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待遇启示录》第二章： 待遇的起源及等级社会的形成 1，国民待遇的历史形成 探讨待遇的起源及形成，若从自然界观察，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就是动物世界的待遇法则，生物链是自然界的待遇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现象，是动物和生物界的自然待遇。在动物界，待遇一般都与力量有关，体积大和力量大的动物享受吞食力量小的动物的待遇。 有个电视片拍过猴子社会的待遇次序。猴王是权力和权利最大的猴子，也是猴群中力量最大的猴子，他可以优先占有他所看中的母猴，甚至在获取食物方面他都有优先权。当然，猴王也尽一定的义务，如保护猴群、选择生存环境等。猴王之所以获得特殊待遇，主要是猴群有需求。但猴王的待遇随着他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一旦他年老力衰，就要被另一更强壮的猴子所代替。这时的老猴王受到的待遇便不是被尊重，被拥戴，而是被欺凌，被虐待，直至被推到水中淹死。通过这个电视片，可以看出猴子社会是个很势力的社会。不仅猴子社会，整个动物圈都是一个凭力量来生存、来获得待遇的世界。 人类社会进化的初期肯定也是由力量和智力支配的社会。私有财产的出现，肯定与力量有关。力量大的和能力强的人和部落，所获得的剩余就多，在群体中获得待遇也高。所以，自然界和人类的早期社会所遵循的规律是优胜劣汰。现代政治科学中有“权威主义”一词，是相对民主主义而言的。现代政治科学一般把各国的政治制度分成民主政治、权威政治和极权政治，其中的权威政治便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即靠力量、靠威望来统治的政治。可见即使到了当代甚至再过多少年，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也消失不了。 靠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待遇还表现在被统治者身上。譬如，在奴隶社会，一些奴隶后来为什么变成了自由人？是因为这些奴隶身体好、技能好，积累下了一定的私有财产，最后用财产赎买了自由民的身份。赎买自由民身份的史实，在古希腊、古罗马和近代美国都可以见到。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好象不明显，更没有体现在古代文学著作中。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在2001年4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谈了这种现象，并指出奴隶社会最后崩溃的原因是奴隶主无法掌握奴隶本身具有的劳动力，只好对奴隶实行多劳多得的管理。这种待遇使那些体力强、技巧高的奴隶积累下了可观的私有财产，最后用这些财产赎买到了自由民的身份。奴隶就是这样获得了解放，社会生产力就是这样得到了发展。 奴隶为什么要接受奴隶的待遇？主要与暴力压迫有关。直到美国南北战争前期，这种对人身施加暴力的现象仍然存在。力量的强弱甚至肤色的差别导致的不同国民待遇，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说，在奴隶时代，人际间的关系主要是靠暴力来维持，部分靠法律来维持。社会越进步，文明越发达，暴力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越小。到了现代民主社会，维系人们关系的主要是法律，暴力渐渐退出人际关系的维持地位。这就是法的社会与暴力的社会的区别。 但是，等到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单纯的人力远远比不上大自然的神力，恐惧上天、敬仰上帝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迷信在一段时间理主宰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划分为神的时代。例如中国的黄帝、炎帝、尧、舜、禹、夏、商、周时代都是敬神的时代。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对社会首领的敬仰和崇拜程度远比不上对上天的敬仰程度。黄帝和尧舜禹这些帝王也和部落群体一样虔诚地敬虔上天。在那个时期，人与人之间，头领与部落群体之间没有拉开多大的距离，还没有形成人崇拜和领袖崇拜。图腾崇拜和上帝崇拜才是社会共同的精神归宿。中华民族之所以叫“神州”，就是从那个时候传流下来的。神州意思就是上帝的土地。 应当说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了一段神崇拜的历史时期。不管是中国的《山海经》、《尚书》，还是西方的《圣经》等古籍著作都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神在人类文明历史的早期有过重要的作用。神崇拜看起来很愚昧，但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最好的统治时期，即尧舜禹时期。关于这个时期，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们无不敬仰赞叹。孔子怀着崇敬的心情说道：“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唯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也，其有文章。”[引自《论语》第八篇·泰伯] 孔子夸奖尧“唯天唯大，唯尧则之”，意思就是尧如此尊崇自然客观规律，按自然规则办事，完全是无私的，按现代语言说就是秉公办事。孔子还盛赞舜禹“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管理国家而不为自己]”。可以看出尧舜禹时代的社会首领完全是一个无私有公、敬天畏神、按自然法则办事的统治集团。在这个时代，皇天公义荡荡，上帝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如果当时的社会的确是这样一幅样子，那么黎民百姓的国民待遇也会比较好。在历史记载中，那一时期从未有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因此，在大约几百年之间，中国的确出现过一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美好时期。 在这样一种遵从自然法则的思想主导下，尧把王位传给了当时社会上最有才能和威望的舜，舜把王位传给了当时社会最有能力的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禅让”。大禹对舜说，您是一个非常信仰上帝意旨的人。舜说，奉天之命，治理万物，唯有顺应，唯有敬虔到永远。按后人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按道办事的人。所谓道便是忠于民，信于神，便是遵从自然法则。老子说：“道，从无中生有，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古代的道就是一种客观自然规律。《圣经》里这样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在空虚混沌中创造了天地万物。”可见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历史早期都是非常尊崇自然法则和自然力量的。只是到后来，物质生产发达了，人的力量膨胀了，人类才产生了“人定胜天”的思想，骄傲得可以违背自然规律了。当然这种思想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到禹快要去世时，本来要把首领的位子让位于另一有贤之士伯易，但天下人却都去朝拜禹的儿子启。于是启继承了王位，建立了夏朝，从此王位由父传贤变为父传子。大禹的儿子启为“父传子”开了先河，社会的敬贤之风慢慢变为敬权之风。从夏启开始，中国进入了“敬拜人、远离神、父传子、家天下”的历史时期。 为了巩固父传子这一做法，统治阶级除了要依靠人的体力、智力和德行之外，还要更多地借助神力。因此，在人类由敬仰神到敬仰人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君权神授”理论。尧舜禹时期，大家是一齐崇拜上天，首领和平民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皇帝便成了真龙天子，成了上天神的代表，成了神的化身，上天崇拜变成了帝王崇拜。“君权神授”的核心是利用人民的愚昧和迷信，将统治者的权力和待遇说成是天神授予的，使其统治在精神上获得人民的承认。在夺取政权的时候要靠武力和智力，夺取政权和延续政权时要借助于神力。第一代开国帝王奠定全力之后，第二代和第三代要靠神力将其王位千秋万代地流传下去。 君权神授在其他国家也有过鲜明的表现。有一个外国电视节目做过这方面的探讨。题目是：玛雅国王的权力来自何处？学者研究的结论是来自信仰。在古代的玛雅王国，国王是作为神灵存在的，他的权力不是因为掌握了生产资料和军队，而是因为他被证明具有神性。每一任国王登基，都要从他舌头上抽出鲜血，然后将其点燃，直到燃烧后的血烟袅袅升上天空。另外还要将其生殖器割裂并流出鲜血。正是这些仪式赋予了国王权力，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国王是神灵，是他让云彩降雨，让日月出行。国王的鲜血已经将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如果将国王除掉，整个系统就要崩溃。 在中国，神权加上君权就使君王为所欲为，做出了许多违背自然法则和违背道义的事情。“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日子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有人说，自夏商周以后，中国的神州已经不复存在，大道隐没了。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们齐声哀叹：大道隐没，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行道的希望也已破灭。战国以来，到处是肆无忌惮的诸侯征战，血雨腥风，唇枪舌剑，尔虞我诈。为了自私的权欲和物质利益，各国展开了一场赤裸裸的厮杀与争夺，直杀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在这历时几百年的争夺中，个人的权力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神崇拜慢慢让位与人崇拜，人们对上天的敬虔减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帝王的畏惧和对个人私欲的追逐。秦代的开国皇帝秦始皇成了君王崇拜、君王权力至高无上的第一代表。历史对中国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从尧舜禹时代的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私，统治者再也不是为了人民替天行道，而是为了一已私利奴役、统治天下。 父传子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权力与血缘挂上了钩，说明权力带上了自私性，说明公共的权力变成了私家的权力。私有制社会从此开始了。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表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私有制给早期的中华民族带来的却是一场礼崩乐坏、天下纷乱的大灾难。夏商周以后，私有制愈加发达，人们的私欲、物质欲和权力欲望愈发不可遏制，帝王的权力更加自私性，于是到了《诗经》描述的周代，便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皇帝便拥有了天下，家天下由此开了先河，发展到秦始皇时代，帝王已将天下所有的财富和臣民彻底拥为己有。更可悲的是，这种传统一代一代遗留下来，以致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习惯地将国家攫为己有和家族所有。 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折，神崇拜让位与人崇拜，神权让位于人权，法治让位于人治。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君王为头领的等级社会。社会上人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臣民都成了帝王的附属品，都成了封建皇帝的子民。中国出现了以帝王为核心、以君、臣、父、子排列的社会。