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这里是高粱和熊自干先生的三篇文章，放在一起发表。这些年里，高粱先生是最坚定的反对“腐败式改革”人，也是最有民族骨气的人，拨开社会上种种迷雾，还是认真看一下高粱和熊自干先生所言，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最终是危险的。] 第二篇文章：《必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两种根本不同的改革观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高梁 2006年5月22日 一、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近两年，学术界关于改革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自称“主流派”的人们，喜欢对主张反思改革的意见，扣上“反改革”的帽子，喜欢用邓小平在特定情况下为避免无谓内耗而作的“不争论”指示，来阻止别人提意见。 但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是绕不过去的。所谓“主流派”也声称自己主张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但不断生造出一些新概念，所谓“资本社会化”、“民本经济”、“新公有制”等，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无非是想抽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骨子里是想取消“社会主义”这个“紧箍咒”，实现所谓“完全市场化”（即资本主义）。这些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信奉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所以，两种改革意见的分歧，实际上是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分歧。西山会议记录，把这一点揭示的再清楚没有了。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造成的实际危害 我认为，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对社会问题看法的分歧，远不止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国企改革的路线；因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执政危机；开放过度使我国可能成为外国资本附庸危险，等等。 三、实际的国企改制中，否定公有制的倾向十分值得关注 2月份我们在东北调研，基本情况是：2004年东三省3500家省及省以下国有工业企业，经过2005一年“国企改革攻坚战”，80%以上已经实现了产权重组（中小企业90%以上），吉林省816家全部改完。其中只有20%左右保持了国家控股（相对控股）。大企业改制的基本路子，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青睐跨国公司前来并购，并规定除国有大煤矿外，不限制股权比例。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其中一些极其重要的为武器装备配套的工厂（轻金属厂、为战机飞船配套的轴承厂、为潜艇配套的水泵厂、鼓风机厂……），也要欢迎鼓励外商来参（控）股。可以说，这已经触及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底线。中央关于自主创新的文件指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而东北的这些“主体”都是共和国的“长子”，几代人的心血，形成今天国家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基础。对这么宝贵的家底，仅为解决眼前地方政府的经济包袱，而随意贱卖，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 ！ 四、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条路？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掌握事关国家经济政治命脉的资源和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国企改革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活力，但一段时期，经济学界几乎一边倒地宣传“冰棍论”，其逻辑是“国有体制决定国企搞不好”所以“不如赶紧给个人”。这一思潮的不良影响，反映到了国家的一些政策文件中。 首先，这是根本违反中央关于国企改革方针的。16届3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从来没有说过国企改革就是要“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等。 其次，在体制改革中，如何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如何掌握国有经济应控制的领域（标准），主要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开放环境中搞改革的，目前在稍有技术含量的领域，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在规模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均不足以和跨国公司相比，如果完全暴露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这些代表国民经济发展未来希望的企业或产业，可能被外资挤垮或吞并（如我国的装备工业）。后发展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科技，必须保持对战略性产业（企业）和支柱、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目前在改革中，“国有资本向战略产业集中”只见于口号。在体改部门和不少地方干部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战略的地位，也没有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概念，这是因为多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观和片面“GDP”导向的发展观的影响的结果。只知道“招商引资”、“国退民进”，忘记了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片面的有很大偏差的发展观和改革观，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五、中国的改革能走“完全市场化”道路吗？ 改革指令性计划和行政主导的经济体制，搞活企业，发挥市场的作用，十分必要。但决不能以此为由，为了取悦洋人，搞什么“完全市场化”。原因是： 第一，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加快工业和科技发展、追赶强国，必须走政府和市场结合、开放学习和坚持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推动科技创新，必须在体制上把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同等看待，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 第二，我国人口多资源短缺，决定了不可能走西方式的大量消耗资源和无节制消费的工业化道路，贯彻可持续发展，必须更多用政策力量推行节能降耗和建设节约型社会；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国必须更多注重再分配，即不仅在“起点”方面要维护公平原则，在“结果”方面同样要关注公平原则。 