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所有的无效增长最后都以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形式出现，这就是我国银行机构呆坏帐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主要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软约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始终存在。在这种体制下，银行成了经济运营风险垫底的最后对象，这种经济是家长制政治的体现和产物，责任最后都归咎于大家长。谁都不负责任。整个社会间没有责任心，亏了是社会的，赢了是自己的。中国的经济体制至今未建立起责任分担的制度，互相将亏损推委给别人，最后找大家长进行平衡。这是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产物。那么，中国怎样才能建立起一种风险由自身承担的硬约束的市场经济体制呢？大面积的企业产权私有化改革改变了软约束的状态了吗？

3，投资与消费不成比例是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消费不足主要是由于农村消费不足导致的。这就使中国每每出现的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每一波经济过热后都放空一批生产能力，在资源浪费的同时，出现的是更加严峻的社会贫富差距和非均衡社会发展。这种现象给人的思考是：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不是出在不公平的社会政策和收入分配机制上？]

中国宏观经济格局概观及问题

柯 堤

2005年4月11日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5-7　　　

　 本文将对1979年至200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格局的变化作一初步分析，以透视其走势、特征及问题。这里所说的宏观经济格局已不再局限于总供给与总需求，而是延拓到存货、银行不良贷款，消费、投资、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经济流程与收入分配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

一、存货与不良贷款

　　本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历年库存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第二部分对银行不良贷款的状况进行清理和分析。

历年库存情况

在下面的表1中，第1列数字是我国历年GDP的情况，皆以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价格，来源见[1]）；第2、3列数字是我国历年库存情况，皆以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价格，来源见[2]）；1978年至1992年的库存标准参见[3]，1993年至2000年的相应数字是在上年的基础上减去0.3个百分点；超貯库存的比例是指超貯库存存量占总库存的比例。

表1：GDP与库存（亿元，%）

　　　 由表1可见，以1978年为基期，我国GDP增长了7732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5%；同期库存总量增加了4226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9%；库存弹性系数为1.04。2000年的超貯库存总量为2280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20869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1.9%，超貯库存弹性系数为1.25。

　　　 在同期内，超貯库存增加额占GDP增加额的比例为27%，即GDP年均增长率中约有27%来自于超貯库存增加的贡献，约为2.5个百分点。由于超貯库存是无效供给，如果将其扣除的话，那么在1978年以来的22年间，我国GDP的有效年均增长率仅为7%。

分阶段看，前7年超貯库存增加了4127亿元，中7年增加了约10000亿元，后八年增加了约6000亿元。至2000年底，我国库存总量近50000亿元，超貯库存总量近23000亿元，超貯比例仍高达47.2%（比1978年的32%高出15个百分点），即在总库存中有近一半为超貯库存。

　　　 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如果企业是为市场生产的话，它们必然会通过自身产量的调整来使库存恢复到正常水平（即超貯库存比例应在零附近波动）。然而，这样一种适应性的市场行为，并未在1978年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仅从库存变化形态的总体上看，二十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平均行为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所有年份的库存总水平都明显超过正常标准；就好像是同一个"企业"，它们有着同样强的库存倾向--"为库存而生产的偏好"。其深层根源，我们将在后文予以分析。

银行不良贷款

　 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必然会产生不良贷款，国际上的警戒线一般为10%左右，我国的监管标准要求是不得超过15%；国际上著名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均控制在较低水平，如花旗银行为1.9%，汇丰银行为3.5%，东京三菱银行为8.8%[4]。但是，这些年来，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一直居高不下；1995年为21.4%，以后逐年有所增加，2000年底为29.2%（2001年底为25.4%）[5]。

　 1999年我国先后成立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管理、处置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到2000年6月底，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接收上述四大银行不良贷款13000多亿元，四大银行不良资产率就此平均下降超过9%[6]、[7]。由此可见，上述2000年底的数字29.2%是经过剥离后的数字。也就是说，如果加上剥离的数额，那么到2000年底，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货款率应为38.2%[8]，即接近40%。

