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的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议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研究报告（概要）

2006年2月

    2，一体化市场的缺失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从目前关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的经验数据来看，情况有些见仁见智——有些人得出市场分割加剧的结论，还有些人则指出一体化程度在加深。本报告利用一个综合调查数据库和一个省级数据库，分析市场分割的程度和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在三个主要的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方面，市场分割的情况差别较大：

• 从20世纪90年底初以来，产品市场越来越一体化，全国各地的价格在逐步趋同，区域经济的专业化程度提高。调查数据明显地显示出在过去10年里，地方保护主义显著减少。但是，新的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深藏在司法和地方政府采购方面的地方关联之中，继续对产品市场的一体化形成严重的挑战。此外，基础设施的发展仍然滞后，可能会阻碍实现各地区均衡的经济增长。
•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但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严重的市场分割问题。户口体制的残余，流动人口获取社会服务受到限制，以及公共服务质量差距很大，都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
• 在资本的跨行业和跨地区的配置方面，资本市场还是表现出严重的误配置现象。更重要的是，经验数据显示，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资本市场分割的程度是在加剧。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还存在对利率的限制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发达，另一方面在于在投资环境以及监管、体制和基础设施条件方面（这些因素决定了投资者是否认为当地具有投资吸引力），各地区的差距极大。

    3，随着中国正在走向小康社会，全国市场的一体化问题会越来越重要，原因有四：

•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人口从农村向城镇、以及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的转移。
• 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经济体应该会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而要获得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则需要市场的一体化。
• 中国市场的一体化将使得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可以更加均衡地惠及内陆地区。
• 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成长，并最终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

• 我们利用政策模拟来估算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潜在收益。以2001年作为基年，本报告分析了三种情况：分别将1％、5％和10％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并平均分配到其他三个部门。如果只有1％的劳动力转移的话，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提高0.7％。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达到5％和10％的话，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分别提高3.3％和6.4％

• 此外，鉴于不同部门和地区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差距较大，我们就这个问题对于不同地区的影响进行了政策模拟。如果把农村人口的1％、5％和10％转移到城镇地区，那么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分别提高0.5％、2.5％和5.0％。更重要的是，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相比，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更大。如果10％的劳动力转移，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提高8.2％和5.7％，相比之下，东北和东部地区的提高幅度分别只有3.5％和3.1％。这些政策模拟显示，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仅能改善经济效率，而且能促进公平。

• 研究结果指出，户口制度和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得中国城市的规模没有达到最优水平，集聚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导致很大的经济福利方面的损失。我们的估算显示，如果让一个实际规模比最优规模低50％的城市达到其有效规模，那么会使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提高40％，这显示集中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净效益是很大的。就乡镇企业而言，我们的估算显示本地销售额提高10％会使单位劳动力的附加值增加3％。劳动力无法集中也影响了乡镇企业的竞争力，阻碍了中小城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加剧地区差距问题。

• 本报告也估算了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经济收益。我们进行了这样一个模拟：在保持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改革长期以来向城镇倾斜的政策，让投资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分析指出，如果我们把城镇投资的1％、5％和10％转移到农村地区，那么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分别提高0.7％、3.2％和5.9％。在第二个政策模拟中，我们假设政府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增加的投资在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二者之间平均分配。农村地区的投资增加100亿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大约相当于210亿元。由于农村地区大多数生产活动是劳动密集型的，因而收益的很大一部分将会是劳动报酬和农民的收入。这将会大大缩小行业和地区差距。如果投资增加的规模达到500亿和1000亿，那么总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加 0.8％和1.7％，分别相当于850亿元和1820亿元。

• 在将城镇投资的1％、5％和10％转移到农村地区的政策模拟中，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获得的效率改善程度相对要高得多。整个经济改善的幅度分别为0.7％、2.9％和5.0％，而东北地区的改善幅度要大得多，分别为0.9％、4.1％和7.0％。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改善幅度也比东部地区的高一些。这些政策模拟突出地显示了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重新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扭转向城镇倾斜的投资政策将提高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除了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这些政策也会通过缩小地区和部门差距，带来一定的分配效应。因此，这些政策既能提高效率，又能促进公平。

    5，别的大陆型经济体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经济的一体化。美国在200多年前是一个由13个单独的殖民地经济体组成的混合体，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的“商务条款”（这一条款在联邦法院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执行）是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因素。这一坚实的法律基础得到基础设施稳步发展的支持——19世纪的铁路和运河，20世纪的公路和航空。欧盟的一体化出现得更晚，最初的罗马条约（1957），随后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以及2002年1月引入统一货币“欧元”是一体化进程中里程碑。和美国一样，欧洲市场的一体化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欧洲法院来实行，而且欧盟委员会具有迫使成员国修改法律的权力，这也越来越推动欧洲市场的一体化。

    6，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中国现在到了采取果断措施来加快市场一体化的时候了，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和加快经济增长，并保证各地区能够更加均衡地分享到福利的改善。这方面的措施应该涉及很多领域，最为关键的是：

• 考虑制定中国自己的“商务条款”，赋予中央政府，以及企业和个人反对地方政府破坏中国经济一体化的行为的合法权力。

• 就经济一体化问题指定一个体制的“大本营”。这可能会大大强化商务部的国内贸易部门。

• 整编法院系统，使之成为一个对有关商务和要素流动的争议（包括贸易争端和对政府采购的指控）具有司法权的全国性的系统。

• 继续采取措施，让内陆地区和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联结起来。尽管在过去25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密度方面还需要追赶一些更为先进的国家，在公路密度方面还落后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 逐步消除户口制度的残余，同时减少在城镇公共服务方面的限制，让劳动力能够流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为进一步改革户口制度，有必要将享有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的权益同户口本身分离开来。这涉及付清拖欠国有企业工人的社会保障资金。此外，有必要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并缩小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城乡差距。这需要一个更加合理的政府间财政体系，以及一个更加公平的转移支付体系，特别是对相对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 取消金融部门还存在的利率限制，提高落后地区的监管水平、体制质量和基础设施，以鼓励资本流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 鉴于对世贸组织承诺所带来的压力，中国的银行改革能够通过从在美欧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香港、台湾和东南亚银行工作的海外华人当中大量聘用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人员，而得以大大加速。这些富于经验的人员更有可能适应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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