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当一些中国学者大力引进西方现代公司制度之时，侯若石教授指出了这些企业制度的弊端，那就是过于强调股东们的利益，忽视职工们的利益，侯先生指出，实际上企业有三个主体：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但我们的一些学者却避而不谈劳动者的作用和如何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由此可以想象到劳动者的工资待遇等问题。中国正在矫正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弊病，但在矫正的同时，应注意不要偏到另一个极端上去。]

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变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侯若石 研究员

2003年10月18日

一、问题的缘起：现代公司制度的弊病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现象：一些学者利用现代公司制度理论拼命鼓吹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中，办企业赚钱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让企业负担社会责任似乎是离经叛道。一位著名学者说：“在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中，股东主导模式是当前最能经受市场竞争考验、最有生命力、最有效率的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现在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在向股东主导模式演进。”此论并非他的发明，以自由主义观点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弗里德曼就说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让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然而，现代公司制度不像鼓吹者说的那样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组织方式。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它的弊病所在。现代公司制度的突出特征是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

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指出：“到1900年，在许多大量生产的工业中，一些制造厂都成了一家大得多的公司的一部分。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工业中，大部分公司仍然只经营一两家工厂。但是在使用更复杂、高产量，且为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里，公司都已成为多行为和多单位的企业了。” “这些大公司的活动已不仅限于协调生产过程中的材料流动，他们所管理的是从原材料供应者开始，经由所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一直到零售商或最终消费者的整个流程。” 钱德勒把它称为垂直一体化企业。

为解释这种企业存在的必要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使用了交易成本的概念，认为交易成本是决定一种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90年代中期，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力主现代公司制度的经济学家们同时鼓吹新制度经济学。他们提出：“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的问题，只是在科思提出‘交易成本假说’以后，才出现了解决问题的门径。”

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选择自己制造零部件，而不是到市场上购买它们？答案是交易成本过高。所谓交易成本，被界定为发现价格的成本。在市场的直接交易中，寻找合适的交易价格十分困难，因此应该把本应由市场直接交易解决的生产组织问题交给企业自己解决。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把大企业视同市场交易的场所。企业以权威和指令代替市场完成资源的配置，因此减少了市场交易所需的成本，即交易成本。他们认为资产的专用性越强、生产专业化程度越高，从生产到最终消费的环节就越多，结果是市场交易以指数倍增，交易成本也就越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发动一场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革命，设计出一套规则和程序，以降低伴随新技术而来的交易成本，因此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应运而生。钱德勒认为，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业务行为范围广泛的范围经济和降低交易成本是企业成功的三大关键因素。以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代替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是合理的。

既然现代公司制度中的企业是自上而下的垂直一体化，那么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自上而下的管理。因此，现代公司制度的另一个特征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行等级制。现代公司制度的弊病就在于经营者以权威和指令代替市场完成资源的配置，即它采用的治理方式具有专制的色彩。

钱德勒就把现代公司制度的治理方式称为等级式管理模式。他说：大型企业 “按照各种职能，建立由职能形成的等级管理班子。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管理。首要组成的，也是最大的部门是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较小的是采购部门。在这些部门的总部，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总经理管理着部门经理。“它含有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并由专职、领薪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 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因此，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劳动者是在被动的劳动。正如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公司是主人，劳动者是仆人，因为公司拥有劳动者生存必需的生产手段。因此，劳动者更需要公司。

现代公司制度的创始者是福特。他有两项创新：一是生产流水线技术，即连续的标准化产品生产过程。由此诞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无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具有泯灭人性的特点。二是泰勒管理法，即以经过严格测量的工人劳动强度确定他们在单位时间中的劳动量。福特和泰勒的贡献是把工人组织起来，用生产线技术和计件管理法监管工人的劳动速度和努力程度。这正应了马克思的分析：“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 在这里，劳动者是不被保护的。

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实行的是集权制度：“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 在他们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正是由于等级制度，在介绍现代公司制度时，某些中国经济学家强调的是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委托-代理关系。他们提出了许多激励经营者的妙计，无非是大幅度增加这些人的报酬。实际上，企业有三个主体：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但是，他却避而不谈劳动者的作用和如何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

2001年美国出现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制造财务丑闻之后，这些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事实说明，公司财务丑闻正是现代公司制度内在弊病的表现。它的后果说明，现代公司制度产生的弊病的最大受害者是劳动者。美国的劳动大众已经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公司丑闻造成的股价暴跌使退休基金大大缩水。仅世界通讯公司的财务丑闻就使纽约养老基金损失3亿美元，加州公共职工退休体系的资产缩水5.85亿美元。 到2001年底，由于股价下跌，美国的家庭金融资产占年收入的比重已经从上年的6.3：1下降到5.3：1。由公司丑闻造成的股价下跌，会使这一比重进一步下降。据统计，参加被称为401（K）退休金计划的劳动者的退休金收益减少了50%。丑闻使公司破产，劳动者面对的是失业的困境，而且很难获得公司的遣散费。由于公司财务丑闻，大众资产缩水，大量劳动者失业。

自现代公司制度诞生，公司治理就被提到议事日程。在等级制主宰下，股份制企业名义上实行的是以股东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股东作为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产权，委托专业化的经理人士从事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业务，形成了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实际上控制着公司，实行的是以经营者为核心的集权式管理。面对近年来西方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的失败越来越普遍，如造假账，频繁更替首席执行官，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面对现代公司制度的弊病，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做了某些调整。第一，面对广大的消费者，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企业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加强了与企业的对抗能力。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消费者获取企业和产品的信息更方便和快捷，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能够左右起在市场上的地位。生产者从消费者的特殊需要中得到产品需求信息，也可以从消费之后的反馈中得到设计或改进产品的信息。消费者信息成为生产者的一种生产投入。 有人提出，应把消费者视为生产管理者中的一员。

第二，劳动者地位增强。垂直一体化的生产过程作为工人集体劳动的过程，增强了劳动者的凝聚力，组成了劳动者自己的组织 工会。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工会提高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讨价还价力量，劳动者利用集体力量与资方谈判，争取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劳动契约，逐渐形成了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劳资关系：提高工资水平，增加社会福利，限制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就业保障程度。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知识工人提供知识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因此劳动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参与企业管理，减少了中间管理层次。等级制企业的结构出现扁平化趋势。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中间管理阶层被精简，核心部门管理者的地位提高。在通用电气公司的管理业务中，首席财务执行官和首席人力资源经理几乎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平起平坐。