这种排列在尧舜禹时代与人的天赋差异有关，人生来是有差异的，有的体格壮，头脑聪明，有的体质弱，头脑愚笨，有的品德好性格脾气也好，有的品德差脾气也坏。人们生活在一起，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就必然形成待遇差异。这些差异就是等级社会出现的根源。但到了夏商周以后，社会等级的排列完全被血缘关系替代了。周朝的分封是按皇帝的血缘关系分封的，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封建朝代的分封都是以帝王家族血缘关系来分封天下的。天下实质上是掌握在皇帝一个家族手中。一个家族便霸占了整个社会，这便封建社会的实质。因此，封建社会才是真正的私有制，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大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比起封建主义的私有制相去千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社会才将人民应该得到的权力和财富从皇家家族中夺过来，人民才拥有了权力和财富。 西方的古希腊走了另一条路----民主共和制，虽然社会有等级，但这种等级却不是按家族血缘排列。古希腊是一个对人有深入研究的地方。生于公元前428年的柏拉图通过大量的研究就得出了城邦等级政治学说。他认为由于人们的德行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等级也不同。在城邦中有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黄金等级，其本性为爱智者，其职业为统治者。第二等级是白银等级，其本性为爱荣誉者，其职业为武士。第三等级是钢铁等级，其本性为爱享乐者，其职业为生产者。三个不同的等级表示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拥有相应的权力。柏拉图很注重人的本性，他认为这三个等级的划分不是任意的，不是根据血缘或功绩来划分的，而是根据人的生活态度来划分的。划分出等级和职业分工之后，各等级的人便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这就是正义。从这里可以看出柏拉图是个务实者，不追求空泛的平等自由。在他看来，待遇就是各尽所能，不能随便僭越。主张等级制并不一定反动。柏拉图等级制的核心是：智者和德者位居社会高位，社会应由有才能、有知识和有道德的人来统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被安排在最适合他的阶层，并通过法律加以确认。 如果完全实现民主，也可能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有史学家认为，希腊城邦雅典的衰落就是平民权力过于膨胀导致的。“在雅典，津贴制度产生了一批以开会为生的政治寄生虫，一味强调人民的权利，导致了操纵和煽动民意的民众领袖的出现，其结果使民主政治远离了政治正义。”[见浦兴祖的《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4页，] 由此可见，合理的等级分工是有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 柏拉图通过对人的研究得出这一理论，比起东方国家有一定的进步性。通过对人和自然的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都注重“法”的作用。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崇拜自然的规律，即法的原则，法治原则。而东方国家走上了一条对神和人崇拜的道路，天人合一的道路，人治成了政治的主要特征。但是，中世纪之后，欧洲人加重强调自然法，加重强调王权之外的神圣的自然法则，使社会走上了法治的回归之路。而中国，由于强大而严酷、漫长而持久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持续地走上了一条人治崇拜的不归路。 现在看，中国秦汉以来的政治统治，是武力与迷信结合的产物。周朝以后，君权便更多地大于神权了。有什么样的君权待遇就是有什么样的民权待遇。今天可以直接看到封建时代中国国民待遇的著作是一大批古代书籍。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些话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人民的待遇，只有被统治、听命令、被奴役的权利，没有动脑子思索和自作主张的权利，没有知情权。孔子这句最反动的话直到今天都在中国社会里发生着作用。看看今天社会的信息透明度，很多事情仍然是捂着包着，不愿让人知道。春秋时代是个礼仪繁琐的时代，所谓的礼，便给社会上各种身份的人规定的各种待遇。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所获得的待遇就不同，举止行为也不同。 当然，国民待遇的内容很多，有政治待遇、经济待遇、人格待遇等。经济待遇取决于政治待遇，反过来，经济待遇也影响政治待遇。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靠王权和神权统治的社会，人民的权利极其微弱。在这个社会生态群落里，各种人的人身待遇不一样，有君王、大臣、将相、官吏、商贾、文人、手工艺者、农民、仆人等。在这样一个等级社会里，越是下层的人民人身从属性和依附性越大，待遇越低。即使是自耕农，也不一定完全独立。封建社会可以说是一个迷信、法律与暴力兼施的社会。 2，等级制社会形成的另外一些原因 力量和智力的差异是导致待遇差异的重要原因。但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除了力量之外，仍有一些因素可以导致待遇差异和身份歧视，例如肤色和人种。以印度的种姓制度来说，导致这种歧制度的最初原因便是肤色和种族。对比之下，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尽管有过多次的民族融合，也没出现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实在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人一大幸。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种姓制度？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处于青藏高原的东侧，由于西部天然的地理屏障，中国在历史上与西方民族处于空前未有的隔绝条件下，没有出现印度那样的民族混合。即使有民族融合，也都是在黄种人范围内的融合。在偏于一隅的东亚大陆上，汉族人口最多，势力最大，因此在漫长的民族融合中，始终未出现因肤色和长相而产生的隔阂和分离。另外重要的是，在中国以及周围这一片地区，人种几乎都是同一人种。无论朝鲜、越南、日本、缅甸、泰国还是蒙古，人种都是黄种人。所以，在同一肤色的人种中很难产生种族的歧视。 印度与中国就不同。所以，在研究等级制怎么形成的这一问题时我决定借用印度的例子与中国做一横向比较。在地理位置上，印度与今天的土耳其、意大利、埃及等国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地理屏障。各个民族可以在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之间自由的往来，而这些地区的人种差异比较大。譬如亚利安人是白种人，印度次大陆上的居民肤色黝黑。大约在公元前 1500年前后，北方的雅利安人翻过印度北部的山脉进入印度北部。从此，印度雅利安人最后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亚利安人根本不同的文明，即种族歧视文明。 印度雅利安人早期与其他地区的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本来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等。但到了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开始诞生。种性等级制度为什么诞生？肤色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黑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所以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这四大种姓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签上、武士贵族和农民组成。第四种姓留给土著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为了切合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大划分内，成长起令人迷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例如，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会种姓。另一特征是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履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在四大种姓等级制度之外还有一类人，这就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这种人身份最低，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不可以被人看见。当他们走出自己的房子或村庄时，必须敲敲板子，预先告诉他人他们的出现。 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并废除种姓制度。自那时起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但今天的印度特别是农村地区仍然遗留着种姓分割和歧视。由此可以看出传统观念和习惯的作用是多么得强大！印度的贱民们今天还在遭受着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就象今天中国法轮功的一个理论“消业”一样，用吃苦受罪来减少身上的罪孽。 这种等级制度和等级文化在印度大地上流传了几千年。社会法令和宗教理念的结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种姓制度已成为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虽然它受到现代文明的攻击，并受到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广大农村地区发挥着作用。与此相对照的是印度的贵族统治阶级。 印度古代的权力集中掌握在祭主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婆罗门借着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由于婆罗门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肉刑，甚至对婆罗门权力和利益的一切侵犯都是不可能的。 到了公元前3世纪，印度出现了它的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阿育王统一了几乎整个印度半岛。但越是帝国鼎盛的时期，人民的负担越是沉重，收税率经常提高到25%，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这一时期法律的严厉程度是空前的。据考底利耶所写的《政治经济理论》一书记载，当时印度的严酷刑罚有18种，国王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万辆战车。由此可见古代的印度曾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社会。无怪考底利耶说出这样一句话：“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看看阿育王征服羯陵伽王国一战，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10万人被杀死，数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由此看出历史上印度人民所遭受的严酷的国民待遇。也只有在这种严酷制度的暴烈统治下，印度才能产生出如此不平等的种姓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能够这样大，并且流传这样长久！ 