上述理由，完全符合16届5中全会决议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即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这是和“片面强调GDP”、“以资本为本”、“取媚外资”、漠视国家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改革观根本对立的。 六、在新时期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 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不能连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否定。今天我们的民营经济（私有经济成分）已经占了很大部分，今天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的底线，一是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要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二是要不断提高国家的实力，巩固国防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不能只强调一个。 片面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观和片面的发展观是出于同一个逻辑，即市场化—发挥低成本劳动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取消发展高新产业和技术能力。实际上就是主张走依附型的、拉美式的资本主义。这是根本违反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必须和错误的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第一，要坚持公有制在战略领域的优势、坚持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原则，反对放纵腐败、放任贫富分化；第二，要坚持自主、平等、互利，在开放中学习创新和提高国家竞争力，反对简单把引进合资作为目标、无原则取悦外商。 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要坚持中央正确的改革开放路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一个创新型、学习型的社会，一个和谐的、政治清明廉洁的社会。 2006.5.12。 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2006年经济形势务虚会上的发言 高梁 2006年2月13日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国税务杂志社408会议室，六位学者对一系列重大命题的热烈讨论正在进行。此次座谈缘起于王建在中国税务杂志社《香港传真》上的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十个有悖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现实问题，此文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共鸣和思考。参加此次讲座的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小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下面是高梁在会议上的发言。） 高梁：王建写的《改造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关于虚拟经济，王建做了很多研究。我对这方面的理论不太熟悉，但1998年回北京前，我在南方做过两年期货操盘手，这里想从微观操作的角度，谈谈对虚拟经济的看法。 现代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起源于农产品期货，两者的基本原则和操作方法应该没有大的区别。期货交易和通常的股票交易，在操作规则上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股票只能先买后卖（做多），期货则也可以先卖后买（做空）；二是买股票必须足额付款，买卖期货则只需要交百分之几（我国是5%）的保证金，到交割日再全额付款。这就是“买空卖空”和“以小博大”。大家都知道，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套期保值，减少大宗同质性商品交易的价格风险。但是，价格风险只有在连续的交易中才能被众多交易当事人分担。规避未来实物交易的价格风险，要以无数的投机交易为前提。“以小博大”是风险的极度放大，在期货市场中多数散户必然是受损者，甚至血本无归，只有极少数人能发财。庄家操纵市场、兴风作浪更是由这个市场制度本质决定的、与生俱来的丑恶面。 所以，在期货市场对某个具体品种的买卖，除了最后交割日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外，整个过程中的所有交易活动，不过是赌博而已。在股市中，庄家操纵价格必须先大笔买进，然后才可能抛出。而在期货市场，“多方”、“空方”却是真正对垒的两个阵营，价格的被“发现”，完全取决于哪一方能“拍”出多少“保证金”，拼的是资金实力。真刀真枪在期货市场玩的人，最清楚这个市场是怎么“配置资源”的。国外发明炒股票期货的“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得了诺贝尔奖，但揭露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质的作品，却没人理睬。 很多人知道１９９５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多、空两方杀红了眼，竟玩起了“空手道”。结果刚开张了一年的国债市场就关门了。在这里我想举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的海南中商所“９６５”咖啡事件的例子，这个故事不太出名，但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 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的咖啡期货是个小品种。我国只有海南产咖啡，当地持有现货的商家多数“做空”。１９９６年初，大批大陆资金到中商所“做多”，在某个交易日发动。多、空两方经过猛烈交锋，空方资金不敌，被“逼空”。当时国际咖啡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吨1.7万元人民币（期货市场上每手一百公斤，１７００元左右），在一周内，９６５咖啡价格被抬到３５００元以上。空方大户没有现货的，眼看要倾家荡产。于是中商所当局规定，允许空头进口咖啡交货。据说那年从越南紧急进口的咖啡，等于中国十年的消费量。多方拿到大批现货咖啡，成了烫手的山芋。在其后将近一年中，这批咖啡货单成了在大户们之间来回传递的“筹码”，利用它呼风唤雨、制造谣言，在后续的咖啡交易中，不断演出“逼空”、“逼多”的好戏，就像荡秋千一样，在９９９元到四千元之间来回摆动，背后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黑幕故事。到１９９７年春，证监会终于宣布停止咖啡期货交易，此后不久，中商所关门，全国１４家期货交易所只剩下今天的三家。 