第三，企业经营目标不能只局限于财务业绩，不可单纯追求利润，也包括满足消费者的程度。在消费个性化的条件下，消费者需求的信息反馈同样是企业生产所需的资源。消费者成为治理的参与者。同时，企业的非财务业绩指标越来越成为衡量企业成败的标准。这些指标包括产品质量、雇员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消费者的满意度等。

第四，生态环境变化具有全球性，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己任。因此，企业与它所在地区（如社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的经营方式事关所在地区居民的利益，他们对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也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在这个模式中，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相关的企业和社区居民都要有人格化的代理机构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从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是由两个主体组成的：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多重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出现了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但是，一位中国学者说：在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中，股东利益最具有一致性，即使有分歧，问题也不大。因此，股东主导的模式最有效率。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一家企业没有赚钱，有人会说是经理操作不当。但经理会辩解说，他不仅要考虑股东赚没赚钱，也要考虑工人的利益。又比如，企业经营不善应该拍卖，但经理可能会说，拍卖了工人就没有工作了，不能拍卖。在他看来，现代公司制度的等级制不能改变，公司治理方式也不可改革。

二、理论的演进：全球生产价值链条理论成为生产组织方式的新理论

生产组织方式是一个复杂和动态的经济现象。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多种生产组织方式并存，并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但总是存在一种主导的方式。如果对它的历史发展沿革进行理论概括，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分为两种主导模式：一是生产单位之间的市场直接交易；二是垂直一体化企业，即现代公司制度。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主要靠市场直接交易，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是由看不见的手指引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现代公司制度实行的是等级制治理，被称为管理资本主义，是由看得见的手指引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第三种模式：企业之间的生产价值链条，或称全球生产价值网络。

对全球生产价值网络进行分析的工具是生产价值链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波特把市场竞争因素纳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分析中。根据西方行为型厂商理论把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总目标划分为生产、存货、销售等不同的子目标，他着眼于对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分析，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条的概念。 如前所述，在现代公司制度中，一个企业包揽了产品的全部生产经营过程，它分解为从设计开发到加工制造，再到产品销售等不同阶段。把这些阶段看作连续的过程，就产生了价值链条的概念。波特关于价值链条理论起源于工业组织理论，他所说的价值链条的不同组成因素与行为型厂商理论的生产过程的子目标是基本吻合的。这可以佐证把价值链条的组成要素定义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行为是有理论依据的。它本来不应该是一种让人陌生的经济现象。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实践，自有市场经济以来，就有价值链条。企业创造价值要经过生产经营过程；把过程分解开来，可以看到它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各部分不是互不相干，而是一环扣一环；这就好像一连串的链条；于是，可以把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称作价值链条。

波特的理论是根据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困境提出来的。由于一个企业从事多种经营，根据部门划分经营行为出现了重叠现象，例如不同产品部门分别从事营销行为，从而增加了成本开支。如果按照价值链条把不同部门的同一活动行为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减少成本。波特已经注意到每种价值活动（即行为）的成本“有可能受到与企业内外的其他活动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影响。”“联系有两个大类：价值链条内的（横向）联系和与供应商及销售渠道价值链条相连的纵向联系。”“与供应商的（纵向）联系往往集中于供应商的产品设计特点、服务、质量保证程序、包装、交货程序和订单处理等方面。”“由垂直一体化联系起来的各个独立的企业，因此企业之间要就如何利用这些联系和如何分此产生的利益而达成协议就可能困难重重。”

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进步，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把波特的价值链条理论应用于对企业之间关系的分析。根据许多企业把生产经营的行为分布到世界范围的实践，波特的价值链条理论被用于研究全球不同的企业在价值链条中的分工。他们提出，价值链条不仅存在于单个企业之内，多个不同的企业也能够在一个价值链条中的从事不同的价值行为。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过去，一些最终产品只在一个地方生产。现在，它已经分散在世界不同地点。”

美国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格里芬把波特的价值链条概念应用于全球范围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条（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概念，其含义是全球不同的企业在由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等行为组成的价值链条中开展合作。这些行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的不同企业，最终产品生产分布在不同企业中的各种中间行为。全球商品链条包括四个因素：1，生产类产品和消费类产品附加价值的投入-产出构成；2，生产行为和分配行为分布的地理范围包括在国家、地方和全球等三个层次上；3，链条内的各种行为在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有其特定的制度框架；4，链条参与者之间存在特殊的治理机制。由于认识到全球商品价值链条的局限性，他在2003年的论文中把新兴的生产组织方式改称为全球价值链条。

英国经济学家卡普林斯基在他主持编写的《价值链条研究手册》中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概念。他认为，生产价值链条是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项行为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实现过程，它包括产品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生产和财务管理、品牌管理、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这个分析有两层含义：第一，如果把它们分解到不同企业，就意味着不同的企业分别从事一条价值链条中的不同行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企业面对的是生产经营行为在地点、结构和体制方面的分解。规则和权利关系存在于一个产业的不同企业，最终产品是各种中间行为在各个不连续的阶段的成果。第二，把企业行为的重点从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行为转向生产经营的服务性行为。服务作为无形资产的产品的流动性很强，促进了企业之间利用价值链条开展合作。

