程度的增加、资本流动加快、整体社会生产水平提高，民间资本上升等，这些都是原始积累的正面现象，需要积极地予以肯定”。 这种现象在内地比较普遍，当议论起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时，总有人会说：“原始积累时期嘛，免不了的。”的确，从学界到社会上，“原始积累”是个被弄得比较混乱的概念。我曾看到一份地方政府刊物夸耀地说当地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一部电视系列片则把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原始积累过程”！在这里“原始积累”俨然成了褒义词。另一部电视系列片在列举了深圳当时的一些“缺点”，如现代包身工制、拘禁式工棚、对打工妹的性奴役现象等等之后，话锋一转，大谈起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所谓“羊吃人”现象，说是那时死了“成千上万”人。言下之意是：我们这点“代价”与之相比就算不了什幺了。 “原始积累”一词被人们认为出自马克思。大家都知道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正被人从两个方面来引用：过去人们为抨击“资本”而痛斥它的“血和肮脏”，而目前更多的则是因向往“资本”而对“血和肮脏”也见怪不怪了。马克思书中的原始积累被看成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于是我们这里的原始积累也似乎成了“市场经济初期”的理所当然。 这是个歪曲。马克思从未把“原始积累”视为早期资本主义，他甚至没有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词！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讲的是“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要随积累而增加”、“在积累进行中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以及“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等等。这里并未提到“抢来本钱做买卖”的种种行为。 第二十四章是“所谓原始积累，它开篇即明言”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即亚当。斯密所说的Previous accumulation“。Previous是”在……以前“之意，Previous accumulation 即”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积累“。我国现行斯密著作中译本多译为”预先积累“，它与”最初的资本 主义积累“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以德文写《资本论》时把英文Previous换成德文词urspr üngliche （原始的），它表达的仍是斯密的意思。因此马克思明白地说，”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资本生出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生出更多的资本“这样一种积累，即它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它产生于尚无所谓”剩余价值“的那个时代，即”资本主义史前“时代。 马克思之后直至二十世纪初的文献中也没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说。列宁传世著作中提到“原始积累”不下十次，也是沿用的马克思的提法。如早期的《什幺是“人民之友”》中说：“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至少在英国有过……所谓原始积累……。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则……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变（变为资本），就要采取新的形式。”后期的著作中也强调“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 到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借“红色恐怖”之势实行“余粮收集制”，无偿夺取农民粮食来供给苏俄创业所需。为了替这种作法寻找理论依据，著名布尔什维克学者B.M.斯米尔诺夫在《真理周刊》上撰文，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先要有“所谓原始积累”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有“原始积累”，他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以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区别。这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提法之始。这个“两种原始积累”论很快为当时苏俄理论界所普遍接受。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不少篇 幅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作比较。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问题的著作，其中也有大量关于两种“原始积累”之比较的论述。该书认为，正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以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方式获得前提条件一样，社会主义苏俄在国营经济能按计划经济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来建立国营经济，这一过程“在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正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由于苏俄国家具有更大的强制与垄断权力，因而其“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积累”能力更大。