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本网发出仲大军先生的《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一文后，有人传来了黎鸣先生的一组文章，大家知道，在西化方面，黎鸣先生是目前中国最极端的学者，正是因为他走的太远，所以与国人拉开的距离也太远，遭到的反对也最多。但不管怎样，还是要听听黎先生的意见，尽管他的话总是极端得激烈。]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收件人： "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5 22:46:4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黎 鸣：为什么中国人严重缺乏人权意识， 黎鸣 http://liming.vip.bokee.com/ 我为什么反对“国学”？ 黎 鸣 2007年10月16日 sciena521@hotmail.com 世界上的文明大国，很少有以本国的“国学”向世人炫耀的恶习，相反，他们的习惯，永远都是把自己的“学说”宣扬成世界上最普遍、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是对全人类福祉的重大贡献，为此，他们甚至可以不辞万里、远涉重洋，到处去宣讲、去普及他们的学说，例如西方各国全都非常尊崇的“神学”、“哲学”，以及种种的“科学”。他们中有谁曾把他们的“神学”、“哲学”、“科学”仅仅看成是自己一国独有的封闭的“国学”么？没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绝对是对他们的“学说”的最自我孤立、最自我封闭、最自我贬低的最愚蠢之举。然而世界上坚持要这样做的，偏偏惟独只有中国，然而也绝对只是近代最倒霉时期的中国。但最让我弄不懂的却是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国的“大人”和“文人”们居然还继续又在莫名其妙地叫嚷“国学”了，难道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那个最倒霉时代的中国不成？否则，中国人何苦要如此“自辱”？ 请问，明代以前的中国有叫嚷“国学”的么？没有，即使在清代中期也没有。为什么？因为过去的中国人总认为自己就是“天下”，所以，自己的“学”自然也就应该是“天下”之“学”了。真正开始叫嚷“国学”，只是在清朝末期的近代：泱泱五千年“文明”庞大的中国居然被西方诸弹丸小国羞辱得完全抬不起头来，甚至“一衣带水”、“同肤同宗”的小小日本，也竟然敢在中国人头上肆意拉屎拉尿了。这时候的中国真是讲武（打）武（打）不过别人，讲文（理）也同样文（理）不过别人，而只有望天兴叹，自叹“样样不如人”；看来，过去的自称“天下”，真是“坐井观天”了，于是来了一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儒家文人，按照阿Q的法子搞起了“国学”的“发明”，既然“天下”之“学”叫不成，那就凑合叫“国学”吧！这就是现在一些中国人拼命叫嚷的“国学”的来历。 从上面所述“国学”的来历，我们即能清醒地看到，世界上只有最穷途末路的国家，而且也只有世界上如此最穷途末路的国家中的最无能、最无用、最卑鄙、最奴性、最无耻，更加上最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类似中国传统儒家文人的文人们，才会做出如此下作、如此卑怯的“发明”来。这是因为，这样做无疑是在向全世界的人们宣告，中国人的的确确已经无知无能到只剩下自我羞辱的“国学”了，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一丝一毫能够普适于全人类、全世界，也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这基本上也等于说，中国人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或者说，中国人简直就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根本就不会说“人”话，从而也就根本做不了“人”的“学问”，对全人类的福祉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做出哪怕能有一丁点儿普遍性价值的贡献。他们的“学问”，惟一只能是对外永远封闭、自卑、自贱，对内永远哄骗、扼杀、毁灭的“国学”，而且还惟一只能是永远都走不出中国国家大门并且永远都只能是自我炫耀、自我陶醉、自我满足、自我愚弄、自我毁灭的“国学”。 我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国学”，甚至还要坚决否认有任何这样无耻的“国学”？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忍受不了如此最无耻的自我羞辱。而坚持需要这种“国学”的人们，实质上也就是他们心甘情愿地自愿承受如此自我羞辱的“国耻”。完全相反，我坚决地认定，中国人同其他人类一样，全都是能够顶天立地的“人”，世界上其他人类，尤其西方人类能够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同样全都能够做到，甚至应该更能做到，因为我们中国人口众多，不是一般地多，而是世界上最多。 说白了，我真是恨啦，恨谁？恨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文人们，恨历朝历代的极权专制的无知识、无廉耻、无仁义、无人性的皇权主义者们，他们利用他们的根本无“学”之“说”，把中国人调教得简直丧失了最起码的自尊，甚至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否则，何至于会有如此“国学”的自我羞辱？而且还更以国家政府、国家电视台、国家最高学府的面目出来堂皇地加以支持、宣扬、赞美，这是何等地荒唐，简直荒唐到了不可理喻！而这，更又是何等地悲哀，坚持叫嚷“国学”的人们是否以为，中国人真是已经不可救药了不成？否则，何至于会堕落到如此境地，竟然丧失了最起码应该知道有一点点羞耻感的理智，志愿龟缩到自我羞辱的“国学”之中，去寻找未来中国可鄙的“希望”；这绝对只能是儒家文人和专制主义者们的严重“复古”的毫无希望的“希望”，而根本不可能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全人类现代和未来文明的光荣而伟大的希望 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事情决不是如此。中华民族的智慧，到了２１世纪，绝对会走出，而且现在也正在开始走出背负了两千多年倒霉时运的历史。我们伟大的祖先伏羲，事实上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经为我们民族智慧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铺垫。他创造的“易大象”精神的雏形，不仅是中国人智慧的种子，也同样是全人类智慧的种子，伏羲的伟大甚至远远超出了摩西和泰勒斯。“易大象”精神在２１世纪的重新再现，在“西方哲学死了”的今天，完全应该是全人类历史的必然。 令人遗憾，更令人痛苦的是，在近三千年的历史中，真正继承了“易大象”精神的几乎只有老子和墨子，而他们的成就却又偏偏被“独尊”的孔子及其儒家的对“易大象”精神的掩盖所遮蔽、所扭曲、所颠倒。我们今天惟一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把被孔子及其儒家在历史中所颠倒的“易大象”精神重新再颠倒回来，把伏羲、老子、墨子所高扬的“易大象”精神重新再高扬起来，更要在现代全人类智慧共同的平台之上全新地发展起来，升华以来，它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将向全世界、全人类首倡并创造的《人学》的灵魂，也即将必然普适于全人类，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学》的全逻辑，或又称全息抽象思维的逻辑。但必须指出，这种“人学”决不是什么仅仅限于中国一国的“国学”，而应该是由中国人所首创并普适于全世界人类的全人类之“学”。 中华民族应该拥有为全人类的福祉从事新的发现、发明和创造性事业的伟大的胸襟。中国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国人本该对全人类的福祉作出最多的贡献。我坚信，这种对中华民族“名副其实”和“实至名归”的时代终于可以到来了。 为了迎接现代全人类《人学》的到来，我们应下定决心，坚决让羞辱中国人的“国学”退出历史。让“国学”彻彻底底、永永远远地滚出历史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倡导和创造“人学”，因而必须坚决地唾弃“国学”，让“国学”立即死去。我们再也不要，而且永远都不要，继续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去自取其辱了！我们是中国人，但也永远不能忘了，我们更首先都是“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伟大的祖先伏羲，以及老子和墨子，从而首先由我们中国人，按照“易大象”的伟大精神，倡导并创造出能够真正普适于全人类的《人学》来。 欢迎所有有志于从事人类创造性事业的同胞，特别是我最亲爱的青年同胞，（而不是那些被复古的传统“国学”迷弄得扭曲了脊梁骨的可怜虫），勇敢地投入到这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全人类的《人学》的伟大行列中来。 （２００７，９，１２。）
什么是历史，历史的意义，历史的悲剧？ 黎 鸣
一谈到历史，似乎中国天然就是一个历史大国。因为中国的历史最连续（变化最小），从不曾中断，因此文献也极多，其字数之多，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不仅有官方堂堂正正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乃至《二十六史》，仅此就已经字数过“亿”，还有更数不清的编年史、通鉴史，纪传史，以及历朝历代的野史，更有儒家的“六经皆史”，加上两千多年来儒家文人的注经文字，其中的涉史文字，简直是堆山塞海。所有这一切涉及“历史”的文字，何止上数十亿，甚至可能上数百亿，真可以说是令人恐惧的天文数字。 一谈到历史，中国人很快就全都兴奋起来了。最近中央电视台开展的“百家讲坛”，除了于丹讲的非常糟糕的《论语》、《庄子》的“心得”和刘心武讲的《红楼梦》的探奇之外，其余讲的也全都是“历史”。而且当下的影视，也大半都是历朝历代帝王将相们的“历史”。 看来，中国还真是一个历史的大国，而中国人也真是一个最关心历史的民族了。可是，这些“历史”真是有人性意义的“历史”么？中国真是一个历史的大国么？中国人真是一个最懂得创造历史的民族么？我的回答肯定会让网友们深深地失望。 关于上述的问题，我的回答全都只能是非常令人痛苦的否定。按照我的反思的认识，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大国，而中国人也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懂得创造真正有高度人性意义的历史的民族，尽管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可是中国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几乎已经终结了，而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却全都只不过是过去历史的重重复复的拷贝而已。一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历史还依然没有完全走出这个传统的拷贝历史的时代。在这两千多年之中，几乎所有出现的历史人物，即使如最著名的唐宗、宋祖、朱元璋、康熙、乾隆，近代的慈禧、袁世凯，乃至现代的蒋介石、毛泽东，他们全都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拷贝”历史舞台中的“提偶”，全都没有资格成为创造中国真正新的拥有高度人性历史的人物。什么是“提偶”？“提偶”就是木偶剧中的被后面的“谁”? 嶙懦は呃幢硌莸摹澳九肌薄Ｕ飧觥八笔撬亢竺婊峤驳剑率瞪霞纯追蜃蛹捌淙寮掖场拔宥尽钡摹坝牧椤薄?BR> 我的回答可能已经使很多的网友们“吃惊”了，但我要告诉大家，我决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人，我讲的是关于历史的哲学，是关于真实历史的“道理”。下面让我们首先来讨论：什么是历史，以及什么是决定历史的真正最关键的因素？ 先谈：什么是历史？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两句名言（出自〈夜宴桃李园序〉）：“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用现代汉语来说，即：天地之间者，是有生有死的万物的旅馆；光阴之度者，是百代（实指无数代）连续或断续之中暂时的旅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全都只能是这样在“天地”间的旅馆之中“暂时”栖息度过的“旅客”。 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就是光阴之度者的连续或断续之中的记录。但这里所讲的历史，并不只是人类的历史，而是万物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限定。人类的历史至少还必须分有如下的三个部分：
