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19日，《经济日报》汽车天地栏目登出一篇文章，题目为“华晨吉利英格尔出路何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生存还是死亡？对华晨、吉利、英格尔、悦达来说，目前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猛一看这篇文章感觉有点纳闷，吉利、中华和英格尔轿车不是卖得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原来国家经贸委近日发布了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上面没有这4家企业的名字，这说明它们被排除在轿车生产厂家之外。

怎么可能呢？没有轿车生产的资格怎么能生产起轿车来呢？原来这几家企业当年在注册立项时，申请的项目是轻型客车，号称“准轿车”，并不是轿车。轻型客车是和轿车不一样的，现在他们生产轿车就是违反了规定，就是偷梁换柱。这不，在密密麻麻写满224种车辆产品、无数个技术参数的公告里，华晨、吉利、南亚、悦达都没有找到他们申报的新产品和改进车型的名字。

面对这一公告，4家企业用“急火攻心”这一词来形容并不过分。可以说在这些年里，4家企业哪个不是苦心经营、费尽心机才发展到这个程度。一旦停止轿车生产，那就意味着几十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你说这些厂家怎能不恼火。

坦率地说，我看到上述官员的理论心里就反感。说这样话的官员肯定是有专车坐的人。这种人是不会有大众消费者心理的，也是不会为广大普通人民着想的。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轿车造得倒很“发达”，实在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我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片胡同里，这些年最反感的就是满街道停放的轿车。胡同就那么窄，轿车一个个却造得那么大，那么豪华，与那些残墙破壁实在不相配，并且往那一放就占去道路的一半，十分妨碍交通。坐这些轿车的大都是处长级以上的干部，有的是将车停在家门口，有的是司机晚上开回家，停在街道上。可以准确地说，这些与世界发达水平看齐的轿车全是中国官僚的产物，等级制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在想：能不能将车造得小一点？占据空间小一点？你当了厅长局长有了坐专车的条件，就非要买那么大那么豪华的轿车吗？能不能适应一下中国的国情、道情、街情、路情？

说来也奇怪，我们国家宁肯让钱被德国大众公司挣了去，也不肯让国内的企业挣。试问：德国大众与上海汽车公司合作十几年来，赚了多少钱？美国通用汽车在上海搞的别克汽车又将赚多少钱？为什么我们国家总是干让利于外人的事情？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又要批判说这是卖国了。的确，这种做法值得思考，它在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民待遇：压着自己的民族资本不让进入汽车行业，这边却让外国资本大行其道，这种做法于情于理说得通吗？

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争取自己的国民待遇，起码要与外资平等的国民待遇。如何争取，那就要看这些企业的本事以及中国社会在观念上的觉悟程度了。不仅企业要努力，广大社会力量如媒体、理论界和消费者也要大力支持。历史经验证明，待遇是争取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但在这一过程中，观念的突破和认识的明确是最首要的任务，如果不攻克当前我们国家许多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企业的国民待遇难以提升，普通消费者的国民待遇也难以改善。我认为目前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国家垄断观念，不在思想上进行深入认识，事情难有改观。

2，反垄断：追求国民待遇的重要途径

国家垄断就是国家包办，由国营企业垄断一切。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垄断已经减少了许多。据国家计委的同志讲，国家控制价格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从70年代的660多种到2001年的7月已经减少到13种。这是一个很大进步。尽管如此，当前社会上反垄断的呼声仍然此起彼伏。1999年3月，在这一年召开的人大会上，有200多名代表提交了反垄断议案，可见反垄断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大事。以国际长途电话费为例，在美国往中国打一分钟只需要70美分，而中国往美国打要付出3倍的价钱。至于说上网费，有人计算说中国是美国的几百倍。

福州有两个聪明好学的年轻人陈锥兄弟，凭着所学计算机知识，在家中开发出网上电话，并对社会开展营业服务，话费比电信局的收费便宜一半，于是顾客盈门。按理说，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不仅为消费者节省了通话费，也为待业人员找到了新的就业途径，我们应该为之大颂特颂。但此举却遭到了邮电部门的横加干涉，先是公安人员上门课以重金，继之信息产业部的高级官员发布警告命令：通信业务只允许电信部门独家经营，违规者要进行严厉打击。这是不是一种职业垄断和行业垄断，虽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其实质是不让外人分沾就业机会和电信利润。

再来看另一种现象，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存款是一种社会资源，按理说各种经济成分都可以使用和利用它。但事实是，民营企业很难从国家银行得到贷款，大部分贷款仍然是国有企业的专利，民营企业也不能进入金融业务领域。尽管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已降低到全国的38%，但国企仍享有着银行机构60%以上的金融贷款。这就是一种身份垄断，一部分人凭借一种身份便可以获得某种特权。目前，这种不许阿Q革命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例如，湖北的产品不能进入河南，中小企业没有出口权，民营企业不能股票上市，农民户口不能进城，个体户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保障等等。

