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新著

《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

第三章：政治与经济制度对国民待遇的影响

1，平民革命与新国民待遇的出现

上一章里主要谈的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待遇的历史形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大众是不会甘心封建等级社会所赋予的低下的国民待遇的，封建帝王统治下的非人格的国民待遇肯定要遭到人民的反对和抵抗。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封建社会的国民待遇已经完全被改写，新政治制度下的新国民待遇相继出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最大的区别是财产社会化、权力社会化，由封建帝王家族独揽天下的局面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平民阶级为了对抗君主的君权神授而提出的抽象概念。1644年英国革命削弱了君主的权力，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彻底推翻了君主统治。自此，民主共和制逐渐代替了君主制。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制度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民主共和国。

在资产阶级和平民掌握了政权之后，公民的国民待遇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1776年美国人民为独立而发表的《独立宣言》，提出了全新的人权思想和国民待遇标准。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发表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都规定了新的国民待遇。这种新的国民待遇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另外的一种理解就是将皇帝从人民手中剥夺去的权利再还给人民。这些权利包括自由权、人身权、自主权、私有财产权等。当时的人权思想如“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是资产阶级和平民阶级反对君权和神权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封建社会的国民待遇，取消了一小撮封建帝王和君主所享有的专制特权，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平等的权利。这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道重大分水岭。从此，人类迈出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进入了向着自由美好前进的新时期。但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未能实现完全的权利平等，未能缩小贫富差距，未能实现人人公平的国民待遇。

例如，美国《独立宣言》尽管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激动人心，但美国独立后，仍然保留着奴隶制，美国的黑人仍然是奴隶，仍然存在着不平等的身份和肤色歧视。让我们来读一下这些来自美国开国者头脑的伟大思想：“所有的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是一些不言自明的真理。”[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引自http://www.usconstitution.net/]

理想是美丽而崇高的，但现实依然是现实。南方诸州仍然实行蓄奴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之后才结束。因此，资产阶级的人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譬如说选举权，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地的土著居民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钱的穷人和有色人种也没有选举权。80年代我曾翻译过一本有关美国妇女科学家的书，当时曾对19世纪美国妇女地位的低下感到惊讶。由此可见，人民的国民待遇是不断演化进步的。有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让我们公平地评价历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待遇思想在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基础上更进了一步。马克思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了平民百姓，转向了社会下层的劳动大众。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并没有给劳苦大众带来公平的国民待遇，财富的多寡还在影响着人们的待遇，无产阶级还要通过斗争消灭私有制来争取平等的国民待遇，为了争取平等的权利和国民待遇，无产阶级不惜采取暴力。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以及一部分公民国民待遇的恶劣程度和不可忍受程度。马克思的著作大量地描写了当时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指出了这种现象的不合理，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弊病。在东方的亚洲国家，人民也在觉醒。中国作家夏衍在报告文学《包身工》里，生动地描述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

因此，人类历史行进到20世纪，世界各地接连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1918年，列宁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同年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保护劳动者的主张。总之，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使社会财产从私有变为公有。从此，俄国革命将国民待遇的内容从政治权利推进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各个层次。

但是，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为争取合理的国民待遇而爆发的革命，带有极其残酷的血腥性。沙皇统治是以血腥手段来镇压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抗议的，有一个苏联影片描述了1905年那场大屠杀。皇宫台阶上的卫兵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上百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铺满一地，手持长枪的刽子手毫不留情地跨过死者的躯体前进……俄国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并没有饶恕沙皇一家。沙皇夫妇以及他们的四个女儿都被新政权处死。四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就这样随着父亲的罪恶消失了。这也是一种不公平的国民待遇。父亲有罪为什么要株连子女呢？

研究国民待遇，不可离开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思想和政治目标。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须臾离不开政治制度这一最重要因素的影响。翻开一个国家的《宪法》看看，就可以大体知道这个国家的国民有什么样的待遇。中国也走了一条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54年制定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后于1975年、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9年进行过6次修改。

一部宪法的出台，代表着一个社会强势集团的意志和愿望，尽管现代政治学要求宪法也要考虑少数人的利益。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宪法往往是多数人的意志。这在中国的宪法中表现得特别强烈。譬如，我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旗帜鲜明地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条可以说是在任何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中找不到的。这就是中国国家的特色，制度的特色。宪法的第一条上来便确定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这就是待遇，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文化的及一切的。在这一思想原则指导下，中国的一切大政方针都要以此为出发点。什么叫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地位摆在第一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政治制度与国民待遇有什么关系？从宪法内容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这里还应探讨的是：宪法是怎么来的？宪法与政权是什么关系？从中国的历史情况看，任何时代的宪法都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宪法是由统治政权制定的，统治政权是由武力夺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由中国共产党利用武力建立的政权。它代表着哪个社会集团，便制定维护哪个社会集团利益的宪法。这一点在中国建国后历次宪法修改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因此，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宪法是夺取政权的社会集团所制定的反映国民待遇的一部法律，特别是中国的宪法，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哪个阶级想要获得好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哪个阶级便要武装夺取政权，通过制定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国民待遇，同时剥夺另一阶级的权利和国民待遇。

