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攫财大亨”：俄罗斯亿万富翁的产生与教训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田春生 研究员 2004年5月26日 “攫财大亨”(Robber Barons) 是美国著名政治与经济评论人马修. 约瑟夫森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巨头的一种称呼。今天，我们借用这个名词，以形容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制度转型中发家的亿万富翁和金融寡头。在过去的10多年中，俄罗斯的私有化造就了以金融工业集团为主力军的“攫财大亨”，俄罗斯70%的经济被控制在极少数这样的寡头手中。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吸引了国际上众多学者的兴趣。一些学者，诸如美国著名俄罗斯经济问题专家、哈佛大学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主任马歇尔. 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 )教授，在其关于俄罗斯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比较的报告中，他一方面对于中国在经济改革中的成就予以肯定；同时他也中肯地提出建议，希望中国能够汲取俄罗斯私有化的教训，在现阶段推进国有资产的改革过程中，避免当年俄罗斯私有化后所出现的恶果。 那么，俄罗斯的私有化为什么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是因为，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最差，它所遭到的抨击和批评最为严厉。 首先，当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盖达尔政府认为，只要将国有企业的产权变为私有和股份制，国家就能获得比国有经济更高的效益。但以后的结果却让人看到，俄罗斯私有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工业集团，它们垄断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产业，原属国家的财产被寡头所垄断和居为己有。这些企业主要是以控制原有大型垄断性的产业为基础，通过银行出资收购企业的控股权等方式，掌握了俄罗斯最能赚钱、最有效益、最具国家经济命脉的生产部门，如石油、天然气、铁路运输等产业。从俄罗斯著名的“天然气工业集团”庞大的家业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该公司曾经拥有39家独资公司，25家控股子公司，其拥有的天然气管道总长度近15万公里。此外，这个公司还有包括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在内的运输网。其天然气产量占俄天然气总产量的90%，独联体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都靠这家公司的天然气过日子。 应该说，俄罗斯私有化给了这样的公司以发财致富的极好机会。当时，在俄罗斯私有化的初期，企业私有化证券和原始股的价格很低，一些企业的股票在名义上属于国家，国家又将这些股票抵押给银行，银行由于没有得到抵押贷款的收益，又将这些股票转售给其他企业。这样一周转，一些企业集团的经理通过收购企业的股份，以极低的价格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居为己有。例如，俄当年的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组建时，仅用3亿美元就换得了该公司1/3的股份，国有股的比例仅占0.1%, 其总裁霍尔多夫斯基的个人资产达到80亿美元。在美国2003年的《财富》杂志上，高居榜首的是俄罗斯第四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大股东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他的个人财富总额83亿美元，而当年该公司仅用1亿美元就获得这一石油集团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俄罗斯国家的优势产业被少数“权贵阶层”所侵占，而这些产业所带来的巨额资金就这样流入了个人的腰包。 其次，当年俄试图通过私有化，创造一大批企业家和经理阶层，以改变原国有企业的经营，实现激励生产者的目的。但是10年后的事实却是，俄罗斯通过私有化而产生的新兴私营企业为之甚少，而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内部人”阶层，他们成为从俄私有化中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按照当年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施莱弗等人的说法，俄罗斯无偿分发国有资产的主要依据，并非仅仅出于经济目的、而且包括了政治上的考虑。在私有化的实现方式上，萨克斯在1990年曾经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没意识到，当时“除了黑帮成员和党任命的经理外，有足够资本购买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寥寥无几”。私有化后，俄罗斯大量的企业内部经理和管理人员，依据其掌握的权力收购了原企业的部分股份。在俄罗斯，真正通过私有化方式而产生的体制之外的新私营企业为之甚少，新兴的企业家数量还不如中国多。俄与中国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新增的（在原国有企业之外的）私营经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很少，新兴私营企业及新增社会财富十分有限。 再有，当年俄政府的想法是将私有化后的收入归国家支付和分配。但是这些年来，一方面俄来自私有化的收入很少；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和被侵吞。由于国有财产是全民创造的，俄私有化的收入本应在社会中进行公平分配。