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本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发出“对非典疫情的前景预测和对北京疫情反思”一文后，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学者贺力平、唐钧、徐滇庆等几篇文章，他们都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和见解，现放在网上，供大家参考。]

“非典”与“社会危机”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 钧

2003年5月1日

公元二千零三年的三月下旬，当远离伊拉克战场的我们坐在家中像观看一场激烈的体育比赛一样天天从电视机中关注美英联军向巴格达推进的进度之时，一种后来被称为“非典”或“SARS”的传染病却幽灵般地悄悄向我们逼近，并最终在四月大爆发而酿成一场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社会危机”。

一

社会学词汇的“不中听”常常像苦口良药一般，但是，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并不会因为我们把头埋进沙里它就自然消失。什么是社会危机？社会学的概念中还有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词叫“社会问题”，打个比方，社会问题好比社会有机体所患的慢性病，社会危机则是社会病患的急性发作。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有其共同的特点：其一，对个人或社会群体造成损害；其二，造成超出本身范围的广泛的负面影响；其三，造成社会偏见和社会隔阂；其四，有一定的持续性。

相对而言，社会问题持续的时间较长，社会危机持续的时间较短，但后者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解决，“急性期”一过就会演变成更持久、更难根治的“慢性病” 社会问题。

除此之外，社会危机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是突如其来，常常在人们还没有觉察、醒悟之前，就已呈席卷之势；二是破坏力更强，正因为人们对其疏于防范，所以一旦形成，破坏的广度和深度常常出乎意料；三是预后不好，社会危机一旦爆发，如果处理不好，常常会留下一定的后遗症。

社会危机按其影响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地区性的、全国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地区性的如近来在辽宁海城发生的“学生奶中毒事件”，以及年末年初非典刚刚发作时的广东；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如三月底以来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中非典的影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想到对于社会危机我们应该尽早、尽快、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其缓解乃至彻底解决。

当今世界，是一个机遇多多，危机也同样多多的世界。政治领域中的单极化与多极化以及恐怖主义，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WTO以及与此相关的倾销与反倾销，社会领域中的贫困与反贫困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无一不是双刃剑。所以，具有危机意识绝非杞人忧天。

社会危机的形成可能是长时间的，其爆发则需要一定的触媒。用中国的老古话说，不外是“天灾”和“人祸”。譬如，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完全是“人祸”造成的；而中国的“非典”爆发流行而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则主要是“天灾”（这里讲的“天灾”除了通常所认为的自然灾害以外，也包括各种其他“自然的”或“天然的”因素）。但是，应该指出，所有因“天灾”造成的社会危机，一定有“人祸”的因素掺乎其中。

二

非典的爆发流行已然具备上述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共有的四个特点和社会危机本身特有的三个特点：

其一，非典的对染病的个人和家庭的损害是显见的。同时，与职业特点密切关联，某些业缘群体，特别是医务人员受到了非典的集中攻击。

其二，非典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疾病”和“健康”的范围。非典对广东的不宣而战使人猝不及防自不待说，香港与北京因为在疫情发作初期对其重视不够也先后中招。在人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非典的袭击突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目前经济界已经在讨论非典会使2003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多少个百分点，在国际上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显然也受到褒贬，很多国际会议和活动被迫推迟和取消，据说还有可能涉及外到交方面的麻烦，……这些直接和间接损失还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计算的。

其三，非典在人们来不及设防的情况下以类似美英联军在伊拉克长驱直入的进攻方式得逞一时，虽然我们相信，在肇事元凶“冠状病毒”已经被确认，加上13家（或更多）国际专业机构联合攻关之下在不久的未来终将被降伏（但也许如同拉登被确认为911的元凶但至今还没有就擒一样我们还需耐心等待）。但在此期间，非典显然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社会紧张和社会恐慌。譬如，谣言四起，人人自危，从抢购预防药物、口罩、消毒用品一直到生活必需品，说明人们在逐渐丧失理智。常言道：“关心则乱”，因为社会心理从来就是一面凹凸镜，对于事实真相不是放大就是缩小。所以在危机时刻，常常会对负面的东西加以夸大。由此更引出了许多非理性行为，而潜在的隔阂、猜忌与不信任可能是更大的隐患。

其四，非典的持续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2002年11月在广东发现第一例病例至今，已经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从香港疫情控制的一波三折看，目前国内疫情被控制的前景尚不明朗。从预后看，已然形成的偏见、隔阂和不信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消除（譬如患病的职工会不会被企业辞退、患病者在求职时会不会遇到麻烦，等等）。