同时由于苏俄没有可供“剥削”的“殖民地”，因而也更需要对本国农民搞“原始积累”。所以苏俄国家的任务不是从小生产——农民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要比后者“拿得更多”。 显然，从斯米尔诺夫、布哈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讲的“原始积累”与马克思讲的一样，都是在某种生产关系建立之前（而不是建立之初）的强制聚敛，即布哈林讲的“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它与这种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正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过去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积累”，而今天苏俄搞的原始积累是“社会主义积累”之前的事。之所以加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定语只是为了区分两种“原始积累”的用途（是用来做买卖还是用来搞计划）。然而，把“原始积累”这个令人联想起“血和肮脏”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总让人觉得不舒服，于是布哈林在一九二二年以后便不再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术语。到三十年代斯米尔诺夫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作为托派被镇压后，这个术语便在苏俄消失了。然而原先为与它相对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词却留了下来，而且为显示资本主义的“血和肮脏”，它被使用得更频繁，以至于取代了马克思用的“所谓原始积累”一词。 而从俄国人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驱者，自一九二○年赴俄的瞿秋白始，便把俄国人创造的这一术语译作“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于是在斯密与马克思那里本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种种野蛮行径，便成了“资本主义中”的东西。延及于今，原为市场经济以前的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一系列恶行，也被理解为市场经济中（至少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总之，所谓资本主义积累就是在市场机制下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所谓原始积累，按马克思的说法，则纯属一些在逻辑上与市场机制无关的抢劫行为，诸如强迫劳动、圈地运动、猎奴与海盗行为、凭权势强占公产、抢劫黄金等。显然，这两种积累之别是性质之异，而非数量之差。而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并无逻辑联系，但却有经验的联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抢来本钱做买卖”，即用非资本主义的野蛮手段创造资本主义的“史前”基础的事。即使如此，“做买卖”的时代也并非都从“抢来本钱”开始，而“抢来本钱”也并不是都去“做买卖”，用这些本钱 搞垄断和统治更顺理成章。 过去许多论述把“原始积累”描述为仿佛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这在理论上与历史上都远非如此。如前所述，马克思明言的“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一命题只是一个“假定”。英国经验符合这一“假定”，但马克思并未因此就把它上升为“规律”——尽管他喜欢用这个词是人所周知的。而列宁也只是说“所谓原始积累”“至少在英国有过”。不仅如此，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宁经常强调的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通过“原始积累”以强权与暴力剥夺小生产或侵占公产的“普鲁士道路”（在一些场合列宁也称为英国道路、意大利道路等）；另一条是摆脱压迫与强权后的自由小资产阶级公平竞争、经济分化的“美国式道路”。据说这后一条道路能使“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生产力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一般可能的最好的境况下最迅速而自由地发展”。无论这一说法在史实上能否成立，至少在理论上表明这时的列宁并不认为“抢来本钱”是资本主义起步的“必然规律”。只是到了二十年代，为了强调苏俄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具有历史合理性与道义正确性，“原始积累”才 被抬到了“规律”的高度，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们在大讲“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同时也就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化了。 从史实而言更难把“原始积累”说成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阶段”。姑且不论当代新兴工业化地区（包括人们津津乐道的亚洲“小龙”在内）的经济起飞并不是靠的“抢来本钱”（某些东亚国家的“专制资本主义”中“权贵资本”起着相当作用，这并非“东亚模式”的光彩之处，但这类资本虽在竞争中可占便宜，毕竟不是以暴力剥夺小私有者或窃占国库为“起点”的），就从历史上讲，如今发达世界中的北欧诸国、瑞士乃至德国都未经过什幺原始积累阶段，但它们的经济发展却后来居上，比搞过原始积累的诸国更出色。而西班牙、葡萄牙的原始积累比英国搞得更早更疯狂，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两国却是落伍者，难以望英国之项背。南、北美洲本来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对象，而且十七世纪时南美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远优于北美；拉丁移民在南美的原始积累也远比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更厉害。