　 另外，有文献指出，上述口径的不良贷款尚未包括银行应收未收款和其他投资中的不良债权，也不包括其他金融机构中的不良资产因素[9]。如果计入银行应收未收款和其他投资中的不良债权。那么，在2000年底，加上剥离数额，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应在40%以上[10]。

　 在我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中，银行业资产占85%以上，四大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力军，其市场份额约占全部银行业的73%。2000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年末余额为99371亿元[11]，以73%乘之，得数为72540亿元，再乘以38.2%，得数为27710亿元（含剥离的1.4万亿元），这就是2000年底四大银行（剥离前）不良贷款的年末余额。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如以10%这一比率进行估算，则其数额为2683亿元。即在同期内，我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超过了30000亿元。这个数字与前述23000亿元的超贮库存大体在同一量级；如果再加上企业中过剩、闲置的生产设备及厂房等，两者则相差无几[12]。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银行不良贷款是超贮库存和闲置生产能力的货币表现。

　 我国不良贷款的形成过程主要有三个时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向传统的老工业企业发放的贷款和对盲目重复建设发放的贷款所形成的不良贷款约占1/3；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放贷所形成的不良贷款约占1/3；9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施企业破产兼并改制所形成的不良贷款约占1/3[13]。即其2/3以上是九十年代以后形成的。

另有报道说明，自1999年以后完成1.4万亿不良资产剥离后，到2003年年中，四大银行又重新产生了超过剥离数额的不良资产（其中有一部份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彻底剥离干净的不良资产）[14]。

简短的讨论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有两个最为突出的表象：即巨额的超貯库存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堆积，而后者是前者的货币表现。这就说明：根据偏差平衡法则（即市场法则）而形成的买方市场，与根据偏差累积法则所导致的产品、库存积压及相当部份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是两种十分不同的宏观经济格局[15]。然而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在1978年之后，逐步推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为什么没有促成企业行为的根本性转变。答案在于：在1978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间，我国企业并未生成内部预算硬约束和外部交易严约束这两条市场化企业的基本性质。在1978年之后，生产计划指标逐步由市场（或利润）导向取代了，企业已基本上自负盈利，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统负亏损的；只不过是在1978年前后，亏损统负的承担者由国家财政系统逐步转向了国家商业银行系统。即我们在从计划转向市场来配置企业间的资源时，企业成本的软约束也从财政系统转向了银行系统。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为企业间交易约束的弱化提供了更大的范围和空间。这是理解我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与行为的关键点之一。

　 这种新型的企业成本软约束（体现在银企间的交易关系上）和企业内部的利润导向（应当说，目前企业内部的预算约束硬度比1978年以前有所加强）相结合，便产生了前述盈亏约束的对称破缺。由此决定了1978年之后主导企业的行为准则仍然是偏差累计法则。因为偏差累积的大部份后果或成本不是由企业本身来承担的，而是转嫁给了全社会--即银行系统。这从我国企业欠息高达几千亿元这一极端事实，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明白。

　 上述对称破缺与价格放开相结合，更易使企业产生一种不计（或低估）风险的投资扩张倾向，于是不仅在各种存货上，而且在各种生产能力上，都普遍出现了偏差累积的相似格局。其过程如下：只要某种产品的价格较为有利，于是相应的生产线、组装线便一拥而上，然后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乃至最后大量闲置。根据1995年我国的工业普查资料推算，我国900余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平均利用率约为65%，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合理水平（85%-90%）。有一点需要说明，这种低估投资风险的状况不完全是由于微观的盲目性，而主要是由于利润和成本的不对称性所致。即抓住了利润是自己的（内部化了的利润导向），而投资失误的成本则是社会的。换言之，缺乏风险的意识是由于风险未由自身承担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因此，企业成本软约束和交易关系弱约束、其内部的利润导向与价格放开三者相结合，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于若干方面消除短缺，但无助于解决效率和质量低下这一根本问题。这三者相互结合的格局，还成为我国在更大的范围里强化重复建设和恶性过度竞争的微观基础。对此，我们将其简称为畸变的市场。

