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河拆桥：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节选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张夏准 博士

2007年3月4日（上网时间）

内容简介

　　本书提出当今的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切实际地幻想得到发达国家的真诚帮助，而发达国家则处处遏止发展中国家登上发达的台阶。本书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对于中国改革近30年后思考发展战略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文目录

第一章　绪论：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1　　

一　导言……………………………………………………………………………………1　　

二　方法论问题：从历史中吸取教训……………………………………………………4　　

三　章节……………………………………………………………………………………14

第二章　经济发展政策：历史视角下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18　　

一　导言……………………………………………………………………………………18　　

二　赶超战略………………………………………………………………………………26　　

三　领先国家的引领战略和赶超国家的反应——英国及相关国家……………………87　　

四　工业发展政策：一些历史谣传及教训………………………………………………100

第三章　体制与经济发展：“善政”之历史视角……………………………………………115　　

一　导言……………………………………………………………………………………115　　

二　发达国家的体制发展史………………………………………………………………119　　

三　过去及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发展…………………………………………………182

第四章　当前的教训……………………………………………………………………………200　　

一　导言……………………………………………………………………………………200　　

二　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200　　

三　发展制度的反思………………………………………………………………………208　　

四　可能存在的缺陷或不足………………………………………………………………217　　

五　最后的评论……………………………………………………………………………221

参考文献…………………………………………………………………………………………225 

前言

中国社科院 李慎明

2006年3月

　　自从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应该看到，一方面，中国入世加快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的进程，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提升了中国的综合竞争实力，这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很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增强联系的过程中遇到种种挑战和压力。除中国以外，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类似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有的还支付了巨大的成本。

　　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浪潮中，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成功历史，如何看待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如何看待这些组织以及对其进行幕后操纵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种种压力，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截然不同的结论。

　　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张夏准(Ha-Joon Chang)博士，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发达国家是如何真正变富的，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他把发达国家现在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所推荐的那些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比作是引导发展中国家“致富的梯子”，但是，大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证明，这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其历史发展早期都是高度“不完善”的，即使这些“不完善”的政策和制度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地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使用过。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　

  “踢开梯子”的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控制和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上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口头上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那些他们从来没有为发展而使用过的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另一方面，当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沿着发达国家设定的“致富的梯子”向上攀登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要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之前，发达国家就会制造各种借口“踢开梯子”(包括重新制定和修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已达到的高度。

　　“踢开梯子”的危害在于，它将进一步导致世界经济体系新的不平衡，扩大世界经济体系中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它将使人们对国际经济组织(包括WTO、WB、IMF)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激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矛盾和冲突。凡此种种，都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

　　纠正西方发达国家“踢开梯子”式损人利己做法的途径是，对现行的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使其不仅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更要充分反映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致富的梯子”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来建立，一旦“致富的梯子”被取得共识，就不允许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随意“踢开”。

　　中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从另一个视角证明了张夏准博士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如果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共同参与“致富的梯子”的建设，他们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受他人的摆布。是否可以把这种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学习他所做的，而不是他所说的”?

　　本书的基本观点不仅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扬，同时也得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有识之士的认同。我概略地翻阅了译稿，已收获颇多。

　　我高兴地看到《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这本书在中国问世，希望中国读者能够从中获取有益的东西。　

序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 肖炼

　　2001～2003年期间，我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劳伦斯·克莱因以及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同筹划和起草《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这个《宣言》的初稿较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声音，为使《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更具有全球代表性，更多地反映占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我们邀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我们一起共同起草《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坦桑尼亚总统经济顾问，发展经济学家鲁盖特·姆萨纳博士(Dr.Rogate R.Mshana)就是其中之一。他向我推荐了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夏准(Ha-Joon Chang)博士撰写的《踢开梯子》一书。它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我们把这本书的一些重要观点吸纳到后来发表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之中。《宣言》既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称之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又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称之为“珠海宣言”。

    《宣言》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同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宣言》为落实2000年联合国新千年首脑会议的精神起到积极作用。《宣言》的发表，将对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产生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讲， 《踢开梯子》一书对《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的形成、定稿和发表做出重要贡献。

　　在这场引起争议的研究中，张夏准博士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发达国家是如何真正变富的，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即要求他们采取某些在今天被视为发展经济所必须用到的“好政策”和“好制度”。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向发展中国家所做的那些说教可以用“学习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来概括。张夏准发问，难道发达国家现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那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真的是他们自己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用过的吗？历史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世界上第一个专利体系于1474年出现在威尼斯。美国通过专利法是在1793年。瑞士在19世纪成了世界技术领袖之一，而它当时是没有专利法的。

　　按现在的标准，现在所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发达国家发展的早期都是极“不完善”的。例如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专利体系下，信息公开缺失，申请专利和处理申请的成本过高，对专利所有者保护力度不够。多数专利法疏于对发明原创性的审查。在美国，1836年专利法修订以前，无须任何原创性证明，即可取得专利。这不仅导致为进口技术申请专利的情况，还诱使一些骗子搞起了“勒索租金”的勾当。他们为当时已在使用的技术申请专利(“虚假专利”)，然后以将其侵权行为诉诸法律为要挟，向技术使用者们勒索钱财。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为化工产品和药品(相对于生产工艺)申请专利，但世贸组织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已将这种做法定为“非法”，只有少数最贫穷的国家可以例外(例外的年限也仅仅截至2006年)。这些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相当不够，对外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尤为薄弱。而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生效后，外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正在成为争议的热点。

　　按要求发展中国家达到的标准，发达国家(当他们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的知识产权制度曾经是多么不完善。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当时最发达的当今发达国家里也曾泛滥成灾，特别是对外国人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成问题，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后期甚至更晚。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之前，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一直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尽管有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即便当时最发达的当今发达国家也还是常常侵犯别国公民的知识产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后。