在这里，武装斗争是维护国民待遇的重要手段。1644年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国王贵族的命，1776年美国人民爆发反抗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是革英国宗主国的命。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平民群众要求改变政治和经济待遇的斗争。1917年俄国爆发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武装起义，是俄国下层人民要求变革自身待遇的革命斗争。从人类历史上看，国民待遇的演变和变动经常与起义、革命和改革相联系。

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工农武装革命斗争经过20多年武装斗争，终于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专政的共和国。中国劳动人民的待遇和权利得到了极大地改善，穷苦的劳动人民得到了翻身解放。中国革命的最大获益者是工人和农民，通过土地改革，亿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改善了生活质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特别受穷人欢迎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后，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原因。

今年五一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文艺台再次播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第一场里，一幅“劳工神圣”的标帜，使我感慨万千。著名歌唱家王昆同志一曲“粗大的手哇掌乾坤”，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待遇的身份。无产阶级革命使往日矮三寸的穷人成了顶天立地的人。劳动人民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的穷人在社会上不受歧视了，相反，“穷”反而成了一种自豪和骄傲的资本，歧视富人的资本。

总起来说，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向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财富和权力，将财富变为公有。革命胜利后，中国穷人的政治地位待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在这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偏激。有一段时期里特别在文革时期，社会中流行着唯成分论，工人出身的和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在社会上要享受高人一等的国民待遇。这种待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达到了历史的顶点。工农兵至上，工农兵高于一切，一度被提到了不恰当的高度。1968年夏天，我送哥哥下乡。大卡车满载着奔赴广阔农村的知识青年从济南开往莒县，经过一夜行驶，第二天上午汽车来到沂水和莒县一带，这时车上学生每见到路上农民，便要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万岁”。当时的学生对工农兵真是充满了崇拜。

在无产阶级生活待遇得到改善的同时，中国的富人遭到了沉重打击。解放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知识分子、旧官僚处于被蔑视、被改造的地位。他们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政治待遇一落千丈，并经受了一段苦难的日子。这种歧视与迫害愈演愈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阶级歧视和迫害才趋于淡化，一些人的国民待遇才得到改善。总结历史，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总是存在着阶级歧视和报复？说到底，是头脑中没有人权观念。

但历史往往是循环往复的。改革开放之后，工农兵崇拜逐渐降温，穷人的地位也在降低。这是对历史的矫正。但今天要警惕的是这种矫正是否已经过头？中国穷人的身份待遇是否又要回到历史的先前？每当我走过北京地铁和一些地下通道，看到那些趴在地上乞讨的穷人或伤残人，心中总是疑惑：我们有这么多财富的中国难道真的连这么点人的基本生存费用都担负不起吗？中国的社会保障能力就这么差吗？难道连一个火箭都上了天的高科技国家、一个都拥有原子弹的军事大国都担负不起普通老百姓这么点需求吗？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怎么能居然被熟视无睹？当今社会已经麻木到何种地步，人心沦落到何等地步？

回顾历史上各国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力、暴力和强权对取得待遇的重要性。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经济的发达，自20世纪第二次世界结束以后，以武装斗争方式争取待遇的形式逐渐减弱，军事政变式的夺取政权方式也不断减少。许多国家建立起民主共和政治体制，起而代之的是一种非暴力的群众游行式的政权变更方式。

例如，统治菲律宾20多年的马克斯政权终于在强大的群众游行示威中解体，独裁者被迫流亡国外。伊朗国王也是在群众暴乱中仓皇逃出国家。刚果的蒙巴托是在反对派武装力量的压迫下被迫放弃政权的，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也是在群众的声讨声中被迫辞职的。由于民主政体和民主文明在全世界不断普及，早先势不两立的武装斗争已趋于缓和。从70年代开始，不少左派武装走出丛林，与执政者展开政治对话和议会权力争夺。世界政治的这种演变，从根本上说，减少了流血冲突。人类在争取权利和待遇的手段方面变得更文明，更理智，更有效。由于合作、对话、妥协并最终达成一致，当代许多国家宪法的一阶级性和一阶级专政的特点大大减少。多数国家的宪法趋向于维护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一阶级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利也都要考虑。这就是说不仅要通过民主手段实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也要通过共和手段实现少数人的意志。

这一切，都与政治科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随着人们不断总结和探讨政治科学，随着民主政体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传统的以暴力的手段来争取待遇的做法越来越少。一句话，武装斗争是旧政治科学和旧政治体制的产物。在文明和科学的政治体制下，施用暴力要求改善待遇和权利已经变得不必要。暴力冲突往往只发生在民族纠纷地区，象巴以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这一条规律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特别重要。政治越民主，暴力冲突越少，社会破坏越少。同样，经济越发达越有利于实行政治民主。因此，今天的中国要大力普及政治科学和民主文明，不断实现经济进步，以适应国民对待遇不断提出的新要求。

21世纪的到来，给人类社会拉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序幕。在这100年里，人类可能再也不会发生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再也不会发生众多的国内武装斗争。尽管当前国际上的军事对抗仍然尖锐和潜伏，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只要处理得当，21世纪将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的世纪，美丽的世纪，和平的世纪。

