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不复存在,暂停改革是当前理性选择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孙立平

  2005年10月31日

　　十一五期间是改革攻坚阶段，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讨论清楚几个问题：哪些改革是应该的？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用什么来保障良好改革目标的实现，而不至于南辕北辙？

　　这几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改革最后的结果和初期的设想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没到位。1985年我们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见十一五期间它仍是改革攻坚的重点和难点。

　　改革新阶段的逻辑

　　为什么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

　　首先，在推进改革的方式和策略上，现在有必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适应改革新阶段。根据苏东的经验看，改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下而上的起始阶段，主要是对旧体制的改革；第二阶段是自上而下的转型阶段，即新体制的建立阶段，表现为对社会重大改革进行全民大规模的辩论和立法。

　　如果把改革区分为这两个阶段，那么两个阶段改革的策略及改革策略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的策略更多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我们河上有桥，河里有船，我们何必桥也不走，船也不坐，一意孤行要摸着石头过河。目前的国企改革甚至包括其他的改革，完全可以通过大规模立法的方式来推进。

　　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规范改革中的利益博弈。现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多是因为在改革的过程中，已形成的利益主体在左右改革。从1997年前后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一些改革措施引起非议？特别是一些和老百姓利益相关的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觉得跟这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看到，1990年代和1980年代的情况不一样。1980年代是体制改革推动结构变迁，也就是说，体制改革造成了新的资源，诞生了新的社会力量。1990年代后，新诞生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定型化，并且左右改革的进程。所以，这两个时代的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规范改革中的利益博弈。

　　为利益表达作出制度安排

　　从改革的动力和共识上来看，不得不承认，现在改革的共识已经模糊，1980年代关于改革的共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们不正视这种情况，盲目地、一味地深化改革，将造成很多的负面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有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现阶段，利益在高度地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形成，而且利益主体之间的力量相差悬殊，强有力的利益主体在左右改革，包括政策制定和政策的实施。必须为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做出制度安排，并把新的安排建立在民众自己的利益表达基础上，这样才能为改革创造起码的条件。

　　如果暂时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另一选择——暂停改革，尤其是暂停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呢？可以对以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或者说完善改革，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且重建改革的动力和机制。这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一种理性的选择。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高尚全

来源：时代人物周报，发表日期: 2005-8-17，

20年前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是巴山轮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走在为中国各方面改革不断努力的道路上，对于那次会议，他有着与常人不一般的感受。

　　城市改革必须突破

　　“这是改革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对中国日后的影响特别大。”回想起巴山轮会议，高尚全不无感叹。

　　事实上，巴山轮会议期间正是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之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了，但是目标和具体的途径还不清楚，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取得突破后，农业生产迅猛发展了，需求扩大了，要求城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要求城市支持农业，迫切要求打开城乡流通。然而，城市改革滞后于农村，城市的体制还是老的体制，满足不了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必须要加快改革。 “但这个时候，城市的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还处在一种试点阶段。而企业是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企业改革是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是城市改革要推进，而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如何在宏观上管理企业又缺乏经验，所以那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是一次成功的国际研讨会。”

　　在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是政企不分，企业的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下，包括产、供、销、人、财、物等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50年代，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因为没有自主权，吃大锅饭，没有积极性。有个画家在我的文章旁边配了幅漫画，意思是企业为了买个打字机，有关人员坐了火车跑到中央各个部委请求批准，中央部委的审批文件堆了一大摞。漫画虽然可笑，但却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计划是国家定的，原材料是国家供应的，设备是国家配备的，利润国家要拿走的，亏损国家要补贴的，企业就是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主动性，没有积极性，这种体制暴露了当时的弊病。”高尚全认为，这种体制自然非改革不可。

　　很多观点有指导意义

　　高尚全还记得，当时在船上，大家集中地围绕着宏观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谈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途径，然后谈宏观经济体制的调控方式。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主要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应选择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协调，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国家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要求基本上取消指令性实物计划指标管理。为此要创造三方面的条件：一是果断地进行价格改革；二是严格地制定和执行各种经济法规；三是逐步建立和放开资本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

　　“这次会议提出，宏观调控主要应该用一些间接的手段，比如金融、货币、财政、税收、收入分配以及国际收支等。”这次国际会议，对长期以来的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对后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有着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20年前讨论的一些内容，对现在的改革、对我们所走过的路子再验证一下，觉得讨论的很多基本观点现在仍然有参考价值。”

　　显然，在高尚全的心目中，巴山轮会议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和发展影响非同一般。

　　为什么这个会议对于中国这么重要，在高尚全看来，原因在于当时，我们缺乏经验，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改革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是很有益的。 “经过20年，我们摸索了一些经验，而且中国的经验对不少国家也有影响，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改革还要深化和完善

　　“虽然今天的中国与20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还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要认为改革搞完了。从理论上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永远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不会终止，因此改革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谈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高尚全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国际地位越来越高，都是与改革分不开的。改革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增强了国力，提高了社会福利，但现在还不能说改革差不多了，改革目前还处在攻坚阶段、关键时期，必须要牢牢记住，要把改革的动力启动起来，要更加重视改革。不光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领域改革，甚至包括足球改革。

　　“这20年变化很大，自己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实践，逐步成熟起来，看问题也看得深了，对改革的必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改革很艰苦，从历史上来说，改革的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但不改革中国没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条，改革必须要有人来操心，要有各方面的人来参与，所以我把改革作为我的终身事业。而我觉得，在今生我能参与改革这项工作，走上改革这条路，我很满意。”

　　对于改革路上的一些苦乐，高尚全有着他的理解。而说这些话时，你能充分感觉到他的真诚。

人物来头

高尚全，1929年9月生，上海市嘉定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改革和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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