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殷辂 2005年12月19日 电子邮件：yinkx@sohu.com 一、中华复兴的涵义 2002年五月九日的《参考消息》登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方人为何质疑中国的繁荣》。文章分析了西方质疑中国繁荣的心态：一是为了坚守“民主优势”，二是害怕中国崛起。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几年前，李登辉这个无耻小人就极其恶毒地诅咒中国经济将在七、八年之内崩溃。这些人害怕中国强盛，他们的“预言”是为他们险恶目的服务的。但如果分析他们的心态仅仅是为了确认我们的“繁荣”，陷入自我安慰的虚荣之中而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那就真正有可能掉进不怀好意者的圈套之中。应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坏话当好话来听，好话当坏话听，善于守拙，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踏踏实实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不被與论所支配。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实际上是反华势力贯用的两种武器，将中国的实力人为地抬高和将中国存在的问题人为地扩大是认识中国的两个极端，其内容虽截然相反，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对中国来说，最危险的不在于外在的舆论，而在于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2001年发生的一系列喜事（申奥成功、足球打入世界杯、加入世贸、举办国际性会议）被媒体渲染为历史事件，但仔细想来却都是没有实际内容、华而不实的东西，将它们与国运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实在有些牵强附会，极易使人丧失应有的清醒。中华民族不可能因为被世界“重视”而“复兴”，就像近代以来没有因为被世界轻视而消亡一样。采取过于张扬的手段人为地提升所谓的国际地位，不但不符合我们民族顺理安行的传统，也违背了一个处在上升过程中的民族应具备的荣辱不惊、自强不息的品质。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首先要复兴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争强好胜之心去实现“复兴”，即使取得很高的国际地位，也会像今天的美国这样为了维持这种地位而最终丧失这种地位。古人云：“夫名之盛，实之衰也。”实力如果要靠虚名来维持，终不能长久。 民族自信心的基础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自信是自我而信，非自他而信。自我而信是依文明、依公道而信；自他而信是靠压倒别人，靠他人的仰视、赞誉而信。依道而行，他人毁誉与我何干？不依道而依毁誉，极容易被别人牵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妄自菲薄而对自身的“聪明才智”妄自尊大，这不是民族自信心而是种族自信心，这种自信必须要靠压倒别人加以确认，因此从根本上说又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以压倒別人来确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据说是宗教改革对世俗社会做出的“贡献”，据说给近代西方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当代的很多问题不正是由此而来的吗？这种极度的不自信已衍变成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和贪婪攫取，对于民族来说又极容易衍变成种族主义，它不但不能解决内心的焦虑，反而成了社会不公正的文化根源。用超过他人进而以压制他人的方式确认自身的价值，这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一种秩序，当它成为秩序时，其文化上极其有限的合理性也就消失了。一个真正自信的民族其自信心是建立在公道和文明之上的，其复兴也决不是为了确认自身的价值（种族的优越）、得到世界的敬畏，进而称霸于世，而意味着公正、合理、和谐的新秩序的建立。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提高，复兴的提法在媒体中非常时髦。但复兴什么？为什么要复兴？为什么会复兴？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国家的欺凌，找回民族自尊的要求相当强烈。但如果说复兴就是复兴曾经有过的尊严，这并不是中华民族应具备的气度。如果说在现行秩序下取代美国并按美国的方式行事就叫复兴，那么复兴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中山先生论及中华复兴时指出：“民族复兴的止标，乃是将我国固有的道德智能从根本上恢复起来，对西洋的科学技术文明要迎头赶上去。”近代以来科技文明发展极为迅速，但它并没有将人类导向健康文明的生活，反而竭尽自然资源纵容少部分人无休止的欲望，科学技术在纵欲主义文化支配下发挥不了其应发挥的作用，甚至无法解决世界上众多人口的贫困问题。科学技术已脱离伦理道德而畸形发展并逐渐走向人类社会的对立面。不解决人类本身的问题，不改造自身（克己），片面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以顺应自身的物欲，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严重对立，这归根到底就是道德智能或文明丧失的结果。中山先生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弊端，提出复兴道统、发展科技以振兴中华，进而影响世界的复兴之路。复兴意味着科学技术回归道统，重新服务于人而不是物欲。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从根本上说是一条独立于世界体制之外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一条自利而利他的、合乎道统的、和谐发展之路。