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 济 与 社 会 观 察 第三期，2002年5月31日 ——————————————————————————————————— 《论中国经济活动的非道德性实践》系列文章之二 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看了《2001年上市公司年报报告》后有感而发撰写的一篇文章。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从社会成本上来观察股市。在这篇文章里，仲先生首先提出了中国改革的“道德成本”这一概念，提出道德要素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中重要的要素和资源。如果是以牺牲道德来实施改革和追求经济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早晚要为道德丧失而付出代价。这是对当前“唯科技至上”改革准则敲响的一记警钟！改革行进到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政治和道德才是最大的生产力，不注重政治和道德进步的改革与发展，最后的成果也可能付之东流。。 资本市场中的道德黑洞说明了什么？ ----再论中国改革中的认识误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2年5月31日 一、只圈钱不分红居然蔚然成风 据新华社香港28日电报道，从1993年第一支中国内地国企股在港上市以来，国企股及具有中国概念的红筹股共在香港股市筹集资金6510亿港元。截止2002年4月底，在港上市的国企股59家，红筹股69家，共计128家。今年1-4月，它们的成交额占到香港市场股本证券成交额的32%。这一数字显然没包括在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集团行政总裁邝其志今年6月15日在北京“中国企业上市国际论坛”上透露，香港证券市场自1993年第一家H股股票青岛啤酒上市以后，9年来已经为中国企业融资7000亿港币，占同期香港市场集资总额的60%以上。目前，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来自内地的公司已达150余家 [见《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18日]。 将近10年时间，内地上市公司从香港股市募集到7000亿港元资金，但它们反馈给投资者们的回报又是多少呢？据美林证券公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先生的计算，如果将1亿美元平均投入在几十家中国企业上，经过10年，这些钱不但没有回报，市值还要损失3500万美元。这说明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是在下降的[《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5月30日]。这种状况已被人们称作“H股病”。如果情况继续发展下去，香港股市的存在意义何在？ 国内的沪深股票市场又是一副什么状况呢？到2002年5月底，估计目前的1146家上市公司从股市上募集的资金已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但投资者获得回报是多少？从中国股市开市以来，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分红大约只有1000亿元多一点。按这种情况，中国投资者若想收回投资估计需要70年。至于那些效益好的企业，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也拒不分红。例如，四川五粮液集团公司在现金充沛且没有其他投资项目情况下仍然不向市场投资者回报一点利润。 更加糟糕的是，银广夏公司从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圈走20多亿元资金，最后回报的却是一场破产清算。更多的公司类似双环科技，这个公司从1997年上市以来，通过招股和配股已经先后三次融资，共募集资金9.98亿元，但这个公司2001年的净利润比1997年上市时反而下降了67%，每股收益从6角钱降到7分钱，净资产收益率从13.6%降至2%[见《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5月8日]。 这种圈钱行为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被收购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历来在证券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中经开，由于购买了900多万股银广夏，亏损几个亿，加上多年来的资金窟窿，最近不得不进行清算重组，由银河证券公司接管了过来。按股市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社保基金也面临着危险。中国石化以4.22元的发行价格上市后，不久即跌到3元以下。社保基金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购买了其配售的3亿股，按目前市值计算估计已造成帐面亏损3亿元。我国的资本市场对机构投资者隐藏着许多陷阱，社保资金怎敢轻易进入！ 这些年来，不只是中国的经济出了问题，而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出了问题。不研究政治改革和道德建设只搞经济建设，不研究正义和公平，只关心如何利润最大化，问题就会层出不穷。近几年里中国的一些上市公司为什么能只融资不分红？分析下来，这与我们国家与生俱来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关，与革命年代的做法异曲同工。当年革命时期的做法就是无偿剥夺。因此，社会已经习惯了拿来主义。这种习惯心理加上“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及为国企服务的思想，就使圈钱成了上市公司心安理得的手法。 中国市场管理者和上市公司的这种表现，说到底是缺乏公平交易的商业道德理念。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设计，导致市场投资者没有发言权和分红权，缺乏商业道德的不劳而获思想使不分红的上市公司没有任何羞耻感。在这种情况下，圈钱成了游戏天经地义的内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成了吞噬资金的巨大黑洞。 看看最近媒体透露出的一系列报道，万家乐巨亏！科龙电器巨亏！被称为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万家乐和科龙不仅在股市上赚足了钱，最后还以最彻底的“产权改革”向市场予以竞拍。继康佳亏损7个亿、万家乐冒出15.8亿元的债务黑洞之后，科龙电器又极不情愿地抖搂出在上一年亏损8亿多元的情况下，2001年度又亏损了15.55亿元。