当时其他多数期货品种也充满了黑幕和丑闻，不再列举。实践说明，在一个投机机制大于正常供需机制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可以是逆向的，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投机市场是赌场，玩的是零和游戏。你的收益必然是别人的亏损。索罗斯在泰国、马来西亚赚了大钱，在香港和俄罗斯又赔了进去，相应的，泰国、马来西亚必然有不少人赔了，在香港、俄罗斯有不少人赚了。这和作为生产过程延伸的商品流通完全不同。我们不否认期货市场积极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的投机成分，不可能形成商品的增值。我认为，所谓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质上是有钱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游戏。 另外，根据期货交易规则，全世界每天两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真正发生的现金流不过是两万亿的百分之几。这不一定准确，是要求教于专家的。 其次，我想顺着王建的话题，谈谈“改造我们的改革理论研究”的问题。 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就一再提出要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关系。（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中就提出了“处理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民生活的关系”），讲了２０年了，但三者是什么关系，怎样从我们２７年的改革实践，怎样国际经济教训中加以总结？我们的改革理论界似乎很少涉及 这方面的讲座有一部分人尽管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但显然对俄罗斯“一步到位的”转轨十分向往。 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政治上实行了多党制的“宪政”制度，经济转轨实行“休克疗法”，价格进一步放开，商业银行一步放开，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四年内８０％实行了私有化。原来的国际国内市场联系很大一部分被切断，通过官商勾结廉价收购国有企业的私营老板们忙于投机和抽逃资金，无心踏实搞生产，结果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两极分化、群众生活困苦，民主政治一度变成寡头操纵的“金权政治”。国外敌对势力乘机实行战略包围，步步进逼。俄罗斯“休克”十年，只是仰仗国土广袤、资源丰富和原来的军事工业科技的老底子，才没有“长眠不起”，靠着新一届政府“拨乱反正”，加上国际油价高涨，这几年刚缓过劲来。 当初俄国的“青年改革派”不是没有预见到激进改革会带来经济衰退、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但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转轨必要的代价”，实际的代价是牺牲了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的利益，成了“为私有化而私有化”，机械搬用西方的“理想市场经济理论”硬套本国实际，实际付出的代价，是十年衰退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丧失。 宏观地看，可以认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牺牲发展和稳定的最高利益、服从所谓“市场化改革”这一次要目标的典型。我国改革走“渐进式”道路，注意直辖市三方面关系，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 经济改革是为了激发经济运行的活力，更发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出现分化的过程，改革必须以保持社会稳定作为基本的边界条件。这就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首先，改革开放，必须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最高原则。 “发展是硬道理”，但我们一度流行的发展思路，就是“完全市场化和全面开放——发展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世界分工体系”这样的逻辑体系。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参加国际分工当然也有必要，但今天必须更多强调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的支撑作用。对于中国这个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之所以不能盲目照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理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理由： 第一，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在整体组织水平、科技水平、企业竞争力和市场规范程度性等各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化私有化，过分削弱国家的管理组织能力，放弃国家对本国产业的组织、支持和保护作用，就可能成为拉美那样的“弱势国家，涣散社会”，永远处于竞争的下风，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成为“打工经济”或“依附型经济”。这决不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第二，长远的发展要领先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既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基础作用，也要依靠政府制定通过前瞻性的经济科技规则，整合国家经济科技资源，资助科技开发，组织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发展规律不同于经济规律，又必须和经济结合，离不开领先政府的引导和组织。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占了主力地位。对外贸易中57%由三资企业完成。其中，电子业达到92%，机械制造达到70%。外商控制了主要的出口渠道。20多年了，我们还没有学会通过自己的贸易组织去拓展世界市场，而且把自己的工业组织领导权一步步地送给外国人。中国确实要解决就业这个基本问题，但就业只能通过外国人来组织？这么走下去，中国经济本质上成为打工经济，是外国公司在中国雇用最便宜的劳工，使用中国能源，污染中国环境，向母国提供最便宜的消费品。这不是中国人组织的经济，不是自主自立的经济。 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且有拉美道路和日韩道路之分。本质上看，拉美道路是依附型、殖民地型，日韩式道路是自主型发展。日韩道路，本质上就是技术立国、自立自强。现在一提自主创新，就有人扣帽子：“你们要搞闭关锁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挫，有人幸灾乐祸，说要谨防掉进日韩自主创新的陷阱。它怎么成陷阱了？恰恰是那样才能赢得强国地位。我要问一句：中国是不是永远要服从今天的国际分工？