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 济 与 社 会 观 察

第二期，2003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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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焦点评论]

“非典”疫情的前景预测及对北京灾情的反思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3年4月30日

一、北京市的疫情发展要早做预测，疫情严重程度要早早告知人民

到4月30日止，北京市非典病人确诊数目达到1448人，疑似病人达到1474人。死亡数字达到75人，被隔离的人数可能达到1万人。回顾过去的一周，在短短的七八天内，北京市确诊的非典病人增加了1000多，加上疑似人数共增加了2000多人。按此速度计算，28日后的这一个星期将是北京疫情爆发的高峰期，估计未来一周或两周内，北京的发病人数可达到5000人左右，死亡人数保守的估计也要在100-200之间。被隔离的人群估计至少在数万人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别是北京市等地区实际上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必须进行全国性的总动员来遏止“非典”疾病灾情的袭击。事实已经告诉人民，纸是包不住火的。北京市至今不向市民通报疫情的详细情况，不报道患病病人的具体情况，不报道隔离区域的具体地点，是信息滞后的严重表现，是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的表现，是政府缺乏应急能力的表现。

在全社会向白衣战士表示崇高敬意、全社会各界力量实行总动员的同时，中国社会似乎还少了些内容，那就是向失职官员和陈旧政治发出严厉批判。如果仅有崇敬而没有批评和批判，这场抗非典的战役便不是全面的。

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要做深刻的检查

北京市的非典疫情蔓延如此迅速，爆发如此猛烈，如其说是一场天灾，不如说是实实在在的一场人祸。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疫情，还在于前一段时间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公众隐瞒了疫情，也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控制疫情。自2月份以来，有关部门就在掩饰疫情，麻痹人民，电视台报道出的镜头都是康复病人的情况，而没有一点显示疫情严重的报道。广东居民为了自身的安全，自发地掀起一场“购药保命”运动，还被政府以辟谣方式想方设法制止。进入3月份，为了开好两会，宣传部门有意控制对“非典”疫情的报道，北京市政府部门更是对疫情闭口不言。从2月份到4月份，中国整整贻误了两个月的战机，未能将疫情限制在广东。正是中国政府对疫情防治的严重失误，才导致北京以至全国和世界今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这里，我们要对中国现行的新闻传播制度作严肃的批评，政府严密控制传播渠道和社会舆论的做法需要进行深刻的检查。从传播学角度讲，中国的新闻舆论传播历来是“组织传播”，而非“大众传播”。通过组织传播管道传播的信息一是数量有限，二是往往被严重歪曲和扭曲，因而失真。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播渠道往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往往又被“组织渠道”所封杀。因此，通过这次非典之后，新闻自由已经在中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已经有必要加快速度进行新闻制度改革和制定新闻法。

外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根子揭露得很深刻，美国《时代》周刊4月14日文章“揭开中国SARS危机的面纱”说，中国在沉醉于赢得主办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跟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后，也许想要向世人展现其乐观、改革的新面孔。但是这个国家在处理致命的SARS传染病上所表现的态度，让人感到在禁闭的门后，北京保持神秘及掩盖事实的本性没有改变。文章列举了记者调查的情况后说，在记者被粗野地赶出北京佑安医院集体隔离病房前，一位护士警告说：绝对不要相信卫生部门说的话。

在疫情迅速传播的情况下，国外一些媒体上出现了“隔离中国”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变形象，也为了寻求非典防治方法，中国政府卫生机构邀请了国际卫生组织到中国进行调查。然而在调查中，有关方面依然没有说实话。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发言人汤普森向媒体透露，在北京的非典病例比中国官方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要多得多。北京解放军301和309医院发现一些以前没有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非典病例，而北京整个医疗系统都存在报告数字低于实际情况的现象。后来事情果然发展到了一场疫情大爆发。

另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各部门的低工作效率和专家官员的低水平。广东于去年11月份发现疫情后，卫生部到1月下旬[春节前]才派出了一个级别很低的工作组前去调查，春节之后2月份又派出了两个专家组前去调查，在这么多卫生部的官员和专家前去广东调查之后，居然毫无作为，未向人民发出任何警告，未对广东采取任何隔离措施。以致导致北京市成了一个完全不设防的城市，今天遭受巨大损失。从这一点上一可以看出中国官员和专家的低水平，二是可以看出政府的低工作效率。

