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中国改革的成就与差距

--“中国改革论坛”研讨会侧记

时间：2003年10月30日，地点：北京天伦王朝饭店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一、对这次会议的感想和印象

1，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中国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沉重。

改革开放20多年后，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的这次全国性的和总结性的会议，其气氛已充满着悲壮和忧患。20多年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从物质上、体制上还是法律、思想和精神文化上，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人们感觉的却不是轻松，而是从来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这可以说是这次会议参加者共同的感受。20年后，摆在改革者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依然是比当年更加艰巨的挑战。经济体制的改革行百里半五十，又冒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高尚全会长在他主题发言的最后，用精辟的语言给这一时代特征进行了描述：“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其宽度、深度和力度都将大大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这说明我们还要竭尽全力完成下一个10年或者20年的改革。这对于那些已步入暮年的老一代改革家来说，是一件多么力不从心的事情啊！特别是下一个20年，谁能说它将比上一个20年更顺利？

2，第二个感觉：中国改革理论队伍的缩小和衰老以及话语空间的狭小。

一代人已经过去了，他们在心情和体态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热情洋溢和雄心勃勃的改革志士，如今已变得老态龙钟，大多数人已步入暮年和晚年，出席会议的最老的杜润生先生已高达90多岁。更令人遗憾的是，一部分当年的改革者已经远离了队伍，迷失了他们的身影，有的甚至已经丧失了话语权力。与1989年4月份在京丰宾馆召开的那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相比，今天的理论队伍其代表性已经缩小了许多。思想和理论上的分化已使中国的改革队伍发生了巨大的分野。我们的理论队伍已不再完整，思想分歧的加大有时已使正常的对话无法进行。理论界的分化暗示着社会的分化。理论界是社会的风向标，看一看这一圈内的变化和冲突，就足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社会内部隐含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的国家竟然缺少一种让左、中、右各派坐到一起对话的制度和文化。因此，如何评价今天的这一次改革盛会？中国的改革从民主方面上看，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鉴于这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我的心情已从当年的乐观和美好，变得沉重而冷静。有人已经看到了下一步改革的艰难性，甚至已经看到了导致中国问题今天如此沉重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体改委老领导安志文先生在会上大声疾呼：“必须尽快进行政治改革！”

言语的空间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极其重要，特别是在做宏观决策时，如果不能广开言路，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思想也是一种资源，中国既需要物质财富，更需要思想财富。因此，要很好地整合各种思想资源。但遗憾的是，改革20多年后，思想的产出仍然为国家和政府垄断，思想资源仍未市场化，民间和民营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仍未得到发展，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一领域的效率和效益。中国今天的情况是，不仅政府在配置经济资源，而且更在配置思想资源。政府主导型在这一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3，感觉三：中国体制改革的单一性和局促性明显，政府改革将成为重中之重。

这次论坛会议还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即当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沉重之时，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也同时浮出水面。很明显，仅有经济体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观察一下下午分论坛的各个会场，人们会发现在“政府改革”的会场里，讨论的气氛似乎比其他会场更要热烈，问题也更多。大家的共识是：经济的增长不等于人的发展，民主和权利的重要性不亚于GDP的重要性，政府有太多要改的地方。这一点呼应了吴敬琏先生上午的一个观点：“今天中国改革的重点已从提高企业的活力转变为提高政府的活力。”政府的改革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中国的改革正进行着两个目标转换，一个是从经济发展向人的发展转变，第二个是从抓经济向抓政府转变。在经济体制演变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政府自身的演变。事实上，改革这些年里，一方面经济层面在发生转变，一方面政府层面也在发生演变。从好的方面说，是官员们文化素质提高了，办公装备现代化了，管理效率提高了；从坏的方面说，是一些官员更贪婪、更市侩、更狡猾。这一代政府和官员已不是老一代理想主义的一代，而是充满了市场经济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据中纪委的消息，8月份全国共有527名贪官，携带约70亿元人民币和8亿美元外逃；另有450多名干部请假未归，列为失踪，这一数字创下3年来单月外逃干部最多的纪录。在这种情况下，在原有政治体制下，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已不可能完成政府自身的改革。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经诉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帮助。