　　发达国家对其发展中从未采用过的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感兴趣，一旦他们成为技术的领先者，这些从未采用过的政策和制度对他们十分有利。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梯子”，即他们坚持发展中国家要采用那些他们从来没有为发展而使用过的政策和制度。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他们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的同时，他们也正在“踢开梯子”——发达国家在以往的发展道路上已经爬过的梯子，其最终目的，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超越他们。

　　通过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标准，这种标准甚至连发达国家自己都没有达到过。发达国家正在有效地采取双重的标准，并且正在把发展中国家既不需要又负担不起的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严重伤害了发展中国家。例如维持“全球标准”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共同管制制度将要求发展中国家培训(更有甚者，要从国外雇用)出一大批世界级的法律专家和会计师。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最需要的是工程师和能工巧匠。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在政策领域，还是在制度领域，当今发达国家都在“踢开梯子”。

　　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不论性质地保护一切既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而是在何种条件下应该保护何种产权。如果有某些群体能比目前的财产所有者更好地利用该既有财产的话，社会不保护既有产权，而是将其转移到这些群体手中创造新产权，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如果以这一总的原则来考察国际知识产权体制体系，那么，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协定就应当重写。

　　应我的邀请，在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完成后，张夏准博士还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了中文版序言。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他在《富国陷阱》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同时，他关于中国在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中要处理好收入贫富差距的观点，关于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谨慎开放资本市场的观点，都值得我们深思。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的支持，他亲自为本书写了前言。此外，我也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任黄晓勇对本书在翻译、出版和发行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静女士和王兴权老师的帮助，使本书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本书的主要译者是：《北京周报》的倪延硕、阎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金松芸、董晶、曹囡、林杨、晏俐娜。在此，我对参与本书撰写和翻译的所有同仁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

　　　　　　　　　　　　　　　　　　　　　　　　　　　　　　肖　炼　　　　　　　　　　　　　　　　　　　　　　　　　　　　　2005年11月23日

中 文 版 序

张夏准

　　从当今知识的标准衡量，中国经济的表现不尽完善。面临正统自由贸易的直接挑战，中国在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仍然保持着很高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只是在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才逐步开放贸易领域。中国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不透明的和复杂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如乡镇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比较薄弱，所有这些都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此外，中国封闭的资本市场，国有银行控制着金融部门，对外国金融资产实行大量的限制。这些也都可能与投资，尤其是与外国投资的目的背道而驰。

　　还可以列举一些批评中国做得不够好的例子，结果却是，尽管人们怀疑中国采取了许多反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但是，它却是过去二三十年来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富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当然，这并不是第一次证明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通过其高度干预发展战略而获取经济繁荣的做法，与当今中国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欧洲和北美的富国，包括英国、美国的历史经验似乎表明，这些国家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才是更有益的。正如我在本书所阐述的，就是这么几个罕见例外的国家通过采用类似的制度和政策而取得繁荣，但他们却让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要继续采用这些政策和制度。

　　如人们所见，中国的卓越经济表现不是神话，它仅仅是沿着良好阶梯的历史途径而获得繁荣。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具体地讲，中国的收入差距在过去的20年间已经达到类似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水准。这种状况令人十分担忧，持续不断的巨大收入差距在拉丁美洲延续了100多年，40年之后又在中国再现。中国领导人现在完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认识到地区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但是，还不清楚他们是否能够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除了国内问题外，中国还面临富国要求其开放市场(尤其是向富国开放其拥有竞争优势的资本市场)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部分是受到自由贸易理念的影响，部分是受到迄今中国经济成就的自信心的鼓励。许多中国人也开始认为，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是必经之路。

　　但是，从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可知，中国对完全开放其市场(尤其是开放资本市场)和市场自由化应该十分谨慎。应该对富国开放其资本市场的经历保持警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控制资本市场的做法，被许多当今富国一直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有的甚至沿用到90年代。开放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以取代国内固有的资本流动体系，将导致腐败和过度的国家干预。这就是1977年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作为当时经济还比较薄弱的中国，却避免了过早开放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泡沫经济阵痛。如果中国过早地开放其资本市场，那么，它将非常容易地成为“低投资—低增长”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90年代中期以来作为曾具有经济活力的邻国——韩国已经建立起的制度)的牺牲品。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面临自由市场经济的压力，它将有许多选择，需要处理增长不平衡以及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更新其技术能力等问题。这些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繁荣、昌盛、政治稳定的社会。我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实现其美好的未来蓝图聊尽微薄之力。

　　　　　　　　　　　　　　　　　　　　　　　　　张夏准，

《过河拆桥——历史视野中的发展战略》第一、二章摘译

骆桢　李静

    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Joon Chang,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Anthem Press,2002

第一章 导论：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1.1. 引言

当下，发达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发展政策组织给了发展中国家很大压力，以促使其采纳一揽子"好的政策"和"好的制度"来促进其经济发展。根据其议程，"好的政策"大致就是那些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它们包括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这些"好的制度"实际上就是现在发达国家所采用的制度，尤其是英美传统的。其关键性制度包括：民主，良好的官僚机构，独立的司法体系，得到强有力保护的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透明且市场导向的公司治理和金融制度（包括独立于政治的中央银行）。 

作者指出虽然对于这些制度是否适合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争论，但大部分质疑这些"建议"的可行性的批评家仍然想当然的认为这些好的政策就是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比如，大家通常认为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力量是得益于其自由放任的政策，同时，其对手法国因保守主义政策而落后；类似的，人们普遍相信在大萧条之初美国采取关税保护是"愚蠢的反贸易行为"；他们通常宣称，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国家不会创造出使之繁荣的技术，比如设在美国的"泛美自由贸易组织"的国际法律中心宣称，"以前曾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经济发展，出口增加，新技术、艺术及文化扩散的最有力的工具"，如此等等。 