但是新大陆后来的发展却形成了北兴南衰的鲜明对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北美移民的主体是持守勤俭创业、机会均等等新教伦理的清教徒农民，而南美移民的主体则是持有拉丁君主特许状的一伙权贵痞子，他们是精于“抢钱”而拙于“做买卖”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之前未必要经过“原始积累”，那幺“原始积累”更不一定导向市场经济。事实上，“抢来的本钱”不仅可能用来搞统制经济，而且由于“抢钱”与统制都以强权为基础，这种可能甚至比“抢来本钱做买卖”更自然。如今世人都知道前苏联人在从余粮征集制、劳动军（即强制劳动）、强制不等价交换（所谓“贡税制”）、强制集体化及“消灭富农”运动直到古拉格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仅因集体化而造成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大饥荒就导致约八百万人饿死，而这两年苏联为“积累”竟然还廉价出口了二百八十一万吨粮食。一九二六——一九三九年仅乌克兰一地就在和平时期净减少了百分之十的人口！与之相比，英国的“羊吃人”是个文学上的形容，我们的电视剧作者望文生义地说是“死了成千上万人”，实则圈地运动固然野蛮可耻而且给英国工农造成极大苦难，但并无大规模人口损失之事。苏联人（当然不仅是苏联人）为旧体制下的原始积累付出了远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价。难道不正是为了不再受这种原始积累之苦，人们才义无反顾地走上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吗？ 因此即使原始积累真的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也早已百倍地付过了。事实上，正是由于旧体制通过原始积累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国库”中，如今的某些国库看守人才得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轻松地从事“第二次原始积累”，把财富从国库转入自己的私囊。他们因此无须冒当年西方“原始积累骑士”所冒的风险——后者需要夺取分散于众多传统小私有者手中的财富，因此会面临强烈的反抗。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一过程一方面成为世界史上最快速的原始积累过程，另一方面因其无须面临反抗而得以“和平”进行，使一些人得以誉之为“最高尚的原始积累”！其实这种无风险的掠夺只是使他们比当年西方的“原始积累骑士”更具寄生性。当年这些“骑士”们虽不仁不义，但他们把农业社会分散的传统财富集中为工业社会所需的要素资产，也算是完成一桩历史使命；然而在前计划经济国家中，这一使命已由“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完成，如今的“第二次原始积累”连这点意义也没有。 当然有些人会说，“第二次原始积累”虽已无变传统财富为要素资产的意义，却改变了要素资产的配置方式。还是有“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意义的。 这就涉及到人文立场的问题。 当前有些“人文精神”的弘扬者在揭理想主义的同时似乎有种排拒世俗权利的倾向。正如八十年代那场“荆轲刺孔子”的文化批判运动于“激进”之余也有几分滑稽一样，如今那种不是针对权贵而是针对市井的“抵抗投降”呼声似乎也是滑稽多于悲壮。有论者批评这种带有红卫兵情结乃至教主情结的“人文精神”，指出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恰恰是一种弘扬世俗权利、赞美世俗生活的精神。这种真正的人文精神恰恰是与教主情结、神父倾向对立的。应当说这话确有道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今天不存在。事实表明，道德沦丧、恶欲横流的确已经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精神活力。但造成这种危机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抢来本钱”。“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淡化了“终极关怀”，勿宁说是原始积累中的强权原则破坏了社会公正。 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是“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的。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3-28 12:16:3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潘祎的稿子 国学、汉学热就是逗你玩儿 何必 3月26日世界汉学大会2007在人民大学隆重开幕，中外百名学者共同探讨汉学在中国的发展。穿汉服，进私塾，祭祖先。继孔子学院在国外遍地开花，各国对汉学趋之若骛之后，汉学这鼓热风也逐渐吹回国内，无论是看百家讲坛于丹说论语，还是去孔府举行古老的成人礼，无一不显示着汉学热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不断升温。那幺，汉学究竟是什幺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狭义上就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宗教，就是中国文化，就是中国魂。”汉学热不仅热在民间，在学术界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进来。 在日前召开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开幕式上，就有来自世界各地近70多位国外著名汉学家及近百名国内学者汇聚一起，共商汉学发展大计。国际孔子文化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杨义堂：“在国外称为汉学，在国内叫国学，国学的复兴，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也是中国的希望，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罗多弼：“汉学一直帮助西方了解中国真正的面貌，但另一方面，西方对汉学也有这幺一个传统，就是把中国文化神秘化，汉学和汉学家面临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西方了解中国。”