改革2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市场经济的天敌----垄断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及其庞大。尽管中国垄断行业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小，但占有的各种经济资源却非常巨大。如电力系统累计投资额达1万多亿元，从业人员却只有200万，每年仅象征性地向国家上缴利润70多亿元。特别是到近些年来，中国的垄断利益集团越来越借助政治资源并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这些集团所追求的往往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的最大化，而是部门和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例如银行业的“四大家族”，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不仅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压制民营企业的进入。这些特征表明，行政性的垄断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性瓶颈。在世界上，垄断一般被称为“发展的障碍”。

目前，中国垄断企业的低效率和高收费已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因此，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末时，中国终于拉开了反垄断的序幕。反垄断的实质是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反对特权。因此，中国的反垄断决不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改革初期80年代初就拉开了序幕。今天的反垄断仅仅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继续。而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反垄断。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垄断。垄断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和受益的权利，使一部分人手中握有太大的权力并享有过多的社会资源，由此造成一种人格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例如，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国家中央部门对国家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高度垄断。企业没有独立决定生产和分配的权利，农民甚至连拥有自留地的权利都没有，一切财产权由国家拥有，一切经营权由国家计划部门掌握，一切分配权都由国家决定。建国后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国家垄断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地步。

这种高度的国家垄断最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严重地遏制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国民经济效率低下，产出满足不了国民的需求，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匮乏。四五十岁的人都记得，70年代买什么东西几乎都要凭票。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种穷日子。于是，粉碎极左思潮之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席卷中国大地。这场改革的主导内容是什么呢？便是放权让利反垄断，即把中央部门掌握的权力逐步交给地方、部门、企业和普通人民。结果中国的经济产出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增长，GDP年均增长10%, 没用20年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了两番。

今天，以反垄断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有企业已经逐渐拥有独立经营权，非国有企业更是完全走上了市场。大批的个体私营、集体经济成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这样一个可喜的局面中，反垄断的呼声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强烈。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垄断利润从国家手中下移，直接导致了部门之间国民收入的贫富不均。如果说当年国家垄断的利润还能由国家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的头上，那么在进入部门垄断之后，财富的天平便在不同部门职工中间发生了巨大的倾斜。有的部门收入畸高，有的部门发不出工资。

由此，中国出现了反垄断的阶段性，即第一阶段反国家垄断，第二阶段反部门垄断。中国目前的反垄断已处在第二阶段时期。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反垄断的阶段特点。第一阶段8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和部门的分权上，核心是打破中央集权。这一时期，国家将一批中央控制的企业归还给地方，将一些企业的人事任命权交给了地方。重要的是国家将生产的计划安排逐渐减少，将生产资料和商品的计划调拨逐渐减少。反垄断的第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对生产资料的自由支配上。各个企业都可以通过计划之外各种门路和渠道进货。因此，在这一时期冒出了计划外一大批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企业原有的生产垄断。国有企业自身也获得了更大的权利。集团性的争权、争项目、争地盘，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

在这一阶段，反垄断的另一主要活动表现在流通领域和分配领域。原先由计划供给控制的市场被计划外的商品打破了。除了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的权力下放，财政权力的下放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地方各级政府有了更多可以自我支配的财力。总起来看，这一历史时期，反垄断主要表现在国家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上面。没有这第一阶段的权力解构，便没有90年代更深入的反垄断展开。

第二阶段的反垄断表现在部门之间。如果说改革前所有权力掌握在国家手里，反垄断的第一阶段是反国家中央垄断，那么今天反垄断的内容已从国家中央垄断进入到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从当年地方与中央之争和部门与中央之争，演变成部门与部门之争，地方与地方之争。如果说早年的国家垄断还是将利润留在国家中央财政的手里，那么部门垄断便是将利润分配到本部门职工的腰包里了。大家都知道，这些年里银行、电力和邮电这些行业的工资收入最高。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其他部门的不满。

近年来表现最突出的是电信领域。联通公司的出现打破了原先电信部门一家垄断的局面。高昂的电话初装费、电话费和上网费招来了广大社会消费者抗议的浪潮。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打得不可开交。例如，安徽蚌埠市化工企业对当地的电力部门表现出强烈不满。供电局从发电厂购买每度电平均只需要0.25元，而转手卖给工厂就上升到0.5元。这样高的中间利润使化工厂成本大增，电费占了烧碱成本的70%，以致全国烧碱行业普遍亏损，平均每吨亏500元。如果自己发电，每吨可降低成本500元，工厂可立刻扭亏，但你又不能自己发电。从发电厂方面说也无可奈何，一个地方只有一家供电局，发了电就要卖给它，不卖你的电就白浪费。中间的电力销售部门就是这样：吃了电厂吃工厂。就象“大盖儿帽”一样，吃了原告吃被告。

目前中国的部门垄断已经所剩不多，最集中地体现在这样几个部门：能源、电信和传播媒体。改革20年来，其他很多部门的垄断如外贸、交通运输、物资能源、医药卫生等都给打破了。由于众多竞争对手的参与，早先一些国营垄断部门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这几个部门正经受着空前的社会舆论抨击。