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复兴有道，道之复兴、文明之复兴是真复兴，重蹈西方的老路，以争夺为动力，以分化为“代价”求得“整体”的“发展”，依靠机巧和技术手段制造“繁荣”，损人而利己，这不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而是对美式“文明”的认同。发展有道，建立在公正、和谐基础上的发展，建立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发展为真发展，悖于道、脱离人、纵欲主义之“发展”为假“发展”。中华民族的自身特点及其对世界、历史的责任决定了她不可能走西方那种损人利己、以破坏和谐取得局部发展的老路。近年来，“发展”、“市场经济”、“法治”乃至于伦理艺术被“学术化”，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物。造成的结果是，发展与和谐相背离，经济与道德相背离，“法治”成为与人无关的秩序，伦理成为与实践脱节的“知识”，艺术失去其教化作用。道统的丧失使学术与科学技术一样失去了其基础，异端邪说“百花齐放”，严重误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离开中华民族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历史背景而讲民族复兴极容易陷入种族主义之中，没有任何意义。民族是一个载体，民族复兴就是将民族所承载的文明在新的历史阶段从根本上得以恢复，这种恢复并不是因为这种文明能界定我们民族的特征，而是因为文明本身有内在的复兴要求，它是解决中华民族自身问题以及世界所面临困境的出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出发可以回归到中华文化，但对中华的认同并不单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而是因为它对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不可能按西方的方式在现存世界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人类共同发展的美梦早已被纵欲主义文化以及其所对应的秩序打破，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中华复兴的问题。中华复兴是民族主义，但又是世界主义，从民族主义出发进而超越民族主义，这才是自利而能利他的真正的复兴之路。离开其它民族而讲民族复兴，并沒有摆脱现存体制和文化，即使有“复兴”也是历史的一段插曲。《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告诉我们：虽有阴阳消息，但阳无可尽，道不可亡。观《复》不但能理解当今世界主导文化的性质，还能体认中华复兴的必然性及其本质涵义。 中华复兴的根本就是以道统的复兴带动民族的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或不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具体的，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也有霸权者的民族主义。霸权者的民族主义是典型的种族主义，是掠夺和扩张的思想武器，沒有任何公正可言，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却是争取自身正当利益，改造不合理现实的有力武器。离开不公正的国际秩序而抽象地谈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就会掩盖问题的本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运动退潮的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这并不是偶然的。在霸权主义环境没有改变、民族之根本没有恢复的前提下，如果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不能“退守”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彻底“国际化”，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有些人热衷于发现中国人的“病态的”、“媚上排外”的民族主义，但却不去思考这种“精神病灶”产生的背景，也不反思其自身思维中的“精神病灶”，陷入另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化装成普世主义的面目）之中而不自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爱国主义或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这样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条保持清醒、通往正道的阶梯，没有这个阶梯，就很可能在国际化、普世主义的煽动下丧失民族复兴的机会。民族主义在现时代是超越民族主义走向正道的一个途径。 中华复兴是中华民族长期而艰巨的使命。与其过早地谈论民族复兴，不如积极、认真地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孟子曰：“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必有违道取誉之事，欢虞实际上是人为造作使然，岂能长久？而王者顺道而为，一切皆自然而然，其民平和、广大、自得，并沒有狂喜和狂怒。过分地渲染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或许可以使民众欢虞和激动，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轻言复兴并不能振奋民族精神，相反，以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复兴，复圣人之道，这才是平和自然而后劲十足的复兴。 二、中华文化与当今三个热点问题 中华是文化、民族、历史、地理的综合体，其核心是中华文化。中华复兴不仅仅是解决民族认同的问题，而是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世界背景下的问题。它是在现存的发展模式的问题日益显现、世界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出现的。