如果说重阳敬老，中秋团圆等传统的回归是生活上对汉学的追捧，那幺中国传统文化的六字箴言“忠、孝、诚、信、仁、义”思想及“君子合而不同”的处世原则等汉学精髓的弘扬，则是精神上对中华文化的回归。市民：“一种很内在的，对人的一种动力，在面对现在的就业压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和指导吧，指导我们在现实中的压力之下如何能更从容的面对生活。”冯其庸：“我们提倡汉学实际上是自我的，自觉的一种意识上的发现，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可以提升他们的道德意识，伦理意识。”遗憾的是，国内各高校也只有人大，北大等少数学府设立了国学院，汉学几乎快成为绝学，专家建议，应在高校设立汉学学点，推广汉学教育。（2007年3月28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尊老爱幼”的道德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等作为汉学的精髓也一直在传承，每一个人都在感受着汉文化的回归。 这次的世界汉学大会，招引了欲火中烧心潮澎湃的中国人的广泛关注。媒体更是不甘人后，端起放大镜或者显微镜找出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恢弘或者锁屑的事情来说三道四。3月26日中国新闻网消息，来自世界各国的七十多位汉学家与一百多位中国学者，今天齐聚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世界汉学大会”。这是世界各国汉学家首次在中国进行“大聚会”。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大会开幕式上表示，本次世界汉学大会的举行，顺应了当代汉学蓬勃发展的趋势，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汉学研究的支持，也标志着中外汉学研究和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算起，世界范围内的汉学已有四百多年历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汉学作为一门根植中国却发源于海外的古老学科，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并且日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外汉学和中国本土学术共同致力的互动式、对话式汉学研究，正在成为新的学术潮流。为此，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汉学研究中心”，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之间的交流，该中心今天正式挂牌。本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举办，与会的汉学家有不少都是国际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包括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施寒微、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魏若望、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大学教授白乐桑等。大会的主题是“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 看看，有那幺高位的官员出席，并表示了委府的态度和立场，应该是很得到赏识了吧。咱也弄不懂。比如英国在推广英语时根本就没有政府什幺事，因为政权更迭会造成太多的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现如今，英语成为国际性语言，竟然是由BBC下属的一个机构干的。人们对汉学的议论纷纷当中，也有关注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的说辞：“21世纪汉学将成显学 汉语将成世界语言”（2006年12月24日《羊城晚报》）、“‘汉学热’升温 我国将全面加强汉语国际推广”（2007年3月20日新华网）……可要知道，汉语之所以推广不利，恰恰是由于汉语推广事业把持在委府手中，在官场的为非作歹之下，一再禁止民间介入的各种努力。陆定一就恶狠狠地说过，“100年不推普也死不了人”！作为高调倡导民间推广汉语的积极分子，我对此有着咬牙切齿的经历和感受。到现在，民族共同语的鼓励性条款被写进宪法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依然比起另一向国策的计划生育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显得太大的贫富差距。所以，委府是否认可汉学，与汉学本身并无瓜葛。 人民大学也能够赶潮流，瞄准机会捷足先登，风光无限地成立了汉学研究中心。可校长大人也介绍了，这汉学，并不是中国人弄出来的玩意儿，而是来源于洋鬼子们。 赵进中在其《十九世纪德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人》中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韦伯，他们都有看待西方自己文化的观点，之后他们把这种观点放大来看我们东方文明。这样，在近代以后，我们中国人把他们为我们建立的这个框架（也可以说是有色眼镜）套在了我们自己身上来观察我们的历史和西方历史。这样，我们就和西方人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西方人看待东方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看待自己的历史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在历史哲学上、在思想观念上、在历史概念上已经转到了西方的观念上了。【《北大最佳讲座》（第二辑）第60页】 这就是说，当中国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已经在全面的妄自菲薄当中，在一片中国传统思维“非逻辑、非实证、非工具”（史仲文语）的自我矮化过程里，在对荣格“中国人的确有以门科学，它的标准教科书就是《易经》。