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新著 《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 第五章：资源环境对国民待遇的影响 1，资源对待遇的局限性 有一天随手翻阅《黄种人》杂志，看到一篇介绍美国新任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女士的文章。文章谈了赵氏家族在美国发展和奋斗的历史，顺便提到赵女士家在美国的住房占地面积。记得当时我特地将那个英亩数字换算了一下，大约是几十亩地。这种住房占地面积在美国可能是很普遍，但在中国今天肯定是找不出来的。想一想，几十亩地！哪个中国人家能占这么大一片地方。可是赵家在美国还不是多么富有的家庭，有些富人豪宅占地面积可高达几平方公里。象晚年在美国度过的宋美龄女士，所住的纽约附近新泽西州的一处房子，是孔祥熙当年买的，占地面积也要几公顷。 至于那些一般收入的美国人，住宅面积也大约在300平方米左右，住房占地面积也一般在1亩左右。所以，现在的中国人看到美国的住所都很羡慕。人家拥有的自然空间大，享受得就多。美国领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但比中国要少10亿人，其人口只是中国的五分之一。所以，美国的土地空间要比中国宽敞得多。 法国的人均土地面积也要比中国多得多。我的侄子现在法国北部城市卡昂读书。6月份放假时间被一位50多岁的法国人邀请到他家去住，陪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给他作中国饭。这也算是一种勤工俭学吧。这个法国人是个贵族后裔，拥有一大片地产和房屋。从传来的几幅数码照片看，这一家庭的面积至少有几公顷。那空间的阔大真是让中国人艳羡，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地和一片片树林，中间环抱着一座高大的楼房。 这几天，奥地利总统到中国来访问，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总统时，导播穿插播放了大量奥地利自然风光的画面。有一幅画面美极了，山坡的上方是茂密的森林，山坡的下方是绿茵茵的草地，深绿与浅绿的结合构成了明亮的对比。就是奥地利的村庄也美得象仙境一样。有人看到这里不仅要问：人家的国家是怎么发展的？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这样？就是人家的制度比我们先进吗？ 由此使我们想到，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经济发展和制度选择的影响。自然资源的差异肯定可以导致国民物质待遇的差异，并进而导致其他待遇的差异。物质资源与人文发展是应该有联系的。目前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那些大量占有物质资源的国家。经济的发达导致国家在人文科学方面也比较发达，无论是经济方面的国民待遇和文化、社会、政治方面的国民待遇都比较高。譬如，发达国家目前都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可我们国家正在为此而努力。 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是什么样呢？看看今天中国农村里的宅基地就知道了。在我的家乡山东烟台地区，每户宅基地的面积大约在11米X 9米左右。每家的庭院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大约只有1.5分地。即使占地面积如此狭小，中国农村的宅基地也非常短缺。就烟台地区的农村来说，现在要想在一个村子里找出一块较好的宅基地是非常困难了，除非占用可耕地。人均资源就这么点，想多享受根本没门。并且，如果有人多占了土地资源空间，另外人的生活肯定就要受影响，肯定就要吵架争夺。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国家，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在中国成功，为什么共产党能获得农民的拥护，研究一下农村资源就明白了。 在城市里情况也是一样。原先单位分房子的时候，面积是根据人头来分配的。除了高级干部，一般人的居住面积都差不多。刚建国时，中国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为4.5平方米，到了70年代末，人均面积反而下降到3.6平方米。当时城市里那个拥挤程度可真是罕见。特别是上海市，我在上海上大学那几年亲眼感受了一些家庭的拥挤情况。就是到了今天，中国城市人口人均住宅面积也仍然在15平方米左右，与发达国家的人均上百平方米根本无法比拟。 当然，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有许多人花上几百万元买上了高级别墅房。尽管如此，这些高级住宅区的占地面积也仍然有限。以北京北郊的王府花园来说，每栋楼的占地面积可能只有150平方米。象赵小兰家那样独门独户的住宅，在北京或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可能也绝无仅有。中国将来能有吗？可能土地部门不会发布这样的允许。土地资源空间的限制是一个刚性的限制，人们无法通过什么手段创造出土地空间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由于资源和财富的差距，在不同国家之间，生活待遇、工作待遇和分配待遇等都表现出差异。譬如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这么多年来只能提出一个小康的目标，而不敢奢谈大康。即使再过多少年，中国人也难以象发达国家的人那样消费和生活。 由于资源的制约，中国人在发展上和消费上都受到了限制。在2001年的人大政协会上，我好象看到这样一份代表提案，要求立法限制公民的住房数量和面积，一家只能住一处房子，面积不能超过200平方米。也就是说由于土地资源和空间的稀缺，即使你有钱，也不能无限止地消费。中国今后的发展会不会真得出现这种情况？我看极有可能。 1978年，全国城市住宅总面积仅有5.3亿平方米，这一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有3.6平方米，比建国初期的人均4.5平方米还少0.9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8.1平方米。1979-1999改革开放的20年间，全国城镇住宅共投资近3万亿元，新建住宅52亿平方米，是前29年的9.83倍，年均竣工面积2.5亿平方米。 1996-1999年，我国的建筑规模总量为世界第一位，每年都在以12--13亿平方米的速度推进。预计“十五”期间将新建住宅28亿平方米，2005--2010年将新建32亿平方米。10年间的住宅建设总面积可望突破60-80亿平方米。以小城镇为中心的乡镇建设预计今后10年将增加6-7亿平方米住宅面积，到2015年达到8亿平方米。今后十年住宅建设将成为投资重点。 目前，中国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达14.2平方米，折合成建筑面积为人均22平方米，比1992年增长了一倍，比开放改革前提高了两倍。然而与美国人均60平方米、欧洲人均50平方米、新加坡人均26平方米相比较，我国的居住条件还有很大差距。从内需方面看，我国住房建设仍处于追求面积和追求面积与质量并重的阶段。 汽车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例子。在90年代初经济过热的时候，有关部门制定五年规划，将2000年中国汽车生产量的目标定在400万辆上。结果，真到了这一年时，年产量还不足200万辆，轿车生产仅为70万辆左右。吵吵了好多年的“轿车进入家庭”到现在还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为什么中国的汽车工业这么难发展？我看除了与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关，再主要的就是空间制约。没那么大的地方，使不了这玩艺。要消费汽车那就要付出高成本。一辆家庭轿车一年的养路费、停车费、修理费大约需要一万元。现在北京许多住宅小区的车库停车费在每月300-800元之间，光停车费一年下来就得四五千元。再加上油钱，一年就要照着2万元支付。买一辆10万元的车，开上10年，还要贴进去大约二十万元。这种情况导致一般的中国人是买不起车的。 2，中国的资源情况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从小时候起，耳边就经常听“地大物博”这一词语，经常对地大物博的祖国充满骄傲和自豪的心情。但近些年来，这种心情大多发生了变化。面对传来的各种消息和报道，面对亲身所感所受，人们再也难以骄傲。相反，忧患之情倒是充溢了心间。 先来看我国的矿产资源。到2010年，45种矿产资源中，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一半，即煤、菱镁矿、钼、稀土、芒硝、钠盐等23种矿藏属于能够得到保证的，而石油、天然气、铀、铁、铜、铝、金等17种矿藏不能保证或品种上存在不足，需要不同程度的进口以弥补国内供应不足。铬、钴、铂族、钾盐、金刚石等5种矿产则严重不足，完全依赖进口。 能源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1995年我国能源供给将近13亿吨标准煤，而能源消耗为13.1亿吨标准煤，缺口达1641万吨标准煤。我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到2020年我国能源供给将达到38亿吨标准煤，而能源消耗为43亿吨标准煤，缺口较大。 另外，我对这种测算感到怀疑，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要达到43亿吨标准煤，这是按什么指标测算出来的？是按目前我国耗能水平测算的还是按未来低耗能水平测算的？是按什么经济增长速度测算的？如果到了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量真达到了43亿吨标准煤，那么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将上升到一定的地位。美国这些年大约一直是以5%的人口消耗着世界32%的能源。发达国家消耗着世界大部分的能源，占世界人口30%的人消耗掉世界80%的能源。相比之下，占世界人口15%的印度消耗的能源仅占世界1.5%。中国大约是8%。据说美国人使用空调消耗的能源和10亿中国人使用的全部能源一样多。美国浪费的能源和1.16亿日本人消耗的全部能源一样多。 据我模糊的记忆，大约80年代末，全球每年的能源消耗量是100亿吨多一点标准煤。今天全球一年的能源消耗量估计最多超不过200亿吨标准煤。到2020年，全球的能源消耗量估计要超过250亿吨标准煤。这是按以前年代的增长速度计算估计的，但随着对环境保护的加剧，我估计人类的能源消耗决不可能象其他产品那样继续增长。如果在节能技术有所突破之后，人类的耗能量甚至会下降。所以，我把2020年世界能源消耗量估计在250亿吨。如果达到了300亿吨或400亿吨，其中一大部分能量肯定来自太阳能等新能源。但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想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也就危险了。冰山的融化可能要加剧，海平面可能要上升，一些地区可能要被海水吞没。出于这些原因，我估计人类在今后的年代里会尽量节制自己。 美国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达到9万亿美元，能源消耗量大约是50-60亿吨标准煤。中国如果在20年后能源消耗达到了40多亿吨，那么国内生产总值能达到几万亿美元呢？