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房地产研究系列文章之二] 上海为城市改造所付出的代价 ----全国最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国最低的最终消费率， 851元的人均赤字与住房教育支出的关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炼利 2004年3月15日 国民经济核算中指的“最终消费”包括了所有的消费性支出行为。最终消费里包括的住房消费不是指购房费用，购房费用属于非消费性支出。笔者现在先分析消费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中包括的住房消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中（除台湾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最终消费率却是全国最低的！并从99年至2001年，一直保持最低记录。这记录是：99年42.6%，2000年42.8%，2001年43.4%。如果刨去政府消费这一块，这居民消费率的记录就是99年33.5%、2000年33.4%、2001年33.61%，2002年最终消费率是45.4%，居民消费率是35.2%，最终消费率在全国的排位还未知。但因为2002年全国的最终消费率是58.2%，上海不会越出最终消费率最低三位内。一直有雄心与国际大都市接轨的上海，在最终消费率上处于全国末位，与国际相比，更是差距悬殊。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统计数据，43个国家中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最终消费率是50%以上60%以下，其余全在70%以上，其中80%以上有14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南非、埃及，也包括斯里兰卡、菲律宾、孟加拉国。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上海人已不敢消费。2002年，上海居民家庭户的人均赤字是851元。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14396元（月实际收入1200元）。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支出15247元（月实际支出1271元）。14396-15247=-851元。谁是赤字户的主体呢？看下表。 2001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比较
2002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
请注意，这还是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的差异，不是实际收入与实际支出的差异，实际收入指全部实际现金收入，实际支出包括消费性支出与非消费性支出，非消费性支出是指个人所得税、其他税、非储蓄性保险、赡养支出、赠送支出、购建房支出。 从2001年起，最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光支付消费性支出就已经入不敷出了。如果把全部实际收入减去实际支出，不要说低收入、最低收入家庭，就是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不买房也都将面临入不敷出。 把按不同收入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和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情况各按四年的时间跨度分组。一组，从95年到98年；另一组，从99年到2002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间段的收入增长幅度和支出增长幅度。为什么这样分组？因为从99年开始，市民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实际支出大大增加了。 95~98年与99~200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对照 单位：%
95~98年与99~2002年消费性支出增幅对照 单位：%
从可支配收入增幅来看，99~2002年平均增幅（不是4年的平均增幅，而是各类收入者的平均增幅，下同）比95~98年的平均增幅高3个百分点，但这是被高收入和最高收入群体“平均”上去的，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户在99~2002年间的收入增幅全都低于95~98年的增幅，特别是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户，99~2002年间的收入增幅比95~98年间增幅分别下降和11.3和7.6个百分点，而最高收入户在99~2002年间收入增幅比95~98年增加12.4个百分点。 从消费性支出增幅来看，99~2002年平均支出增幅比95~98年的平均支出增幅高9.8个百分点，主要高在最高收入户、最低收入户、高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 把两个时间段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增长幅度对照着看，可以发现95~98年中等收入者以下的收入支出增幅差异还大致平衡，而99~2002年连中等收入以上者的支出幅度都要高于收入增幅，这直接影响到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下表把这种后果反映得很清楚：