对于文明来说，讲中华复兴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文化的优越，不是求异，而是求同：求人心之本然，证人心之大同。 第一，理性民族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关系。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主义是当今世界主导意识形态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那些以“普世文化”反思国内民族主义的人同样是以民族主义为武器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位置罢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反抗压迫中形成的，是被动的、应对性的，相对于压迫者的民族主义有它的合理性，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毕竟是有局限的，如果停留在“民族”之上而不能超越，可能最终连真正的民族利益都难以清醒地认识到，因为民族主义虽然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武器，但并没有超越这个时代，仅凭借这一点难以摆脱被时代压迫的局面。理性民族主义的形成有赖于提供理性的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有了中华精神，民族主义就有了理性的保障。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主张扩充家族慈孝亲睦之义，成民族仁爱诚信之德，推而为民族与民族平等和合之大同世界。这是真正理性的民族主义，它强调民族但不失正理，自利而利它，这正是中华精神的体现。中华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本质是以中华统摄民族，而不是以民族统摄中华。 第二，当今世界的冲突与和谐之理。当今世界的不和是利益难以协调的结果，是现存秩序和文化的必然产物。只讲利益而不论是非，无义之利和正当利益平起平坐，实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与不和也就成为必然。恐怖主义根源并不在于文明，而恰恰在于不文明、不合理的现实。文明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但文明教条如果被现实利益利用就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极端对抗极端，以不文明对抗不文明，造成了世界的不安。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文明无关，现存的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同样也不能归咎于特定的文明。“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转移矛盾，将现存秩序与文明的冲突转嫁到文明本身。文明之间完全可以“和而不同”，各种文明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完全可以同于“义”。相反，当今所谓文明实体之间在主导文化的支配下却同于私利、私见，各美其私、“同而不和”，只能你争我夺。要实现和平，必须确立人心之“天平”，应该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不应该将文明的差异绝对化。 第三，关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和平崛起。中国的发展必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地和平崛起。如果坚持走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即使能保持人类社会的和平，也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和”不是局部关系的“和”，“和”是自他的调和，自身不“和”，自他关系就难以和谐。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必须要对“纵我制物”（太虚法师）的主导文化及发展模式进行矫正，这需要中华文化的复兴。没有文明的复兴，即使认识到目前发展模式的问题，也难以真正改变。和平崛起和中华复兴是一致的，只有中华文化的复兴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崛起。要实现中华复兴与和平崛起，最根本的任务是“立本”，没有这一点而仅仅依靠技术设计是没有用的。文化或思想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制度安排而消失，发展道路中内含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发展”而解决。从现实看，只有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和谐发展的新观念才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头和理论层面。和平崛起不是重蹈“普世”的老路，而是独立于现存体制和文化之外的有中华特色的道路，是建立在公正、和谐和文明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自利而利他的发展之路。 三、对中华文化之根、本的认识 我对中华文化的体悟经历了一个过程，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认识到流行学术的无聊，毕业后开始修学儒家经典，才真正开始觉得学问有了着落，但这时并没有摆脱慢心，在西洋人面前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随着认识的深化，我渐渐体会到这个傲慢、惟我独尊的心态其实就是中华文化极力反对的。人有类别，但心无类别。孟子指出：理、义是心之所同然。六祖也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没有根本的平等心，以争胜心看待文明的差异，就不可能理解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没有通过武力传播，但却有非常大的融合力，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她不强求形、相的一致，而是求证于心、求证于理。