众多的上市公司也就是被一张张虚假的财务报表掩饰着，如果将庐山真面目暴露出来，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不知有多少科龙和万家乐式的债务黑洞。著名企业健力宝在被外资收购时竟冒出比自身价值高出10倍的债务，总数额高达20多亿元！ 二、食利企业的出现与“空转金融” 这种不分红、不回报的投资市场最后又导致了另一种现象，即中国出现了一批无经营主业只靠利息生存的食利企业。据全景网络统计，在货币资金额最大的前100家上市公司中，有1480亿元的资产以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方式闲置，这一数字相当于我国证券市场一年的募集资金量，平均每家公司闲置资金高达近15亿元。由于许多公司从股市募集来资金后并不从事实业经营，这导致这些公司的资产几乎全是流动资金，只要将巨额资金存入银行，靠利息收入就可以得到利润，根本用不着再去从事经营主业。比如歌华有线公司的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98.5%，宁沪高速为81.7%，华北高速为85.7% [见《经济日报》2002年6月1日2版。] 将股市募集来的资金放到银行里存起来这还算是好的，更多上市公司的做法是将钱再投入股市进行炒股。《中国经济时报》6月4日何晓睛的文章这样批评说：“它们在冠冕堂皇地上市、增发、配股圈得大笔资金之后，便通过各种渠道将资金转给大股东或关联企业。”据统计，2001年上市公司在市场上募集的资金有38.8%的部分被资金贩子转手他人。流入他人之手后，这些资金又在干什么？便是疯狂地投机炒作。 新华社29日电报道说，中科创业涉及54亿元违规资金操纵案已被法院接受审理。一只股票被庄家动用了5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以炒作，并且把这笔资金乔装打扮，化整为零分散成1500多个股东帐户，控制了中科创业股票流通盘55.36%的仓位，这真是一项不小的金融工程。直到2000年末，现已改名康达尔的中科创业东窗事发，股价发生突然暴跌，接连10天跌停板，股票操纵者吕新建和朱焕良等运用的手法才大白于天下。 食利企业的出现以及大量资金在股市里炒作，最后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使宝贵的金融资金在金融市场形成空转，不能进入实物生产领域，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所产生的只是虚拟的数字泡沫。看看这些年里中国的各大城市冒出了多少证券交易所！可以说这些营业部大多是资金空转的产物。要这么多股票营业部有什么用？它们能生产出吃的、喝的和用的东西吗？ 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终要体现在生产上，最终要形成产业资本。但是，如果资金只是在股市上炒作，在银行间拆借，最终流不到企业中去，特别是不能用到生产经营中去，那么中国资金的使用效率便无从谈起，中国的金融便是一种“空转金融”。这种金融空转对中国经济最后形成的影响便是经济增长乏力，生产经营萎缩，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另外，也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由此引起的政治损失更是巨大。 三、中国怎能容忍不劳而获和投机诈骗行为泛滥？ 从道德方面讲，以上种种做法不是在欺骗、盘剥投资者吗？这不是公开地提倡不劳而获、剥削有理、投机英雄吗？这种市场对社会昭示的道德意义是什么？难道就是培养一批吸血鬼式的企业和市场投机骗子？按这种逻辑和示范效应，人们怎能不绞尽脑汁去坑，去骗，去抢？社会怎么能不腐败？但是，谁来承担由此最后产生的社会治理成本呢？ 任何经济制度，它的设计者都应将它建立在高尚、公正、正义、平等、互利、鼓励人们勤劳、奋斗、忠实的基础上，而不是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和巧取豪夺。我们在设计中国经济制度的大厦时，是否记住了这一原则和目标？ 或许有人对我的批评会振振有词地说出一大堆反驳的理由，诸如中国的上市公司还是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海外融资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巨大，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增长等等。这里要特别警惕这样的理由：为了拯救国有企业。拯救国有企业也不能以不道德的、违背市场交易原则的行为。中国的上市公司十年来从香港和沪深两市上融得了大约1.5万亿元的金融资金，但如果只有融资没有回报，就只能使中国的证券市场变成投机市场和圈钱市场。这与开设赌场有什么两样！ 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要清晰地确立它的实践目标，这一目标既有物质的更要有道德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并且，任何经济活动的最高准绳是道德标准，道德目标是任何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生产力是由物质和道德两部分组成的，道德要素是生产力中的最重要因素。经济活动者除了要掌握技术和资金资源，更重要地是要掌握道德资源。如果说人类社会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源，我们只能回答说：公平、正义才是社会最大的资源。 如果一个人或企业仅仅为了获得经济的和物质的目标，而丧失了道德目标，那么一旦东窗事发，人和企业都要身败名裂。如果一个社会为了追求物质建设而忽视或丧失了道德目标，那么由此带来的社会损失将难以用经济所得来弥补。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恰恰忘记了经济实践的最终目标----道德目标。道德的丧失，人心的败坏，最终失去的是人民对企业的信任和对政府的信任。表面看来政府通过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圈来上万亿资金，但政府失去的却是政治威信和社会拥护。这种损失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是几万亿元资金都难以挽回的。 20年来，整个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实践一直是在以牺牲道德和诚信为代价进行的。这种现象已经需要全社会引起重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还以牺牲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政治权威为代价。这种发展最终必将遭到报复。