是不是要把过去已有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全部打乱拆散，并入跨国公司，彻底变成打工经济？市场经济最后是不是一定要走到资本主义？对外开放是不是一定要走到殖民地才算彻底，否则就是半拉子工程？ 当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科技落后导致工业竞争力不足，对外依赖性增强。中央提出，“把自主创新作为结构调整和增强国家竞争力中心环节”，具有重大意义。什么叫自主创新？首先自己得有主心骨，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研究院所、自己的企业——不是外国人控股的企业，也不是外国人控制经济权的企业，是中国人控制的企业。现在，全国上下都要搞合资，不合资就是不开放，不改革。合资以后，中国是不是就永远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有起码的社会公正和公平，要捍卫国家的主权，自立自强。开放必须是坚持自主权的开放，不是殖民地型的开放。划不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的未来就是拉美式的殖民地型的开放。如果是这样的开放改革，我反对。我个人信奉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开放。 必须强调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强调保持自主的战略追赶态势；注重发展和安全（国防、产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统一。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单纯依赖“招商引资”的发展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的。 第三，中国的最大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紧张，这决定我国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必须更多地公平性，更多地注意民生，注意可持续发展。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也不能仅靠企业短期利润驱动的市场机制，从另一面看，用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国家竞争力为基本导向，必须超越GDP目标。瑞士洛桑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中，对“制度”的优势提出了两个基本定义：第一，系统开放性和系统自主运行有效性的平衡；第二，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的平衡，分散和集中的平衡。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所有成功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其工业科技的进步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而不是单强调某一方面。要追赶发达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将企业推向市场”和“国家支持保护”的关系、正确处理“借助外力”和“保持自主性”（吸收消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正确处理企业短期效益和基于科技发展规律长期战略利益的关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国企改革限期完成。先是MBO，老百姓反得厉害，暂停。于是就搞合资，能卖的全卖掉，城市把地皮卖掉，地方把自己的骨干企业卖掉。换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一时的减轻政府负担；得到一时的局部利益，丢的是长远的整体利益。 一个招商引资，一个限期国企改制，这两条是地方政绩的硬指标，逼着他去卖家底。前提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产业。政府要少管，那让谁管？让外国人管，把中国的经济命脉奉送给外国人？在利益的驱动下，省以下的骨干企业纷纷出卖，而且是廉价出卖、限期出卖，以卖为荣，就好像谁卖得快谁就升官。 装备制造业有几个例子非常典型：大连电机厂、宁夏西北轴承厂、合肥变压器厂等，都是先叫外国人51%控了股。控股后马上把销售渠道拿走，财务拿走，总经济拿走，名为合资，实际上由外方控制。控制后就搞亏损，一个劲儿地亏。零配件一定要进口，高进低出。连年亏损，中方一看没辙，再谈。外方说，股权我全要。我所研究的几个企业，都是三四年的时间，全部玩完。 合资前，这些企业有的是亏的，但也有不亏的。过去亏有几个原因：第一，在装备工业领域，中国企业的市场越来越小。大量进口外国装备，然后合资企业侵占本国市场。装备工业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市场让人家占领，国企能搞好吗？第二，根据统计，多年来国企的平均税务负担是外国企业的两倍。开放初期，外商对中国大陆不了解，为了鼓励人家来投资，搞了一系列税收优惠，现在连续20多年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我没听说过一个国家是这么干的。这么玩儿是在自杀。第三，一片“国企失败论”，说国企就是搞不好。然后是“吐痰论”，说国企不能搞好，国有经济强大了，计划经济就更没法动了，宁可搞坏以后私有化。这是流氓改革理论。这私折腾了十几年，等于纵容总经理监守自盗，把工厂搞黄了，资不抵债，负资产、零资产。然后说算了，你给评估吧。本来价值一亿的厂子，评估一千万，他先出两百万买下，五年还清。两百万还是贷款，银行居然贷给他。买下以后，再免几年税，这厂子就是他的了。什么叫MBO？不全是这么玩儿的吗？分明就是挖国家的墙脚，贪污腐败。后来MBO不行了，又卖给外国人。地方官一要招商引资，二要国企限期改革，三要丢包袱，还有什么破产政策、国家给财政减免等，动不动就骂国有企业不行，因为制度不好，一定要把国企搞死。 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国家装备工业的中坚骨干、国防安全的支柱，全搞完了怎么办？这样下去，国家政权也就完了。我不知道某些人心中有没有经济发展战略，有没有国家安全？还要不要为国家负责，为历史负责？ 所以，我们必须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指导思想，正确规定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保持国家对战略、骨干产业的控制权。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本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最后，改革必须以社会稳定作为底线。如果改革的指导思想，不遵照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指导思想，纵容官商勾结、腐败横行，听任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公开站在权贵资产阶级的立场，蔑视群众呼声，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就等于在积累社会矛盾，甚至可能葬送国家建设和改革的成果。 ------------------------------------------------------------------------------------ 必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 熊自干 2006年5月22日 【提要】 直观讲在于认识上新的片面性和经济改革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关节点在权力运行中的领导体制过分集中，工农大众不能直接参预决策和实际制约权力授予和使用，导致权力腐败难以遏制，扭曲改革。 【关键词】 改革 资产阶级自由化 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 虽然新的中央已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着手纠正过去改革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但近年来关于改革中是非的争论仍很激烈。不过，我注意到，当前的争论已不是改革中存不存在问题。对于改革中发生的问题，中央早在2003年的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就实际指出了，经两三年的讨论，党内外都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都不同程度地认为，改革中发生了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公有制经济遭到削弱，社会保障缺失，基本医疗、基础教育背离了公益性质，贫富严重分化，许多工农权益受到侵犯，沦入社会底层，政府揽权推责广泛发生，腐败蔓延，干（党）群矛盾激化和资源环境恶化等问题。对于这些现象是基本没有争论的。那么，争论的是什么呢？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何以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比统一对现象的认识更复杂的问题。原因的复杂，不但表现为多方面、多层次，而且对这些原因的认知，处于不同立场、不同地位，经历、经验、知识各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正常现象.。尤其是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正是与时俱进、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正确处理矛盾，把改革推向深入的需要。 这里，我谨据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水平，粗浅的探讨一下改革中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先看经济领域改革观方面发生的问题。 只讲资权、不讲甚至侵犯劳权，只讲效率、利润，不讲以至牺牲社会公平 社会主义建设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多方面的建设，经济建设虽然居于基础地位，但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况且经济发展只是手段，它还有为谁服务的问题。然而在纠正忽视经济发展的时候却提出其它一切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同时在经济建设方面又片面追求GDP，忽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经济指标又片面追求资产增殖（利润）。在这里就陷入了以资为本，背离了以人为本。这样就合乎逻辑地产生只讲资权、不讲甚至侵犯劳权，只讲效率、利润，不讲以至牺牲社会公平，不讲以至牺牲资源和环境安全。这是产生上述后果的指导思想失误。 社会主义建设是关系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必须依靠广大群众；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使经济问题，从学术上讲也并非单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等许多学科知识的系统工程。但是，改革的战略决策，却很少听取广大工农群众的意见，只重视学者的意见，学者又片面重视经济学家的意见，经济学家中又很少听取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见，尤其偏听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深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特别是把他们安扦在关系改革政治方向的决策和实施的智囊和政府部门。 当然，在转向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也需要他们市场经济操作层面的知识，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也确实很大，但是，他们在改革方向上的负面作用，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当然，他们的错误观点被采纳，责任不在他们。但是，如实认识这些负面影响，无论是对于改革的领导者还是他们自己都是十分必要的。 从讨论情况看，囿于所处地位和所受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改革观，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是很深的。他们把这场改革看作只是精英阶层的专业问题。例如，最近有位身居政协和政府智囊高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就蔑视工农群众对经济改革问题的反思缺乏专业水平，污蔑这些意见是弱势群体反对改革，把自己置于工农大众的对立面，并企图借助中央权威压制群众的反思。 由于他们主要是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专家，他们的视野就局限在资本增殖上，因而他们的主张也合乎逻辑地都以资为本，只关心资权、利润。而资本效益最高的，当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因而照搬西方经济学，鼓吹私有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一个时期，包括他们和整个指导思想上都把改革与经济增长划等号，因而他们就以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解读和诠释改革、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以此观点影响中央领导决策，以此观点作改革规划，以此观点讲学作报告，贯彻他们的改革观，不断扩大其错误观点的影响。其中最要害的，是倚仗领导对他们的重用，垄断话语权，以官方授权的架势，歪曲邓小平同志的话。 例如，他们硬说邓小平叫改革中不要问姓社姓资；他们诠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只讲生产力，不讲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们诠释基本路线，只讲改革、发展经济，不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改善人民生活；他们诠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又如，他们仗持这种话语权，混淆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混淆教条搬用马克思理想社会主义特征与社会主义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统统贬斥为“旧传统”，把坚持改革社会主义方向的主张贬斥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他们中一些人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企图动摇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宣扬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永恒论，甚至提出要取消宪法中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款。