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里是顾海兵教授的短文两篇，第二篇题目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之路：非农化战略》，请注意查看。] 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顾海兵 教授 2004年5月5日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大学问题》书稿，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我惊讶于作者对今日中国大学所存在问题了解之细、洞察之深，我也惊讶于作者充分占有如此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我更惊讶于作者在如此年轻之年龄、以如此无畏之气概、用如此流畅之文笔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之种种病症！ 相比于笔者过去曾经读过有些亦参与写作的中国大学教育批评论著，如杨东平教授主编的“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与“大学之道”，这部《大学问题》书稿不是论文集，不是众多作者的拼盘，而是一个人的独著。因此，它就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然，它是作者熊丙奇多年汗水的结晶！ 丙奇同志在书中向我们系统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到硕士生、博士生一路应试，对外语、电脑的盲目崇拜，高考录取的区际不公，可谓“考、考、考，中国大学的法宝”；在纸上测试的品德，在嘴上说说的创新；教不成教授，教授不教书；院士头衔的追逐；“逼良为娼”的学术抄袭，各种论文的求量不求质，高校中很少有人讲真话；变味的科技成果鉴定；官学不分的高校行政级别，高校领导的非民主任命，校处领导的官气十足，权利不受制衡，人治重于规制，校规高于国法；高校对于大学生们男欢女爱的竭力围堵，高校性教育的贫乏；高校招生过速扩招的负效应，研究生生源质量的下降；高校的“世界一流”情结，甚至定出了17年赶超时间表；高校自主权的缺失，连专业课程都没有决定权；民办大学的种种尴尬与受歧视；校办企业的弊端，高校仍在办社会，教师仍是单位人，等等。可以说，丙奇同志的这部书稿乃是中国大学问题之集大成！ 我与作者丙奇不曾谋面，居住场所相距数千里。但对于中国大学问题的共同忧患使我们有缘相识。对大学问题的研究本不属于我的专业，只是因为在高校工作生活多年，总有一些所思所想，因而，近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了数篇有关教育的文章。丙奇在电话中说，“您的大作早已拜读，受益良多”。其实，丙奇过奖了。至多，我只是比丙奇早几年关注了大学问题。虽然先者为师，但师者不会贤于生者。论雅、论俗我是远在丙奇之下，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比丙奇要大一轮多，则可比性差距更是突出。从这一点说，给丙奇的书稿写书评我不是合适人选，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篇文章也不宜视作书评，只是把我读完丙奇这部书稿所受到的启发写出来，可谓不吐不快。如果说有什么奢求，那也仅仅是希望以此文求教于丙奇及一切有同样兴趣之同仁。 丙奇的这部书稿名为《大学问题》，我想，进一步地应该有《问题大学》。类似于青年问题与问题青年，我们可以说“大学问题”研究的是所有大学存在的或轻或重的各类问题，而“问题大学”所要探讨的则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大学及其各种病态。从逻辑上讲进一步比较“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大致可以说：“大学问题”是从病象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形象描述，对大学之病的病源、病因可以进行一定的诊断、诊治，各种不同领域的人都可以指点大学问题，可以是新闻式的，可以是文学式的，可以是案例式的，可以是论文式的；而“问题大学”则是从病症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抽象分析，对病态大学运行机制进行充分地解剖，多半只有专业人员或业余专业性人员可以介入，必须进行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研究，必须给出一般的处置办法，试图使病者恢复健康。也可以说，大学问题的视角是“健康带毒者或健康受伤者”，而问题大学的视角是“非健康带毒者或非健康受伤者”。一般而言，先有“大学问题”而后才可能有“问题大学”。笔者希望，年轻的丙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就“问题大学”之专著。笔者等待着！ 2004.4.21， 于北京阳光书舍
~~~~~~~~~~~~~~~~~~~~~~~~~~~~~~~~~~~~~~~~~~~~~~~~~~~~~~~~~~~~~~~~~~~~~~~~~~~~~~~~~~~~~~ 中国经济的增长之路：非农化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顾海兵 2004年5月5日 大约5年前，我曾撰文指出：中国经济的改革之道是市场化，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之路则是非农化。至少在当时，相对于市场化，非农化的提法是鲜见的。但是，我确信：非农化的作用不亚于市场化，它们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令我欣慰的是，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河南信阳市已经在实践着非农化之路。该市2003年10月发布的《信阳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信阳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思路是“发挥优势，突出特色，走非农化之路”，发展途径是“坚定不移地走非农化之路。