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上半年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形势分析

----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在京召开的研讨会综述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常明晶 整理

时间：2004年7月17日上午

地点：北京燕京饭店一层中会议室

与会专家学者：

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常务副院长 迟福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长 高尚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剑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张卓元，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长 孙延祜，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中国经济体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王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资源研究所长 李晓西，

中央党校经济研究室主任 周天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所长 蔡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长 韩俊，农业部产业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张红宇，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陆建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 钟伟，

2004年7月17日上午，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在北京燕京宾馆召开了“2004年上半年改革形势分析会”，十几位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发表了意见。中改院常务副院长迟福林先生首先做了引导性发言，他认为通过这一波宏观调控暴露出的问题，下一步的改革已经转为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认为，中国经济如其说过热，不如说失控和失范。就象一个人，前胸热，后背凉，譬如，投资热，消费凉；发展热，改革凉。就是投资和消费也分凉热。热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对外出口领域，每年几千亿资金的补贴，再加上税收优惠、土地廉价以及环保和劳动力的代价扣除不足，导致这一领域就象抹了“丰乳汁”一样，肿的发亮。出口赚的不如补贴的多，几万亿的规模几千亿的补贴。10多年前制定的一套财税政策至今不变，政府的工作就是两条：批项目，批土地，都有高回报。这都是改革长期停止不前造成的。中央部门架构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严重暴露出来。必须以改革为动力来加以矫正。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补充说，改革还是有进展，粮食流通领域正在向市场化转变，农业税的减免也有动作，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思路而没有动作，对今年上半年的改革要做冷静评估，评价不能过高。当前的矛盾体现在改革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上。90年代初曾有“改革要服从与治理整顿”的说法，这不对。要以改革来指导调控。另外，调控是有成本的，譬如一些地方的民营经济受到影响。目前看主要是政府的改革滞后，今后要强化政府本身的改革。金融制度的改革比较紧迫。

宏观经济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对当前的形势分析是，这一轮高增长有耐人寻味的变化，前几次宏观调控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今年已转为民营企业。今年上半年，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占总投资的70%，出现了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高潮，这引起了宏观调控运行机制的变化，调控的时间变短，民营企业的反映动作要快得多。铁本一出事，其他的就不敢做了。目前，高增长的领域都是高利润回报的领域，如钢铁、汽车、电解铝等。钢铁利润占这一时期总利润的22%，因而导致了资源大量投入。这种情况与以前不同，过去有些领域明知无利可图，如30万吨的乙烯，但一些地方政府只要能立项就干。今天不一样，要上的都是有利润的项目。在这种形势下，再用过去的“盲目投资”来描述已经不合时宜。

我们国家的情况是：经济凉的时候，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热的时候国有企业也来参与。如90年代后期经济低迷时，国家投进去3万多亿，冒出了一批国有企业。这一波经济热，又冒出一批国企。宝钢把铁本压了下去，低迷的时候你国企膨胀，高涨的时候你国企也膨胀。另外，价格的传导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材料涨，消费品降，储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在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那么在这一轮经济高峰过后，马上会产生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如果消费跟不上去，出现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

央行估计得不对，对这一波经济高涨真正起作用的是土地出让，光是土地出让金就收入了9000多亿，再用土地做抵押去贷款。把土地这一闸门一关，项目资金就没有了。到2030年，中国最多还能拿出1.5亿亩土地来，以后怎么办？

这一波经济增长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年中国消费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5%，今年是55%。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内并没有多大问题，真正的约束来自外部，因为我们需要得太多了。在能获得这些外部资源的时候我们自己踩急刹车，划不来。要是等到外部制约形成时候再发展就晚了。我认为这个制约迟早要到来。看看美国，已经快把中东圈起来了。中国的宏观调控要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能获得资源的时候抓紧时间发展，不要轻易调控。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中国土木钢铁经济时代的特点及发展战略》一文中已经谈了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能否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已经成了中国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要抓紧当前世界外部环境的一些有利条件度过土木钢铁经济这个硬件建设时期。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研究所长李晓西先生说，什么是宏观调控？不是直接干预微观，不是影响某些产品的供给预期，不是进行产业政策调整，不能把土地的管理当做宏观调控的目标，土地管理应当是相当稳定的。宏观调控应放在供给方面，不能因为生产了长期产品就进行管理。价格和利润主要应由市场来调节。宏观调控就是政府改革，如果把宏观调控当做国家管理那就错了。最近《行政许可法》出台了，就是为了限制政府做事。温家宝总理已经说了：“市场能做的政府就不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对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字提出了疑问，最近公布的9.7%的增长率被认为是合适的，但电力增长了13%，相比之下，是不是GDP的增长率给调低了？后来一了解，统计局去年的数字计算低了，又增加了2个百分点，这样就把今年的数字减少了2个点。这样搞，数字就象面团一样，捏来捏去。怎么依据？我们不得不怀疑统计局，热的时候数字就降低，凉的时候数字就升高。这样改来改去，还有什么价值？