曾有人计算过，中国按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就可以追上美国。如果美国在这20年间仍然继续增长和发展，那么2020年美国的GDP就不是9万亿美元而可能是12万亿美元了。中国在200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要想在2020年实现9万亿美元，就要再来个翻三番或翻四番。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国到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是翻三番，结果提前实现了。但今后的20年要赶上美国就可能要翻四番或五番。历史能不能再次给我们这个机遇，坦率地说，心里没有底。 9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至少需要50亿吨标准煤的能源支持。可是我国今天的石油年产量仅1.7亿吨，煤炭年产量10亿吨，加起来不足12亿吨，加上水电，总共大约能达到14亿吨标准煤。要想在20年之后使能源消耗达到43亿吨标准煤，那就得每年进口10亿吨石油甚至更多。 由此看，未来中国对能源的依赖和需求真是巨大。而美国的情况却似乎并不如此。有条消息说，预计到2020年，美国能源消耗量将比1997年上升27%。可我们国家呢，20年后的能源消费要比今天翻好几倍。这种饕餮大口真是可怕。我对中国未来这种能源消耗十分不自信。 从1900年到1965年，世界能源消耗量增长了600%。从1965年到2000年，估计要增长450%。 人类开采原油已有100多年的时间，但是，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原油在过去的30年内被消耗掉。煤的开掘大约在800年以上，也是大约有一半在过去的50年里消耗掉。如果把全世界的能源消耗量折合成燃烧值烧值为2.93×107 焦／千克的标准煤来计算，1950年为26亿吨，1987年为110多亿吨，估计到2000年要达到200亿吨。 据报道，1948年到1998年这50年间，尽管美国人口增加了82%，但美国能源消费总量却上升了194%。在此期间，平均每个美国人所消耗的能源数量上升了62%，但生产价值1美元的商品以及提供价值1美元的服务所消耗的能源数量却下降了42%。目前，美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相当于欧洲人与日本人的两倍多。 中国的能源消耗呢？也在逐年增长。1953年仅为0.54亿吨煤，1992达到10.89亿吨煤，预计到2000年为14吨标准煤。将近50年的时间中国的能源消耗增长了大约2500%，其数量也不过是增长了13亿吨。今后20年里，能再增加30亿吨吗？能源消耗量这样迅速增长，会不会出现“能源危机”？人类能够解决能源消耗迅速增长这个难题吗？届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达到《东京都议定书》的标准吗？中国脆弱的环境能承受得了吗？就今天这个样，把环境破坏得还一塌糊涂，如果到能源消耗量达到40多亿吨标准煤时，中国会不会变成一个大火炉？中国的气候会不会发生异常变化？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坦率地说，我十分担心中国环境的承受能力。今年入春以来，华北地区便干旱少雨。到5月29日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华北的旱情已经相当严重。并且，仅仅是在5月份北京就出现了37度的高温。记得5月19日那天我去全国妇联会议做报告，骄阳似火。晚上吃饭时，妇联一位主任起身致词，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冒着37度的高温会聚北京”。如果再过20年，中国的能源消耗量达到40亿吨标准煤，整个华北大地的温度将升高多少度，人们是否能忍受得了？ 在我国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比重过大，占70%，天然气只占2%。尽管我国的煤炭储量高达1万亿吨，但由于煤炭能带来大量污染，使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目前已超过了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第二。如果再以有人预测的那样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不管怎么说，我国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十分脆弱，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更加脆弱。 这里还要着重提一下森林资源和木材资源。建国之初，我国国土面积上的森林覆盖率可能是15%，到今天只有13%。森林覆盖面积虽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林木储藏量却大大减少，绝大部分森林的树木已被砍光，建国来天然林的采伐量总计3.9亿吨，采伐率大约为95%。目前剩下来的未被采伐过的天然林能占森林覆盖面积的6%就不错。到了今天，森林这一天然资源对于中国来说基本已经告罄。1998年，经过一场长江和松花江大洪水之后，我国不得不全面停止对东北、西部、西南部的森林采伐，也就是说对这一资源的采伐告一段落。 正好5月28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当代工人”节目播放四川雅砻江林业工人的现场会。工人们围坐在若大的一片水边，江水里仍然漂浮着大批砍下来的木头。其中一位运输部门的领导说了一个数字，我赶快记了下来。他说芬兰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每年人均木材消耗量是1立方米，而我国年人均消耗量只有0.01立方米。人家居然是我们的100倍。 这几年里，由于生产过剩，钢产量、煤产量、糖产量等都出现了负增长，但木材的负增长却不是生产过剩原因引起的。木材产量从8000万立方米降低到6000万立方米，2000年我国木材产量进一步下降到4500万立方米，比上年又下降了10.9%，缺口4000万立方米。因此每年进口木材加纸类不断上升，1999年进口量达到约合2700万立方米。今后几年会怎样变化？我估计还要继续下降。木材产品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要和石油一样成为主要进口的产品。不进口没办法，国内资源满足不了。看看当前市场上那些家具，有几件是纯木头的！除了化学品就是合成品。由于使用这些产品，结果家庭装修成了找罪受或成了制造疾病污染源。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的差距有多大，让我们再来做几个比较。位于北部欧洲的挪威是一个人口440万、国土面积12.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但这么一个小国占有的资源却相当惊人。到2000年，挪威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为1080亿桶，天然气挪威拥有41.4 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相比较之下，我国的天然气储量呢？有一条报道说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量达8.39万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总资源量的22%，那么全国的天然气总资源量就是38万亿立方米。要是与挪威比较起来，不知道这38万亿立方米与41万亿立方英尺能大多少。 挪威是非OPEC成员国的石油生产大国之一，1999年，挪威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输出国，其自身消费用油量很少，石油出口收入占国家年财政收入很大比例。另外，挪威水资源丰富，1998年，挪威99%的电力来自水力发电，几乎就没有火力发电。1999年，挪威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80亿美元，人均接近3万美元。1998年出口达到416亿美元，进口377亿美元，外贸顺差39亿美元。 据我笔记本上的一个记录，1999年世界石油储量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中东地区一共有6757亿桶，其中沙特阿拉伯2635亿桶，伊拉克1125亿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78亿桶，科威特965亿桶，伊朗897亿桶，中南美洲895亿桶，非洲749亿桶，独联体地区654亿桶，北美洲637亿桶，亚太地区440亿桶，欧洲206亿桶，总储量为10338亿桶。遗憾的是我在记录这个数字时忘记记录它的出处了。现在看这个数字不准确，欧洲的储量太少，仅挪威就有1000多亿桶，在这份统计上怎么只有200多亿桶呢？是不是指已探明储量？ 由于我国的石油生产与市场需求缺口越来越大，对外国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1990年我国能源进口为1310万吨标准煤，1995年为5456万吨标准煤，平均每年递增33%。中国从1993年开始由石油出口国进入净进口国行列的，当年净进口石油930万吨。到1999年，我国石油进口已突破4000万吨，约占总消费量的20%。到了2000年，我国石油进口达到7000多万吨。面对能源进口飞速增长这种状况，将来汽车大量进入家庭之后怎么办？ 进入21世纪，国内石油需求量将以每年4%的速度递增。1999年，我国石油产量略高于1.6亿吨，并且在这个水平上已徘徊了好几年，而需求量已达到每年2亿多吨。若没有大的发现和重大技术突破，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量可占到消费量的40%，形势不容乐观。 据《经济日报》2000年1月10日的一篇文章说，按照世界石油生产规律，当探明程度达到60%、储量动用系数达到0.7时，原油产量将达到峰值，而目前我国石油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达203亿吨，探明程度只有20%，天然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2.2万亿立方米，探明程度只有5%，人均占有资源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这种情况下，勘探开发难度便越来越大，若没有重大发现和技术突破，我国原油产量的增长将滞后于需求的增长。自1998年起，中国石油行业已关闭无效、低效油井3000多口。 在生产效率和效益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拉着巨大差距。以石油行业为例，我国的大庆、胜利、新疆三大石油集团人均年销售收入仅为美国艾克森公司的四十分之一，人员却是人家的22倍。 2001年5月19日，我被邀请去全国妇联召开的一个论坛会上发言，当时山东胜利油田的女工部长站起来提问题，她说胜利油田去年上缴国家170多个亿的利润，效益这么好，反而还要裁员一万名员工。8万多名女工只要年龄达到42岁就要退休。她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些下岗的职工到哪里去谋生路？这位女工部长饱蘸着对石油工人的深厚感情说出的这番话的确打动人心。但我不得不指出我们国家石油部门生产效率与世界的差距。要想加入世贸组织，加入国际竞争，不提高效率是不行的，不下狠心裁员可能也是不行的。感叹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国民待遇！我们物质文化水平！在世界上，我们的确无法象富国人民那样生活。 相比之下，今天日子非常难过的伊拉克至少拥有1120亿桶的原油储量，为全球第二大储油国，还拥有110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这些国家一旦翻过身来，光吃资源饭就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 资源贫乏导致我国在资源使用上相对缺少。以发电量和用电量来说，中国人平均一年的用电量是893度，而美国人一年耗电量是1.24万度，等于中国人的14倍。[见附表。] 附表：中国与部分国家人均电力指标比较
