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发展的特点与差异 ----我们应当怎样城市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整理 2003年8月23日 [编者按：2003年8月19日到21日，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接连开了两个地区发展方面的研讨会，现将一些发言集录如下，内容新颖而重要，希望大家认真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淮： 义乌的发展是不是与当地政府的开明有关？我认为城市的发展不在于政府的开明，而是政府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深圳的迅猛发展就在于政府太小，而郑州市政府连卖馒头都要管起来，专门成立了个“馒头办”，权力深深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官员们可以捞的就太多了。资源要通过市场自我配置，发达国家的规划比我们好得多，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政府退出，不存在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政府。目前，我国对城市的研究是最落后的。从1958年之后，我们还能举出一个值得骄傲的城市吗？看看北京的平安大道，典型的劣质产品。应该做符合规律的事情。譬如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汽车拥有量最多也就是四五百万辆，整个城市道路按这个数量去修就行，路桥一次性修好，不能修了改，改了修。北京的立交桥修一个换一个模样，司机每过一个都要学习一个，没有规律性。上海的改造也是摇摆不定。现在开始重视城市化了，可90年代还大谈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是典型的认识落后。 义乌市的发展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完全没有管它，就从泥土中冒了出来。义乌以前是很穷的，与宁波还不一样，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是个苦孩子，与北边的江苏没法比。江苏自1958年起就是汽车工业基地，后来又搞了四套超大石化工程，江苏的电子行业也很发达，如南京的熊猫电子。但今天，当年什么都没捞到的浙江经济却要超过江苏。要注意政府的寻租行为导致城市畸形化发展，看看欧洲国家城市与政府的关系，城市广场的一边是市政厅，但不是真正的政府，只管收税，广场另一边是教堂和商会，商会才是真正的市政府，资本才是城市的真正力量。而我们的政府包揽得太多，其实象汽车尾气排放是否要达到欧2标准，要不要养狗，这类事都不要政府管，交给市民讨论就行。北京的立交桥一个与一个不一样，一个比一个复杂，其实立交桥的功能就是通行，越简单其重复率越高，司机跑了一个就知道下一个什么样。搞得这么复杂让司机怎么办？义乌市是市场选择了小商品产业，是市场造就的，不是政府的功劳。浙江的县域经济特别强大，象东阳、永康都是这样。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城市发展系主任 傅崇兰： 北京是发达的城市、落后的乡村，主要是北京的行政力量特别强大，切断了小城镇的途径，北京并不象书上解释的，城市向外扩展，带动周边乡村，而是以周边地区的牺牲为代价，保持自身的繁荣。譬如，密云库区的农民人均收入才不到2000元，那里的山羊都要杀掉，因为北京吃的是潮白河引过来的密云水库的水。胡锦涛书记去看过。北京用的是山西输过来的电，山西也很穷，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发达的城市、落后的农村。义乌的模式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模式，整个地区的乡村和城镇都很发达，北京市城乡人均收入和消费相差4000多元，县乡的存款很少，浙江是全面发展。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发育也比较健全。现在我国的城市呈腰字形，两头大中间小。城市利益集团可以向中央争利益，乡村集团缺少利益代表，所以农村这样穷。目前我国农村的农民税赋实际上是40%，太沉重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义乌现象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很有益的启示，那就是说，如果建国后我们不搞计划经济，那么我国的城乡差别到今天可能要小得多！浙江的发展给人最大的启迪是：市场经济是消除城乡差别最好的方法。义乌的城市发展模式最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义乌的城区从80年代的2 . 8平方公里发展今天的30多平方公里，扩大了十几倍，人口从当年三四万人发展到今天的35万人。估计到2010年，义乌可能发展到50万人口，城区面积达到40多平方公里，从而成为一个崭新的中型城市。 义乌的发展，证明了我国三种城市发展的一种模式，即自我融资滚动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梁惠王问孟子，我尽心尽力处理国家事务，一点也不比邻国差，但我国的人口却不见增加，别国的人口也不见减少，这是为什么？孟子回答他说，你这是一百步笑五十步，意思是说你的工作并未做到家。这一记载说明，历史上任何城市都渴望尽可能多地聚集资源，人口就是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地区只有人多了，人气才旺盛，财富也多。义乌的发展就是遵循了这样的一种模式：打开大门，广迎天下商客和财源。