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是目前人类已获得初步认识的人类的全部生命基因密码子。按照人类的共同属性而言，这样的密码子总共有十万组，而超出这十万之数的其他的密码子只能被称作“乱码”。换言之，这十万之数的生命基因密码即决定了人类全部生命的历史特征。再换言之，这十万之数的生命基因密码子中所蕴含的信息，即人类到今天为止的基本上已经终结的生命的全部记录——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尽管人类还将继续生存下去不知多少万年，甚至上亿年，但作为人类生命历史的生命基因密码子的信息数量的记录却基本上已趋于饱和，或者说即使有新的增加，数量上也极其微略。即是说，人类生命基因密码子所含信息量的历史记录不必随着时间的累积而无限地增加。说到底，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几乎已经终结了。 人类的社会史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所有文化基因所含信息量的记录。人类中的民族或国家不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基因的信息的数量级也将不同。如果说上述的人类生物史或生命史是由人类的生命基因的信息量来决定的话，那么人类不同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史，则将由他们各自所拥有的文化基因的信息量来决定。 很显然，在接触到西方文化之前，中国的文化基因的信息量早就已经停止了有效的增长。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历史几乎全都只在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重重复复的拷贝运动。按照日裔美国人富兰克林．福山的说法，到２０世纪末，西方的历史也同样进入了终结的阶段；现在还有历史（文化基因信息增量）变化的民族或国家，基本上已不再在西欧和北美，而更多集中在亚、非、拉美等洲的民族或国家，它们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吸取西欧、北美人类的信息（作为他们固有历史的新的信息增量），并迅速向已经终结的西欧、北美人类社会的历史模型靠拢，实质上是被西欧、北美的“历史模型”飞快地同化，一旦完全被同化，他们也将立即进入历史的“终结”。这就不能不讲到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第三部分了。 第三部分是人类的精神史。如果说西方人的历史“终结”了，那是因为西方人类的精神史，也即他们的哲学史在２０世纪中期就已经处于停顿状态了。什么是人类的精神史？人类的精神史其实就是人类文化基因的“自由”创新史，增量史，或人类文化发展和创新的“自由”的运动史。在我看来，因为《西方哲学死了》，所以西方人类的精神史也已到顶了，再也难以前进了。而在过去，西方人的文化基因的信息量之所以能够远远高于其他人类，特别是高于中国人，那是因为他们的哲学具有着强大的创造新文化基因的“自由”的动力（能量），而中国人的精神，却几乎早在两千多年前开始确立“独尊儒术”的汉代以来，就已经变得完全僵死了，文化基因“自由”创新的动力源泉事实上早就枯竭了；然而到了现在，西方哲学的“自由”动力也同样进入了强弩之末，所以，西方人的总的历? 罚舱绺Ｉ剿 我基本上赞同福山的观点，但我却并不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全都已终结。福山所言的西方历史的“终结”，其实是在对西方历史模型的已达人类历史的“最高点”进行赞美。对于如此历史的“最高点”，我并不表完全地认同。它充其量是人类历史某阶段（我称之“哲学历史阶段”）的“最高点”，而并不必是真正的全人类历史的最高点。真正“终结”的只是西欧和北美的历史，而不必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因为《西方哲学死了》，他们的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的自由的动力源已经枯竭了，而在东亚，一个全新的人类文化动力源正在东方人类的“母腹”中躁动。尤其在印度和中国，例如中国，那里的人们正在踏过孔夫子及其儒家两千多年来腐朽至极的僵尸，迎接西方自由女神的降临，他们正怀着冲破千年压迫的高昂的激情，光耀自身伟大的“易大象”精神的雄心壮志，跃跃欲试与西方自由女神的交媾，从而一个崭新的全人类的“人学”的精神，将很有可能会在东方孕育，一个崭新的全人类精神史的“自由”的动力源将在这里形成和诞生。一个拥有崭新的“全逻辑”——“易大象”的全真、全息逻辑的全人类的“人学”，如果能顺利地超越并取代所有西方的哲学，它就将很有可能给整个人类带来新的福祉。关于 这一点，我在后面的文章中还将更详细地加以论述。 让我们再次回到中国的历史。 迄今中国的历史还一直都处于两千多年来始终被“终结”的停顿的状态之中。现代正加速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基因，与中国古老的真正合乎真理的文化基因的强烈撞击和合作的嫁接正在发生。 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被“终结”地停顿，其最重大的根源即在两千多年前确立的“独尊儒术”，以及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乎绝对的垄断。在这种绝对的精神垄断之中，中国人之中根本就产生不了哲学和哲学家，中国人的有价值的文化基因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无力增进的“饱和”状态。正是因此，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几乎只有对过去历史的拷贝，而毫无“自由”创新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的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其实全都只不过是传统历史拷贝之下的“提偶”，说白了，那些所谓著名的历史人物，几乎全都只不过是一些缺乏真正“人”的自觉灵魂的人形的傀儡，他们全都只能在后面无形而强势的文化基因之主（孔夫子及其儒家传统的幽灵）的控制之下进行毫无自觉的“表演”。 即令现代最著名的人物? 缃槭蠖鹂吹剿窃诶20世纪，而今天，仍旧有人（例如高唱“国学”和“儒学”的人们）甚至还更想要把它延续到21世纪。我提醒现在一切方面拥有良好自我感觉的人们，包括当今各方面的领袖人物，请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尽量站在人类文明最高的基点上，再一次清醒地认识您自己吧。否则，你们也依然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传统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提偶”。要想不做“提偶”，就请立即奋起文化批判的精神，彻底清算两千多年来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幽灵在中国的一切方面所制造的罪孽，尤其是在政治、文化、教育中的罪孽，并在自己的身上自觉地清除“五毒”（复古、唯上、独断、人治、专制）的残留。 至此，我们可以开始回答什么是历史的意义，以及什么是历史的悲剧这两个问题了。什么是历史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即在历史中，人类的文化基因能够不断地获得创新，从而在历史中，文化基因的信息量能够获得不断地增进。很显然，在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严重地缺乏新的文化基因信息量的增进，所以中国长时期以来严重地陷入了文化发展停滞的状态。正是因此，这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的文字记录，尽管庞大到了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天文数字，然而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却都只不过是属于毫无文化基因价值的“乱码”，是纯粹历史中的文字“垃圾”，而历代的儒家文人，则基本上是制造历史（文字）垃圾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白痴”或“骗子”。或者说，简直就是一群自愿吸毒、中毒的文化“废物”。 什么是历史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即人类的精神史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或者说已完全丧失了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的“自由”的动力源泉。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发生了这样的历史状况，即可以认为，该民族或国家事实上已处于严重的历史悲剧之中。处于历史悲剧中的民族或国家，除了不断地“拷贝”旧历史和不断地制造新的历史（文字）“垃圾”之外，根本就没有能力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创造新的人类历史。中国自从确立“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之中，迄今这一大段的历史，我基本上认定，即是一个中国人的漫长的历史悲剧，或中国人的中世纪的悲剧，这个“悲剧”的最关键的制造者即孔夫子及其儒家文人（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愈来愈成为文化“废物”的人们），以及历代蓄意根绝一切新的文化基因信息的“自由”创造的动力源的人治专制的统治者们——帝王将相们。 但是今天，我却坚信，从２１世纪开始，中国人将永远地走出这个漫长中世纪的历史悲剧。同胞们，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吧！ （请登录：www.liming1944.com）（07，10,15.）
为什么中国人严重缺乏“人权”意识 黎 鸣 “意识”必从教育而来，而中国的教育，两千多年来，是一连串巨大的败局。正是这种巨大失败的教育，严重地造成了中国人“人权”意识的巨大缺失。可以说，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所崇奉的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教育，事实上已造成了中国人，（如果从不与西方文明接触的话），永远都不可能会有“人权”的意识。 正如我在前面的文章《两千多年中国，教育的大败局》中所谈到的，由于孔夫子及其儒家对中国教育的垄断，中国人的思维几乎已完全定型：从“好古”（复古）的情感出发，经过“克己复礼”的“自渎”的途经，最终走向和到达“学而优则仕”的终极。简言之，中国人的教育，永远都只是为了维护封建“礼乐”的政治服务的教育。即使在近五十多年，中国人的教育也依然是只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的教育。这样就造成，中国人的教育，始终都是从被扭曲的“情感”出发的教育。过去是被扭曲的“君臣父子”的“礼乐”（等级）的情感；近世则是被扭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情感。用一个现代的比喻：中国人的大脑（硬件），因为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教育，完全被编错了程序，运用了有害的教育编程软件（也即所谓儒学、儒经），造成了中国人思维严重的紊乱。由于这种“紊乱”所造成的最有害的后果之一，即中国人对自我“人权”意识的永远的缺失。 前面我在文章中曾谈到，正确的教育程序必须且只能是从自然出发，经过自主，最后走向和达到自由（请读者记住，教育中如果没有“自主”的历程，同时又缺乏“自由”的追求，就将永远与“人权”背离），或更详细地说，从先验、自然、真理的信念出发，经过（自主的主体）经验、实践、真实的理性的认知，最后走向和到达（主体）超验、自由、真诚的悟性的直感，从而激发起人类主体高度综合的创造性的精神和激情。