2000年，俄私有化的收入为280亿美元，2001年为320亿美元。这个数额与国有资产所售价值相比是很低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主席弗·利西奇金，对私有化结果的分析被认为最具权威性。他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犯罪事实”。他还透露，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据俄联邦国库管理局的统计，在1992-1996年的5年间，俄私有化上缴的预算收入合计为8480亿卢布，仅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这说明了国家资产的大量流失，贪污、腐败和资金外流等，以及寡头和财团侵占巨额国家财产，造成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实力非常薄弱。俄罗斯的寡头们和财团们，并非将所赚的钱投到新企业的创建方面，而是将这些资金大量地移往国外，或由他们的亲朋好友另立各种名目的子公司，进行违法交易。 许多学者的分析发现，俄罗斯私有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经济转轨政策是推行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当时，主管俄经济的盖达尔和丘拜斯都承认，即使没有萨克斯，俄罗斯也会采取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都相信、并受到这一理论流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俄罗斯转轨政策和实践中的主要表现是：（1）政府管制被大大削弱并实行了所谓的“小政府”。俄在转轨前10年，几乎放弃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致使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与危机；（2）推行快速私有化和证券私有化。丘拜斯和盖达尔都相信并秉承西方经济学说中科斯产权的理论，在证券私有化方面采纳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莱弗的建议。正是这样的政策建议，导致俄经济转轨中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失误。 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对中国改革具有现实意义。在一些学者看来，俄私有化的做法以及结果，是俄经济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学者戈德曼教授对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的GDP增长率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与中国相比较，同属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俄罗斯，则是另外一种境况。俄罗斯自1990年以来，GDP下降了40%，俄罗斯的GDP从1978年的7000亿美元，缩减到1999年的4000亿美元，因此，俄罗斯公众对于私有化的做法和结果，充满了怨恨和不满。因为，俄罗斯私有化导致了极少数的亿万暴富者，而绝大多数人由于失去工作而贫困。例如，2001年俄罗斯有8个亿万富翁，而贫困线下的人数却达34%。而且，这几个亿万富翁的财富在成倍地增加，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在相对增加。 在戈德曼教授等人看来，中国目前正处在推进国有资产私有化阶段，尽管中国在这个方面出现过一些失误，但是现在，中国如果能够吸取俄罗斯私有化的教训仍然为时不迟，这对中国经济改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他认为，中国在推进改革时需要注意以下关键方面： 第一，中国要防止个别人 “极端富有”，而大多数人“极端贫困”。他认为，在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富有者”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但是，需要避免贫富的过于悬殊，贫富两极过度分化，以免引发如俄罗斯那样的社会激愤和民众怨恨。他建议，在国有资产改革方面，中国可以参考和借鉴波兰的经验。波兰的基本经验是：波兰能够将过去的国有财产比较公平地分配给公民，虽然波兰也发行股权凭证，但是那里有大约15个投资基金会，股权证可以作为投资基金进行投资，这是俄与波证券私有化的一个根本区别。政府设有监督和管理已私有化企业的机构，这就防止了极少数人通过私有化暴富和腐败。同时，波兰最有钱的人都是自己创办自己公司的人，而不是通过贪污国有资产暴富的人。 第二，中国要警惕国有企业经理们利用改革机会将国家财产居为己有，同时要防止来自“权贵阶层”的腐败和暴富。他认为，根据《富布斯》近年的统计显示，中国的暴富者更多地集中在房地产业。由于中国的土地资源昂贵，土地资源以及房地产业，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暴富的一个首要行业。因此，对土地资源实行公开拍卖和竞标，可以避免官员们和经理们的腐败。在这方面要尽量减少官员的特权，实现土地资源的公开拍卖、竞标增加拍卖和竞标的透明度。 第三，中国要继续鼓励建立和发展新的私营企业，这是国家财富增加的重要源泉。他认为，中国在这个方面比俄罗斯做得好。一个国家最终的发展取决于企业所创造的财富。他指出，美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也存在着贫富两极分化甚至枪杀事件。像美国洛克菲勒这样的大财团，也有许多今天看来是违法和违规的做法。不过，美国的企业通常都是依靠自己的财力进行创业、并且不断在创造着企业利润和就业岗位。在这方面，美国当年的寡头与俄罗斯现在的寡头有着较大的区别。 [注：原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2月21日，《前言视点》（第20版），] 田春生博士联系电话：010-6842-7853，电子邮件：cs_tian@hotmail.com， 住址：100089，北京海淀区厂洼小区12号楼210号。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