生产组织方式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企业之间的价值链条作为新兴的生产组织方式则更为复杂。除了格里芬曾经把它称为全球商品链条之外，还有人把它称为价值链条、行为链条、生产网络、价值网络和投入-产出关系。英国经济学家斯图尔京对概念进行了简化，从它所包括的组织范围、地理范围和行为主体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于组织范围，他认为，链条是指导致产品交货、消费、维修和服务的一系列生产活动。不同的价值链条由共同的参与者组成。例如，伐木企业既参与家具制造业的价值链条，也参与造纸业的价值链条。在价值链条中，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在反复和不断调整的进程中进行的。而生产网络是指企业之间关系的现在范围和程度。这种关系使不同企业参与同一个经济集团。不同产业的价值链条是有区别的。这首先体现在链条组织规模上。我们可以把一个链条中的不同生产行为视为价值脉（value thread ）。它们是价值链条的子因素，通过生产行为的整体布局，以简化的形式，能动地包含在整个价值链条中。但是，价值脉是一个静态和有限的概念。从动态角度看，价值链条是通过具体的步骤为市场生产特定的产品。在每一个具体的价值脉，主要参与者的职能十分清楚的。参与价值链条的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系体现在价值链条的节点（segments value chains）上，链条中的主导企业通过节点控制价值创造。因此，主导企业是参与价值链条的。而供应链条是指主导企业推动其他参与企业从事链条中的生产活动，由后者提供为最终需求所必须的产品和服务，但不包括主导企业本身的生产活动。价值链条和生产网络不是真空的。参与企业在不同节点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资本设备参与价值链条。

关于地理范围。斯图尔京认为，格里芬的全球商品链条概念是波特价值链条概念向世界范围的延伸。但是，也存在比全球商品链条的地理范围更小的价值链条。这就是工业区内的价值链条。在这些工业区形成的产业集群也是地方性的。工业区与价值链条和生产网络有关，是因为中小企业生产的特定的产品是专业化的，如专门的零部件。它们面临进入世界市场的困难，要借助于价值链条和生产网络。但是，它们也可以不参与价值链条和生产网络，而是通过市场直接交易进入世界市场。在这个条件下，地方的产业集群不具有全球性质。产业组织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结合才是真正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

例如，台湾的电子工业企业大多设在工业园区，但它们积极参与美国主导企业的价值链条和生产网络，这样的地方产业集群具有全球性质，并可能形成集群网络。众多的企业组成地区产业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条，进入世界市场。地区产业集群指的是企业和相关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和联合。在同一地区集中了某个产业的投入供应商、零部件制造商、服务提供商和成品生产商。目前，发展中国家以中小企业为主组成的地区产业集群已经发展起来。根据经济地理学的划分，经济区可分为地方（指一个国家内的行政区）、国家、国际（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地区（全球被划分为几个大的地区，如亚太地区）和全球（包括上述所有的地理范围）。

斯图尔京提出，一个全球性的价值链条起码要包括亚洲、欧洲和北美当中的两个大洲。关于参与价值链条的行为主体的分类，同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价值链条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仍在发展变化的初期，对行为主体的划分是一个动态问题。居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体是链条中的主导企业，它们决定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在主导企业既有生产企业，也有销售企业。处于被动地位的企业主要负责生产，它们觉得如何生产，被称为供应商。从供应链的结构模型可以看出，供应链是一个网链结构，由围绕核心企业的供应商、供应商的供应商和用户，以及用户的用户组成。一个企业是一个节点，节点企业和节点企业之间是一种需求与供应关系。供应链往往由多个、多类型甚至多国企业构成，所以供应链结构模式比一般单个企业的结构模式更为复杂。供应链管理是通过前馈的信息流和反馈的物料流及信息流，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网络关系。

三、边界被突破：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成为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主导

新技术推动了企业之间的合作。汽车生产实现了组件模块化，电子工业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降低了设备和技术的专业化程度，出现了具有综合功能的设备和技术，方便了供应商为多个生产商服务和生产商利用多个供应商。同时解决了为单个企业供货使用专业化的设备交易成本问题。企业之间不但从事加工制造合作，而且开展技术合作，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设计行为进一步从生产商转向供应商，从而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对话。供应商向生产商提供“交钥匙”式的全套服务，包括向后联系的服务，如设计开发、全套采购；也包括向前联系服务，如测试、软件安装、包装和售后服务等一揽子业务。这些联系使供应商的全球扩张与生产商的全球采购同步发展。这种做法打破了传统的企业之间的物质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或“向前联系”和“向后联系”。

企业之间的合作使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不再局限在一个企业之内，包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界限因此被打破。这标志着现代公司制度正在向全球生产价值网络转变。

在汽车和电子产业，生产商是网络的组织者。近年来，不少大型汽车生产企业纷纷“减肥”，把自己的工厂卖掉。英国《经济学家》报道：“20世纪90年代，福特公司在底特律的工厂区成为历史遗迹，厂房或者闲置或者成为仓库，只剩下一条装配线和一个发电机车间。” 汽车工业组成的生产网络是典型的生产者驱动型。目前，全球汽车工业的生产经营分布在由生产商和供应商组成的生产网络之中。美国、西欧和日本拥有品牌的大型汽车生产企业把加工制造工序转移到供应商手中，所需的零部件几乎全部包给供应商生产。它们自己的生产加工行为集中于总装；经营管理行为集中在技术开发、品牌管理和营销。不同的大企业已经建立起技术开发的战略联盟，也形成了销售网络。例如，通用公司把营销业务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营销公司，不但销售通用汽车，也销售其他品牌的汽车。

大型供应商负责汽车组件系统的生产，产品直接向生产商提供。除了加工生产之外，它们还提供设计、包装和管理中小供应商的业务。它们是全球规模的企业，根据主要客户（生产商）的全球生产的不同地点而分布在世界范围。这种大型供应商被称为合同制造商（contract manufacturers）。它们本身就是大型跨国公司或是通过并购而壮大起来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例如，美国的通用公司、福特公司和意大利的菲雅特公司都把原来属于自己的子公司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零部件生产企业。一些专业供应商则从汽车生产经营的其他领域转行。例如，德国的大陆AG公司原来是为汽车维修市场生产轮胎的企业。它通过收购其他企业把生产经营领域扩展到汽车的其他组件。收购范围不仅包括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阿根廷、巴西罗马尼亚、墨西哥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全球汽车生产体系是由多层次的企业组成。第一层供应商主要为大型供应商设计和生产比较复杂的零部件。第二层供应商根据大型供应商的设计生产特定的零部件，其生产需符合客户的成本和灵活性要求，也要符合国际标准。第三层供应商生产基本的零部件，客户对它们的产品价格要求较严格，产品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 最后一层供应商是汽车维修用的零部件的生产者。他们不需要具有设计能力，生产零部件的图纸是从正在使用的汽车零部件复制的，它们的竞争力在于价格低廉。汽车生产的规模和技术的复杂性使全球生产体系包括了几万家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工业中的第一层次的供应商有170家企业，第二层次的供应商有4700家企业，第三层次的供应商有31600家企业。一家供应商为多家生产商服务，它能够设计出适应不同生产商需要的组件或零部件。例如，美国的LEAR公司为通用、丰田、现代、欧佩尔、美洲虎、铃木、福特、大众、雷诺等近30个名牌汽车的总装提供组件。如此众多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

