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66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严重水土流失、正在走向荒漠化的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约占这部分土地面积的1/2。因此，目前真正适宜中国人生存的条件较好的国土，大约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9%。

半个世纪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使中国大约丢失了200多万平方公里可以生存的空间。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不断地反对外国侵略，致使今天寸土都没有丢失。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收复了东北三省。最近几年，把最后的两块租界地香港和澳门也都收回来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帝反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有一个宽敞的生存空间。但建国后，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却拱手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让给了沙漠和冷酷的荒漠化。中国人在与人斗时，却忽视了与自然斗。没有意识到人类自身和险恶的大自然才是最凶恶的敌人，比外部帝国主义还要凶残百倍。鸦片战争之前与俄国签定的尼布楚、爱辉等等条约割给俄国的那几片土地也不过就是300多万平方公里。可见自然界的破坏力量有多么强大。这个对手是多么值得警惕！今天觉醒时已未时太晚。50年来，中国人没有被外国帝国主义所征服，却每每被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而驱赶。

在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数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3.5倍。这条信息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反映出中国人生存空间的狭小，只好通过改造自然、改造国土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相比起来，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可能都没有象中国这样如此需要“人造”生存空间。

公地悲剧与生态恶化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界熟知的一个现象。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地悲剧是在1994年。那年夏天我到内蒙恩格贝沙地植树点参观。汽车从包头向南渡过黄河后，便进入一片干旱的荒原。正当我为这片炎热而赤裸的土地叹息之际，眼帘中却映出一群羊，在这片沙地上啃噬着零零星星的最后一点绿色。这本来就是一片几乎完成沙化的土地，只残留了少许灌木，但牧民的羊群却仍在无情地啮食。为什么无人保护？为什么土地的生态状况糟糕到这等地步，牧民仍在放羊？说到底是因为这片土地是公有土地。如果是自己的，牧民的放牧便会量力而行。公地悲剧说到底是一种制度悲剧。在这样一副状况下中国的土地能不迅速荒漠化吗？能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丧失掉200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吗？

再举一例来印证“公地悲剧”。北京电视台曾播放过一个题目为“闽清青山变坟山”的专题报道。福建省闽清县的山坡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墓，最大的占地有一亩，耗资几十万。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又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地制度有关。从电视镜头中的村民谈话中可以看出，山坡是村子的，归大家所有，村民随便占，有钱建大的，没钱建小的。于是大片绿树葱茏的山坡便成了水泥、石头的坟墓。

公地悲剧还表现在农村建设用地严重浪费方面。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显示，1985年，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813万公顷，人均用地面积98平方米，而到了1996年，村镇居民点用地已扩展到1645万公顷，人均宅基地已达182平方米，为1985年用地面积的两倍多，并远远超过各省政府规定的标准。许多举家外出打工并长年在外居住的农民仍然在家乡保存着老房子，空置的住宅比比皆是。反正是公有宅基地，不占白不占，房子闲着也不交房产税。今年的人大会上有代表提出议案，鉴于中国土地资源的短缺状态，要通过立法来明确限制土地的浪费，人均住房的面积最大不得超过50平方米，一户只能有一套住房，不能有钱就毫无节制地造房建屋。

总之，公地悲剧现象在全国数不胜数。最近几年，土地撂荒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这种这些现象可以说都与土地使用制度有关。前几年见到陕西榆林的一则报道，说那里将荒山坡都承包给了农民，荒地都有了主人，于是农民们便注意保护荒地上的草情，根据草量多少来放牧。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草场的退化和荒漠化。如果福建的山林也有一定归属，农民是否也会考虑它的用途？

另外一些问题也值得考虑。榆林地区定边县有个名叫石光银的治沙能手，已经将6万多亩[40平方公里]的沙地种上树，变成绿地，但因后续资金问题困扰，治沙工作难以继续进展，还负债300多万元。试问：这40平方公里的林地生态效益有多大？怎么用价值来衡量？怎么用资金来量化它？它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人民，但石光银却得不到好处。另外，这6万多亩林地将来归谁？产权归谁，收益归谁？说到底，今天中国已到了需要对公地制度进行深刻地反思的时刻。大量出现的新问题都要新政策、新制度来加以解决。

户籍改革与有序移民

第二个与荒漠化和土地浪费有关的制度是建国后实行的户籍制度，不许农业人口随便迁徙。其结果就迫使大量的、过剩的人口滞留在已经不适宜生存的地方，使那些超负荷的土地更加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西部人口为何超负载？一是工业化进程缓慢，生产方式停留在以人力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阶段，人仍然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越是落后的地区，生育的愿望越是强烈，越要多生多育，最后形成越穷越生的现象。第二个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户籍制度，将农村人死死地固定在居住地上，不能自由流动，即使生态环境已经不适应生存，但也不能迁移，居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第三个原因是迁就落后地区的生产方式，允许少数民族多生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生态负荷。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极大地影响了城乡间和东西部之间的平衡发展，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户籍制度和农业户口已成了农民甩不掉的符咒。盼望户籍改革、取消束缚农民40多年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居民公平的国民待遇，已经成了广大城乡人民的心愿。

每年春节，中国的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都要迎接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千上万的农村民工从大城市返乡过年。这种一年一度的人口大流动是中国特有现象，不知要浪费多少人财物。假如没有户籍制度的封锁，这些打工者也许早就在外地安家落户了。试想如果20年前就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允许人口自由迁移，那么至少有上亿农村人口和西部人口已经迁到城市和东南沿海，西部地区的生态恶化不会这么严重，中国城乡间和东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会这么悬殊。