中国各政府部门的种种做法和表现，中国社会现在必须对其进行反思。以胡锦涛和温家宝组成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尽管撤消了卫生部长及北京市长的职务，亡羊补牢，但对造成这些官员失误的制度弊端必须同样进行清算。如果不是这样一些制度和人为导致的错误，中国非典疫情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北京也不会酿成今天这样的大祸。非典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更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新闻管制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人民在这一时刻要好好反省问题的实质。

三、非典是对中国“GDP至上”的当头棒喝，

中国要矫正自己的发展目标，走出庸俗的拜物教，

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做着官样文章，紧盯着GDP不放。例如4月15日，第93届“广州国际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由于非典阴云笼罩，交易十分冷落，但媒体却在搞造假性的正面报道，营造太平景象。开幕当天，国内媒体报道说“广交会首日生意兴隆，国内外客商络绎不绝”，并突出渲染一位意大利客商带著口罩，签下243万美元订单的镜头。然而，开幕头两天，总成交额仅3.3亿美元，远远低于“9.11”事件后的第90届广交会头两天133亿美元的成交额。随后更是馆内冷清，人流稀疏，许多摊位无人问津。但为了维持台面，政府下令国营企业负责人必须率团出席广交会，不得因故缺席；广东方面更是总动员，下达指标，要求省内企业及其负责人务必出席，为广交会捧场。

要钱不要命，唯GDP之上，是中国近些年来经济发展的典型做法。经过”非典“这场火与血的洗礼，中国的发展目标要走出物质至上的误区，从而重视其他各项社会发展指标，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指标。通过提高管理艺术和政治艺术要效益，通过制度改革要效益。通过这场灾变，改造陈旧落后的新闻制度，将映入中国人民的眼帘。旧政治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的要求。政治是最大的生产力，必将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社会下一个时期的宣传口号。落后政治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损失通过这次非典事件已经暴露得清清楚楚。

值得庆幸的是，在4月13日的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面对“非典”对整体社会已经构成的影响做了这样的强调:“非典型肺炎对我国旅游、交通、商贸和对外交往等活动造成的暂时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对此，我们要正确对待，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只要我们尽快消除疫情，积极主动做好工作，局面很快就会改观。”直到这时最高领导层才发出明确的态度，部分原因是地方向中央封锁消息导致的。

因此，中国下一步真正的改革和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诚实的、正义和正直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虚假欺骗的社会。特别是需要建立一个社会批评机制和监督机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被批评、被监督，这个政府肯定是个低效、专权甚至腐败的政府。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任务不仅是摆脱贫穷，而是摆脱愚昧、虚伪和不民主。这才是一个社会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标。最后，我们强烈要求政府：要从根本上摆脱被动的局面。不仅将实情及时地告诉人民，还要预报灾情的发展趋势和某些可能性，既要让人民从心理和物质上早做准备，又能克制社会恐慌，保证社会秩序稳定，有利于彻底围剿“非典”。

四、隔离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

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英文缩写]、中国称为非典型肺炎的“非典”，目前已蔓延到世界上28个国家。3月29日，非典病毒的重要发现者、世卫组织官员、意大利医生卡罗·乌尔巴尼因感染非典逝世。中国的疫情已造成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21日，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爱沙尼亚、新西兰和爱尔兰；而口头通知会暂停发出签证给中国公民的国家，则包括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非洲加纳。朝鲜22日也表示暂停中国公民入境、越南亦采取了相同的动作。据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外交部领事司日前向各省市自治区的外事办公室下达紧急通知，表示已经接获逾11个国家照会，短期内不会向中国公民签发入境签证，另有近60个国家表示保留对中国游客作抽样检查的权利。

据报道，中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外事办几乎已停办所有公务签证，包括到港澳台的签证。4月4日，世卫组织警告国际旅游人士不要到中国的广东省和香港旅游；23日发出新的旅游警告，提醒人们不要到中国的北京市、山西省和加拿大的多伦多作不必要旅游。