二、投资、消费与净出口

　　　 在本节中，我们把1979年至2000年的22年分成三个阶段，然后分别对每个阶段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进行考察。前八年：1979年-1985年根据文后的附表，我们得到下面的表2。

表2：消费、投资与净出口（1979-1985）

　　　 由表2可见，在前7年中，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9%，其中有7个百分点来自于消费增长的贡献，所占份额为70%；来自于投资增长的贡献为3.4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34%；净出口对GDP年均增长的贡献为负0.5个百分点。就农村消费而言，它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53%（=3.7/7）；它对GDP年均增长的贡献份额为37.4%（=3.7/9.9）,即在国民经济的增长中，约为1/3以上来自于农村消费增长的贡献，大于城市消费（含政府部份，下同）和总投资增长的贡献（表2中，只有第1列数据为年均增长率，单位为%，其他各列都不是年均增长率的数据，而是在同年GDP年增长率中有多少个百分点来自于相应的项目，计算方法见[16]，下同）。

　　　 在第一阶段中，平均消费率为65.8%，接近2/3，即在每年的GDP中有近2/3的部份是用于消费的；平均投资率为34.5%，如果把净出口与投资合并，则其为34.2%，比1/3稍多。在总消费中，农村所占的比率由1978年的48.8%上升到1985年的50.6%，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17]。同期内，平均资本系数为3.69，即当年投资3.69元，可带来1元GDP的增长[18]。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资本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投资效率的高低或投资效果的大小。

　　 如果将这一阶段与后两个阶段（1986-1992和1993-2000）进行综合比较的话，则不难看出，无论是增长率、还是投资、消费、农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以及投资率、消费率和投资效率，第一个阶段都是三个阶段中最好的。中七年：1986年至1992年根据文后的附表，我们得到下面的表3。

表3：消费、投资与净出口（1986-1992）

　　　 由表3可见，在第二阶段里，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其中：有5.4个百分点来自于消费增长的贡献，所占份额为60%，比前一个阶段下降了10个百分点；来自于投资增长的贡献为3.1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34.4%，与前一阶段大体相同；来自于净出口的增长贡献为0.5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5.6%，与第一个阶段相比，转负为正，但作用并不大。就农村消费而言，它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7.8%，比第一阶段下降了近一半；它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为16.7%，比第一阶段下降了一半多；这是在第二个阶段中出现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即农村消费对于总消费和总增长的贡献明显减小，这也是第二阶段总消费对总增长贡献变小的主因。

在第二阶段中，平均消费率为62.9%，比第一阶段低了约3个百分点；平均投资率为36.6%，如将其与净出口合并，则其为37.1%，比第一阶段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在总消费中，农村所占的比例从1985年的50.6%降至1992年的41.2%，比第一阶段下降了9.4个百分点。

　 同期内，平均资本系数为4.43，即当年投资4.43元，可带来1元GDP的增长；投资效率比第一阶段降低了20%左右，即为了达到同样的增长效果，要多用20%的投资。这是第二阶段一个明显的变化。后八年：1993年至2000年根据文后的附表，我们得到了下面的表4。

表4：消费、投资与净出口（1993-2000）

　　 由表4可见，在第三阶段中，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其中：有5.6个百分点来自于消费增长的贡献，所占份额为57.7%，比第二个阶段又下降了2.3个百分点，已不足60%；来自于投资增长的贡献为3.7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38.1%，比第二阶段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为0.4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4%，比例很小。农村消费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30%，它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为17.5%，比第二阶段稍有回升，但总体水平仍然很低。

在第三阶段中，平均消费率为58.9%，已不足60%，比第二阶段又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幅增大；平均投资率为38.8%，如把净出口合并进去，则其为41.1%。已超过了40%，比上一阶段提高了4个百分点。在总消费中，农村所占的比例由1992年的41.2%降至2000年的35.5%。在这一阶段中，平均消费率降至60%以下，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同期内，平均资本系数为4.55，比第二阶段的4.43又上升了，即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第三阶段的GDP增长率比第二阶段的9%增加了0.7个百分点。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加速度来自何处。

