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威言下惊人：

中国是西方未来的唯一希望

（德国之声）

坐在欧美望北京

最近中国企业大买西方企业的潮流涌入了西方的茶余饭后。美国最著名的金融学家之一西格尔忽然也谈起了这个事件。他的结论颇有些惊人：只有依靠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人来大量采购股票即企业，此间的退休者才能保持生活水平；2050年中印经济规模将远超美欧日，届时90％的诺贝尔奖也归中印。

婴儿繁荣期人退休便退出繁荣， 今后73岁才退休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杰瑞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是美国最著名的金融学家之一。话题是从所谓“婴儿繁荣期人”（baby boomer，意即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2、3年后即将进入退休圈说起的。

仅仅在美国，这个人群就达8000万之众。这些人以为靠他们工作时期内投资的退休金，尤其是投在股票基金里面的钱，可以在退休后象以前的美国人一样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西格尔指出，这个希望将化为失望。他认为，这一代人将是生活在股票债券供大于求的时代的第一代人。

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跟西格尔相反。弗利德曼认为，退休者根本不需要售出太多的股票就可以过好日子，因为股票有着很高的红利。对此，西格尔指出，高红利股票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1980至2000年间，股票平均红利确实达到了近15％。但这个现象不会再度出现。大多数靠股票基金养老的这一代人必须清空他们的股票，还必须节省着用。也就是说，生活水平将会下降。

随着“婴儿繁荣期人”进入退休年龄，西方开始进入老龄化新阶段。要相对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一个方法是推迟退休年龄。现在，美国的退休年龄已经悄悄地增加到了67岁左右。西格尔认为，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将不得不推迟到73岁，而这一点在35至40年间就必须做到。这意味着：退休年龄进一步接近期待寿命，人们在退休后将平均只有9年时间可颐养天年。

积极的投资只能来自全球化 来自中国

西格尔认为，只有积极的、生产性的投资才能带动经济发展。存款（包括投资于股票）起的是一种消极作用。他以日本为例，“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他们宁可存款，而不愿投资。结局是：日本陷入停滞。”

谁来积极投资呢？西格尔说：“我认为全球化给西方世界提供了唯一的机会。”因为，“未来若干代的年轻人80％来自发展中国家。”假如没有第三世界的人来收购，“我们的股票市场会象日本一样崩溃。”退休者们不能靠“吃工厂”过日子，而是必须把所占有的股权即股票抛出去。至于股票的价值，他的观点是，不存在在一些人认为的“股票的内存持续价值”，购买者愿意付多少钱，这个股票就值多少钱。

有人说，如果说期待中国人来购买西方股票，但中国自己不也处于一个老龄化过程中吗？西格尔就此指出，中国将不得不改变它的一胎政策，将来55岁退休也会变得不可能。可仅仅从这两点看，中国的潜力就是非常之大的。更何况，中国还有3亿人在生产力低下的国有企业工作，他们中绝大多数在20至30岁之间。私有经济在今后20年内将从这个潜力圈里汲取大量的养分。

大多跨国公司将来属于中国印度人，诺贝尔奖也将集体东流

西格尔指出，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经济在最近10年里巨快增长，而股票市场却疲软不堪。他把这个现象称为“增长陷阱”。他对这个“陷阱”的解释是：中国人不可以到国外投资，购买股票，而他们为迅猛增长的国内经济所迷惑，大量投钱，把股价抬到了天上去。抬得过猛过高的股价是今天中国股市不振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这与前几年全世界的新技术股猛涨有一比。

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名声不佳。因此，西格尔认为：“假如中国人将来看到国外一个出售的企业价格合理，又是好品牌，他们就会购买。”

西格尔在此说出了一番耸人听闻的话：“而这正是我们和西方的退休者们所需要的。将来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将来自印度，中国，韩国或印尼，而不再是欧洲人或美国人。西方需要中国或印度年轻人发出的能量。”似乎还嫌份量不够，他又加了一句：“今天诺贝尔奖得主90％是美国人和欧洲人。50年后，90％将是印度人，中国人和韩国人。”