我们不能按下葫芦浮起了瓢。这面把企业理顺了，那面又把政府变腐败了。中国今天要检查政府腐败造成的漏洞到底有多大。经济发展得再好，也经不起政治腐败的损耗。的确，中国今天已经要思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了。仅仅是要物质追求，还是精神文化和政治的追求？世界经济论坛本周四发布了《2003-200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总体竞争力的排名从去年的第33 名大幅跌落到今年的44 名。为什么在外贸和经济近年来大幅成长的情况下，排名却大幅下降？报告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公共制度品质在恶化，特别是在司法独立和公共部门贪污腐化等类别上表现不佳。

眼下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谁来制约政府的权力和资本的力量？用什么制度来平衡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缺少制约的权力和资本是脱缰的野马，中国社会力量的不平衡，导致社会发展的天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歪斜。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成就很大，但人们心里的感觉并不好而且社会关系十分紧张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一腿长一腿短是站不稳的，仅有经济体制变革的单腿改革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另一条腿来相配合。下一阶段，中国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并进的双腿改革。中国不仅需要GDP，更需要公平、民主和正直、正义。否则，我们的改革便要走向畸形。这种畸形的严重性已经达到什么程度，现实会使我们体验得更深刻。

也就是在我写这篇感想的时候，接到了某地开发区一位民营企业家的电话，说目前开发区内有一个几百亩土地的汽车零部件项目，非外商或国内有实力的知名企业不给。按他的说法，这种项目他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做，并且有实力做，但地方政府却非要招商引资。这位企业家要我给他引见外国大公司和地方政府领导，通融关系。然而我对此只有感慨，外国资本已经对国内资本形成了挤压，我们的政府却全然不知。并且，放眼各地，政府的权力依然有着巨大的寻租空间。这就是我们的改革，市场经济已陷入管制政府或畸形开放的泥潭。中国何时走出这片沼泽？

4，感觉四：理论界要加强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的研究。

改革20多年里，中国主要搞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连这次会议也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的。因此不能要求此次会议更多地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学者们心里要明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密不可分的。从职业特点上说，经济学家们更多关心的是经济资源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配置，是经济资源如何在这种配置中发挥更大更有效的作用。而政治学家们关心的是经济资源或者说社会财富如何在社会群体间的配置。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是在搞资源配置，但配置的领域有所不同。这是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职业分工的最大不同点。但是，这两种资源的配置是互相流通的，资源经过经济圈进入社会圈，再经过社会圈进入经济圈，资源是在这两个圈子流动的。如果仅有经济圈的流动，缺乏社会圈的流动，那么最终影响的是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中国经济自90年代后期缺乏增长动力，主要原因是社会圈的资源流动出了问题，资源从经济圈流入社会圈，然后就沉淀在社会圈里，不能到经济圈发挥作用。所以要加强对社会圈资源配置的研究，也就是加强对政治制度的研究。

政治是什么？其实政治的实质是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政治就是解决平等和公平问题。如果我们的政治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经济增长之后，由于财富在社会上的循环不畅，反过来会影响经济的后续发展。目前，中国社会群体的发展极不均衡，二元的社会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城乡差距拉大，一部分人钱多得花不了，一部分人贫困交加。这种状况怎能不使中国经济失去增长的活力？不调整社会结构，只调整经济结构，怎么能解决问题？！

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搞生产和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经济学们太强，而搞社会财富资源配置的政治学家太弱。政府只偏重于经济资源配置，忽视社会资源的配置，出现了一头重一头轻的现象。并且，由于重经济轻政治，导致改革的论坛上只有经济学家在表演，政治学家无用武之地。这些年里，各种改革理论会议开了很多，但大多是研讨经济资源的配置，至于说企业效益提高了，社会财富增长了之后，这些财富如何在社会间进行再分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安排十分薄弱。

