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不知不觉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当年改革的亲历者已开始写回忆录，下面就是徐景安先生当年的经历，徐先生过去一直在决策中心的圈子里，调到深圳任体改办主任数年后，竟然脱离体制下海经商去了。多少年后，置身市场中的徐先生又重温起这段历史。此文在9月16日上网，仅发出前半部，今天徐先生传来了全文。徐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自己的看法，并对郎咸平观点进行了反驳。不管观点怎样，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请大家注意观看。]
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全文） 徐景安 2007年10月12日 xujingan@vip.sohu.com 我是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的。当时，研究人员总共才4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打倒四人帮以后，搞拨乱反正。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叫《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按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国家计委工作，比较了解情况。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决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1）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发表了这篇文章，既有一点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改革战线。 一、我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是怎样形成的？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季崇威好像是进出口委的，他不是专职的。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当时，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很难接受。尽管我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国家经委的观点就是主张企业本位的。当时，理论工作者还有刘国光，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是计划调拨，为什么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为了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恢复了奖金制度，还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有利润了，就留出一块利润，建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的时候就要引入市场机制。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 整个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什么指示，其中柳随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主要做文字工作。劲夫同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一样，他讲着、讲着就会激动起来，离开座会，摊开双手，兜一个圈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他当过科学院院长、财政部长、安徽省省委书记，后来当国家经委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对他非常崇敬。 我记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在那儿东拉西扯。我很着急，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我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现在想想，当时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赞同，是可以理解的。来参加会的人，对怎么改革，改什么呀，没有思考过，要他们怎么说啊？弄出一个总体规划来，要他们表态，真是难为他们了。但是这个稿子，能得到小平、陈云的认可，像国家计委、财政部这样的权力部门也没有反对，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当时，赵紫阳在四川当省委书记，正在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据说，他看到这个方案很高兴！中央有这么一个总体设想，他自然很受启发。所以，1980年他调北京担任总理，就把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这个临时机构改成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由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主任，廖季立主持日常工作，薛暮桥名义上没有什么职务，但实际上大事都向他请示。紫阳比较看重的人物，一个是薛暮桥，一个廖季立，一个马洪。成立体改办后，从各方面调人，但正式调入的不是很多，大部分是来自各部委的联络员，像税务局啊，物资部啊，要开会了，就请他们来讨论。 二、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决策过程 1980年，紫阳刚当总理，就面临经济调整。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要来个快速发展。搞了一个“洋跃进”，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财政巨额赤字。所以，赵紫阳当总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我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作安排。紫阳于1980年11月22日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后来中央的方针就改成以调整为主，改革要服从调整。 经济调整，就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生产就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得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不能喊少，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我还对紫阳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如果在您的领导下，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紫阳于1980年12月22日批示：“暮桥、马洪、季立同志：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这样中央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 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紫阳带我到天津、上海考察，向当地领导介绍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2）紫阳同志最大的特点是感悟能力强，你跟他讲，他很快就听明白，马上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他的本事。从天津、上海回来，我就根据他的思想，也补充了我的想法，于1981年4月起草了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九条意见。这是赵紫阳上台后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后来，国外有评论，认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三大决策是：一是调整结构，发展轻纺工业。苏联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长期调不过来。我们从1980年开始，就发展消费品生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二是农村承包，三是城市改革。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当年北京卖的蛋糕都是硬梆梆的，咬都咬不动。现在市场什么样子，可以说商品琳琅满目了！ 三、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从1980年到1984年，我先后参与起草了八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人员就增加了，机械委也合并过来。由赵紫阳亲自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我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对于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上有反复。1979年的《总体设想》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算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治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啊？ 当时是两条战线，一条是以小平为首，另一条是以陈云为首。提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成为这两股力量较量的一个焦点。1982年底党的十二大报告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过程中，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邓小平的立场则是摇摆的。1983年由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而被小平接受，发起了“反精神污染”的运动。理论界、文艺界反精神污染，开始到波及到我们。大约是1983年9月，由胡启立召集国家计委与国家体改委以及地方和理论界的一些同志，研究改革计划体制。