非典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最近几周，香港的酒店入住率已经几乎为零，旅游业业务下降70%，服务业全面萧条。北京的许多业务陷于停顿。有人估计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不排除亚洲重新爆发金融危机一类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由此，亦不排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但是，在对疫情的未来发展趋势还不清楚之际，任何对经济前景的预测都难以准确。目前，就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在对疫情的程度还不了解的情况下，便大做预测，这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由于隐瞒疫情，中国股市的作市者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起了一波向上的进攻，但估计新进入的几千亿资金将被死死地套牢在1500点以上。这使一些金融投资机构的亏损更加严重。

特别是我们要考虑到下一步疫情的发展，如果蔓延到农村，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亡率肯定要大幅上升。据说香港一个非典病人的治疗费用需要几十万港元，在国内，解放军某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姜素椿染病后的治愈费用是10几万元。如果按此标准，全国非典病人如果达到5000人，那么所需要的医疗费用便要达到5亿元。到4月30日，全国的确诊非典病人数目已经达到3460例，疑似病人2203例。经济学界要充分估计这场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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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材料：看香港是怎样详细报道疫情的。北京市对比之下有什么差距？]

香港非典型肺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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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稿由卫生署及医院管理局共同发放：

　　截至今日（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时，有15位病人较早前入院而今日证实感染非典型肺炎，包括4名医护人员（1名为屯门医院医护人员、1名为玛嘉烈医院医护人员、1名为明爱医院医护人员、1名为于油麻地执业的私家医生），另外11宗为新个案或接触过患非典型肺炎病人而需入院接受治疗。

　　现时共有759名曾入住公立医院的非典型肺炎病人康复出院，包括今日出院的49名康复病人。另外，有112名康复中的病人正在疗养，准备出院。仍然留院的病人中，大部分对新治疗方法有理想的反应，现时有92名病人在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

　　十二名病人分别于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广华医院、玛嘉烈医院、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玛丽医院、大埔医院及基督教联合医院去世。现时与非典型肺炎有关的死亡个案共有150宗。死者年龄介乎40岁至91岁，包括七男五女，其中九名有长期病患。死者资料载列如下：

医院　　　　　　　　　　　　性别　　　　　年龄

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　　　男＊　　　　　81

　　　　　　　　　　　　　　女＊　　　　　81

　　　　　　　　　　　　　　女＊　　　　　59

广华医院　　　　　　　　　　男＊　　　　　70

玛嘉烈医院　　　　　　　　　男＊　　　　　86

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　　　　　男＊　　　　　73

　　　　　　　　　　　　　　女＊　　　　　63

玛丽医院　　　　　　　　　　男　　　　　　48

大埔医院　　　　　　　　　　女＊　　　　　91

　　　　　　　　　　　　　　女＊　　　　　47

基督教联合医院　　　　　　　男　　　　　　40

　　　　　　　　　　　　　　男　　　　　　65

＊　为长期病患者

　　由三月十二日起，有肺炎征状病人而需入院治疗的累积个案如下：

* 大部分死者都是长期病患者，或是于感染后期才送院接受治疗，括弧内为4月29日当天增加的数字。 ** 有112名康复中病人正在疗养。 [完]

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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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中国“非典”危机的产生原因

China's Crisis Has A Political Edge

----领导人们利用“非典”挑战政府中难以对付的部分

美国《华盛顿邮报》国外部记者 约翰·庞弗雷特

4月26日发自北京

4月7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视察了该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国家开办的新闻媒体对他的访问的评估是乐观的，说温强调“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这位总理实际上所说的却与此不同。视察时在场的一个人说：“他谈的是军队问题。他说军方不报告‘非典’病情是错误的。他说我们必须开始对人民讲真话。他问我们北京有多少人得了‘非典’。我们不能告诉他。”

此次访问后几天内，温就组成了一个由他的盟友、卫生部副部长高强领导的班子。高后来说，这个小组将会见北京市政府官员，并直接到民用医院去了解北京的“非典”发病人数。当时，西方新闻媒体正在大力报道“非典”和对北京疫情的瞒报。这些报道被翻译出来并通过手机短信和因特网传播。

袭击北京和中国其它地方的消息频传对中国新政府及其政治制度造成了十几年来最重大的挑战。但这也为温以及中国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3月19日上台）带来了机遇。这两位领导人已经利用这场危机挑战了中国政府中的一些部门、军方和首都行政当局的权威。