今天，国民待遇一词更多地运用在国际交往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给予什么待遇，如何平等地进行经济、文化往来，已成为国民待遇的重要内容。世界贸易组织为各国相互间的经济交往做出了规定，各国可按一套统一的规定办事。但是，在国民待遇上真正做到公正、平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路程上已经走过了14年，至今还未进入。这说明确定相互间的贸易待遇是一件多么困难和复杂的事情。

2，经济制度与国民待遇

1975年，我当兵复员来到青岛。面对这个美丽的城市，特别是那一座座欧洲风格的小洋楼，那一条绿树掩映的街道，我惊叹不已。整整有几年的时间，沿街欣赏各种各样的房子成了我一大爱好。后来研究历史才知道，青岛是一个典型的富人居住区。如果说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一大产物，倒不如说开发区在中国早已诞生了上百年。当年帝国主义凭借洋枪洋炮在中国沿海建立的租界，就是中国当年最早的经济开发区。

1897年，德国人以几个传教士在鲁西地区被杀事件为借口，强行派兵在胶州湾畔登陆，将方圆几十里的土地划为己有。然后便是大力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几千万马克，将胶州湾东畔的一片荒野建设成一个设计先进的现代城市。然后就是招商引资，吸引各种资金进入。最现进入青岛的是哪些人呢？是清朝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为了逃避革命，纷纷携资青岛。紧邻今天中山路的一条街曾被称为“赃官巷”。青岛象上海当年成了地主逃避太平军的避难所一样，成了清末没落官僚们的飞地。第一次大战结束青岛被收回国有之后，青岛由于优越的避暑条件，又成了国内和国外富人们度假休闲的处所。因此，青岛的建筑一座一个模样，一座一个风格，绝无重复。

在这众多的花园洋房中，有一座就是解放前山东纺织业大资本家苗海南的房子。这座楼房与我家的房子毗邻，它高高地屹立在山坡上，俯瞰着山坡对面的一片街区和海面。站在院中或二楼的大阳台上，青岛著名的风景名胜栈桥那伸向海中的小亭子以及海峡对面的山峦都可尽收眼帘。不用说，解放前这是一家人居住的房子。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这栋毫宅已经变成了五六家人居住。由于认识其中的一家人，使我有机会经常去玩，由此才得以了解这座房子的情况。

苗海南当时早已去世，据说这栋房子早年也只是他一个夫人的住所。但在文革时其夫人已被挤到二楼的一间房间里居住，其他的房间都被青岛市房管局安排上其他住户。不用说，这栋楼房当年的显赫和富态早已踪影全无。“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种情形当时在全国太普遍了。穷人占富人的房子住，大家挤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平均主义。文革后，一部分人的房屋被退还，资本家的住宅权益又得到了恢复。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各种人的国民待遇。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使中国的富人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使穷人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资本主义使富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在穷人眼里，你一个女人住那么大的楼房，我们一家人才住一间小屋，多不平等啊！所以要进驻，大家共同使用稀缺的资源。

从这里可以看出制度的来源。经济学家凡勃伦早就说过，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正是这么多中国人有这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才有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象有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随便便改变或消失的。多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希望中国改变社会制度，但中国总是没多少变化，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中国有很多人对这种社会模式有要求。要改变社会制度只能是一部分人头脑中的愿望，要想把它变为现实是不容易的。

对于穷人的均贫富行动，富人是怎么看呢？是否会想到自己享受的太多，应该节省一点，匀出一些财富救济穷人呢？这样的富人肯定有。有些大资本家动辄捐出几千万或几个亿兴建公益事业，资助扶贫项目，这就是富人们对社会的关怀。例如汕头大学就是由香港李嘉诚捐助几亿港元建成的。但也确实有富人不管社会其他人而只顾自己享乐和享受，无限地占有资源和浪费资源。不要说在旧社会，就是在今天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就说北京周围的那些豪华住宅区，在土地资源如此紧缺的中国，富人们仍然在尽量占有和浪费有限的土地。有钱就可以无限止的消费吗？这样的富人和奢侈怎能不导致穷人们的憎恨呢？

中国社会当前的确存在着一些危险。这些危险来自何处？即一些富裕起来的人们盲目地消费，贫富差距在不断的拉大。在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民、那么多为基本生存而发愁的贫困人口的今天，一些大城市里先富起来的人们却在大肆装修豪华住宅，并设想如何实现住宅的智能化，搞e社区和网上生存。

人类历史是一部争夺资源和财富的历史。如果社会上财富差距拉大，生活水平和社会待遇差别拉大，那么斗争就会不可避免地激烈起来。正是由于这种斗争和争夺，最后才出现了不同制度的社会。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国民待遇，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关注这个社会，更多的是在考虑如何避免可能发生的激烈争夺，如何设计出一些合理的国民待遇，在国民头脑中树立一种什么思想意识，如何摸索出一套合理的经济制度，将国家引导上一个有序、健康、发达的道路。

经济制度的变更过去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今天也在影响着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命运。前面我讲了富人如何变穷的事情。现在来看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普通人怎样变富。

在2001年5月14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有一篇题为“王文京身价暴涨10亿元”的文章。改革开放仅20年，人们的个人资产已经以几十亿元来计算了。王文京是个什么人，他怎么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如此暴富？看来他赶上了可以致富的经济制度。这个1964年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一个小山村的农家孩子，凭借天资聪颖15岁就考上了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财会专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国家机关当一名公务员。特殊的专业背景使他有机会最早接触中国会计电算化业务，并很快成为业务骨干。1988年，他毅然辞职，和另一位中国软件业元老苏启强一起带着5万元借款，在北京海淀区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成立了用友软件服务社。13年后，用友公司的股票已经准备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用友公司已经发展成中国数一数二的软件公司了。