西方人历史上的教育，基本上是在逐渐接近这种程序。正是因此，关于“人权”的意识，首先在西方人的大脑中形成，并由西方人首先诉诸于人类世界。下面，我们就不妨来具体考察一下有关的思想史。 无论古希伯来人还是古希腊人，他们的思想从一开始都没有背离自然，相反，他们全都顺应自然，并紧紧从自然出发。“摩西十诫”的犹太教道德其实是最自然的道德，其中的“上帝”实际上是对“自然”的最高的抽象。古希腊的哲学更是从自然出发的哲学，运用自然的因素去解释自然本身的道理（顺便提一下，中国古代的老子和墨子的思想，并没有背离自然，真正背离自然的主要是孔子及其儒家）。当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我知道我自己的无知”，以及“不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等等话语时，他已经向人类表达了从自然出发认识世界，从中获得对自我的教育的重要的思想。如果再深挖下去，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实从一开头，西方的思想家就已经突显了“人权”的意识。 什么是“人权”？其实说白了，最本质的就是人人平等之“权”。什么是“权”？“权”就是权衡、审视，人人都天然地拥有“权衡”、“审视”自己和他人的资格，从而在自然的天平上“称量”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的份量。 对于古希伯来人来说，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斯多德语），没有任何人能够命定地天然地成为对他人的统治者。 道理认识上虽然清楚，历史实践上却尚需折腾。正是因此，即使西方人也经历了上千年中世纪的迷茫。一直到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等的相继发生，终于再又由西方人高举起“天赋人权”的伟大旗帜。人们从“自然竞争”到“自然选择”，再到“人生而自由”、“自由的契约”，从而达到人类“自然的权利”、“自然（天）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也即“天赋人权”。然后，先是美国人的基于“天赋人权”的“独立宣言”的诞生，继而是法国人的基于“天赋人权”的“人权宣言”的诞生。 什么是“天赋人权”？“天赋人权”即天（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基本的权利，它是任何人生来即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即是说，它是根本就不需要人类的任何后天的权力机构再又要去对它重新加以确认的权利。正是因此，“天赋人权”是人类一切近现代国家宪法的不可动摇的绝对的基石。没有这个绝对的“基石”，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宪法。中国人基本上就是一个迄今也没有一部在其本来意义上的《宪法》的民族。 为什么呢？因为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依然不知道“人权”为何物，还依然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剥夺中国普通人的基本权利，这实际上也就等于中国人没有《宪法》，或者说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真正被赋予了“天赋人权”的《宪法》。正是因此，在中国人中，才会屡屡发生种种轰动世界的现代人类中的丑闻：滥用权力，对学术、新闻、出版、言论、聚会、结社等等人类享有自然天赋权利的活动进行非法粗暴的干涉，甚至还动用野蛮的暴力；黑砖窑事件中更透露出了现代人类中奴隶制残留的邪恶，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对人类最基本权利的公然地野蛮的伤害。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的回答非常坚定，中国人至今都没有摆脱两千多年来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传统教育的巨大败局。我们今天还依然在不断地“教育”出大量缺乏“人权”意识的不同阶层的中国人。说白了，中国的上上下下，到处都充满了不知“人权”为何物的严重缺乏正当教育的“野蛮人”。不仅统治者的上层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最下层的普通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人权”，当然更不知道如何去捍卫自己神圣的“人权”。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 关于这个教育的巨大败局，孔夫子及其儒家无疑是中华民族千古最关键的罪人和最深邃的罪恶的渊源。孔夫子及其儒家运用他们的极其错误的“编程”，严重败坏了每一代中国人的大脑，制造了每一代中国人中的极端的愚昧和无知；而人类一切的罪恶，实际上全都来自无知。在我后面的文章中，我还将继续对此作出更具体、更细致的分析。 很显然，造成中国人“人权”意识的严重缺失，无论如何，都应是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最大的不可推卸的罪行之一。（２００７，７，１４。）
一条重要的人学规律：你最信仰谁，你将最像谁 黎 鸣 这不是一条数学规律，所以不会有那么精确的数量关系；这也不是一条物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规律，所以也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实验去进行验证；然而，这的确是一条涉及人类精神、意识的重要的人格倾向性的人学的规律。虽然实际上，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进行微妙的体会，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们必须通过对不同民族人类的（集体的或个人的）人格，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重复再现的倾向性的多方面比较的观察、研究中去进行发现和洞察。 积本人近四十年对不同民族在人格智慧的问题，从历史、逻辑等各方面专门对比的研究，我终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并自认为它实际上就应该是一条普遍的人学的规律：人们（在长时期内）习惯于最信仰谁、最崇拜谁，那么他们将在人格上最接近谁，并最像谁。 在上述问题上，世界上的两个在人格上表现得最极端的民族，极其尖锐地刺激并启迪了我，这两个民族即希伯来（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正是因此，我长期以来关心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比较研究。它们之间最鲜明的两个差别，一个表现在二者远古的开头，彼此在信仰问题上的差别：犹太人信仰人化的神——上帝，中国人信仰神化的人，最初是炎黄二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后来特别集中于孔夫子；另一个则表现在二者近现代智慧之树生长状况的总结局的差别：犹太人表现出了极端的聪明，中国人则相反，表现出了极端的愚蠢。说得尖锐一点，自从“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的智慧之树基本上就没有怎么成长过，中国人似乎惟一只对“当官”痴迷，而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尤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知识？”以及“如何增长真知识？”两千多年来，孔夫子及其儒家真是把中华民族害惨了，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在痴迷他，在盲目地崇拜他。这种奇怪的现象只能从我今天报告的重要的人学规律中去作出合理的阐释。 这两个民族的差别的尖锐性长期以来困扰着我，终于有一天让我如梦初醒：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别，不正好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差别么？相像于犹太民族的“人”是“人”化的神——上帝，相像于中国人的“人”是神化的“人”，更多地其实就是孔夫子。说白了，犹太人和中国人彼此人格之间的尖锐的差别，几乎就是作为神的“上帝”与作为“圣”的孔夫子之间的巨大的差别。 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中的文人（知识分子），几乎个个都像他们所崇信的上帝。比如爱因斯坦，他在思考光的运行以及高速之下的相对论问题之时，就曾不断地设想，如果自己是上帝时情况将如何？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中的文人，则个个都像他们所崇信的孔夫子。例如中国文人的文章中，永远都不会忘记，要不断重复地提到“子曰”的教诲。 作为上帝的“人”，全知全能，无所不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而近现代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中的成功者，更多数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多么类似于他们的“上帝”。他们在人类智慧的几乎一切领域，全都是表现得那么杰出，那么优秀。在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有一座犹太人组成的“山”，不仅科学理论上是如此，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也均都是如此。他们是多么类似于他们的上帝：“全知全能，无所不能。”而他们在历史中的遭遇，被人歧视、排挤、迫害，丧失了自己的家园，流落奔波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同样是多么类似于他们的上帝：“自在永在，无所不在”。 作为孔夫子的“人”，就完全不是那么光荣和幸运了。孔夫子的“五毒”（复古、唯上、独断、人治、专制）和“四柔”（孝、悌、忠、恕）的人格，全都通过语言和文字传给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虽然一方面中国文人们能把“好话说尽”，但另一方面，伪装的真诚也终于不能不促使他们把“坏事做绝”。这只要看看孔夫子本人的“杀少正卯”，以及历代自称“圣人”、“大儒”的帝王将相们的对待他人的穷凶极恶和杀人如麻，即可一目了然。 上帝的“人”格给予了犹太人，更进而给予了西方人以人格的几乎无限的可能性；而孔夫子的“人格”却严重地禁锢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人格，让他们严重地丧失了人格发展的几乎任何一点可能性。两千多年来，由于不断强化对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独尊”的崇信，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两千多年来不断对自己人格精神的画地为牢，或严重地故步自封，而事实上简直就是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自己在文化精神上的严重地自我禁锢，甚至自我杀戮。 历史的结局严重地证实了上述的人学规律：你最信仰谁，你将最像谁。 历史证明，犹太人，进而西方人，最信仰上帝，所以他们的人格最像上帝：“全知全能，无所不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更加上平等、民主、自由等等几乎人格精神的无限地开放、进取。 历史证明，中国人最信仰孔夫子，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人格最像孔夫子：用“五毒”和“四柔”来进行自我人格的封闭、禁锢，更加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无知无能，失道败德；阳奉阴违，嫉妒杀人。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的人格几乎完全在孔夫子这具历史僵尸的偶像身上“画地为牢”、终止不前。今天的人们又在重新叫嚣尊孔、拜孔，恢复儒学、儒教了。这就是中国文人身上孔夫子“人格”的借尸还魂的“吃人”历史的重演。 中国人还要继续信仰孔夫子吗？还要在自己的身上继续恢复那具僵尸吗？我亲爱的同胞们，请牢记住我今天宣布的人学规律，请反抗命运，请尽快结束中国人的孔夫子的“五毒”、“四柔”的人格历史的漫长的恶梦吧！