5，感觉五：缺少一个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的分论坛。

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作用到底在哪里？我们在不遗余力地解放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新制约又在不断产生。并且，在一部分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之后，社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冲突。资本如何既发挥经济建设作用，又发挥社会福利保障建设作用？如果政府的目标仅仅是追求资本的经济作用，那么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便会不断出现。

“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革命的年代，人们经常心情激昂地背诵着古人这首诗。然而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下，我对这诗句又有了更新更多的理解。那就是市场经济这艘效率大船如何兼顾社会的整体利益？当经济的长河中挤满了沉船时，什么大船可以继续扬帆远航？

效率与公平再一次摆到人们面前。这也是本次论坛设计的不足之处----在下午的分论坛中，缺少一个研究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的分论坛。人们更多的精力似乎仍然花在国企、金融这些经济领域。下一步的改革还能仅让经济一枝独秀、单兵冒进吗？

对“中国改革论坛”的印象也就是我对当前中国总体改革的印象。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考虑。归根结底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是否继续充当救世主？政府和精英们能否摆正自己的历史作用地位？现在就让我停止自己的独家思考，听听大家的发言高见吧。下面是从与会者发言中提炼出来的一些重要观点，供大家参考。

二、大家的发言

陈锦华、马凯：

30日上午进行的是主论坛，主题是“透视历史：回顾、比较与反思”。原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在发言中指出，今天的中国与10年前完全不同，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处处显示着新体制带来的生机。国家经贸委主任马凯先生说，目前我国的国有经济成分已从10年前的57%降到了37%，集体经济的比重从37%降到今天的28%，非公经济比重上升到35%。实践证明，渐进改革的成本小，成果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的发言题目是“改革是走向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他指出，资本的社会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国有资本不断向社会资本转变，产权不断多元化，发展混合经济是基本方向，股份制企业已成为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但改革进行地并不平衡，体制还不完善，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都与此有关。目前，通过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已不能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了，只有通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消除二元结构来加以调整。分配收入的差距也需要体制改革来配合，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起来看，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已不能局限在经济体制领域，而是全方位的推进，其改革的宽度、深度和力度将大大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鲍泰利、莫里斯：

世界银行副行长鲍泰利先生发言说，这些年里，中国政府特别勇于听取外部的意见，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吸纳了1亿农民就业，在沿海地区建立的特区和开发区是大工程，但加入WTO之后，这些特区会消失。中国正在进行体制和制度的转型，但转型期是个制度发展期，它实际上是个文化体系，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来进行演变，这是中国真正的挑战，

诺贝尔奖获得者莫里斯教授说，政府监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重要，不能完全由自由的市场来操纵，垄断是规模经济中出现的现象，连软件业都有垄断，很难有效地监管，由此将造成不公平。中国还有一种由管制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问题怎样来解决呢？譬如城乡关系，城市的发展到底应该是一副什么样，只能由市场来决定。

郭树青：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青先生在发言中指出了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存在的8个问题，第一是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极待提高，近几年里，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每年8%的增长是由大约5000亿美元的投资推动的，投入大，收益小，仍然是中国经济的特点。由此使人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投入这么多换来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目前我国有多少名牌产品？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么多年来，我国第三产业比例无大变化，地区发展仍然不平衡，发展脱节，生产要素价格很多是被扭曲的。

第二是金融体制存在脆弱性，倒不是由于不良贷款，因为我们还是有能力对付不良贷款的，问题是今后中国的金融机构能否不再产生不良贷款？当前的金融问题已不是制度问题，还有社会因素，譬如诚信度差和腐败等。