官员们说，另外一个问题涉及说服驻京的军队予以合作。“非典”最初传播到北京是在军队的301医院，然后迅速扩散到302和309医院。但是军队中没有任何人向该市文职当局报告这些数字。

一些提供消息的人士说，在几个星期里，尽管这场流行病在北京肆虐，但是城市当局对中央政府隐瞒了其严重程度。一位西方大使说：“这就好像一场流行病在华盛顿肆虐，但却对白宫隐瞒。”驻北京的世界卫生组织办事处负责人亨克·贝克丹表示同意。他说：“中央实际上不知情。”

北京市的官员们在中央政府中有许多盟友都有意对温和胡锦涛隐瞒这一消息。例如，前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就是政治局9人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是政治局委员。一位中国政府人士说：“这些人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此事与其利益关系重大，因此他们扣留了消息。”

卫生部长张文康也了解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3月27日，北京的一位主要的病毒学家毕胜利向在张的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位高级官员发出警报。毕胜利说：“由于这场新的疫情，我们首都遇到了灾难。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毕胜利的对话者对他说，部长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毕胜利回忆说：“他说，我们必须与其它部和政府机构协商，才能采取任何措施。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做。”

毕胜利说：“北京对中央讲：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能够处理。这是小菜一碟。第二天，医生和护士们就被疾病击倒了。”中央政府的官员们说，他们得到的广东省的合作比来自北京的要多，尽管广东几十年来具有桀骜不逊的名声。据悉，“非典”是去年11月在该省首先发现的。

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们说，广东的官员们邀请了来自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三个代表团到该省考察2月初“非典”的爆发情况。这些人士说，北京从未允许中央的疾病控制中心考察“非典”疫情。一位卫生官员说：“广东比北京要尊重中央。北京无视中央。”

就在温家宝视察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前后，301医院前院长和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政府隐瞒疫情。他说，他所接触到的军队医院有100多个“非典”患者，而北京官员所报告的却只有几十例。

一位目击者说，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对这位外科医生的批评表示赞同，他对总理说：“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控制住军队医院，我们本来在北京就根本不会遇到这场流行病。”胡锦涛主席利用其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地位，说服军队公布了其医院中的“非典”患者统计数字。

4月20日，高强公布了其初步的调查结果。北京有346人感染“非典”，这是卫生部以前所承认的数字的将近10倍。这些数字从那时以来已经上升到感染988人和死亡48人。同一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失去了工作。今天取代他的是副总理、中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妇女吴仪。一位中国政府官员所说的一场“公平交易”是，北京市市长、胡锦涛的一位盟友孟学农也被迫下台。

政府人士说，对军队的施压将最终迫使胡锦涛和温家宝面对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虽然江泽民已经于3月份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是他仍然是中央军委主席。直到今天，江泽民还一直在这场流行病问题上保持沉默。在与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在上海的会晤中，江泽民说，中国“在遏制疫情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

病毒学家毕胜利担心，尽管做出了如实报告的承诺，但是北京在做出准确的评估方面仍然行动缓慢。他说：“一旦广东意识到他们遇到了问题，他们就开始采取大胆的行动。广东迅速地告诉其人民如何保护自己免遭‘非典’侵害。广东还迅速和直接地向地方疾病控制中心拨款。但是北京却很慢。”他说：“我们来自中央的钱有许多亿，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资金才能到达我的实验室。”

毕胜利和另外一些专家说，北京官员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于上周制止北京大量的民工回家，因而可能使疫情蔓延到了中国各地。毕胜利说：“政府开会长达几个小时，却没有做出任何决策，与此同时，人人都出了城。北京是疫情的第二个高峰。第三个，即农村的高峰将高得多。”

[大军中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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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中国卫生部这个“老爷卫生部”的状况。其工作效率之低下令人叹为观止。]

“非典”时刻的中国官员

《三联生活周刊》

（2003-04-22 12:31:33）

中国疾控中心预防控制所首席专家洪涛：

在广州发现非典型肺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专家和卫生部领导先后去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月21日，北京这边接到广东方面的报告，发现这是一种与以往的肺炎都不同的疾病，传染性强，潜伏期短。于是卫生部就派人到广州去，帮助当地疾病控制中心了解情况，了解疫情。然后召开专家会议，会上主要讨论病是怎么来的，哪些人得了这种病，这些人都到过哪些地方，是怎么死的等等这样一些基本情况。这一次的结果是，经过研究才对这个病的发病规律、治疗和预防逐步加深了认识。

