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本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发出“对非典疫情的前景预测和对北京疫情反思”一文后，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学者贺力平、唐钧、徐滇庆等几篇文章，他们都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和见解，现放在网上，供大家参考。] 应对SARS恐惧症危机的政策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2002/03年） 贺力平 2003年4月30日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现在是威胁中国国民安全和全社会稳定的最大敌人。战胜这个敌人的斗争已经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条战线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们在充满艰辛和风险的医疗防治领域内分秒必争的工作，另一条战线是争取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恢复信心，消除恐惧，确保社会机制正常运转。历史在又一次考验中华民族。中国在取得战胜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快速传染病之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领导下的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地采取了正确措施，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医疗开发资源已经开始被调动起来，中国战胜SARS疫情指日不远了。 但是，从种种迹象看，战胜SARS恐惧的斗争远比战胜SARS疫情本身的斗争要艰难得多。由于复杂原因，公众信心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SARS恐惧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我们需要坦率承认，在这条战线上的斗争同样重要，而且更加严重地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安定和发展。 卫生部和北京市的新领导近日出台了多方面的措施，两条战线上的都有。以下是个人对第二条战线近期可考虑采取的补充性政策建议。 建议一、政府部门关于SARS疫情的信息发布，除人数指标外增加一个，即性别指标。例如，每日新增或减少的患病或可疑症状人数中区分男女性别。这样做，有助于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公众对政府信息发布的信任度。 过去形成的一个惯例是，政府部门发布统计数据，仅仅发布一个总计数，没有分解数。在不少情况下，这使得人们对政府发布数据将信就信，甚至疑惑重重。现在无疑是改变这个陈旧惯例的时机。统计数发布增加一个或两个分解指标，尤其是增加这类机械属性的分解指标，丝毫不增加有关政府官员的工作负担，但却会大大增加统计数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这次SARS事件的一个重大教训是，哪怕是增加一点点统计数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也会对维护和增强公众信心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增加统计数的透明度，从根本上说有助于建立和改善现代政府体制的问责制，减少和消除政府机构行为中的随意搪塞现象，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古语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我们在动员各种资源抓住SARS这只“羊”的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捕捉SARS恐惧症这只“羊”，尤其防止“SARS恐惧症”蔓延到公共卫生领域之外，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达到“补牢”的目的。古语还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目前的一个“足下”就是增加总计统计数的一个或两个分解数。这是属于“补牢”的动作，而且，做到这一点，未来中国将广泛受益于此。 建议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应采取具体措施维护并增强中国国内新闻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立即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发布文件，要求党内各级组织和政府部门不得随意干预新闻报道，不得随意撤换新闻机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国有新闻机构将实行负责人任期制度，新闻机构负责人在任期内不得未经预先设定的组织和法律程序被撤换。 从长远观点看，政府对新闻界管理工作的重点应当从过去的直接控制和干预转变到精神指导和确保新闻机构合法合理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的方向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如何管理新闻界，直接影响到社会百姓如何看待政府政策，影响到政府的可信度。古今中外所有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表明，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任何政府所能拥有的最大最重要的资源。任何人为地通过压制新闻独立性和客观性而使公众减少对政府信任的行为都是在摧毁政府自身的群众基础，在侵蚀和浪费政府领导能力的资源基础。 增加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会感到受到不情愿制约的主要是少数特权官员，受益的却是绝大多数人民及人民政府及其执政党领导整体。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应当从宪法的高度来认识和确立对待新闻机构和新闻事务的态度和政策。