当时，柳随年已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还有魏礼群、余芝芳等，代表计委一方；廖季立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杨启先、我参加，代表体改一方。会议中争论很激烈。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反精神污染。我关于实行政企分开的观点，杨启先关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双胞胎的观点，都被整成“精神污染”。紫阳说：工作讨论中的意见，不能作为精神污染。后来，他又说，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联合抵制，这场由胡乔木、邓力群发动的反精神污染，只搞了２８天就结束了。 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在继续。1986年9月28日召开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胡耀邦与胡乔木、邓力群围绕提不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展开了激烈斗争，邓小平站到了胡乔木、邓力群一边，明确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是年12月，北京发生学潮，更坚定了小平反自由化的决心。胡耀邦于1987年l月被迫辞职。反右成为主要倾向，改革停顿下来。特别是1987年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如果继续反右，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就会全面左转，后果将十分严重。 1987年3月13日，我与李峻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说：“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面施帜，反对‘西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是我党今后长期的任务。当前，突出反对‘西化’倾向是必要的。但从总体上需要对两种倾向的实际危害作出切实的估计。”“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人，他们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但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国家前进的方向。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有能作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作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信还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形势，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企业改革，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价格改革，处理好国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三是机构改革，处理好国家与干部的关系。结论是“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向前。”这封信对于小平判断反左反右，哪一个是主要倾向起了一定作用。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中，就明显转调：“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3）这为党的十三大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1987年10月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 四、价格双轨制的决策过程 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了。有利就干，无利不干，这是很自然的。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我出国做西服需要的毛料，是一个厂特供的。为什么不多生产呢，因为价格太低，工厂不愿生产。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都不同意我们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当时，温元凯组织召开了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批评，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是出于好心，让我们别参加这个会。可我担任了整个会议的策划工作，讨论题目是我定的，我怎么半路撂挑子呢？我当时是处长，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 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分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我为会议撰写了第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干部也得培训啊。最重要的是，一直有强大的反对派盯着。旧的一轨保留着，他们好接受，没话说啊！中国搞休克疗法，不用说别的，先把你休克！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反对改革的人说，腐败是改革带来的。我说，没错，腐败和改革同时俱进。每一次市场化改革，都是为资源的掌控者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带来机会。那怎么办呢？一是不改革；二是全放开；三是先政改；四是搞革命。所谓改革就是赎买，就是承认既得利益，就是买你支持改革。改革就是这么回事！要么就搞革命，革命带来新的掌权者，结果如何还是很难说。腐败是双轨制带来的，经济先改，政改不动，就是双轨制。所以，克服腐败，就要推进全面改革。然而，真的搞政改，还得双轨制。这是我与理论家的区别。搞理论的人，对双轨制深恶痛绝，一种物资两种价格，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吗？既不是计划理论，又不符市场理论，批得狗屁不如。但中国改革就是这么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走过来的。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实际生活需要妥协，改革要面对现实。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政改也必须双轨制，慢慢过渡。 价格双轨制，也带来紫阳用人的双轨制。年轻人提拨了一批，本人从处长升为体改所副所长。体改所成为团结中青年的核心。此后，紫阳每年召开座谈会，既听老同志的意见，也听年轻人的意见。 第二部分 五、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提房租、涨工资呢？住小房子的，可能有好处；住大房子的，就要多掏钱。老红军、老干部能多掏钱吗？算下来，还不如不改。改了以后，国家还得多掏钱。 1984年5月我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4）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两次向紫阳同志面议，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极而言之，把房子白送给老百姓，也是财政甩了包袱，不用再补贴了嘛！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紫阳赞成我的意见，成立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小组的成员。 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我对房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当然不赞成卖房了，房子卖掉了，房管局局长就当不成了。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形成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现在买不起房，成了指责住宅商品化的一大罪状。过去住房，政府无偿分配，当然人人都住得起，但住得上吗？1982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6平米提高到4.4平米，但由于人口增加和分配不合理，1982年比1978年缺房户反而增加60万户，达到749万户，占总户数的1/3；无房户增加了68万户，达到199万户，占总户数的1/10。住房改革以后，住房水平明显改善。20年前1.95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不足5平米；今天5.4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达到20平米。20年前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0.3%；10年前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今天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0%。当然今天还有不少人买不起房，政府应该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房，这应该说注意到了，但没有妥善解决。当然还有房价暴涨问题，涉及分配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住房改革。 还有一项就是土地制度改革。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条规定看上去是保护国有土地、保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国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准以任何形式转让，结果被无偿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给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土地制度改革是深圳特区起步的。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就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海南杨浦把土地批租给外商，也许存在租金过低的问题，有人指责是“卖国行为”，将使我国重新沦为外国的租界，掀起轩然大波。 