反垄断的第三阶段我认为便是消费者与垄断部门之争。消费者不满意高昂的垄断价格，因此，社会对垄断部门产生了强烈的抨击。因此，在经济领域里，中国的垄断部门正处在最后的消解之中。估计再过几年，中国的市场就可以达到充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获益的只能是中国人民，中国广大的消费者。

但是，反垄断不能仅局限在经济领域里，还应当看到垄断的多种表现。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垄断，其实经济垄断只是垄断的一部分内容。细分起来，垄断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现在试着将它们归纳如下：

权力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资源垄断、思想垄断、信息垄断、言论垄断、权利垄断、身份垄断、福利垄断、地位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垄断、职业垄断、岗位垄断、市场垄断、地方垄断、区域垄断、企业垄断、利润垄断、业务垄断等。再具体点还可以分为：交通垄断、电力垄断、电信垄断、金融垄断、教育垄断、户口垄断、出口垄断、媒介垄断、产品垄断、产权垄断、品牌垄断等等。仔细琢磨一下，每一种垄断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许多表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精神领域里的垄断。文化大革命期间很象历史上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可以说是我国思想禁锢最厉害的时期，精神垄断最酷烈的时期，其后果也是使文化艺术产品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拨乱反正局面。电影戏剧作品从当年的八个样板戏走向了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批判“两个凡是”，是最大的思想方法反垄断，是最大的思想解放。由此带动了思想、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领域一片兴旺。

通过经济领域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垄断的最大后果是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性，经济产出被限制。思想、精神和文化被垄断的后果便是产品少得可怜。文革期间人们除了一遍又一遍地看八个样板戏之外，可以阅读和欣赏的书籍和电影也只有《阳光大道》、《艳阳天》、《青松岭》和《列宁在1918》等。知识的匮乏和禁闭整整损害了一代青年人。一切都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连数理化这样基本的中学教学内容也受到了抵制。大批教育部门和文化新闻部门的知识传播者受到了批斗和排斥。

改革开放之后，极左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被打破，文学艺术作品大批诞生，新闻出版机构不断增加，报刊杂志从几百家发展到几千家。人们可以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内容大大增多，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中国人民摆脱了愚昧迷信的历史时期，这都是反垄断的结果，人民自发抵制的结果。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与垄断相对立的，是要求宽容、多元化和自由创新。没有这种精神，一个国家便不能经济昌盛，文化繁荣，国力富强，公民们便不能得到高质量的国民待遇。

总结起来看，为什么到了今天人们对行业和部门垄断如此敏感和反感？这是因为中国已在很大程度走入了市场经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部门或行业垄断的直接影响，利益关系已经不象改革初期和吃大锅饭时那样模糊和含混。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身份平等、公平竞争和利益均沾。因此，反垄断成为时代的焦点和最强音势所必然。

中国是个有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各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特别是又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做法已经与和平时期的要求严重不相符。例如，战争年代流行保密制度，事事都要先内部传达，再传向社会，有的消息干脆封锁起来。而和平年代的民主法制要求信息公开，信息透明。再如战争年代要求舆论工具管制，言论管制，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党报党刊的特殊身份，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视部。而在阶级斗争已经消失的和平年代，舆论传播媒体应该社会化，全民化，要有新的民办报纸，某些特权媒体不应再享受特殊的待遇。如果继续保持某些新闻媒体的特权，那就是一种不公平，就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就要有意见了。

特权便是垄断。要打破特权，消灭特权思想，不仅要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例如要以法治国，按法律办事，按人民群众的集体意愿办事，而不是以某个官员的个人意志办事。要打破少数人搞权力垄断，要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舆论监督，防止言论垄断。在任用企业管理者和选拔政府官员时，要实行公开竞争和考试选举制度，避免个人说了算。

中国是个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人民对这种经济的人文理念还很陌生。尽管今年人大会不少代表提出了反垄断法议案，但《反垄断法》何时出台还不可得知。总起来看，反垄断的核心从人文角度讲，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地分配机会和财富；从经济角度讲便是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目前，一些政府官员和某些管理部门打着入世的旗号，再次提出垄断的要求，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垄断必须是一种市场行为的自发组织结合，并且是在不抑制国内正常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时间，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也需要时间。但反垄断是当今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方向。如果一个国家不打破层层垄断，那社会上就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反垄断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民都获得平等的权力，消灭腐败和巨大的贫富差别。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向社会招考高级法官，这就是一种打破岗位垄断的表现。原来由上级指定的岗位现在由社会公平竞争代替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国民待遇提高的表现。

3，国家本位还是人本位？

在这里我必须首先声明，国家是重要的，国家是一个地域内人民生活和工作的保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构，便没有强大的国际地位以及应有的国际待遇。因此，从对外角度讲，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极力维护自己国家的形象和国际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就是因为国家孱弱，受尽了侮辱和侵略。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捍卫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形象。经过建国前几十年和建国后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实践证明，在我们党的努力下，中国的确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成果表现在抗美援朝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功地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子弹爆炸和导弹上天，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在不到20年的时间经济上翻两番。国家发挥作用的最近一例就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获得团体金牌第三名，仅排在美国和俄国之后。这一成绩没有国家作强大后盾是不可能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