质疑："但是，现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这些政策和制度真的是发达国家在他们发展过程中所采纳的吗？"作者指出，即使在很肤浅的层面上，仍有一些零碎的历史证据暗示着其相反面，比如美国的高关税、美联储很晚才成立、瑞士在没有专利法的情况下成为世界技术的领先者。

作者接着怀疑"发达国家是否试图以某种方式隐藏其成功的秘诀？"这本书拼合了与资本主义历史正统观念相反的各种历史信息，并提供了一个广泛而简明的图景来展示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制度。换句话说，本书要问的是："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对此，作者的简单回答是，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他们今天介绍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走到今天这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采用过"坏的"贸易和工业政策，比如幼滞工业保护和出口补贴，直到他们足够发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们才有了被认为队今天发展中国家很关键的那些制度。

由此，作者提出"发达国家难道不是在推荐"好"政策和制度的幌子下，使得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经济的政策和制度实际上更加困难了吗？" 

1. 2 一些方法论问题：从历史中学习 

作者首先介绍了李斯特的观点：在面对更发达国家时，后进国家在没有国家干预，尤其是关税保护下，很难发展新工业。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回顾了西方主要国家到当时为止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其中很多都是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经济史相反的，尤其是英美两国。

李斯特认为，英国实际上是第一个有完备工业保护政策的国家，他认为这是所有国家繁荣的必经之路。然后作者引了一大段英国经验的总结，大意是英国的君主认识到文明、权利和财富都只能通过工业贸易和农业来获得，但新生本土工业在与强大的国外工业的自由竞争中是不可能成长的，于是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激励的政策。 

这个英国工业发展的描述从根本上与现在流行的认为英国是一个勇敢坚持自由主义、与大陆保护主义对抗并取得胜利的观点是对立的。

接着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对相近工业水平的国家是有利的（所以他也主张在德国境内建立关税同盟），但在不同工业水平的国家间不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对当时的英国有利而不利于其他国家，虽然其他国家的农业出口获利，但长此以往会损害其制造业基础。李斯特还认为当时英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自由的鼓吹是为国家目的服务的，虽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世界主义信条"，其中隐藏着"过河拆桥"的阴谋，即当一个国家通过保护获得领先地位以至于对手不能和其平等竞争时，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过河拆桥"，鼓吹自由贸易，还以后悔的口吻说他曾经走过弯路，到现在才发现真理。 

至于美国，李斯特指出其曾被斯密误判为会成为像波兰一样依靠农业的国家。作者引了一段《国富论》中斯密对美国的警告，不要阻止从欧洲进口制成品以企图给国内的制造业垄断地位，这样会阻碍年产出的增长，妨碍其获得财富。两代人后，当李斯特在写这本书时，大部分欧洲人还坚持斯密的观点，但美国人对幼滞工业实施保护并在1816年后取得成功，而且印证了"过河拆桥"的说法，二战后的美国就像十九世纪的英国一样鼓吹自由贸易，全然不顾其获得这种超级地位是通过保护主义这一事实。 

作者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这些重要史实，这里注意力将转向李斯特的方法论，即经济学的历史方法。

这种方法若运用得当并不会被局限于对史实的搜集和整理，而会浮现出一种范式，进一步还包括寻找一种持久地历史模式，形成理论对其解释，并把理论运用于现实问题，即在技术、制度、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后的问题。

这种方法是具体的归纳性的，与现在处于主导地位的基于抽象演绎的新古典方法形成了强烈对照。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典型的德国历史学方法。其在二战前在很多欧洲大陆国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派，而且在波兰尼等英国作者的作品中也能找到其影子，然后作者介绍一些代表人物。作者指出历史学派甚至影响了新古典的创始人马歇尔，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学领军人物，并直接影响了美国制度学派的诞生。 

二战后，当后殖民地国家的发展成为主要议题时，历史方法被很多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成功运用，如刘易斯、罗斯托、库兹涅茨等。在20世纪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全盛时期，甚至还有一些论文集意图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为当代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直到1969年，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Gustav Ranis还以"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为题为主流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写文章。

不幸的是在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连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这两个与历史方法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分支都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占领，其无条件的反对这种归纳推理。这个不幸使得当今关于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讨论是明显非历史的。经济发展文献充满了诸如自由贸易使所有国家受益之类的理论推导，以及当前经验的总结，而使我们很难看到关于当前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即使有零碎地对历史的引用，也是高度模式化的描述，而且总是英美的，虚构这些国家的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历史来为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本书将说明这些英美经验的讨论都是有选择的，而且都是误导的。 

作者提出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现在流行的"好政策"和"好制度"的批评重树历史方法的有效性。为了不使大家误解，作者强调本书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历史的帮助下讨论现实问题。

作者指出本书主要关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致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一战开始，这个时期正是当今主要发达国家完成他们工业革命的时候。但某些时候，作者会扩展时间框架，比如英国就值得从14世纪开始关注由于其诸多领域经济政策和制度的领先性；还有18世纪的普鲁士，由于其官僚机构的改革和国家主导的工业发展；还有二战后的日本和法国，通过战后重大制度改革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作者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考虑其理论的历史基础，抑或使经济史学家更能察觉其工作在理论上的启发。

接着作者解释了由于语言和相关研究的缺乏，只能更关注"更主要的国家"（英美德日法），并说明对他们的研究更利于纠正对历史的错误理解。

作者进一步说明本书对制度和政策的区分不可避免的是武断的。通常而言，制度更持久，政策更易变，比如关税税额和关税本身，但涉及到比如专利法或公司治理制度时，这种区分就不那么适用了。 

1. 3 篇章结构

第二章主要处理所谓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因为在作者看来正是ITT政策区分了一国能否成功增长并转换结构，这也是一直以来发展经济学争论的中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政策就不重要，也不是指经济增长就代表一切。第二章考察的国家比后面讨论制度的章节更少，因为相对制度，政策是很难描述并且易变的，很多讨论只能基于一国进行。