中印将在2050年超出美欧日 但西方千万别闭关

西格尔看到，东方在西方的购买潮已经涌来了，他以中国联想购买IBM的电脑领域和印度米塔尔公司买下美国钢铁工业很大一部分为例。然后，再度出惊人语：“我估计，2050年时，世界资本的一半以上将掌握在门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手里。中国和印度将大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体组合。”

针对在老龄化情况下美国是否需要大量吸收移民这个问题，西格尔说，在今后40年内，美国需要4亿移民，而美国本身人口只有3亿，所以这在政治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时过境迁，即使要吸收那么多移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他再次以中国为例：“19世纪，欧洲和美国建设起第一批工业。它们拥有资本，吸引了移民。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今天中国建设工厂，出口到西方。移民到美国已经没有必要。”

西格尔认为，现在西方建筑贸易壁垒的倾向是“核心问题”。不仅担心中国的商品涌入太多，也担心失去传统企业的国籍。他以瑞士为例指出，瑞士对世界没有大影响，但瑞士人生活得挺舒服。除了金融中心办得好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诸如雀巢或一系列药品公司这些非瑞士籍的公司成就突出。“谁拥有企业的资本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不，管理人员还可以大半是瑞士人。”西格尔就全球化的厉害举了个例子：日本1941年轰炸珍珠港，意在占领夏威夷，但没有成功。40年后，日本人占领了夏威夷，用的办法是大规模的投资。（德国之声）

发件人："雷科电子周刊" <ml@rac-inc.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5-06-22 10:56: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China　Info　From　Japan　20050622

雷科电子周刊文章

一、截然不同的中国战略

在迅速发展的中国零售业，外资的进入颇为醒目。围绕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各外资公司纷纷拓展规模优势，销售满足当地需求的商品，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零售市场。而且分析一下各外资公司的战略，就会发现其中有着微妙的差异。在这里，我们来比较一下全球零售业霸主美国沃尔玛(Wal-MartStores)和排名第二的法国家乐福（Carrefour）这“两头零售大鳄”的中国战略。

　　2003年，沃尔玛在全球市场的销售额为2563.2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2万亿元),而家乐福则是796.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96亿元），足足相差了3倍以上。但是在中国市场，两者地位却截然相反，设立了50家分店的家乐福销售额为77.61亿元（2004年1～6月业绩，数据来自商务部发表资料）,与此相比，拥有39家分店的沃尔玛的销售额还不到一半，仅为37.23亿元（同上）。同时沃尔玛还在2002年、2003年分别出现了2.4亿元、4000万元的赤字，2004年才进入盈亏平衡状态。从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来看，家乐福是1995年、沃尔玛是1996年，并没有太长的时间差距,但为何销售额会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呢？

　　关键就在于建店地址。家乐福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把店铺设在了大城市中心的黄金地带，仅上海市就设立了6家分店，年销售额将近30亿元，令其他公司望尘莫及。

　　沃尔玛在进入中国时，集中在华南地区开店,后来才逐渐扩展到北京、上海和广州。另一个问题是沃尔玛的建店地址也和美国一样选在了城市近郊。尽管近年来中国出现购车热潮,开始步入私家车时代，但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由于沃尔玛的店铺都设在郊区，因此无法吸引市内和住宅小区的消费者,无异于自断生路。最典型的就是重庆市。

家乐福将店铺地址选在该市最繁华的解放碑和观音桥,沃尔玛则计划把店铺建在郊区。尽管单轨列车的开通可以解决部分交通问题，但却无法弥补与竞争对手家乐福之间的差距。

　　当然沃尔玛也重视选址问题,所以在沈阳、贵阳、南宁建店时都将店址选在了城市中心地带。5月份营业的沃尔玛购物广场设在了海淀区知春路和宣武区，对海淀区以及宣武区的崇光百货发起了攻势(另外,沃尔玛在石景山已经开设了山姆会员店）。但是,2003年由于政府限制，上海市等地规定“内环线以内地区超过1万平方米的大型超市控制在60家左右”,这样沃尔玛基本不可能再进入已接近饱和的上海市区，而处于不利地位。