我真诚地请求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亲爱的同胞！！！（２００７，６，２。）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收件人： "Alex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bxy4966@163.com>,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jianping52@hotmail.com>, <jimli@verizon.net>, <kxglawyer2005@126.com>, <sunnypku@gmail.com>, <xiangxiaoji@verizon.net>, <zdjun@263.net>, <jack1998168@hot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7 02:56:0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zt 中国人的文明合力为什么长期以来等于零？ 黎 鸣 中国人的文明合力为什么长期以来等于零？ 黎 鸣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中国的这个文明，与世界各大文明相比，尤其与西方文明相比，究竟有多高呢？我请网友们一起来做如下的两个思想实验： 一，设想１９世纪，包括直到今天，西方人和西方文明从来都没有来过中国；二，设想某天早晨我们从梦中醒来，一切从西方来的观念、思想、知识、发现、发明、创造、器物，等等等等，全都在刹那间消失，而惟一只留下属于中国传统和我们自己的东西。 请问，我们的周围以及我们自己将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呢？先谈谈我的关于思想实验的回答： １，相应于第一种设想，我们今天大概还在继续跪拜皇帝；我们的青年学子还在继续进京赶考，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看作是自己人生最高的理想，为此而继续发愤攻读孔孟之书；我们的农民仍然继续在为自己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理想辛勤地劳碌……。 ２，相应于第二种设想，我们的遭遇就非常惨了，如同碰上了一场千年未遇的大洪水，甚至还更突然患上了一场严重健忘的精神病，不仅是周围的一切实物，还更包括脑海中的大量知识的记忆，全都在刹那间变成了空无。相比于第一种“设想”的后果，我们这时的情景，恐怕连活下去都成问题了。 我们现在来回答，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究竟有多高？我想，每一位网友通过上述的思想实验，你们自己也就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也正是我今天的文章想要探讨的。第一个“设想”的思想实验可以告诉我们的，正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绝对值”高度；第二个“设想”的思想实验可以告诉我们的，则是我们中国文明与当今世界先进文明相比之下的“相对值”高度。 虽然上面所说的只不过是两个思想的实验，但是通过思想实验大家共同得出的答案，却是一个十分明确而严酷的现实。在上述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的两个文明高度之间，显然反映了中国文明长期以来发展陷于停滞的一个既历史而又现实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本文提出的问题：中国人的文明合力为什么长期以来等于零，甚或是一个负值？ 首先让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问题。第一， 我们的政治文明。两千多年前是惟一人治、专制的政治体制，现在依然；第二， 我们的经济文明。两千多年前是农耕的体力劳动经济，今天，我们虽然借助于西方人的科学、技术专利，有了工业，也有了某些服务业，但是我们的绝大部分产值，依然是来自中国人的体力劳动经济；第三， 我们的文化文明。两千多年来我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过任何一门真正仅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自组织、自检讨、自生成、自创造（理论）能力的学说体系。儒学，根本就没有资格说得上是一门学说。因为，它除了一味要求中国人完全放弃自己能动的思维探索追求之外（例如它所提倡的“君子三畏”和四个“非礼勿＊”），它的知识累积值基本上等于零。现在的中国，事实上依然没有建立起来真正仅仅只属于自己的具有自我创造的理论能力的学说体系。 由上可知，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明停滞问题基本上属实。确认这个问题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第二步：弄清楚其中的根本原因；以及更重要的第三步：彻底破解中国文明停滞的问题，提出真实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措施，形成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从此，使中国人的文明合力变为正值，并使之与日俱增。 今天我的文章正旨在达到第二步，指出造成中国人的文明合力之所以等于零的最根本的原因。我的回答很明确，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两千多年来，我们把对文明发展最具有相反动力（事实上是最具有阻力）的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儒学（其实根本就不成为“学”），当成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几乎惟一坚持的“学说”或意识形态，它不仅毒害了中国的每一个人，使之永远丧失了开发、实现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作为“人”的潜能的任何一点可能，更同时伤害了整个中华民族，致使整个民族的智慧潜能的实现，永远都只能处于人类儿童时期的低能状态。正因为我严重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我极力呐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的这本书，希望每一个年轻人都能认真地去读一读，请不要首先即带有敌对的情绪，以为我只是一味“骂”中国人，“骂”自己的祖宗。请相信我，我对中国? ⒍宰孀诘陌圆幌掠谌魏稳耍椅以谑橹忻挥邪氲恪奥睢钡某煞郑挥兴道怼＃?BR> 我发誓，要以自己毕生的力量，去抗击这种“愚蠢”，去打碎这种“愚蠢”。我坚信，一旦中华民族啄破了这个封闭了自己两千多年的“愚蠢”的“蛋壳”之后，中华文明就将突飞猛进，并终将有一日，成为全人类文明的中流砥柱。 下面开始我对第二步，也即对孔夫子及其儒家之所以严重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的分析。关于文明进步，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开山之祖亚当．斯密曾有一个绝妙的发现：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只“无形的手”。即是说，只要人们完全自由地去从事“私利”的“追求”，并激烈地相互竞争，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一只“无形的手”，出来调整并促进整体社会公共权益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关于文明进步，西方近代还有一位哲学家黑格尔，他也曾有一个绝妙的发现：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世界，将会呈现“理性的狡计”现象。即是说，从局部看明明是人性本恶，然而整体上却鬼使神差地达到了人性向善进化发展的效果；人人明明均旨在谋得个人的私利，却在历史的整体上无意识地也为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 在我看来，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还是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他们都只看到了事态的表面，而我的理论，将把其中的奥妙全都加以展示。请看我如下的分析：第一，无论亚当．斯密，还是黑格尔，他们指的都是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状态之下发生的事情。真正“无形的手”、“理性的狡计”的奥妙，全都在“自由”二字，而且还应是“理性”的自由，而决不是其他的自由。设想，如果是在一个可以“自由”杀人、骗人、谎人的世界，上述的一切还可能发生吗？第二，理性发生于自然，是自然的延伸。世界上，凡是顺应自然的事物，都是具有发生、发展、进化动力的事物，而凡是逆自然而动的事物则完全相反，都只能是没有前途，不可能获得发生、发展、进化动力的事物。西方人的“理性”源自“二希”文化，而这两种文化全都具有浓厚的“自然”气息。例如“上帝”，即密切抽象于自然；又例如古希腊哲学，则更是首先发源于对自然的观察和探索。 第三，西方人从信仰上帝到信仰真理，到后来无止境地追求真理，这一切为西方人的人生观，既奠定了“信仰”的几乎绝对不变的坚实可信的出发点、基础，又展示了终极无穷的追求目标——可以无限逼近的真理，绝对真理本身。正是这种出发点和追求目标的两“头”的无“私”性和无限性，构成了西方人理性“自由”的保证，所以，虽然西方人在具体的任何事物的竞争之中均不乏“你死我活”，“绝对对立”的严酷的现象、现实，但最终总有可能发生对整体有利的促进事物全面“进化”的总的后果。 回到中国的文明问题。在中国，却不存在上述的幸运。中国人既缺乏“自由”，也缺乏发生于自然的“理性”，而且还缺乏坚实可信的“信仰”，更糟糕的是，中国人至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以及如何追求“真理”。而这一切，全都是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牢牢控制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 “君子三畏”杜绝了中国人一切“自由”的可能；“仁义”的信仰，其实是天下最不可信的伪信仰，是反自然的信仰，它既导致中国人隔绝于“自然”，造成自然“理性”的不可能成长，更又让中国人丧失了对任何“真理”进行追求的可能。事实上，中国人一生最高的愿望，也不过是在权力的阶梯上尽可能爬得最高。这样的人类尽管可以作出最“仁义”的自我表白，但内心却绝对是极其阴暗，极其冷酷，甚至极其残忍。最终是更加极端地反“仁义”。事实上，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反自然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也早就已经不可能具有共同的追求真理的目标。由此可见，在信仰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点这两“头”，中国人全都缺乏上述西方人所具有的“无“私”性”和“无限性”，而且更相反，完全被儒家的虚伪的教条所限定、所“固死”，中国人的人生从根本上就已经丧失了任何一点“形而上学”的希望。说白了，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符合自然的“理想”。正是因此，中国人的所有的竞争，除了完全内耗、人生的能量相互完全抵消之外，根本就产生不了推动整体发展、进化的任何一丝一毫“无形的手”和“理性的狡计”的总的有效动力的可能。 说得比较极端一点，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的长期的作弄之下，不仅每一代中国人中的每一个人基本上是等于“白活”，整个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中也基本上是等于“白活”。谓予不信，那么请问，我们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明为自己子孙的福祉，为全人类的福祉，究竟创造了一些什么呢？中国人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教导”之下，除了“内斗”、“内耗”，以及全部中国人的能量被完全互相“抵消”之外，我们究竟还做出了多少对后代子孙、对全人类文明具有真实“正价值”的东西呢？我们有“无形的手”吗？我们有“理性的狡计”吗？没有，一点都没有！我们惟一只有孔夫子及其儒家为中国人所制造的永远“人治”和“专制”的“有形的手”和“非理性的矫情”。而我们的今天，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在对孔夫子及其儒家为中华民族所制造的这只“有形的手”和“非理性的矫情”高唱颂歌，还在继续准备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地对他们进行无限的膜拜，准备永远地匍匐在孔夫子的跨下做他们所认为最符合“中国传统”的奴性的愚昧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华民族”也真是太可悲了。（２００７，５，８。）