正如小平同志所说，他们把纠“左”变成“纠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讲的改革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推行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虽然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对改革影响的责任主要不在他们，但是，由于领导对他们的重用，加上党报党刊对这些观点很少澄清，甚至有些还跟风，尤其是一些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刊和网站被封，因此许多领导干部和媒体甚至党政部门误把他们的观点看成是中央的意思，因而相当长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特别是在所谓改革派的网站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词汇几乎绝迹，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说成是万恶之源和洪水猛兽。 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以来忽视了思想教育，改革中新成长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而他们在上述氛围中很容易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加上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和权力市场化，它们相互配合是改革中发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召开的一次总结原苏联剧变教训的会议上，有研究结果认为，干部理想信念丧失、思想被搞乱和西化观点对媒体影响深是重要原因。我国的上述路径，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概括改革中发生的上述问题，就是丢掉了社会主义成果，违背了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会连现代资本主义也不如。 回顾经济改革中发生资本主义倾向的原因，可以看到，只有深入进行基本路线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改革观，回归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初衷，才能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讨论中，除了上面说的经济领域改革观的姓社姓资分歧外，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改革中发生的问题是不是市场化引起的，有的说是市场化或过度市场化、泛市场化引起的，有的则恰恰相反，认为是市场机制未到位造成的。 但是，无论持哪种观点，有一条却基本一致，那就是都把改革中发生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政府行为，认为都与政府职能缺位、越位或错位密切相关。这是经过两年讨论，上下取得的共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一五规划”才把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列为改革攻坚的重点。那么，作为领导和实施改革的政府自己，为什么会变成改革攻坚重点对象呢。对此我试作探讨。 改革的决策安排及其实施都操在握着公权力但不受约束的领导干部手中 上面说的无论是改革观或者是市场化到位与否的影响，都要通过决策、规划、方案、政策、法制，以及这些的贯彻实施等操作，而实际负责、承担操作的就是政府权力部门，具体落实是通过握有权力的公职人员。这里的权力运作，是改革中发生问题的关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也认为，权力介入分配是产生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 改革，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近30年的改革，我国的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握有公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和直接物质生产劳动者支配权的国家和社会以及国有企业事业管理和经营者（他们习惯被统称为领导干部，实际就是官员），同他们领导下的直接物质生产劳动者之间产生了利益矛盾甚至对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情况下，依靠从上到下的威权体制推行的，广大工农群众，既不能直接参预改革的决策和政策制定，也对实际操作改革的领导干部的权力取得和使用没有制约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改革的决策、安排及其实施，都操在握着公权力的领导干部手中。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这些都是铁律。于是，在缺乏甚至没有执政为民的组织机制和动力的情况下，在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下，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推波助澜，这些握着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就很容易发生在改革的决策、安排和实施中以权谋私。这就是改革以来愈演愈烈的权力腐败的具体时代内容。这广泛表现为，围绕为自己谋利，揽权、滥权或推责。在改革决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利益向资本倾斜，向领导干部和管理阶层自己倾斜，尽量减少关系工农大众权益的生产安全、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其它社会建设等公共供给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投资，压低甚至侵犯劳动者的权益。他们凭借权力，同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缺陷及其转换过程中的空子，或者阻止市场机制到位，或者推行伪市场化、泛市场化，扭曲改革。他们中的许多人与资本家官商勾结，化公为私，掠夺全民和劳动者的资产，甚至利用权力压制打击劳动者争取应有权益的行为。 这里可以看出，权力异化，是改革中发生开头讲的背离改革初衷，违背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工农沦为社会底层，干（党）群矛盾激化的深层体制原因。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影响相比，这是起决定作用的。 本来，邓小平同志归纳11届3中全会拨乱反正决策的两大任务中，第一件就是改革政治体制、建设民主政治，第二件才是改革经济体制、发展经济，但因种种原因这头一件却被推迟了，尤其是搁置了13大决定的党政分开改革。