第三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乡存在着巨大的分裂。第四是至今未建立期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现在的法院都是按省市行政区划设置的，因此，跨省市打官司损失很打，应建立跨地区的国家法院。第五，人才培养很不理想，1997年竟然出现了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下降的情况。第六，这些年只强调国有企业改革，事业单位没动静，结果使社会的服务业缺乏动力。目前中国的官员数量并不多，才有600多万人，可事业单位的人员有3000多万，这一块极待发挥效益和效率。第七是政府的管理现代化问题存在着较大差距。第八，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社区建设存在空档，社团组织的缺失，使许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建设法制的市场经济”，吴先生指出，在计划经济下，我国没有信用交换，现在有了。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经济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金融系统不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美国学者托夫勒当年写《第三次浪潮》时说的市场经济是工业社会的市场经济，而今天的社会已经发展到网络社会。进入网络社会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样？那就是由原来金字塔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变成横向联络的网状组织结构。我国现在还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已经很难适应变化着的经济和社会。非典时期就是一例，大批民工逃离北京，也没有单位管理。

前几天开会时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得对，今天的改革已从提高企业的活力变为提高政府的活力，但转变政府的职能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现在要特别强调经济学家的责任，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在这一大转轨时期如何为社会服务，值得思考。目前的确存在着许多社会利益，专家学者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只有端正自己的观点，才能象解剖刀那样分析社会，要为弱势群体代言。要尽到责任就必须学习。1983年开国际研讨会时，中外学者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那还是讨论宏观经济的国际研讨会。现在政府官员们常以宏观调整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其实一些法学家早已说清楚了的事情，经济学家还不懂。我这三年用了很多时间学习法学知识。科尔奈认为转型国家的改革不在于是渐进式还是休克式，我们的结论显然显得简单了。

当前经济中两大问题，一是不平等，二是效率差。特别是投资效率，低到什么程度了？与1996年克鲁格曼预言东南亚国家时差不多。我国的投资效益从1995年之后开始恶化，现在1元钱的投资效率是多少？其结果是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影响后续发展。政府要改变职能，不能再定盘子了，股市上多少企业，发多少债，应由市场说了算。财政也要改，党政机关的干预要排除，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林重庚：

原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林重庚在发言时介绍了国外一些国家的发展情况。拉美国家在80年代时遵守权威机构开出的处方，结果收入减少，苏联和东欧也遵循宇宙大爆炸战略理论，但经济崩溃，其损失远大于欧美30年代时的经济大萧条。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收入也在减少。自80年代以来，印度保持了3%以上的增长速度。相比之下，中国近20多年里的成就真不少，过去的20多年里人均增长率比东南亚国家高，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更高。印度至今没出现良性循环，扭曲严重。中国的农业由于60-70年代的投资，取得较大发展。印度今天只有一半的人拥有健康的饮用水，有些省份支付工资都出现困难，所以印度出现竞争激烈的人民党运动。

印度的电力问题严重，电力价格相当高，每年政府财政损失50亿美元，相当于其教育投资的一倍，健康投资的两倍。印度是世界上最差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偷盗和腐败行为，有人反对改革，基础设施非常缺乏。80年代时印度还比中国好，现在已经落后于中国。中国已进入良性循环，而印度在恶性循环。因此，印度的政治体制要改造。俄国的情况与中国不同，中国有双轨制，使腐败有机可乘。俄国是寡头制经济，寡头们控制了俄国经济的一半。目前，普京拿石油大亨开刀，是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维迎：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发言中指出，地方保护主义有它的进步性，是地方保护主义摧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譬如当年内蒙古产品与上海的关系，是内蒙古的抗议，导致了关系的调整。双轨制也有它的进步性，双轨制尊重了两方面的利益，有助于渐进式改革。总起来说，财政包干和双轨制这两项措施使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利益互相碰撞当中建立起自发的演进过程。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推倒了旧体制。今后的政治和法律体制改革都要按着这种模式进行下去。

今天要着重谈谈教育问题，教育不好，投资效益下降。北京大学的改革为什么一开始不改行政？这是因为大学里最重要的是教授，一旦教授的水平上去了，就有了学术自由。艺高人才胆大，教授有了水平就敢于自由流动，说三道四，就敢于走向市场。所以，大学的改革主要是提高教授的水平，然后旁及其他。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是这样。中国目前需要一流的国际问题专家来处理当前的国际事务，制定外交政策。