非农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集中概括，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农业兴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 在全国275个地级市中，在其规划纲要中以如此力度强调非农化，也许河南信阳是第一家。当然，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市将非农化置于战略地位。这里，我首先要为信阳的非农化战略之道鼓与呼！ 现在，全社会公认“三农”问题比较严峻，农民穷、农业苦、农村真艰难。深入分析一下，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就业结构中，农民之穷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农民太多了，高达3 4亿农业劳动力，高达8 9亿农民，以这样的分母，再大的数量作分子，其分值也必然是小的。19亿亩耕地是不可能使8 9亿农民实现全面小康的！只有减少农民，提高农业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才有可能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正如俗话所说：“一亩地刨不出小康，穿农装奔不了小康”。由于土地的自然属性，农业的年度生产周期，加之天气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农业（价值）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高的。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农业，其农业劳动者人均拥有耕地面积高达750多亩（1996年，高于我国百倍以上），平均每千公顷土地拥有拖拉机27台以上（1996年，高于我国5倍以上），其农民人均收入也仅相当于全国非农业人均收入的一半左右，其中还有不少于1/5是属于政府补贴。因此，农业的弱质性，加上中国农业的劳动力众多，中国农民的庞大数量，如不大幅度减少，如不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农民是不可能全面实现小康的，更不可能实现富裕。粗略地说，中国现有农民至少减少2/3、不超过3亿人，农业劳动力减少2/3、不超过1.5亿人，中国的农民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小康（达到1000美元人均收入，现在仅为300美元）；中国农民只有减少到1.5亿人、农业劳动力减少到0.7亿人（在全国就业中占10%左右），中国农民才有可能初步实现富裕（达到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 观察一下中国近几年农业GDP、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来源构成，我们可以看到：1996年至2002年农业GDP基本保持不变，甚至还有所下降，各年数值分别是：1.38万亿元，1.42万亿元，1.46万亿元，1.45万亿元，1.46万亿元，1.54万亿元，1.49万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995年为1578元，2002年为2476元，增长了57%，而来自农业的人均纯收入1995年为997元，2002年为1167元，仅增长17%，且2001年与2002年来自农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没有增加。因此，农民收入的增加几乎完全依靠非农收入。从这一点出发，笔者建议（10年前就曾建议），为了深入而准确地分析三农问题，应提出三村问题，即村民、村业、村庄。三村可以为三农提供广泛的非农拓展空间。 即使从农业本身看，农业的现代化也必然依靠非农化。大量农民的非农化可以促进社会分工，提高效率，可以为农民增加收入，可以为农业提供现代化装备与设施，可以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相当一部分传统农活变成由非农化的专业性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如种子公司、农机作业公司、化肥运销公司，杀虫公司等。农业劳动者将更多地成为一个经营者、管理者。如此，也必然对农户（农场主）提出更高的知识要求、专业要求。 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相比，非农化的内含更深刻、外延更准确。工业化属于专业性概念，涵盖范围窄；现代化属于不定性概念，其范围因时因地而变；城市化属于空间性概念，其边界难以廓清，城中有村、村中有镇。惟有非农化点中经济的命穴， 突出就业之核心，定性确切，定量准确，既有理论之基础，又有含义之广泛，更有操作之便利。当然，非农化并不是反农化，不是否定农业，实际上它是更高层次的重农化。中国必须做农业强国，但绝不应该再做农业大国。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20多年历史，回顾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非农化历史。没有原来占中国劳动力与人口80 90%的农户降低到今天的50 60%左右，中国是不可能摆脱贫困实现低水平小康的！以信阳为例，全市390多万劳动力中，外出务工有180多万，占1/2，每年获得（带回）收入50多亿元左右。我们设想：如果信阳市这批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业，那么信阳将是什么样的信阳呢？我们无法设想。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绝不可以没有战略，一个农业型地区，一个农业型国家，绝不可以没有非农化之战略！可以相信：非农化水平达到80 90%之时，才是中华真正腾飞之日。 笔者期待着信阳与更多的市县之腾飞！ 通信地址：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 顾海兵 教授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010-63071372，81717712，传真：010-66079391，电子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