　 根据公式：θ=（δα）/（1+α），其中：θ为投资率，δ为资本系数，α为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19]；第二阶段的平均投资率为37.1%（把净出口合并于投资之中，下同），资本系数为4.43；第三阶段的平均投资率为41.1%，资本系数为4.55；如果我们假设第三阶段的投资率等同于第二阶段的37.1%，则由上式可算出，第三阶段的α将为8.9%。这就是说，第三阶段GDP的增长加速度（0.7个百分点）完全来自于投资率的提高。即从第二阶段的37.1%增至第三阶段的41.1%，提高了10.7%。也就是说，在投资效率下降的条件下，只有提高投资水平，才能使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由此，我们从各个指标的综合评判上，可以认为第三阶段的综合绩效在三个阶段中只能屈居第三位。

简短的讨论

　 从上述三个阶段的比较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在进入第二、三个阶段后，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而这种下降完全来自于农村消费增长贡献的衰减（例如，农村消费增长的贡献由第一阶段的3.7个百分点降至第三个阶段的1.7个百分点）。

　 其次，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强；与此同时，投资效率明显下降（由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本文略去不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段，随着投资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率几乎是一路下滑，只是在2000年才略有回升（参见后文的附表）。它说明我国经济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更高的投资率来支撑。2001年至2002年的情况表明，这种依赖过度投资以保持一定经济增长的倾向更加明显[20]。

　 联系到前文所述的巨额超贮库存和惊人的不良贷款堆积以及相应的企业行为；不难看出，由于在我国经济中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偏差累积，因此，在讨论当前（或某一年）的经济状况时，就不能不涉及到这种偏差累积的过程、性质及程度；而与某年的偏差相比，前者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单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难有大的用处。这种总量政策适用于对付经济系统的功能性失调，而它对于器质性的"病变"则很难奏效。

　 由于不必要的存货和生产能力（无效供给或偏差）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持续的有效供给不足（即无效供给所对应的那部分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对累积的超贮库存和多余生产能力的持续利用不足的假象，它就是有些人所谓的宏观有效需求不足的依据。但从实际上看，这是一种虚假的有效需求不足。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总需求的扩张根本无助于消除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累积，而只会使它们在更大的规模上被再生产出来。同时，无效供给及其累积也不断地通过虚假的有效需求不足来扭曲地表现自身。

　 2000年我国超贮库存总规模高达2.23万亿元，加上闲置的各种生产设备、厂房、房地产及各种园区，其总额将在3万至4万亿元，相当于同年全社会的投资总额。这样的"有效需求不足"应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来加以刺激或扩张呢？

　　 我国经济不是缺少投资或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投资过度、投资的方向不对和投资的效率太低；庞大的投资没有为未来的收入增长提供应有的拓展空间，而是陷入了自我循环、自我复制和自我服务的困境；最终由全社会承担了这种巨大浪费的成本，与此同时，它也就制约了最终消费的应有增长。这正是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中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其深层原因与畸变市场的形成紧密相联。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众多工业品加工能力大量闲置的突出问题，与总需求不足所致的市场疲软没有多少关系；我国经济也不存在所谓的"缺少消费热点的问题"。其根源在于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城市化进程不断滞后、拟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以及畸变市场的形成和投资过度向工业倾斜，致使产业就业--收入支出--供给需求流程发生了阶段性断裂以及宏观供求格局出现了累积性失衡。在我国今后的发展阶段中，应以加速城镇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和重建经济的主导循环流程为中心，来调整基本投资方向，以此带动产业重组、拓展就业空间，实现收入支出流程的升级和扩张，以形成新的宏观供求格局。