这就是时代和改革给予王文京的机会和待遇。一旦有人抓住了新经济制度的机会，抓住了这种让个人赚钱和发财的国民待遇，马上就会冒出一大批富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的不断变化导致人们的命运也在不断升降沉浮变化。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制度的改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对于企业来说，不同的国民待遇也能创造出历史奇迹。就拿青岛啤酒来说，当我70年代在青岛时，这家企业的生产量可能还没有2万吨。但转眼20几年过去，青岛啤酒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全国性企业，跨地区公司，估计再过多少年会变成跨国公司。原先青岛啤酒是青岛轻工局下面的一个工厂，受制和听命于轻工局的领导，可怜巴巴地蜷缩于青岛一隅，受制于计划经营，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企业，其产品可能连济南都到达不了。但在市场经济下，青岛啤酒放开手脚，在全国范围内纵横捭阖，收购兼并，没几年便将生产量从20万吨扩大到近200万吨。2000年已经稳坐全国啤酒行业第一把交椅。这种趋势再发展下去，青啤成为世界性的大公司都是有可能的。谁让青啤放开了手脚？谁给了青啤扩张的国民待遇？市场经济体制。

3，价值体系与国民待遇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实际上都取决于思想意识。因此，价值观念才是决定国民待遇的最重要因素。前面谈到，宪法规定的是最大的国民待遇，政府部门的各项规定都是具体的国民待遇。但是宪法是怎么来的呢？应当说宪法是一个国家当权集团的政治思想，是代表这个国家当时社会的主要观念、意识和生活习惯。宪法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价值体系。有什么样的思想价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法国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传播，影响了民众起来推翻了封建王权，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宪法必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贯穿着反抗王权、君权的人权精神。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革命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一价值体系的主宰下，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必然与西方国家的宪法有巨大的区别。

了解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首先需要了解宪法。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式的章程应当是于1949年9月29日经过全国政协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因此，在建国后的四五年里，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国民待遇是在共同纲领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共同纲领的内容中没有提及“社会主义”。建国初期中国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新民主主义，还没有提出要搞社会主义。所以，共同纲领的内容与后来宪法的内容也不同。例如，序言和第一条明确规定：“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见《新中国宪法发展史》第15 页。]

在公民权利方面，纲领宣布：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通过共同纲领，可以看处建国初期那一时期的国民待遇。由于纲领第一条中有“团结各民主阶级”的内容，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府人员的安排上，也体现了各民主党派的重要地位。例如，在6个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中有3人为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其他3个是朱德、刘少奇、高岗。在5个副总理中有郭沫若和黄炎培2个民主人士。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十几个部长的位置中，有好几个都是党外人士。这一时期的中国，真正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政治思想。执政党和民主党都有较高的地位，民主党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在保障人民权利和民主党派权利的同时，纲领还规定了对专政对象的要求。例如纲领第7条规定：对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和削减其特殊势力后，仍需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给以严厉的制裁。这是给当时社会上另一类人的政治和经济待遇。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内容有序言、第一到第四章，共106 条。第三章共19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部宪法更加具体地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享有人身自由和居住、迁徙的自由，享有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以及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1954年宪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提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制度方面，宪法规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四种形式，第一是国家所有制，第二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三是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第四是资本家所有制。如宪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

在1954年，私人企业仍然存在，当时还没有进行公私合营，还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还仍然还可以经营生产。但没过多久，资本家便开始敲锣打鼓地与国有经济进行公私合营了。到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资本家待遇便彻底消失。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学校里开始流行成分论。我们班有的同学被冠以小业主的子女，实际上其父母经营的就是公私合营式的店铺。在那个时代，小店铺业主也成为被歧视的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经济成分只剩下了这两种。个体经济萎缩到极小的一部分。在1975年重新制定的宪法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只剩下全民和集体两种，虽然仍然允许个体经济合法存在，但明确地给予了很大的限制。这就是在那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的国民待遇。

1954年宪法被称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它与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几部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有重大的区别。当时中国政府在制订这部宪法时，确实非常重视。据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逄先知先生讲，那一年正值南方地区发大水，武汉地区的议案和征求意见稿都是用飞机运到北京的。这部宪法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光是讨论提案共有116万件。但是，没有过多久，这部宪法就被弃之一边，打入冷宫。宪法中所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和待遇形同虚设。

1955年，在宪法颁布后仅一年，便爆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许多人被牵连进去。这是建国后以言定罪的第一起，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遭到了严重破坏，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被剥夺。我的大学同学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李辉曾写过关于胡风的书。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当年如此受迫害的老人今天仍然健在，不过经常是躺在医院里。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更是对公民的言论权利和思想权利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刚刚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在反右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不仅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还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一些人被拘押，被逮捕，还有一大批被送往东北荒原上进行劳动改造。