与市场直接交易不同，生产商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快和市场波动的风险，生产商必须采取更灵活的管理战略，减少因为市场波动和产品过时给固定资本投资带来的风险。把加工制造转移到供应商手中，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供应商向多家生产商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有助于稳定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降低成本。生产商为了确保产品或零部件供应，节约日常开支，对供应商的选择更严格。供应商为了巩固与生产商的合作关系，改善了组件的生产结构，加大生产组件系统的力度，并加强了对其他层次的供应商的管理，以确保产品质量和交货期。

供应商作为加工制造企业的地位不断改变。它们不仅是最终产品的制造者，也是产品的生产组织者。作为加工制造者，他们必须全球范围寻找具有成本优势的下一层次的供应商，特别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者，它们所需的零部件也是对外承包生产的。根据调查，77%的企业依靠其他企业生产的零部件。因此，供应商必须具备融资能力和管理能力，以便购买所需的零部件和管理零部件的物流，包括零部件的营销、运输服务、仓储管理等。它们向多家生产商提供产品，还必须具备生产计划能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电子工业出现了与汽车工业类似的生产组织方式变化。1996年，美国苹果电脑公司把它在科罗拉多州的工厂卖给电子产品供应商SCI公司，但苹果公司并没有停止其电脑的供应业务，它与 SCI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卖掉的这家工厂仍然生产苹果电脑。苹果公司完全放弃加工制造业务，专门从事产品开发、品牌经营和市场营销等知识密集的无形业务。美国著名的老牌电子产品企业，如IBM、HP、NORTEL、朗讯公司、3COM等与苹果电脑公司一样，也卖掉了自己的生产厂，把产品生产交给供应商，成为“没有工厂的制造业企业”。新建立的电子产品和设备企业，如思科、EMC、太阳电子公司，一开始就不从事加工制造，而是委托供应商生产。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大电子公司，如阿尔卡特、爱立信、诺吉亚、索尼、Casio和NEC等，也采取了同样的生产组织方式。根据2002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有85%的企业将进一步增加对外承包生产；在品牌企业中有73%希望产品依靠供应商；40%的企业希望产品的90-100%都交给供应商生产。与汽车供应商不同的是，电子产品的供应商向生产商提供的不是零部件，而是已经完成装配的成品。

由于20世纪90年代新成立的生产商增多，它们对供应商的需求增长更快，因此供应商的规模不断扩大。1988-1992年，5个最大的供应商的收入年均增长30.7%；1992-1995年，增长46.4%；1995-200年增长43%。生产商业务实现了全球化，供应商的业务也要在全球的扩展。生产商的产品要销售到世界各地，供应商的经营活动也要分布在世界各地。例如，1991年，最大的5家供应商之一的Solectron只在美国硅谷有一家工厂。2002年，它在全球拥有的工厂达到50家。生产规模的扩大是通过不断收购其他零部件企业来实现的。2002年，5家世界最大的供应商的从收购其他企业带来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7%。因此，这些工厂同时为多家品牌电脑公司供应电脑整机或成套设备。这些公司专门从事电子产品的加工生产，没有自己的品牌，只给品牌电子企业作供应商。

服装（包括鞋类）生产网络的生产组织者是采购商。

市场营销企业和品牌企业控制产品销售环节，它们的业务主要是产品设计、品牌管理和市场营销。供应商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企业之间的关系比较灵活。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技术不高，跨国公司在生产上的优势有限，对外投资设厂的利润不大，但风险很大。所以，它们的业务重点是管理生产，而较少以股权控制生产，所需产品交给其他具有劳动者成本优势的企业生产。由于生产技术比较简单，企业进入产业比较容易，但产品进入市场很难，需要高超的营销技能。市场营销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很强；或者掌握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它们利用市场营销技能组织加工制造，更能适应市场需求。

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把组织全球生产作为主要业务。他们的经营活动是通过全球采购商品，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产品的生产价值链条。近年来，它的营业额迅速增长。2003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全球500强”企业之首。它的成功不仅是因为零售业务，更在于生产组织业务的发展。2002年，它在中国的商品采购就达到120亿美元。沃尔玛不仅从事采购业务，还参与生产企业的管理，而且参与的程度很深。作为生产组织者，它对加工生产企业的要求不仅是产品质量和交货期，更在于企业的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它给这些企业的评价内容包括，管理状况，科技投资，销售人员与生产团队的沟通情况，是否乐于接受采购者的质量、运输和产品升级的调整，雇员流动的情况，财务状况，经营组织能力和顾客服务水平。它定期考察生产企业的执行情况，并进行评分。它把评分分为5级，4级以下的企业将排除在采购名单之外。

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是一家经营运动鞋的著名企业，经营规模居全球首位，产品占世界运动鞋市场的30%。 2001年的营业收入达95亿美元，产品种类从1980年的175种增加到2000年春季的1200种。现在，它还经营服装和其他体育用品。但是，它根本不生产运动鞋，产品全球部由供应商加工生产，它作为品牌营销商管理运动鞋生产经营。1964年，它以500美元投资进入运动鞋行业，最初的业务是进口和经销价格低廉而质量较高的日本生产的运动鞋。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的营业额达到200万美元。由于石油危机，日本的运动鞋价格上涨，耐克一方面寻求成本更低的供应商，另一方面设立了自己的生产厂。1982年，它的产品有86%来自韩国和台湾的供应商。此时，运动鞋市场竞争更激烈，它在美国的生产厂的成本高，不得不关闭，寻求成本更低的供应商。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生产企业成为它的主要供应商。目前，它的供应商分布在51个国家，数目达到700多家，雇佣工人多达50万人。耐克的雇员则只有2万多人，专门从事运动鞋的设计、质量监督、营销和品牌管理。