除此之外，从近几天媒体的报道看，造成非典爆发流行的人为因素也是很明显的，这里不再重复。

三

对我们来说，非典目前依然是现在进行时，我们现在就谈论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可能还为时过早。然而，有一些近似的国际经验可以供我们继续往下走时作参考：

非洲南部有一个160万人口的小国叫博茨瓦纳，1966年独立的时候，是全世界最穷的25个国家之一，人均国民收入仅有80美元。在60年代后期，博茨瓦纳接连发现了钻石和铜镍矿，带动了经济发展，很快就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90年代后期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3250美元。不幸的是，1985年在博茨瓦纳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那时，别的非洲国家早就发现了艾滋病，但艾滋病的传播在博茨瓦纳却快得出奇。到90年代，受感染的人口竟达全国总人口的36%，是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也因此迅速从60岁降到40岁以下。虽然在90年代的中后期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7%左右，创造了非洲持续增长的最高记录。然而，艾滋病的传播消耗了钻石和铜镍矿带来的大部分收入，政府把钱都花在盖医院、买药品上，老百姓也把钱都花在办葬礼上了，不几年就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经济滑坡。

总结博茨瓦纳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曾经把患艾滋病看成是个人隐私而给予保密，使得艾滋病在人们的不知情中迅速扩散。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沉默及沉默造成的不知情滋养着非洲大陆的爱滋病。”“沉默的后果迅速扩展：感染率飙升，成见越来越深，排斥加速了死亡的到来，知识与行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

两相比较，我们还是可以从博茨瓦纳的惨痛经历中获益的。其中最为宏观的收获可能就是不要把眼光紧盯在GPT上。香港一个环保组织对非典爆发流行的评论可能会给我们以启发。这篇文章写道：

香港的环保工作者在20多年前就已经大声疾呼要求关注生态平衡。他们曾经戴着口罩上街游行、举着改善香港空气污染的标语到立法局请愿，为香港人“争气”（争取新鲜空气）。但换回来的却是冷言冷语和冷漠，还被指骂杞人忧天，当作怪物。政府的高官、商界的老板乃至一般市民，都陶醉在追求GDP的黄金梦中。对比在今天非典爆发流行的日子里，人人带口罩在街上走的情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他们向香港社会提问：究竟谁是愚者？他们大声疾呼：

“好像‘泰坦尼克’游轮上的乘客一样，香港人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开展黄金梦的旅程以来，一直在追求金钱、享受、物欲和基本生存条件。有多少人会停下来反醒一下繁荣的代价？急功近利的发展、破坏、浪费和污染，令680万人赔上健康、性命和生机？赔上了祖宗留下来的资源大地？断了子孙的路？680万的智者醒来吧！”

四

中国人的哲学训练使我们很快就想到要变坏事为好事，当然，危机在一定的条件下也确实会转变成契机的。我们看到：

首先，两位对非典爆发流行负有不可推辞责任的高级官员受到处理，老百姓议论道，这回中央动真的了。接着，中央迅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的应急处理机制，成立了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并由颇得民心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中央财政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总额二十亿元。老百姓议论道：这回落到实处了。

其次，一个不用政府动员的“爱国卫生运动”自发地开展起来了。公共场所、交通工具、工作单位乃至居民家家户户打扫屋里屋外，喷洒消毒药水。甚至因为没有消毒水的味就有不安全感，这种平日里令人皱眉的“医院怪味”，成了商业服务业招徕顾客的手段。出门戴口罩，可能在十天以前还会使人觉得怪怪的，但现在已成时髦。有台湾的网友比较台湾与大陆、香港，说台湾人有个习惯，感冒了出门就自觉地带上口罩。他认为这是台湾的疫情比大陆和香港轻的关键所在。原来戴口罩的含义不仅是防止别人传染给我，更有我不要传染给别人的深刻内涵。看来，一个好习惯顶得上一百个群众运动。

再者，多年来一直“两头受气”的医务工作者终于有机会展示他们仍然富于“白求恩精神”的光辉形象。由于体制和制度的不合理，经费的匮乏，加上一些业内人士的不检点，近年来医疗卫生一直是老百姓不满的焦点问题之一，我们的医生护士也常因此而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在对非典的征战中，我们的医生护士以他们忘我的职业精神和辛勤劳动乃至牺牲获得了全社会的崇敬。

总而言之，社会危机使我们从自我陶醉的梦幻中走出，看到了一个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真实面貌，也使我们更清除地看到了我们的社会长期存在的种种弊病。危机时刻也是重塑社会凝聚力的时刻，我们应该正视危机，深刻反思，而不要讳言危机，讳疾忌医。“亡羊补牢，尤未晚矣”，如果我们能够真诚地从非典引发的社会危机中接受教训，危机就会变为除弊革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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