新华社的老记者戴煌先生就是被送往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的一个。记得1998年当我看完他写的那一段经历《久死一生》之后，内心感到了极大的震颤。那种对生命脆弱的体验是我有生以来读了那么多书从来没感觉过的。所以如果有人问：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在哪里？我毫无含糊地告诉他：在中国。不要迷信什么诺贝尔获奖作品，中国人切不要妄自菲薄，最伟大的作品今后必将出自中国。因为再也没有象中国这样生活丰富的国家了。生活的源泉和砥砺必将迸发出伟大的思想和火花。

不过，1954年的宪法为什么能被置之一边，为什么什么作用也不起？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据说国家副主席刘少席在文革中被迫害时拿出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但这丝毫没阻止他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一间冷寂的房间里悲惨地死去。

与此同时，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达到了极端。焦裕禄的女儿被毛主席接见并与伟大领袖握了手，于是这只手便成了一只幸福的手。回来后周围所有的人都要同她握手，直到握得她累得实在无法支撑。待遇是领袖给的，一切都是领袖给的，领袖的作用淹没了一切。

我总在思考：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力量这么巨大？法的权威这样弱小？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领袖崇拜？为什么毛泽东在1957年春天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转眼就发动了反右运动？答案只能是封建传统深重。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残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的极端运动。在那一场政治大迫害当中，首当其中的遇难者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其次是解放前的剥削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这是一场人为的阶级大报复。一些人的基本权利和待遇被剥夺。但被剥夺了正当待遇的阶级和集团要维护丧失的权利和待遇，被迫害的“地富反坏右”要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剥削阶级要恢复失去的天堂，无产阶级要镇压剥削阶级的企图和反抗。在这一场争取待遇和维护待遇的争夺中，中国度过了改革开放前残酷斗争的30年。

争夺的核心是财产所有权，是所有制，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谁拥有财富。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说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争夺进行的。直到今天，我国的国民待遇到底怎样制定？公民有哪些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这些问题仍然模糊不清。

4，历史的检查与反思

2001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在家整理抽屉时偶然翻出一本小红宝书，里面是毛泽东主席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打开一看，里面清清楚楚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接着翻下去，不由得感叹：主席对人民的待遇分析得是多么好啊！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历史并未按领袖设想的运行。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创造的，领袖要改变历史必须具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源。看看当时许多人的思想认识，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没有人理睬1954年的这部宪法，为什么没按宪法规定给予人民应得的待遇。宪法必须具有广大的群众认知基础。由于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悠久、封建意识深厚的国家，从西方搬过来的民主自由概念和公民权利根本不被广大人民所熟悉。因此，宪法形同虚设是必然的。就象印度一样，尽管在1947年独立后即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社会现实丝毫没有改变。

孙中山在目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屡屡毁法行为之后醒悟到，宪法要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如只有白纸黑字，民权决不能得到保障。他的下面这段话说到了问题的实质：“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可转移也。” [蒋碧昆《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137页，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因此，我认为中国历史自从1957年以后走上弯路，决非毛泽东一人的责任，肯定有一大批推动者。例如，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希望对他搞个人崇拜。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便表态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樊天顺等主编的《国史通鉴》第二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在这样一个氛围中，领袖怎能独善其身。特别是我们党是一个主要由工农干部组成的党，文化知识缺少，民主法制知识缺少，观念薄弱，不要说普通的干部，就连高级干部和领袖们也缺少民主的习惯和法治意识。例如，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 [项淳一《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见《中国法学》1991年第四期。]

也就是在这种情势的主导下，中国一步步走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达到顶峰，人身迫害也达到了顶峰。中国人的国民待遇有的被卷上浪尖，有的被抛入深渊。1966年春节后，我从蓬莱九中转入济南山东师范学院附中，没多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象刮起了一场龙卷风，各种人的命运在这场龙卷风中剧烈地旋转。

大约是1966年深秋的一天，忽然听同学们说何田副校长在学校外的一棵小树上吊死了。听后心里很难过。这是一位多么慈祥可爱的人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转入附中时，妈妈是怎样领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话的。这样一位慈祥和蔼的人怎么能成为反革命？我至今痛惜何田校长的死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敬爱的人惨死，第一次心灵上感到了哀伤。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不知剥夺了多少人生的待遇。

还记得有一天，一位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边上。有一个学生走上前去，照着这位50多岁的老师胸口就是狠狠的一拳。象这样的拳击，这位老师每天不知要经受多少。

大约到了1967年，学校里的一些学生打老师已成了习惯。有一天，我看见两个学生溜进学校的教研室，解下腰间的皮带，对屋里两个老师就是一顿抽打。当时我只是感到这些人的心真狠。今天更多地是猜想被打老师当时心情，他们从心灵上是怎么承受着这样的人格侮辱和肉体虐待？

一种文明和民主的习惯是要培养的。如果都是按野蛮办事，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形成相互野蛮。一旦被侮辱被虐待过的人得到机会，他们也会按社会共同的模式报复敌人。这样的社会是难以进步的。

当时的中国没有人格尊严的概念，对人说批就批，说斗就斗。记得1970年左右在济南456厂工作的时候，有一天车间分配给我一项任务，对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人进行监管，实际上就是每天陪着他上厕所，掏大粪。此人是一名大学生技术员，30岁左右，因为曾在文革中造过走资派的反，就被军宣队划为另类，实行厂内劳动改造。