再提醒一次，如果把实际收入和实际支出都按收入类型画图表，支出幅度超过收入幅度的现象将更为明显。 为了让诸位了解全部支出中的非消费性支出部分对上海居民家庭的影响，将97年以来的人均非消费性支出详表提供如下。 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非消费性支出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历年《上海经济年鉴》 上表中空白栏都是《上海经济年鉴》不再提供数字的。其实2001年和2002年的消费性支出栏和购房支出栏本来都是空白， 购房支出是笔者“迂回”算出来的。譬如，2003年《上海经济年鉴》在一个分组项里提供了户均装潢支出1240元，在另一个分组项提供了人均装潢支出427元，由此得知人均数是按户均2.90398人计算的，再把提供的“户均购建房支出7903元”和“人均年住房支出比上年增1.1倍”结合起来计算，才得到2001年和2002年的购建房支出。从2001年开始，《上海经济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都不再公布人均实际支出数字和人均非消费性支出数字了，笔者文中凡引用到这两个数字，都是笔者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转载的。当非消费性支出已经从2000年2456元上升到2002年的4783元、非消费性支出是消费性支出的46%时，不再公布人均非消费性支出数字和人均实际支出数字耐人寻味。200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加了366元，但是增加的住房支出就比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多到近4倍（1426元）。还有一组数字，反映了各档收入户的比例各是多少。
上海有3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在一万以下。应该说，如果没有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现实支出和预期支出，三口之家即使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1万元，那么，每月近2500元的收入解决温饱问题是绰绰有余了。虽然在“吃”的消费上上，2002年食品消费中的粮油、蔬菜、肉禽蛋水产、烟酒茶的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全部呈现出典型的恩格尔系数规律，即最低收入者的食品消费占的比例最高，随着收入的增加，食品消费占的比例越少。但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食品消费差距主要是体现在不同收入者的外出用餐消费上。最低收入、低收入者的外出用餐消费占食品消费13%、15%，高收入者、最高收入者的外出用餐消费占食品消费的24%、31%。最高收入者比起最低收入者，在粮油、蔬菜、肉禽蛋水产、烟酒茶、干鲜瓜果、糕点、奶和奶制品的人均消费上总共一年多支出1300元，而在外出用餐一项上要多支出1440元。 为了弄清居民食品消费变化对消费性支出中的影响程度，笔者还将99年和2001年的上海居民人均食品消耗量变化进行两相关样本检验，威尔克逊符号秩检验的显著度是0.33，精确检验的显著度是0.424，边缘齐性检验显著度是0.328，P均大于0.05，说明99年与2001年的食品消耗量没有显著性差异。但这不是说明99年到2001年“吃”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因为笔者对最低收入者和最高收入者的食品消耗量和消耗金额也进行了两相关样本检验，同样得到没有显著性差异的结果，这是由于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食品消耗都有各自的消费结构，某种食品消费量少些，另一种食品消费量就多些，总能找到平衡。所以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户群体在日常食品消耗金额上虽有差异，但差异是不显著的。 但是，如果把居民的全部消费性支出都算上， 那教育支出和住房消费中的以装潢为主部分的支出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影响就大了。笔者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02年）》中“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按收入水平分组）”表，用SPSS软件对七档收入家庭的消费性支出进行Kendall相关分析，得出结果是，大部分消费与收入相关，与收入不相关的消费是：粮油消费、药品消费、教育消费、教育消费中的学杂消费和成人教育消费、电脑消费、纸张文具消费、住宅消费中除去水电煤气物业管理费以外的消费。其中教育消费的相关系数显著水平为0.413，表示了教育消费与收入水平很不相关。这里所谓的不相关，是指消费不随着收入波动而波动、消费数额对所有收入类型的人都相同。 消费性支出中与收入没有显著性相关意义的消费品
注：消费性支出中的住宅支出原指房租、水、电、燃料、物业管理费用、装潢等，这张表中的住宅费用是除去房租、水、电、燃料、物业管理费用的住宅费用，也就是以装潢为主的费用 这张表说明，表中所列的消费品即便是收入再低者也必须支出的。粮油和药品是不受收入影响必需消费的，后面的五种与收入没有显著性相关意义的消费全部与教育有关。但药品虽列入与收入没有显著性相关意义的消费品，还是可以自行选择消费的，譬如药可以买便宜些的，能挺得过去的病不吃药少吃药可以量力而行，粮油虽然是必需品，已分析过这部分支出对生活质量没什么影响，唯有教育，所有家庭都得同等消费。最低收入户教育消费是769元，高收入户是682元，最低收入户高出高收入户11%；低收入户教育消费1152元，最高收入户1068元，低收入户也要高出最高收入户7.8%倍。在纸张文具消费上，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消费额相同，低收入户比高收入户多出一倍。教育投入对最低收入、低收入者的影响是显著的。 教育支出对各类收入者的影响
教育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产业，而且是高居2000年度国民经济核算投入产出表中按产出递减排序列第四位的产业，是每投入一个单位能产出四个单位的高回报产业。这是个高回报的产业，但不是一个低投入的产业，除了老百姓投入外，在上海的财政支出项中连续四年是政府投入的第二重点对象，仅次于对基建的投入，一直到2002年才让更新改造多占了0.1个百分点，退位第三。在财政支出中，教育是列入“事业费”栏目的，而每年事业费的55%~58%（2001年是53%）都是给教育部门的。事业费，是指用于事业部门的日常开支，也就是说，教育部门的日常开支要占上海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教育消费已经成了消费性支出中影响到市民生活的一项重要支出，还有一项影响到市民收入的消费性支出是以装潢为主但不包括房租、水、电、燃料、物业管理费用的支出，因为房租、水、电、燃料、物业管理费用都是与收入相关度较高的，把这些相关度高的费用从住宅费用中刨去，余下的住宅消费性支出就呈现出与收入的不相关性。 以装潢为主的住宅支出对各类收入者的影响