极度不平等的种姓等级制度，无论是在机会选择还是在成果分享上对人都是一种不平等。这就是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尽管今天的印度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仍然有一部分人世世代代只能从事像清扫厕所和处理死尸这样一类工作。就连他们同社会上其他人的接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接近都被看成是一种污染，他们在寺庙中出现就被当成是对神灵的亵渎。除奴隶制以外，很难想像还有另一种比这更不平等的制度。 最近，印度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刺杀案，一位国会女议员被刺客枪杀于家门口。这名叫普兰代维的女议员曾经是聚啸山林的女土匪，被捕出狱后被代表下层社会的政党推选为国会议员。苦大仇深的普兰代维肯定会代表下层贱民向特权社会发起攻击。或许是为了这一原因，这位被下层人民拥护爱戴的女议员终于饮弹身亡。 由种族原因导致的社会等级制比较典型的还有南非。这个国家在许多年里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其原因就是搞种族隔离。南非是非洲民族（黑人）世代居住的地方。1652年，荷兰、英国等殖民者相继侵入南非，掠夺土著民族的土地，屠杀其人民，建立殖民政权。1910年，英国将南非各省合并成立"南非联邦"，作为其自治领地。1961年5月31日，南非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南非当局通过了大量的种族主义法律，对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这一时期的南非是20世纪世界上唯一通过立法行政手段确立和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其种族主义制度是本世纪后半期最无人道、最为反动的政策体系。其制度的核心是“分别发展”，把广大贫穷的黑人及其他非白人种族同白人种族从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分隔开，以维持白人的特权与既有利益。 南非的黑人各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3%，白人只占16%，其他有色人种如混血人、亚裔等民族占11%。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在政府、议会没有职位和席位，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没有丝毫权利。黑人不仅在居住地方面，而且乘车、就餐、理发、邮寄、看戏、就医、上公园、进商场、上厕所、死后埋葬、上教堂等方面一律不得与白人共用或平等，必须隔离。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陷入困境，黑人反抗斗争席卷全国，世界范围内出现声援南非人民、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高潮。1990~1991年南非当局被迫删除和废除300多部构成种族隔离制度的有关法律法规或其中内容，无条件释放黑人领袖曼德拉，取消全国紧急状态。 1994年，南非历史上不分种族的首次大选获得成功，曼德拉就任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组建新的民族团结政府，宣告推行了300多年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同年6月，南非重返英联邦，成为其第51个成员国。1996年5月完成制定新宪法。1999年6月2日，南非举行了第二次不分种族全民大选。非国大以66%的压倒多数获胜，民主党、因卡塔自由党、新国民党分列第二、三、四位。6月，姆贝基正式就任总统。 与印度和南非比较起来，中国人应当感到庆幸。不管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如此森严，也没产生出一个“贱民”和被隔离阶层。由于东亚国家的人种主要是蒙古种族，所以在多年的民族融合中，没产生多大的种族歧视。 3，中国古代国民待遇的变化 中国有中国的等级制度。到了周朝，中国就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等级制度和分等级的国民待遇。有一天在看《孟子》一书时，看到这样一句话：“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见《孟子》第四篇·公孙丑下。] 孟子为了厚葬母亲说出这段话，认为天子和庶人的丧事都是为了表达心情，棺木厚点薄点都可以。实际上贵人和平民的棺椁厚薄是根本不一样的。多大官必须有多厚的棺材。看看北京的老山汉墓用了多少木头！浪费了多少木材！哪个老百姓能消耗得起？ 中国的等级制和集权式政治模式是怎样产生的？有史学家认为与早先治水有关系。在群体治水过程中，形成了公认的权威和领袖，形成了群体的团结性，建立原始共产主义。随后出现了王权、君权和威权、极权。当然王权和君权政治文化的形成至少需要社会群体几百或上千年的磨合，需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反复较量，这种政治文化规定的各种国民待遇最后才能固化。 中国王权统治与人权思想的磨合期是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进行的。经过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最后形成封建集权专制政治体制。但春秋战国这几百年是中国思想产出最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登台，各种人权思想、国民待遇的见解五彩纷呈，但最后被归纳成几家，铸成后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文明。对中国社会后来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这一思想派别之所以成为后来中国主要的统治思想和文化主流，完全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统治者和人民共同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儒家学说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迎合了王权统治的需求。孔子的“循道”思想除了有遵从自然规律的思想，还有封建等级思想。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柏拉图有着相似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春秋战国期间始终没有出现，或许有这种思想的书籍已被秦始皇烧掉。思想家们只是将精力集中在对自然法则“道”的探索上。对人的自然权利、人的本性似乎没有多少强调。这是中国历史最遗憾的事。缺少对人的权利要求，那么剩下的只能是对帝王和统治秩序的服从。孔子在一番悲叹之后，也不得不顺从了现行政治。 尽管孔孟之道在中国拥有强大的惯性的感情传统，但坦率地说，我始终对这一学派热爱不起来，并且有时产生厌恶之心，主要是在这一学说中，普通人格被规定得太低卑。不要说平民百姓，连士大夫在君王面前也都象奴才一样。例如，孔子上朝时：“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蹙踖如也。” [见《论语·乡党篇》。] 此段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孔子弯腰耷拉头地走进朝廷大门，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好象没有容身之地。站，不站在门中间，走，不踩在门槛上。经过国君座位时，脸色变得更加严肃，脚步也加快了，说话好象中气不足。提起衣下襟走上朝堂，显得小心谨慎。憋住气好象没有呼吸一样。出堂，走下一台阶，才舒缓面容，显出快乐的样子。下完台阶，快步走着，象鸟儿舒展着翅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显出恭敬不安的样子。” 从这一段历史记录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待遇。为什么中国君臣之间的待遇总是要下跪，而西方国家历史上一些君臣间的待遇是单腿下跪？为什么到了近代，欧洲一些国家的君臣晋见礼仪变成鞠躬，而中国仍然是三跪九叩？这些待遇的演变反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内容。不管怎么说，当我第一次在《论语》上见到孔子的这一段描写后，对孔子的奴颜婢膝特别反感。中国人之所以缺少尊严和人格，主要就起自孔子。他的一部《论语》给后来的中国起到很大影响。中国的奴才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人的性格被这一伦理塑造了几千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性格以及忠君思想，实在可悲。当然，《论语》既有糟粕，也有精华，糟粕就是低下的奴性。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性格中某些因素主要是来自儒家学说的塑造。 在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中国人谄媚虚伪的卑劣性格在王权专制的环境下不断产生和发展。齐国国王手下一名叫竖刁的官员为了不让齐桓公怀疑，自己割掉自己的生殖器已便于侍奉齐桓公。或许出于君王的残暴和淫威，小民百姓不得不转向服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尊严与人格。人格待遇是十分重要的。人并不象动物那样吃饱喝饱便可以满足，还有精神上的需求，荣誉和尊严上的要求。因此，观察各国的人格待遇特别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中国在历史上便是一个人格待遇比较低的国家。 到了今天，我最怕看的就是反映帝王将相故事的中国历史片。一听到什么“奴才在”、“小人不敢”、“主子吩咐”之类的话，就充满厌恶和反感。说来也奇怪，最近这些年，中国冒出了一大批反映清朝皇帝的历史电视剧，一大批文人津津乐道封建文化，一大批观众沉浸在对低卑的人格待遇的欣赏中。就在我写作此书之际，中央电视台的每晚黄金时段又隆重推出《大宅门》。尽管舆论对此片炒得甚高，但也没兴趣看上一眼。主要是看够了。看看我们的主流媒体在黄金时段已经播出多少封建剧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宰相刘罗锅、和珅、余成龙等不计其数。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中国人仍然沉浸在这种丑陋的封建奴才文化之中。由此可见封建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多么牢固！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国民素质。 统治阶级为了使人民培养出这种奴性，历来倡导儒家学说的社会教化，四书五经成了中国人出生之后的必修课。但有教化就会有反教化。人类真正的本性是反奴役，反奴性，渴求自由、平等和尊严。这种发自人本性的要求在历史上每每通过人民起义和反抗表现出来。 我对孔子最大批判就是他对人格待遇的分裂。在他的意识里，人没有天生的平等，只有小人和君子两类，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待遇。这与比他稍晚一点的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的思想迥然不同。耶稣认为人类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对人类一视同仁，因此，人类之间没有高低贵贱，即使存在着财产和权力上的差别，在人格上也是一样的。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穷人即使穷，在人格上也没有对富人低下的心理。说到底，耶稣代表的是广大的贫苦大众，耶稣是在为社会弱势群体寻找精神支柱和心理尊严。而孔子是没落贵族，骨子眼里充满了高低尊贵的等级观念。这种人创立的学说怎么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统治阶级所看中，所利用，怎能不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和统治术。“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便是生动的说明。 从理论特征上说，耶稣代表的是普通法，孔子代表的是成文法。