可以说，中华文化之根就在于这“人心之大同”。在当今世界，文化成了制造种群界限的重要因素，其原因不在于文化而在于种群的争夺。文化不能统摄种群，反而成了种群的附属物，这是问题的根本。争胜心不是文化本身造成的，而是种群意识造成的，想用一种文化征服另一种文化，这就是种群意识在作怪。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几大文明并不是偶然的，如果将它们看成是教化手段，问题就好理解了。不同的教化手段对应的是不同根器和特点的群体，虽然在究竟与不究竟上是有差别的，但在向善的目的上却是一致的。亨廷顿将文明的差异看成是根性上的对立，实际上否定了“心之所同然”，这是有意制造矛盾。种群不同但都是人，只要不被私欲和偏见所蒙蔽，对世界的认识怎么会有根本的差异？文明之间即使有碰撞也必定是和平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种群意识的表现。各个文明的“代表”都将自己看成是真理的化生，冲突也就出来了，但它实际上来自文明的“代表”，和文明无关。如果非要将极端主义归咎于特定的文明，那么只有消灭它才能实现和平，这不正是夷蛮思维吗？当今世界的冲突与不和产生的根本在于“无道”和不文明，是道与非道、文明与非文明的对立，不是文明之间的对立，文明之间的对立不是偏见就是私利在作怪。 中华复兴不是复兴一些表面的形式，而是复兴其根本。局限于文化的形、相，实际上正是“我们”感或分别意识的反映。国内一些学术人喜欢谈论“普适价值”，但却将特定的形式强制性地规定为“普适”。这种思维就好比将火柴盒式的房子说成是普适的，难以让人信服。目前的所谓现代化道路是普适的吗？西方的“民主形式”真的能体现民主精神？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什么是普适的？人心是普适的，道是普适的，而这恰恰是无形相的。古人说："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又说："道无方体，不可执着。"预先定一个"普适的"标准必然导致僵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前一段看到一篇文章，说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不是"民主"，而是对专制者的训政，这是典型的将民主器物化的思维。我们的问题正好相反：现代"民主"究竟能不能体现"民为贵"？所谓的"民主"政体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尽管装饰得比较精致，但并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在所谓民主国家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政治体制是中国目前仅存的非"普适"因素，学术人谈起政治体制改革都有一种真理在手的"气粗"，它正在成为产生"见解"的最后环节，但"见解"一旦枯竭，马上就有可能会往回走，形成制度的轮回。实际上，政治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靠所谓制度设计就能趋于完善的。子曰："政者，正也。"政治改革的根本是一个"正"字，失去这一点，形式再完美也难以发挥作用。很多人喜欢谈论"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但大都脱离"正"而谈"治"，脱离人而谈制度。这种所谓的"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其实是一种工具或器物文明，它和"人的文明"形成了一种反向关系。在人不"文明"时，它们受到推崇，而当人变得"文明"之时，它就显得极为"复杂"和多余。从理论上说，所谓"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离不开人性恶的假设；就现实而言，它与社会大环境和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它不是"终极制度"，而是特定时段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制度。人们曾经将国有制看成是终极的，但文化价值环境一发生变化，它不但不能继续存在，还成为批判的对象。国有制的出发点不可为不好，其形式也不可为不巧，但在目前却没有人将它视为"普适"的。一些学术人视"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为不可超越，这同样是忽略了它们产生和赖以存在的环境。要理解西洋社会所谓的"政治文明"必须将其放在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轻易地将它理解终极的或普适的制度是非常冒险的。 在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同样也是如此。走"普适"的道路必然出现"普适"的问题，不可能实现所谓共同发展的目标。现在中央提出"五个统筹"与"和平崛起"，实际上涉及到了新的发展观，但仅仅构建理论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走"普适的"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的，走新的发展道路同样要有文化基础。我第一次听到"和平崛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被希特勒驳斥的"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理论，他认为没有军事和政治实力，经济上的"和平征服"不可能实现。实际上"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理论和希特勒的"武力征服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不过后者比前者在理论上更"彻底"。在"丛林法则"之下，"和平"只是实力维持下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和猴群非常相象。在具有争夺猴王实力的公猴没有长大之前，猴群是"和平"的，但它一旦长大，战争就不可避免。如果官方构建的"和平崛起"理论就是经济上的"和平争夺"，那么它的意义不大。