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选登这篇文章是为了配合本网近期发出的丛亚平和杨晓陆的两篇文章警惕外资对中国金融资产廉价收购》、《A股全流通:巨大的金融及宏观经济风险》,这三篇凑起来,可帮助我们思考中国的发展成果将落入谁人之手的问题。中国经济这些年是在迅猛增长,但在借助外资的同时,又被外资将成果拿走。如果这种高速增长的结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么中国的发展便要小心一点了。]

海外基金收割本土企业:助推器还是榨取机?

《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 程苓峰

20051115

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在最近十几个月中我国国内多起重大并购重组案中,但凡私人股权基金身影闪现,它们都没有给对手留太多的机会。

继上个世纪90年代海外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扶植起一批互联网、传媒的新生代企业之后,更多的海外直接投资基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这一次,超越了高科技产业的范畴,也不限于初创企业,各式各样的私人股权基金、收购基金对快速消费品行业(如饮料类企业)、渠道类企业(如家电连锁企业)、改制国企(如哈药、徐工)、地产类企业中的“潜力股”集中火力投入重金。

毫无疑问,这些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超级玩家所到之处,相应企业和产业的商业模式、竞争态势都将被深刻改变,基金的一进一退,意味着对企业价值的两轮重估。

在这个由多方商业力量博弈构成的过程里,本组封面报道试图提出几个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1. 进入阶段:这些“新股东”对一家企业的价值判断几乎都是建立在对相应企业家的价值判断上,除非和他们交易的“老股东”已经对原管理层失去信心,否则他们一定会和管理层做深度沟通,并且在股权、薪酬上对管理层进行有市场竞争力的激励。在张扬“股东文化”的同时,他们其实也是“企业家价值”的认定者----这和某些学者认为企业家只是股东保姆的观点岂不颇有出入?
  2. 增值阶段:私人股权基金等金融投资者持有企业股份时期短则3年,长则不会超过8年,总之是企业生命中的“过客”一名。那么他们和管理层如何平衡金融资本短期利益与企业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企业会不会感染上“过度激励综合症”、待金融资本离场后方显现出相关恶果?
  3. 退出阶段:资本逐利而行,海外基金在这一轮投资收购中已出手不凡,将来推出时,只要不是赔本的买卖,转让价格只会更高,那么谁有能力接得住?除了IPO推出外,跨国产业资本接盘这些中国企业的概率会不会较高?
  4. 最后一个问题,就引用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在本组报到中的一句话吧:“我们应该责怪摩根赚多了吗?应该指责牛跟生卖贱了吗?说到头来,还是国内的资本市场没能满足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求。”

一、一场盛宴的序幕

国内一批深具增长潜力的行业和企业,在最近两三年被陆续列上了以私人股权基金为代表的国际级基金的投资名单。在这些基金的身后,盘踞着巨量的国际资本。

据《亚洲私人股权投资观察》调查,2004年亚洲私人股权投资募集了约65亿美元,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其中收购基金占56%,当年,中国已成为除日本的亚洲地区收购基金的首选,共有13亿美元流入,单笔投资规模从几十万美元猛增到上亿。考虑到可以数倍放大资金量的杠杆手段,拥有近10亿美元资本的巨型基金已经具备收购中国本土最大型公司的能力。

20045月,深圳发展银行的控股权被深圳市政府售予新桥资本。这产生了第一家被国际基金控制的中国商业银行。200412月,华平投资集团联手中信等机构收购哈药集团55%股权,创下第一宗国际基金收购大型国企案例。

今年,凯雷集团收购徐工机械绝对控股权接近尾声,更可能成为第一起国际基金获大型国企绝对控股权案例。在地产界,各类海外基金成为宏观调控下的中国地产企业触手可及的“救命稻草”,比如8月,凯雷和软银联手大手笔注资顺驰置业,尽管与此同时,作为业已开花结果的成功案例,摩根士丹利等注资蒙牛、资方与管理层对赌一案则引起了某些争议,但这并没有打消融资方(出售方)和投资方(收购方)的热情。摩根士丹利和老搭档鼎晖又将同样的手法用在对永乐电器的投资上。同样,江苏雨润集团和高盛、鼎晖等外国投资机构也签下了类似的协议…….