普通法倡导的是人世间一种普遍的原理和普遍的权利。成文法规定的是具体的权利和分等级的权利。基督教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基督文明与儒教文明由于内质的不同，直到今天仍然在发生着摩擦和冲突。这种摩擦便发生在人的基本待遇上，人格平等和公民权利上。但在春秋战国期间，中国人思想自由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还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例如，孟子尽管是孔子学派的弟子，但他的思想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在孟子那里，人民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格的尊严得到了突出的显示。 孟子可能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但从小经受了良好的教育。古代有“孟母择邻”一说，因此，在孟子的思想里，突出体现了平民和人权的思想。孟子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告诉统治者们，要爱民，要认识人民的重要性。鉴于孟子的教导，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得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结论。因此，爱民、重民的思想在以后的封建帝王统治思想中有了一席地位。 特别是孟子一扫孔子卑躬屈膝的样子，提出了大丈夫的概念，养浩然正气的概念。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见《孟子》第六篇·腾文公下] 孟子的这段话多少弥补了儒家不光彩的人格表现。如果中国历史能按孟子的理论发展下去，后来在人权方面可能也会好得多。但孟子的民本思想，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古代似乎没留传下来人权思想和法治思想，只有民本思想、君权思想和人治思想。我估计这是历史的假象。如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能全部保留下来，一定会发现大量的人权思想。只是由于秦始皇焚书的一把火，将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付之一炬。封建君主残暴的屠刀，四百多名儒士的被坑杀，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灭绝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渊源。 秦始皇不许人们信仰上帝，更不许人民有天赋自然权利，只许人民服从他的统治。他将天下攫为己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坟墓，征集天下民工修筑长城以保秦国平安，不惜牺牲三千童男童女的性命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封建专制君主是人类自由、平等的最大敌人。一场惨绝人寰的焚书坑儒，使中国早期最有价值的人权思想彻底泯灭，使尧舜禹时代的公为天下的思想彻底泯灭。中国人的政治待遇遭到沉重打击，中国人平等自由的脊椎被彻底打断。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尧舜禹的大公变为秦始皇的大私，由神和人民的天下变为皇家的天下。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人民权利被剥夺的阶段、人格卑微的阶段、封建统治者为所欲为的阶段、不平等待遇牢固延续的阶段。从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生殖器文化”[台湾学者语]，中国政治走入了极权专制的模式，以致使中国威权体制传统如此牢固和延续得这么长。 大私之下岂有平民的权利？中国历史就这样走过了公与私的两个极端！从大公无私到大私无公。封建极权专制说到底是极度自私的结果。“家天下”可以说最大的自私。统治者头脑中如果有一点公天下的思想也不会如此攫取天下为己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两个人物就是公与私的代表，一个是孙中山，他为了实现民主共和，宁愿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呢？只想一个人独占天下，仍然想当皇帝。最后只有落得个历史骂名一命呜呼。从政就要为公，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一个政治家或统治者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公心和私心的多寡。由此道理可以观察当代的政客表现，只要是那些怀有公天下的人，往往都能做出顺应社会民意的抉择。凡是那些私心厚重的人，一般不会放弃自我顺应民意的。碰上这样自私自利的政客，一国的政治便会变的不择手段，丑陋卑鄙而残酷。 中国之所以自战国之后出现了“七雄剩一暴”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了酷烈的集权专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先前缺乏对人性和个人的研究。人性、人权和人本思想在尧舜禹时期就被“大公”思想所淹没。中国缺少一个古希腊人性反刍的时期。因此，当公德衰落，统治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极度泛滥起来之时，个人的力量也极其微弱，小民百姓只有一任宰割。自秦始皇之后，中国真正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帝王攫取了天下所有的财富。任何一个统治者，一旦登上王位都要攫取天下资产。看看北京城里的故宫，便可以看出“家天下”的影子。历史上社会中不平等的待遇是怎样形成的？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武力镇压形成的，说到底，是由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自私形成的。 世界某些国家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印度的阿育王通过残酷的屠杀和统治，奠定了3000多年严酷的种性等级制度，中国的秦始皇奠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集权专制统治制度。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极大的参照性和延续性。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走了这样一条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道路，以致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在沉重而庞大的历史包袱压抑之下，迟迟难以进入现代民主法治文明。更主要的是，不打破封建极权专制，人民就得不到他们应有的权利。中国直到今天都在为恢复民权而努力，可见这一专制传统是多么难以摆脱。 由于不平等的待遇往往是在强权下形成的，因此，反抗不平等待遇便也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一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反抗不平等待遇的突出表现。当然他的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一旦我胜利了，那就是让我来当皇帝。人类社会稍稍发达了一点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原始共产主义那种和睦情景。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特权和不平等待遇的历史，又是一部反特权、追求平等待遇的历史。如果大家都是追求特权，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只有获得特权，才能多吃多占。人类的贪欲就是这样。如果都反特权，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平社会。回顾历史，几千年来，恶劣的人性导致了社会必须在一种以恶制恶的模式下运行。当善战胜不了恶，人民便要屈服在强权之下，顺应强权政治。同时，维护强权政治秩序的伦理学说便应运而生。 孔子便是这种学说的代表。孔子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人格卑劣的一个。随便抓出一个当时的学问家，例如墨子，老子，荀人，庄子，人格都要比他高尚。但就是这样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却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最被统治者青睐。因此，后来孔子的地位被抬得最高。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汉武帝一个“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便奠定了中国人民几百年来的政治待遇。中国人民的人性尊严和人格尊严，经秦始皇的一场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被彻底泯没。没有脊柱的中国人只能匍匐在封建帝王面前过了几千年。 但我不是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中国人民高尚人格的光辉一面在历史上时时闪耀着。几千年间，人民没有一刻停止过为争取平等人格而斗争。近代诞生的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种高尚人格的代表。他们为了使穷苦人民摆脱屈辱的人格待遇，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建立新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以等级制为核心理念的儒家思想的沉重打击和批判，是追求人类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人性有善有恶，恶的一面有自私、贪婪、暴戾、独裁、专制。封建制度恰恰代表了人性恶的这一面。如果探讨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终原因要从人的自私本性中去寻找。人类这种动物总是追求无限地扩张和占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具有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待遇。因此，不要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实际上在漫长的几千里，人类一直是在追求不平等。谁通过暴力和智力夺取了政权，谁就享受特权和不平等待遇。反抗不平等者最后的走向都是达到不平等。历史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推倒一个不平等者，换上另一个不平等者。直到今天这种循环还在世界上那些非民主国家发生着。 由此我们对人类待遇有了另一角度的认识，人类为什么会有各种待遇？说到底是人性扩张的表现。认真观察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追求时空占有的最大化，并且这种占有是无止境的。人类的权力欲壑难以满足，财富和精神欲壑也难以满足。权力再大的人也不会停止对权力的扩张。这种对时空的占有不仅表现在权力和财富上，还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统治者的思想往往是主导思想，统治所表现的内容更多的是在精神方面。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对人精神空间的统治和控制。人们著书立说也是对人精神控制和影响的表现。所以人这种动物，对外界占有的扩张性很强。直到近代，人性这种恶行扩张本能和无限占有欲望才遭到了分析批判，人类的权力和权利占有和扩张欲望才遭到了遏制，并趋于理性化。这一贡献首先来自17世纪荷兰的学者雨果·格老秀斯，他说：“任何事物如对理性的人类所成立的社会本性有所冲突的，都是不公道的。例如，仅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剥夺他人的东西，便和自然法相冲突。”