禁锢言论、 黎 鸣
思想是人类的灵魂，语言是民族（社会）的灵魂。因此，思想自由是人类灵魂的自由，而言论自由则是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分析了汉语中的“毒素”，其实，也就是中华民族（社会）灵魂中的“毒素”。换言之，两千多年来，孔夫子及其儒家在汉语中留下的这五种“毒素”（复古主义、唯上主义、独断主义、人治主义、专制主义），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华民族（社会）的灵魂之中。此外，一个民族（社会）中其成员的个人语言的状态，实质上也反映了该民族（社会）灵魂的状态。 经过近四十多年关于人类“智慧”发生、发展、进步的 为了证明上述的论点，我请网友们与我一道来回顾一下典型的人类思想史（实际上也是人类智慧史），以求解人类语言的自由状态与人类文明、智慧发展之间的客观、普遍而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人类不能不承认的社会存在中的客观、普遍而必然的真理。 一，为什么迄今为止，人类中真正有效的思维逻辑体系惟一只诞生在古希腊？
答：因为古希腊曾出现过一段非常光辉的城邦民主社会的历史时期。人们自由选举， 二，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革命、工业革命、 答：因为英国在西欧，包括在全世界，首先确认了人类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三，为什么近代西方古典哲学（思辨哲学、辩证法哲学）首先诞生并盛行于德国？
答：因为德国是新教革命的故乡。中世纪神权的极权专制首先在德意志民族之中获得 四，为什么马克思在西方仍被人们怀念，并被誉为世界千年的第一伟人，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马克思却被人们诅咒？ 答：这是因为，马克思要求解放一切劳动者，尤其是解放一切无产者的战斗的理论，大大地加速并推动了西方人自由、民主的普世的价值观，从而让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受益；而相反，在东方，包括在中国，马克思却反而被人们扭曲为禁止言论自由、禁止民主政治的象征，因此，在中国真正受益的并不是大多数人，而是相反，仍然是极少数人。事实上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即开宗明义，首先讲的就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于人类文明的绝对的重要性。显然在东方，马克思是严重地被人们扭曲了。应该看到，马克思作为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地位，是不应该被否认的。中国人没有理由诅咒马克思，应该受到诅咒的是扭曲马克思的思想的人们，是顽固继承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中国传统的“五毒”主义的人们。 五，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没有科学，没有民主？为什么中国人过去的历史充斥着愚昧和不文明？ 答：因为孔夫子及其儒家利用顽固的“五毒”主义严重地毒化了中华民族的语言，历代的专制统治者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因此而在中国推行了两千多年严禁言论自由的人治的极权专制社会。而且显然，正是孔夫子本人，首开了“以言定罪”（枉杀少正卯）的极其恶劣的严禁言论自由的中国历史的先河。
如上所述的历史案例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所有的这些历史案例全都能非常充分地证明，语言是民族（社会）的灵魂，语言、言论的自由即是民族灵魂的自由，只有存在言论自由也即民族灵魂的自由，才可能会有民族的文明，才可能会有民族的智慧，才可能会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一切 以上述的观点看待中国的历史，孔夫子及其儒家，以及一切帝王将相，全都应是中华民族的不可饶恕的“罪人”。继续严禁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就将是继续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因为上面已经证明：如果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实际上就将等于中国人没有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仅就这一点而言，孔夫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现在的人们最重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要继续恢复对他的作为“圣人”的崇拜，而是更应该擦亮自己曾经盲目迷信的眼睛，清醒地看到，孔夫子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给中华民族所造下的深深的历史的罪孽。看不到这种历史的罪孽，中国人就将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光辉的未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则可以说，谁为中华民族首先打开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言论的禁锢——“言禁”，谁就将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伟人。我期待着这“第一个”或这“第一群”真正的“伟人”在２１世纪初的中国的诞生。我坚信，这将绝对是２１世纪初中华民族应得的福分，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等了。再等，中华民族就将沉沦。（２００７，５，３０。）
哲学与数学 黎 鸣 从我网上文章的跟帖中可以看到，不少网友关于哲学的观念相当糊涂，甚至错误。对于一个青年来说，这种错误的哲学观念是很不利于他们的智能的健康成长的。关于哲学的错误观念大致如下：
仅仅以唯物辩证法为“哲学”，这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教育产下的恶果。事实上，当这种“哲学”把其他的哲学，尤其种种“唯心主义”的哲学宣告为错误哲学的时候，它自己也便不可自制地陷入了错误的深潭，乃至愈来愈难以自拔，以至今天，它本身甚至都丧失了被称作“哲学”的资格，而只能称作“反哲学”。这或许正是“辩证法”本身的魔法。可以说，到了今天，它自身才是真正错误而有害的“哲学”。 说哲学“无用”，这也是对五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所谓“马列主义哲学教育”的一个必然而又严酷的“反讽”。事实上，五十多年来，它除了为某种意识形态从事辩护，并为一些明显错误的历史中的政治行为作出注解之外，它的确丝毫无益于人们正确地思维，尤其无益于真正科学地思维。单一的“马列主义哲学教育”，实际上的确是妨碍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发育，它所行的确实不是哲学的本路——爱智慧之路，而是恰恰相反，妨碍智慧发育之路。五十多年来，凡号称中国哲学家的人们，绝大多数事实上的的确确都几乎成了“空谈家”。正是因此，造成了人们把哲学家都误认为是“空谈家”的严重的错觉。 从西方的历史看，哲学家是人类思想、智慧的启蒙者，是为人类打开思想、智慧天窗的最伟大的功臣。西方人之所以能够在近五百年中远远地超越东方人，以及其他的人类，首先即得益于他们之中的哲学家们的伟大的贡献。 正因为有近代西方的哲学，才产生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才产生了西方近代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体制，才使得今天的西方人能够几乎可以垄断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总之文明主轴力量的世界大势。 关于西方近代哲学对西方人的广泛而普遍的启蒙贡献，无论作如何崇高的估价，都将不会过份。而中国人自从“独尊儒术”以来，根本就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当然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这种无哲学、无哲学家的中国历史态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中国人对一个哲学的研究者居然关心起数学问题来，甚至还宣称破解了一个连数学家都感到棘手的世界数学难题，简直就像翻了天一样，认为这绝对不可能，于是这个人绝对是个“骗子”无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骗子的确是出得太多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原本就被“独尊”的“儒术”蒙蔽成了一个完全不知道真理为何物的民族和国家。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中，向来是“大骗大成功，小骗小成功，不骗不成功”。中国人从来就在“骗来骗去”，弄得中国的许多历史中的成就，现在看来大都显得虚而不实。号称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今天的生活中却不得不几乎全都只能依靠和运用别人（西方人）所创造的文明工具，而我们自己竟然几乎是“一无所有”。正是这种可悲的“骗来骗去”，终于把中国人自己骗成了我们今天自己也不能不承认的，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中国人永远都只会“歌功颂德”、“歌舞升平”，或者就是“吹牛皮，说大话”地互相“骗来骗去”，却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心，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正文明的“发现”、“发明”和“创造”。看看我们今天的现状，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令人焦虑而又严酷的现实么？ 实际上在西方，哲学与数学，以及科学，原本就是“一家”，只是中国人自己把“哲学家”变成了只会“空谈”的中国传统文人。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谈到过，自从先秦之后，中国就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直到今天，也依然是如此。中国现代的“哲学家”，几乎大多数都是为意识形态作注脚的人们，还有少数或许可以称作哲学的研究者，然而即使这些人，也绝大多数不懂数学，甚至不懂科学。这种情景，与西方哲学界相比，恰恰几乎完全相反。 事实上，近代西方哲学首先都是由伟大的数学家，特别是伟大的数学思想家开创的。例如法国的笛卡尔，英国的牛顿，德国的莱布尼茨。不仅仅他们的哲学（其实是逻辑思维的智慧学）启蒙了后代人类，一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类，而且他们的数学更是直接为近代人类的自然科学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为人类洞开了“分析”逻辑的大门；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数学更是把“分析”、“归纳”的逻辑延伸到了一切可能的领域；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数学的发明，至今仍是我们广泛运用的电脑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近代西方的哲学家，不只开创者是数学家、科学家，而且大多数后来著名的继承者们也同样是谙熟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人们。例如康德、怀特海、罗素、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等。可以断言，不懂数学，包括不懂自然科学的人们，根本就没有多少资格可以自称是现代的哲学家。 哲学家关心数学，关心自然科学，这原本就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传统，中国人没有这种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所有被后人“加冕”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是“冒牌者”。至少在我看来，从董仲舒一直到王阳明，就都是这样的哲学“冒牌者”，他们甚至都没有资格被称作人类的思想家。包括后来的那些“加冕”者们，我也同样认为是哲学的“冒牌者”。 话又说回来，一个数学家如果不懂得哲学，不能掌握正确的思维逻辑、方法和工具，也同样成不了大数学家，而只能是个数学匠人，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做一点小打小闹的事情。 由此观之，哲学在近现代人类生活中应是何等重要的学问。青年朋友们，你们一定不能忽视了它。因为人的一生，无论做什么，最重要的即是思维，而学会掌握思维的逻辑、方法、工具，也同样应是每一个人一生的追求，而这一切，正是哲学所要告诉你们的。 （2006,9,12.）