　　第一次的规格还不是很高，卫生部的领导没有去，由中国疾控中心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副主任王茂武带队。因为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主要负责综合性的传染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的控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和救灾防病工作。这一次一共去了三位分别是流行病学、病毒学和细菌学方面的专家，之所以去的人不多，是因为当时只有中山市发现病例，所以他们在1月23日前后就回来了。

　　期间隔了一个春节，后来广东的病例明显增加，在广州也有非典型肺炎病例出现。春节过后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后第二天，专家组再次去到广东，这是第二次。这一次总共去了七个人，专家组的组成基本围绕着流行病学、病毒学和细菌学这三方面。而且从这次开始，专家组的规格高了，由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亲自带队。从这以后，卫生部先后有三个部长带队。第二次去了大概6天，2月13日回来。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二例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人的肺部切片，标本量很小，只有黄豆粒那么大，但非常珍贵。我们所里的专家组成了强大的班子，开始对病原进行培养、分离与鉴定。2月15日下午，北京方面接到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送来的解剖材料，后来转给了我。2月18日，我已经照了100多张电镜照片，这种照片是非常小的，要放大几十万倍才可以，从中看到了衣原体颗粒。研究病毒形态学的技术前提是电子显微镜技术，病毒是太小的东西，除了个别大些的在染色后能在光学显微镜下看到，大多数病毒只能在复杂的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到。

　　第三次是在2月21日，我参加了这个专家组。这次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带队，由卫生部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组成的专家组人数是第一次的三四倍，有十三四个之多。这时情况已经逐渐加重，病例数也上升了。后来专家组在广州时，农业部也派专家过来了。这里面有一个插曲，有一个香港研究者第一次克隆出禽流感，我们这边派了很多专家和他一起工作，其中包括流感病毒专家、农业专家，最后证实非典型肺炎与禽流感无关。总的说来，三次专家组的工作都围绕病因，我在南方医院还解剖了一个病人，呆了一星期就回北京继续研究，而其他专家又停留了一星期。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某负责人：

卫生部是1月中下旬接到第一个非典型肺炎病例的，但是对这个“第一个”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回顾性的调查。广东最初的病例要追溯到三四个月前，由于这是个新病，一开始我们对它还没有认识。而广东最早报道的病例是在11月中旬，我们叫这个病例是回顾性病例，就是说等我们明确了诊断标准之后回过来想，这个人得的可能就是非典型肺炎。1月份情况报过来后我们便陆续派了几次专家组，但每次专家组针对的具体东西不同，总的目的是查找病因，但做法不一样。

卫生部作为一个系统开始整体启动应该是从4月1日开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院务会议，研究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控制疫情被作为当前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我理解这句话的涵义就是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非典型肺炎展开。张文康部长出任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无论军队系统的卫生部门还是地方的卫生单位，所有有关非典型肺炎都由他来领导。另一个负责人是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他主抓卫生工作，由他牵头部际联席会议。这已经不是卫生部门一个部门的事情，比如涉及到交通工具上的疫情问题，就要有民航、铁路等各部门，需要协调解决，发现问题随时都可以要求开会。

“非典型”原本不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传染病，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建立新的疫情报告方法和规范，收集疫情，分析疫情。4月8日卫生部正式下文，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中，也就是疾病的种类增加了。不过在此前，我们也是参照《传染病防治法》在做，比如疫情应该由地方来公布，广东省和广州市分别在2月初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和处理情况。因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有较强的传染性，我们的控制措施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执行。在2月上中旬之间，我们向全国通报了广东的疫情，后来变成月报、日报。

　　目前我们说，一些推荐的药方都是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的，这不是一个对公众统一有效的东西，没有太多特异性，而且只有通过疫苗，有了肯定的结果才能确定。

　　中国现在还没有证据，或者说现在掌握的证据不足以说明非典型肺炎会大面积传播。我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流感大流行，可能这是另一次很重要的疫情。

[编者按：事情都到了4月中旬，此位卫生部官员还在说“现在掌握的证据不足以说明非典型肺炎会大面积传播”，真是荒唐之极！当然，这位官员的表现也可能是封锁消息的结果。在疫情被隐瞒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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