[浦祖兴《西方政治学说史》第181页，] 人们通常都将格老秀斯的理论作为法哲学新纪元开始的标志。在这一世纪，西方政治学说完成了从与神学相结合的状况中逐渐解放出来的过程。为此做出贡献的有后来的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格老秀斯继承了古希腊学者的研究传统，从人性出发，发掘出人的理性之光。人性虽然有善有恶，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种理性就是遵从自然法则，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此，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固定不变的，是绝对真理，甚至神本身也不能将其更改。理性是人人都具有的天赋能力，即使没有上帝，也能依据自己的理性行事。从格老秀斯之后，西方的政治学思想从神权至上开始向法学至上转变，法即人的最高理性，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上帝这个神的地位，更超过了世俗帝王的地位。在这些学者的理念中，人是具有自然赋予的天赋权利的，人的权利不能被随便剥夺。后来孟德斯鸠发现了分权理论，从此现代政治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民主政治油然而生。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仍然匍匐在人治和神权的统治之下。明末出现了程朱理学，但朱熹的理学权威始终没有超过皇帝的神学权威。特别是中国的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性相割裂，动不动就存天理灭人欲，这就使程朱理学不可能成为推动欧洲社会在近代发生巨大变革的欧洲启蒙主义。 综观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政权和社会更替的内容一直是一种力量的变换，即统治者权力的更换，而非“法”和“权利”的变换，或说公与私的变换。提升中国人的国民待遇依然任重道远。打破封建传统观念的任务只能靠输入外部文化来进行。 4，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与待遇 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封建等级结构日臻完善和成熟，可以说由此形成的封建待遇五花八门。由于史书大量记载的多是帝王将相，所以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国民待遇很难考察。孔子的“过泰山侧”，便反映了春秋时期劳动人民的国民待遇。“苛政猛与虎”，孔子的一声哀叹，反映了几千年里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这几首诗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国民待遇。 在统治阶级另一方面，生活待遇却是另一种情况。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张“明代官员俸禄表”，内容如下： 明代官员俸禄表
备注： 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明代的一升，据近人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推算，相当于今天的1.0737市升。[摘自“明清皇朝”网，]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计算明代官员的经济待遇。一个正一品官员每年收入1044石粮食，折合今天的22.5万斤。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每亩200斤产量计算，需1250亩土地才能供应一个正一品官员。若按15%的税收来计算，22.5万斤粮食需要通过7500亩地的税收来完成。以每个农民种3亩地的生产水平计算，需要将近2500个农民来完成这一任务。这还不算此官员其他的收入，估计受贿收入比他的俸禄要高得多。要是把他通过受贿得到的收入总括起来计算，一个正一品官员的经济收入至少在50万斤粮食以上，高的要达到100万斤也是有可能的。这就大约需要5000--1000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如此高的收入，加上长年积累以及资本增殖，明清两代大官员家中的财富往往富可敌国。清代扳倒一个和申，抄家所得达到几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的国库水平。 再看最小的七品芝麻官。一年84石粮食，折合今天的18000斤。每月按30斤的定量计算，18000斤粮食够600个人吃一个月，够50个人吃一年。也就是说一个县官家里，至少可以养活得起四五十人。所以，当时的县太爷家中都有丫鬟仆人保镖多人。这与前些日子电视台上所放的清官余成龙的家庭状况绝然不同。余成龙的官职最后达到四品，年收入要比七品多得多了。象电影中所描写的那样清贫和冷寂是不可能的。尽管清代的官员收入可能比明代要少。 总之，人类社会的生态圈和食物链实际上与动物和生物界一样，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层一层地吃下去，直到维持这个生态平衡为止。一旦这个食物链断列，社会便要爆发动乱。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生态结构，居于最高地位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限的资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下财产都由皇帝说了算。有一天我站在北京景山公园山上的亭子上，望着下方故宫紫禁城那一片琉璃瓦宫殿屋顶，看着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若大的一片山水，望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南海那一大片园林，心中不仅感叹：皇帝一家居然占领了这么大的一片地方。拥有如此巨大的资产。这是什么制度，把皇帝与平民拉开这么大的距离？要说从本质上皇帝与平民同样都是人，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有如此大的差别那？是谁设计了这么一种制度？人民怎么能心甘情愿地跪倒、匍匐在封建帝王的脚下？从现代人角度看，这种现象真是不可思议。 但尽管我们对这种封建社会生态结构深恶痛绝，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生存当中毕竟选择了这种生存方式，并且至今仍在选择甚至继续下去。你愤懑也好，看不惯也好，这种方式始终在继续。这就是巨大的社会惯性。最难改变的就是人民几千形成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思想观念都没改变的时候，行为方式更难改变。 在这样一个生态社会里，皇帝以下，论资排辈，论功行赏。于是一个阶梯式的等级社会就出现了。记得大学毕业后那几年看《清史稿》，当看到清代官员的品级和职务表时[见附表]，一下子就理解了为什么在我国解放后仍然实行等级制。原来这个级别就是来自清代，而清代来自以前历经2000多年的各朝各代。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何况建国那代人几乎都是从清朝走出来的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是多么一脉相承！ 清代官员品级和官职表 ~~~~~~~~~~~~~~~~~~~~~~~~~~~~~~~~~~~~~~~~~~~~~~~~~~~~~~~ 正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 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院尚书、督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省总督、各部院左、右侍郎 从二品：各省巡抚、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时、各省布政使 正三品：督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各省按察使等 从三品：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 正四品：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各省道员等 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各省知府等 正五品：光禄寺少卿、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知州等 从五品：各道监察御使、翰林院侍读、各部院员外郎、各省知州等 正六品：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等 从六品：左右春房左右善赞、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州同 正七品：翰林院编修、顺天府学教授、外县知县、各府学教授等 从七品：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直隶州州判、州判等 正八品：外府经历、外县县丞、州学正、县教谕等 从八品：翰林院典簿、府州县训导 正九品：各部院九品笔贴士、县主簿 从九品：翰林院侍诏、刑部司狱、州吏目、巡检 未入流：京、外县典吏，驿丞和泊所所官 ~~~~~~~~~~~~~~~~~~~~~~~~~~~~~~~~~~~~~~~~~~~~~~~~~~~ 清朝武将品级 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从一品：将军，督统，提督，正二品：副督统，总兵，从二品：副将，正三品：参将，从三品：游击，正四品：都司，从四品：城门领，正五品：守备，从五品：守御所千总，正六品：门千总，营千总，从六品：卫千总，正七品：把总，从七品：盛京游牧副尉，正八品：外委千总，从八品：委署骁骑尉，正九品：外委把总，从九品：额外外委。 ~~~~~~~~~~~~~~~~~~~~~~~~~~~~~~~~~~~~~~ [引自《清史稿·职官志》。] 大家可以数一数，每一品分正和从两级，九品共分18级。这与我们建国后实行的22级干部制十分相同。小时候在济南时，山东省最高的级别据说是当时的省委书记谭启龙和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谭启龙可能是6级，而成仿吾据说是八级。文革后期我家正好搬到山东大学的第一宿舍，就与成仿吾家住前后楼。当时他遭遇文革劫难后正赋闲在家，经常出来在院子里散步，其走相和形态的确与众不同，挺着胸，背着手，气宇轩昂。我经常在楼上窗口注视这位神奇的人物。这就是当时全国大学中级别最高的一位校长啊！ 成仿吾30年代在上海时是左联人物，成立过“创造社”，由于观点不同还与鲁迅对立过。这后来成了他在文革中受批判的一个理由。但是，由于成老是中国文化人中唯一的一个经过长征的人物，唯一的一个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文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也没敢对他怎么样。 想一想，8级干部相当于清代的从四品，属于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和各省知府这一级别的官员。而谭启龙的6级相当于清代的从三品，属于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这一类的官员品级。而当时厅局长一类的干部，级别大多在9级、10级、11级之间。这一类干部一般相当于清代的五品到六品官员，官职大多是左右春房左右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知州、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使、翰林院侍读、侍讲、各部院员外郎、各省知州、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等。 有些人如果对自己的官阶感兴趣或对父母老子的级别感兴趣，就对照一下清代官阶吧。这里足可找出人们身份待遇的各种差别。不过说起来，今天由于干部级别的取消，社会对等级已经淡漠了。可在我的小时候，级别可是一件大事情。谁家父亲的级别高，谁谁父亲的级别怎么样，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特别是在干部子弟的圈子里，经常以衡量父母的级别为自豪或骄傲的资本。 