我看了一些对"和平崛起"的表述，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到和平、和谐之根本，如果"和平"仅仅局限于手段，那么它与"和平争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走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的基础就是确立和谐文明的生活方式，这必然涉及到文化或文明问题。《礼记》上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没有深入人心、启发良知的文化和教育，一切都没有着落。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目前发展模式的问题，对新发展观的表述也越来越多，但为什么只能停留在语言层面？人心不正，一切外在的改造就失去了基础，难以发挥作用。 正理越是被埋没，学术也就越发达。复杂的现实产生复杂的学术，复杂的学术局限于现实的框架之中并进一步将其复杂化，不能超越时代，反而被时代所规范，这就是当今学术和现实的关系。学术的“发达”和西方社会“法律、制度文明”的性质非常相似，它们都不是“治”的表现，而恰恰源于“不治”，实际上说是对混乱的确认。中华民族要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道统的复兴、中华的复兴。在有根基的条件下，科技文明、制度文明等改造世界的手段都是可以吸收的。没有根基只会腐烂，哪里谈得上吸收？当今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本”、“根”没有确立，在此前提下谈所谓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或普世的发展道路，根本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四、软力量与和平崛起 曾经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美国学者关于“虐俘事件”的文章，该文分析了这一事件对美国的软力量的破坏，认为如果不重建软力量，将直接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人所谓的软力量，就是“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西方战略家非常重视软力量的建设，但在霸权思维下，它不过是假借“仁义”而形成的吸引力而已，其目的是维护霸权并获得物质利益。如果假借的东西被人揭穿，其霸权就会受到直接的挑战。美国的霸权实际上是靠相互联系的硬力量和软力量共同支撑的，如果失去了后者，会不会和前苏联一样成为一个军事上的空壳？ 我小时候生活在西部边疆，因为靠近苏联，能真实感受到它的威胁。当时就想，苏联会不会一直强大？如果能改变苏联人的思想，他们强大的武力就沒有用处了。小孩的想法很幼稚也很狭隘，但苏联最后的发展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一个强大的帝国一旦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丧失了其力量，虽然还有军事力量，但却不再有威胁。美国难道不会这样吗？在强大得似乎不可战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其衰落的开始。虽然美国还拥有超强的物质实力，但这种实力却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吸引力”，如果世界不再愿意“证明”其强大，这种强大也就不存在了。软力量和硬力量是可以转化的，丧失软力量意味着硬力量也将随之丧失。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越来越依靠“概念”来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如果概念不被认同，如果不能吸引众多的商品生产国去“搭便车”，美元还会是世界货币吗？软力量的削弱必然会影响美元的地位，一旦美元丧失了其金融霸权，这个现代罗马帝国将很快地回归到其应有的位置。 有学者指出美国战略家最害怕的是中国“软力量”的兴起，这种判断非常到位。这些战略家很清楚其现实利益和当今主导文化的关系，一旦它们被取代，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美国战略家担心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害怕他们假借“民主、自由”的本质被人揭穿，另一方面又害怕假借的东西被更深厚的文化所覆盖。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是底气不足。没有外力作用的文明交流和碰撞不是坏事，但亨廷顿却刻意地将现存秩序或西方利益与某种文明强制性地捆绑在一起，这说明“文明”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种武器和工具罢了。最近又读了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发现这个人并非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书生，“文明冲突论”也决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视角，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当今世界正处在文明复兴的前夜，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亨廷顿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理论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判断，还不如说美国霸权对现实的回应。“文明冲突论”出台后，有人批评说，正是“文明冲突论”本身增加了其发生的可能性，这种批评并不到位。如果说“文明冲突论”有目的的话，那么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明的复兴纳入“冲突”的范畴，二是将当今主导文化及其对应的秩序纳入文明的范畴。真正的文明复兴是指向“和平”的，但有了“文明冲突论”之后，它就成了冲突的原因；当今主导文化及不合理的秩序是冲突的根源，但有了“文明冲突论”后，冲突就变成了“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国内一些人不理解美国学者为什么从“普世文明”退守到某种文明，实际上美国人极不愿意打击其仰慕者追求“普世价值”的热情，只不过这种东西在现实中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 亨廷顿虽然没有超越国家种族的胸怀，但对国家利益看得很清楚。