第三章从地理范围及概念上都包含了更多，一方面因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源于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包括：民主、司法、产权、公司治理制度、金融制度、社会福利、劳工制度等。 

第四章，本书最后一章，回到了中心问题，发达国家是否通过阻止发展中国家采用他们曾经采用过的政策来蹬掉他们爬上来的梯子？

作者将论证现代的正统政策就相当于过河拆桥，简单来说，因为促进幼滞工业发展是大多数国家发展的关键，除开瑞士和荷兰这样的少数例外，因为它们本身就处于世界技术的前沿。对于制度而言，情况就更复杂了。作者的主要结论是当前认为对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很多制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在这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不应该采纳现在发达国家中所实行的所有制度（虽然确实不应该才采纳产业和贸易政策），一些制度甚至对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发展中国家有利，虽然其具体形式仍然是个争论的话题。比如央行的控制系统性风险是必需的，但有争议的是他是否就应该像正统理论所要求的完全不受政治影响并只关注于控制通胀。并且后进国家不应该在制度上过于超前，不能扩大"制度赶超"的作用，而且所谓"全球标准的"制度并不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利或者是必需的，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等等。而且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与当年发达国家发展时相比，制度已经很超前了，这使得短期内制度改革的空间和作用缩小。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现在提出的“以制度提升促进发展”也含有“过河拆桥”的成分，因为很多制度对当前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有害无益的，且是高成本的。

1.4. 善意警示

本书无疑从理性或者道义上是很多人感到不适，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甚至坚信的看法将受到挑战。作者并不在道义上对其争论给出评价，而只是想揭示长期被这些非历史的道德化的论述所掩盖的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章 经济发展政策：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的历史视角

2.1.引言

如前所述，此章将试图把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中获得的启示应用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而将涉及到的历史却充满了虚构的故事，以支持当前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传统视角——强调自由贸易和放任自由的产业政策。然后作者大致讲述了一下这个故事：

18世纪以来，英国通过放任自由的政策超过其竞争对手，保护主义的法国，从而成为"自由世界"的霸主，并放弃了各种保护性法案。在追求自由世界秩序的时候，英国的武器是经济上的成功，并使其他国家在1860年左右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纷纷转向自由主义政策，英国还借助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鼓吹自由放任的优越性，尤其是自由贸易。 

自由世界秩序在1870年左右趋于完善，其基于：放任自由的国内产业政策，较小的国际商品、资本、劳工流的障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其有金本位和平衡预算保证。于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到来了。

根据这个故事，不幸的是随着一战的爆发，事情开始变坏，由于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政治的不稳定，各国重新建立了关税壁垒，美国也如此。一个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关税影响了美国的增长和就业，甚至引起大萧条，而日德的高关税则影响了法西斯的兴起。当英国重新引入关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经济的萎缩和动荡，以及紧接着的二战彻底的摧毁了世界自由秩序的残余。 

故事发展到二战后，人们试图通过GATT使贸易自由化，但是保护主义的经济控制在政策制度中仍占主导地位，这在发达国家中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中到20世纪80年代。根据Sachs和Warner 的说法，有很多因素促成了发展中国家对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的追求，包括一些"错误"的理论，如幼滞工业保护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拉美的结构主义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有一些政治上的追求，以及战时的控制在和平时期的延续。 

幸运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干涉主义政策大都被抛弃。70年代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陷于停滞，除了几个坚持"好的"政策的东南亚国家。80年代早期经济危机中明显的增长的失败，暴露了老式干涉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局限。于是，大多数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比如巴西等。当然其最风光的时候是1989年共产主义的失败。结合以WTO为代表的世界组织的建立，这些国内政策的改变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其带来的繁荣的潜力足以同早期自由主义"黄金时期"（1870-1914）相比。 

这个故事描绘了一幅强有力的但本质上是误导的图景，事实上，19世纪晚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时期。

接下来，作者根据一个主要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成品的平均关税的表说明19世纪末自由贸易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首先是英国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单方面实现自由贸易（这主要由于其经济霸主地位），1860年到1880年间，很多欧洲国家大幅降低关税，同时通过殖民主义世界其它部分被迫进行自由贸易，包括一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一个明显的例外是美国，但当时它占世界经济比重还很小，所以说当时世界自由贸易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以后也很难达到）。 

更重要的是，一战前（甚至二战前）国内干预的范围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是很有限的，比如20世纪30年代以前平衡预算教条和有限税收原则极大限制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狭窄的税基限制了政府预算，使得以发展为目的的财政支出变得困难，当然铁路在一些国家中是例外。大多数国家直至20世纪初才有羽翼丰满的中央银行，所以货币政策是受限的。由于银行私有，在日、韩、台湾地区、法战后实施的"指导性信用计划"也不可能实施，还有比如国家工业计划和指导性投资更不可能。于是，一个多少有些荒谬的结论是19世纪关税保护相较于现在是更加重要的政策工具。 

除此之外，就像第一章指出的，事实上所有当今发达国家都采用过干涉主义ITT政策在赶超时期促进幼滞工业发展，例外的是瑞典和荷兰，但他们处于或接近技术的前沿，所以不需要这么做，一些国家甚至在赶超成功之后仍然继续使用。关税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也不必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作者介绍了其他手段，比如提供补贴；基础建设投资甚至直接对制造业投资；引进技术，或通过合法手段（资助游学、做学徒）获通过非法的手段（走私、间谍、不承认国外专利等）；国内技术能力的促进则通过金融支持、教育、培训等，还有国家为此设置专门的机制促进政府私人合作。这些措施即使在双边或多边协定中没有明确认为是非法，也是饱受责难的。 