这里我们最好还是对照一下待遇。在农业社会里，自古以来，官员的薪水是以粮食为标准的。在汉代即有“千石”、“二千石”之称。一说二千石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人物。不得了啊，汉代时，尚书的年收入是一千石，那么收入二千石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就离皇帝不远了。后来在一些游牧部落还出现过“千户”的官职，实际上是把这个官员的待遇与职务混为一体了。掌管一千户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官职。以每家七八口人计算，一个千户要管辖七八千人。不过比起今天官员管辖的人数，千户连个乡镇长都比不上。但中国的人口只是到了20世纪才达到10多亿，而在几千年的历史期间，中国人口大多在2000万到7000万之间浮动。因此，在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中国，一个千户就是相当可观的人口了。以现在的标准看，千户至少顶个县市长的官员。 再来看待遇，二千石是指年收入这么多粮食，千户是指他要靠这一千户人家的赋税来供养，每户每年给他50斤粮食，加起来就是5万斤，折合250石，在明代等于一个四五品官员的收入了。要是每户的税负没有这么高，那么这个千户的收入约相当于一个七八品的官员。 那么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干部标准与历史上官员的标准做一比较。改革开放前，一个10级干部的工资收入每月为200元，一年为2400元。按当时的粮食价格每斤0.1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购买24000斤粮食，正好等于明代一个正六品官员的年收入。要是按明代的标准给今天10级的干部发薪水，那么一个10级的干部年收入应该是168石粮食，折合36000斤。这一待遇是今天干部收入的1.5倍。因此，共产党干部的收入比起历史上官员的收入是少。级别越高，与历史待遇差别越大。譬如说，朱镕基总理的工资收入每月不足3000千元，一年也只有不到4万元，加上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最多也不过6万元。若是以大米价格每斤1.2元计算，6万元可买5万斤大米，也就等于明代一个从四品官员的年收入。因此，今天的公务员要涨工资。2000年，国务院拨出600亿元给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普涨了30%。 以上讲得是物质待遇，除了物质待遇还有精神待遇。譬如，官员当官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分出个品级来？这就是身份高低贵贱的显示。金钱和粮食收入还不足于显示贵贱和高下，还必须有一套衡量身份的标准及一系列与配套的待遇。例如在明朝官制中有“三公”、“三孤”之称。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从一品）。另外还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等称呼。其实这些头衔没有任何实际管辖范围，均为加官，用来表明受官者的功绩与崇高身份。 清代也是这样，最著名的称号是大学士，有了这一头衔不得了。乾隆时期把大学士具体化了，定出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三殿为保和殿、文化殿、武英殿、三阁为体仁阁、文渊阁、东阁。每一大学士分别有殿阁之衔，如文化殿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一般尊称之为“中堂”。 身份待遇不同于物质待遇。世界各国都一样，几乎都有身份的待遇。在英国皇室，有封爵士头号的习惯，动不动把某某人封为爵士。这个爵士有什么相应的报酬吗？没有。它只是一种荣誉，一种满足人们心理愉悦的需求。 再例如清代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分为四级，童生通过县一级的考试，称为秀才，秀才参加省一级的考试，通过后叫举人，举人就成为了国家在编官员，享受俸禄。举人再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考中者称贡士，考取贡士的人还要参加殿试，也就是在保和殿举行的考试。殿试后根据成绩将考生分为三级，称“三甲”。头甲三名，称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称状元，依次为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考中进士后，都将授予官职，状元任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任编修。其他人任庶吉士。三年以后皇帝大考，根据成绩再委派其他官职。 小时候看古代小说，经常看到秀才、举人。秀才和举人是个什么职务？其实什么官也不是，只是一种显示学问的称号。但有了这头衔就可获得社会尊敬以及各种待遇。因此，头衔和称号与物质待遇密切相关。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无形资产”。有了无形资产，就可以获得有形资产。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总起来看，等级的划分的确有它的客观基础，那就是人的体能、才能和技能的差异。人有多少差异就有多少等级。因此，等级制的诞生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也是社会竞争的一种产物。如果完全没有等级，那就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优劣不分，平均主义，那也不行。 但等级制不能过分。譬如，一个官员若有了品位，那么与他相联系的无不随着鸡犬升天。过去看小说常见到什么“诰命夫人”，男人升官，女人也跟着尊荣。有一天我在网易浏览器上点了一个“正一品”，一下子出现一片内容。其中一条目录这样写到： “某某占卜灵应有功，至屡救护诸人，加升上柱国平章事，食邑万户。又在军中已封刘、萧、郁、艾、花五女为夫人职，今再加封五宫主正一品夫人。” 你看，在这里，连夫人也有了品级。一人得道，经常是连鸡、猫、狗都跟着尊贵。例如，慈禧太后喝的什么汤、吃的什么菜以后都被社会排上用场。有一天不知到哪去吃饭，上来一道面食，被称做“慈禧窝头”。看看今天的社会，动用帝王将相名号的产品商品不计其数。什么“皇家大酒店”、“皇家御酒”、“太和殿贡酒”、“太和殿皇太子正一品贡酒”、“太和殿贡酒”充人眼目。最有代表性的品级产品应当说是安徽的古井贡酒。一说“贡”字，就证明此酒有品级，有档次，就可以证明此酒的质量了。为什么呢？因为进贡给皇帝的酒能差了吗？皇帝家人能喝一般的酒吗？ 你看，连产品也跟着提高了国民待遇，皇帝骑的马要被称做御马，皇帝手下的保镖要被称做“御林军”。连皇帝喜欢的东西也被封上什么“妃”。在福建省有一处梅园，当年某皇帝常去赏梅赋试，留连忘返，后亲笔题匾梅亭，封此园为梅妃，赐东宫正一品皇妃。这个皇帝有三宫六院，还不满足，还要去找个梅树当老婆。你说荒唐不荒唐。现在这个梅园还成了当地旅游的热点，梅妃成了摇钱树。 由于攀龙附凤有好处，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要往上靠。今天中国社会上那么多与封建帝王拉近乎的产品无不带有这种特权心理，要仰仗着帝王的封建特权来提高自己产品的身价。坦率地说，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意识，其实质是一种没有平等国民待遇的意识。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过一通封资修，尽管这是极左思潮，做得太过火了。但今天社会如此过分地搬弄封建君主，说明当今社会上的平等意识和公民意识是多么得淡漠！封建意识依然多么浓厚！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中国哪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正如我前面指出的，追求不平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也是人类的天性。不管在任何时代，人类的本性都是要追求不平等。一些人之所以要追求平等，是因为他的权利受到损害。但只要在有机会有条件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制造不平等和特殊待遇。例如当今社会走后门拉关系现象，便是寻求特殊待遇的表现，认真观察一下当前的社会，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除了封号和头衔，人们还以各种方法来表示不同的待遇。例如礼仪，以山东曲阜孔庙旁边的孔府大堂为例，由于孔子后人世袭“衍圣公”称号，所以堂内两旁及后部都陈列着正一品爵位的仪仗。如金瓜、朝天镫、曲枪、雀枪、钩连枪、更鼓、云牌、龙旗、凤旗、虎旗、伞、扇等还有一些象征其封爵和特权的红底金字官衔牌，如“光禄寺大夫”等。 再来看服饰。衣服是最能显示人身份的东西。因此，在历史上，人们为了显示待遇和身份在衣服上动的脑筋也最多，当官的要在衣服上显示出身份来，一看衣服就知道这是什么官和身份。以明、清官服来说，官阶九品，制作出的服装也如官阶。九品官制奠定以后直到明初，官员的品级只能从服饰的颜色及图案花纹上区别。如明代官服，一至四品绯色，五至七品青色，八、九品绿色。其图案花纹，一品大独科花，径五寸，其次是越往下越小。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搭花，径二寸。四、五品小杂花，径一寸。六七品小杂花，径一寸。八品官员以下无花纹。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定补子制度。什么叫“补子”？补子就是一块缝在胸前的布，上面绣上各种花纹。公、侯、伯、附马的补子绣麒麟白泽，官员是文禽武兽。一品文官绣仙鹤，二品是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以下是鹭鸶、黄鹂、鹌鹑、练雀等。武官一二品是狮子，三四品为虎豹，五品是熊，六七品是彪。 清王朝取代明王朝之后，也实行了等级森严的九品官制。清代把胸前的这块方布也叫"补子"或"背胸"，把缀有这种补子的袍服称为"补服"。清代文官一至七品补子图案与明代的相同，八品则改明代黄鹂和鹌鹑，九品及未入流绣练雀。惟文官一品都御史、三品副都御史及按察史、五品监察御史皆绣獬豸。武官补子图案区别较明代为细，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清代另外不同的是帽子，一品官帽顶为红宝石。常见的有玫瑰红、蔷薇红、大红和暗红。以血红、鸽血红为稀世珍品。所以，在清代，人们最重视的是有红宝石的顶子。这可是最宝贵的东西，身份和尊严的象征。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鸽血红宝石仅11克，如果当时有的官员头上有了5克的这种宝石，也就尊贵得不得了了。 “清沿明制”，满族统治者不仅沿袭了明代典章制度，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它。清朝君臣的补服，上至皇帝，下至未入流小官皆用石青色，没有花纹，其王、文武官员的品级由所缀补子来区别。补子分圆补和方补。皇帝、皇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皆为圆补。皇帝、皇子、亲王、郡王用四团（圆补），分别置于两肩及前后胸。贝勒、贝子用两团，置于前后胸。皇家宗室的补服和补子，均是由南京、苏州、杭州即江南三织造定做进贡的，尽寸、图案都有严格规定，用料讲究，做工精细。而官员的补服和补子呢，则由本人按典章制度自备。清代各地都有专卖补子的店铺，这样就自然会出现同品级官员的补子由于做工不一而不尽相同的现象。 乾隆年间，八旗都统金简官至武二品兼文二品户部侍郎。他认为二者同尊，于是独出心裁地在其补子上的狮子尾端加绣小锦鸡一只。乾隆皇帝闻之大怒说：“章服乃国家大典，岂容任意儿戏！”结果金简受到了申斥，并令其按制度改正。由此可见中国历代官职的等级森严。给你个什么官，就要按什么官标准办事，不可随便逾越。 中国人多以先贤为自豪，连南怀谨写的书里也有这样的观点，上辈什么命下辈也会什么命。可见在一个等级制度固化的社会里，人的命运的确具有遗传性。在封建社会之所以流传着那么多的宿命论，就是因为封建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命运。除非打破封建等级制，才能赢来人民身份的自由变换。 我不惜笔墨，写了这么多历史统治阶级的事情，说到底是为了对照今天的社会。看看清王朝倒台9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还残留了多少封建意识。令人奇怪的是，革命胜利已经50多年了，当前社会仍然是个封建主义大肆泛滥的社会，封建主义的历史糟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抬头之势。