The Sara Lee是美国最大的品牌服装制造商。从节约生产成本出发，它把服装缝制业务放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制作服装的材料和配件，主要是面料，则在美国生产，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服装缝制企业，完成服装加工。产品可以享受美国的进口优惠政策。对以这种方式进口到美国的服装，美国只征收国外加工的附加价值部分的关税。为了适应时装样式的快速变化，这家公司把生产地点放在临近市场的国家，如墨西哥。为了降低成本和迅速把产品投放市场，适应时装的更新速度，实现适时生产，这家公司不但向加工企业提供材料和配件，也提供设计和样品，实现了低成本的。随着美国消费者提高对服装样式的要求，公司的生产组织和市场营销业务增多，它逐步撤出生产领域，而专门从事设计和营销。

全球生产价值网络还得益于服务业的发展。服装等产业的生产组织者本来就是属于服务业的零售商。汽车和电子产业的生产商一般只从事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它们正在制造业企业向服务业企业转化。在一些产业，专业化的服务业企业也成为生产组织者。

全套服务提供商是近年出现的新型的专业化生产组织者。它们运用价值链条组织产品生产，从事除加工生产之外的所有经营活动。香港利丰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全套服务提供商企业。它没有自己的生产设施，而是为生产者和零售提供整体性的增殖服务，包括产品设计开发、原料采购、选择制造商、安排和管理生产、进行质量监督和装货交运。目前，它在40个国家设有68个分支机构，管理和经营着家具、服装、家居产品、手工艺品运动和旅游用品等消费类产品。在20世纪60年代，它开始在东亚地区从事产品最终制造的管理业务。从70年代起，它制定了一个产品管理和交货业务计划。根据客户对设计、原料和制作的要求，拓宽了业务范围，开展以物流管理为核心的产品承包业务。80年代，为适应季节和特殊客户的需要，该公司开始控制服装生产的全过程，并把加工生产分布到全球。它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生产组织者，2000年，它拥有700个客户，与7500家生产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间接雇佣的工人多达1500000人，营业收入达到42亿美元。

企业之间的合作对物流的需求迅速增加。物流企业的运作也激励和制约着生产商与供应商的关系。世界著名的快递公司，如UPS、FedEx、DHL等向客户提供一体化的物流服务，为客户管理物流。它们拥有自己是运输工具（货机和货轮）、仓库和电子信息系统，主要业务包括运输、海关报关、运输工具的舱位预定、仓储管理等，管理着物流业务中的商品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主要是租赁费用和佣金）。它们在准确的时间把准确的产品送达准确的地点，客观上管理着生产价值链条。一些物流企业利用管理物流的优势也开始从事生产组织业务。

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中，产品是多样的，生产企业是多个的，消费者需求是形形色色的。例如，组织日用消费品生产的美国宝洁公司拥有250个品牌的产品，为它加工生产的供应商多达1万家，供应世界130个国家的5亿消费者。新十 不断涌现，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大规模定制下的消费个性化不断花样翻新。如何管理如此复杂的生产价值网络？照搬现代公司制度的治理模式？多个企业的合作显然不同于一个企业的运作。另起炉灶，建立一套全新的模式？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治理模式的特色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四、新型的治理模式：企业要担负社会责任

如前所述，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生产价值网络包括了市场、等级制和生产网络三种治理方式。在现阶段，企业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脱离市场直接交易，企业仍要采用现代公司制度的治理方式。但是，多个企业的在生产价值链条中的合作毕竟不同于一个企业的单独运作。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挑战现代公司制度，势必要采用新的治理方式，用于处理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新的治理机制，参与者决定价值链条的决策规则和程序，确定价值链条的共同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和监督业绩的方法。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出现不过十年左右，尚处于幼稚状态，其治理的特点还不成熟，达到理想状态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初露端倪的现象表明，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发展为克服现代公司制度的弊病指出了方向，尽管尚未完全成为现实，但必将成为企业的主导治理机制。它的主要特点包括：

第一，治理的基础不是产权，而是能力互补。产权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公司治理是围绕资产所有权展开的。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的直接交易是产品所有权的直接交换，采购者与产品生产过程无关。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各个企业不拥有对方的资产所有权。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现代公司制度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出现向扁平结构转化的趋势是必然的。企业边界之所以被突破，等级制之所以被打破，皆因为生产经营不再局限于对产权的控制。

第二，治理的目标不是利润，而是共同生产产品。从维护资产所有权出发，现代公司维护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公司治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衡量公司生产经营效果的指标是利润率，这体现在公司财务报表中。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中，利润是每个参与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不能成为整个生产价值链条治理的共同目标。作为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共同生产出产品要符合市场要求。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

第三，治理的展开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现代公司制度的利润目标具有短期特点，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企业之间从事市场直接交易大多是一次性的，不具有连续性，企业之间的关系一般是短期行为。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中，实现共同生产产品的目标需要长期稳定的市场，出于避免风险的需要，参与的企业不愿轻易退出。企业之间频繁变换合作对象，将要冒失去市场的风险。能力互补要求企业之间不断交流技术和信息。例如，采购者最了解市场需求，生产供应商吸取这些信息，生产的产品才能适应市场需求。这在一些对市场变化敏感的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按照消费需求变化，服装变换款式 频率很高。生产供应商需要采购者及时和准确地传递款式变化的信息和有关技术和工艺。因此，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要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第四，治理的方式是协调，而不是对立。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围绕产权和利润，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为争夺各自的利益而处于对立状态，维护所有者和激励经营者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企业从事市场直接交易的方式是产品所有权的交换契约；违反契约往往要付诸法律诉讼。事实说明，无论如何调整治理方式，现代公司制度都无法摆脱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纠缠,很难找出完美的解决办法。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生产供应商取得了进入世界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生产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目标，参与企业的共同利益更强，平衡各方利益的必要性更强，维护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需要企业之间相互协调，而不是互相拆台。