邓小平同志上述论断，我国体制上的总弊端的突出表现正是以党代政。 不必讳言，现在我们的领导体制比那时更集中了。不错，改革中发生上述后果，与政府功能被扭曲紧密相关。但是，众所周知，现在从上到下，一切权力都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过分集中于党委”，所有改革的决策、政策、安排及其实施中的大权都掌握在党组织的手中，政府只是执行党的决定，因此，改革中伟大成就的功绩在党的领导，改革中发生属于普遍现象的失误，深层原因也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中的弊端。 正如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阻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领域改革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固然起了相当作用，但错误主张成为支配地位，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政治体制，在于权力机制，最根本的还在于领导体制。当前也正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保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地位，阻碍改革的深入，扭曲改革，阻碍纠正社会不公，抵制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战略。 必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 这种领导体制的弊端，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于党委；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基础的广大工农大众，不能直接参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不能真正制约民意代表和公职人员的权力取得和使用，因而没有贯彻执政为民的组织机制。这种早被邓小平同志指出并被党的代表大会确认为党与国家政治生活弊端的总根子，今天又成为改革中发生与中央改革初衷相背离现象总的制度根源。 所以，纠正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贯彻新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兑现胡总书记关于维护宪法权威的宣示，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破除“以党治国”和“为（替）民作主”的传统观念，纠正这种僵化的思想，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遵照16大关于“党的领导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定义，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保证人民行使选举、决策、管理、监督权的要求，建设落实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只有这样，把官员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同选举他们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捆绑起来，才能杜绝以权谋私，使他们服从选举他们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纠正对改革的扭曲。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说，一些困难职工群体“对社会、对政府、对官员的不满增加，希望改变现存制度的愿望增强”，更有学者认为，现在已经形成了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联盟，排斥处于弱势地位工农大众的体制态势；如果广大劳动人民不实际当家作主，不建立受广大劳动人民制约的权力授予和使用机制，不但权力腐败难以遏制，经济改革和建设中不可能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而且矛盾就很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列宁创建的苏共走向亡党亡国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以党治国的高度集权领导体制，从而造就了一个官僚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的，并且许多都是经过代表大会和中央的“合法”形式的，最后国民经济弄到濒临破产的地步，也使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跌到最低，几乎葬送了党。邓小平同志讲过，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以僵化观点看待党的领导，领导体制过分集中，继续推行早被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批评的“以党治国”，不仅是导致改革中发生上述结果的体制根源，而且尤其腐蚀党的肌体，破坏党群关系和社会主义的信誉。也许可以把这理解为胡锦涛同志关于“腐败归根是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的内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 多年来人们一再讲要从源头，特别讲要靠制度解决腐败问题，我以为，最关键、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这才是许多人讲的改革的“瓶颈”、“深水区”和“硬骨头”。这应该是改革“攻坚”的主攻方向。现在有些学者提出重新找回改革的动力，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动力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16届5中全会提出，要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应该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她不仅要求经济上为人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而且更要求政治上依靠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不仅关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而且更关系政治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再没有比这更关系全局的重大体制的了。 【作者简介】 熊自干 男 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 中共党员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 离休副教授 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教学和研究。 【通信地址】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老三栋二单元401 邮编 430019 电话 027-8263974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