反封建仍然是当今中国重要的任务。研究国民待遇说到底都是为了反封建，反对这个把人拉开距离的不平等制度。但是，直到今天，有人仍然对等级制、奴才文化津津乐道，情有独衷。这种现象在计划经济下还有存在的土壤，但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就与市场精神格格不入了。再按这种思想观念去行事，一是容易出现更不平等的事情，二是要遭到社会强烈的反抗。《大宅门》播出后遭到社会舆论无情地批判就是一例。 《北京晚报》在2001年5月30日曾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评论《大宅门》这部电视连续剧。这些文章反映了当前社会反封建的心情和意识。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郝建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宅门是价值观的陷阱，生活观的陷阱。他在文章中写道：“该剧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一切都是服从。这种服从从包括对皇权意识的顺从和依附意识，充斥着奴性的气息，确切地说是对皇权的再生产。它体现的价值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说穿了就是皇权价值观、贵族价值观。据说该剧收视率很高，而且赞赏的声音也很多，我认为这是一种迷失。对于我们来说，反封建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电视文本提供给我们的镜头不是对旧世贵族生活的审视和批判，而是充满着玩味的心态，甚至还带着崇拜和怀旧的心理。这种心态对于当下来说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危险的。总的来说，它充满了腐朽的气息，审美趣味严重偏差。” 法制日报的高级记者王乾荣这样评论说：“白家与皇家的复杂纠葛，与三教九流的勾心斗角，全是通过走门子、找靠山、耍权术甚至大肆行贿来摆平的，完成看不到奋斗和抗争，看不到民族资本家驾驭复杂局势的智慧与谋略。这样一座大宅门是腐朽糜烂的，是蝇营狗苟的，是没头没脑自我沉溺的。” 一位网友对《大宅门》的批评是：“我看《大宅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郭宝昌对大宅门的生活充满了眷恋和赞美。大宅门里的奴才，无一不对白家感恩戴德。正如鲁迅所言，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郭宝昌赞美香秀可以从一个下人变为白家的正房，这样的生活正是郭导一生怀念向往的啊！哪有半点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 整个一曲封建家族的赞歌。” 另一个网友批判说：“所谓老北京味儿，很大一部分是旗人文化的熏染，是一种相对落后、愚昧的文化滋生的产物。清朝的统治导致中国闭关自守，在文化上也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大摧残。今天的年轻人不喜欢看《大宅门》，甚至有一种陌生感，这值得庆幸。希望遗老遗少们不要把垃圾当成宝贝，宣扬‘辫子’文化了。” 坦率地说，以上评论未免有些偏激。尽管一开始我对这片子的上映有些反感，但一旦看上之后竟被深深地吸引住，因为它描述的这些上代人的生活正是我们父辈的生活。对于这些生活情景我们这代人太熟悉了。看《大宅门》是对历史的回顾。因此，这部片子令一些年纪大的人百看不厌。《大宅门》在艺术上、在历史内容上绝对是一部佳作，可以说近些年里没有一部中国历史片能出其右。只可惜它是忠于历史的，而这段历史又不被年轻人所容纳和理解，因此它遭到许多批评。但对于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对于上一代人，《大宅门》有着无可估量的史料价值的艺术价值，它的语言、情节和故事都锤炼到极至。导演郭宝昌称这是他毕生的心血，的确如此。 反映封建历史内容的文艺作品终于遭到社会的批判和抵制。尽管这些批评不一定准确，但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民主平等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但是对于现实中的封建残余，要想改动起来并不容易。譬如今天的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是与等级制和官本位有关。一旦经过多年煎熬，升入这个位置，就难以改变这种身份。如果要取消我这种身份待遇，就等于断我后路，断我前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这么困难，在等级制度下形成的一个庞大的官员队伍，怎么能轻易地消肿、缩小呢？ 5，官员待遇与腐败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当代中国官员的待遇。中国国家的各级干部和公务员的工资直到今天在世界上比较起来也是低水平的。建国后50年代制定的22级干部工资制大约是这样的，级别最低的22级干部的月薪大约是40多元，20级干部月薪大约是60元。当时的大学生一毕业工资是56元，相当于一个21级的干部。19级干部月薪约为70元，18级干部每月工资是83元，这一水平与工厂里的一个八级工差不多。反正干部工资是每级相差10几元，由此往上推。13级以上的干部属于高干，月工资大约150元，11级干部是185元，10级干部是200元，最高级别的干部大约是300元多一点。毛泽东和刘少奇当年的工资都在350元左右。 建国以后，在国家行政人员工资制度上，我国共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改革。第三次工资制度改革是1993年10月开始实行的职务级别工资制，简称职级工资制。所谓职级工资制，就是按照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级别、年功和实际贡献等确定工资标准的一种工资制度。按照工资的不同职能，工作人员的工资分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个组成部分。新录用人员在试用期间的工资标准，初中毕业生为170元，高中、中专毕业生为180元，大学专科毕业生为195元，大学本科毕业生为205元，获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和未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为220元，硕士学位研究生为240元，博士学位研究生为270元。 我在1993年那个期间，工资条上的工资大约就相当于一个研究生的工资。当我放弃工资收入将最后一张工资条保存起来时，那个月的工资总数大约也就相当于上边的博士收入。从我1968年一进厂当学徒工拿26元钱，25年后，当物价上涨了七八倍之后，工资正好上涨了10倍。坦率地说，如果没有额外收入，我的工资待遇几乎与当年的学徒工没有多大变化，如果加上养家糊口这些情况变化，可以说中年时期的人比青年时期境况还差。也正是这一因素使我后来离开了单位。 一晃八年过去，公务员的标准又发生了变化。最近我在人民网上看到了国务院发文涨工资的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01］14号文发出通知，要求从2001年1月1日起，提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同时将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并对列入艰苦边远地区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给予津贴补助。具体内容有： 从2001年1月1日起，机关行政人员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23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15级至1级每人每月85元至720元提高到115元至1166元。适当提高机关新录用人员试用期的工资待遇，提高后的试用期工资待遇标准为：初中毕业生每月360元，高中、中专毕业生每月375元，大学专科毕业生每月395元，大学本科毕业生每月415元，获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和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每月435元，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每月465元，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每月515元。另外，从2001年起执行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的规定。年终奖金发放对象是年度考核为称职（合格）及以上人员，奖金标准为当年12月份本人的基本工资，下一年1月份兑现。 八年期间，公务员的工资标准长了将近一倍，扣除大约60%的通胀率，人们的收入还是增加了一点。今天的一个司局长月工资大约为1800元，处长的工资大约在1500元左右。由于物价关系，很难比得上六七十年代一个厅局级干部的月薪。 从国际上比较起来，中国官员的工资收入算是低的。从国家元首一级的公务员来说，美国总统一年的工资为40万美元，在职享受不在工资之内。香港特区的长官董建华每年工资60万港币，而新加坡的总理吴作栋年收入为300万美元。近年来还有一件被人们议论的事情，那就是中国证监会聘请的国外专家史美伦，每年薪水600万元，行政上享受副部级待遇。相比之下，北大清华教师的岗位津贴每年有5万元，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每月的工资不过3000多元，年薪不足5万元。一个省长的月薪不过2000多元，有的年轻省长月薪仅1500元。这种巨大的差距表明中国的行政成本非常低廉，同时，低工资待遇实质上也为贪污腐败制造了动能。 建国之初政府制定干部低工资收入的初衷是，不要让我党的干部与群众拉开太大的差距，所有干部要保持普通一兵的优秀本色。但随着战争年代远去，这种低工资在和平时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病。第一个弊病是官员由于囊中羞涩经常寻求从其他渠道获得经济收入。这就容易使官员贪污受贿。第二个弊病是官员的尊严不高，身份不高。在市场经济下，钱是衡量一切的杠杆。钱多，人的底气就足。钱少，人微言轻，牛不起来。由于工资太低，使中国的官员在一些大款面前很难挺直腰杆。在有些地方，往往就是一个小老板，请一桌客，就能左右一切。低工资，常常能得一些官员在富人面前低三下四。学者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要想挺起腰杆只能靠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和谋钱。这样一来，中国官员低收入的现象就变成了一种假象。《中国社会导刊》杂志2001年7月号有篇文章透露，据粗略估算，今天负担一个县长或县委书记的年开销大约是200-300万元，一个乡镇长的年开销为50-100万元。城市里那些掌握实权的官员收入就更是深不可测。这种低工资制度已使当前的中国社会贪污腐败成风。但有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文革期间也是低工资，那时的干部贪污腐败过吗？ 尽管腐败另外还有原因，我认为还是应该将官员们的薪酬提高起来。譬如，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资每年至少要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也不多。省长、部长和直辖市长的年薪也不能少于50万元。厅局长的年薪应在20万元之间。县长和县级市的市长年薪不得低于10万元。一般办事员的年薪可以低些。但官员职务之间的工资差距一定要拉开。但是，新工资要有新条件，那就是“才尽其职”。我们过去常说人尽其责，地尽其力，现在要讲“才尽其职”。才尽其职就是选上的长官必须是那块料，必须称职，必须真正有本事，有能力，符合这一岗位的要求。如果不符合这一职务的要求，就不能选此人到这一岗位。 要保证才尽其职，就必须在干部任命机制上实行改革，改过去的首长任命制为社会投票民选制。先选出政治长官，即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然后再由他来组阁。任期效果好，就继续干，不好，可随时更换。这样改的实质，是打破干部终身任职制，废除干部终身为官的特殊待遇。有本事就上来做官，做得好继续做，不好就下台走人。如果我国的政府部门实行了这样的改革，那么与行政长官有关的一切相应待遇都要改变。要改变的都有那些呢？ 第一是住房。国家元首要有国家元首的专门官邸。就象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一样，专门给当选新首相居住。