　　沃尔玛的另一个软肋就是无法利用该公司相当成熟的EDI（电子数据交换）等IT管理系统。在网络环境建设尚不完善的中国,数据交换仅限于某个领域之内,因此无法与供应商之间进行细致的库存、采购、供货调整。因为政策上的限制,禁止使用卫星通信系统也是一个负面因素。

　　那么，家乐福的死角又在哪里呢？店铺选址没有问题,灵活调整商品上架位置以明显区别高、低价商品的战略,与沃尔玛打出的“天天平价”策略截然不同,需要解决的倒是效仿家乐福的其他公司的竞争。与沃尔玛重视系统的经营方式不同，家乐福重视的是“人力资源”,因为人材跳槽可轻易地把经营秘诀带到其他公司。实际上,在沈阳、大连、上海等地，台资的乐购（Hymall）等正在蚕食家乐福的份额。

　　此外,家乐福与政府的关系也相当微妙。2002年，按照有关规定，包括通过当地法人家乐福（中国）成立的沈阳、大连2家全资超市在内的27家超市，被勒令向中方出售35％的股份,造成了家乐福旗下的迪亚折扣店（Dia）和冠军超级市场(Champion)进入中国的时间都比原计划有所推迟。

　　在中国的批发、零售业中,已于2004年12月11日取消了对外资出资比例、设店数量和设店地区的限制。允许外资独资经营零售连锁商店,并将批发、零售的最低注册资本分别下调到8000万元和5000万元,国内企业的批发、零售最低注册资本分别下调到50万元、30万元。

　　中国已大幅放宽了对外资进入中国的限制，但仍然可能出现政府拖延批准时间或突然进行限制等给外资进入中国带来影响的政策,这不仅是家乐福，也是其他外资公司需要注意之处。（信息源：日经BP。2005.6.15）

二、中国99%企业无慈善捐助记录，善款仅占GDP的0.5%

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在我国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1000万家企业中，仅有10万家曾经为慈善事业捐过款物，其余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援助记录。

慈善事业是继工资、社会福利及保障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占据社会财富较多的企业和个人通过捐赠惠及需要帮助的人，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衡发展。

据悉，在贫富差距严重的美国，富裕基层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工艺援助达到6700亿美元，供第三次社会分配的财富占GNP的9%。但目前中国全部100家慈善组织所拥有的资金只有50亿元左右,仅占GNP的0.5%左右。由于资金严重不足，最终得到援助的是需要帮助的人群中的一小部分。

绝大多数企业未能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慈善事业仅有11年的发展历史，全国的慈善机构才100多家,是美国的万分之一，瑞士的百分之一；二是对慈善事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慈善捐款只能在年应交税额的3%以内时享受免税优惠，这意味着一位亿万富翁一年的捐款如果超过300万元的话,还得为超出部分支付33%的个人所得税。

有学者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提升慈善事业的吸引力。一是效仿欧美各国开征遗产税，对慈善捐助则减免此税；二是大力发展民间慈善组织，使之享有与政府主管的慈善组织同等的权力，减少运营成本。（信息源：中国最新情报 2005.6.14，）

三、关注中部经济的崛起

90年代末，以上海及江浙两省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成为外商对华投资的首选区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然而，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投资成本及生活费用也不断提高，从去年开始外资企业纷纷转移投资阵地，今年该地区的新增投资也呈下降趋势。

目前，外资企业普遍看好山东地区（烟台、威海）。去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在华日企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中国46个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的结果，烟台和威海同江苏苏州一并列入前三名。山东省凭借其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土地、电力等生产因素，越来越受到外商投资者的青睐。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山东地区的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优势会随着其价格的不断上涨而逐渐消失。到那时，中部地区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的新投资热点。而日资企业，则凭借在汽车、IT、物流等领域的优势，不断加强对该地区的投资。