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车间里的一位老技术员。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从未聊过天，从未说过一句与工作无关的话。他从不苟言笑，每天都是一副忙碌和严肃的表情。所有的人都很尊重他。当时试制的硝油炸药和TNT炸药都由他来指挥。后来听说他原来是工厂的副厂长，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此便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但由于是一名技术权威，生产上离不了他，所以在文革中总算没受多大的罪。但是从他的抑郁、平和之中，我总是感觉出一些压抑和沉闷。这就是当时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国民待遇。

阶级斗争残酷就不必再重复了。经济领域的极左思潮在70年代上半期达到了及至。记得1976年，全国掀起了一场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各个城市都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派到农村去工作。当时在青岛市邮电局当营业员的我被上边选中进了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被派到崂山县河套公社赵家岭大队工作和劳动。我去时，农民们家中还有自留地，但不久极左思潮袭来，自留地也上交给了生产队。农民们就差一点没象1958年那样合伙吃食堂了。

在经济制度的革命方面，剪资本主义的尾巴，就是要把个体所有制彻底消灭，甚至把人们的私心彻底消灭。赵家岭村距胶州湾很近，每到春夏，村民们都要去海滩的泥地里摸小蟹子。小蟹子一可以吃，二可以用来沤肥，是一种喂庄稼极好的肥料。但在1976年，这种举动也被视为走资本主义，也要遭到民兵们的阻挠，摸回来的蟹子在村头都遭到没收。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民所受到的待遇。

我那年24岁，年轻力壮，对上面号召的这一切很少有疑问，认为今后社会的就该往一大二公的方向发展。回忆起来，从建国后到文革这一时期我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一种高尚的思想和理想支配下进行的，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一种“公有”的境界、共产主义境界、无私和忘我的境界，似乎为了这一崇高的理想可以无所不用其及。

现在回过头来看，要特别警惕高尚和崇高，不能以为道德高尚或崇高就可以对人任意改造，不能强迫所有人都达到一个道德目标或修养目标，不能以迫害的手段来对人进行改造，特别是不能使用暴力。实际上，建国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无论是从精神上或是从经济上，收获都甚小。有的方面不断没有收获，还要重走回头路，经济领域便是这样。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先生曾在《深圳风采》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指出了过犹不及的问题。

回想整个青年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从思想改造过程中、从形式主义中走过来的。知识没学到多少，政治教条和无用的文件材料倒装了一大堆。我不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人，但就怕单位的政治学习。这种学习陪伴了我整个青年时代。从进厂那天，车间的工人们每天下班后就要围坐在一起学习，当兵入伍以后也是天天读，雷打不动。我们班有一个山东安邱的农村兵，没有多少文化，但在那种气氛中，每到空闲时都要拿上一本小红宝书坐在那里苦读。至今回想起他那种摆样子的表情心里都想笑。直到粉碎“四人帮”，中国人终于摆脱了僵死的政治学习。以致于我在文革以后患上极端害怕组织学习的心理病，见到学文件和单位开会头脑就发怵。这种机械的、形式主义的学习不知浪费了这代人多少宝贵的时间。

事情越过一步就是虚伪。极左的本质和危害是什么？是虚伪和伪善。反思建国后所搞过的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观察这场改造最终达到了什么结局，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主义必须符合现实，理想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超越了实际就走上了空想，结果就干出许多荒唐的事。看看当今社会出了这么多腐败的事情，而很多腐败者是文革时期一些优秀分子，一些根正苗红的好同志。这些人怎么一转眼就变得如此腐败？社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堕落了？真令人奇怪。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强迫性的政治学习对人的思想改造丝毫不起作用，所起作用的只是使人变得虚伪，由一个诚实的人变成一个虚假的人。所以，灌输的结果，是使中国人的道德大幅度、大面积地堕落。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国家，其社会信用已经败坏到极点。这不能说不与建国后多年的政治运动有关，把人都变假了。

另外，在实现理想的这一过程中，也不能不使我得感觉到，虽然中国共产党人搬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革命者树立了为共产主义献身奋斗的目标，但他们仍然是封建时代走出来的人，身上仍然带着不可摆脱的旧社会的烙印，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而一下子进入一个崇高的理想王国。虽然他们剪掉了辫子，参加了革命，脱下了长袍马褂，摘下了瓜皮帽，穿上了中山装，虽然他们参加了共产党，信仰了马列主义，但骨子眼里仍然渗透和积淀着封建意识，仍然充满着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仍然不乏专制思想。特别是他们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时，所使用的手段与传统的统治手段无异。其结果，30年间，中国进行了一场外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混合实验，最后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而达到顶点。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精辟的指出：“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惟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但是，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页。]

这一总结对于描述中国的情况也是很准确的。因此，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不要以为自己能拔着头发离开地面，都不要认为革命优于改良，都不要以为自己是时代的英雄。这一点特别适合当今的一些民主斗士，当这些斗士们信誓旦旦地要为推翻不民主的制度而献身时，一定要“吾日三省吾身”，是否自己从骨子眼里已经摆脱了专制和独裁的习惯，是否反掉不民主的政权，自己就能建立起民主的政权？正是有着这样一些想法，我对当前有些民运分子十分担心。这些人正如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民运人士’是历史的产物，他们不具备真正民主的思想，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至少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偏激与贪婪。他们不具备领袖的胸怀，没有宽容。”