中国可以开辟出中南海的一块地方，作为国家总统府。谁上任，谁来住。离任后就搬家。克林顿在搬家时多带了一块地毯，都引起社会的批评。未来的中国国家元首也要采取首府固定制。与之相同的是各省各市，也要选择合适的地方作为地方长官府邸。第二是年薪要高，要能激发起官员尽职尽责的心情。自古以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一古训今天看来也是起作用的。 长官府邸是国有资产，长官不得任意占据。下台后的长官可住回自己的住宅去。这样的改革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是大大减轻了国家对官员的财政负担。刚才我们算过帐了，从工资收入上看，我国国家公务员的年薪并不高。但由于我国干部实行的终身制，不管你在位还是不在位都要管着你，那样一来，财政部门的负担可就重多了。 6，艰难的政府机构改革 看看现在我国有多少离休退休干部，如果今后仍然按这一终身制待遇实施下去，中国财政早晚有担负不起那一天。新制度的核心就是：在位期间高薪，离职后与国家财政再无关系。克林顿下台后就是一普通庶民。美国的州长或市长下台后都自谋生路。我国今后的干部改革如果也走到这一步，不仅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大大节约国家在行政方面的财政开支。看看现在我国的国家财政有多累，一个干部离退休后，不仅要继续由国家开着工资，还要由国家继续提供住房，负责医疗费用开支。对一个人简直就是从生一直包到死。这样的行政制度开支和花消能不大吗？并且，这样的干部待遇，我们国家的行政机构能不臃肿庞大吗？谁不愿钻进政府里获得这一待遇呢？谁愿意到市场上拼死拼活受罪？ 即使与历史上的封建官僚制度比较起来，也可以看出建国后我党搞的这一套干部待遇几乎把数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发挥到极至！任何一个朝代也没象我们这样对干部一包到底，任何朝代的终身制也没象我们共产党干部的终身制漫长而悠久。这种政治体制给中国社会和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自然是官本位思想严重，财政负担苦不堪言。 官本位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200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69个职业选项中，我国城市居民最愿做的前10种职业依次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电脑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然科学家。在前述十大热门职业中，掌握行政或司法权力的政务性职务竟占半数之多，市长和部长更成为人们的首选。这一调查显示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倾向。 2000年去西安开会，吃饭时与身边的一位县级市市长聊天，谈到机构臃肿问题，他说他那个县级市，干部有1万多名，现在让市里的一些部门休息上半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那意思就是，有些人员完全是没有用的。当我说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可能要撤掉地区一级政府时，他拍手称快。从县官的角度看，地区一级的政府一点用也没有，完全是机构重叠。从省到县不需要这么个中间环节。种种迹象可能看出，酝酿已久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从中央到地方，共识正在形成。这一共识就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民众财政负担。这一要求不仅来自人民群众，就是政府内部也有巨大的改革要求。 每个县都有一万多名政府干部，农民的负担怎能不重！目前中国以干部为中心吃财政饭的人数有多少呢？总计3300多万！其中1000多万是各级党和政府的机关干部，其他2600万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到1994年，中国的事业单位数目已达到130多万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供养关系。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即供养关系比例。这一比例在汉朝时大致为8000：1，唐朝时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今天为40：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9个官员和20个吃财政饭的人。清朝时1000个人里只有1个官员，唐朝时只有0.3个，而汉朝只有0.13个官员。 道理很简单：1000个人供养一个官员轻松，还是40个人供养一个干部轻松？从数字上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国民负担沉重的程度了。如此庞大的干部队伍，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都要国家财政来供养，工人和农民的付出该有多大！不仅国家财政支撑不了，连整个国民经济都支撑不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78年改革之初，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绝对人数为467万，占国有单位职工的比例为6.2%，1996年，政府工作人员绝对数增加到1093万，占国有单位职工比例10%。1996年同1978年相比，我国政府规模扩大了1.34倍，平均每年扩大4.73%，而同期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仅增加了0.71倍，平均每年增长3%。 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规模之大、扩张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按理说，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将原先由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资源逐步转由市场、企业和私人支配，政府要不断地卸责任，规模要不断的缩小，但近20年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膨胀出一倍多。这实在是令人值得思考的现象。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模本来就大，但改革改了20年政府规模更大，这种机构迅速膨胀的事实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养活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2000年，中央电视台暴光了河北灵寿县万名干部下乡“讨债”的新闻。从7月8日起，河北灵寿县吃财政饭的万余名干部，包括公检法等相关部门人员，一齐下乡，任务是强行征收“村提留”和“乡统筹”。灵寿县委要求：15天内基本完成任务，科级以上干部每人要征收15户，其他干部每人征收10户，对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将从8月份停发工资，直到完成任务为止。于是，灵寿县从县里到村里，从小学到中学的数千名教师都在为完成任务而奔波。 一句话，党风、政风、学风以及社会风气是否廉正和公正，根本问题在于体制和建制。如果治病不从根上去治，那么即使把领导累死忙死也无济于事。目前之所以在政府部门出现许多不正之风，主要是机构庞杂、人浮于事、财政压力过大造成的。因此，要想政府高效廉洁，没有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是不行的。 1998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拉开序幕，中央机关一举缩减掉了近3万人。1999年，政府机构精简深入到省市级城市，但雷声大，雨点小，至今未看出有多大的效绩。朱总理上台后的这一目标为什么难以实现？主要与近几年的经济形势有关。精简机构实际上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有一个好的经济形势来配合。但由于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国内经济近几年来不景气，1999年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在这一时刻大量精简政府冗员，将造成更多的待业和失业人口，并带来一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因此，放缓政府机构改革，是暂时的缓兵之计。条件一旦成熟，这项工作会立即跟上。2000年，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将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又推向了前台。事业单位从今以后也要面临市场选择。大中小学教师要应聘上岗，编辑记者也要签定聘用合同，人才交流中心将成为档案管理的主要部门。竞争机制已在党政等行政部门展开，许多地区的厅局级干部已来自应聘考试。 邓小平同志早已指出：政府体制改革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党政分开，第二步是权力下放，第三步是精简人员。但今天我们是在倒着走，迟迟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这说明中国体制改革的艰难。中国当前党政不分和政企不分这种体制，就给国家财政带来许多麻烦。政企分开的口号喊了许多年，但至今微有成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党政不分。党政不分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即党务活动的经费与中央及各级地方财政连在一起。党费与财政连在一起，搞不清是党务活动还是正常的国务活动及社会活动。政府开支和党务开支不分。加上党组织的庞大，数千万党员和组织干部，如此庞大的开支都与政府开支搅和在一起。这种状况不仅与改革的目标日益发生冲突，也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尽管近两年内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放缓了，但一旦经济形势好转，这些工作是会立刻跟上去的。 其实，政府体制改革也并不是什么多么难办的事。关键是看执行者有没有魄力。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初上台时，美国联邦政府近300万人的政府文职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2.8%，而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比例只有1.4%，英国为1.9%， 因此克林顿削减了大量政府人员。而中国目前3300万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人员占全国7亿总劳动力的比例大约为5%。也就是说，中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与国家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二到四倍。在美国，每100个国民中大约有1.25个政府人员。在德国和日本，每100人平均有0.6个，而在中国，每100人里有2.75个人靠财政供养。 英国在裁减政府公务员方面曾取得过显著的成就。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政府公务员人数为73.2万人，1996年竟减少到49.9万人。在十几年时间里，英国政府的公务员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达到了193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此一项政府就节省了大量的行政开支。由此看，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掉一半人员这一目标也是可行的。只有大量裁减政府人员，中国公务员的待遇才会更好。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