《经济日报》2000，10，27， 当前世界上人均能源的消耗量拉着巨大的差距。现在美国纽约平均每人每年消耗1891升汽油，而印度的加尔各答这一数字为182升，两者之间相差近10倍。中国的人均耗油量是多少？我这里没有数字，但估计与印度差不多。目前，从各方面看中国都已沦落成资源弱国。例如，中国的人均耕地仅有15亩，中国的人均耕地资产仅为印度的58．4%，人均林木资源相当于韩国的75%，日本的41%，人均自然保护地又明显低于印度、日本和韩国。至于说钢产量，虽然目前我国的产钢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但1998年人均钢产量仅有54.6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9%。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9/2000》统计，1999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489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2950美元，我国只有800美元左右。以美国人均GDP3万美元来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三十七分之一，相距甚远。 鉴于按贸易价格货币值即按三年平均汇率来换算国家生产总量有问题，于是从80年代末期联合国开始实行实际购买力平价项目，分别对几十个国家重新估计人均GDP国际美元值。1996年，世界银行开始正式在每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公布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方法[PPP]计算的各国人均GNP或GDP和GDP美元值。按世界银行发布的《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1999年，中国人均GNP为3291美元，排在世界206个国家中第128位，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6490美元的一半。美国人均GNP为30600美元，居世界第4位，相当于中国人均GNP的9．3倍。日本人均GNP为24041美元，居世界第14位，相当于中国人均GNP的7．3倍。印度人均GNP为2149美元，排世界第153位，相当于中国人均GDP水平的65%。 按这种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8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GNP水平还位居印度之后，属于低收入国家。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GNP在世界上排位大大提前了，已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确提高了。按这种测算方法，我国的GNP为4万多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0%，约相当于美国GNP的一半，位居世界第2位。日本居世界第3位，中国GNP水平相当于日本GNP的1．35倍。印度居世界第4位，中国GNP相当于印度GNP的1．92倍。按这种方法计算，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市场，相当于世界市场规模总量的10．6%，中国是世界十大新兴市场的第一市场，相当于新兴市场规模总量40%。 尽管如此，中国在国民财富方面仍然与发达国家拉着巨大差距。1997年世界银行按PPP美元值估算表明：1994年在92个国家中，美国和日本人均财富分别为40．1万美元和30．4万美元，在92个国家中居第1位和第4位；中国人均财富为3．7万美元，居56位：美国和日本人均财富相当于中国人均水平的10．8倍和8．2倍。中国人均自然资产比印度人均自然资产低1／4，比日本人均自然资产高出30%。 [见胡鞍钢文章，《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2日，] 由于这些年本人调出新华社，研究的方向有所转移，对国际方面注视的少了，所以暂时引用胡鞍钢的数字。但胡先生罗列的数字常使人看得头昏脑胀，也与我所掌握的数字有些出入。例如，在199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银行制定新的国家财富计算法》的公告中，人均财富最高的是澳大利亚，83.5万美元，名列第一。加拿大人均财富70万美元，名列第二。其次分别为卢森堡、瑞士、日本、瑞典等国。美国以人均财富42万美元仅排在第12位。中国的人均财富为6600美元，被排在162位，倒数第31位。这是我在1995年时候得到的数字。五六年过去，数字显然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数字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均财富成了3.7万美元，或许这是按PPP方法统计的。 的确，按购买力平价方法统计数字，有利于增强我们中国人的信心，不至于把现实看得太灰心了。2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力的确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一物质基础，决不会冒出一大批马向东式的人物。这位沈阳市的前副市长拿着国家的钱到澳门赌博成了家常事，动辄几千万元的挥霍。没有20年的经济高增长，中国社会哪能支撑得了腐败分子们如此的豪赌！就是在这种不遗余力的追求增长速度下，才使一些官员们冲昏了头脑。 但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发展水平有清醒的认识。2001年4月20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由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同响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为课题组长的研究班子发表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此报告对世界和中国28年来（1970—1998）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和世界现代化进程。报告将世界现代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而第二次现代化是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现代化。报告表明，到1998年，我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为73%，在109个国家中排第63位。在第一次现代化的10个指标中，中国4个指标已经达到或基本达到第一次现代化标准，它们是医疗服务、成人识字率、婴儿存活率和预期寿命等4个指标。1970－1998年28年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速度高于世界平均值，世界排名从1970年的第71位上升到1998年的第63位。中国下一个目标是：到2050年时实现第二次现代化，赶上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全面实现第一次现代化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第二次现代化。 坦率地说，我非常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日发达富强，自己也能过上富裕的日子。但面对种种现实，不能不忧心忡忡。中国在今后的50年里真能赶上先进，能追上发达国家吗？就目前我国的发展方式看，我十分担心。问题在于中国人太急于求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太机械唯物主义，方法也不科学。20年来高速经济发展造成的负供给作用正在日益显露。现在我就用下半章的篇幅谈论这一问题。 3，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 最近中科院有关部门通过卫星遥感，对我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土地承载满负荷状态严重，其中有1/5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如内蒙古科尔沁沙地、陕西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都处于土地承载力超负荷状态。西藏的南部和西部、新疆的伊犁谷地以及南部绿洲、青海东部等地则处于满负荷状态。这种严重超载已经造成了很多地区环境恶化，如科尔沁地区土地沙质荒漠化，陕北高原水土流失，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出现石漠化。 土地承载力是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生长的绿色植物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例如降雨量只有150毫米的地区，按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确定的标准，每平方公里只能生存7-20人，但我国这类地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110人，大大超过了国际界定的临界值。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日益“蚕食”，只能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北京电视台最近播放了对内蒙受灾地区的采访，科尔沁草原上的牧民指着沙化的土地说，这里两年前还长着一尺多高的草，由于去年大旱，土地转眼就退化成这个样子。生态环境就是如此脆弱，但在盲目的经济发展追求中，人们严重地忽略了这一点。 今天中国还有多少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全国土地管理部门动员200多万人，耗资十几亿元，历时近20年，去年首次查清了全国土地资源的情况：截止到1996年10月31日，我国有耕 地19.51亿亩，园地1.5亿亩，林地34.14亿亩，牧草地39.91亿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3.61亿亩，交通用地0.82亿亩，其余为水域和未利用土地。 现在，我们将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建筑用地和交通用地的总面积加起来，得到的数字是99.5亿亩，用每平方公里1500亩来计算，共计663万平方公里。