当年的胡适先生对中国的这种国情应当说是最了解的。他说：“思想与文化的更新必须先于政治的改革，新的社会价值必须取代旧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使胡适1917年回国后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专事文化思想的启蒙，为得是为20年后奠定一个革新的基础。现在来看胡适，的确能看出他对国情判断的正确性。任何革命家，如果不想老老实实地打基础，只是意在争权夺利，那就必然使中国的历史出现高压--反高压--再高压、腐败--反腐败--再腐败的循环。即使从今天看，这历史循环的迹象也没有消失，也很难说下一波变革后，中国能一帆风顺地进入民主政治。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中国民众连基本的人权知识还不掌握，连民主政治的ABC还不了解。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怎能建起民主政治的大厦。

因此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首先就是从普及联合国的人权知识入手，从培养民主的习惯入手。增强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明确权利的范围和界限，学会彼此尊重、合作与谈判。这样做既不会导致社会动乱，又能实现平稳的社会过渡。

回顾过去的历史，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仅有形式上的制度和法律是不够的，旧的观念、思想和习惯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民主的习惯和意识需要长时间来培养，民主的待遇需要全社会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必须付出时间的代价。建国后的一个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国民待遇，今后将怎样变化？新课题和大量问题仍然摆在人们面前。

5，未来的信仰是什么？

清算历史并不等于抛弃理想。理想是没有错误的，错误的是实现的方法、手段和行为。遗憾的是，当今的社会不是对这些错误的方法和手段深刻检讨，而是对理想产生厌恶或彻底摈弃。这种信仰失落的状态导致当前社会精神萎靡不振，心理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等各种危机重重，而金钱至上、损人利己、拜金主义却乘机泛滥。

中国今后有关国民待遇的最大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不是物质短缺和经济落后，而是信仰空虚，心灵失落。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什么思想来主导，对国民待遇影响很大。今天的中国是个精神迷乱的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被遗忘了，共产主义过时了，资本主义的精髓未得到真正的理解，价值体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混乱。思想的迷惘使当今社会问题百出，矛盾重重。

没有信仰的人是庸俗的人，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仅是庸俗的国家更是虚弱的国家。信仰的作用之大，在中国建国初期表现得最清楚。例如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是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驱使，中国的私营企业决不会如此容易地融入国营企业。不要认为中国的资本家没有信仰，也不要认为中国的富人就不会信仰共产主义。小时候抚养我长大的姑父，解放前在天津松竹楼饭庄从事管理工作多年，老家村里拥有几十亩，也应该算是个富农了。1947年山东胶东地区一解放，马上回老家参加了共产党，把家里的一些地送给了穷人。后来一直担任村干部，党支部书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批斗和迫害，也始终不改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其为人刚直不阿，铮铮铁骨。这一代人对信仰的笃信常使我惊讶。在那一代人身上，信仰的确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当年乌托邦思想的创造者本身也是富人。人的行为是被信仰所驱使的。只有思想上的变化才有行动上的变化。

建国后公私合营这一段历史特别值得反思。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中华工商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座谈，出席会议的有陈叔通、李烛尘、荣毅仁等。经过做工作和搞宣传，民族资本家们认清了社会发展大趋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运动拉开了序幕。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进行工商业全行业合营，继之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地。最后全国各地都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一合营热潮的场面也十分感人，资本家与工人们一道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共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有人感叹说这是世界上的奇迹，因为在财富的争夺形式上，从来就是刀兵相见的。马克思曾经设想以和平的手段迫使资本家屈服，恩格斯认为，如果能用赎买的办法变革所有制，将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15页]。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经提出过赎买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结果还是采用了暴力。中国的资本家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兵不血刃地就交出了自己的财产，并且还敲锣打鼓心甘情愿呢？我认为，除了政权的压力，再就是信仰的影响。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以及建国后五六年的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普及，憧憬这一美好的社会，为这一美好的前景奋斗终生，成了那一时代鼓舞青年人以及全社会的主导思想。因此，有些资本家的确是心甘情愿地交出工厂和商铺的。

在这里，信仰显示出极大的威力，公私合营的成功是共产主义魅力的显现。资本家表现出的政治热情，是共产主义理想鼓动的结果。全中国人民都被一个共同的理想凝聚起来。因此，建国初期的政治狂热和理想狂热，是那一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以及后来走上“大跃进”狂想阶段的主要原因。

今天社会缺少的是什么？是主宰人们心灵的一部精神原则和行为准则。固守传统理想已经变得不可能，完全倒向自私的物质主义又与人们向善的心理产生巨大冲突。因此，困扰中国的主要的是精神和信仰的问题。中国今天又处在一个历史的精神价值选择期。估计新的价值体系的磨合期和成型期还需要20年。中国人今后的国民待遇如何，都取决于今后的这一抉择。那么什么理想和信仰能重塑中国人新的价值体系？什么思想能使中国在21世纪里获得更好的发展？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既要汲取外国营养，也要发扬本民族传统思想的精华。国内营养就是天下为公精神，发扬夏商周以前那段历史时期鼎盛之治的精神，即遵循客观自然法则的精神。中国人有自己优秀的历史传统，但必须通过扬弃才能发掘出本民族的精华，那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精神。这种精神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精神是相互沟通的。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私有财产时代，公民也要有社会关怀，有天下意识，有无私奉献精神。这是中国人最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