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的户籍制度目前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纳税借口。在大城市里，打工者在派出所办一个暂住证，要缴费200元。子女进小学念书要交纳几千或上万元的借读费。在农村，向身份和户口征税，已成了一大中国特色。一些外出的农民已与户口所在的村庄中断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承租关系，没有任何交租的理由，但只是因为户口在和房产在，就要向村子交纳各种人头税。由此可见户籍制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扭曲到什么程度！

一国两制，在中国的城乡制度上真是体现到了极至。对工业一个样，对农业一个样。对城里人一个待遇，对农村人一个待遇，这种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引起的种种问题已成当今中国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我的观点是，当前中国重要的问题是城乡差别，其次才是东西部差别。而解决这种差别的最好办法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首先是废除不合理的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种区别，统一户口待遇，打破城市保护壁垒，允许贫困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均衡财富。只有这样做，才能缩小差距，拯救濒危的西部生态环境，才能搞好国土整治。

从目前看，要减缓西部生态环境的压力只有首先减人。因为生态环境的恢复不是一年半载就可完成的，基本上是几十年才能见效的事。想立刻把生态恢复好使其能够承载超负荷的人口，短期内不可能。所以，我认为适当地放宽户口管制，允许西部地区的人们到内地或沿海发达地区投亲靠友，从而减缓西部人口压力，这是最可行的办法。但目前中国到处人满为患，往哪儿撤呢？我认为东南部富庶地区还是大有潜力的。

东南沿海要加大承载力

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地区人口膨胀了将近10倍，照样可以很好地发展和生存。象东莞县，20年前人口仅有20多万人，现在达到400多万人，20年间人口规模膨胀约20倍，照样能承载得了。这说明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水平有很大的人口承载能力。东莞县是一个典型。至于说深圳，原先只是几个村庄，人口不足几万，现在已发展成460多万人大城市。因此，中国人完成不必硬挤在西部生态恶化了的地区，适当地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是可行的。广东省改革开放20年来，至少容纳吞吐了5000万内地劳动力。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今后都有继续吞吐西部人口的能力。

地区间的农村对农村的人口转移也是可行的。湖南省涟源市枫坪镇金家村有321户，1208人，人均耕地0.72亩，人均水田0.65亩。1996年开始，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经商。到1998年，全村有15户举家外迁，130亩水田撂荒。于是，村庄便到那些人多地少、生活贫困、地域偏僻的新化山区招人来种地。到1999年底共有18户、32人来到金家村安家落户，成了“编外村民”。

有一次从电视镜头上看到江苏无锡地区一些富庶农村的镜头，家家户户两三层楼，每家房子的占地面积有半亩地。我认为这种畸形的不生态并且浪费土地资源的富庶不值得宣扬。不能因为你那个村因为搞工业富起来就大肆挥霍土地资源。还要想到西部地区那些被户籍分割束缚在贫瘠土地上的农民。这些农民并不是天生就该受穷受困，而是因为计划经济下制定的不合理的户籍制度而被捆缚在那不毛之地上。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束缚，西部某些地方的人口可能早已跑光。国际上通行的公民权利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迁徙的自由，即哪里易于生存就到哪里去，不能一辈子吊死在一棵树上。

如果是这样，看起来富庶地区的人口增加了，拥挤了，但西部贫瘠地区的生态压力减轻了，生态环境得到了休养生息。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中华民族长久生存的。等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变好了，出现了一个自然风光秀美的山川，那也是东南部人口的福气，让西部变成一个旅游的大花园，东部为人口居住密集地，工业加工生产基地，在国土上进行这样的分工，想必中国人民未来的生活质量会更好。但要想实行这一目标，首先要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户籍分割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国民待遇。

另外，中国的土地问题要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来解决。今年的人大会和政协会上，已经有代表提出这样的提案：一个家庭只准许拥有一处住宅，人均居住面积不得超过50平方米。这是一个征兆：用立法来解决中国土地资源短缺问题的时代到了。那些为富人肆意建造超大面积豪华住宅的开发商们，也应该受到限制了。

土地变革必须有户籍、社保变革相配套

耕者有其田，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中国政治家所遵循的主张。但在今天，农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将近1.5亿农民变成了乡镇企业的工人，将近1亿人外出到城市工作。如此众多的“农民”脱离了耕作，但延续下来的土地制度并没有改变。按人头承包土地还在继续，并且又通过延长承包期一包30年固化了这一制度。但劳动力是在不断流动的，不用说30年，就是在三五年间，人口就可能流动走了。那承包的土地又有何用？现在许多地方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外出打工的农民携儿带女举家外迁，土地又无重新安排，有的是由于地租太高，农民种不起地而拒绝种地。这种制度最终造成相当数量的宝贵国土资源白白浪费。

安徽省是个人均土地仅半亩多地的省份，即使如此，土地撂荒现象仍然令人吃惊。据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委政策研究室对该县九个乡镇抛荒现象的调查，发现9个乡镇中有弃耕现象的村达107个，占村庄总数的95.2%，平均每乡弃耕土地3872亩，最高的达9520亩。有些乡村甚至全部抛荒，呈现出弃耕比重大、范围广、继续蔓延扩大之势。安庆市宿松县下仓镇南赛村全村土地1886亩，已经有1/3抛荒，农技村全村的1200亩土地约有300多亩撂荒。定远县卜店乡大庙村韩井荣一家9口人都在厦门打工，二轮承包时又回来要了17亩地，现在这些全部荒着。张桥乡三官村周文龙在镇上教书，家人在镇上做生意，也回村承包30亩地，弃之不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