当他们到达了技术的前沿，他们会采取措施甩开对手，最明显的是英国，其控制对潜在对手的技术转让，并迫使别国开放市场，如果必要甚至使用武力。当然赶超者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采用各种手段包括非法得来突破障碍。

2.2.赶超策略

这一节作者通过大范围考察当今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采用过的ITT政策，说明这些政策与他们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几乎是相反的。

2.2.1.英国

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源头，也是唯一可以宣称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实施过完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被广泛认为是不通过重大国家干预而获得了发展，但这再虚假不过了。 

英国在封建社会后期是相对落后的，其从大陆国家进口技术并依靠毛料和低附加值的毛料制品出口。君主为了收入而征税，对毛料制品的税轻于原料，从而促进了其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埃德华三世才第一个刻意发展本土毛料制品业。都铎王朝的君主采取了明确的幼滞工业促进政策，有一部当时的书《英国商业计划》为证。

这部书记载，亨利七世被低地国家因毛纺业带来的繁荣打动，并计划发展英国毛纺业，措施包括选址建厂，引进技术工人，禁止出口原料等，对此有法案为证。书中强调亨利七世意识到弥补英国的技术差距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它采取渐进的策略，国内加工不完的毛料出口并收高税。在亨利七世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一百年以后，即伊丽莎白一世时，英国才对其毛纺业有足够的信心来完全禁止原料出口，这使得低地国家毛纺业受损。 

英国毛纺业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有些是很偶然的，如因西班牙独立战争而来的纺工移民，但其他因素都是国家创造的，为了开辟新市场他们外派贸易特使，强化海军，加强殖民扩张。很难说哪些因素更重要，但比较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幼滞工业促进措施，英国很难（即使不是不可能）在工业化上取得最初的成功，而且这个占了当时一半出口税收的关键产业对之后的工业革命也是至关重要的。

1721年英国第一任首相Robert 修改商业法，使重心真正转移到工业和贸易政策上。在此之前，英国主要目标是掠夺性贸易（殖民地、航海条例）以增加政府收入。毛纺业只是政府在增收的驱动下的一个例外，而1721年后的政策则是刻意发展制造业，措施包括原料进口、出口，成品进口、出口的区别关税对待，以及质量控制以建立良好的声誉，这些政策与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政策十分相似，后面将提到。 

随着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扩大其技术领先的优势，但他仍然使用产业促进政策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此时他已确立了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可以从前面的表中看出，关税保护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其他措施也发挥着作用。比如殖民地产品若威胁到英国工业的话，会被完全禁止进口，这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业和印度的棉纺业。但是1815年，不断增长的制造业的效率使得英国自由贸易的压力增大，当时除了几个有限的领域被比利时和瑞士领先外，大多数领域英国都是最有效率的。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很多制成品的关税也被取消，现在通常认为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中商主义的最终胜利，虽然我们不能低估经济理论在政策转换上的作用，但更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会将其看作"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扩大农产品和原料市场来阻止大陆国家的工业化，事实上，废除谷物法的主要政治领袖就是这样想的。 

虽然谷物法的废除具有标志性意义，但真正的自由贸易在19世纪50年代才实现，在Gladstone的预算和英法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大部分关税才取消。我们必须注意到英国能够实现自由贸易的这种技术领先地位是在长期关税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而且在19世纪中期，自由贸易作为经济自由化的其中一部分，是在政府的监管之下进行的，并未采用自由放任的方法，同时在英国实现自由贸易仍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此外，自由贸易制度并不持久，当他的技术受到挑战后又会重新寻求关税保护，当英国于1932年最终承认上是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并重新引入关税保护，自由贸易的时代就终结了。 

2.2.2 美国

正如李斯特指出的，英国是第一个成功实行幼稚产业保护策略的国家。然后，美国却是这项战略最热衷的使用者。杰出的经济史学家Paul Bairoch称之为"现代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

2.2.2.1 美国曾经存在产业保护政策

这个事实很少被现代文献承认，即使高关税的存在被承认了，也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更加认真地阅读历史可以看出，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是非常具有争论性的政策问题。 

殖民地时期，英国不希望殖民地执行贸易保护政策；独立时期，南方耕种业利益的代表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而同时期北方制造业利益的代表支持贸易保护政策。

2.2.2.2 美国产业保护的发展历程

汉密尔顿是第一个陈述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而非是人们误认为的李斯特。事实上，正如Henderson和Reinert指出的，李斯特是被流放美国后才有一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转变成为保护主义的信奉者的。在汉密尔顿的报告中，他指出来自国外的和习惯力量带来的竞争，意味着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会在美国产生，除非这些产业起步时面对的最初的损失可以由政府的支援来保证，具体的做法是进口税和极少情况下的禁止进口。 

最初，美国没有联邦关税系统。1781年准予国会关税权利的尝试也失败了。1792年，关税范围增加了，但仍然达不到汉密尔顿的要求。直到英美1812年战争之前，平均关税水平维持在12.5%左右，但为了满足战时开支，所有关税在1812年翻了一倍。

1816年，政策发生了显著的转变。1816年通过的法案指出，几乎所有产品的关税上升到35%。1820年更是接近40%。 

南部种植业利益者，借助新英格兰的货主的帮助，他们依然能够绕过1820、1821和1823年的关税法案所带来的税负，但是在1824年，一个被称为"可恨的关税"的关税被实行，从而对种植业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征收重税。另一项关税法案在1832年被通过，其对铁和纺织品等产品征收平均40%的关税。 

尽管51种重要类别的从价税仍然高达27%，关税保护还是在1846年有所缓解，并且在1857年有进一步的降低。

然而，南北双方关于关税和奴隶问题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并最终于1861爆发内战。内战最终以林肯的胜利宣告结束。林肯早期的政治生涯使他成为一个强硬的保护主义者。即使作为一个一贯的反对奴隶者，林肯仍然认为黑人是下等的，并且反对黑人投票。