中国改革过程中经常发生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质疑、批判改革的事件。土地制度改革，使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明明是维护了国家利益，然而却获得了“卖国”的罪名。土地制度不改革，无偿占用，那才是真正卖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第一项措施就是“剝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旧土地制度在理论上是违背马克思的，实践上是损害国家的，却没有人站出来说。把它改掉了，反倒有了罪，这实在叫做莫明其妙。 1992年5月13日，我在深圳召开的第三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市长研讨班上说：“城市调节经济的手段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土地规划；第二是人口规划；第三是产业规划。而土地又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如果我们的城市注意到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管住了大问题。”“我们很多城市为什么总是破破烂烂？原因就是没有钱搞城市建设。于是就多办工厂、多建商店，好收税利。结果企业办了一大堆，还是没有钱搞城市建设，城市还是破破烂烂。如果我们把土地作为重要财源，就可以实现良性循环。我们从土地获得收益，搞城市基础设使建设，就可以吸引大家投资办厂盖房，地价上涨，再拿去搞城市建设。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靠什么？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1972年尼克松访华，北京王府井忙着粉刷。当时的北京到处是灰色的平房，才两个购物中心，即王府井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那时的上海也是一样，除了帝国主义留下的外滩几座楼，还有什么先施、永安、国际饭店，解放以后没有任何改变。我出生在上海，就是住在贫民窑里，连自来水也要去挑。现在都成了大都市了，也算给中国长了一点脸！ 1984年应上海汪道涵市长之邀，讨论开发浦东问题。碰到一个难题，政府拿不出钱来建黄浦江大桥。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向日本银行贷款，再用养殖对虾的钱来还贷。看可怜到什么程度。政府连建桥的钱也拿不出，谁也不愿开发浦东。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使用土地要花钱，浦西的地越来越贵，自然到土地成本低的浦东开发，政府从土地中受益，盖一座桥还不是小意思。 还有一件趣事，新华社内参登了这样一篇报道：上海住房紧张，侨眷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房。香港来了一个商人，对市政府说，只要划一块地给他，就可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正为这事头痛，就给了他一块地。他从香港请了一个设计师，画出图纸，就在报纸、电视做广告，预交房款，在规定时间交房。结果房子被侨眷一抢而空。他请施工队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这样，他没掏什么钱，大捞了一笔，还为上海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报道最后说，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让一个香港人做呢？没错，在当时的体制下，自己就不许做。这个香港人不是打着房地产开发，而是帮侨眷解决住房困难的旗号来干的。此后过了10多年，我们才明白房地产是一件赚钱的买卖。传统体制把我们一个个变成了傻子，拿着金饭碗讨饭。 事情就是这样，有利也有弊。明白过来了，也出了问题。土地转让、房地产开发中产生了一批新的暴发户。利用出让土地不公开、不规范、不公平的制度漏洞，官商勾结，大发横财，加剧了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土地的巨大收益没有纳入预算，也成了各级政府的小金库，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买车大都从这里开支。看，腐败再次与改革同时俱进。那么，土地制度要不要改呢？是明白好还是不明白好呢？ 土地制度改革是违宪的，至1988年终于通过宪法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我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违宪、又不断修宪的过程。我国一直强调要制定社会主义宪法，而社会主义恰恰在探索中。把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写入宪法，这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改革就是违宪，于是有人出来保卫宪法。经过一番斗争，改革有所推进，再来修宪。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宪法中有不少提法已经过时，有些人就依据宪法来批评改革，又引发了一场争论。究竟应该制订一部什么样的宪法，值得讨论。 六、股份制试点与股票市场的兴起 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效益上去了，好处由企业拿走；完不成的，企业可说出许多理由，政府也没办法。一种是利改税，一刀切下去，企业接受不了，再来一个调节税，企业没有什么积极性。一种是股份制。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争论非常激烈。人民大学的的吴树青，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是小企业适合搞股份制，大企业不适合搞股份制。整个说倒了，大企业才搞股份制啊！ 1986年9月3日我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它可以不同程度地解决企业制度、企业领导体制、投资体制、政企分离、条块分割以及资金短缺、规模效益、积累与消费的对立、生产要素的组合和流动等问题。”该文对股份制作了全面分析：一是企业吸收职工入股，增加了一层与企业资产的联系，“船中有货怕潮涨潮落”，对企业和职工具有更强的动力和压力；二是股份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了企业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与厂长负责制之间书记为核心、还是厂长为中心的矛盾；三是实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面向全社会的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分离，国有资产则分管理与经营两种职能，分别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四是迅速地筹集资金和有效地组织供给是企业的要求，股份经济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经济联合发展所要求的自主地迅速地筹集社会资金的需要。五是建立证券交易所，通过股票的发行、转让，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转移，适时地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5）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6年11月26日将这篇文章，以《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改革的重点》、《股份制将促进国家管理职能的改善》为题发表。 然而，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则认为股份制中国家占大头，换汤不药，没戏。几乎每次改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旧观念的反对，另一方面要求改革彻底、过瘾、痛快。国家占大头，是会带来毛病，但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改强啊！在北京争论，不如下去试点。1987年我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的沧州、浙江的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了；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这样跑了一年很辛苦，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同志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他之邀，1987年底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当时，在北京就是坐而论道，已改不下去了。 来到深圳，如鱼得水。在李灏同志的支持下，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在我的主持下，企业处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在股份制改造中，碰到一个问题，在资产的存量中是否可以划出一块赠送给经营者和员工。深圳达声公司的总经理找我，他说赛格集团于1987年以112万厂房作为投资，经过一年多经营，公司净资产增值到300万，都是国有的。他不想继续干了¸辞职自己当老板。我劝他留下，搞股份制，以净资产的8%即24万作为红股，奖励给以他为首的一批业务骨干。可是这个方案被深圳人民银行以化公为私而否决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未解决。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都是员工创造的，送一部分股份给员工，怎么是化公为私呢？按照西方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将一部分利润购买股票分送员工，早已实行。我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为什么遵循西方的产权理论？学西方也好啊，那又为什么不学习人家的员工持股计划呢？传统理论实在是莫名其妙。真的是马克思主义吗？真的是社会主义吗？一搞改革，就有人出来，反对化公为私，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暗底里天天在化私、时时在流失。我们可以容忍这种非法的、无序的、无规则的暗箱操作，却不接受合法的、公开的、透明的改革措施。现在提出一种劳动产权理论，员工除了获得劳动报酬以外，应该享有企业股份。我很赞成。这符合马克思主义，也符合社会主义。现在，对真正有利于广大农民的、员工的事，做得太少、做得不够，老在维护国有资产啊、坚持公有制啊，这种表面文章上下功夫。 当时，搞股份制也得有勇气。王石找我要求万科上市，是为了摆脱上级公司的领导。他的上级公司是特发集团，作为直属企业，他随时可被罢免。