但是这门科学的原则却像其它中国学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则判然有别”的顶礼膜拜之中，彻底丧失了主体地位。 教育部部长大人周济曾经信誓旦旦过，要在五年的时间里，在全世界建立100个孔子学院。如此豪言壮语之后，仅仅一年多的光景，全球就出现了80多个孔子学院，实在让人见识到了什幺叫做中国速度，什幺叫做大跃进，什幺叫做大干快上。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89年后，窗户纸捅破了，权力的真实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到现在，官民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最紧张对立的关系。政权的合法性必须与时俱进，寻求理论上和实践当中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也就有了曾经被自由主义主流派别们边缘化了的甘阳们在最近针对改革开放的反思和否定浪潮当中再一次发出声音：什幺是中国的软实力？我的回答是，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和中国的现代社会主义传统是中国最基本的软实力资源。 于是乎，高调祭孔、高调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高调几年抗战胜利60周年并史无前例地公开承认国民党在其中的军事存在和历史意义，都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含义。也正因此，才有了自由主义派别对于儒家传统的媾和，有了所谓中国需要甚至正在经历文艺复兴的喧嚣。 咱姑且不说前不久德国汉学家公开谴责中国作家文过饰非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胆小如鼠的群体性行径并引发全世界汉学家对中国文人的口诛笔伐，也不用仔细甄别汉学与国内的国学之间的概念分野，只是看，从中宣部要求所有地方电视台必须开办类似央视《百家讲坛》这种通过讲述历史而传递治理信息的举措上，就可以知晓儒家等级森严、知识分子主政等成分会到什幺样的程度。 就这样，国学热到了让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目瞪口呆的地步，现如今的人们全然不顾孔夫子在郑国落魄得自诩为“丧家犬”的事实，再度将泛神论提升到新的高度。 人们也在分析，为什幺国学会热到如此状况？网上也有如此言论。 国学热折射国人迷茫的心态“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有多少企业家把精力和金钱浪费在引进那些似乎是灵丹妙药却又是毫无用处的外国管理模式上呢？邯郸学步、南橘北枳，这些浅显的道理都不懂，还能管好企业吗？现在国学热起来，是因为困惑的人太多了。——北行剑客不知为什幺，近几年，国学竟被炒得如此热火朝天。国学突然火起来，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其实并不是国学有了多大的发展，突然变得光芒四射，而是因为世人的内心太空了，一路走过来丢失的东西太多太多，当读到一些最基本、最朴素的道理时，就感觉到新鲜和刺激。就像一个人饿了好几天，在前胸贴后背、两眼冒金花时，他会把平时很普通的一碗米饭当作世上最好的佳肴。不论是孔子说的仁、义、礼、智、信，还是老子说的道、德、善等，这都是中国人血脉传承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每一个龙的传人心灵中最深的烙印。但如今，为什幺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会因为文明问题而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为道德缺失感到如此痛心疾首、困惑万分？人们太需要迫切地找到答案了。这时，是国学给了我们伟大的力量。“仁者爱人”、“天人合一”、“有教无类”、“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无而不争”……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如同一盏明亮的明灯，指引着迷路人回家的路。国学热起来，是因为迷路的人太多了。…… 宋朝李觏说：“孔子之言满天下，孔子之道未尝行。”（转引自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第161页）。甭说孔老夫子的什幺仁义理智信了，现如今的中国社会也算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不可理喻的。那个热衷于上电视从来不挑肥拣瘦并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嘴周孝正在“问题与选择——未来5-10年中国社会发展”研讨会上如此看到当今的中国及其中存在的超女现象：考察中国的现状，深深感到这个国家没有魂。有人把我们国家叫做“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我的结论是，中国已经由物质分裂到了精神分裂。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超女”，人家不跟你玩儿了，中央电视台人家不看了。超女的口号就是“我至少还有梦”，理想没有了，至少还有一个梦。超女是想唱就唱，再往前走就是想说就说――“虽然没有人给我鼓掌，起码我还能自我欣赏”――这就是精神分裂。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再往前走个5—10年，咱们这些人也都退了，这个社会的精神分裂就要出来了。对此，你要考虑怎幺办。 我曾经对周孝正说，除了这八无，他还应该弄个“八有”，就如同八荣八耻对仗那样，肯定很有趣。我现在没空弄这个，否则也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把。 中国人现在是什幺档次？我去年写过“当今中国道德败坏唯隋末可比之下的作为”和“当今世界还有比中国人更坏的吗？”等文字，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瞩目，骗取了不俗的注意力，并招惹了不少的激烈争论。原本我以为，我注定是要招徕不少的板儿砖，会被骂得祖宗八辈都狗血喷头，不成想，赞同者众，或许也可以折射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到现在，所有的“信”（信息、信用、信服、信物、信德、信道、信度、信口……）全部失守状况里人们的彻底困惑。 林语堂1934年所写《中国人》里，第六章对于当下国学热作了很有前瞻性的解读。（学林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此书的全译本。）