1862年，一项新的关税法案被实行，这使得税率达到三十年来的最高点。美国对幼稚产业的保护从内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13年，随着民主党选举的胜利，安德伍德税法被通过，这导致了对那些免税进口的商品实施高关税来降低进口比例。之后1922年的法案，尽管没有回到1861-1913年那么高的税率，对进口产品实行保护性征税的税额依然达到30%。

随着国家陷入1930年的大萧条，Smoot-Hawley关税被实行，事实上，这个法案尽管被称为"有形和戏剧性的荒唐的反贸易"，仍然仅仅使美国经济的保护主义增加了很少的程度。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工业没有挑战的膨胀，美国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然而，应该注意到地是，从1860年至1932年美国从没有实行英国式的自由贸易。Bairoch指出，纵使19世纪乃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它的保护度依然是这个时期世界上最高的。尽管有人指出，贸易保护在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但是没有对产业的保护，早期的美国不会有机会赶上其他发达国家。 

2.2.2.3 保护的重要性 

关税保护是美国政府开展推行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美国政府即使到了战后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通过将战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民用，例如由政府主导开发计算机、宇航、互联网，美国仍然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

2.2.2.4 总结

整个十九世纪，美国不仅是保护主义政客最强的堡垒，也是他们智慧的源泉。在赶超时期的美国的政客和智囊清楚地明白英国式的自由贸易不适合美国的实际情况，林肯的顾问亨利-格雷甚至将美国的形式命名为"美国系统"以和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系统"相区别。 

2.2.3 德国

众所周知，德国现在被认为是幼稚产业保护主义的诞生地，然而，历史学家指出，关税保护对德国的影响实际上远远没有对美国和英国的影响那么大。

2.2.3.1 德国的发展历程

1834年之前，德国就对普鲁士的工业进行关税保护。但是保护在这个时期不是非常成功的。即使1844年对铁和1846年对棉纱提高了关税，影响仍然非常小。其后，Zollverrin的关税总的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所改变，例如1862年与法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和1870年对钢比例的缩减。 

1879年奥托-封-贝斯麦，德国的首相，推行高额关税来加强地主与重工业资本家的政策同盟关系。低关税保护不意味着德国实行放任的经济发展手段。随着弗莱德里克大帝的登基，他确立了专业出口的策略。他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化国家，所以他必须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着重推行重工业和纺织业。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格拉夫-封-雷登，他成功的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特别是英国。到1842年，西里西亚已经几乎被视为拥有和英国同等技术水平，并且是大陆上最发达的地区。从十九世纪早期，普鲁士吸取了西里西亚的经验，用政府财政建设鲁尔区，并推进教育改革。普鲁士的政府干预政策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对经济发展有些延迟的影响，但是到1840年以后，随着私营经济的增长，没有人再质疑德国的经济增长。

2.2.4法国

与德国类似，法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奇迹般的增长。法国被视为一种国家引导型经济，恰好与英国向反。法国的政策在前工业革命时期就被认为属于高度干预的。工业革命使得法国政府转变了经济政策，直到在拿破仑后期，放任自由的发展政策被确定，并坚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好的例子是关于贸易政策。见表2.2。

拿破仑三世签署了著名的英法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放弃了1892年之前的关税税率，许多税率，特别是工业产品的税率，都有所提高。法国政府，尤其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如同英国般推行放任自由的经济，直到1886年法国都没有成立工商业部，只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才重组了它的国家机器来加强国家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

2.2.5瑞典

瑞典尽管被称为自由开放的小国，在战后时期，自由贸易并没给它带来现代化。从大约1830年之后，瑞典的保护主义有所减弱。然而，这是很短暂的。从1880年开始，瑞典就对农产品进行保护以应对新兴的美国带来的竞争。随着保护的增强，瑞典经济快速好转，十九世纪后期的关税保护是很成功的，这使得瑞典的工业得以发展，并转向新技术的研究。 

瑞典不仅仅进行贸易保护，瑞典还发展公私合营的方式，例如应用在农业灌溉、铁路建设、电报电话以及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上。瑞典促使本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加强教育与研究。瑞典的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党赢得1932年选举后彻底转变成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在二战后，瑞典的工业增长基于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和稳固的组合收益，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

2.2.6其它欧洲小国

A.比利时

我们已经讨论过十五世纪低地国家毛纺织业的优势。十九世纪初比利时是欧洲大陆最发达的部分之一，不仅仅因为技术的飞跃，比利时还保持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较低的经济保护程度。然而，在这个时期之前，比利时的保护程度比荷兰和瑞士更强。

B.荷兰

在十七世纪荷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商业力量，很难解释荷兰为何没能将航海和商业力量转化成工业和经济统治力，不管到底是怎样导致的，荷兰最终在工业化上败给它的对手，即使如此，荷兰仍然是二十世纪早期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一个政策瘫痪的例外是，威廉一世国王成立了许多部门来给工业提供财政补贴，然而，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开始，荷兰转向自由放任的制度，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纵观这段自由放任的时期，荷兰经济整体相当迟缓，其工业化非常薄弱。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干涉主义者的政策得以推行。

C.瑞士

瑞士是欧洲最早期的工业化国家。Buicchi指出，瑞士的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仅仅20年后就开始了。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棉纺织业得到难以置信的发展，考虑到与领先国家的差距不是那么大，幼稚产业保护看起来不是那么必要。Buicchi认为自由贸易是瑞士最重要的部分。 

2.2.7日本和东亚

日本进入工业化时期相当晚，它是在1854年遭到美国强行打开海关之后才看到自己与欧洲世界的差距。在其发展的初期，日本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无法施行贸易保护政策。于是，与早期的普鲁士类似，日本建立了相当大规模的国有的示范工厂，如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和军工企业。国家参与大规模的项目，不但没有随着工业发展而止步，而且进一步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