如果抛去因地面起伏所增加的面积，平面面积可能只有600多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适宜中国人基本生存的国土面积只有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另外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基本上无法居住和生存。这部分土地是原始荒漠及彻底荒漠化的国土，如冰川、石山、高寒荒漠、沙漠、戈壁等，它们的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 在这66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严重水土流失、正在走向荒漠化的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约占这部分土地面积的1/2。因此，目前真正适宜中国人生存的条件较好的国土，大约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9%。 半个世纪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一倍半，中国等于丢失了大约200多万平方公里可以生存的空间。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多大的一片面积啊！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不断地反对外国侵略，致使今天寸土都没有丢失。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收复了东北三省。最近几年，把最后的两块租界地香港和澳门也都收回来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抗殖民侵略，保家卫国，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但是，建国之后，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却拱手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让给了沙漠和冷酷的荒漠化。我们在与人斗时，却忽视了与自然斗。没有意识到人类自身和荒漠化才是最凶恶的敌人，比外部帝国主义还要凶残百倍。鸦片战争之前与俄国签定的尼布楚、爱辉等等条约割给俄国的那几片土地也不过就是300多万平方公里。可见自然界的破坏力量有多么强大。这个对手是多么值得警惕！ 但是，等我们觉醒时已有点太晚了。50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今天中国人的人均有效生存空间已被压缩为建国之初的大约三分之一。这就是当今我们中国的国土资源现状。这就是我们只注意与人斗、忽视与自然斗的惨重代价。50年来，我们没有被外国帝国主义所驱赶，却每每被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而驱赶。去年新华社发表题目为“我国土地资源破坏严重”的文章，“破坏”两个字准确地概括了建国后50年来的实践。 土地问题，是人类生存的最根本问题。自古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大多数与土地争夺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近代革命，没有一次不与土地问题相连。“均田地”成了中国社会政治变更的核心内容。巴以战争历时50多年未能平息，而历史上的一些土地战争经常延续几百年。不把握住这样的历史主线就很可能看不清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社会动荡和动乱皆由土地问题引发。因此，今天关注土地问题和生存空间问题，应当是中国经济界、政治界、社会学界的重要任务。 中国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个人类活动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由于人类的生存开发活动，西部生态不断恶化，导致中国人口不断向东南方向移动。一百多年前，美国耶鲁大学一名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就提出了人口重心及其移动的理论。前些年，我国有学者对中国的情况作了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重心点一直以年均0.43公里的速度向东南作直线运动，经过了长达一千四百年的漫长跋涉，已从黄河中游转移到长江下游附近。在这期间，由于明朝迁都北京、清末开发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定都北京、50年代后实行户籍制度、以及后来的“三线建设”等国家干预因素，中国人口重心又向西北方向作微小幅度回弹。 早在解放前就有学者发现，从黑龙江省的爱辉到云南省的腾冲划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直线，把中国分为两半，西北面积为全国64%，人口仅占5.6%；东南面积为36%，人口却占94.4%。今天东南人口的比例据说已上升到95%以上。文明重心向东南方向倾斜。近半世纪来，中国人口重心点始终在东南靠海的一个地域徘徊。因此有人说，汉文明正在逃离它的发祥地。为什么要逃离呢？当然是生存环境即自然环境所致。 随着西部地区的沙漠化和生态恶化，华北地区正在成为“被风沙驱赶的地区”。2000年沙尘暴12次光临北京，而今年春，沙尘暴出现更加频繁的势头。步沙尘之后的将是环境灾民或贫困人口。以劳工输出大省四川为例，20年来，每年涌往东南沿海省份的打工民工都在1000多万。打工潮高峰时期，全省劳力约有1/3外出。这种势头至今仍在延续。如果户籍管制进一步松动，中国将出现更大的人口重心东移现象。 在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数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3.5倍。这条信息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反映出中国人生存空间的狭小，只好通过改造自然、改造国土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相比起来，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可能都没有象中国这样如此需要“人造”生存空间。 这些年我一再写文章说，今后哪种商品的价格都可能由于技术进步而降价，唯独土地价格只会涨不会降，这是因为国情决定了土地是中国唯一的稀缺资源。建国50年来，我认为中国在各项工作中最大的失误在国土资源保护方面。这个问题至今社会上还没引起应有的重视，但相信不久即将突出显现出来。造成这种失误的最大原因的盲目的决策以及一味地追求产值，突出政绩，以粮为纲等等。对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在长达20年的经济发展建设中，人们几乎无暇注意，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受到环境破坏惩罚了才开始意识和觉醒。但是，我不仅要问：早些年干什么去了？非要到北京上空黄尘滚滚、黄土弥漫、尘土飞扬才觉醒。2000年北京发生了11次沙尘暴，2001年的统计数字还没出来，因为就在我写此书的一天----5月15日，北京又一次淹没在铺天盖地的黄尘之中。 1994年夏天，去包头南部毛乌素沙漠的恩格贝和宁夏的腾格里沙漠走了一遭，清楚地知道西北地区的植被、生态是副什么样子，并对北京有什么影响。六年过去，情况严重了许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季风气候，冬春季刮西北风，北京正处在下风口。年年如此，损失就大了。上游得病，下游吃药。现在人们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不仅是中国人开始明白，人家日本人早在10年前就提防中国环境破坏对他们的影响。这些年来，日本人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前往毛乌素沙漠恩格贝基地义务植树。1994年我在那里栽的树恐怕也已长大。可我们中国人自己，特别是北京人、天津人，前些年何曾想到义务地到西北部植树搞绿化？为什么非要等黄土把家门口都淹没了才行动？ 说到底，还是个发展观问题。我这些年一再写文章呼吁：产值增加不等于发展，增长不等于经济进步。并且，不科学的发展，增速越快，损失越大。但我们这些年里的发展目标就是产值至上，数量第一。岂不知数量的增加是以消耗环境资源得来的。传统经济学有个最不科学的地方是不统计资源消耗，更不统计环境消耗和对生态破坏的补偿。因此，有学者把代表国民生产总值的GNP说成是“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或者叫做“自然资源毁灭总值”[gross nature perish]。譬如在搞统计时，只统计牧民们牛羊头数增加了多少，不统计草场草量减少了多少。只统计新开垦了多少亩荒地，不统计因沙漠化损失了多少草场和耕地。只统计挖出了多少煤，不管地下减少了多少资源储备。这种模式的高速增长，速度越快，资源消耗越快，生态环境破坏越厉害。到头来，受到报复的只能是人类自己。 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产值的确翻了几番，但这是以破坏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财富。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靠粗放经营和资源投入发展的国家，有多少GDP，就有多少资源和环境消耗。增长与消耗和破坏几乎是成正比的。写到这一章时，正值6月5日“世界环境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由徐刚同志执笔的环境节目“守望家园”。里面提到一个数字，1995年，中国因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高达6130亿元，占当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96年，世界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因水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为5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400多亿元。 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同志在2000年一个记者采访中透露：我国生态恶化趋势仍在加剧，土地退化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38%，且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年失去一个县。植被破坏严重，草地沙化、碱化面积占总面积的1/3，沙尘暴呈上升趋势。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不少中国人的眼睛还只盯着GDP，很少注意由于环境破坏每年失去多少生存空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我早就说过，是生存空间，是土地。但即使这样，每年仍要失去一个县的面积。这一财富值多少GDP？没人统计，没人计算。掠夺式的增长，看来GDP增加了，但失去的比增加的还要多。 今天，我们还能再享受到优美的环境吗？对于环境的变化，50岁以上的人都有体会。也就是在短短的50年间，中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切，本人有着深刻的亲身感受。这里，我必须把它写出来，以引证中国环境的恶化。 