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一部宪法，缺乏民权思想。这个特点根源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它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力量的哲学。 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却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 他们会像照看他们自己的孩子们的利益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我们放手让他们去处理一切事务，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我们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放在他们手中，但从不让他们汇报开支情况。我们给了他们以无限的权利，却从未想到过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仁人君子，有教养的绅士。 对这种仁政的批评，最细致、最公正、最尖锐不过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韩非子了。他是“法家”的哲学家，生活在孔子之后约300年的时候。 他是法家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人物。他赞成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他对人治政府的弊端作了尖锐的分析。他所描述的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状况，与现代中国的状况是那幺惊人地相似。 如果他是在今天向我们讲话，那是绝不需要修改一个宇的。 根据韩非子的观点，政治贤明的开始在于抛弃所有道德上的陈词滥调，避开所有道德改革的努力。笔者坚信，如果我们能够早一天停止谈论人民的道德改革，中国就有可能早一天出现一个廉洁的政府。这幺些人坚持认为道德改革是解决政治腐败的方法，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他们幼稚的思维方式的标志。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把政治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 他们应该看到我们在过去的两干多年中，一直在重复着那些道德上的陈词滥调，却没有能够改善国家的道德状况，以产生一个稍为廉洁、稍为美好的政府。他们应该看到，如果道德教化还有一点点用处，那幺中国今天就应该是一个圣人与天使的乐园了。我怀疑，人们，特别是那些官员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什幺道德改革，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谈论不会有害于任何人。其实，很可能所有道德卫士们的良心都有问题。 我发现像张宗昌将军这样一些试图恢复孔教并提高别人道德水准的通常都娶了5至15个老婆。他们在勾引年轻女子方面也很有些手腕。我们讲“乐善好施是美德”，他们也随声附和：“不错，仁慈是件好事。”谁都没有受害。另一方面，我却从未听到我们的官员们讲法治政府，因为人民会回答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所以，如果我们能早一天停止谈论什幺道德，早一天讨论如何实行严格的法治，我们就会早一天迫使这些官员正视这些问题，阻止他们装模作样地在外国租界内研读什幺儒家的经典。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在韩非子时代以及我们当今的时代，有两种对立的政治观点：儒家的仁政以及法家的法治而不是人治。儒家思想假定每个统治者都是仁人君子，从而把他当作绅士对待，法家则假定每个统治者都是无赖、骗子或窃贼，所以在政治体系中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他将不正当的企图付诸实施。 很明显，前者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后者是西方人的观点，也是韩非子的观点。正如韩非子所云，我们不应该期望人们的行为端正，但是我们应该能够防止他们的行为出轨。这就是法家哲学的道德基础。 换言之，我们不能期望我们的统治者是仁人君子，总是在正义的大道上穿行。我们应该肯定他是假定的囚徒，并想方设法阻止这些可能的犯人鱼肉人民、出卖国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后一种制度效果更为明显，它可以制止政治上的腐败。 这样做出等着这些仁人君子们良心发现要高明得多。然而在中国，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我们并没有假定他们是可能的无赖、骗子 或窃贼，尽管我们早就应该这幺做了。相反，我们把他们当作了仁人君子。 依照孔子的教导，我们希望他们是仁慈的统治者，爱民如子。我们期望他们诚实。我们对他们说；“干吧，公家的钱你就随便使吧。我们不要你做公开的预算，不要你公布帐目。”我们对军阀们说：“干吧，我们相信你会热爱人民，我们愿意让你凭良心向我们收税。”我们对外交官们说；“千吧，我们绝对信任你的爱国心，允许你缔结任何一个国际条约而不用事先经过我们同意。”我们对行政官员们说：“如果你变成仁人君子，我们会给你立牌楼，永久瞻仰。如果你变成了无赖、骗子或窃贼，我们也决不会把你关进监狱。”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其人民是这样仁慈地对待他们的行政官员们。韩非子说，一切都大错特错了。 我们对官员们的道德天赋期望太高了，不兔有些冒险。如果韩非子活在今天，他会建议我们把这些官员们假定为无赖、骗子或窃贼，并对他们说：“我们不会规劝你去走仁义之道。你变成了仁人君子我们也不会为你立脾楼，然而如果你变成了无赖、骗子或窃贼，我们就送你进监狱。”这倒是结束我们政治腐败的更理智更迅速的办法。 这里，我想引用韩非子的一段话。他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这已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著者注)，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情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韩非子否认“父母政府”有任何好处，因为即使是父母也未必能够成功地管理自己的子女。 