第五，治理的内容针对生产全过程，而不只是结果。在现代公司制度中，代表所有者的公司董事会就企业事务做出决策，执行者是经营者。董事会不参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他们只关注最终结果：企业获得多少利润。企业之间的市场直接交易的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交易成败同样以结果衡量，交易双方最关心的是进行交易的产品价格，而不关心产品生产过程。当然也就不关心生产成本。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价格的决定机制是供求关系，而不是成本决定价格，因为供求双方看不到对方生产过程产生的成本。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中，为了组织生产，参与的企业需要关注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内容：生产什么，即界定产品；生产多少，即确定产品数量；如何生产，涉及到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如生产技术和工艺、劳动力的使用；什么时间生产，即何时交货。这些具体内容需要由参与企业事先确定，并要在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执行，加之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反复和循环进行的，要确保产品连续不断地保质、保量和准时生产出来。在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已经确定的条件下，他们自然很清楚成本产生的过程和成本的多少。在决定合作的因素中，产品和服务价格的重要性让位于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品种、样式和交货期。由于长期合作，不必频繁进行价格谈判，传统的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博奕很难起重要作用。因此，企业之间合作的成果不能只看一时的产品的价格和质量，而是以生产过程的取向为主。

第六，治理的范围具有全球性，而不是拘泥于一国或一个企业之内。在国家一级，现代公司制度治理的规则是公司法和有关法律；在企业一级，有具体的规章制度；目前，还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企业治理规则；企业行为受到其边界的限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垂直一体化企业的边界是由资产的专用性导致的高交易成本决定的。 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以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为纽带，企业之间的无形资产的互补性比有形资产更重要。无形资产比较容易复制，也容易传播，减少了企业资产的专用性。一个生产商与多家供应商合作，一个供应商为多家生产商提供产品和服务，加之技术的模块化和产品组件化，提高了企业资产的通用性。由此节约的交易成本成为突破企业边界的物质基础。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中，因为生产经营活动分散在不同企业组成的价值链条中，单个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已经不是进入世界市场的充分条件，不同企业之间通过资源互补形成整体的能力成为进入世界市场的必要条件。企业不是直接进入市场，而是必须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才能进入世界市场。垂直一体化企业的边界被突破之后，生产经营活动才真正开始走向全球化，治理范围才扩展到全球。尽管市场直接交易在企业之间关系的地位下降，但由于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运行对物流的要求很高，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企业之间的产品必须能够连续而自由的流动，因此需要制定和执行世界市场规则。其主要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实施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WTO的多边贸易协议之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达成，全球生产价值网络起了推动作用。除了执行世界市场规则之外，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运行仍要面对诸多风险。在价值链条内部，多个企业的合作生产过程是十分复杂的，需要付出协调成本。从外部条件看，市场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企业合作应对市场不确定性需要付出代价。因此，发挥企业之间合作的整体能力需要具备高超的治理能力，行之有效的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治理必然带有全局性、综合性、稳定性和多层次的特点。

全球生产价值网络尚未从现代公司制度中彻底脱胎换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沿用传统的治理方法。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治理的主体是生产组织者，即生产价值链条中的生产商。他们自行制定对生产供应商的激励和制约办法。作为过渡形式，它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准等级制治理机制或私人治理机制。

从管理整个生产过程出发，生产商对生产供应商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的治理提出具体要求，而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产品质量和交货期提出要求。例如，沃尔玛公司要求生产供应商定期报告企业的管理状况、科技投资、销售人员与生产团队的沟通情况、雇员流动的情况，财务状况，经营组织能力和顾客服务水平等。沃尔玛定期考察生产企业的执行情况，并进行评分，达不到评分等级的生产供应商将被排除在采购名单之外。

生产商对生产供应商进行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管理。例如，英国超级市场企业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作为英国新鲜蔬菜的主要供应地。这些企业没有自己的种植园、加工厂和进口经销公司。为了使蔬菜保鲜，他们不经过任何中间商，而是直接组织产地的种植者进行生产，然后运到英国市场出售。鉴于蔬菜的卫生标准极其严格，需要减少季节生产波动，保证全年供应，还要适合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管理生产极为复杂。内容包括选择生产者，确定产量和品种，组织加工、包装、运输，监督生产者的生产情况。监督生产是最重要的治理环节，包括选择良种，制定种植时间表，确定化肥和农药的品质和使用数量，直至检验蔬菜的质量和包装质量。为此，英国的采购商自行制定有关标准和监督办法，如定期到种植地检查，要求种植者定期报告有关情况。为了达到要求，采购商向生产者提供技术支持。

通过物流管理手段控制生产过程。鉴于企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全球生产价值网络首先需要严格管理企业之间的产品流动。零部件需要按时交货，否则生产过程会被打断；最终产品需要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否则对消费者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就会下降。因此，治理围绕价值链条中的物流展开。办法是利用专业化的物流企业管理企业之间的产品流动。第四，以信息交流治理生产价值链条。企业之间的无形资产互补必须以信息流动为载体。例如，企业之间在产品设计方面开展信息交流。治理特别需要信息交流的及时性、确定性和透明度。生产商为参与供应商的生产经营过程的管理，克服价值链条有关环节的瓶颈，要求供应商提供业绩和能力方面的信息，包括产品质量、从订货到交货需要的时间、产品在生产各阶段停留的时间、服务质量和生产能力利用率等。克莱斯勒公司与其供应商分享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的信息，供应商可以随时查询由克莱斯勒公司评价的业绩，并了解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同时，它们还共同开发业绩评价标准，内容包括产品在生产各阶段停留的时间和存货数量，减轻了定货数量大于需求量的失真效应。

要把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治理变为现实，绝非轻而易举，不能只靠私人治理机制，而要采用不同于等级制的各经济主体共同治理的机制。近年来，世人关注经济活动中的诚信不是空穴来风，共同治理需要参与的企业之间相互信任，从而解决企业之间诸多复杂的问题。标准为价值链条的生产过程管理提供了便利。生产供应商只有使自己的生产过程符合标准，才可以加入企业之间的生产价值链条，从而进入世界市场。生产商以标准管理生产供应商，或把标准管理认证和监督交给各级合同制造商，减少了对生产过程监督的成本；用标准作为选择生产供应商的尺度，节省了交易成本，减少了经营风险。因此，全球生产价值网络采用标准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治理手段。建立信任不仅要讲道德，更需要具备相互信任的物质基础和机制。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中，互信的物质基础是共同的目标和能力的互补；互信的机制是制定和执行使它可检验的标准。它应该具有与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相吻合的特点。