王石想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发集团就是一个股东了。特发集团董事长袁陶仁也许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为名，反对万科改造为股份制。那时，谁搞股纷制，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我为万科上市，可以说是上窜下跳。一是找李灏同志寻支持，二是找袁陶仁做工作，三是到万科做动员，四是为万科发行股票搞推销。我去深宝公司动员了两次，最后还是打电话给我：“徐主任，不好意思，我们作了研究，还是不上市。”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股票发行也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1989年受“六四”事件影响，股价趺到低谷。 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今天看，这是股票供不应求，多搞几家公司上市就是了。但北京干预了。说是5只股票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那还不翻天？要我们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说。在张鸿义副市长主持下，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先规定股价不得超过10%，后来是5%，再后来是1%，但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没办法，只好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发行股票。同时跑北京向主管股票发行的人民银行汇报。 当时李鹏总理有一个观点，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到北京就是讨论股票与存款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常识问题。我讲，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老百姓有钱，可以存银行、买债券，也应该允许买股票。发行股票是存款搬家，但这个家必须搬、应该搬。这是企业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资改革的需要。是不是很可笑，这岂不都是常识问题？是啊，中国改革，哪一个不是常识问题？种地由农民决定，经营由企业负责，价格由供求影响，土地有偿使用，住房要花钱买，有钱可以消费，也可存银行、买股票、开工厂。 北京总算被说动，1991年深圳公开发售股票。凭身份证买认购表，再凭认购表买股票。当年成功地发售了300万张认购表。到了1992年8月10日如法炮制再次发售，就出事了。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游行、烧汽车，轰动全国，郑良玉市长为此而下台。1992年10月15日，我写了《深圳股票发行事件之我见》：买股票本来是风险投资，结果变成福利事业，凭身份证认购。1991年买股票发财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1992年上百万人拥入深圳，收集了一大堆身份证，尽管认购表从1元一张，提高到100元一张，也供不应求。再加上一部分认购表被私分，许多人买不到，引起不满。在发行办法的讨论会上，我曾提出买股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知识，因此建议由股民竞投，即根据每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填报认购的价位和股数，并交纳预押金。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采取按身份证认购的平均主义、福利主义做法将激起民愤。所以，这次股票事件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认识到买股票不是福利，而是投资。（6） 对股票市场的最大质疑，就是姓社姓资，股票自由流通，企业岂不都私有化了？为了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只能限制公股交易，仅25%的增量股份可以流通，这就坚持了所谓社会主义。我在1991年3月18日写的《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继续完善股票市场》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公股进入市场，一则可以起调节市场的作用，当股价飞涨时，可以抛售公股；二则可调整结构，卖掉公股的收入，可用于电厂、公路、机场、港口的建设。（7）但保公有制为主体是头等大事，存量股份不让上市的政策，不是经济而是政治。看，又是双轨制。后来，海归派回来一看，这算什么股票市场，土得掉渣，应该推倒重来。他们哪里知道中国的国情？由于大部分存量不通流，只有少部分可流通，再加上中国人没有多少投资选择，无论从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获得的流通股都要花很高的价码，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就大大高于境外股市。可有些人老是用境外股市的市盈率来评判中国，这可比吗？ 股权分置、一股独大带来种种弊端，全流通问题成为中国股市的老大难。2001年5月，参照境外的经验，宣布国有股按市价减持。这犹如蓄洪的堤坝倒塌，引发中国股市长达4年的持续下跌，造成股民、机构亏损累累、惨莫忍睹。2005年4月30日终于出台了一个解决股权分置的办法，非流通股取得流通权，要支付流通股对价。这是一个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的土办法。于是，有人情绪激愤地批判道：“实施对价补偿损害了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基础，破坏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是明目张胆、明火执仗地侵占和剥夺非流通股股东的合法财产权利。”认为，剥夺了非流通股流通权达十数年，非流通股是主要受害者，现在要回自己正当的权利，居然要支付对价，这岂不是侵占、敲诈和掠夺？我在2005年11月3日写的《中国股市的症结在哪里》一文回答说：流通股用高价购得发售的股份，增加了企业的净资产，非流通股得以分享。非流通股是股权分置的得益者，而非受害者。非流通股获得了流通权，将享受市场溢价，这又是锦上添花。而流通股在股市的下跌中已经亏损严重，面临非流通股流通，股价会进一步下移，这是雪上加霜。非流通股流通，就成了一个利益分配问题：非流通股流通的溢价收入归谁，这块蛋糕怎么切，才有利于股市的长远发展。我的结论是：“保护了股民，就是保护股市，保护股市，就是保护国家利益。”股市全流通问题，在证券委的领导下终于解决，迎来了中国股市的春天。 怎么看待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中国制订经济政策必须面对的问题。朱熔基总理曾认为：中国经济要上去，主要靠发展基础产业，而不是房地产、股票这类泡沫经济。于是采取打压股市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就有不让国有企业入市、不让银行资金入市。禁止国有企业炒股，可以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名义，但居然写入了1998年制定的《证券法》。一个国家的《证券法》怎么能对某一类投资者作歧视性规定，不允许投呢？这种错误作法，现在在B股中依然延续。B股规定，允许持有外币的境外投资者与境内居民投资，却不允许境内机构投资。现在已批准境内机构可投资境外股票，却不能投资自己的B股，这是依据什么法理、什么规则、什么逻辑？我当时与朱熔基总理的秘书李剑阁讨论：中国要发展基础产业没错，但怎么发展呢？房地产热，土地出让价格高，政府就有钱投资电力、公路、港口等基础产业；电力、公路、港口等基础产业可以利用股票市场筹集资金。搞市场经济必须有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热总比冷强。当然，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过分投机是要注意的。 搞市场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资本和土地作为不可缺的生产要素，必须建立相应的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热、房地产市场热，就会带动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刺激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热。所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深圳人觉悟比较早，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展开研究。后来由李灏同志拍板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然而，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8） 对于深圳的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不少外国人很不理解。有一个代表团到深圳考察，问我深圳搞了5家上市公司，对全国来说有什么意义？我说：意义就是示范，成功了，就可以推广。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的改革很关注，但是对搞深圳特区、对搞试点都不赞成。世界银行驻京办的林重庚就认为，这是温室里的花朵。1992年我去美国开会，世界银行的一位副行长与会，我借此机会，对世界银行提出批评。我说：世界银行每年的报告，对中国政府与知识界很有影响，提出过许多建议。但对于深圳改革试验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世界银行有份报告说，目前深圳搞的股份制改革，过分考虑了工人的利益，是短视的。世界银行认为不能采取试点的方法，只有全面推广才有意义。这个逻辑应该倒过来，试点不错，应该进一步推广。对试点应支持，而不是反对。世界银行副行长听了我的批评意见很重视，会后又约我专门谈了一次。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我国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是成功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目前，深沪两市共有上市公司 1497家，总市值达253156亿元。从1993年到2006年深沪两市共筹资金达11627亿元。现有104家证券公司，59家基金公司，发行了307只基金，其中封闭基金53只，开放基金254只。 七、产权转让、企业破产的改革试验 企业是一种生产经营单位，总有办得好、办得差的。好的应该发展，差的就要淘汰，这似乎是常识。可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只生不死、永埀不朽！一大批企业生产能力闲置、严重亏损，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效供给，但照发工资。