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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靳大成先生传来的“亚洲文化论坛”会议内容，在国家关系紧张的同时，民间交往在扎扎实实地取得进展，这是很可喜的事情。我们关注“亚洲文化论坛”的继续进行，希望中日韩三国的民间交流取得更多的成就。] 最近还是最远？——从“经验共同体”到知识共同体 -----在“亚洲文化论坛”上的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亚洲文化论坛”项目负责人 靳大成 2005年12月1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亚洲文化论坛”在院“亚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顺利地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全体成员，向院“亚洲研究中心”和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年关将近，正值辞旧迎新之际，此时召开本次研讨会，似乎有一种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意味。 在过去的一年中，“论坛”举办了八次学术讲演，凝聚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影响。今年工作日程的最后一项，就是召开此次会议。会议的标题定为“东亚历史记忆与经验共同体”，对此我要稍加解释。 这里说的东亚，与在吉隆坡举行的“东亚峰会”的概念不同，主要是指地处“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这与我们参加会议的学者的专业与关注点有关。众所周知，最近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刺激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使东北亚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处境艰难，前景堪忧。中、韩两国的民众对日本这位“近邻”，感觉变得陌生、迷茫、距离遥远。在这种情况下，三国间的民间交往和学术界的交流、对话，就显得格外重要。学术界的交流理应具有真诚、坦率、敞开、直面问题的特点，而不是象政治家们那样施展权谋或手腕，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政治家们基于利害考量和形禁势格而无法真诚坦率面对问题时，学者有责任在一个更高的也更为超脱的境界真诚沟通。 我们都从历史中走来，历史记忆形成了我们对今天世界的看法。如何面对历史最终将影响我们如何面对现实，如何行动。我记得2002年的初春，在汉城，以圣公会大学教授白元淡女士为代表的韩国左翼学者发起举办了“东亚三国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讨论，实为一次有意义的创举和尝试。对我而言，倾听亚洲邻国学者讨论三国关系及对未来的思考，显得新颖而富有启示。这不再是专业分科意义上的日本、朝鲜或韩国的历史、文学及其“比较”，而是相互间彼此密切关联的、彼此深入地内在于对方的共同的历史经验，使原来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具有了崭新的意义。 中日韩三国在西方列强十九世纪赤裸裸的殖民扩张欲望面前，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因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从政治表面看似乎充满了无数隔绝、误解、敌视，但实际密不可分的纠缠不清的历史关系。中日韩三国近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虽因不断发生的“教科书事件”似乎凸显了各自不同的封闭的历史知识体系的巨大差异，但是，这个事件却恰恰昭示给我们：三国的历史是彼此相互内在的，不能分开的，因此需要有一种超越狭隘的国别史分科限制、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樊篱的历史研究。 当东亚峰会上政治领导人们考虑如何建立类似欧洲共同体那样的东亚的经济共同体却感到尚无从措手时，韩国学者考虑的是先要从建立“知识共同体”开始，这意味着要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和不同的宗教信仰，用一种追求真理的科学的态度，达成可以共享的知识，真正做到通过对话达到共识。 中国有句老话，“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它的另一层意思暗示近在身边的人彼此因为关系太近反而感觉“陌生”。中、日、韩三国的确应该“拉近”彼此的“距离”。地理距离虽近，但并未能成为进入彼此视界的真正关注的对象，说明心理上思想上的距离反而很远。过去中国学者非常重视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却很少有人关注周边邻居的经验，认真向邻居学习。今年第十期《读书》杂志上刊登了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的文章，《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描述了台湾在六七十年代（乃至今日）“高等院校的外国文学系所中只侧重教英美文学，不但绝无第三世界文学的课，连欧洲文学的课也绝无仅有。 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台湾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对于邻近的日本、韩国、东南亚文学知之极少，就更不用说亚、非、拉和中近东的文学了”。在大陆，我们虽有许多以类似“东语系”命名的学科在研究和教授着亚洲的历史与文学，但那属于“外国文学”，高校中文科类最大的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设置，似乎与此无关。这个情形，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给台湾青年人的著作写的序里（《写在劳动问题之前》，载《二心集》），也为大陆人对被日本占领的台湾人民的命运和反抗之忽略和淡漠表示了一种欠疚和惭愧的心情。我在重读鲁迅先生的这篇书序时，不禁想到，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或许太容易被自己的“内部”问题遮住了观察周边经验的眼光，限制了自己，反而失去了一个更为开阔的从“外部”观察内部关系的有效视角，既不能深入地理解“别人”，更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用佛学的语言说，这叫“所知障”，用现代的理论语言来说，这是由方法论上的自闭而造成的视觉盲点。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正在从事新的探索。