对江苏“铁本”的处理，有点象“点杀”的味道。看谁不顺眼就点杀谁，最终的刀就落在民营经济身上。请大家注意，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时，同时还推出了三项重要改革，财税和汇率改革，与今天的调控比较一下，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总之，宏观调控一定要有市场的手段。

李晓西教授认为，铁本事件使民营企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据说调查铁本时，有宝钢的人在场，提供了不少意见。这不是国有企业压民营企业吗？对此，江苏省有很多意见。

中央党校研究室的周天勇教授就当前的劳动就业形势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政府一些不恰当的管理在一定程度对当前充分增加就业有影响。这表现在我们对劳动准入和企业准入认识不清，没划清界限。一般的个体劳动者在进行一些经济活动时，所表现的是劳动准入，不需要登记，可是今天的工商管理混淆了劳动准入和企业准入的管理，不管什么形式的经济活动，统统登记收税收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微型企业有没有登记？另外，企业注册资本应该没有什么数额规定，注册者愿注多少就多少。再一个体制障碍是收费，工商系统每年的收费达400多亿元，这是一笔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沉重负担。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比重过大，导致民营的中小企业比例过小。

另外，我国每年财政支出的24%用于供养公务员，日本这一开支的比例仅为2.4%，是我国的十分之一。这可以反映出我国的政府规模有多么庞大。财政要拿出很大一块来养活事业单位，在这部分人之外，还有1000万自收自支的人。加上这一部分，财政每年要拿出35%的收入用于人头开支，也就是2万多亿元的6500亿。

现在我国每年的乱收费数目高达7000多亿元，从自由职业者身上收的大约在3500—4000亿之间。中国必须精简行政规模，否则谈何“执政为民”！要把工商部门用财政养起来，不要让他们每年提高“罚款任务”。官本位的皇粮式就业必须转到自我就业轨道中来。不再设个体户、自由企业等门槛。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所长蔡方对当前的就业形势分析是，目前我国7%的失业率中有80%的人是自然失业者。自然失业包括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中小企业决定着自然失业率的高低。我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不能带动就业增长，主要因为我国的失业主要是自然失业。这些年贷款所青睐的都是大项目，投资所青睐的都是国企，而这些领域都不是就业型的领域。越是大力支持的产业，恰恰是不能代表就业的产业。

这次调控，首先刹的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要创造环境发育劳动力市场，但现在谁也不知道中国的劳动就业率的变化，没有确切的数字，信号都没有，谈何宏观调控！人家美国格林斯潘搞调控都是有数字依据的。我一直倡导就业优先原则，改革第一原则。充分就业是中国2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我国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口红利”，要在劳动力充裕的这一历史时期充分利用好这一批劳动力资源，否则就是浪费劳动力资源。等到老龄化到来时后悔就晚了。总值，就业最大化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大体现，就业涉及到千家万户老百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老研究员张卓元先生发言道，这次调控暴露了我国经济体制的问题，过去都说地方民营企业盲目投资，但我在浙江听说，一个外商要投资3000万美元的项目，必须到北京国家发改委来批，外资司的人说，如立项需要经10个司局画圈，时间需要一年，再搞可行性论证。这让地方犯了难。出现铁本这样的做法，把一个大项目化小成许多个小项目，这是不合理的中央审批制造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能全怪下面。地方政府有问题，但上边的投资体制更有问题，改革严重滞后。据有统计说，地方企业有80%是违规成立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靠得就是违规行为得来的！是建立在违规的功劳之上。因此，审批经济必须改革，中央一些部门必须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部副部长巴曙松在发言中说，这次调控管住了土地，管住了信贷，动手早，见效快，但银行系统将是这次经济波动的最大受害者。历史证明，银行部门绝大部分的不良贷款发生在经济大幅波动时期。去年银行贷款近3万亿元，证券市场才融资800亿元，不成比例。所以，经济起伏波动剧烈，对银行的效益影响也十分剧烈。特别是今天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所上的项目都是几十亿元的大项目，贷款数额巨大，一个铁本就是50亿。一有闪失，呆坏帐规模巨大。土地贷款也形成了大面积的不良贷款，这次要远高于前几次经济过热。银行本身也有问题，一个掌握几十亿资金的银行，没有几研究人员，银行象典当行，对市场行情的分析极其薄弱。一些民营控股的证券公司，一旦出事，就是政府买单，危害极大，蕴藏着道德风险。这次调控，金融改革少，行政控制多。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这次调控不能称之为宏观调控，数据依据不清楚，经济运行有下降的风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要调整，正确对待地方的独立倾向。如果80%的项目是未经国家发改委审批，那么发改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汇率制度僵硬导致我国在与外部世界交易时损失惨重，最近一年日本的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了40%，而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却下降了20%，这一涨一降，贵买贱卖，使我国的进出口至少赔掉200亿美元，也就是1600多亿元的国民财富在无形中转移到外国。如果说1994年汇率调整之后那几年我国还受益于汇率制度改革，那么到今天，我们已经完全不受益于汇率制度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长韩浚在发言中说，农村税费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有两个省已免征农业税，11个省降了3个百分点，特产税全部免除，转移支付中央财政高达1500亿元，光是免征特产税，中央财政就拿出68亿元。这些年每年的农业税摊到每个农民头上人均才67元，山东每年税收700多亿元，其中农业税仅占38亿元，去掉没什么，5年内有望取消农业税，让农民休养生息。但政府庞大的问题难以解决，农民与官员之比为34：1，人家国外是98：1。如何消肿政府即使把乡政府取消了，可将来农村的公共产品谁来提供？粮食收购改革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比1998年条例有进步，非国有企业可进入。现在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特点。