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一到深圳，我就鼓吹要为企业办红白喜事，好企业就搞股份制、上市；差的企业就转让、破产。 1989年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暂行规定》，以市政府文件下发。我的创造有两条：一是成立产权转让办公室，设在体改委市场处，负责产权转让的实施和审核；二是实施强制产权转让，对长期不能清偿债务、经营状况很差的企业，提出建议报批后实施。1992年又以市体改委名义下发了《在市属国营企业中“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业”的通知》，提出企业连续三年经营亏损的，实行强制破产或产权转让。总之，你不消灭亏损，就消灭你。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你消耗的是国有的资产啊！到1993年共有65户企业实行整体产权转让，转让资产总额达2.6亿元。1993年２月, 成立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 1995年5月16日我在《投资导报》上发表文章《收购与兼并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热点》：“推进收购与兼并，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淘汰不合格的企业家，生产要素逐步向先进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家流动，才能实现存量资产的合理配置，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对于收购兼并是否是私有化的问题，我回答说：“由实物资产变为货币资产，我们用这笔錢，去建设电厂、码头、铁路、高速公路，这依然是国有资产。而且结构作了调整。我国国有企业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缺的是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能出让一部分国有企业套回现金，投资于能源交通，这实在是件大好事。” 产权转让在西方纯粹是商业行为，也没有产权交易所。混不下去，就卖啰！双方派律师、会计师或投资顾问一谈就可成交。政府是防止兼并中的垄断。可我们不一样，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国家的，亏了，谁也不着急。所以，改革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想不到改革快30年了，今天还是有人，一批老干部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不准出售国营企业。改革之初，北京把一家亏损的国营门店卖掉，一个老干部就掉眼泪。这与土财主有什么两样，祖宗的瓶瓶罐罐就是破了、烂了，也不能卖，只能供在哪里？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经历的，国营工厂、国营商店、国营饭店、国营粮店、国营菜场、国营鞋铺、国营理发店、国营洗澡堂，这就是社会主义？服务态度之差、服务水平之低，是所有人都感受到的。这些老同志对国营如此留恋，只要是国营的，不管什么样，就是喜欢，到了图腾崇拜的地步，确实超越了经济范畴，成为不需要经验的一种信仰了。 1991年12月26日还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强制依法破产实施办法》。这又是我的创造，破产一般是由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的，而“本办法所称的强制依法破产，是指对达到法定破产界限、确已无法挽救而债权人和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的企业，由政府和有关部门強制其依法进行破产。”文件规定下列企业实行强制破产：1、连续三年发生较大数额的经营性亏损，或亏损年度不足三年但亏损数额巨大，到期债务超过企业实际资产一倍以上的；2、已停止经营或基本停止经营，确无可能清偿债务的；3、管理混乱，资不抵债，整顿无效的。上述情况，要是发生在私有企业，债权人和债务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早就申请破产了。可是国有企业就不同，不是亏自己，而是亏国家。强制破产，是政府履行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减少损失，并让所剩的资产通过破产处理，重新创造价值。但这项改革阻力大、难度大，又麻烦、又得罪人，谁也不愿插手，法院也不接受。后来，多次协调，接受了，但资产的清理工作没有人做，只得我们派人去。唉，谁让我们搞那么多国有企业，自找麻烦啊！费了老劲，1992年1家国营企业实施破产，2家外资企业和1家外资银行破产处理。 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进入市场，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资本、人力要进入市场，作为生产要素载体的企业也必然要进入市场。企业产权转让和破产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中发生了问题，爆发了延续至今的改革方向的大争论。2004年郎咸平提出：要警惕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夺的问题，立刻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前一句是对的，但是他根本没有分析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夺的根源。尽管有关部门制定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定，但谁来监督执行？又加上信息不对称，管理监督部门不可能比企业经营者更了解情况。 因此，发生了国有企业贱卖，甚至被鲸吞的现象。根子就在于国有企业太多管不过来，更在于国有资产没有真正的主人。这本身就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出发点。搞产权转让会发生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夺，然而不搞产权转让更会发生国有资产被非法剥夺。企业日常经营中的猫腻更难监管。国有资产非法的、无序的、潜在的不断流失，正是下决心进行国企产权改革的动因。郎教授要求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能解决国有资产的流失吗？朗教授提出国企改革的思路是找职业经理人，并以法律来强迫承担信托责任。我觉得朗教授在微观上，尤其是企业财务的判断上比一般人聪明，但在宏观上，在全局问题的判断上却比一般人糊涂。 企业应对的是动态万变的市场，只有对企业资产真正负责的人，才可能真正负责任地去找职业经理人，才可能对职业经理人作出客观的正确的业绩评价。正因为如此，企业需要资产所有者组成股东会、董事会来作决策，电脑再先进也替代不了。当年政府与企业谈承包基数，就非常困难，现在朗教授忽然要以法律来强化对经理人的约束，实在不明白这项法律怎么制定，是一个企业制定一法，而且年年修订，世界上有这样的法吗？ 朗教授还以保姆变为主人的例子，来讽刺国企产权改革。如果只有几处房产，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发生。但是朗教授，你有了上百处以上的房产，麻烦就来了。你挑来的保姆，经常报告各种意外情况，需要增加维修费用，你很难辨别真伪，当然你可以请人审计，但又得付费。后来你发现这么多房产，虽然在你的名下，但实际上是保姆在享用，而你还必须付管理、水电、工资等各项费用，“私有资产在不断流失”，这个保姆成了房产事实上的主人。所以，你下决心卖房子，而且想赶快脱手，折一点价算了。如果有一个发达的房地产市场，房产的价格又非常市场化，卖房子当然是件容易的事。但企业的转让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当保姆提出要购买你的房子，你也就欣然同意。这种情况下，贱卖必然发生。其中更有一件让你伤心的事，保姆用你的房产抵押贷款购了你的房，没有化一分钱成了真正的主人。怎么样，再聪明的你，也难避免这种愚蠢可笑的事。然而，作为一个私人，是不会莫明其妙地购置这么多房产的。但我国的传统体制就是购买了大量用不上、管不了的房产，现在要卖掉，就发生了种种让人愤怒的事。这是原来干的愚蠢可笑之事的成本。当然，要尽可能规范，尽可能避免再发生愚蠢可笑的事。但如果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那才是愚蠢可笑的，那会带来更多更愚蠢更可笑的事。 八、国有企业管理架构、企业制度改革 1987年8月17日我与周少华合写了一篇题为《利税分离，划分产权，三权分立，重塑国家经济管理格局》的文章，指出：8年来的改革，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引入了市场机制。人们从市场运行中获得利益，而把风险留给了依然行吃大锅饭的国有资产。传统体制下的国有资产也不能随市场供求的变化实现流动和重新组合。可以说，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不起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引入市场机制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改造传统公有制，重新塑造国家经济管理格局，为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框架和基础。 改革的思路是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和经营机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和收益的扩大。为此，须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格局，将国家的资产管理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分开，在此基础上划清中央与地方的职责范围，然后按照各自的产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体系。 该文具有创见意义的是提出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建议，有权变卖、出租下属企业资产，也可折股出售。当时全国有5000亿的国有固定资产是凝固僵化的，1/4的国营企业长期亏损不能改组，这就不得不依靠有限的增量来调节。不合理的资产存量，拖住了相当一部分增量，死的拖住活的。这是传统体制下生产要素配置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也是传统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所在。资产经营公司为实现资产增值，使必须淘汰的企业迅速实现生产要素的转移，使需要发展的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使市场机制能真正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9） 在这篇文章发表前，我就到河北沧州进行试点，于1987年7月25日制定了《沧州市轻化系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并按照责任与权力、收益与风险相对应的原则，建立国有资产的经营机制，实现国有资产收益的扩大和增值。