象日本的沟口雄三先生，他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提法，就赫然表达了一个不囿于国别史限制而将中国问题研究“方法论化”的宏大意愿，呈现了一个独特的亚洲历史景观。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光兴也在本论坛今年所做的学术演讲中，特别强调提出克服过去只知盯着西方学习的做法，而探讨亚洲各国历史经验互为资源的设想，这个远景，令人感到格外鼓舞。我们亚洲文化论坛的同道们愿意响应和追随先觉者们的智慧与足迹，致力于一种新的充满朝气的学术：亚洲研究。如果说韩国学者建立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尝试已经成为一个良好开端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这种值得共同努力的前景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提出所谓“经验共同体”的动机。 我们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经验？对这个足以写作无数长篇大论的话题，时间关系我无法详细论说有关国家民族的“大事”，只想举一个个人性的小例子。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日本电影第一次引入中国，有部电影《追捕》曾风迷大江南北。那部片子的女演员被中国观众以“真优美”的谐音称呼，响绝一时。有一次，她在上海参加一次活动，当时中国的国情是，“涉外”酒店不许一般的中国民众进入，因此陪同她的翻译陈先生（记忆可能不确）被挡在酒店的门口。“真优美”亲自出面交涉，仍未获准陈氏进入。活动马上就要开始，酒店里边的贵宾们都在等待，“真优美”女士说若不让他进去参加，我也不进去，坚持与之共进退。僵持中，陈氏因这强烈的屈辱而倍感痛苦，蹲在旁边落泪了。这时，“真优美”走过来蹲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说：陈先生，别难过，我们不是朋友吗？朋友之间痛苦是要分担的。这话至今仍然让我感动，与这位女士相比，那些不顾旁人痛苦感情的政治家们显得多么卑下。也是在80年代，已故的巴金先生在一次国际笔会上说，他听说日本广岛的一个女孩，因环境受原子辐射污染，一出生就患了白血病，在她病情危急的时刻，仍然满怀生的希望折了上千只纸鹤，但最终未能幸免。巴金先生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绝不能让她年轻的生命夭折！在座的日本作家听到这话，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这两件小事已过去多年，而且似乎仅仅关涉到个人，但它就象三国人民共同经历的整个一百多年的现代史一样，在在证明我们始终分享着共同的痛苦经验与历史记忆。正是这种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共同的痛苦经验，是我们彼此深入了解和认识对方并共同携手探索未来和平发展道路的宝贵资源。当那些狭隘的政客们以所谓国家利益的名义，把对痛苦的历史经验的认知歪曲为“打外交牌”时，他们不仅是在对公众撒谎，而且是公然侮辱了人的尊严。这让我们学者更明确地意识到，要想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和睦的美好世界，要想让令人回想起来就有撕心裂肺之感的痛苦经历不再发生，必须要达成真正的大和解；而大和解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象学术研究那样，以追求真理的客观精神来直面历史，而不是对史实与真理采取暧昧不清的回避的态度。两千多年前中国战国时代的政略家有句名言，如果只凭借武备、只靠山河之险而不修仁政，则“舟中之人，即为敌国”；在全球化网络时代的今天，如果没有这种真诚沟通直面历史的意愿，就无法达成共识，彼此之间，虽然地理相邻却心路幽远难通。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要从共同历史经验出发走向东亚知识共同体的道理所在。 谢谢大家！ “东亚历史记忆与经验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亚洲文化论坛”主办的“东亚历史记忆与经验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汇集了中日韩三国的专家学者，共收到论文20余篇，涉及了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诸多方面。“亚洲文化论坛”项目负现人靳大成在致词中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刺激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两国民众对日本这位“近邻”感觉变得陌生、迷茫、距离遥远。在这种情况下，三国间的民间交往和学术界的交流、对话，就显得格外重要。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是彼此相互内在的，不能分开的，因此需要有一种超越狭隘的国别史分科限制、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藩篱的历史研究。三国人民共同经历的一百多年的现代史，正是彼此深入了解和认识对方并共同携手探索未来和平发展道路的宝贵资源。要想让那些痛苦经历不再发生，必须要以追求真理的客观精神来直面历史，而不是对史实与真理采取暧昧不清的回避的态度。这次会议为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同时也会促进学术界对东亚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促进东亚各国间的相互理解合作。研讨会共组织了四场陈述发言和一场自由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从不同专业和领域表达了对促进东亚文化交流、和平合作发展的巨大热情和良好愿望。 1、 共同体的想象 东亚的地域包括中国、日本、台湾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仍旧处于分裂状态的朝鲜和韩国，这一地区的历史是“彼此内在的、不能分开的”，因此这次研讨会试图进行“一种超越狭隘的国别史分科限制、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樊篱的历史研究”，从着手构建所谓“经验共同体”到“知识共同体”，“达成可以共享的知识，真正做到通过对话达到共识”。中方学者孙歌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入手，不仅揭示了“东亚地区相互缠绕的历史”，而且更为实质性地提出东亚历史新的“对立的”，及其由于对立造成的“一体化的范畴”。她进而提出需要在东亚这个“由紧张关系所联结起来的地域里，酿造出连带关系的原理”，只有这样才能使东亚“在包含着同时代史在内的历史脉络中定位，并且勾勒出在历史的活动性中活着的东亚”。韩方学者任佑卿女士结合中日韩三国的文化政治状况分析了所谓“东亚论”及其问题域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很有建设性的发言。