刘纪鹏：

北京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教授在下午的国资国企分论坛上发言说，国资退出的误区是全部卖光，国有经济不能是溃败式的退出。国资退出也不是全由中央转地方。要学学上海的经验，上海的国有资产今天达到4500多亿元，连续8年不断增值。至于说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我不赞成国资委连企业的成本还要管理。要把握好缺位与越位的关系。

周放生：

财政部研究所的研究员周放生先生说，行百里路半50，中国的改革目前只走了50里，生产资料领域已经市场化，企业的市场化刚刚开始。前25年只解决了浅层次的任务，只是在土壤层钻探，今后的改革是进入了岩石层的钻探。主要问题有：1，国有资产的处置，2，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哪些该退，哪些该进？持股比例限制不清楚，只有把大的改革蓝图画清楚，后面才能有序推开。估计时间至少还需要10年。3，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历了两次改制，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模式不同。4，职工身份的转换。要改变原国企中人身依附的状态，劳动关系正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影响深远。5，债务重组，有些企业负债率超出正常范围，如果剥离给银行，会造成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形成金融危机。债务充足到底怎么做，好办法似乎现在还未找到。6，改制后企业属地化管理的问题，长春市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7，不易大而全，小而全，企业剥离社会的问题，如十堰的二汽，如何社企分开？我看至少10年。目前社会上对国企改革存在着三论：悲观论、速生论、持久论。我是持久论者。

贾和亭：

深圳国资局局长贾和亭先生在下午国资国企分论坛上发言说，搞清楚国有资产出资人很重要，深圳把三家机构定为国资出资人，来管理深圳的国有资产。但如何管好问题很多。尽管向国有企业派出了产权代表，但这些人进入企业后便一屁股与企业经营者坐到一起，根本就不关心国有资产的增值，而是追求个人和经理人的利益，结果使企业出现内部人管理问题。现在看，确定了国企产权代表他们也难以做真正的股东，这些二股东们早晚还要搞私有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愿往是否真得能实现，取决于能否建立严格的合同关系和考核制度。国资委要与派出代表建立契约关系，香港的李嘉诚也是聘请职业管理人，不仅给薪资，还给期权，有时收入要高出工资好多倍。说到底，是谁来为国有资产负责和干活，为什么人家要替你出力？行政提拔关系已经不适合在企业经营中运用。国家就是要出钱招聘和雇佣职业经理人。

陈清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先生在国资国企分论坛上指出，搞好国企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创新，二是体制优化。首先是所有权到位，不到位是空谈。说国有企业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是虚的。所以要落实产权责任，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出资人机构要行使好自己的权力。

李保民：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李保民发言说，出资人到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资本的人格化，应是对资本监管形成制度化和组织化，在企业内部能落实到人。下一步要在组织制度上保证出资人到位，从职责界定上确保到位，董事会决定经营者，经营者决定企业用人权。

陈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先生在政府改革分论坛上说，中国政府今后的目标应该是不再努力增加更多的国有资产，政府要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学恰恰是最喜欢自由的美国人发明的。政府要搞清楚什么是自己该干的事。

邵秉仁：

原国家体改办副主任邵秉仁先生在政府改革分论坛上发言指出，当前最大的危机不在经济上，而是在社会上。这些危机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政府的目标决不是仅仅搞GDP，要确立公共目标，才能解决失衡问题。要把事权划分清楚，不能鱼肉百姓，横征暴敛，搞的民不聊生。要从投资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转变，政府不要自己去配置资源。现在中央政府在体制上仍然存在弊端，例如，国资委不管投资，投资这一块由发改委管。两个部门怎么能共同管好国有资产？

杨团：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发言说，政府现在根本没干自己该干的事，县乡一级把卫生院都卖光了，农村社会医疗福利全面崩溃。SARS幸亏没进农村，否则真要出大问题。社会保障照办西方国家，根本不考虑的特殊情况。