在义乌，根本不存在户口管制和身份歧视。来的都是客，招待十六方。这种发展模式怎么能不使义乌的人口成十倍的增加，城区面积成十倍的扩大！ 所以，义乌的发展为我国的小城镇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全国各地小城镇要认真借鉴和学习义乌的经验。彻底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桎梏，彻底解除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所有羁绊。各个小城镇地区的官员一定要有这种意识，才能使地区的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 与义乌相反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是北京上海式的半封闭型发展模式，这种特权城市是一种资源再分配型城市，它们由于可以通过非市场性的渠道得到财政资源和市场资源，所以，它在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方面是有选择和挑拣的。目前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仅仅为特殊人才放开了绿灯，但对广大普通劳动力的进入始终实行高门槛政策。如果这类城市的发展从资源再分配模式转向自我融资模式，将来也会出现义乌现象。总之，义乌很可能在城市化方面为中国其他城市做出楷模式的贡献。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城市发展系主任 傅崇兰： 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第一是满足公众服务，问题是现在老百姓没有选择权。义乌的发展要注意环境，防止污染，50万人还是小城市，这样的城市往往具有双重性，即又是农村，又是城市，处理污染的能力较差。随着城区的扩大，义乌的生活垃圾污染很厉害，义乌的城市环境卫生要领先，生活方式要领先，这对产业发展有好处。不能只认准生产、商贸。要注意软件建设，做到天人合一。房地产要有地方特色，本土化就是多样化。义乌不一定要转换产业，山东的寿光就是发展农产品，深圳罗湖就是发展科技服务业，义乌如果把服务业搞起来也是大功劳。小商品市场的升级换代是自然发展的过程，人文水平会跟着不断提高。不能设想多么国际化，谈国际化有点超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淮： 第三世界国家就是需要义乌的产品。现在义乌的金融机构发愁的是外地来的商贩们只存钱，不贷款。这对地方政府却是件好事，政府可以贷款修路，搞基础建设。由于经济迅猛发展，这个地方修路特值，一修路，房地产就升值。义乌已经是准全国性的交易市场了，全国都来下金蛋。市场经济的特点第一是竞争，第二是分工。义乌不一定非要去搞工业，关键是看这个地方的工业条件。关于工业园的建设，市政府不要想那么多，你很难设想未来城市能发展多大，最好的办法是骑驴看歌本走着瞧。小商品市场不是指交易的商品个头小，如小纽扣，而是指它的业态小，一个摊位一个老板，一个大厅200多个老板。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城市发展系主任 傅崇兰： 一个城市的发展要先解决体系问题定位问题。北京的五环路一带是高科技产业带，六环路一线是制造业地带。浙江中部的城市都要有定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淮： 模式是不能被克隆的，就象股市上买卖股票，如果大家都照着榜样的做法去买一只股票，肯定完蛋。日本的京都市就那么一个水盆子，看管好就行了，不能搞别的。义乌只要把工业园区、商场和生活区弄好就行了。人家罗马的地下水道一千多年了，现在还在使用。城市的基础设施至少要20年不过时。要找专家做，政府只管把游戏规则设计好，把秩序维持好，就完成了任务。不存在先验的政府。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开明的政府主要是指政府顺应人民群众发展的要求，没有起阻碍和障碍作用。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义乌当年一个商贩妇女到县政府去告状。县委书记调查研究之后，放开了对自发商贩们摆摊的限制，结果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发展起来。政府总是被市场推着走的，聪明的政府是顺应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做服务者而不是管制者。我们还要注意到当地传统的商业文化对义乌发展的影响。[陈淮插话：造就文化的是资本。] 今后对义乌起至关作用的可能还是政府，只要政府不要瞎干预，或犯错误，特别是政府不要腐败，义乌的前景就是光明的。随着第一期粗放式发展的结束，政治民主已是决定义乌命运的重要内容了。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 毛寿龙： 我从南到北走了好几个地方后感到，我国地区差别非常大。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改革应当从哪里开始？如果从东北三省开始，就等于先把心脏挖出来，无疑于进行一场革命。公有化越彻底的地方改革越困难。所以，中国的改革一定是从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区开始。浙江的改革就是不靠领导人划圈圈，也不靠优惠政策，是靠自发的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二十多年来，各个地区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差异，今天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将向哪种模式靠拢，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还是什么模式？ 