三、经济流程与收入分配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在二十二年中，第三个阶段的综合评价最低，其中突出的问题在于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农村消费的比例下降过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要靠越来越高的投资率来维持，投资效率愈趋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流程和相应的收入分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第一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我国GDP年均实际增率为9.9%，其中消费增长所做的贡献为7个百分点，投资和净出口所做的贡献为2.9个百分点（其中净出口是-0.5个百分点）。很明显，在本段中，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起着主导作用。在总消费增长中，农村消费增长所做的贡献份额达到53%，它对GDP增长所做的贡献份额近乎40%（37%）。而农村消费增长对于GDP和总消费增长的这种突出作用，来源于第一阶段传统经济主导循环流程的良性快速扩张。

　　 在本时段里，有四个基本的经济循环回路：其一是农村居民的自给性生产和消费，其二是农村内部的商品交换（主要是不同农副产品之间的交换），其三，是农村部门出售给城市部门的农副产品和城市部门出售给农村部门的轻工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其四是城市部门内部的商品交换。与1978年以前相比，第一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原有各个回路的流量扩张明显扩大，而不在于新回路的增加及其流量扩张（详细的分析可参见[21]）。

　　 可以这么说，农村居民收入及购买力的大幅度增长对于上述流程的良性循环扩张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作用机理如下：首先，第一产业（或大农业）供给制约的消除，使其增长速度迅速提高，达到了6.5%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其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8.1%增至1984年的32%。其次，第一产业吸收的就业人员从1978年的2.83亿人增至1985的3.11亿人，而第一产业的产值就业比例偏差却缩小了2.8个百分点。再次，上述两点表明：第一产业创造财富的能力超过了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因此，在前7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速高达14.2%，而其中来自于第一产业的比重约在80%以上。最后，由于大宗农副产品供给的高速增长，不仅满足了农村自给性的消费需求，而且满足了城市居民对农副产品的强烈需求；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出售农副产品所获货币收入的高速增长，又对城市部门的轻工产品形成了很强需求，再加上当时国家对轻工产品实行了"六个优先"的产业扶持政策，致使城市轻工业的供给迅速扩张，吸收的就业人员也明显增长（1978年以后，上山下乡的返城知青约二千万人就是在这个阶段得到妥善安排的），满足了城乡居民对其的高额需求[22]。

　　 以上是对前7年产业就业--收入支出--供给需求流程循环扩张的基本特点及其构造的简要解析。这个流程良性循环扩张的关键是第一产业供给的高速扩张及其所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高速增长，以及城乡之间农副产品与轻工产品的互补扩张。加速或启动上述流程扩张的关键性政策有两项，一是消除农业供给制约的农村微观改革政策--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另一项是加速和支持轻工业发展的"六个优先"的产业政策。

　　 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约在0.24左右[23]，到1985年该系数约在0.3左右[24]；这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从1978年以前的过于平均转向了收入差距合理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7：1降至1985年的1.86：1。这些情况说明了为什么在第一阶段里，消费增长对于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70%，而农村消费增长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达到50%以上。

　 从经济流程的角度看，在前7年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为第一产业，而第一产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劳动力就是农民自身，这些生产要素在农村的分配是相当平均的。因此，在农民人均纯收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保持在合理的范围里，即农村消费能力的普遍扩大具有坚实的收入增长基础。同一时期里，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由于"六优先"的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相关城市服务业的跳跃式扩张，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率也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前7年里，收入的增长与收入的分配处于相当匹配的状态；总之，这是一个大多数人好起来的阶段，是改革开放时代的黄金时期。

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1986-1992年）中，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其中消费增长所做的贡献为5.4个百分点，比第一阶段的7个百分点下降了1.6个百分点；可以明确地说，消费增长贡献的下降完全解释了第二阶段GDP增长率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的事实。就此时段 的农村消费而言，它为GDP增长仅提供了1.5个百分点的贡献，比第一阶段的3.7个百分点下降了2.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恰是该时段GDP增长率下降的唯一原因（同期城镇消费增长为GDP增长提拱了3.9个百分点的贡献，比上一阶段的3.3个百分点提高了0.6个百分点，这对应的正是"新三件"在城镇中的普遍热销）。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下面我们还是从流程分析入手来说明原因。