4，美丽的童少年 那是1958年的春天，在我六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从济南市送到山东胶东半岛上一个背山面海的小村庄，去跟膝下无子女的姑父母一起生活。在这个小山村里，我被拥入了大自然的怀抱。50年代，对于许多中国农村来说还是一个完全的农业时代。在那里，村庄的面貌以及人们的生活几乎与几千年的古代社会没有任何区别。一切都是自然淳朴的。驴，牛，鸡狗，炊烟，旱烟袋，火镰，草鞋，石墙，灰瓦，草房，杏树，槐树，石铺的街道，依地形而建的高低错落的房屋。小村庄坐落在一座山脚下，一条由上而下的大山沟穿村而过，把村子分为南壃和北崖两部分。 当时的小村庄大约100多户人家，不到500口人，1000多亩地。在童年的记忆里这是一个优美的环境。山坡上覆盖着郁郁青青的松树，山沟里流淌着清清的溪水。小村庄高高地坐落在九目山脚下，俯瞰着东面、北面一片蓝蓝的大海。姑姑家住在村南头，房后一块林地，房右一块园地。当时的村庄，家家户户前后左右都留有空间，并不象今天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各家各户都绿树掩映。如果从山坡上望下去，整个村庄绿树环抱，一片浓荫。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绿色环境里长大的。夏天，打开后窗，便是一片小树林。透过树丛的缝隙，可以看到远处蔚蓝的大海。那时经常从后窗爬出去，躺到一棵小树杈上悠哉悠哉地玩耍。在西园那茂密的草丛中，我感到了泥土的温馨和亲切。记得有一个夏末秋初，当野草长到半人多高的时候，我便在草丛中开辟了一个窝。躺在里面，被高草掩盖着，仰望天空，静静地感觉泥土的芬芳和大自然的静谧。就在这种环境里，什么人能对自然不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可是今天的故乡，昔日的旧景已不复存在。村子被房屋挤满了，一个挨着一个。我家西边的园地已被一家人盖上房屋，后边也盖上房子。房子是盖得高大亮堂了，但儿时的绿色空间却随之消失。最令人心疼的是屋后街道旁那三棵粗大的老槐树，树龄足有五六百年之上，居然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消失了。在童年的记忆里，那可是真正的大树，粗得好几个孩子都搂不过来。大树下原是村里人消夏乘凉的地方，是南半部村庄村民们的活动中心。但随着三棵大槐树的消失，以往的这个村庄公共空间也随之消失了。人们再也享受不到大树荫下聊天的惬意，夏天再也得不到树木的庇护。我真不明白人们活着到底都需要些什么？封建社会几百年都过来了，树都没砍，偏偏到了物质发达了的今天却把树砍掉了？就是因为穷吗？就是缺那几个钱吗？ 老树都被砍光了，新房子院内院外都不种树。灰色替代了绿色。整个村庄象一排排的火柴盒，一座连着一座直向村边伸展，一直盖到山坡上。早先村西边的茔地，打麦场，松林，都被房屋吞噬。绿色已经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每次回故乡都是一种痛苦。你不能让时光停止，也不能让时光倒流。你所拥有的只是怀念。 我特别怀念村西边那棵高大的老橡树，怀念它每年秋天落下的一地橡果。就是这些橡球曾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自70年代的某一天这棵老橡树被砍伐之后，从此，橡树这一生物物种便在村庄绝迹。与橡树一同绝迹的还有家家户户的杏子树，本来这是一种极其普遍、与村民关系极其密切的树，但到了今天，村庄里居然找不到一棵杏子树。通过范家村，我感到中国农村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反生物物种多样化的发展。工业生产的模式被用到农村的住宅建设和村庄发展上，结果出现的就是单调雷同。 再来看村外环境的变化。小时候，九目山坡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马尾松。一到夏天下过雨后，松树墩下的草丛中便钻出黄绒绒的蘑菇，当地人叫它“粘娥”。拣“粘鹅”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一种乐趣。可是现在的九目山，松林已经被砍得稀稀疏疏，泥土已经所剩无多。放眼望去，岩石裸露，惨不忍睹。一处处采石坑将山坡啃食得一块白一块白。由于九目山是一座花岗岩山，“打石头”便成了村民们的收入来源。五六处矿坑一起上，连续干上几十年，请大家想想，结果还能好吗？树之不存，土将焉附？土之不存，何来蘑菇？今天村庄的小孩还能拣到蘑菇吗？ 今天农村消失的还有一种美，那就是历史文化。50年代，范家村还保留着几处茔地，最大的茔地是南茔和东茔。这两座茔地最大的有七八亩地那么大。茔中松柏参天，绿荫密布。小时候天黑时路过这里，心里经常是心惊胆战。即使如此，现在回想起来，南茔和东茔毕竟是一块难得的林地。在一片庄稼的田野里，冒出这么几片绿荫来点缀大地，可以想象它的自然价值。但是这种景色自60年代后也渐渐消失了。今天，田野上再也没有坟地，当然也不会有那古柏森森的树林。为了多打粮食，为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中国人把祖宗遗留下来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毫不留情地消耗掉了。难道这就是发展吗？人类的发展就是以灭绝某一存在为基础吗？难道人类只有一种需求、只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动物吗？ 我怎么也不能忘记大自然留给下的美好记忆。6岁到14岁，正是一个人最调皮爱玩的时候。故乡的生活恰巧满足了我这种需求。我喜欢爬山，喜欢九目山顶那高耸的悬崖峭壁。那是一大块岩峰，小时候经常从陡峭的地方爬上去，然后坐在山头长久地眺望。南面和西南面是万马奔腾般的层峦叠嶂，东面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中的一座小山是我经常凝望的对象，那一沟一壑都想贴近看个清楚。后来知道它是烟台的芝罘岛。 大自然有着许多奇妙的感觉。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便是空旷和宁静。这是在城市里永远体会不到的一种感觉。那种宁静往往产生在初春和深秋。当田野里的庄稼收获了之后，当农忙消失了之后，田野便开始寂静。在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农民不象今天这样反季节的劳作。一般是遵循农时，春播秋收，冬天休息。所以，到了秋天以后，静谧便袭上大地。在秋阳里，坐在一个土坡上，当秋菊花还在开放，你在这个无声的田野上，偎着一棵小草或一丛灌木，会感到万籁俱寂的安宁。要是在春天里，这种静谧还会伴随着春风的吹拂。那是一个还没有工业化的时代，是一个生活节奏缓慢的时代。人们常常拥有充分的闲暇，我也不例外。在我到野外拾草、放牛、玩耍之际，曾经无数次地这样享受过自然，沐浴阳光，感受阔大、高远，陶醉在一种令人迷失的宁静之中。 离开故乡之后，一切就变了。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使人难有机会享受自然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享受不仅是一种宁静的享受，还是一种宽阔空间的享受。在城市里生存的人，整天受狭隘空间的挤压，时间长了也觉不出来。但有过农村生活的我，由于享受过那种空旷的空间感，所以近些年来越发思念这种感受。 今天，人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了，但环境却变得丑陋了。现在让我回家乡，再也感觉不到童年时期的美，再也不能让我用美丽来形容它。吃得好穿得好能说就是社会进步吗？50年代有50年代的好处。总结起来，我认为早先的农业社会最大的好处就是闲暇和静谧，其次是无污染，一切来自天然。这些美好的方面是今天工业社会中的人无法体验和获得的。尽管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但精神和身体上的某些享受却是富裕的工业社会无法获得的。今天，尽管人们的物质条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损失和代价是巨大的。这种代价就是只剩下了一种价值目标，多元性被取消了。 我并不认为发展和现代化就是美好，并不认为今天的人类就一定过得比唐宋时代的人类快乐。看看古代那些山水画，看看古代那种人类生活环境，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为奢侈。中国人今天还能象石涛山水画描写的那种情景生活吗？还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那种乐趣吗？从几千万人膨胀到13亿人，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巨大的挤压。农业时代的自然山水对现代中国来说已经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历史追忆，自然风光的消费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变得极其昂贵。看看今天的旅游拥挤，看看城市人假日时分的大逃亡，无不说明了今日中国人居住环境的恶化。 50年间，中国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巨大的，生态破坏的程度是极其严重的。这种变化的后果至今还没清晰地显示出来，但至少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已经感受到了。回首我从小生活了8年的那个小山村，现在不仅村里没树，山坡上没土，就连村东唯一的一块好地也被建上了砖窑，五六十个外地民工昼夜不停地在取土烧砖。一个本来就没有多少土的山村，却从事起破坏土地的生产。这种稀罕事可能在封建时代也不会发生。连封建时代的智商都会知道这是断子绝孙的事情。孟子早在2500年前就指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但这种违背生态自然的事却发生在21世纪科学发达了的今天。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不是出了问题？ 把泥土挖光，子孙后代怎么生活！大多数村民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痛心地把烧砖叫成“割肉”，但因为这是村领导工程，并且在建厂时欠下了一屁股债务，于是不得不靠卖砖来赚回成本。这一切现象，都在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更严峻了，生活质量下降了，才导致人们如此破坏生态资源？但是，看看人们的吃喝用穿，从物质上讲，现在村民的物质水平比过去不知要高多少倍。但就是在这种富裕当中，几千年几百年没有改变的自然生态环境却遭到了破坏，过去贫穷时代尚未砍伐的树木被砍了，尚未出卖的土地被出卖了。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要么说明人类的生存环境真得变得恶化，才不得不通过掠夺资源来维持生存。要么是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人类盲目攀比富国生活方式，盲目追求现代化，盲目消费本来没有能力消费的资源，结果使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显然，人们的发展观发生了问题。人类祖祖辈辈保持的一种生活方式被一种超生态负荷的生活方式替代了。那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也许只有环境灾难。 5，难忘的一段记者生涯 由于小时候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的，所以成年后对自然环境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对环境的关怀以及对生态破坏的痛惜，从70年代以来就成了我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大学读书时，我经常在图书馆里翻阅那些生态学的书籍。