她提出了两个课题，试图充分利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构的自由空间，寻找东亚人共同进化的可能性”。她认为“应该对在这一地区（东亚）的多种层面上正在形成的东亚论调及其实践形态进行认真的探讨”。中方学者董炳月则强调了“‘东亚’的内发性，以及在东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体因素’”。他从文化形态上分析了共同体达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即黄色人种共同体和以儒教汉字为标志的共同体（同文同种）。他在对“东亚共同体”的倡议作出积极回应的时候，也强调这个共同体仍旧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实现尚是有待于进一步努力的事情。 韩方学者成谨济客观地指出了东亚邻近的四个国家“都同样得不肯正视对方的存在，像视而不见似的”“相互不管”的现状，但是即使如此，东亚各国仍然有着历史文化的共同性和相通性，但是它们却“深深隐藏在个别历史的背面，在历史表层上并不显见”。他通过历史研究提出了所谓“东亚同步性”的问题，同时更进一步论述了“东亚同步性”中的“文化东旋回”的现象。他深刻指出了“文化东旋回”是对“文化偏向性和殖民性提出来的改正的具体方案”，他进而认为这一种考察东亚问题的视角“或许隐藏了能了解近代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型和动力的重要线索”。韩方学者吴在环（韩国鲜文大学历史系）从世界政治和东亚政治格局的角度探讨了“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问题，他显然更为重视日本政治动向对东亚前途的影响，他十分警惕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对东亚近现代历史的歪曲，他认为这并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损害东亚进一步的协助和相互促进发展。吴在环确认了东亚关系中的政治伦理，即“互相尊重为最基本的德行”。中方学者旷新年（清华大学）则从中国的东亚观入手，指出了“东亚的现代出满了扭曲、矛盾和冲突，因而东亚也是现代最痛苦的地方之一”。他认为：“在融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中，中国和韩国不仅是一个自觉地‘反传统’的过程，而且同时也是一个被迫不断地丧失掉自己的主体性的过程。”显然对论者来说，东亚各种在近现代经历了十分不同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其中产生了有时极为尖锐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 2、影响、文化交往及其前景 文化的影响和交往是东亚的历史和现实构成，这是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与会学者纷纷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方学者许金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会上就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他分析了中国因素对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种种影响，尤其是其与鲁迅的关系，从而将大江健三郎文学构成要素的丰富性和必然性揭示了出来。中方学者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就“汉学背景下明治日本人的扭曲和分裂”为题介绍了近代日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三重背叛，指出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刘晓峰认为，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分析探讨近代世界格局中东亚文化自身的发展演变具有非常典型意义的。在这里我们看得到文化传统的力量，同时也看得到文化传统的力量最后的限度”。 对中韩文化（产业）交流以及所谓“韩流”的研讨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沈定昌（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分析了中韩文化产业的快速升温及其原因。沈定昌说，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它得到了两国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依托于经济、教育等媒介，中韩文化交流呈现了生机勃勃的态势。中韩两国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发展经济合作关系中，增进了解，消除顾虑，求得共识，不断扩大经济合作的规模和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韩方学者朴光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则分析了“韩流”在中国的波及与影响，他指出，韩流在中国的流行是因为中国人对韩国文化没有抵触或者反感情绪，两国文化内涵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韩国流行文化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中国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但是他也指出“韩流带给我们的并非都是积极健康的影响”，要对它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为青少年营造一种充满朝气、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中方学者陶庆梅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中国当代小剧场生产的方式的演变进一步探讨了中日韩戏剧交流的可能性。她认为，作为戏剧交流，可以找到更为多样化的方式：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以创作者或者创作团队为核心的交流；商业交流以及民间自发的演剧活动。而这种交流的目的正在于“以戏剧这样一种集体方式，促进中日韩区域在底层间的交流，增进大众的了解”。日方学者白井启介（日本文教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将目光放在了作为东亚现代化方式之一的电影上，他具体探讨了中国早期电影中的美国“影像”，指出中国电影受到美国电影的影响。他不仅翔实地介绍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以及美国电影如何取得主导地位，还通过影像生动地向与会者展示了老电影的艺术魅力。 