在中7年里，前述三个经济回路：即农村的自给性产消回路，农村内部的商品交换回路，城乡之间的大宗农副产品与轻工产品的交换回路，或者近乎饱和，或者流量增速明显放慢。此时，城乡经济及其间起主要作用的是下述两个新回路：其一，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之间的中间产品交换（如乡镇工业生产的煤炭曾达到全国煤炭产量的50%-60%）；其二，城市部门内部的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交换，新三件是其典型代表（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25]、[26]）。

　　 在本时段，经济流程的主要特点如下：首先，第一产业由于面临着需求的自然约束（恩格尔定律），故其供给的增长率不得不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其增速由前7年的年均6.5%降至4%左右，其占GDP的比重也由1984年的32%降至1992年的21.8%。其次，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由1985年的3.11亿人增至1992年的3.7亿人左右，而其产值就业偏差基本未变。再次，由于前两点，一方面是第一产业创造收入的相对能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其就业人员数量上升更快，这就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大幅度下滑，由前7年的14.2%降至此段的4%左右，即农民相对购买力或消费能力的下降主要归因于第一产业无法再提供更高的收入扩张速度，而来自农村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长并未对此提供相应的补偿，这就造成了诸多家用机电产品市场出现了城市趋于饱和与农村消费不起并存的格局。换言之，在大宗农副产品市场面临着需求自然约束的条件下，其供给的增长只能以人口的增长为限界，而新型家用机电产品市场的扩张速度又受到上述城乡收入支出结构的限制。

　　 总之，在第二阶段中，原有城乡之间农副产品与轻工产品的供求互补良性扩张之格局不能继续发挥主导增长的作用，而新的主导循环经济流程却由于城市化过程长期滞后并加剧而无法建立起来。

1992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约在0.35左右[27]，比前一阶段明显上升，更加趋近于0.4这一限界。同期城乡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86：1升至1992年的2.58：1，已高于1978年的水平。由于农村消费能力继续快速扩大的收入基础已经动摇，所以，农村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度下滑，并最终导致GDP增长率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

　　　 从经济流程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提供的收入增量由于需求的自然约束而锐减，由原来的80%以上降至本时段的40%以下；另外我国60%至70%的农户为纯农户，这一点可说明乡村工业的发展会使农村居民收入的分配更趋于不平衡。这时农村人均收入的缓慢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趋于失调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削弱了农村消费普遍扩张的收入基础。总之，这是一个少数人富起来，而相当多的一部份人（特别是农村人口） 改善较少的阶段。

第三阶段

　 在后八年里，GDP年均增长率为9.7%，比前一阶段提高了0.7个百分点，它来源于何处？本阶段农村消费增长为GDP增长所做的贡献为1.7个百分点，比上一时段提高了0.2个百分点，城镇消费增长的贡献为3.9个百分点，与上期持平；投资增长的贡献为3.7个百分点，比上期提高了0.6个百分点，可见经济增长的加速度主要来自于投资增长。在本阶段内，平均消费率只有58.9%，比上期的62.9%又下降了4个百分点，平均资本系数达到4.55，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我们对这八年里的投资率与GDP增长率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R高达0.9583，而系数b接近0.89，即投资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变动约0.9个百分点[28]。

　 在第三阶段，城市部门内部的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交换明显趋于饱和，而其农村市场的开发仍处于很低的水平；传统的几个经济回路的循环状况依然故我；此时城乡经济及其间起主要作用的是下述两个新的回路：其一，沿海乡镇及城市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产业的发展（包括一部份原由城市部门生产的低、中档制成品转由农村非农产业来生产，主要是沿海的农村非农产业）；其二，大量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但其工资收入十几年如一日，每月不过500至600元（参见[29]、[30]）。