反观中国，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不要说理解孟子“仁者无敌”的含义，知道中国“软力量”源泉的人都很少。别人以“文明”为武器，而具有巨大融合力的中华文化却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最大问题。现实越来越清楚，一个缺乏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的民族不可能冲破别人画定的圈子，更不可能对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我们不是日本，可以靠“搭便车”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美国这列车并不是自己发动的，而是由希望搭车的竞争者推着走的，如果每个竞争者都能上车，谁来推车？退一步说，假设美国人允许你搭车而不是推车，我们也能够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进入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局面会怎样？生态环境又会怎样？如果崛起就是在现存秩序下再崛起一个美国，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消费，这对于世界来说不是机遇而是灾难，即使不出现人类社会的战争也必然会出现人与自然的战争。中国有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绝对不可能用“普世”的方式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少数人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而在水坝边取土制造“高地”，如果周围的人都争着加入他们的队伍而一起做大“高地”，结果会怎样？如果世界各国都为了搭美国的便车而争斗，这和上面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即使通过竞争“和平”地爬上了高地，但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淹没的命运。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所谓“普世”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不允许所有国家都走这条道路，如果不搞清中华复兴与和平崛起的世界背景和时代意义而将崛起绝对化，中国不会和平，世界也不会和平。 中华文明在近代被外来势力打破之后，面临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复兴的问题，和平崛起意味着这种历史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成为最大的问题，文化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平崛起”理论不会超过二战前德国的“和平征服”论，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实践中也难以真正“和平崛起”。在现存国际秩序或体制内，以争夺的方式去实现崛起不可能有和平；以“和平”的方式去争夺不可能有崛起。和平崛起是与改变非和平的世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秩序内的竞争，而是秩序之争、人心之争，直指现存秩序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文明的兴起或复兴并不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战争是在特定的框架中进行的，而超越时代的变革却是直指人心的。通过战争和争夺可以确定谁成为霸主，却难触动支撑这种秩序的文化及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说恰恰是既存秩序的确认。一些人认为，“崛起”是体制外的，而“和平崛起”是体制内的，这其实是一种颠倒的理解。实际上，将崛起绝对化正是当今主导文化的表现，它即使能改变了力量的格局，但强弱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触动“非和平”的秩序，它恰恰是体制内的，对世界的意义不大。相反，和平崛起却是指向和平、自利而利他的，是对现存不文明秩序和体制的超越，从本质上说是文明的复兴、道义力量的崛起。 力量的软硬之分对认识大国的兴衰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物质力量，那么强者就永远是强者，根本不可能有新生力量的崛起。齐宣王“求其所大欲”，但只知“力求”而不知仁义，孟子讥之连“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的道理都不懂。依靠强力而求“崛起”，别国也依靠强力阻止你“崛起”，在核子时代这意味着共同灭亡。要想实现真正的“崛起”，没有什么“聪明术”可学，“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而行“和平”之实，就会形成巨大的道义力量，大小强弱之分也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柔克刚”。和平崛起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和平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力量，它在当今现实中之所以可行，并不是因为和平的局面已经确立，而是因为和平越来越成为问题。“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在和平越来越受到威胁，在全面战争就是全面毁灭的今天，和平本身的力量是巨大的。 和平崛起从战略上说是“以柔克刚”，但是如果没有文化的复兴，这种战略就失去了基础。所以，最关键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形成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软力量才能真正形成。