为什么人类历史的智慧只垂青于西方？ 黎 鸣 问题的全面提法应是：为什么影响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迄今为止，基本上，或绝大多数，都只发生在西方，更确切地说，都只发生在西欧和北美？ 中国人喜欢谈历史，中国儒家的文人们一谈起中国历史来就眉飞色舞，然而，中国的历史，更确切地说中国帝王将相们的历史，与全人类智慧文明的进步，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更与今天正生活在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对智慧文明（民主的、科学的、自由的、智慧的、道德的、情感的、作为“人”的最终极的幸福的，等等）生活的向往又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难道大谈这些中国历史故事的先生们还想让这种与人类智慧文明基本无关，甚至还更有害的历史 ，再又重新返回到中国的当代甚至未来不成？或者，中国儒家的文人们的的确确已经贫乏、愚昧、无聊、无耻到只有中国古老发霉的历史可谈了？ 事实上，中国的儒家文人们谈论中国历史已两千多年了，他们究竟谈出了什么“道道”来没有？我的结论是根本就没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毫无价值”，也即是说，他们所谈论的东西，百分之九十以上与人类真正的智慧无关，大部分都是应该永远诉诸高阁的文字和语言的垃圾。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帝王将相们，中国的儒家文人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创造出与人类智慧的文明具有重大关系的历史事件来，他们所创造的历史事件，几乎全都集中在如何控制、哄骗、欺压，甚至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他们本身之间的勾心斗角、狼狈为奸、互施计谋，甚至互相残杀等等。中国的历史，说穿了，基本上就只是这样一部以暴力为中心题材的权谋史、屠杀史、谎言史，其中的文字，基本上与人类真正的智慧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的历史，说白了，基本上与人类智慧文明发展的关系不大，或者说，基本上与如何发展和推进中国人的智慧无关。说得更确切一点，自从“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智慧的发育基本上就已经完全停滞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在今天的人类智慧的文明群体之中，只不过是一个有着几千岁年龄的“老儿童”，甚至“老幼儿”而已。正是因此，今天如果想要回顾全人类的智慧史、思想史（哲学史、科学史、技术史、艺术史等等），我们就不能不严重地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所有与发展、推进人类的智慧、思想，也即与发展、推进人类智慧的文明密切相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绝大多数都只集中发生在西欧和北美。这正是我的文章题目的初解。 然而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对此进行最合理的解释呢？ 其实，对于上述问题能够作出最充分合理的解释的理论，并不是来自西方的哲学、科学，而应是来自我们伟大祖先的“易大象”的“天则”。令人非常痛苦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先伏羲、老子、墨子，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极具文明开创性的伟大的开头，而中间的两千多年我们却完全中断了，不仅没有继往开来，反而是被极权专制主义者们完全按照他们自己集团的利益和意愿，利用孔子及其儒家的伪学来滥竽充数，乃至充斥所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至生生阉割了历代中国人智慧的大脑，使之在漫长的时日之中，始终严重匮乏对理性、对自我智慧潜能的开发。用西方近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即造成中国人在漫长的时日里，始终都处于等待启蒙，然而却又永远得不到启蒙的深深的蒙昧和智慧饥饿的状态之中，这其实就是中国人漫长的中世纪。用“易大象”的理论来说，长期以来，中国人在从“太极而阴阳”向“阴阳而三行”的“易”的（社会的、思维的）“天则”的变迁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永远都难以跨越的巨大的鸿沟，甚至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故。然而完全相反，西方人近代的崛起，却恰恰是在从“太极而阴阳”进化到“阴阳而三行”的步骤上、法则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这活该让今天的中国人深深感? 阶约旱谋В?B>怀抱着伟大的金饭碗——“易大象”，却贫穷饥饿了两千多年，这种“贫穷”和“饥饿”，是中国人智慧的“贫穷”和大脑的“饥饿”。 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说西方人在近代，可以有条件从中世纪的“太极而阴阳”的观念层面突破，并进而跃迁到“阴阳而三行”的新的文明步骤和台阶，而中国人却永远也走不出“太极而阴阳”观念层面的智能的陷阱和沼泽？ “易大象”是万事万物“易”（运动、变易）的法则，甚或“天则”。对于人类而言，它既是思维精神的法则，也是社会行为的法则和生命存在的法则。换言之，“易大象”不仅是人类的精神人的法则，也是人类的社会人的法则和自然人的法则。 运用“易大象”的法则来分析全人类的历史，这将是一部史无前例的人类巨著，这部巨著应该由中国人的子孙来完成。今天，我仅以一篇小小的博客文章来涉及如此重大的课题，我将不得不只能从几个最突出的实例来作一点具体的分析。当然，我的分析必须是真正抓住理论要害的最关键的分析，因此，我决定从当前大家全都非常关心的“民主”和“科学”的问题着手。具体的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为什么只能首先在西方发生，而却从根本上与中国人无缘？现在大家一定会注意到，“民主”与“科学”首先发生的问题，将与人类智能的运动如何首先从“太极而阴阳”的层面突破而进化到“阴阳而三行”的层面的问题挂起钩来？这也正是我下面论证的关键所在。 先谈“民主”的社会历史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西方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仅以最简单的方式作出解答。之所以“民主”的社会历史首先在西方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西方首先发生了政治权力的三种相互独立形式的分化的过程，以及首先形成了社会中三权鼎力的形势，这三种相互独立的权力形式为：教会与人们个体的宗教信仰的“精神的权力”；贵族以及第三等级的议会的“资本（财富）的权力”；传统世俗的国王或皇帝（政府）的“暴力的权力”。权力的大小，也即“阴阳”的撞击、斗争、运动，在上述的三个基本上相互独立的权力领域之间“三行”，事实上完全打破了任何不变的传统体制继续存在下去的顽固的定势，更加上同时，人们在精神思维领域的“阴阳”“三行”，终于造成了传统“专制”形势的根本性的“突变”，从而“民主”的社会历史也就开始了。具体地说，即是过去国王（皇帝）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从此将不? 懿蛔蛞榛帷⒐竦拿裰鞯恼翁逯疲馐且恢稚缁嵝缘娜轿恢时涞墓獭?BR> 何为“民主”？对于公民来说，即定期按照宪法的规定，对国家的重要官员进行庄严的“选举”，并拥有合法的批评、议论国家政治的神圣的权利；对于议会来说，即确立国家大法——宪法，对重要的国家法律、决策进行投票确认，并随时依法执行对重要的国家官员的批评、监督；对于领袖和官员来说，即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行政，并随时接受来自议会和公民社会的批评、监督。“民主”社会的“阴阳”即上面的行政与下面的批评、监督的反复；“民主”的“三行”，即公民“言论”（批评、议论、监督等）相对自由地进“行”，种种社会“行为”合法地进“行”和公民“思想”绝对自由地进“行”。正因为西方社会首先发生了上述社会“政治权力”的“阴阳”和“三行”，所以“民主”首先发生在西方。这是人类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按照“易大象”的法则“阴阳而三行”，现在我们可以说，西方人的“三权分立”不仅是促使社会政治稳定，而且是使之具有发展活力的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主”政治首先得以发生的社会的先决条件。 用“阴阳而三行”的法则来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权力始终就只存在惟一的一种形式，它就是皇帝的极权专制（政府）的暴力的权力形式。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的权力”，同样也不存在“资本（财富）的权力”，而惟一只有“暴力的权力”，直到今天的中国，还依然是如此。这样的中国，想要“民主”，怎么可能呢？为此，我请我的同胞认真考虑，我们伟大的祖先早就已经为我们确立了的“易大象”的精神法则：“阴阳而三行”，我们就应该在一切方面遵行这种法则，这是任何个人、任何团体、任何社会机构永远都不可能颠扑的真理。 再谈“科学”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西方的问题。 社会如果遵行“阴阳而三行”的原则，那么社会就将崛起，正是因此，西方社会能够首先进入“民主”的政治和历史，同时，这也直接促进了西方人思维精神的崛起，也即他们的思维也开始了遵行“阴阳而三行”的原则，于是“科学”也能够首先在西方发生。由于文章篇幅的原因，我在这里只能重点分析几位特别关键的近代西方思想家的最重要的思维的突破。 遵行“阴阳而三行”的原则，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首先发明了世界的“三实体论”，即世界由三种实体组成，这三种实体是物质实体、心灵实体和上帝实体，在这里，“阴阳”是指实体的“有无”，而“三行”则是指“三种实体”的运行。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近代西方哲学诞生的最根本性的标志。网友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三实体论”的重大的价值，尤其是其中对物质实体与心灵实体的绝对的划分，事实上它完全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类心灵思维的“万物有灵论”（例如中国的儒家文人们，就从来都没有真正逃离过“万物有灵论”的精神禁锢，而且还一直都在对它膜拜迷信不止，并美称之为“天人合一”。长期以来，中国人心中的“天人合一”实质上就是“万物有灵论”的护身符，这既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但更主要的还是欺骗了自己，让自己的大脑变成了一片混沌，甚至一团毫无知觉的烂泥，以至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是最起码的对事物的客观的分析思考。），从而为独立的机械论物理学的破土的诞生奠定了最重要的世界观基础。 此外，按照“阴阳而三行”的原则，笛卡尔把欧几里德几何学改造成了解析几何学，在这里，重要的发明是，他对空间大小、正负（阴阳）按照三个方向（x ,y ,z）运行的描述，完成了对空间认识的“阴阳而三行”的伟大的改造和升华。这一点太重要了，它不仅是人类近代数学的最重要的推进，更是物理学、自然科学诞生的最关键的先决条件之一，即对空间进行完全描述的最基本的条件。正是因此，笛卡尔被西方人尊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实际上，他也是自然科学诞生的最伟大的先驱之一。 遵循“阴阳而三行”的原则，西方近代科学之父牛顿发明了三要素的人类物理科学定量思维的最关键的“量纲系统”。这里的“阴阳”是“多少”，而“三行”则是“空间长度”（米、厘米）、“时间长度”（秒）和“质量量度”（克、千克）。可以说，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中的几乎一切度“量”的“量纲”，均处在上述的“三要素”的某种“关系”之中，例如“力”的“量纲”即为“克．厘米/秒平方”等等。牛顿的这个发明为人类的整个自然科学奠定了可计量运算和推理的基础，这一点对于建立自然科学而言真是太重要了。 此外，牛顿运动学、动力学的建立本身，实质上即“阴阳而三行”原则的物理再现：