　 2000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17[31]，突破了0.4这一限界。在这一阶段，城乡居民存收入差距由1992年的2.58 : 1上升至2000年的2.78 : 1，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速仍在4%左右。同期内，城镇国企、集体企业的改制力度不断加大，造成了大约有3000万至5000万的工人下岗，这与第一阶段安排了约2000万返城知青就业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变化进一步削弱了大多数人持续扩大消费能力的收入基础。

　　 有关的资料表明，1995年约有1%的农村最低收入户的收入进入负增长，1998年进入零增长与负增长的农户比例达到了16%；至1999年，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收入零增长和负增长的农户比例已占45%，将近农村人口的一半[32]。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999年6月底，拥有金融资产数量最多的20%家庭，拥有全部居民金融资产的55.4%。户均14.66万元，最低端的20%的家庭仅拥有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1.5%，户均4298元，高低之比为34：1。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已迅速滑向了收入差距十分显著的不合理阶段。

　　 富者有钱，但消费增量明显小于其收入增量，因为其大部份收入是用于再投资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如此循环扩张以致“无穷”。贫者不具备持续扩大消费能力的收入扩张基础，因此无余钱扩大消费。然而投资要想得到应有的回报，其前提是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所制成的商品能够卖得出去，而这又完全依赖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具有相应的收入来源去转化成购买力或消费能力，但是畸变的市场和不断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却正好使二者难以有效地对接。于是，过剩的生产能力、超貯库存、银行呆帐不断累积，投资效率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只好依靠更高的投资率来支撑，而这又进一步相对挤压了消费增长的空间。在第三阶段中，我国经济深陷于这一不良循环的困局之中，从经济流程的角度看，大多数人被抑留于收入低速增长的流程回路恰为其成因。

小结

　　　 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已摆脱上述第三阶段的困局。从资本系数看，该序列由1993年的3.7持续上升到1999年的5.6，2000年情况稍有好转（降至4.9），旋即上升为2001年的5.44，2002年的5.32和2003年的5.65。2003年的投资率陡增至47.2%，为历史新高；同年最终消费率降至50%左右，为历史新低。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仍在上升，2003年约为0.45[33]；同期，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城市家庭拥有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总值比例约为66.4%，最低端的20%城市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比例只有1.3%[34]，这比前述1999年6月底的55.4%明显上升[35]。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我国宏观经济在上述格局中越陷越深。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已不能简单沿用在第一阶段中那些非常成功的政策，例如靠增产粮食来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2004年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不过百分之六点几，即其明证，而这与第一阶段的平均年增14.2%难以同日而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产业所面临的需求自然约束（注意：这与有效需求不足根本不是一回事）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恩格尔定律是不可能逆转的（除非有大的衰退），在这点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谓时移则事易，事易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里，我们必须以全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提高城市化质量为中心，力争在10至15年的时间里，使已有的拟城镇人口连同其家属约2亿人口[36]，全部转变为城镇人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全新的经济主导循环流程，重建五大平衡[37]，校正畸变的市场。舍此，我们不能完成中国经济新的跨跃式发展。

引文和注释
[1]：国家统计局编：《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2]：邓英淘："企业行为与宏观表象"，《战略与管理》1999.2。此文的库存数字只到1997年，近三年的数字系根据上注[1]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3]：同[2]。
[4]：唐双宁："四大银行不良贷款下降是虚假的吗？"，经济日报，2002年3月25日。
[5]：同[4]。
[6]：东方言："处置不良资产拉开序幕"，经济日报，2000年7月26日。
[7]：梅志翔："我国处置不良资产能力增强"，金融时报，2002年2月7日。
[8]：在"处置不良资产拉开序幕"一文所说的四大银行不良资产率下降超过9%的说法中，所谓的9%实际是指9个百分点。那么，29.2%+9%=38.2%。
[9]：夏斌："当前企业货币资金是紧是松，"经济日报，2002年7月12日。
[10]：程瑞华："1-11月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继续趋好"，金融时报，2002年12月25日。此文提到至2002年11月底，企业应收账款净额16134亿元，增幅比10月底提高1.5个百分点。以此推算，在2000年底，企业应收账款净额当在10000亿元以上，折成百分点率计算，相当于7至8个百分点。
[11]：同[1]。
[12]：邓英淘："库存、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参阅文稿》No.97-8，1997年4月23日；该文指出，在1995年底，我国工业企业闲置的固定资产总值近8000亿元（当年价格），如果外推至三大产业，这一数字可能达到10000亿元左右。这种资产的闲置或积压没有计入库存的统计口径之中。