3、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对民族、民族文化以及文化遗产的认识、发扬和继承是这次研讨会的受人关注的议题之一。中方学者韩振乾（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从朝鲜半岛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入手，结合朝鲜半岛的历史经验，分析了韩民族的民族性及其与民族文化、文化财富的关系。他认为，朝鲜半岛的大陆性和海洋性特点自古以来就是制约韩民族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因素，“这种地理环境上的特质涵养了韩民族文化的海洋性和大陆性的双重特性”，同时，“海洋性和大陆性的双重特质又涵养了韩民族文化上的平和性和激情性两种截然相反的特点”。他同时也指出了“文化上的多邻性和孤立性造成了韩民族民族性方面易于转移的适应性和固守自己民族特性不被湮没的保守性”。中方学者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全球化的角度畅谈了中华文化如何自存和发扬的问题，这基于一个事实，即“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迫使非西方的文化资源走向自我身份的寻找和确证”。他呼吁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以及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他说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出困境，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会出现内部的整合和外部的互动，发展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文化，但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方学者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则列举个案讨论了日本七十年代以后的后现代思想代表人物柄谷行人的批评实践，他展开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中批评家的多种维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对日本社会政治思潮和运动的影响。这不仅开启了面对马克思主义不同文化的不同读解方式的可能性，也同时提供了东亚内部比较的可能性。他说：“这将使我们有机会深入地检阅后现代思想和重新认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 4、 个案·视角 在这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还就一些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日方学者江上幸子女士（菲利斯大学，中国女性史研究会）作了“日本的男性学——以男性性的历史研究为中心”的讲演。她说：“现在在‘现代（国组）民族国家’的框架中，东亚各民族被分断，男女也被其性别角色分开。”她希望东亚各民族和男女两性共同探讨“民族国家”的压迫性和排他性，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日本的“历史问题”为代表的各种问题。中方学者秦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则具体探讨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他指出：“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与现代文学史界自身的局限，以往抗战文学研究对正面战场文学缺少应有的关注，且多有与文学史实相悖的判断。而实际上，抗战文学以浓墨重彩正面表现正面战场，从前线战况到战局的发展，从战争细节到整体战略方针，从战事的惨烈到官兵的爱国胸襟和牺牲精神，从战场写实到哲理性的深思，展开了广袤而深邃的空间。”中方学者李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日据时期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为观察点，具体考察了有关这次事件的不同历史叙述和记忆，“涉入雾社事件研究的原住民知识分子，以其对‘抗日’的冷淡和对‘出草’的重视，掩盖了对族群传统的反思，也呼应着当代政治文化的需求，轻轻悄悄转换了对日本殖民时代的记忆”。中方学者程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重点探讨了中国五十年代改造日本战犯的历史经验与效应，他试图通过对战犯改造过程的考察还原这一事件的政治意图和效用，而且“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现象、效应对照起来看，从中挖掘新的思想、政治因素”。 （胡新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零三级文艺学专业 记录整理。） 大会发言程序 12月19日上午：9：00，签到。 9：30——40开会致词： 靳大成《最近的还是最远的？——从“经验共同体”到知识共同体》 第一场 主持人： 靳大成 9：40——55，孙歌：《关于后亚洲论述的可能性》 9：55——10：10，任佑卿：《想象另类东亚是否可能？》 10：10——25，韩振乾：《试论韩国人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征》 10：25——35，评议：高建平 10：40——11：00，茶叙 第二场 主持人：赵京华 11：00——15，许金龙：《黑暗时代的愁容童子 附：大江健三郎与现代中国》 11：15——30，成谨济：《毛泽东与亚洲》 11：30——45，刘晓峰：《在文化传统与民族国家之间——汉学背景下明治日本人的扭曲和分裂》 11：45——55，评议：程凯 12：00——14：00，午餐（盛世酒楼二层） 第三场 主持人：王中忱 14：00——15，沈定昌：《中韩文化交流快速升温及其原因》 14：15——30，朴光海：《韩流在中国的波及与影响》 14：30——45，陶庆梅：《中国当代小剧场生产方式的演变及中日韩戏剧交流》 14：45——15：00，白井启介：《中国早期电影中的美国“影像”》 15：00——15，评议：权基永 第四场 主持人： 孙歌 15：20——35，：江上幸子《日本的男性学》 15：35——50，李娜：《殖民记忆裂隙中的台湾——以雾社事件的当下叙述为观察点》。 15：50——16:05，胡新亮：《恐怖主义、东方主义、赛义德及其它》 16：05——15，评议：吕微 16：20——40，茶叙 第四场 主持人：董炳月 16：40——18：00。自由讨论。 18：00 晚宴（长安大剧院二楼潮好味海鲜酒楼“天安门”厅）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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