改组轻化局，实行职能分解。将党政工团等政治、社会管理职能，下放企业所在地区管理；将规划、统计、质量检验等行业管理职能，上收到经委设立轻化科承担；建立轻化系统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管理经营轻化局所属9个国营企业的资产。它具有收益分配权、经营控制权和财产处置权，承担国有资产增值、实现利润递增和资金利润率提高的责任。沧州市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管理、考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深圳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作了探索，较早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兼有资产管理与投资的职能。我来深圳后，于1988年5月起草了《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建议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全市国有资产行使管理权。分解投资管理公司职能，资产管理职能收归资产管理局，投资职能由投资公司承担，将现有的集团（总）公司改组为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国有资产的经营载体，承担资产增值的责任，拥有处置资产的权力。这个设想显然削弱了投资管理公司的权限，导致我与投资管理公司关系的紧张。1992年深圳成立国资委。1996年市属国有企业分别由建设控股、商贸控股与投资管理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改由国资委直接管理23家大型国有企业，成立投资控股公司管理需要改制的国有企业。 我国企业一直按照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私营和外资。在国际贸易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山西某贸易公司欠德国某公司的钱，由于找不到山西这家公司，德国公司就把海南某远洋公司的船扣了。理由是这两家公司都是全民所有制。我在1990年写的《深圳股市的深层思考和完善对策》中指出：“国营企业责任界定不清，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在对外交往中，实际上由政府承担最终的责任与风险，国营企业制度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采取国际通行的股份制形式，把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10）1992年我在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上，建议按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外资、私营的企业制度，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1993年制订的《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提出：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财产责任清楚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此，必须将目前按企业所有制形式建立的企业制度，逐步改为新型的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即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 我国国企改革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违宪的。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界定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那么所有改变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做法，都是违宪的的。这样，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将全民、集体改为公司制就是非法的。然而，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条是照搬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成为独立法人，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由国家承担无限责任；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只有一个所有者主体，只能实行调拨，不能商品交换，这都与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相冲突。究竟改对还改错呢？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非公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增加非公有制，减少公有制的比重必然是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临界点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即占51%以上。现在一批老干部提出，2006年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所以，他们要求维护宪法，重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我说中国改革一直是违宪、护宪、修宪的斗争。中国改革又到了关键时刻。 没有基本理论的突破，改革就前进不了。必须回到理论的出发点：第一、为什么要消灭私有制？是为了消除剝削。我们实行的公有制是否消除了剝削？过去，公有制是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那就是懒汉剥削了大家，少数剥削多数。采取国营的做法，由国家分走了剩余价值，是国家剥削了员工，这无非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拿走的剩余价值完全用之于民，那也是剥削，无非是多数剥削少数。如果国家拿走的剩余价值用之于少数人，那性质就更恶劣，是借国家为名，由少数剥削多数！所以，传统公有制并没有消灭剥削。 第二、现在的国有企业不用交利润，究竟谁剝削谁？近几年的企业利润增长额中，近80%来源于国有资源性企业。我国三大石油集团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近100亿元，上升到目前超过2000多亿元。而这样高的利润是靠了我国资源税税率过低，平均水平不到德国、法国低税率国家的1/30，石油的资源补偿费率仅为1%，美国则是12.5%。依靠资源垄断、经营垄断而形成的高额利润，民众却享受不到任何好处，能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吗？ 第三、非公有经济交纳税金所构成的财政收入是谁的经济基础？我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增长到2005年的31627亿元，年平均增长10。3%，而同期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不用说这是非公经济的贡献。这是增强还是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第四、谁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 1991至2005年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5.3%下降为11%。近30年来民营、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10%，而职工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说明，无论在国企、民营、外资企业中都存在对员工的剝削。 第五、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中得到好处？从1978年到2003年，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从 1986 年到 2005 年 20 年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 23 倍，而同期 GDP 只增长了 14.6 倍。政府利用权力在二次分配中首先得益。 第六、财政支出向什么方倾斜？1996年至2002年我国政府对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结构，从10.49：38.38：51.13演变为15.99：47.76：36.25。基础性和竞争性投资比例高达84.01，其中竞争性投资比例36.25，超过公益性投资一倍还多。我国的财政支出中最容易膨胀的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经济建设投资，将近占了50%，而美国只占17%；最不容易膨胀的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我国占25%，而美国最容易膨胀是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占了75%。 总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理论认识上并没有解决。我认为，在一次分配领域，实行按要素分配，资本与劳动都享有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即劳动应拥有股份。这样才能真正消灭剝削。在二次分配领域,财力应向社会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倾斜。社会主义就是照顾好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办国营企业。社会资本无力、不愿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才由政府来投资，委托专人来经营。 九、制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1987年考察新加坡，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这给了我很大启发。1989年由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讨论方案。我故意不称领导小组，而称工作小组是不用向市领导请示，干起来再说。