当时，已经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类环保书籍。通过这些书，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态平衡，什么是生物链。 大学毕业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可以说就是生态调查和环境保护。那是1982年的秋天，我被新华社派到陕西分社工作。由于是实习，分社也不管我们，工作相当自由，全凭自己爱好，想干什么就调查什么，写什么。于是我就与陕西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打起了交道。在上大学的时间，我不务正业地在图书馆里看了大量的生态学书籍，知道了什么是生态破坏，于是我第一个采访对象便是陕西省的林业厅。当时的林业厅说个不好听的就是砍树厅，其下属几个大的林业局全都分布在秦岭山脉中，专门从事森林砍伐。但是我去考察的第一个地方却不是秦岭，而是汉中盆地南面的大巴山。 那是一个深秋季节，我跟着当时省科委的一位领导，乘吉普车离开了西安。汽车从蓝田一带穿过秦岭，径直奔往陕西省最南面的一个县----位于大巴山中的镇巴县。古代有“巴蛇吞象”之说，可以想象古代巴山的蛇有多么大，也可以想象古时这里的山有多大，林有多深。但是，我的这次巴山之行却成了一次考察童山秃岭的水土流失之行。沿途所听和所见到的全是关于环境问题，水土流失问题，粮食减产问题。 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拍摄的几张照片，那是巴山一片起伏的山峦，这里的山并不陡峭，坡度比较平缓，绵延起伏几百里地。但是在这片山岭上，到处是被开垦出来的坡度在25度以上的“补丁”田，森林植被在这里已经见不到踪影。当我们路过一个村边时，发现了一棵粗大的松树，粗的三个人都搂不过来。我象发现了宝贝似的和科委领导在树下照了一张像。没想到一旁的村民说，这样的树在解放初期漫山遍野都是，比这粗的树多得是。同车的一位当地科委工作人员透露说，大巴山的植被仅仅是在最近20年内消失的。50年代时，这里一出门就是树林。自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砍林运动便开始了。也就这短短的20多年，大巴山就变成了童山秃岭。 我听了之后简直难以置信。由于植被消失，乱采乱伐和乱开荒，很快就造成水土流失。农民种的庄稼往往一场暴雨就被冲光。有些山坡被雨水冲蚀得已经露出了石头。当地的同志特地领我查看了一处地方，情形确实已经非常严重。 但即使如此，我们一同前去的这位省科委领导依然在县里的会议上强调要不遗余力地多产粮食，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问题似乎并没引起他的注意。 当时我在会议上也发了言，我的意思是镇巴县那些陡坡地已经不能再耕种了，要尽快地退耕还林，省里要制定政策扶植这些山区县，把粮食从汉中地区运进来，让这些山区通过搞副业如种植木耳等手段来脱贫。我意见与那位科委领导的观点显然不同，肯定搞得那位领导听着不高兴。但那时我是太天真了。在今天看来，中国当时从哪里能抽出多余的粮食来搞退耕还林啊！不仅是当时，就是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发展也是以环境代价为基础的。 从大巴山出来后，我又去了秦岭中部的一个林业局。这个林业局坐落在秦岭南坡佛坪县的境内，是真正的秦岭腹地。佛坪是大熊猫的保护区所在地。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但却驻扎了一支上千人的砍树大军。当我来到这个林业局时，其总部所在地已移至海拔2000多米的高度。此时的秦岭，海拔2500米以下的森林已基本砍光，作业面统统在海拔2500米以上。我从佛坪上来，一路基本见不到树林。第二天，吉普车拉着我开到2500米高的地方，这里仍然没看到树林和采伐者们的踪影，作业面还在上边。陪同的同志对我说，再往上走危险，在这里看看就行了。但我还是坚持到上面的作业区望了一眼。只记得那是一片稀疏的树林，山地坡度相当陡，采伐难度已经十分大。 秦岭已经快没有树木可采了，这是我这趟采访的基本感觉。不仅我这样想，林业局的领导也忧心忡忡。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树林采完后干什么？秦岭东部的那个林业局基本已经将所在地区的林木砍光，只剩下中部这个林业局和西部长白林业局还在开采。现在回想起来，秦岭林业局可能是全国最先停产转行的森工企业，秦岭山地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无林可采的山地。 但据当地的干部和老乡讲，秦岭植被的消失也是在50年代以后。据当地干部讲，50年代初，森林就在山脚下，整个秦岭山脉，从山脚到山上，全是茂密的森林。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自此，秦岭的森林遭上了厄运。砍树炼钢铁，全民总动员，小钢炉、小铁厂一起上，森林资源遭到了大肆破坏，接着便是国家森工部门连续不断的专业采伐，仅仅不到25年的时间，秦岭无林可采。 那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日里，我冒着严寒，再次采访秦岭林场。这次去的地方是秦岭西部的太白林业局。从宝鸡坐着一辆运送木头的大卡车来到林业局所在地太白县。第二天驾驶着吉普车到山顶看作业面，一开就是上百里地，最后爬到了2500多米高的山腰。这时的秦岭，银装素裹，寒气袭人。在那皑皑的白雪中我看到了一片白桦林。下车走进这片树林，金丝猴在树上跳跃，阳光将树林照射得五彩斑斓，落叶和枯草遍地。我望着这稀疏的林木，心里不禁问到：这哪里是茂密的大森林？这样的林木还值得开采吗？还值得开山劈路，为了取得这么一点价值而耗费那么多成本吗？ 同车的林业局生产科长说，是啊，越往高处，难度越大，采伐成本越高，从经济角度来说就越不合算，从保护生态角度讲更不合算。但没办法，这一带的水杉林已经采光，2500米以上的山地只生长白桦林。我当时的思想是既然白桦林的经济意义已经没有多大，那就趁早停采，留下这点白桦林发挥它们的生态价值。后来的结果怎样，我不知道。林业局的电锯响到几千米的高度我也不清楚。反正这是一部中国生态破坏史。自从秦岭南坡的林木被砍光之后，汉中盆地上的水灾便接连不断。夏天大雨过后，百川汇流，立刻便在安康一带汇成洪峰。自80年代以来，安康的水患便没有一天停止过。2000年夏天，安康又遭受了一次惨重的洪灾。 直到今天，中国才开始了对森林的重视。但是在80年代初，象我写的那种环境报告，新华社内参，根本不被注意。人们注重的是产值、产量。各地领导包括宣传部门，所不遗余力倡导的是经济增长，脱贫致富。至于说如何科学的脱贫致富，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是没时间考虑的。尽管当时政府已开始抓水土流失治理，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环境保护，但是，在整个80年代这一内容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上。直到90年代末，直到中国的国土进一步遭到破坏之后，环境警钟才在中国敲响。 1983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我乘坐一架苏式伊尔18飞机从延安起飞返回西安。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当飞机飞上高空，我被下方的景象陶醉了。这就是黄土高原啊，那被雨水切割的千沟万壑简直美极了。这幅画面能使你完全忘记沟壑中严重的水土流失。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的艺术作品。尽管如此，这一次黄土高原之行，使我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从此，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一直成了我在研究经济工作中一个决不忽视的方面。我之所以对当前经济问题有那么多不同观点，主要是我有着那么多的切身经历和独特看法。这也许是我与一些学者们最根本不同的地方。 6，中国经济为何难以继续高速发展？ 1992年和1993年，是我写环境问题文章最多的几年。当时社会上开始关心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还有原人民日报社的徐刚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梁从诫先生。日本当时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很关心。为了关心自己的利益，1993年11月，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中日两方召开了一个高层次的环境保护研讨会。我在那个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日本记者的追踪采访。1994年春天，我接到日本的一个环保组织的邀请，与其他几位中国官员学者去东京参加他们举行的研讨活动。一同前行的有一位国家环保局的领导，人民大学的刘大椿教授，再就是我和梁从诫教授。他当时成立了一个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叫“绿色之友”。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绿色组织。后来才有了廖晓义、李皓等成立的环保组织。 在东京的半个月期间，我领略了日本全民性的环保运动，环境保护观念已经深入日本国民人心。人们开会讨论生产方式问题，更讨论生活方式问题。虽然当时日本经济受到股市破灭的影响，80年代的傲气已经消失，但日本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越是在这样的富国，人们越在讨论如何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节约的生活。日本有着大量的民间组织，许多民间组织都在举办各种环保教育。我和梁从诫教授就参观过一个青年会举办的晚间环保知识教育课。 日本国民的这种简朴精神，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当时刚经过了两年经济高增长，两年的经济过热，使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暴发户心理。在短短的几年里，突然变富了的人们对金钱一时不知所措。特别是外资大量涌入所产生的财富效应，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富裕假象。超前消费、夸富比富、贪污腐败等想象在这几年里大量发生。许多干部就是在这几年里经不住金钱的腐蚀栽倒了。 反思这几年中国人对国民待遇的追求，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财富。物质主义成了一切，一个原先排斥物质享受的社会突然在追求物欲的大坑中陷得这么深。或许是中国人穷得时间太长，穷得程度太厉害，一旦有了机会，便暴露出强烈的贪婪性和享受性。但在这一场物欲大追求过程中，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透支。在去年《中国与世界》网上杂志传来的一篇文章中，里边有这样一个数字：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余倍。如果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和追赶，那么今后的生存便面临着巨大挑战。 