检验可信度不仅要看企业自身的表现，更在于能否实现共同目标，即满足第三方（主要是消费者）的要求。生产消费者可信赖的产品的企业必然是可信任的。建立企业相互信任需要消费者作为第三方参与生产过程的治理。第三方是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和监督者。鉴于消费者是分散的，以及对产品性能和质量认知能力的限制，要由他们的代理机构代为执行治理职能。例如，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卫生和健康和商品使用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在事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领域 食品，由包括各国政府、多边国际经济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方制定和执行 “可信赖产品”的有关标准。

企业之间合作要求不同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能够相互兼容和相互衔接，因此必须制定和实施生产标准和产品标准。20世纪50年代之后，产品技术标准开始普遍在发达国家实施，如食品卫生标准：保证安全和卫生；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的营养成分；产品的含量确实。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中，产业部门和产品（包括服务）种类繁杂，产品标准的数目越来越多，监督它的执行十分困难。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治理生产过程的标准，这就是1987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质量管理标准 ISO9000。作为生产过程的通用标准，对它的认证和监督比较容易，成本也较低。这恰好符合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治理以生产过程为取向的特点。

新技术的特点是尊重人自身的发展，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型，消费出现个性化趋势，都是向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化。应运而生的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治理应该具有人性化，即社会性的特点。由于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对保护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劳动者成为生产以及经营规律过程的主力，保护他们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生产“可信赖产品”的企业要在生产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和劳动力，因此出现了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方制定和监督的劳动力标准（如SA8000）和环境标准（如ISO14000）。它们被统称为社会标准。保护劳动力和生态环境是生产经营过程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需要在全球范围解决的问题。这符合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治理以生产过程为取向和全球性的两大特点，因此劳动力标准和环境标准成为企业之间治理生产过程的全球标准。

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治理采用社会标准是大势所趋。有人提出，制定和执行它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标准作为企业治理的手段是适应世界市场竞争的产物。市场竞争力不仅包括价格、产品性能和质量，也包括各项标准；是否执行社会标准已经事关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例如，品牌企业格外重视利用标准治理生产价值链条。品牌产品不但对消费者有吸引力，对供应商也有诱惑力。供应商接受品牌产品生产，进入世界市场就有了保障。品牌企业对它们提出的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等要求也容易执行；如果不执行，供应商就有被驱除生产价值链条的风险。品牌企业为了保护自己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信誉，必然非常严格地执行这些标准。在世界大型采购商（如沃尔玛）和品牌制造商（如耐克公司）选择供应商的条件中，社会标准是不可缺少的。可见，企业利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发展自己，是治理运用社会标准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人们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1999年，一家咨询公司对23个国家的调查表明，普遍的认识是产品有益于健康和安全，生产过程要保护生态环境和不雇佣童工应作为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在被调查者中，三分之二的公民要求企业不但谋求利润、纳说、守法，更要履行社会责任。五分之一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有道德的消费者，要求企业遵守社会道德，并拒绝购买不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的产品和服务。1999年，全球100强企业中有一半承诺保护生态环境，并定期提交本企业执行承诺情况的报告。在英国，包括在金融时报股价指数中的最大的100家企业执行社会标准的企业从1996年的3家增加到1999年的28家。在西欧，全球最大的45家企业已经有90%向公众提交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报告。

公众要求企业负担社会责任，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宿求；也是全球生产价值网络治理的客观要求。它要求有关各方相互理解和协调，也要求公司提高社会可信度，从而出现了公司作用社会化倾向。在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中，参与的企业之间的合作以生产过程的取向为主，使原本局限在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公开化。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重点转向财务帐目公开和企业经营的信息披露，即公司事务必须向社会公开。 全球生产价值网络加强了各国企业的相互渗透，外资企业与本国的关系需要调整。由于跨国公司广泛利用当地资源，经营活动深入到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之中，要解决对当地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与公众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业利用的资源是由社会上不同的人提供的。公司治理能力决定了这些人之间活动的效率和寻找新的商业机会的能力。公司治理不仅是企业界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良好的公司治理包括了企业行为的公开性和诚实性，这涉及公司的社会责任。它对增强市场信心、改善资源配置、强化产业基础，增加福利和财富具有重要意义，企业业绩还能提高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与美国著名经济学佛里德曼的看法相反，企业担负社会责任与其财务业绩并一定是矛盾的。联合国的研究表明，承诺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获得了消费者和居民的支持，增加了市场份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说明，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业绩指标高的企业的在股市上的表现也较好。

近年来，许多国际机构把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称为企业公民化。他们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规则或提出了一些建议。比较典型的是，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建议全球企业参加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协议》，希望企业自动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该倡议的内容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企业遵守社会标准的内容：1，企业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2，绝不参与任何漠视和践踏人权的行为，3，企业应支持结社自由，承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的权力，4，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5，有效禁止童工，6，杜绝任何在用工和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7，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8，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9，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与推广。截止到2003年7月10日，全球已经有1185家企业参加了《全球协议》，其中不少是参与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大公司。

目前，处于大规模生产方式向大规模定制的过渡时期，企业担负社会责任仍是一种理想的治理模式。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形成不过十多年，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传统方式仍然在起作用。例如，发达国家的生产商与发展中国家供应商之间合作的不平等关系仍然存在。再如，它还不能完全代替现代公司制度，等级制治理仍在起作用。尽管如此，它对改造现代公司制度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治理向人们展示的是，企业必须富有社会责任感；消费者主权才能实现；人才作为创造知识的源泉，其价值才能真正被重视；知识作为战略资产，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这需要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加和谐，也更加灵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不仅是法人，也是公民。完整的公司公民化治理结构的概念是，包括投资者（即所有者）、劳动者、消费者、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在内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如果真正实现这一治理方式，对现代公司制度的挑战将集中体现在纠正等级制产生的弊病，企业将实现人性化治理。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非赢利的社会性企业，其营业收入用于再投资，管理者和劳动者都以工资为生，还有志愿者参与其中。今后，企业形态和生产组织方式将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生产价值网络的发展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方向。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成为经济、人力和社会三为一体的组织。

（说明：本文系《全球生产价值网络课题》的一部分，也是为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世界经济与中国》高层论坛提交的论文。欲知有关情况或索取资料，请与笔者联系：shiqijigou@china.com。）

注：

1，钱德勒：看得见的手 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译本），324-32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2，钱德勒：看得见的手 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译本），19页，商务印书馆。3，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4，按照钱德勒的观点，交易成本是涉及把货物和服务从一个经营单位转移到另一单位的成本。见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译本），21页。

5，参见诺思：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译本），15-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7，The Economist,Nov 1st 2001.