我自封为组长，提出一个思路，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帐户与共济帐户，当个人帐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帐户补充，以弥补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此后，由体改委副主任陈道贻主持，市场处副处长杨建和主笔，市场处陈坚定作测算，经集体讨论，历时三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终获通过颁布实行。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金，分立个人专户与共济基金，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制订该方案时没有涉及财政对社会保险的支持，更没有研究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以至产生了对改革、对政府、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怀疑。 对城乡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首要的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体现。但是，至今缺乏认识。我们已制定了十一个五年计划，但一直重生产、轻分配，有GDP翻番的规划和目标，却从来没有制定社会保障方面的长远规划。 早在20多年前的1984年我写了《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用产值、速度、产量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考核经济工作的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考核经济工作，结果许多地方工厂盖了不少，生产发展很快，但住宅紧张、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人民生活问题成堆。”建议“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2000年的奋斗目标”，“从七五计划开始，安排经济发展的秩序能否顺过来，先定人民生活的消费指标，吃、穿、住、用、行以及文教、卫生等社会服务达到什么水平，然后推算工农业各部门的生产指标，最后确定产值、速度。”（11）赵紫阳征求国家计委，能否按此编计划？房维中答复：这种计划没法编。 今天，计划改为规划，工农业产值改为国内生产总值，取消了产品数量指标，然而还是一个生产规划。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而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没有任何指标，城乡居民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究竟要达到水平没有提及。 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从GDP来看，我国挤进了世界第四位，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而民众感受到实惠不多，看病、上学、住房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怨声载道。民众的意见是：“对于一届政府的成就，不要仅关注经济增长，还要看教育、医疗、环保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如果经济的成长只表现在数字上，而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进步，那么数字必然是虚的，毕竟，生活才是真实的。” 今天的各级政府已趋向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他们在利益分配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工资、福利、盖楼、吃喝、用车、出国；其次是实现GDP增长的投资和改善政府形象的工程；而城乡居民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旡论在财政支持上、还是制度建设上被严重忽视。以2005年财政支出为例，总额达3。4万亿，行政管理费支出达6500亿，占当年支出的19。1%；经济建设费为9317亿，占当年支出的27。3%；用于抚恤福利、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各种价格补贴共3530亿，占当年支出的10。4%。如此分配，怎么能让百姓满意？ 2006年9月25日至26日，我参加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十分赞同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提出的见解：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公有、私有，关键看剩余价值归谁所有。生产资料名义是公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少数人占有，这就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反之，生产资料名义是私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社会占有，这就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是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然后向全体居民提供社会保障。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没有社会保障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要到企业里去找，到财政部去找。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能否推翻新的“三座大山”，即解决医疗、教育、住宅的制度性短缺。 十、30年改革的反思 我国改革从农村承包、城市企业扩大自主权起步，八十年代主要是建立商品市场，九十年代主要是建立要素市场。产品、土地、资本、劳力、企业等资源逐步进入市场，由此带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资源配置效率的极大提高。资源市场化的改革也就给权力带来谋利的机会，除劳动力以外，资源大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因此，腐败同改革与时俱进，官商勾结，炒钢材、炒地皮、炒股票、炒企业造就一批批的巨富。资源市场化的改革给民众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有下岗的痛苦。城乡居民生活改善和贫困户的大幅减少，是改革的成果，但教育、医疗、住房费用的大幅提高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无权力、无资源、无关系的大多数人从改革中获得的利益递减，却承担污染拥挤、通货膨胀的恶果，不少人还面临失业、拆迁的厄运。经济增长而伴隨以破坏环境、耗竭资源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以贫富扩大、犯罪严重、道德堕落为标志的人与人关系恶化，以精神障碍严重、自杀率趋高、信仰迷失为标志的人与自我关系恶化，使人们对改革的不满日益增加，终于爆发改革方向的大争论。我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倒退、停顿还是前进？ 对于目前出现的不公平结果几乎旡人否认，但由此产生的对改革的评价却大相径庭。老左派认为市场化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没错，是背离，但背离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资源全部由国家控制、计划分配，尽管也取得了令人骄傲的重工、军工的发展，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经济比例长期失调，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人身自由基本丧失，酿成饿死数千万人的大悲剧。他们批评改革的参照系是错的，要求退回已被实践抛弃的老路更是荒谬的。新左派把改革视为学资本主义，这也没错，对从来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一种进步，尽管这种进步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剝削的残酷。新左派还把改革视为掠夺，有一批人借改革之机进行掠夺，也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将资源市场化过程中发生的掠夺等同于改革，那是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起码能力。那就等于说，中国发财的人中有小偷，那么中国发财的人都是小偷。上海出了陈良玉、周正庆，因而上海的发展、浦东的开发都统统不值一提。他们也完全不懂历史，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中的每个进步都伴随有掠夺，而不能因为曾经发生的掠夺而否定文明的进步。我国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人身自由基本实现，是市场化改革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可喜的历史进步。这是稍微尊重事实的人都不能否认的。新老左派对改革的全盘否定，导致方向的迷失，最后只能以怀旧、倒退作为归宿。他们对改革的不满值得重视，其中不泛有深刻之处，但找不到出路。他们寄托的希望，要么已经破灭，要么成为历史，要么正在蜕变，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成功的案例。为什么一当左派，脾气就大，原因就在这里。我所认识的一些老人，过去待人都很和蔼，现在当了左派不是喜欢骂人，就是爱上纲上线，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变了一个人？现在我终于理解，他们是由于郁闷、愤怒和失落。 中国改革的成功归于双轨制渐进改革模式。这是摸着石头过河、避免社会大振荡的正确选择，也是应付政治保守派、减少改革阻力的机智策略。可成功的原因往往就是问题的根源。今天，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和痛苦。政治改革不动、经济改革先行是双轨制，保障了政治稳定，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但是权力失去制衡，腐败也就泛滥猖獗。鼓励创造财富，忽视财富分配是双轨制，改革之初的政策重点是打破平均主义，实行效率优先，由此也就带来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重视资本的权利，忽视劳动的权利是双轨制，以利于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加GDP，由此造成劳动的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工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内需的萎缩。城乡分割，经济、教育、文化、医疗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始终不变是双轨制，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也就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一直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经济领域承认个人利益，鼓励为人民币服务，思想领域则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号召为人民服务也是双轨制，形式上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实际上造成说与做、思与行的脱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实行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双轨制，这是当年邓小平保持平衡的政治智慧，但今天成为冲突的焦点，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反对改革开放的大棒。