但是，在那样一个社会风气之中，发展方式的问题，环境保护的呼声，在社会上十分微弱，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我才意识到，人类是需要教训的，环境灾难不落到人们头上，是不会引起注意的。你过早地敲响环境警钟，人们会以为你精神有毛病。这种现象现在被称为“半夜鸡叫”。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避免充当前卫人物，总是在社会潮流中踽踽跟行。 其实人们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越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就会变得越吝啬。如果你过度地索取了大自然，那么你就会遭到大自然加倍的惩罚。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了这种现象。中国人应当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资源情况和环境情况，从现在开始就要树立一种“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思想方式。我一家三口至今居住在一套狭小的居室里，但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就象孔子说家徒四壁的颜回一样，“回也不改其乐”。不仅如此，还要居安思危，准备迎接过度环境破坏带来的大自然报复。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那么等待我们的的确不是一个美妙的前景。 1998年末，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一次下降，我写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一文。这篇文章被社会广泛转载，社科院经济所写的“‘九五’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科研究简况”一文，把我的观点引用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这篇文章应当说是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重要关头时出现的一个重要观察。现在我特意把它引述如下，它使我们看到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终结。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 仲大军 （1999年第4期《科技智囊》，） 提到中国经济减速，更多的人在议论内需不足。但为什么内需不足？盲目地增加内需是否可行？本人建议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什么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一、环境污染每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在今后２０年间，至少有这４种因素在驱动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制约因素也不可视而不见。举例来讲，大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挤已严重地制约了汽车的产出。三大汽车厂为何生产能力过剩，与环境和空间的制约密不可分。 概括地说，中国２０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资源消耗为代价换来的。到今天，环境和生态的承受能力正在达到极限。譬如水污染的问题，全国７０％的河流污染严重，５０％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淮河流域的污染企业首先遭到了关闭，继之是太湖地区的污染企 业。长江的年排污水量为１３０多亿立方米，水质已严重恶化。下一个治理的将是长江沿江污染企业。森林方面的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在１９９８年不得不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砍伐。《中国经济时报》曾报道过河北邯郸市的例子，１９９３年邯郸市国民生产总值约３６０亿元，而当地滏阳河流域污染对工农业造 成的损失是７．５亿元，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为９亿元，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损失为１５．４亿元，损失总额高达３２亿元，约占当年ＧＤＰ的９％。这就是说，如果将环境和资源成本计算进去，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入不敷出。 由于靠污染环境发展生产代价太大，贵州省截至１９９８年底在５年的时间里关闭了“五小企业１２０００余家。１９９９年国家和各地更是加大了治污力度。可以说，１９９８年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按传统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增长多少就被治理成本抵 消多少。以产值为目标的发展观是最不科学最愚昧的增长方法。环境治理前些年是欠帐，今后几年是要帐的时候了。中国需要寻找全新的发展道路。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思路，再也不宜盲目地追求产值，不宜盲目地提倡高速度，高增长。 二、空间制约：中国还有可开发的土地吗？ 18世纪，中国的东北地区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自清末起，内地人口就大批涌进这些未开发的地区。解放以后，中国仍然有北大荒这样一些地方可以移民开发。但到了今天，边疆地区不仅已不能移民开发，反而要恢复生态，加强保护了。中国是人口众多、土地狭小的国家。空间制约主要表现在交通和住宅上面。交通堵塞和拥挤影响了国民对汽车的消费，由此连累了一大批机械工业。土地紧缺使城市住宅难以向郊区发展，市内地价昂贵，每亩价格五六百万元。平民大众消费不起。商品房大量积压，由此影响其他商品的消费。加上对土地供应的严格控制，空间制约已成了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患。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为什么不能向郊区大片发展，与落后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观念有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不是紧缺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地使用问题。搞那么多开发区撂荒在那里才是浪费。多批点土地扩大城市范围，集中人口是应该的。看来城市是扩大了，占地增多了，但农村人口减少了，土地相应增加了。两者相较是合算的。 中国非常像日本。战后２０年间，日本的土地价格上涨了５０倍。到了８０年代，日本东京的地价大约是美国大城市地价的１００倍。土地昂贵是整个东亚国家共同的现象。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人口众多，空间狭校中国在这一时期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好土地供应政策和实行土地商品化，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中国的土地问题在许多方面处在一种模糊状态。譬如城市人到乡下买地建房子的问题，不是本地户口的人有没有拥有土地的合法权利？农民有没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不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经济便难以发展。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空间环境比５０年代建国初期恶化了许多，我们再也没有北大荒可以开垦，边远地区也已经人满为患。因此有人提出“朔天河工程”，建议从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向北方调水。以每年调水２５００亿立方米计算，可以向西北地区移民上亿人。 三、重复建设，浪费了多少？ …… 五、中国经济的新边疆在哪儿？ 鉴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国经济出现阶段性的减速是必然的。这种减速引起最大的后果是社会劳动力闲置。中国目前城乡过剩劳动力将近２亿人。如果实现将近２亿人的充分就业，可以增加ＧＤＰ几万亿元。但环境、空间和资源都与庞大的过剩劳动力形成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到底照顾哪一方？照顾环境还是照顾人？不管怎样，建立大范围的社会保障来减轻贫困人口的生活压力，看来是势在必行了。 １９９８年，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到２８６５０亿元，比上一年增加３７００亿元，增幅达到１５％。这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大幅增加，但民间投资有一定幅度的下降。１９９９年社会总投资能达到多少，还难断定。主要是难以掌握民间投资的变化。这一块由市场和体制来决定的投资约占中国社会总投资的５０％，它既反映着中国经济的状况，又反映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能否调动好民间资金为失业者增加就业岗位，已成为当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体制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度。如果那些情况更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摆脱不了谷底困境，那么１９９９年全球经济将不会有什么起色，能保持平稳的减速也就不错了。从环保角度看，困难国家的人民要降低生活期望值，准备过朴素的生活。这不失是拯救地球和世界经济的一副良药。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好的办法是不断调整过时的经济关系，深化改革，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益。 最近美国人提出要开拓经济的“新疆土”，像当年开发西部那样开发信息 技术产业。知识经济已成了一片等待人们开发的新边疆。面对这片广阔的沃土，德、法、英、日等发达国家摩拳擦掌正在进行“热身赛”。大家目光都瞅上了网络这块新领域。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走捷径赶上欧美发达国家？ 应当说我在这篇文章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世纪性主题。中国人为此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至今我们没有走出这一历史使命。但是，一个世纪来我们追赶的效果到底怎样？我们所采用手段和方法怎样？今天还要好好反思。如果采取的方法错了，那么良好的主观愿望会与实际结果背道而驰。因此我认为，直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是在以一种错误的方法在追赶。 