8，见拙著：福兮祸兮：经济全球化与大众福祉，第二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46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10，《中国证券报》 2001年8月06日

11，转引自《市场报》，2002年8月2日。12，The Economist,May 16st 200213，www.cato.org14，转引自赛迪网，2002年7月24日。

15，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1922年美国人米德的专著《公司融资》。Marco Becht Patrick Bolton Alisa Roell: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trol,2002,NBER Working Paper9371.

16，Economist,Nov 1st ,2001.

17，请查看:www.electronicdesigns.com

18，见拙著：福兮祸兮：经济全球化与大众福祉，第三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9，Raghuram G.Rajan and Julie Wulf:The Flattening Firm: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orporate Hierarchies,Nber Working Paper 9633,2003.

20, Sarah Mavrinac and Tony Siesfeld:Measures that Matter: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Investor s Information Needs and Value priorities,OECD,1999.

21，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999.OECD;CORPORATE GOVERNANCE:EFFECTS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1999.

22,www.oecd.org23，《中国证券报》 2001年8月06日

24，罗志如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第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5，波特：竞争优势（中译本），3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26，波特：竞争优势（中译本），305-30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27，波特：竞争优势（中译本），61-6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28，波特：竞争优势（中译本），72-7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29，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Developng Countries,2003,p57.

30，Raphael Kaplinsky and Mike Morris: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 , IDRC,2002.

31，Sturgeon:How do we define value chains and production networks.1999.

32，Peter Knorringa and Jorg Meyer-Stamer:New Dimension in Loca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Clusters to Industrial Districts,1998.

33，Timothy J.Sturgeon ：Network-Led Development and the Rise of Turn-key Production Networks:Thechnogical Change and the Outsourcing of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MIT Paper 1998,Table3.

34，国外有学者提出，这个网络由生产商驱动和采购者驱动两种类型。它的组织者分别为生产商和采购商。后者包括零售商和品牌生产商。实际上，服务商也是生产组织者。

35，The Economist：Incredible shrinking plants Feb 21st 2002。

36，Timothy J.Sturgeon and Richard K.Lester: The New Global Supply-Base: New Chllenges for Local Suppliers in East Asia,2003.MIT Paper,p27.

37，John Humphrey: Global Chains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UNIDO Paper,2002.

38，Hill Rchard Child: Comparing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system: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the USA and Jap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3,3 p466.

39， World Bank: Innovative Asia The future of Growth,2003,p309

40，Timothy J.Sturgeon ：Network-Led Development and the Rise of Turn-key Production Networks:Thechnogical Change and the Outsourcing of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MIT Paper 1998,p6.Timothy J.Sturgeon:Industry Co-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a Shared Supply-base for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2001. World Bank: Innovative Asia The future of Growth,2003,p319-322.。

41, World Bank: Innovative Asia The future of Growth,2003,p307.

42，Fortune:American’s Most Admired companies: One Nation Under Wal-Mart, Feb 18,2003.

43，见沃尔玛网站刊载的供应商档案表。

44，Food News,December,1999.

45，Richard M.Locke:The Promise and Perrils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Nike, MIT IPC working paper,02-008,2002.

46,Nike,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FY2001,p1.

47，UNIDO：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2002/2003,p110.

48，www.li-fung.com

49，Tsay, A.: Forecast Revision an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Working Paper , Santa University,1997.

50，Dirk Messner and Jorg Meyer-Stamer:Governance and Network Tool to Study the Dynamic of Clust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2002

51，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 Governance of Global Chains, 2002, table4. Dirk Messner and Jorg Meyer-Stamer:Governance and Network Tool to Study the Dynamic of Clust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2002

52, 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 Governance of Global Chains, 2002, p5.

53，Macro Becht Patrick Bolton Alisa Roel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ntrol, Working Paper 9371,NBER,2002.

54，Richard N.Langlois: Transaction Cost, Production Cost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University Connecticut Working Paper 1995-03, p19-20.

55，Richard N.Langlois and Nicolai J.Foss: Capabilities and Govetnance the Rebirth of Production in the Theory of Ecnomic Organiz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Deparment of Ecc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1996-02.

56，Drik. Messner: 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Economic Triangle ”:Global Governance Patterns and Options regions,2002,IDS Working paper 173, P29。

57，见沃尔玛网站刊载的生产供应商档案表。

58，The Economist:A Moving Story, Dec 5th, 2002.

59，Hau L.Lee and Seugjin Whang: Information Sharing in a Supply Chain,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Rearch Paper No.1549,1998.

60，Austin,T.A., C.L.Givens, H.L.Lee, L.Kopczak: Unlocking Hidden Value in the Personal Computer Supply Chain.Andersen Consulting ,1998.

61，Drik. Messner: 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Economic Triangle ”:Global Governance Patterns and Options regions,2002,IDS Working paper 173, P29.

62，Reardon,T.,J-M.Codron,L.Busch,J.Bingen,and C.Harris:Global Change in Agrifood Grades and Standards:Aribusiness Strategic Respon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rnational Food nad Aribusiness Management,Vol.2 No.3,2001.

63，UNIDO: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mplications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2.P15

64，谭森、刘开明主编：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65，Ricard M.Locke: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Nike, MIT IPC Working Paper 02-008

66，UNIDO: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mplications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2.P28

67，拉菲尔.波尔达:世界范围的公司所有权 ,1998年。斯狄金.克劳森斯:世界范围的公司风险,1999年。

68，UNIDO: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mplications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2.P18

69，Sarah Mavrinac and Tony Siesfeld:Measures that Matter: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Investor’s Information Needs and Value priorities,OECD,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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