中部地区之所以引起外商投资者的关注，原因有三点：第一，“中部崛起”计划。“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等政策的贯彻执行,促使被国家政策所遗忘的中部六省（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开始走向联合。它们去年向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这一新概念,今年5月又向中央政府提出三十余条的政策援助措施，以享受与西部、东北地区同等的优惠政策。虽然这些要求不一定都得到中央的认可，但这种举措势必加快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丰富而低廉的生产要素供给。内地低廉的土地及劳动力价格，长江流域的水利资源及山西、河南、安徽、湖南及江西五省丰富的煤炭资源等都是稳定电力供给的有力保证。第三，日本大型企业的进军。目前除了日产、本田、NEC、SOFTBANK、伊藤忠商事、佐川急便等日本大型企业已经在武汉设立办公据点并积极展开业务之外，还有很多日企正筹划着对中部地区的投资计划。

从上述可知，随着“中部崛起”计划的逐步实现，中部地区将成为以汽车、IT、物流等相关产业为主的日资企业之集中地。（信息源：三菱综合研究所 海外事业推进中心， 2005.6.15）

编辑发行单位：北京雷科中日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24号东海中心1907，TEL: 010-6566-7055 FAX: 010-6515-6146，URL: http://www.rac-inc.com.cn，日本株式会社雷科, TEL: 0081-3-5512-6415 FAX:0081-3-3502-1615，URL: http://www.rac-inc.co.jp，

=========================================================

发件人：<cui-zy@mail.tsinghua.edu.cn> 收件人： <wangshaoguang@cuhk.edu.hk> 抄送：发送时间：2005-06-29 08:14:4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汪同三 宏观经济“冷热”不测，发改委央行急召学者 经济冷热定论待北戴河会议

宏观经济“冷热”不测“软硬”难断

本报记者 杨茜 发自北京

　或许，“左右为难”并不足以准确表达汪同三此时的心情。 “宏观调控至今也快一年了，国务院要求写出报告。”但让汪同三头疼的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是简单的“向左走、向右走”了。

　　作为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当前经济学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都被汪同三听在心里。尽管这样，他还是给出了“不好判断”的判断。

　　23日下午，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作完演讲后，汪同三随后就要将一份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提交给国家发改委。与此前一些专家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汪同三报告中的“(宏观经济)既有重新反弹的压力，也有过度回落的危险”的判断多少显得有些“模棱两可”。

　　也就在这一天，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分别约见了国内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商讨下一步的宏观经济对策。但这次约见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10位专家就会产生十几种看法。”一位出席中国人民银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议的专家如是形容了当时的会议场面。“现在(经济)形势有了转折的迹象，但未来走势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汪同三的“模棱两可”并非没有原因。“2004年时，我们也面对着这两种倾向(过度回落和重新反弹)，但那时我们还能看出哪种是主要的。”但如今，汪同三深感难以判定。“当前经济仍靠投资拉动，投资与消费仍未并重，投资增速甚至是消费的两倍；我国投资率为26%，这无论是相对于消费还是GDP，仍然偏高；与此同时，上游产业利润空间仍然很大，对投资仍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如煤炭等；此外，居民中仍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存贷差依然存在；最后，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仍然较高。”汪同三一口气数出了“重新反弹”的五个理由。

　　他随后又列举了“过度回落”的充分理由。首先，从产业上来看，虽然上游产业利润空间仍很诱人，但下游行业的利润空间不断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从当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其利润甚至以两位数的速度在下滑，增长乏力。其次，虽然各个地方都在有意识地转移发展重心，但服务业增长也一直缺乏活力，“这意味着消费仍然上不去”。此外，持续不景气的股市；逐渐升级的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越发严峻的外贸形势；人民币汇率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等等。

　　在汪同三看来，这些理由让“过度回落”或“重新反弹”都可能成为现实。虽然国家发改委至今仍未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给出明确的判定，但如果从发改委官员近期的一些言行来看，隐约可以看出他们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与态度。