人们相信,现在媒体上耳熟能详的那几个知名收购雨投资案例不过是国际资本大步踏进中国产业界的一个侧面。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师腾泰认为,多年来中国吸引外资一直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为主,但是近几年该项目中国的增长已经趋缓,而其他海外资本的进入方式逐渐增加。比如QFII,企业海外上市及再融资,海外VC,以及近两年来密集进入中国银行业、零售业、乳业、传媒、医药等行业的海外收购基金。可以预见,今后10年,中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通过上述几种方式的外资进入规模,必然超过每年传统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总额。

在这一轮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中,私人股权基金、收购重组基金是另人瞩目的主力。和瞄准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资金不同,私人股权基金和收购重组基金通常猎取成熟行业里的领先企业。

华平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Harold Brown 向《中国企业家》表示,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目前是全球私人股权基金竞逐的热土,而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为甚。巴西和俄罗斯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历经起伏,而中印都是增长迅速,相对稳定的大国,中国的特点在于企业存有很大的重组机会,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成为消费大国。而印度有更完善的金融和法律系统,给私人投资基金提供了良好的运作环境。

华平投资(亚洲)董事总经理孙强认为,BRIC的共同特点是:市场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经济增长快,潜力大,经济结构正在变化,变化当中就有机会。他向《中国企业家》形容,中国目前这个阶段就象美国20世纪初,现在新兴的企业家,包括已然跌落的德隆唐氏兄弟,就象J.P摩根、洛克菲勒一样,正在建立起巨大的帝国。

但不同的是,20世纪初的美国是由摩根这些本土的金融巨子对积累起来的财富和资源做重组整合,而中国的现实,是由摩根士丹利、凯雷、华平这样的外国金融资本唱主角。不难发现,在中国的产业资本如德隆、格林柯尔失利的同时,中国的金融资本在助推产业整合与提升方面明显缺位。

粮饷足,东风起。一场盛宴拉开序幕。由外国金融资本主导的这一场场投资收购,给中国企业在资金、管理、国际化诸多方面带来的积极作用毋庸讳言,本土企业对它们几乎是张开双手准备拥抱。而它们自成一体的价值评估方式、退出方式会对中国企业乃至产业产生哪些影响,值得更深一步分析。

二、南孚的命运:为跨国产业资本进入中国铺路?

VC一样,作为金融投资者,私人股权基金和收购重组基金都会在促成企业升值后套现离场。正如孙强所说,我们就是火箭助推器,火箭注入轨道以后就自动脱落。企业还是在企业家手里,同时也更强大了。

但问题在于,国际基金会选择怎样的途径套现离场。通常的退出渠道一是上市,一是协议转让。而如果协议转让的接盘者是国际产业资本,这对企业管理层的产业梦想(如果他们有的话)来说,或是一个打击。

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汪潮涌对《中国企业家》表示:“国际基金收购中国企业,就是为大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做前奏,铺路。”

南孚一案是经常被引用的案例,从1999年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引资开始,到2002年的几次交易,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对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南孚实现控股。据原控股方、现持有南孚12.34%股份的南平市国资委介绍,引入外资的原始目的在于改善治理结构,引进管理经验,并上市融资。但在约定的期限内,上市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2003年,摩根士丹利等基金将所持有的股份全部转售给南孚电池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吉列。自此,南孚品牌虽一直存在,但只能安于成为吉列布在中国的一枚棋子,不复有征战全球的资格。这应是迄今为止,中国民族品牌经由金融资本最终落入国际产业资本的最大案例。

当年的南孚正在向世界市场扩充,甚至已经侵犯到跨国公司的本土市场。但是一经吉列收购,一切问题都化解了。长期从事投资并购的建勤集团执行董事李彤分析道。

类似的迹象并不鲜见。20044月,深发展控股权被深圳市政府转售于新桥资本,一年多以后,GE金融在20059月进入深发展股东行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今后接盘新桥、控股深发展的有利人选。今年8月,雅虎注资10亿美元持有阿里巴巴40%的股份,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为成全雅虎而套现离场的阿里巴巴原投资方,正是雅虎的全球合作伙伴日本软银。

虽然我们无法对国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间可能的“合谋”做出确凿的判断,但无可否认,两者间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何况跨国公司财力雄厚,本来就是天然的接盘手。“没有默契是不可能的”,长期为中国本土公司做并购咨询的摩根大通(亚洲)投资并购董事总经理孟亮说。

[注:此文原载《中国企业家》杂志2005年第20期(总257期),本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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