以装潢为主的住宅支出对市民生活影响虽然比不上教育支出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但毕竟列入与收入不相关的支出行列，从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超出中高收入、高收入家庭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来看，可以肯定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的这项支出与动迁有关。 因为装潢原本是个锦上添花的消费，不是非消费不可的必须消费，如果不是大规模动迁，是不容易启动中低收入者在这方面消费的。并且，这项消费与购买住宅费用有很大相关性，两项支出合在一起，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就大了。这里，我们可以把上海市民的购房费用占非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和实际支出的比例与其他城市比较一下。
资料来源：所列城市的统计年鉴 2002年上海的住房消费占实际支出的比例是6个城市中最高的，2001年仅低于苏州；购房支出占非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在2002年要比2001年增加8个百分点，购房支出占实际支出的比重在2002年要比2001年增加7个百分点。比起其他城市，除去宁波因缺少2001年数字不便比较，上海的购房支出增幅是最高的。事实上，连松江、奉贤等地的动迁房都要卖到每平方米四、五千元，大规模动迁迫使市民只能削减其他收入来买房、来装修住房。 以上这些影响已经足以导致上海的最终消费率位于全国最低的地位。由此可见，上海居民消费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不难理解的。上海居民家庭户人均赤字851元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部分城市与上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上的差异。笔者选择了一个直辖市（天津）、一个邻近省会城市（杭州）、一个上海的近邻（苏州）、一个“黑马”城市（宁波）和最早开放的城市（深圳）与上海作比较。
注：杭州增幅明显大于其他城市的原因是萧山在2000年划入杭州市区 在市区范围内，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除了略高于宁波， 低于其他4个城市，在全市范围内，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仅低于这5个城市， 还低于全国平均数。把上海95年~98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99年到2002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明显不同的增长情况。
两个时间段的增长速度对比显示，后一个时间段里只有燃料增长幅度没有大变化，其他增长幅度多则仅是前一个时间段增幅的70%，少则只有前一个时间段增幅的46%。95到98年都是两位数增长，99年到2002年全都是一位数增长。 在2001年全国35个城市消费性支出排名中，排名第一第二的都不是上海，而素有“穿在上海”之名声的大上海在衣着消费上屈居第19位。家庭设备及其用品服务和居住消费这些与住房有关的消费排名在15位、14位上，这还是在处于大规模动迁中凡与住房有关消费在相当居民中成为必须消费前提下发生的住房消费排名结果。结合前面对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的装潢消费分析，可见被逼的装潢消费是消费不高的，这排名第15位、第14位就是明证。 2001年全国35个城市消费性支出排名（前三位）和上海位列排名
根据凯恩斯理论，投资是为了刺激消费，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是小于1的，只有扩大投资，才能增加就业量。政府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凯恩斯理论的。这个接受，不是指凯恩斯理论导致了政府的干预行为，而是凯恩斯理论可以为政府干预提供理论依据。结果呢？投资不断增加，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多少（政府部门统计的再就业数字是不考虑今天就业了明天就可能失业的，前面对GDP增长的分析已经说明了问题），而最终消费率却落了个全国最低。增加投资特别是增加房地产投资没有能从实质上启动消费，反而抑制了消费，这就是今天上海面临的严峻现实。 当居民的消费已经受到抑制、一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最终消费率落在最后的现象都已经出现时，我们是否该提醒政府：要么，该控制动迁规模了 因为上海房地产的超常发展能维持下去，是因为有动迁造成的房屋需求在支撑，只要少动迁不动迁，高房价便不能维持，房地产发展会回归常态，百姓被逼的抑制正常消费的行为就能得到改变；要么，给市民的动迁费用要使市民能在房产市场达成交易。 但是这种提醒是否有效，要看政府是否有着想维持高房价的考虑。如果政府出于利益考虑要维持高房价，那么，百姓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政府以维持高房价为出发点来不断搞动迁，那么房价是不可能跌的。 只要有动迁存在，总会有住房需要，而且是持续的、大量的需要。政府非常明白这一点，房地产商则非常明白政府。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0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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