　　在23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结束后，以主持人身份出现的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韩永文特别提出要对两个指标进行说明。其中第一个指标是CPI。年初时，国家表示要将今年的CPI控制在4%的范围内。但今年4、5两月，CPI跌落到1.8%，大大超过了此前人们的预期。此数据一经公布，通缩之声很快响起。

　“其实我们内部定的是3%。”韩永文解释说，之所以对外公布为4%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那时候石油、铁矿石接连涨价，对外公布为4%是为了留有余地。他表示，从当前的数据来看，CPI基本控制在政府的预期范围内。

　　对于当前一些行业的不同表现，韩永文表示部分行业扩张，是需求的合理回归；对于其他一些行业出现的利润下跌，韩永文解释为这是产能扩张、供过于求后，价格的正常回落。在韩永文之前，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是率先发话的人，他在一周前的一次论坛上公开质疑了经济“放缓说”。

　　如果从两人前后的声音来看，不难看出其中共同的倾向。尽管这样，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在面对记者有关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时仍显得出言谨慎。“或许要等到七八月份在北戴河开会时才有定论了。”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告诉记者，按照惯例，第二季度的数据出来后，国家会在北戴河召开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会议。据悉，按照常规，北戴河会议将定下下半年经济发展的调子。

　　国家发改委一位专家告诉记者，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各个部委都会对上半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因此，这一时期的判断就显得举足轻重、不同一般。尽管这样，汪同三还是对宏观调控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 软着陆、硬着陆、回落后重新反弹进行了判断。

　　“今年年初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曾有人让我判断上述三种可能的各自几率。”汪同三说，那时候他的判断分别是软着陆40%，硬着陆20%，回落后重新反弹40%。“如果现在再让我判断的话，则是软着陆40%，硬着陆40%，回落后重新反弹20%。”

发件人："Danyang Zhao" <danyzhao2005@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5-06-20 10:32:5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中国经改仍不到位

中国经改仍不到位

作者：乔 斯塔威尔(Joe Studwell)

2005年04月5日 星期二

2003、2004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年经济增长率高于9%，而实际指标显示，这一数字可能超过10%。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显示出适度放缓的迹象，是时候思索以下问题了：最近这波“中国繁荣”是否在性质上不同以往？

有些人认为，中国正继续摆脱国家推动型经济的模式，他们引述了有力的证据。出口经济的效率是个现成的例子。2005年，中国将出口约7500亿美元的商品(虽然以附加值计算，金额要少很多，因为很多部件都是进口的)，而且没有任何结构性原因表明，这一整体数字不能保持每年15%到20%的增长速度。同时，2000至2004年间的进口增量是整个90年代进口增量的近4倍，两者分别为3950亿美元和107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的进口已在全球范围掀起一股初级商品热，并为从钢铁到棕榈油的所有初级商品确立着全球价格。

还有就是私人企业的快速扩张。近期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已注册公司是私人企业，这一现象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发生。这些企业的规模都很小，平均注册资本仅有14.5万美元，雇员14人。注册资本超过1200万美元的私人企业不到1200家。但尽管如此，私营企业的增长仍令人欣慰。

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个“改革中的中国”，但这些理由.....2002至2004年这三年间，金融体系的贷款就增长了58%，即增加了7850亿美元。2003年，新增贷款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四分之一。这场最新的中国繁荣是由信贷泛滥所推动的。事情本不应该这样。

针对各银行在90年代积累起来的大量不良贷款，中国政府责令银行降低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当时这一举措受到普遍称赞。但事后看来，把重点放在不良贷款率上是个极大的错误。这是因为，中国各银行在理论上已资不抵债，却又拥有巨额流动资金。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率，银行只是提高了该分式的分母，即贷款总额。于是放贷迅速增长，附带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的28%降至2004年末的13.2%。