认真观察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教育、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以及相互关系，都是并存着新旧两套规则、两种制度，这是我国处于体制转型期的基本特征。不管其他领域，改革先从经济领域起步；顾不上公平和平等，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等等，在改革之初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就需要向社会、政治、教育、文化、思想等领域推进改革，保障社会成员公平地分享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且进一步获得社会、政治、教育、文化、思想的平等权利。成也箫何，败也箫何。双轨制可以使我们成功，也可以使我们失败。如果听任双轨制带来的腐化和不公，继续用旧制度、老办法来解决新矛盾，就可能爆发社会冲突，使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加快向新制度转型的步伐已是当务之急。不过在新的改革中，我们依然可以运用双轨制，也就是用新的双轨制来替代旧的双轨制，逐步完成体制的过渡。 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理解正确，才知道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共产党领导，以及还要不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一直把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经历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没有前进一步，连目的与手段、目标与途径的简单关系也弄不明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社会主义要达到什么目的？应该开悟了。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理念。自由资本主义强调自由交换、自由竞争，反对第三者的干涉，主张看不见的手。但由于人与人的秉赋、条件、关系、资源、机遇等等因素的差异，竞争的结果必然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理念由此而诞生，社会不能放任不管，必须运用看得见的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主张劝说、示范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统统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它们的真假取舍统统以是否实现和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为标准。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公有制是借公共利益为名，由少数人做主，而剝夺了绝大多数人的创造性、能动性和人身自由，是一种十分落后、虚伪、专制的经济制度，被社会主义实践所抛弃是正常的。按劳分配，实行劳动产权，是正确的，但不能以此否定土地、资本、管理、科技等其它要素的作用，真正按要素来分配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暴力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面临国内外敌人进攻时是需要的，但一旦转入和平时期，就应实行法治和民主，决不能以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来治党、治国，那必然造成灾难。打着人民民主的旗号向少数人专政，而不需要法律、不需要程序、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定罪，今天的人民，明天就可以成为敌人。可是现在仍有人怀念那以整人为乐趣的专政，还说这是社会主义必须的，不知统计过没有，这种社会主义能有多少人喜欢？至于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看是不是真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是真的，一定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不需要叫着、喊着要坚持；如果是假的，就一定会到民众的质疑和反对，这时候才有坚持的必要，但一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怎么才算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呢？经济上实现公平分配，推行劳动产权制度，保障工人、农民的正当权益，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政治上实行民主法治，保障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决策，建立协商民主与竞选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制度。思想上实行独立自由，保障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畅通利益诉求渠道，鼓励思想道德追求。文化上实行继承创新，吸收西方的人文精神和中国的传统美德，创造和谐、幸福的人类新文化。这就是中国的新社会主义理念。 第四、中国改革中的左与右？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各国政治中都有不同含义。我国对左与右的理解，一般是急燥冒进为左，守旧保守为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左倾。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反对合作化，主张新民主主义，就是右倾。这样延续下来，主张社会主义就是左，也不管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学习资本主义就是右，也不管学习的是资本主义的那一部分。自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左，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右。 我经过分析思考，这样来划分中国改革中的左与右，实在名不符实。这涉及到对现阶段我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我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革命成功，使中国获得独立，结束了半殖民地，但没有改变封建专制，中国是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专制社会。邓小平为了发展生产力，引进了资本主义，还只是早期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反封建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2006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超过21万亿，财政收入突破3.7万亿元。2007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3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按生产力水平，我国完全有条件达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初步实现公平分配和初步建立民主政体，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受阻，被挡在了社会主义门外。 坚持改革、推进改革，就是为了落实、保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革派才是真正的左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啊！而那些高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他们所要坚持的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守旧、倒退、复辟，是典型的右派啊！他们说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改革派中确实也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即使如此也比你们主張的封建社会主义进步得多啊！主张全盘西化，比起坚持封建主义，最多是犯了急燥冒进的错误，也是左派；而你们还要走回头路，坚持搞一党一派的专制，才是右派！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这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 注释 注1：《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中国善网”http://www.chinashanwang.com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电话：010-63071372, 传真：66079391，电子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政编码：100031， 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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