不当干预新闻的行为应当被理解为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犯罪行为并被法律追究。 建议三、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在SARS疫情得到控制后， 将委托国务院前任总理出面负责领导组织“SARS疫情掩盖事件专案调查”。 专案调查行动着重针对广东省，北京市和卫生部及有关官员在2002年11月至2003年4月中旬期间的行为，通过调查确认掩盖行为是否发生，发生时间，范围，程度，及相关人士的责任。专案调查组必须具有权威性，社会代表性和独立客观性，其成员除了国务院前任总理外还至少应当包括社会贤达人士。专案调查报告除了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外，还应当向社会公布。为预防个别有关官员销毁证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宣布这条措施的同时还应当严正声明，所有官方往来函书和有关信息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存留，销毁者及销毁行为本身将受处罚。 两千余多前，中国出现堪称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体制时，就开始有对地方行署和部门高官的责任追究实践。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中一直希望有而几乎从未曾有过的是，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对事件的独立性调查和调查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布。SARS事件可以成为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良性转机。 建议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可考虑决定，在SARS疫情稳定后，中国政府将组织对中国公共卫生体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深度的大调研，其任务是为中国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共卫生体制提出广泛政策建议。这项工作，应由国务院出面委托，各级各类卫生机构既予全面配合，集中和吸收社会各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包括相关国际机构和专家人士。调研工作的重点将针对现行公共卫生体制中的薄弱环节及应对未来挑战的需要，形成可为政府采纳的中期和远期战略决策参考意见。 建议五：深刻反思我们的干部政策和实践。 SARS疫情最早出现于几乎半年以前，初现地点是距离北京三千公里外的中等人口规模城市。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地却变成了SARS重灾地，上千万人受困于SARS疫情，那里有我们许许多多的民族精英人士。这个大过程，其间不能不说有不少干部官员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出现失职失守现象。追究原因，这里面可能有现行体制上的缺陷和极个别极个别高级官员的渎职。但是，也应当估计到，该事所可能涉及到的也有为数不少的各种级别各种类型官员。他们中或许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才对事件扩散本身负有个人法律责任 － 这如上所说，应通过公正合理的调查来加以确认，相对多数的人却很可能存在难以推卸的道义上的责任。例如，一些官员很可能未能及时向上级机构和相关机构传送信息，未能及时意识到或预料到问题的严重性，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有力防范措施，等等。这类问题的出现，一个可能的重要直接原因是有关干部官员的个人素质问题，是任何一个职官个人的社会良知，责任感和知识能力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干部政策和实践反复强调“政治觉悟”的重要性，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职官个人的社会良知和素质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干部问题，却未能相应高度地重视干部的良知和素质基础问题。应对目前的SARS危机及其恐惧症危机以及未来的任何可能的类似社会经济问题危机，中国都需要必要的和适应的干部素质基础。缺少这个基础，任何体制改革的成就也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应当反思我们的干部政策和实践。 作者 谨识于 2003年4月30日 附贺力平先生随文发来的一封信 朋友们同事们： 近来在北京肆掠的SARS引起了忧虑，尽管疾病本身很快可能得到控制，但其种种影响已超出常规。我衷心希望它对各位朋友同事及其家人的不利影响会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也希望随后所附的一点个人政策建议能通过您们见知于我们的领导层面，供领导和同仁们参考。（这是我个人思考意见，若有任何不当不适之处全由我个人负责）。再次祝愿各位及其家人平安，祝愿中国平安，北京平安！ 贺力平， 2003年4月30日于纽约 发件人: lh2101@columbia.edu， 日期: 2003/04/30 Wed PM 06:05:27 CST， 发送: liping@mx.cei.gov.cn 抄送: binhongshao@hotmail.com , caifang@population.cass.net.cn , chensha@iwep.cass.net.cn , fangang@neri.org.cn , huamin@fudan.edu.cn , ljg@homeway.com.cn , liyangh@sina.com , pingx@public.bta.net.cn , shaobh@iwep.cass.net.cn , TRJ@agallery.com.cn , unirule@263.net.cn , wenhai@ccer.pku.edu.cn , wenwen703@sina.com , wangxq@21cn.net , yigang@pbc.gov.cn , yilu@sse.com.cn , yowang@pku.edu.cn , yuyd@iwep.cass.net.cn , zdjun@163bj.com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