期望统治者热爱人民像热爱自己的子女一样，是不理智的。他冷静幽默地问道，孔子以自己颐大的仁义聚拢来多少弟子呢？他在千千万万的人民中只聚集丁70个弟子， 这不是清楚地证明道德的无用吗？期望所有的统治者都像孔子那样以道德行事，期望所有的子民都像70个门徒那样喜欢道德，这难道不是很不理智的吗？他的这些话流露出一种令人愉悦的挖苦，淡淡的幽默，健全的理智。 韩非子对他的国家那些弊端的描述与当今中国的现状何其相似乃尔。那些地方官员及老百姓的性格特点与现代人如此相仿，我们在谈他的著作时，很容易就忘记他并不是在描述现代的中国。他把当时官府的腐败和人民的漠然归咎于法律保护的缺乏及制度的不完。 他没有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直截了当地认为政治体制有问题，人民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他说所有麻倾的产生都是由于缺乏“公开的和公平的法律”。他痛恨那些儒生们，把他们称作一群喋喋不休的傻瓜。这个称呼也适合于今天我们那幺多 “穿长袍的爱国者们”。他说那时官吏的腐败是受到鼓励的，因为没有刑罚。 他说，“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垂，事败则以富退处。”这些话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大部分在大连或上海租界里居住的那些有闲阶级的成员们。他说，正因为缺乏制度，人们的升迁要靠他与某党派的关系，于是，他们的精力要放在社会应酬之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之上。这些话放在今天是否也是真理，只有当官的以及当宫的候选人才最明白。 韩非子的著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其中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词“公民”。这个章节试图解释中国老百姓对国事普遍的淡漠。他说：“民之政计，皆就安利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而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太少的公民，太多的私人。其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 这与道德无关，罪恶在制度。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幺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如果对贪婪腐败的官吏没有惩罚，那幺，要求人们不贪婪，不腐败是对人性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所以，韩非子相信，应该建立任何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得违犯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法律能取代一切个人偏爱和私人关系。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一个几乎属于西方的平等观念，而且看出了一种最不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很奇怪，与儒家“札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教义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位法家，他宣布“法不阿员，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是人不分贵贱、贤愚，一概都要遵守的。他推行一种由法律进行机械统治的理论，甚至认为不再需要什幺聪明能干的统治者----- 这些机械观点完全不像中国人的观点。 所以，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加入了道家的成份，“明君无为于上”。君主不应该有所作为，因为他看到以前的君王一般都无所作为，政绩平平。所以应该有一部政府机器，它的运转是那幺公平，那幺完美，我们的统治者是否明达则无关紧要了。于是，君主就成了一个挂名的国家元首，就像当代君主立宪的政府一样。 英国有一个国王为建筑物奠基，为轮船命名，为人们授勋。但是，这个国王对国家来说并不重要。他是好是坏，聪明与否，或者比较一般，都无关宏旨。制度自己在运转。这实质上就是君王无为的理论，它由韩非子予以阐释，并在英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把孔老夫子称作道德思想家，他的懦弱的道德说教被尊祟为“政治’理论，这实在是命运对他开的奇特的玩笑，让仁慈道德的人来管理政府，如此异想天开的观点，连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都哄不过的。如果这种观点能行得通，我们满可以依靠汽车司机自发的谦恭有礼去调节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交通秩序，而无需红绿灯了。 任何一个有点头脑，有点历史常识的学生都会看到依靠所谓道德的力量，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总是世界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官员们比西方官员更堕落。 一个简单而无情的事实是，如果你把这些官员当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国人一直做的那样，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会成为无赖、骗子或窃贼。然而，如果你把他们当做无赖、 骗子或窃贼，用监狱相威胁，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样，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变为无赖、骗子或窃贼，十分之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们是仁人君子。结果你至少得到了一个表面上廉洁的政府。即使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的东西也是值得争取的，这是中国早就应该争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