此外，牛顿按照“阴阳而三行”的法则，利用三棱镜展示了太阳（白）光的全色光谱。在这里“阴阳”为光的“输入”和“输出”，“三行”则显然为光的三棱镜之行。 再此外，牛顿与莱布尼慈按照“阴阳而三行”的法则发明了微积分数学，这个发明的最关键的部分即对时间三段（过去、此刻、未来）的分析，由于这种对时间三段的分析而产生了对时间的微分，并进而发展到相对于其他量（特别是长度）微分的微商，以及对微商的逆运算（积分）。 伟大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大天才莱布尼慈，根据从中国而来的易卦卦象的启发首创了二进制数学运算，后来的布尔（开关）代数更是进一步利用阴阳（0 ，1）三行（与门开关之行、或门开关之行、非门开关之行）的法则为今天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奠定了关键的基础。等等等等。 在全部的哲学、科学、技术之中，乃至人类其他一切方面的活动之中，“阴阳而三行”的运动规律（法则）无处不在。因此，关于运用“阴阳而三行”法则的实例简直普遍极了，可以说俯拾皆是。几乎可以说，不懂得“阴阳而三行”的法则，实际上即不懂得哲学、科学、技术的最基本的原理，乃至即不懂得关于所有一切万事万物运动的最基本的规律。 至此，我想，我的关于“易大象”中“阴阳而三行”法则的解释，应该可以让大部分的网友们都看明白了。 然而，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中国人的大脑长期以来都被孔子及其儒家的伪学所催眠，中国的儒家文人们，以及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们，他们的思维，长期以来根本就达不到真正认识到“阴阳而三行”规律的水平；更要命的是，中国人的社会运行的体制，惟一只有“专制”和“混乱”，也即惟一只有“太极而阴阳”僵化的体制，几乎完全陷入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太极而阴阳”的深深的陷阱，乃至永远都无能自拔。其当然的结果，就只能是：“民主”与中国人无缘，“科学”同样也与中国人无缘。 这真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悲剧：中国人怀抱着人类中最智慧的“易大象”“天则”，却完全不知道“易大象”“天则”为何物。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依然还在盲目地迷信、崇拜让他们的大脑永远都被催眠成了一片烂泥的孔子及其儒家的伪学。我是该为此而嚎啕大哭呢，还是该为我的明明白白地对这种悲剧的揭露而狂笑呢？ 中国人真是一个精神上多么昏聩（既不懂得判断真假，也不懂得判断善恶乃至美丑）的民族！中国人始终都在迷信崇拜的人——孔子及其儒家，事实上也恰恰正是把中国人自己作弄得丧失了最起码的作为“人”的智慧的人。中国人真是太不会“看”人了，简直糊涂到了“认贼作父”，甚至“认贼作圣”的愚昧至极之境。用俗话来说，人家抢了他的媳妇，他还去祝贺人家的婚礼；人家把他卖了钱，他还讨好地、奴性地去为人家数钱。而最真实的历史情形是，尽管中国人被孔子及其儒家和历代的极权专制者们整整愚弄了两千多年，而中国人还依然在怀着迷信和崇敬的心情，津津有味地怀念、阅读、宣讲、谛听着有关这些人如何愚弄自己的历史，甚至还仿佛在恭听圣经。面对这样的“同胞”，我真是伤心至极，有苦难言。 中国历史显示出了一种特殊怪异的现象：谁把中国人陷害得最狠、最深、最苦、最长久，中国人就最迷信谁、最崇拜谁，而且还要更把这种迷信和崇拜传诸后世，永永远远，子子孙孙，万寿无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最迷信、最崇拜孔子，最迷信、最崇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所有最高的极权专制者的历史根源，也是中国的极权专制体制永远都不可能被改变一丝一毫的历史根源。对于这种特殊怪异的中国历史现象，其实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作出了最深刻的合乎“易大象”（即“道”本身）的真理性的批判：“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中国的历史，就是被大量这种“大伪”的所谓“仁义”、“孝慈”、“忠臣”的孔子及其儒家害惨了，也把中国人害得丧失了最起码的（真假、善恶、美丑的）判断力，甚至昏聩到了简直就不知道什么是好（人）歹（人）！ 中国人真知好歹吗？如果真知好歹，就不会留下那大量堆山塞海、真假不分、善恶颠倒、美丑混淆的混帐的历史垃圾，还有那许许多多的所谓“文学”的奴才的教唆。而这一切的根源，还依然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慧智出”，也即“易大象”（“道”）的精神被“废”，完全 被孔子及其儒家的“伪学”所“废”，更加上中国人的“慧智”永远被孔子及其儒家和历代的极权专制者们所罢“黜”（老子文中的“出”，本义应为“黜”），中国人长期以来被强行压迫成了“傻子”，甚至“奴才”，这实质上也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所有一切灾难和痛苦的最深层的“根”！我的使命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深挖这早就该死的始终在毒害中国人心灵的“根”，殷切地希望获得广大同胞们的支持！ 看来，我惟一只能期待我最亲爱的青少年同胞在21世纪真正心灵中的觉醒，真正全面地上升到“阴阳而三行”思维境界的觉醒，并率先进入“三行而六度”的更高思维的人类最高智慧的境界，这才是中华民族能够真正崛起的希望。（请广大网友，尤其青年网友们直接登陆我个人的思想网站：www.liming1944.com，谢谢大家。） （2007,10,3.） 社会为什么要讲“公理”？ 黎 鸣 “平等”是人类社会生存的“第一公理”；“第一公理”是“平等”，而不能是“自由”。 接连两篇文章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质疑，有的认为绝对没有“平等”，有的甚至对“公理”都感到怀疑。关于“平等”的问题，我再强调一次：没有“人人平等”的社会全体公民的确认，就不可能会有近代的基于“天赋人权”观念的“人权宣言”，就不可能会有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宪法”和“法治”，以及由宪法、法治所规定的民主，而没有宪政的法治民主的政治，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宗教信仰、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结社等等一系列的自由权利。作出上述回答的，不仅是根据哲学逻辑的必然性，同时也是根据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请网友们自己再认真地思考思考吧。 今天，我要特别解释，为什么近现代的人类社会需要讲“公理”？最完整的回答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公理”，是近现代人类社会赖以建立在其中起着最关键作用的“宪法”、“法律”、“法治”、“宪政”、“道德”等等的最不可忽缺的坚实的绝对性真理的基础。 社会是什么？社会其实是一个人人都可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的公共的大舞台，既然社会是公共的，所以当然就会有存在于其中的“公理”。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社会舞台中的演员，而演员彼此之间，按照关于上帝、真理、人性的宗教（神学）、哲学、人学的道理，都应该是绝对“平等”的，正是因此，而为近现代人类的要求“立宪”、“宪政”、“法治”、“公德”等等，提供了毫无疑义的真理的前提。此外还因为，任何一种“角色”都只能是暂时的、服从一定机遇的，全都不可能会有“永远”，能够“永远”的，只能是“人人绝对平等”的抽象真理的本身。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在真正确立绝对抽象的“人人平等”的真理的这点上，构成了近现代人类社会与古代人类社会的翻天覆地的本质上的“革命性的”区别和转折。 在古代，某些重要的“角色”永远都只能由特定的人去扮演，而断然地排除其他一切人。这是什么？这就是人类权利的严重的“不平等”。 到了近代，上述的“不平等”首先被西方人打破了，为此，甚至让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人头落地，俄国最后的沙皇一家也被屠杀，只有中国人表现出了“温情”，让满清最后的皇帝溥仪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了其残生。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同时对“不平等”的“根”——“不平等”的社会体制和“传统”也同样表现出了“温情”。历史事实证明，对不平等的社会体制和“传统”表示温情，实际上即是对社会“公理”的无视，而如此“无视”“公理”的代价，恰恰是对亿万中国人民继续保留古代历史中的非人的残酷，是对古代历史中“不平等”的“罪行”的愚昧的容忍。 上面既然说了，社会是所有在生的人们的公共的大舞台，所以其中的任何的角色，都应当由任何的人们凭着先天的天赋和生活中随机的机遇，以及更重要得多的后天的努力，去竞争着扮演。而舞台戏剧的演出效果，以及最终的目标，都无疑应该是真、善、美，而不能是假、恶、丑。虽然实际的结果，往往是人们难以预料的“命运”，但这种“命运”却多半是循着一定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前进的”。诚如前面所说，人类近代社会用人人权利的“平等”取代了古代的“不平等”，从而这种“命运”明显是朝着进步的真、善、美的方向的，而不是相反。 正是基于上述“进步的”认识，使我们确知人类的社会，也即人类历史永远的大舞台，确实是存在着某些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公理”的，而且这些“公理”已经由西方人的哲学，同时也由中国人的人学作出了不可移易的证明和确认： 平等，是人类社会生存的第一公理，而在个人，则是第一公德（确认平等观念并加以实践的能力），它既是个人权利，也是个人自尊和尊重他人的不可忽缺的础石； 民主，是在平等得到确认之下的人类社会生存的第二公理，而在个人，则是达到生活自主的第二公德（确认自主观念并加以实践的能力），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主、自立、自强的不可忽缺的础石； 自由，是在民主得到确认之下的人类社会生存的第三公理，而在个人，则是达到精神开放的第三公德（确认自由观念并加以实践的能力），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达到自信、自知、自爱以及最终爱人的不可忽缺的础石。 再换一种更鲜明的说法：
这里我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证明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阐明的“不真，不善、不美”，以及“美必须善，善必须真”的人学逻辑规律，事实上它也同样证实和符合近代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显然可见，人类社会的生活中不仅需要有“公理”，而且个人同时还需要有“公德”，二者恰恰表现在同一表述之下的“公”和“私”的两面，于“公”是个人生存在社会中的不可剥夺和转让的“权力”和“权利”，于“私”则是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不可推卸和免除的“责任”和“义务”。（待续）2006,6,8.