土地征用政策存在重大缺陷，无法保护农民利益。1997年以来我国农地减少了1亿亩，有人说这是对农民利益的侵占，这样说不准确。因为这1亿亩土地中有几千万亩是退耕还林的土地，这种性质的土地减少农民是受益的。工业占地每年也就是300万亩左右，即20-40万公顷之间。这部分非农占地存在着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譬如，高速公路占地只给农民每亩补偿5000元，两侧的绿化带从30米扩大到100米，这种绿化占地不给补偿。目前，我国真正失地的农民大约上千万人，现在上访占第一位的人口是失地农民。补偿标准不明确。温总理说了，今后核心任务是取消国家对土地的垄断。外国的土地法律内容有2/3讲的是征地程序，农民的权利很大。可我国，深圳市最近宣布消灭了农民，原先农民的耕地全部转为国家所有，农民转为城市成员其所拥有的集体土地就要归国家所有，这种做法农民都同意吗？一亩地就给4万元，没有政府的强制，不可能转。把集体产权转为国有产权是个交易过程，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行政过程。这样做就剥夺了农民的权益，是钻法律的空子。深圳市政府说，我不叫征用，叫转用。有媒体报道说这是重大的历史突破，而我认为这是改革的败笔。

让农民拿土地换身份，身份是什么东西？户籍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产物。让农民拿土地换社保也不公平，这事要引起关注，如果各地都仿效的话，会出问题。政府永远都不要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农业部法制司副司长张红宇说，农村劳动力就业未纳入城乡统筹的思考之中。农村的改革有进有退，金融制度就有退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教授指出，经济数字可以捏面团，可社会数字就不好捏。这两年是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处于激烈变化的时期，表面可能没变化，但背后可能酝酿着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定型化。阶层之间正在出现边界，社会流动常规化，中下层之间也开始出现分化，绝对受损的阶层明显。过去的10年是中国阶级再次形成的10年，有人说社会开始出现碎片化，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上层形成几块石头，下层是一片散沙。

另外，权力出现高度失衡，一部分人过分拥有权力，出现强权部门，一部分人由于权利和权力被剥夺成为弱势群体，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悬殊。中国10年间的变化成为世界奇迹。第二，劳资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但社会框架一片空白。

现在我们要关注失衡理论，失衡的机制和动力是什么？是什么在强有力地在推动社会失衡？80年代的改革是整个社会力量推动的体制变革，现在社会变革的力量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不同的政策在下面执行时没有什么差异。社会保障问题，一个失业下岗者，每年最少要交3000多元养老医疗保险金。一个社区一年要收800多万元保费，这种社会保障会不会成为新的圈钱运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建华评论说，我国的社会领域很多问题没有经验，例如工会制度僵死，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理念问题怎么看，公正问题正在成为焦点，要研究社会和谐，怎样才能不摩擦，社会和谐是资本主义最早提出的，不讲和谐就成了革命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总结说，今天谈的最多的是宏观调控，各方面说法不一，国务院会议说成效明显，国家统计局说初见成效，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有人说这是第五次宏观调控，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把宏观调控看成了砍项目运动，与改革对立起来。宏观调控应当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不应把它与改革对立起来，不是一讲宏观调控就不改革了。要从源头上改，主体是改革而不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内容。要尽量减少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成本高，民本应作为创业的主体。银行改革要与资本市场配套。农村居民城市化问题值得注意，农民变居民，集体变国有，是大问题，仅靠行政不行，还要靠市场化。今天农民顾虑很多，担心失地和失业。另外，土地变为城市国有后，如何利用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在会上没有发言，但他在会后总结说，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表现，计划经济的特征依然明显。从改革方面讲，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看，其动力源都越来越小，并且动力表现在上层，权力和决策仍然高度集中，社会下层的作用很小，这使我们再次从根本上思考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我国改革最终追求的是什么？是官治经济还是民治经济，是官营经济还是民营经济？是民主政治还是全能的威权政治？在这场转型中，为什么至今市场的力量依然薄弱，社会权力的失衡却在日益加剧？这种改革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真正方向？很值得思考。不断审视这些深层问题以及我们改革的目标和现状，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