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时代十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杨新英

200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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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惯于崇拜和承认那些惊天动地的突发事件，而对早已置身其中的渐进式历史变革却可能熟视无睹。然而，已经显示出的诸多变化使我确信：我们已经悄然走进了“新共和时代”的历史大门，从此之后，无论还要经历多少曲折与反复，历史和命运都已注定中国只能沿着“新共和”的道路行进下去！

这个“新共和”虽不完全是一个严格的西方式政治学术意义上的词语，但显然包含某些政治学的意味。在目前中国，它既不同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第一共和”，也不是蒋介石所维护的“第二共和”，更有别于毛泽东所创立的“第三共和”；它既不是西方文化自生自创的完全基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念之上的民主共和演进路径，也不同于拉美、韩国、菲律宾、印尼、印度等二战之后普遍崛起的、基于“外生民主”与“威权体制”相结合的共和模式，而是1978年以来，经过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创造性努力，在第三代领导集体与第四代领导集体交替之际逐渐形成的、以“共和”理念覆盖“民主”诉求的“新共和”。

这个“新共和”不仅是一种必然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政治体制，也是中国目前特殊历史条件下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和谐”与“共存”，而它的衍生含义在目前社会条件下最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意思：1.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庸” 和而不同与兼容并包；2.西方政治分析意义上，在一党主导体制下，各种潜在社会集团在大体利益趋同条件下的“势力均衡”；3.不断分化的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在矛盾对立意义上具有一定介稳性的暂时妥协与缓和；4.在主体身份平等意义上的大众博弈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前提下，个体不断增加和分化的利益要求与传统政治强力之间此消彼长式的共和；5.中国社会传统意义上“和稀泥”或“捣浆糊”式的权宜之计和权谋安排。因此，这个新共和并不意味着一个光辉灿烂的康庄大道，而是一个潜伏着重重危机、艰难和风险，也充满着机遇、希望和辉煌的历史路径，这是一个脆弱“共和”随时可能打破的微妙时期，也是一个“社会价值系统紊乱综合症”密集发生的时期。这样的“新共和”标志着：中国正处在一个充满巨大未知力量的历史交汇点上，它象一辆满载历史包袱的卡车，在经过20多年相对平稳的坦途之后，已经进入到布满机会与陷阱的“雪山”和“草地”之中。

我在此列出所感受到的重要时代变化，以表达我对那些曾经推动了这些变化，并将继续推动这些变化的、从上到下为数众多平凡而又伟大的人们的敬意！是他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全面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处境；也是他们，还将继续推动这个具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的国家克服艰难险阻，走向更崇高的历史荣耀！我向他们致敬，特别向那些真正自由思想和自主生活的人们致敬，因为他们才是这些历史性变化的主要引导者、创造者和实践者！

我将从十个方面论述自己对“新共和时代”的认识与感受，每个方面的论述大体都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展开：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推动这些成就的主要人物、正在形成的局面及其演变情况、已经表现出来的大致走向和势头、凸现出来急待解决的问题和潜藏的矛盾等。但限于篇幅以及个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许多方面尚无法进行深入分析，也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严格按照预定的模式来展开。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参与创生和推动事件的主要人物也许会有遗漏，但实际上，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成就，那些为数众多默默无闻但却脚踏实地生活与工作的人们所做出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重要人物所单独做出的贡献。因此，没有列出大名的人们，我对他们的敬意丝毫也不亚于我所列举出的重要人士，只要他们对自己亲身参与改革开放实践的生活经历问心无愧而感到充实，就远远胜过任何人微不足道的且必然带有一定主观性的虚荣性评价。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论断才能够成为真理。

此外，需要事先声明的是：对任何事件或现象的分析，都不能构成我诱导他人采取过激行为的理由，我并不赞同(但可能同情或理解)某些激进的、必须用暴力才能够实施的所谓“革命”方式，来推动社会的突变式进步。我所希望的是：政府以及所有权力部门及其代理人，都能在民众和市场面前保持谦卑和宽容的心态，因为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是永远正确而万能地超越大众和市场的。同样，我们的民众在维护个人权利和正当利益等方面，既要勇于和善于利用理智的手段和合法的方式来维护个人的正当权利和公义，也要经常保持理智与冷静的心态，把维护法治的正义性看成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基本前提，每个人都应在珍视个人权利和生命自由的同时，也能同样珍视和尊重他人的权利与生命自由，珍重来之不易的并必然充斥着诸多矛盾与问题的“新共和”局面。

以下是我所要论述的十个方面。

1. 经济方面

二十多年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成就，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基本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全面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处境。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充分利用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从总体上摆脱贫困告别全面短缺，在物质上迅速进入到一个相对丰裕的时期。短短20多年时间，使13亿人口摆脱赤贫，从一个社会商品严重短缺的国家，逐渐变成一个社会商品相对过剩的社会，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其中“六四”事件之后，在1989～1991年期间悄然进行的大规模价格改革，利用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导致出口不畅所出现的国内物品相对过剩，实现了1988年“价格闯关”未能达成的目标，顺利实现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并轨，为后来的市场经济转型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也许是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却也算得上是顺应时势的改革妙手。而1998年开始的社会商品相对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则标志着一个绝对短缺时代的基本结束。与此同时，经过多年实践检验，整个经济体制经过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演变，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绝对主导的经济体制，也迅速成为几乎全民公认的“最优”生活方式。