7， 朴素生活与人力资源开发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要过一种素朴的生活，但这几乎与当代经济学根本不相容。自1998年以来，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是严重的需求不足，是连续两年多的通货紧缩。如果人们都过一种素朴的生活，减少消费，虽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会减少，但由于生产萎缩，失业加剧，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生活。所以，当代的工业经济，恰象一个吃错药了的人，尽管这种药有毒，对身体有害，他还是要吃，直到把自己吃死。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危害和缺点。幸运的是，世界当今的经济学内容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将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纳入生产成本的统计范畴。但这种思想太前卫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根本顾不上考虑。当前的中国宁肯每年拿出1000多亿元的治污费，也不肯降低经济活动程度，也不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可怕的是，当今中国社会还处在一种盲目追求生活享受、不科学地追求生活奢侈的风气中。看看电视台播放的那些家庭装修节目，极尽奢华，纸醉金迷，既不卫生和环保，也不利于健康。许多建筑开发商也处在一种盲目的铺张浪费式的小区建设中。大家有空时可以去北京北郊回龙观文化居住区中心花园看看，这是一处典型的败笔。几公顷的一块面积几乎没有多少绿地和树木。地面都被人工湖面和人工的建筑覆盖了。花园中心和东北角入口各建了一个圆形喷水设施，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反而占据了大片本该是树林的面积。这种不伦不类的西洋式追求正是中国建筑界水平低下的表现。如果你把这几公顷的土地全都栽上树，等大树长起来的时候那将是什么效果！建筑设计师们可以说对此并无研究。 环保主义者廖晓义女士在2001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保护日”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可以挣很多钱，但当他的消费行为不环保时，那他就与文盲一样。”当前中国的环境文盲和绿色文盲真是太多太多，浪费也是太大太大。因此，如果仅靠物质开发去赶超先进，恐怕事与愿违。仅仅靠朴素的生活还不行，还要靠开发人的大脑去追赶先进。一个国家的进步首先是大脑中思想观念的先进，没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这个国家永远谈不上先进。 要想走这条路，那就需要开发人力资源，放弃在资源上和物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拼，注重知识和技术的追赶，将人力资源成为创造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国民核算体系研究表明，不合理地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将使自然资产损失。反之，投资于人民，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创造和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 多少年来，我们搞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整天盯的就是产量数字。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90年代中期以后，我写了大量文章批评这种发展模式。可喜的是，近些年来，科学的发展思路越来越被人们认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说到底是相对于过去的以军力为本的发展战略。以人为本便是以每个人都能达到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仅仅发展少数人，忽视大多数人。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手段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是提高人均收入的基础，人均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增加国民财富的基础。既然我国的自然资源秉赋条件差，那就通过增加人力资源和生产性资产来获得财富。 我们国家人力资源情况怎么样呢？尽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人力资源总量充足，但结构问题严重，第一是总量过大，到2020年将达到14.5亿；第二是人口老龄化，到202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4%。我国将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去承担发达国家人口高龄化的压力；第三是技术人才资源不足，2000年，我国大学生和科研人员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1%，到2020年可达到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更严重的是，我国技术人才结构是典型的工业化时期的人才结构，高新技术人才比例很小。 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95年以来，世界银行采用新的国民财富测量方法发现，把人力资源做为国民财富的一项重要资源。按这种新方法计算，人力资源占国民财富总量的比重最大，在40－80％之间，如北美地区为76％，西欧地区为74％，东亚地区为77％。1995年9月17日，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题为《世界银行制定新的国家财富计算法》的公告，在这份公告中，中国的国民财富排在世界 162位，其中人力资源占77%，创造的资产占15%，自然资本仅占8%。由此可见中国的自然资源缺乏程度。尽管这一测量方法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使人们重新认识国民财富的来源。 人力资源是最大的国民财富，但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被人们严重忽略，导致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主要资源集中在物质建设而非人力建设上。我国在工业生产中有过多的投资浪费，但在人力资源的投资上却严重滞后。其结果，是我国人力资源的劳动力素质极其落后。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1999年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0．9%，劳动力人口占25．90，分别相当于美国的4．58倍和5．40倍，但是人力资源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44．3%。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本第一大国，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占世界总数的20．5%和22%，但是反映人力资源最主要的指标劳动力回报率即劳动生产率，中国大大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美中两国相比，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差10．9倍，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23．8倍，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差4．5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8．6倍。 这就是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和生产率状况。以这样一幅水平，你的人均GDP怎能高？你的工资水平怎么能高？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素质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搞生产，搞建设，往往会出现大跃进式的严重浪费。中国这些年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更由于决策错误造成许多重大的浪费。这些教训已足以使清醒了。 鉴于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许多方案和建议，如政府应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积极促进全民健康运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进一步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加速发展各类各级教育，大幅度提高中等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普及率，中国应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对紧缺性自然资源实行战略性保护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大规模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进一步加速市场化改革，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提法中，人们都没有将国民待遇问题提到首位。既然要开发人力资源，就不能绕过国民待遇，就不能再搞“一国两制”式的不平等国民待遇，就必须废除建国后计划经济下制定和形成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和歧视性政策。 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式面临着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既然涉及到人，就要涉及到待遇和权利。所以，中国社会今后发展的杠杆问题是国民待遇问题。不解决好国民待遇，中国的发展还将是一个畸形的发展。 50年来，中国是以地区和人际间的巨大差别代价发展起来的国家。如果这种代价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抵抗外国侵略，挽救国家威望，中国人民是愿意并可以承受的。但在外部压力逐渐消失的时候，这种以多数人牺牲而换来的少数人发展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抵抗和反对。在下一章里，我将着重论述这一问题。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