和平统一需要软力量、需要中华认同，和平崛起同样也是这样，并且不应该将中华文化当成工具，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中国应该做有责任心的大国，其具体表现就是以“和平”的力量建设新秩序，实现真正的和平，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会有自身的和平崛起。朱子曰：“天下虽无道，然修德之至，则道自我行。”这是对“和平崛起”最好的注解，也是产生影响力、改变现存秩序的最好途径。 附录1： 一封通信 近年来，中华复兴的口号非常时髦，它满足了国人找回自尊的需要，但对于西方某些国家来说，“宣传”中国的崛起却是为了遏止其崛起，它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中国的国际地位近年来有所提高，但这与中华复兴并不相干。严格地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走上复兴中华的道路，现在走的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民族竞争之路，这虽然是被动的，但如果在此徘徊不前，就不会有中华复兴。中华复兴包含着民族振兴，但民族的“强大”却不一定是中华复兴。即使真的能够在现有秩序下取代美国而成为霸主，这只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最终也会如现今的美国一样，成为历史的一段小插曲。中华复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产生，没有文明的复兴，这一时代不会轻易来临。中华文化的复兴不是简单文化民族主义，而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如果世界太平、和谐，如果在主导文化下能够实现良知的自觉，哪里还需要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的复兴并不针对特殊的种群，如果非要找一个对象，那就是时代的弊病。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国内问题也是时弊的表现，如果不能超越时代，就难以看清楚问题的本质。人类社会早已息息相通，没有哪一个问题是孤立的，国内问题从本质上说又是世界的，同时世界的问题也不可能仅仅体现在国家关系之上，它早已伴随着全球化过程而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比如两极分化，它是国家之间的问题，又是区域关系的写照，同时又表现为阶级分化。这一系列问题从文化上说正是“纵我制物”（太虚法师）的表现。主导文化及其对应的秩序不发生变化，局部矛盾的缓和必将以整体更加严重的分化为代价。要真正地改变现状，不是在现存秩序的框架内通过争斗解决统治权问题，而是从根本改变支撑这种秩序的文化。 那位同识将一些惑乱人心、混淆是非的经济学名家比喻为新时期的阉竖奸佞，不知是否是带着情绪？我关心的不是他们是什么人的问题，而是一些特殊知识为什么会流行。这些人即使真的是天生的奸佞，但为什么会被打扮成大学术家？再会化装也有一个是否时髦的问题，而这个时髦恰恰体现了问题的本质。只针对个人而看不清流行时尚的本质，也只能在后者设置的框架内打斗。国内学者偷、捡国外理论，这的确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他们又偷又捡的东西实际上是时代垃圾。垃圾的生产者和贩卖者都是一个体系的人，前者比后者好不到哪里去。流行的经济学从本质是说是一种即将退去的思潮，这一点从其基本的假设和观点中就可以看到。比如，通过一系列假定将所谓的“最优状态”建立在争夺之上，这难道不是这崇尚争夺的特殊时代的写照？经济学将利益、效率作为核心，其实它并不懂得真正的利益。脱离各种“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而谈利，以私利的叠加来掩盖各种关系的对立，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周易》上说：“利者，义之和也。”《易传》释曰：“利者，和合于义也。”将古人对“利”的理解与现今流行的经济学加以对比，就知道后者的多么浅薄。但如此浅薄的东西却成了定律，这说明了什么？ 不了解当今时代的弊病，就不会了解主导或流行学术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学术框架内的辩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像体育比赛一样，竞争得再激烈，也是一定框架（时段、规则）内的游戏，这种胜负以及背后的精神、情绪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孟子论及乡愿时指出：“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反经就是归于常道，“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朱子）任何时期都有邪慝之人，但只有在“失其常道”的前提下，这些人才会打着学术的旗号兴风作浪。现在一些学者提出“回归常识”，这种提法虽不全面但也从一个方面点到了现代学术的要害。学术日益复杂化、专业化，成为独立于“常识”的特殊领域，支配学术和被学术支配的特殊群体垄断其中，“道理”越辩越不清晰。你说制度决定，他说文化决定，你说公平，他说效率，偏于一隅，各成学派，就像西方社会的政治派别一样靠纠缠不清来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摆脱“学术”直接论理。回归常识是一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回归常道、回归良知。中华传统教学与当今学术的最大区别就是相信人自身的良知，不是“辩论是非”，而是“辨明是非”，不是追随“理论”，而是“自明”。良知不被埋没，“是非”自然清楚。 附录2：三年级小学生的困惑 以下是一个叫殷惟民的小学生写的作文。文中语言虽然稚嫩，但却揭示了现行道德教育的低能，令人深思。 什么样的道理才是真正的道理？虽然，我们学的“品德”课也是为了让人学好，但是，我总觉得不能让我心动。比如“小棉袄找妈妈”这个内容，讲了半天，最后告诉我们小棉袄的妈妈在棉花地里。真是太无聊，太把我们当小孩了。我随手翻到《弟子规》上的一句话：“过能改，归于无；若掩饰，增一错。”这种道理让我心服口服。“品德”课为什么不能这样讲道理？我看，干脆用《弟子规》代替《品德与社会》算了。有道理就是有道理，没道理就是没道理，不能装。人心都是善的，真正有道理，大家都会接受的。我听说傻子总是把别人当成傻子，希望编书的人不要把小孩当成傻子！ 