中国，“崛起”什么？ 黎鸣 sciena521@hotmail.com 中国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将“和平崛起”的字样。在我看来，沉睡了漫长(多长？二百年？二千年？)时间的中国，的确也到了应该崛起的时候了。拿破仑不是说，中国是头睡狮么？ 把中国比喻为“狮”，中国人爱听，即使是“睡”狮，也总比没睡的兔子强。实际上，睡狮真比醒着的兔子强么？再说，睡，是长睡，还是短睡？短睡是正常的，长睡，乃至漫长的睡，其实与死了差不了多少。如果还更长睡不醒，成为植物人或狮，在美国，已有判定死亡的案例。 通过上述的比喻，中国真正的崛起，自应是“狮子”醒来，而“醒”，则应是有意识，也即头脑的清醒。而头脑是干什么的呢？是用来思维的，所以头脑的清醒也即思维的清醒。因此，总之，中国的崛起，首先即应是全部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的崛起，也即提高，甚至飞跃。 这种观点应该是最明白不过的。因为，只有思维能力与思维水平提高了，中国人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新创造的能力才能提高，从而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也才能真正提高。反之，如果一切所谓的提高或崛起，不是建立在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而是只靠中国人“吃大苦”、“卖大力”、“流大汗”，以大量损耗中国人的体力、物质资源和破坏中国的生态环境等等来取得，则其实质，就不仅不是什么“崛起”、“飞跃”，将反而是更大的沉沦和堕落。 如果我们认准拿破仑的比喻：中国是头睡狮，“中国”睡了，可是活在中国的人，并没有成为植物人，却是时时刻刻都醒着的。既然中国人是醒着的，而“中国”却睡了，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只能理解为：中国人的思维有了大的毛病。上面的推理很简单，并不难理解。 令人遗憾的是，不少中国文人并不理解，或者不想去理解，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理解”的意义本身是什么，而只知道用感性或感情去思维，也既惟一的独断论思维，或者顺从一切，或者对一切暴跳如雷。这种中国人或中国文人的品行不仅造就了中国人，也更造就了中国的社会。 从道理上讲，我们知道，原子—分子的结构决定了物质的属性；基因的DNA密码结构决定了生命物质的属性；同理，大脑思维的逻辑结构决定了智慧生命物质，也即人的属性，不仅如此，也决定了由人组成的社会的属性。 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社会，与西方人以及西方人的社会的差异，最本质的差异，其实应从他们的思维的逻辑结构的差异中去考查，去认定。 前面谈到，中国的“崛起”，应是中国人思维能力、思维水平的“崛起”，这个论点与上述的原理是一致的。 网上有人骂我是“孱头”，只骂一般的文人，而不敢骂当官的。实际上，认真地说，我没有骂任何人，我只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对一些中国的事情作出最一般的判断。说到中国的极权专制，难道仅仅指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人就足够了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永远不变，中国就永远只配享受极权专制。中国人的极权专制，本身即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永远的独断论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一个个坚持惟一独断论思维方式的中国文人，本身即一个个绝对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正是因此，与其去仅仅指责不过是少数人的极权专制者，我宁可得罪众人，把矛头指向顽固坚持惟一的独断论思维方式的中国文人，这才是中国真正可怕的永远不断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根和源。君不见，中国文人又在骂民主和自由了？君不见，中国文人又在号召复古的“读经”运动了？君不见，中国文人又在搞“保守主义”了？在一个根本就缺乏思辨主义和怀疑主义自由思想传统的国度，“保守主义”最终能保守什么呢？惟一只能保守“保守”本身。而中国的“保守”，就只能是保守“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永远的独断论思维，从而也是永远的极权专制。 这样的中国，这样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如何“崛起”？ 2005,8,26.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收件人： "Alex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bxy4966@163.com>,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jack1998168@hotmail.com>, <jianping52@hotmail.com>, <jianyang168@hotmail.com>, <kxglawyer2005@126.com>, <jimli@verizon.net>, <sunnypku@gmail.com>, <tianyang001@sina.com>, <xiangxiaoji@verizon.net>, <xq2677@gmail.com>, <zdjun@263.net>, <yangalexyong2003@hot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5 23:50: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zt 为什么有些中国人“长不大”？ 为什么有些中国人“长不大”？ 最近发生的追星女子杨丽娟的事件，是个典型的中国人长不大的现实事件。小杨已２８岁了，按照过去的习俗，早该结婚生子，步入成人正常的生活轨道。然而，她依然像个孩子，任性追星（如果往深里看，现今人们的这种所谓“追星”，其实是青少年一任个人性幻想的无限膨胀、延伸，终至不能自拔），以至无视和错过了自身理性的成长，造成相应家庭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严重地缺失。 可悲的是，家长也同样缺乏理性，一味娇宠，为遂其所愿，变卖家产，全家往香港一睹“星”爷（刘德华）的尊容；最后竟闹到父亲投海自杀（理性的绝望），母亲也违背理性（毫无道理）地向“星”爷提出高额（５０万）索赔；为此，又继而引起了上万粉丝们的力挺“华仔”，呼吁要“健康追星”。这个世界真是疯狂，“追星”本身就难言有理性的“健康”。 这真是现代中国年轻人“长不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生和家庭的悲剧。但我今天想说的却远远不只是这些。如果往“中国文化”的深里挖，其实，中国人原本即是一个长期以来“长不大”的民族，正是因此，在现代西方享乐思潮的影响之下，类似如此“长不大”的悲剧，在中国的青年人中将还会愈演愈烈，诸如网瘾、赌瘾、淫瘾、追星瘾，等等等等，总之一切“瘾”的灾难，都很有可能会在中国的青年人中迸发，造成愈来愈甚的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悲剧。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的近代史即是从我们民族“长不大”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开始的。它是什么？它即是清代后期几乎全国上下普遍的吸食鸦片成瘾，终至为了民族的“自救”而爆发了（１８４０年）中英“鸦片战争”，并从而开始了中国人的远不同于古代情节的近代史。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现实中的“烟瘾”、“嫖娼瘾”等等，也是在当今的中国最甚，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可悲的是，“长不大”的民族似乎又在从文化思想上继续重复自己过去“长不大”的历史传统悲剧。我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就有责任向我亲爱的同胞，尤其年轻的同胞发出警报。 我今天特别要探讨的是，之所以中国人永远“长不大”的历史文化以及思想的根源，希望得到广大网友们的关注。何为“长不大”？中国人永远“长不大”的究竟是什么？答案很清楚：“智慧”“长不大”，中国人“长不大”的是自己的“智慧之树”。 《圣经》的《创世纪》一节中曾谈到，人类的一生，实质上都是在同时栽培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另一种是“智慧之树”。人类的“生命之树”如同动植物，长大长不大的问题基本上由不得人们自己，几乎全都由客观的自然规律以及自然环境所决定，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说，即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即是说，对于人们的“生命之树”来说，即使人们自己不想“长大”也不行，换言之，日月如梭，生死有定。 人类的“智慧之树”则不然，几乎完全与“生命之树”相反，与自然规律和环境的关系不是那么明显，而是基本上决定于人类自身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或者说人类的主观环境。 作为“生命之树”，人类就像植物的根——干——枝——叶——花——果……一样，具有固定的生命周期，从婴儿开始，到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中间生儿育女，最后走向死亡。这个过程几乎与人们的主观意志无关，所以也就几乎谈不上什么“长大”、“长不大”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关于生命夭折或其他诸如侏儒病之类的种种原因等问题）。 然而，作为“智慧之树”，人类则只能依靠人类（集体）自身与个人自身的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适合自身智慧成长的社会（文化）的环境（土壤），从而使人类自身能够顺利地从自然（本性）的人“长大”到社会（理性）的人，以及还继续“长大”到更高级的精神（悟性）的人（真人、善人、美人）。应该看到，虽然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树”最终都会走向死亡，但人类的“智慧之树”却有可能不会死亡，通过人类内在和外在的记忆工具，人类的智慧之树将可能形成智慧的森林，如同热带雨林，更为下一代人类的智慧之（树）苗提供更真、更善、更美的社会（文化）环境（土壤）。正是因此，人类的文明智慧可以不断地进化发展。 人类“长不大”的问题，实质上即人类在从自然（本性）的人向社会（理性）的人，以及向更高级的精神（悟性）的人转化（“长大”）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断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民族或个人“智慧之树”“长不大”的问题。 很显然，上述的杨姓女子，从生命之树成长的情况看已到了“成年”，按照规律，她的智慧之树也应该相应进入社会（理性）人的阶段，而不应该停留在自然（本性）人的阶段。然而事实上则不然，她拒绝进入“理性”，她继续依赖父母躺在自然（本性）的“摇篮”之中拒绝跨进理性人的门槛。更糟糕的是，她的父母也同样缺乏理性，一味迁就她的非理性（本性，例如青春期的性幻想）需求，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全家陪她赴香港，去做那求见明星的荒诞旅游。杨女父亲之死其实是理性绝望之死，杨女母亲之向明星索赔（５０万）的要求也依然是违背理性的要求。 什么是人类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即人们在一个人类公共的社会环境中，对自我行为自行作主、自行负责的基本的智慧性。请大家注意，上述定义中社会的“公共性”和个人的“自行作主”和“自行负责”的重要属性。什么是社会的“公共性”？关于这一点我其实在过去的文章中也早就论述过，它们即社会政治的人人平等的公正性、社会经济的人人自主的公平性以及社会文化的人人自由的公开性。没有社会的“公共性”，任何个人想要顺利地进入社会理性人的阶段都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因此： 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并同时分析每一个中国人，确实会令人非常痛苦。我的分析的结果，网友们可以参看拙著：《问人性》、《中国人性分析报告》、《情场化社会》以及《人性与命运》等。 分析的结果让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实际上长期以来严重地匮乏社会的“公共性”，因此相应地，我们中国人事实上也同样严重地缺乏对自我行为自行作主、自行负责的基本的理性智慧。说白了，中华民族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始终“长不大”的民族。 关于我的这个结论，我请同胞们先不要发火，因为我在这里进行的是说理，并不是诅咒和谩骂，况且这个结论也首先给予我痛苦：我们中国人的的确确是长期以来患上了理性匮乏症的严重的文化病。这种文化病的病根，说起来又得回到我的老话题——孔夫子及其儒家。 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用“礼”完全取代了人类社会理性智慧的“理”；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用“仁义”的私情之“道”完全取代了老子以及人类公共社会本来应有的公（公正、公平、公开之）“道”；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用“孝悌忠恕”的私“德”完全取代了人类公共社会本来应有的公（公正、公平、公开之）“德”，等等。 中国是一个缺乏公共理性的血缘类社会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其实质不过是一个私天下、家天下、私群的天下，说白了，是一个始终缺乏公共理性的血缘或类血缘（类动物性）的社会，正是因此，中国的传统社会原本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理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缺乏公共理性的社会中，怎么可能允许中国人顺利地从自然（本性）的人“长大”到社会（理性）的人呢？更不要说让中国人继续“长大”到精神（悟性）的人（真人、善人、美人）。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早就谈到，从孔夫子及其《论语》开始，他就已经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掐断了中国人的“慧根”。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念念不忘孔夫子，还在念念不忘《论语》，实际上也就是还在继续要求“倒栽”中国人的“智慧之树”，继续毒害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句话，继续让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长不大”。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长不大”的致命的历史（文化、思想）传统的总根源。 说白了，使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长不大”的历史、文化、思想的总根源，就是孔夫子及其《论语》，以及历朝历代所有儒家文人们对孔夫子及其《论语》的迷信、保守和冥顽不化。至今回顾“五四”运动时期的先驱，他们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何其准确，何其振奋，何其英明！！！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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