国外营养就是普通法的精神和原则，即承认人的天赋权利，尊重人的天赋权利，以人为本来发展经济，不能打着国家的幌子破坏公民权利。另外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精神，德国人马克斯·韦伯论述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他引述的那段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可以成为当今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富兰克林是美国的第一代新大陆创业者，他的思想体现了欧洲移民们在新大陆建设时期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精神。今天，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学习国外优秀的思想品质呢？没有这种奋斗精神新大陆是不会建设起来的。同样，我们中国今后如果没有一些好的精神也很难富强。这里，我不惜再费笔墨将富兰克林的话摘录如下：

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劳动一天能挣10先令的人，如果游玩或闲坐了半天，那么虽然在玩乐或闲逛中只花了6便士，但他实际花了或者说扔掉了5先令。

要知道，信誉就是金钱。如果经过约定后，一个人把他的钱交给我使用，那么，他就给了我利益，即我在这期间能支配这笔钱。一个人具有好的普遍的信誉并且善于用钱，这笔钱就会增长到相当大的数目。

要记住，金钱具有增殖性。金钱能够产生金钱。所产生的金钱又可以产生更多的金钱。杀了一头正在下崽的母猪，是毁掉了它繁殖的数以千记的后代。浪费5先令硬币的人，是毁掉了它可能产生的一切，甚至是大量的英镑。

要记住这句格言：善于付给别人钱的人是别人钱袋的主人。一个以遵守诺言准时精确地付款而著称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筹集到朋友们节余的全部的钱。这常常具有很大的用处。除了勤劳和节俭，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在一切交易中严守时刻和公平合理更有助于青年人飞黄腾达的东西。所以，要按你许诺的时间还钱，1小时都不要耽误。失信会永远关上你朋友的钱袋。

如果人们知道你是一个节俭、诚实的人的话，那么，你一年虽有6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100镑。

浪费了5先令的人，不仅是失去了这个数，而且是失去了它在交易中可能增殖的一切好处。到了一个年轻人衰老之时，这将积累为一笔相当大数目的金钱。[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3-35页和《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133-136页，]

富兰克林的话体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过去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有误解，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剥削和吃喝玩乐。实际上资本主义精神是通过勤俭节约积攒资本，强国富民。我们的社会今后恐怕是要往这方面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要需要这种精神的。这种精神归纳起来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节制欲望、诚实守信精神。在这种精神指导下，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和积累财富。

当今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资本主义精神。另外，中国之所以要汲取资本主义精神，是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完全溶入了国际规则体系之中，已经完全参与到世界竞争体系之中。当前的国际规则主要按资本主义原则建立的，资本主义原则的本质就是获得财富，争夺财富。中国如果不按这套体系去参与世界财富的争夺，别无他的出路。因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描述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征是国家资本主义，要慢慢地向大众资本主义转变，按资本主义原则参与世界竞争。

我认为，新的价值体系或者说中国人新的信仰并不复杂，那就是天下为公思想、公民权利与资本主义精神相结合。寻找救世的办法并不难，我们用不着幻想再来一次建国后的那种理想主义，也用不着象海外一些虔诚的学者那样皈依基督教或创造一门象法轮功式的新宗教，只要把公民权利按国际标准落实下来就行。现代社会最大的信仰就是科学理性，与古代社会的信仰最大不同的是它的人性、庸俗性、非迷信性、法理性和科学性。当代人的信仰就是合理的人权。走下神坛的科学信仰就是公民权利，就是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因此，创建中国人民新的精神体系和价值体系，首先应从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入手。

鉴于当前社会思想的混乱和秩序的混乱，人民渴望有新的、有号召力的学说和思想出现，来重新凝聚社会。但在人们的惯性思维里，要诞生这样一套系统的理论思想，非要出现一位伟人如象孔子或马克思一样的伟大人物，不如此便不足以担当历史重任。但在今天，期待伟人完全没必要，中国再也不需要新的造神运动。

踏入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凡人的历史阶段。伟大人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伟大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个人迷信的时代更是已经过去。日本国在近10年里换了10位首相，历史已进入了一个公民时代或说平民时代。历史是平凡人创造的，历史就是平凡人的历史。因此，我一点也不为中国人的信仰担心。当代人的信仰就是科学与民主，世界上已经有现成的坐标系，只要照着做就行。联合国的权利公约就是一部坐标系。我们不必等待什么救世主，也不必盲目崇仰什么权威学者或权威人物。正象《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个自己就是掌握了权利的人民。

不相信科学与民主，歪门邪道便会乘虚而入。法轮功何以在今天盛行？就是社会心灵空虚导致的。有人看到当前人们心灵空虚，不惜幻想借助佛教和基督教来填补空虚的心灵。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来借助历史上的宗教。科学民主就是当代最大的宗教，自然科学、政治科学、法律科学都可以填补人们的心灵。因此，今后真正能唤起民众心灵的是科学与民主，是人的正当权利和正当待遇。只有认真研究这些学问，中国人的心灵才能得到充实，中国才能再度成为信仰上强大的国家。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