在开始最近的放贷行动前，一些银行将旧的不良贷款转移到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中，这种做法助长了信贷增长。最大几家银行先在1999至2000年间转移了价值1690亿美元坏账，去年又转移了500亿美元坏账。危险的是，各银行为过去5年的坏账提供的准备金几乎为零。结果是巫术般的会计操作。举例来说，2004年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500亿美元恢复原位，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贷款总额是上升，而不是下降。不良贷款率的下降，纯粹是贷款增长和自2000年以来不提列准备金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2年至2003年，中国各银行的新贷款增加了50%，即使是最谨慎而有技巧的银行，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不产生坏账。

如果16家规模最大的银行在2002到2004年间新增贷款的不良比率达到10%，那么总的不良贷款率将反弹至20%。有理由预期更差的结果。去年10月，中国银监会(CBRC)承认，在2002年以来新发的220亿美元汽车贷款中，拖欠率已超过50%。资产管理公司不仅成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垃圾场，也成了失败的投资集团、证券公司和政府基建项目的“资产”垃圾场。政府让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带息债券，但拒绝对这些债券明确承担偿付责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动用数百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

估计政府采取这些金融手段最终是要让“清理完毕”的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自2002年以来，市场一直得到这方面的承诺，但事情并未真正发生。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有望成为第一家上市金融机构，但该行董事长目前因腐败指控而被拘捕。

这是新格局吗？2005年的整体情况是，最新这个周期将逐渐地、而非根本地改变中国经济。总之，中国的情况将一切照旧。

本文作者是《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主编、《中国热》(The China Dream))一书的作者。阅读《中国经济季刊》专栏文章，请点击www.ft.com/ceq。（译者/伯弢）

汇率讨论的误区

茅于轼

由于人民币汇率成为了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一，讨论的文章非常之多。有一种趋势，偏离了经济学，而且错误地把汇率当成国家利益斗争的工具，认为美国压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而且是有损于中国利益的。

在中国一方，抵制人民币升值是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换句话讲认为货币的定值是可以拿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美国可以这样做，中国也可以这样做。于是汇率就变成利益斗争的问题。 而且这样的利害关系是不可能调和的，不是你受损，就是我受损。这是一种错误认识。

交易的价格确实是利益分配的工具。对卖方而言价格越高越好，对于买方而言，价格越低越好。就外汇的价格而言，双方既是外汇的买方，又是外汇的卖方，因为双方都要出口创汇，又要进口用汇。

所以对双方合适的价格必定是外汇供需均衡的价格。偏离这一价格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直线上升，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因此提高人民币的币值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事。然而这是就调整以后的结果而言，就调整过程中发生的调整成本而言则有所不同。

双方都有调整的成本，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的调整成本远远高于美国，这是对我们不利的。但是如果现在不调，以后再调，成本更高。如果在两年多前调整的话，那时候的外汇储备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成本就没有现在那么高。如果再推迟下去，将来再调就更难了。 （原载《香港商报》6/19/2005 18:7，）

发件人："绝地长烟" <hmsygy@sohu.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5-06-27 15:27:4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反驳词

董藩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您好！

刚刚拜读你们网上董藩先生的大作《关于房地产市场的17个观点与两万言书----楼市到底怎么了？药方究竟如何开？》，发觉他的立论根据就是错误的。

首先想问您有没亲自买过房， 需求过旺的概念从何而来？？城市在改造，拆迁户的增加， 他们是被迫拆迁的吧。所以买房，但有人在楼市中哄抬 大多是开发商，你没见过民工被雇佣排队买房领号的事情么？这样能说是需求过旺么？？？请您正面回答我。

其次，远的不说，只说近的。就在北京，那些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现在是多少？115万一套！！这个也叫经济适用么？？？那些卖主都是些什么人？想必您比偶们都更清楚！那些拆迁户谁能买得起这样的经济适用房？但不买，又住在哪里？拆迁时政府补贴多少一平米，买一套又要多少一平米？这其中的奥秘，想必您也一样比我们更清楚吧。