《中国改革》杂志主编 新望： 张家港是苏南模式的结晶体，但问题的暴露也最明显，张家港的书记被群众称为“秦始皇”，说明政府领导有多大威严和霸道。苏南的干部都是从基层提拔起来的，很多是乡村教师，他们对传统体制和价值观比较认可。由于历史上地主官吏统治很厉害，苏南人的性格比较温和，阴柔，与有着方腊起义传统的浙江人的性格还不一样。这一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特点是“强政府，弱社会”，社会组织程度较高，因此后来有高度的集体经济。另外，从历史上看，苏南地区是吴文化统治的地区，而吴文化与越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皇权文化，越文化的地位低，我们国家越往南，文化地位越低，但近代的市场经济文化就是从这些皇权文化薄弱的地方发展起来的。 苏南模式归纳起来可描述为集体经济模式，强大的乡镇企业，无锡的华西村是一个典型，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问题，即封建特色比较浓厚，譬如华西村的家族统治，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庄园。侵犯人权的现象也很严重，但没有象天津大邱庄那样出人命。华西村的农民公园里有一个二十四孝亭，吴仁宝认为建设华西村就要靠这种文化。当地的干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肤浅，老百姓入党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为了能当官和能受贿。说白了，让你入党就是让你发点财。党员60岁就可以退休，拿退休金，每月还能领到一罐液化气，而非党员需到65岁才能退休，退休后也没有液化气。 在这种权力与资本互为一体的情况下，苏南的政府官员灰色收入比较可观，镇官一年的灰色收入一般是100-150万元。有人说党员付出的多，贡献大，应该得到较多的回报，但这与共产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近些年里更加扭曲的现象是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带头办企业，搞私营企业，理由是你不富怎么能带领群众奔小康。这就是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权力与资本勾结的现象成为这一地区的特色。不过苏南模式近些年里受到了外来文化很大冲击，主要是受到外资企业的冲击。其小城镇战略也由于新兴工业园的出现和新的城市化思潮而受到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苏南地区近年来正在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一个新的工业地带和城市化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商业文化和市场经济思想正在重新塑造长江三角洲这一地区。因此，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消失，新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浙江模式与苏南模式及北方一些地区的模式的差异从根本上讲是思想观念的差异，有人说苏南模式的价值观是追求集体富裕，象华西村，虽然封建了一点，但还是达到了共同富裕，这是一种结合了中国古代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温州模式便是赤裸裸地追求个人富裕，社会上和人际间差距拉大。实际上温州与苏南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异存在于我国各个地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鲜明差别的，一个建立在亚当·斯密的个人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发展理论基础上，一个建立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上。撇开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经济活动背后的这种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冲突。 所以，中国今天要解决的最主要的还是观念的问题。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立法。另一种做法就是百花齐放，让各个地区在特色中自由发展，国家不进行干预。譬如温州地区的基督教文化很发达，700万人口中有100万人是基督教徒。但是放弃了“大一统”政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样分化性的变化，也很值得关注。总之，任何地区的发展目标最终只能归纳成这样几项，一是政治民主，司法公正，二是经济发达，人民富裕，三是加速实现城市化。只要用这几条标准加以衡量，就可以看出各地发展的差距和问题。 [注：欢迎各媒体转载我中心的文章，但需支付作者稿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010-63071372，81717712, 传真：66079391， 地址：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电子邮件：zdjun@263.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