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日本的国有企业在早期新兴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呢？以托马斯-史密斯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少，资产少，影响力也较小，但是这起到了新经济的启蒙作用。另外，日本政府的影响扩展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研究。更加重要的是，明治时期的日本把吸收先进国家的研究机构作为发展的重要部分。不用说，让这些机构扎根日本花了很长时间。 

如同我们所见到的，日本越来越成为一个保护主义的国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强大的德国的影响下，日本开始鼓励合理化的关键部门的合并，通过这些合并来减少"浪费的竞争"。尽管所有这些发展都很有效，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日本在战前仍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的明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增长才变得没有对手。

纵观战后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又一次发现他们实施了与那些现在的发达国家曾经实施过的类似的ITT政策。随着现今对韩国的批评和日本对衰退的阻击，对活跃的ITT政策的批评被证明是错误的。 

2.3 领导者的抢先策略和赶超国家的反应——英国与其追随者

一旦一个国家获得超过其它国家的领先地位，它就产生了一个天然使用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来阻止其它的追随者。英国的政策，尤其是那些十八、十九世纪的政策，是最好的例子。

2.3.1 殖民地

英国运用强大的政策来阻止殖民地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对美国。英国推行的政策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鼓励殖民地单一主要产品的生产。
第二、 剥夺了一些产业的活动性。
第三、 能与英国产品相竞争的来自殖民地的出口被禁止。

第四、 殖民地使用关税的权利被剥夺。

2.3.2半独立国家

在正式的殖民地之外，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和不平等条约阻止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英国一开始使用不平等条约对待拉丁美洲，连日本都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去关税的独立性。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能够重新获得关税的自主，在日本之前，其它的国家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土耳其直到1923年才获得自主关税，而中国更是到了1929年。 

2.3.3竞争者国家

当我们谈到其它的欧洲竞争者国家，以及后期的美国，英国面对着领先的技术优势的流失，到十九世纪中叶，当机器已经具体化应用到每一个关键技术环节，技术的转化的过程还意味着熟练技术工人的流动。由于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尝试招募大量技术工人，以致1719年英国最终禁止技术工人的移民。随着技术的增长，机器的出口也在政府的控制下。十七世纪的荷兰，作为世界上技术的领先者，采取了对外国相当开放的态度，所以技术优势很容易就流失了。 

面对这些先进国家保护技术不流失的策略，落后国家想方设法获得先进技术。许多国家都有组织的支持技术工人从英国移民。尽管这样，技术的追赶依然是不容易的。面对同样问题的现代的发展中国家，在政策的支持下这些技术的转化更加有效，现今的技术的转化被看作是技术资本的流动。

在十九世纪中叶，关键技术是如此之复杂以至于引进技术工人和进口机器不能满足对一种技术的彻底掌握的要求。在1790到1850年间，大多数现在的发达国家都颁布了专利法案。这些法案针对外国人进行对本国知识产权保护，而这种保护基于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尽管十九世纪后期才出现对知识产权的严格管理，甚至最先进的国家仍然例行公事的干涉其他国家公民的知识产权。例如，英国在1862年通过商标法，禁止商业偷窃。 

2.4 工业发展政策：历史上的奇迹与教训

本章已经研究了一系列现在的发达国家的ITT政策，下面进行总结。

2.4.1一些关于早期政策的奇迹和事实

A.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国家当它们是赶超经济体时都曾运用幼稚产业保护和其它积极的ITT政策

几乎所有的现在的发达国家都使用过各种各样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在这些国家中一些明显的例外，例如荷兰、瑞士和较小范围下的比利时，也进行了回顾。也有争论认为，这几个国家没有进行保护主要由于它们的规模小，并由保护引发的对国力的消耗过多。当然，对于这些讨论，也许可以说有一些现在的发达国家能够不借助积极的ITT政策来实行独立的工业化。 

B.作为自由贸易和放任自由的经济的奇迹的英国

对比现代的经济奇迹，英国更具有侵略性，并且作为一个先导，积极地运用ITT政策来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它建立了工业霸权，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

这些政策，要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则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爱德华三世和十五世纪亨利七世时期的羊毛贸易。

C.作为现代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的美国

是美国，而非众所周知的德国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的体系。这些美国的思想家，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唐纳-雷蒙德，以及保护主义之父李斯特，都认识到对幼稚产业的保护的必要性。 

美国政府将这种逻辑应用到实际中比其它的国家都要早一个世纪。确实不是美国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关税来保护，也确实有很多关税的存在过久，但是，很清楚的是，美国的一些关键的幼稚产业没有贸易保护是活不到现在的。

D.与英国自由放任模式相对应的法国的国家干预

工业革命前期法国积极推进工业发展，然而，给予各方面的影响，尽管法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国家干预的政治体系，法国许多地方比英国的经济更加自由。法国人自由的发展时期在法国的历史上占据了很长时间，这导致了工业和技术的停滞。 

E.有限的运用贸易保护的德国

尽管经常的被当作幼稚产业保护的发源地，德国其实从未使用过紧的关税保护。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即使一些关键的重工业处于稳定的关税保护之下，它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贸易体。

然而，这不意味着德国是放任自由的发展。即使私营企业得到稳定的发展，部分得益于那些成功的尝试，使得政府指导显得不那么必要和受欢迎，国家依然扮演着重要的指导者的角色。

因此，不能把德国当作像法国那样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的国家 

F.瑞典并不是像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开放的小国。"

总的来说，瑞典的关税保护在它整个赶超时期幅度都不是很宽，尽管国家经济并没有进步。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瑞典很早就开始发展基础设施和其它关键行业的公私合营，尤其是炼铁业。

G.国家行动主义在早期现代日本受到来自外部的限制

由于不平等条约的限制，日本从一打开国门，刚开始发展现代工业的时期就无法使用关税保护。这仅是二十世纪的早期，随着不平等条约于1911年的终止，日本从而能够建立更加全面的工业发展策略，尤其是关税保护。 