再次，不是买不到房子的问题，而是买不起但必须要买之间的问题。从您的宏观来看，洋洋洒洒二万言，似乎可以吓倒一些人，让他们乖乖沉默，钻入买房陷阱。呵呵，但事实呢？希望您能去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在主动地疯狂买房准备抛售，哪些人是无奈而买房？希望您能看一看。真的，这样在说话的时候才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您的冬天里的西瓜这个比喻着实高妙，很可以唬住一些人。但这个冬天是怎么来的？？！！是自然形成的么？是老百姓手里非常有钱，真正的需要买房么？？还是被那些开发商及其联盟逼得无路可走才被迫而行？？其实您只要关心一下一些事实就行了：南京有过焚烧拆迁办后自杀的案件、上海有两老人被烧死的案件。无论从人伦、法律、道德等诸多角度来看，您还认为现在的楼市是冬天里的西瓜么？请告诉我。当然，您或许要说北京没有这类事件的报导，但也仅仅是没有报导而已。呵呵

另房价问题的泛政治化一说，您用了泛字，显见您很反对将房价以政治化的眼光来看。原因是“将造成大量信息失真现象以及其他副作用”。呵呵，可惜，楼市的开发怎少得了政府的显性或隐性行为呢？有政府的作用，又怎能不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呢？毕竟，住房问题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衣食住行 是包括那些所谓精英也都承认的基本人权吧。

所谓高瞻远瞩的眼光，高屋建瓴的气势，都是没用的。要看事实。站着说话永远都不会腰疼，因为不知稼穑之难。

最近比较伤心，因为要结婚，就要考虑房子问题。想得颇多，以上是我一些浅见。呵呵，叨扰了。 老百姓嘛，遇上不合理或者想不通的事，只能发发牢骚骂骂娘打打孩子之类的 就像叶圣陶笔下的那些旧毡帽朋友一样 到最后还是一样乖乖入了别人的毂的。呵呵，作为那些精英，对此实在是不足为虑的。致礼！

　　　三阳 陈瑜　hmsygy@sohu.com，　2005-06-27。

发件人：<muller909@sohu.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5-06-20 18:14:0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一位复旦校友的来信：仲先生，你好！

文明早熟还是大国的代价？

仲先生：您好！

网上拜读了您的数篇论述，产生了和您联系的想法。后又发觉，我的学历有两处与您有一定关联：1.是复旦校友。我是复旦生物工程系毕业的；后又在复旦遗传所读了硕士；2.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我于去年来到浙江的一间民企，现在战略管理部做事；家乡（宁波）也在这边。

您在最近的“执政方式转型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这种国民性看起来好象近乎‘奴性’了一点，实质上却是一种更高智慧的体现。这是人民在衡量了服从与反抗、民主与独裁的利弊得失之后，做出的选择。因此，这种国民性的形成，是一种成熟文明的表现，服从权威的表现，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并不是蒙昧无知的表现。假如选择象西方国家充分民主分权的政治模式，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社会很难得到安宁和统一。事情很明显，中国的“超文明”现象是中国人民为了维护一个大国所付出的代价。这就是大国与小国的不同之处。”

我的理解是，您在文中分析的这种带有“奴性”特质的国民性，恰恰是中国文明相对西方文明缺乏智慧或进化过程受阻的表现；当然，所谓“西方文明”也不是一维的概念，其中与中国最具有对比意义的是英国Anglo-Saxon文明及其后衍生的英美文明。梁启超（？）曾说中国政治和英国政治是一点也挨不上、“风马牛不相及”，倒是对欧陆法、德的西洋景看得懂点名堂。

关于中国文明的早熟性，黄仁宇似已有论述；之前曾快速浏览一本名为《一个未曾断奶的民族》（？）的书，也作了有意思的研究。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考评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一个区域人群的文明进程或智慧程度，最有意义的指标在于其个体的自由度和个体理性的发育程度（严复前辈就执这个观点）；其他的指标，都无从服人。