[13]：同[4]。

[14]：王健君："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驶入快车道"，《了望》2003年7月14日第28期。

[15]：相关的详细讨论，请参见[2]。

[16]：在正文表2中，除了GDP增长率的单位是%外，其他各列数据的单位都是百分点，其计算方法如下：Gt=αt-1St+βt-1Tt+γt-1Et，其中的Gt为第t年GDP的实际增长率，St、Tt、Et为同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实际增长率（参见后面的附表），αt-1、βt-1、γt-1为上年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上年GDP中各自所占比例（参见后面的附表）；净出口的贡献是通过当年GDP的百分点增长率减去同年消费和投资对GDP增长的百分点贡献而得。农村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亦以百分点计算），计算方法同上式，相关的数据参见附表，或可根据附表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17]：平均消费率、平均投资率、平均净出口率均为该阶段各年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18]：平均资本系数与年度资本系数的计算略有不同，是用该阶段内历年投资总额相加之和作为分子，而用本阶段历年GDP比上年增加额相加之和作为分母，相比而得，这样做得到的是一种加权平均资本系数，由于历年投资总额和GDP均已作了消涨处理，故上述作法是合理的。之所以采用这种加权平均资本系数，是因为年度资本系数波动幅度过大，简单的算术平均会产生过大的误差。
[19]：这一公式的详细推导可参见邓英淘所著："库存、投资 与中国经济增长"一文，刊于《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No.97-8，1997年4月23日。
[20]：2001年和2002年的投资率分别为38%和39.34%，而GDP增长率仅为7.5%和8%。
[21]：邓英淘、姚钢："产业就业重组与城镇化进程，"《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
[22]：同[21]。
[23]据世行测算，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为0.16，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同期为0.21。通常在后一数字上乘上1.14至1.16，即可得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4]：据中国人民大学李强之文："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超过国际上的中等 不平等程度"，（1995年4月11日），1984年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7，以此乘上1.14可得0.30。
[25]：同[21]。
[26]：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组："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调查研究通讯》No.99-8，www.ecrcass.com。
[27]：刘国光："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参考报》2003年4月22日。该文指出：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由此内插可得1992年为0.3614，为稳健起见，可取其为0.35。
[28]：该方程为G=-25.41+0.89I，式中G为GDP年均实际增长率，I为同年投资率，单位为百分点。
[29]：同[26]。
[30]：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组："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调查研究通讯》No.98-13，www.ecrcass.com。
[31]：同[27]。
[32]：林嵬等："农民增收路为何越走越难"，《了望》2003年第3期。
[33]：同[27]。
[34]：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与财税调节"，经济日报，2003年6月16日。
[35]：如果由城市外推至全国，数字会更高，因为我国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分布状况比城市更不均衡。
[36]：薛玉炜、柯堤："关于三农问题的几点再思考"，《调查研究通讯》No.2005-4，www.ecrcass.com。
[37]：这里所说的五大平衡是指：产业就业平衡、城乡经济平衡、区域布局平衡、财政金融平衡和国际贸易平衡。

附表

注：表中第1列至第8列的数据皆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其中，投资率、消费率为当年投资额、消费额占GDP的比例；第1列、6列、7列、8列的单位为亿元，都经过消胀处理，第2、3、4、5列的单位为%。第9列至11列的数据为投资、消费和农村消费增长对GDP增长所做的贡献，单位为百分点，其计算方法参见注释[16]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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