H."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人"：随着发展政策在转变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随着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发展，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地位发生了变化，于是策略也发生了转变。当它们处于赶超地位的时候，他们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从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获得熟练工人和先进的机器，从事商业间谍活动，任意的干预专利和商标。然而，一旦他们成为发达国家，他们也开始推行自由贸易，阻止技术工人和技术外流，也加强保护专利和商标。

2.4.2"不仅限于关税"多样的幼稚产业促进模型 

如前文所言，事实上所有成功的现在的发达国家在他们赶超的时候都进行幼稚产业保护。在这些发达国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关税保护，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政策手段，还有许多其它的政策工具，如出口替代，出口退税等等许多。现在的发达国家都考虑进行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尽管有一些很好的历史模式可以借鉴，许多国家仍然将各种政策工具精确的组合来运用。这就暗示了对于工业发展没有一种确定的万能的模式，只有广泛的指导观点和多样的例子可以拿来学习。 

2.4.3对比现在的发展中国家

那些对贸易保护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少知道关税保护对现在的发达国家的重要性。Little et al.和世界银行都认为现代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比过去要高。这种意见听起来很有理由，尤其是当我们研究，现代国家对于幼稚产业保护所采取的关税，来和现在的发达国家早期进行幼稚产业保护所采取的关税进行对比。然而，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问题出在当年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比现在的二者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 

如我们之前展示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无法如此简单的衡量国际化的生产力的差距，例如书上的三个例子可以说明，考虑到生产力的差距，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现代的发展中国家广泛采取的看似相对高的保护，也都没有超出历史上现代的发达国家采取过的保护程度。在其后的两个十年里，自由主义化在这些国家更加盛行，保护程度日趋下降，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的保护程度比现代的发达国家曾经采用过的保护程度低得多。 

  附文：

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

胡舒立

【2007.02.04 12:50】来源:财经

thinker521@gmail.com 

    中国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国际环境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对"核心重大利益"的定义有待不断拓展

    "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这一显然比"世界想要什么样的中国"谦卑得多的发问，命名了1月下旬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一场专题讨论。这个全球 最具规模的"大人物清谈俱乐部"年度盛会，今年选择"权力方程式的变迁"为总主题。在与会者列出的林林总总的权力方程式及其演化的轨迹中，"中国"两个 字不绝于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成因与去向，各国央行能否及怎样化解也许会到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朝鲜及伊朗核问题的由来与对策，援助非洲的正道与歧途，应 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调及其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划定未来的义务，重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必要与艰难......每一个话题，每一场讨论，"中国"二字在 全球权力方程式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所有这些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已经不可想象。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萨默斯甚至宣称，过去以美国为火车头、欧洲为中心的时代正在转变；未来25年，世界的权力中心会转移到中国，还有印度。这种声 音并非闻所未闻，但的确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来自中国的一些发言者在这一氛围中显出固有的谨慎。在表达了对于世界的善意以及对和平与发展的最大期待之后，他们以谦卑回应谦卑：不，权力方程式并 未真正发生从西方到东方，特别是到中国的倾斜；是的，中国当前更关注处理内部发展平衡问题，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既无意、也没有能力成为在军事、政治和 外交上发挥巨大影响的全球力量；同样的，对于中国在各个国际议题中的参与及责任，也要放在它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背景中来衡量。

在达沃斯发生的，其实是各国精英心情放松时的友好辩难而已，却折射了一种越来越无法回避的观念冲突。在西方世界的语境中，这一观念曾表现为改革开放 之初，战略家们曾就中国开放国门加入国际体系是否包含"阴暗目的"的争论，也重现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十余年间，就中国是否为国际体系"搭便车者"的学 术讨论；在2004年中国"崛起"成为关键词以来，它获得了更多的内涵：中国已经成为崛起中大国，应当成为国际秩序"负责任的利害相关 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一词，当然并非出自前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个人的判断；它可以肯定地是代表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并迅速在美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获 得广泛认同。一方面，它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承认中国可以在重大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开出了两个隐含的条件或是希望：中国不挑战现有国际秩 序；中国作为大国应在更多议题上发挥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选择性地承担责任"。

  中国的自我认知，与此既有交集又有较大差别。中国积极倡导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创造经济高速平稳增长所需要的和平环境，目标坚定不移，努 力耕耘多年。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牵动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要素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持续提升。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国际利益在全 球范围内不断延伸。主要大国进一步调整对中国的政策，与中国积极接触的意愿增强。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周边的区域合作中更加活跃，在处理热点问题上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昭然。

  但是，以中国指导涉外事务有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字真言，透视"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之说，则又不免于疑虑。在承认这说明西方国家承认中国 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有看法担心，鼓吹"中国责任论"也有转嫁矛盾，将中国纳入符合西方利益轨道的企图。

  事实上，描述中国兴起的关键词，从"崛起"到"和平崛起"，最终引人注目地过渡到今日官方所通用的温和的"和平发展"一词，传达出中国在涉外事务上 的低调和现实主义风格近期不会有大调整的信号。未来的原则，仍然是以八字方针为基础，在不涉及核心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有所不为，在涉及核心重大利益的问题 上有所作为。但八字方针也会受到与前不同的全新挑战。如果说以前的挑战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安全与外交领域，那么，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讨论上看， 中国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国际环境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对"核心重大利益"的定义有待不断拓展。比如说，五年前，谁会想得到气候变化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一届 总统大选的重要议题，又有可能引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排放大国的全球性博弈？

  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与"国际秩序的利害相关者"一词相对，还有一个正当的问题：哪一个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努 力，有可能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受益于全球化至深的中国，或有可能成为新秩序的制定者之一，以和平发展的诉求参与塑造新世界。这可能亦为中国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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