以政府领导下（指导下）群体福利指标的进步而论，纳粹党在德国执政时（1933-1945）的成就可能是很多其他政体所难以企及的，这点倒也说明，即使是国家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基督教民族也比东方民族表现得好，至少更有技术禀赋；但其终局在纽伦堡审判中已有定论。当然也可作一偶然性说明，即如果纳粹执政的德国不涉入战争或实行某些改良云，但很少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德国人似乎比其他国家的人（尤其是东方人）更慎言、警惕对纳粹政绩的评述；相比之下，1930年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对德国一直心存友好，少怀芥蒂，盖与英美相比，中德执政者之间共同语言更多一些的缘故。

我的理解是，各种形式的“权威政体”或“精英政治”难以成功，基本原因在于人类个体理性的有限性。读史的感觉是，“权威政体”或“精英政治”有效性的延续时间在70年左右，如历史上的两汉、唐、北宋，顺利的光景就那么段时间。有意思的是南宋，繁华期延续了100多年（好像快150年，但后期陷入苦战），宋朝是中原政治史上的一段闪光期，可惜外部的破坏性压力过于强大。

由于制度的设定，各种形式权威政体的有效性，最终都归因于某个精英团体、直至某个个体的主观表现。与《大宪章》及“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政治生态相比，在这种“权威政体”下生存的民族很难说有高度的智慧，甚至还表现出了一种宿命。相比之下，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已经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即脱离了一个绝对的世俗权威，社会同样可以运行得不错，“国不可一日无主”的定律在英国失效了。当然，从13世纪的《大宪章》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人花了400多年的时间，但从君主专制、贵族政治、社会民主（代议制，普选）、社会改良（工党执政）、社会福利（全民福利）的进步路径清晰可见，其智慧程度实有明证，至于英国人在国际社会丛林中的表现，其他民族更是望其项背。在16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个拐点，即立宪共和政体的国家（以英国为代表）在世界丛林中表现积极而进取，而一些传统的专制大国,如中原汉族朝廷、奥斯曼帝国则开始乏力、退缩，尽管其对内一如既往地决断而不容异己。

当然，这里确有个差异，即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陆地国家。孟德斯鸠好像也表述过“专制制度适宜于大国，君主制适宜于中等国家，共和政体适宜于城市（邦）国家”的观点，其时18世纪，正值专制、君主和共和政体优劣互现而无定论之际，孟德斯鸠的论述显得很有意义。但简而言之，在信息化的21世纪，再以国土面积、行政区划、人口等物质因素强调大国与小国的差异，就显得有点立据不足，在此更应从文化传统、制度惯性和思维习惯等方面去分析和评价。美国前总统里根对信息社会推进民主化进程做过很直观的描述，认为芯片的发明将推动苏联（也是大陆国家，陆地国土面积是中国1949年后陆地面积的2倍）和东欧的改制。

不好意思，快下班了，准备结束这封邮件。我想提及的是，台湾70年代以来的政改经验很值得我们中国人研究和借鉴。暂时且不论其“台独”倾向，台湾政体改革本身的意义何在？很值得考评。由于两岸同是中国人，这种观察就很有意思。祝好！

Samuel，2005年6月20日，

发件人："梅新育" <wdnkm@sohu.com> 收件人： "周年洋sohu" <zhounian_yang@vip.sohu.net>, "周立群" <zhoulq@public.tpt.tj.cn>, "周立春" <zhoulichun@mofcom.gov.cn>, "周俊生" <janson@ssnews.com.cn>, "周瑾2" <hunterzhou@21cn.com>, "周剑" <zhou_jian1@mfa.gov.cn>, "仲大军263" <zdjun@263.net>, "钟育彬" <zhongyb@21cbh.com>, "中华来信" <liaozhonghua@126.com>, "中改院" <hncird@126.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5-06-21 23:00:3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

寓言一则

下文据说系胡总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中国威胁论”时讲的段子，与会众人皆笑。

狼和狐狸遇见了一只山羊，立刻指责其对自身安全构成了威胁，因为山羊长了角。狼和狐狸遇见了一只老虎，狼立刻提出双方建立“合作伙伴”乃至“战略伙伴”关系，狐狸则提出要和老虎“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http://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