迟福林：

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政府改革分论坛中发言认为，我们的财政基本是个投资型财政，投资支出比例占70-80%，而花在工资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仅占1-2%。国债已连续发行了5年，6000亿国债的投资效益到底如何？最近又要给东北400亿，恐怕又要打水漂。政府如此程度大规模地参与经济，已使人产生许多担心。今后打破传统观念，包括电力行业都可以推上市场，只有这样才能转型，否则腐败寻租等问题都不能解决。

李铁：

国家体改办的李铁先生在下午的农村分论坛中发言说，粮食的安全问题一直制约着土地制度的改革，有人说未来困扰中国的不是粮食而是就业，20年来，大约有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进入了城市，但并未给农民的进城带来方便，乱占耕地，低价获取土地使资源不断流入城市，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和不等价的交换，农民损失巨大，主要是农民没有谈判权。目前，土地变现已经成为农民获得收益的最大来源，要改变行政审批出让土地的方式，下一期的突破是土地改革。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赵树凯先生在农村分论坛中说，当前，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越来越慢，城市内部劳动力的再就业率不断降低，目前已从早先的50%降至30%，今年估计还有100多万大学生未找到工作，城市登记失业率已达到4.5%。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劳动力如何向城市转移？城市的门槛依然很高，有些城市仍然在办理着各种证件。特别是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不但不增长，反而呈下降趋势，进城的农民挣钱更不容易了。尽管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向农村倾斜，但政治家的承诺与各级地方官僚体系的操作大相径庭，政府自身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在主持会议时插言说，在城市都存在就业难问题的情况下，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平等就业可能吗？]

李昌平：

原《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主编李昌平发言说，当前一些农村出现凋敝，其根本原因是农村政治改革倒退的结果。90年代农村情况之所以出现了逆转，主要原因是权力下乡与权力扩张。有的乡税所从80年代的几个人膨胀到200人，乡镇政府的规模急剧扩张，基层政权越做越大，农民负担居高不下，连加工一个鸡蛋到市场上卖都要经过17个部门的收费。80年代放活农民的三步走是正确的，但90年代出现了倒退，国营进，民营退，改革之路违背了改革的逻辑，农民收入出现滑坡，靠打工来补充。因此，解决的办法是让权力退出农村。

但有人居然提出这样荒谬的问题：“让政权退出农村谁来保护公共产品？谁来保护弱势群体？靠农村自治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说权力退出就没人保护农民了，这是鬼话。现在的政府根本就保护不了农民，不搜刮农民就是好的了。问题是相不相信农民能自治，要达到真正的自治，农民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农会这样的组织，选举也是鬼话。要建立民选的和自治的乡镇政府。现在的情况是，县政府是老子，乡政府是儿子，这种关系怎么能不出现财政赤字！

李成贵：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成贵先生说，陈锡文刚才说要有勇气和魄力，但三中全会的文件上在这方面也没提多少新东西。土地问题至今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我的看法是要实行国家调控下的土地私有化。私有化一则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制度基础。二则可以为农民产业转移和就业转移提供初始的资本。土地产权不清楚，各级政府和村干部就可以从中捞一把。8月份与杜润生先生座谈，他也认为土地制度到了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另外，粮食安全搞得非常僵化，赋予了它太多的政治意义,自给自足其实并不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整个体制改革而言,我认为中国一直面临着后发优势与路径依赖这一对矛盾的强劲制约。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可以学习别人,节约创新成本,但这主要是器物和技术层面的,而在体制层面的学习则难得多,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有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遗产,这些都是体制改革的阻力,所以逆向操作的东西还随处可见。洋务运动取得了成效,是因为它是器物层面上的,而戊戌变法一败涂地,则是因为它是体制层面上的。这很能说明问题。

另外,中国的机构改革也很重要,我的意见是省划小,市取消,县做强,乡撤并,这样有利于减少腐败,也有利于降低政策成本。

蔡德诚：

原中国科技杂志总编辑蔡德诚先生指出，我们现在有种危险的思维模式，那就是不相信农民，毛泽东先生当前是靠组织农会起家的，深知农会的厉害，因此建国后决不让搞农会。我们党今天要改变传统思路，立党为公，相信群众会自己办好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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