为这些历史性转变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在中央政府宏观决策层面主要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陈云、李先念、万里、江泽民、李鹏、朱鎔基等；在经济理论研究和社会影响方面主要有：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陈岱孙、高鸿业、王传纶、刘诗白、黄达、杜润生、张培刚、杨启先、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许涤新、马洪、董辅礽、周叔莲、刘鸿儒、谭崇台、陈一咨、高尚全、林毅夫、周其仁、樊纲、王小强、周小川、华生、高西庆、汪丁丁、贺阳、张维迎、刘伟、陈锡文、温铁军、谢平、李扬、胡鞍钢等和原国家体改所和农研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以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等民营研究机构，甚至还应该包括弗里德曼、张五常、杨小凯、郎咸平等一批境外经济学家；在地方政府与中央大型企业集团执行层面主要有：荣毅仁、袁庚、王光英、1980年之后历任深圳特区党政领导、广东省党政领导、江浙两省党政领导、山东省党政领导等；在社会实践和地方实业层面主要有：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牵头人严宏昌等、年广久、马胜利、步鑫生、鲁冠球、张瑞敏、柳传志、王选、万润南、褚时健、李东生、任正非、王石、冯仑、陈峰、倪润峰、周厚健、潘石屹、牟其中、张国庆等，以及其它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家和国企领导。

目前正在形成的局面是：政府与市场以及主要市场主体的关系正逐渐走向“共和”，这是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逐渐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民众自利本能取得它本来应有权利的“还权历程”的必然结果。以2001年国有股减持政策的试行、暂停与中止，铁路春运价格听证会等为标志，“依法行政”与“对等博弈”的规则正逐渐成为政府管理与企业经营的主流，政府全面凌驾于市场之上企图把市场“工具化”的现象正在逐渐减少，政策强力主导市场走向的势头正在逐步减弱。一个更为开放的政经分立结构正在逐渐艰难地形成，最终将不得不走向“政府在市场之外监护市场规则公正”的国际公认体制，而不是目前还严重存在的“政府高居市场之上干预市场规则运行”，并以巨大的资产和利益参与市场博弈的局面。这主要基于这样一些因素：一是市场(金钱)固有的经济权力随着自身的壮大不断扩张，逐渐取得了它本身应有的社会博弈地位；二是有限的政府行政能力根本无法有效把握和控制横向和纵向都急剧扩大和深化的市场分工，也无法把握无限多样且越来越复杂的市场事务，反而可能因为过度涉入具体利益冲突而丧失最根本的公正性与公信力；三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根本无法长期支持地方无限扩张的投资冲动；四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个人事务的自主性和自利性，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认识到个人事务不需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五是传统政府威权的逐次衰减和自觉实施党政系统逐步分开的措施，使政府运动式调配社会资源的冲动得到初步遏制；六是政府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正在受到市场博弈的解构与公民社会的理性质疑；七是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非政府官员阶层(包括企业家阶层、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以及民营经济成份)正在逐渐形成，并不断影响总体社会经济的运行。

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已经明显表现出的势头是：政府正在逐渐有节奏地从竞争性的具体经济事务和经营领域中退出，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民营经济将可以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进行投资与经营，如公用事业、金融行业、基础设施、重化工业、甚至军工行业以及原来为国有经济全面垄断的其他行业。最终达到政企完全分开，政府专职监护市场规则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并主要通过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公正平等的影响和调控总体经济运行，而不再干预具体的经济事务（令人遗憾的是2004年政府处理“铁本事件”等采用的方式，以及所谓“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诸多差别性和歧视性宏观调控措施等，明显表现出“用微观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不公正，显然与这种大趋势相背离）。进而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政纲领逐渐淡出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使政党的中心纲领转化为“以重建公正性和公信力来维护执政权”，使政府的中心目标转化为“以维护市场规则的公正性与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不仅是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与时俱进，更是对邓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创造性继承和超越。

在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微观生存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全面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过效率化”思潮主导下的市场竞争烈度与深度正在不断加剧，并有持续加剧而使中国人的人文生存环境与自然生存环境双重恶化的势头。此外，经济微观运营主体的价值选择与行为导向正在向多向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微观运营主体所期望的行为自主选择，与宏观管理主体传统的等级控制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有限政府与依法行政的观念有可能艰难地逐渐成为社会主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的差异，作为中国经济微观运行基础的中国人和企业，在价值追求、社会理性、消费观念、行为选择、处事方式等许多方面与西方人都有非常大的差异，传统的权谋文化依然是当前经济生活与贸易交往的主流。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交叉重叠，一二三次产业的纵横交错，小农意识与后现代思潮的同时并存，使我们已经无可争议地处在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社会价值系统紊乱综合症”的高发期，这也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教授所阐发的“断裂社会”症状，这使得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历史经验，只能为我们提供借鉴而根本无法原样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