我以前没有看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的教材，看了作文之后我找来了三年级下学期的教材，看后大为吃惊。这是对三年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吗？里面的语言、图画和内容完全是哄三岁小孩玩的。翻开教材，都是些花花绿绿、蹦蹦跳跳的卡通人物，道德教育用卡通画的形式，这是教育专家的“创新”，很多人不理解现在的小孩为什么什么事都严肃不起来，看看这些卡通式的道德教育就理解了。再看书中的语言，都是一些“专家”所理解的小孩“应有”的轻飘语言。“想想自己的表现，你是妈妈的‘小棉袄’还是‘小烦恼’？”这种哄小孩睡觉的话竟然是品德教育的语言！教育专家可能认为这才是小学生“喜闻乐见”的，难怪殷惟民同学说傻子才把别人都当成傻子。 “教育家”不只是小看小孩，更是小看自己。他们不用心体会道德的内在性，却将它看成是与法律类似的软条文，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枷锁。道德教育在“教育家”眼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诱导”的技术，目的就是“诱骗”学生“自觉地”套上这种“枷锁”。谁能够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外在”于人的“道理”，谁就真正掌握了道德教育的技术。道德教育成为一种技能，道德成了只服务于口耳的可以背诵的条文，我们这个自称“中华”的民族究竟还有多少“中华”的影子？ 教育的普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社会道德状况按理也应该有相应的改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青少年犯罪并没有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减少，它同样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种状况难道不值得教育当局去认真反省？强制性地往小学生的脑子里塞进过多的“知识”和“机巧”，过早地扼杀了他们的“赤子之心”，在道德教育方面又把他们当成不可教的“傻子”，现在的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愚而诈”为古人所不齿，但在现在的教育模式下却“人才”辈出。我们的祖先在道德教育方面给我们留下了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但不肖子孙却非要去捡别人丢弃的垃圾，可悲啊！ 附录3：对大陆人品德及河南人问题的看法 某先生认同中华文化并坚决反对台独，这一点让人钦佩，但其对大陆人确实存在偏见。说大陆人品德低下，实在没有必要，只会引起误解。他把认同中华道德教化的人看成是先觉者，并谈到“先觉觉后觉”，有这种精神当然很好，但如果先觉者一开始就将后觉者看成是与自己不同的另类，还能帮助后觉者觉悟吗？没有根本的平等心，就背离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所谓“先觉觉后觉”就是一句空话。 把品德低下和区域联系在一起无助于解决问题，也很不公平。实际上，在流行文化及价值观念全球化、时弊泛滥的今天，各个地方的人从整体上说都差不了多少，如果有不同，那只是外在差异的不同。比如同样是崇尚争夺，但富裕地区的人对一块肉的争夺可能没有贫穷地区强烈，能不能凭此就说这个地区人的品德要比贫穷地区的好？显然不能。很多人喜欢比较不同地区人的素质，却只看到外在的表象而看不到本质。一些到过欧美的学者说欧美人的素质好，但这种素质是出于道德的“自觉”还是类似于对对一小块肉的淡漠？仅凭对一块肉的淡漠并不能证明其争夺意识淡漠，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由于心存偏见，在具体事情上总是不能客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大陆人素质问题正是“普世价值”的表现，只不过这里人多资源很少，所以表现得比其他地方更严重罢了。主导价值相同而比较人的优劣，这样有可能陷入种族主义逻辑之中，没有任何意义。 在大陆，北京等一些富裕地方的人看不起河南人，但河南这个地方的人难道与北京人人种不同？难道是这个地方让他们变坏？实际上河南人和北京人都处在大致相同的社会风气之下，只不过这个地方人多并且比较穷罢了。我时常建议那些分别意识很强的人去到农村看一下，如果看见那些老实巴交的贫困农民，谁会忍心将他们归入品德低下之列？台湾社会风气是不是很好？看一看当权的政治人物就知道了。越是“去中国化”，越是摆脱中华道德教化，社会风气也就越坏，这在台湾也不会例外。柏杨可悲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近代中国人营养不良的症状，但却对失去根基、缺乏精神食粮视而不见，非要将它诊断为食物中毒，非要将问题归咎于传统。实际上中国人在近代是由于饥不择食而中了“西毒”。柏杨把吸毒的快感归功于“西”，而将其对肌体的损害归咎于“东”，这样的反思是建立在特殊的爱、恨基础之上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起极坏的作用。柏杨的书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它起到好作用了吗？带着情绪都不能解决问题，更不用说带着恨意了。一些人就是因为读了那些刻薄的东西而产生了无知的偏见，恨祖宗、恨所谓的“酱缸文化”、恨周围“丑陋的人”，但就是不反省自身。这些书为什么会达到这种效果？和作者态度没有关系吗？ 中华文化强调用“心”反省、反省自我，但现在很多所谓的反思确是建立在分别的基础之上，先将“我”和周围的人区别开来，在自我重新归类之后将同类打入另类。这种反思除了产生对立情绪之外，还会有什么作用？在道德方面，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深入人心的文化和教育，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刻意地挖掘所谓民族的“劣根性”，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作者殷辂，字恺玄。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21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邮编：450002 电子信箱：yinkx@sohu.com，）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