由此我们得出结论，20年来仅以物质发展为目标的改革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这一目标是短视的、临时的，中国的改革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到今天需要发生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仅有经济的变革是不够的，还要进行政治的变革和道德的建设。 四、上市公司：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 这多年来，中国改革最大的思想误区是：只要发展经济，引进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掌握了先进技术，中国就能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企业就会具有国际竞争力。但经济建设是需要人来完成的，人是受政治文化和社会道德影响的生产力，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如果人出了问题，经济活动就要受影响。因此，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经济水平如何，首先要看官员的水平如何，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但是，中国各级官员的选拔至今未能通过竞选获得，而关系到官员素质的舆论监督部门至今仍在严密的控制之下，民主的空气和自由的精神仍然是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我党在历史上形成的光荣传统并没有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广大，这不能不使腐败现象大量发生，越来越多的人掉到钱眼里面去。 改革20年来，中国经济质量中的许多问题是由制度和人的道德品质素质造成的。近些年里只所以出现大量道德沦丧、自私自利、贪赃枉法、坑蒙拐骗等腐败现象，从根本上找原因，是整个民族人格上的低卑。在一个难以保证正直、正义、诚实人格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下，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越是强烈，经济活动中的丑恶和损失就越多。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苛求中国的经济活动具有较高质量呢？自1997年以来，沪深股市连续5年业绩滑坡，以2001年下滑幅度为最。为什么中国股市上出现了一大批“扶不起来的天子”？最根本的问题是思想和体制的失误。 鉴于中国微观经济部分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不能不产生怀疑。近10年来，中国经济平均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好几倍，但在微观的投资领域，国外投资者却发现中国很少有让它们赚钱的机会。例如在香港H股上的投资，本来这些内地上市公司应当是众多企业中的佼佼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应当反映到这些优秀企业身上，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事实迫使国外的投资家们不得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存在着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得出这样的质疑：微观差，宏观怎么能好？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克鲁格曼教授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科幻小说，他看不懂。麻省理工学院的梭罗教授对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质疑是：“谁能告诉我，如果体质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于是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怀疑论出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格[Tomas G.Rawski]根据中国的能源消耗、航空旅行、商品积压程度、失业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来判断，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和1999年最多只增长了2%，并且很有可能收缩了2%。而2001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官方数据的一半左右。 但是，中国有句古诗云：“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中国经济肌体并不只由上市公司组成，上市公司仅仅是中国微观经济中的一小部分。现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产出占中国GDP的比重大约只有15%。一小部分低效率和低效益的国有上市公司无法抵消中国经济体其他部分的活力。但尽管这样，人们对上市公司的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在一定程度上，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生动写照。了解中国的上市公司，就是最好的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 五、中国股市：不能不受惩罚 中国的上市公司是值得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群体，这个群体不发挥经济效益，将严重地拖累中国经济。1995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基本保持与全国企业资产平均收益率即GDP的增长率相等的水平。这种收益水平怎么能对得起它1.5万亿元的融资水平！与全国企业的平均水平相比，上市公司具有许多显著的市场优势，如自有资金充沛、市场知名度高以及具有更强的融资能力等。在这种条件下，上市公司理应具有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的经营业绩，但事实恰恰相反，其经营业绩明显低于其应有的水平，其生产资源存在着普遍和严重的低效使用现象。 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上市公司是政府吸纳资金的企业窗口，流入黑洞的资金大多进入了国家财政金库，政府利用这些资金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如拯救濒危的国有企业，挽回银行不良贷款等。如果这样来理解，我们对上市公司的现状倒有一点宽容。但如果是这些资金最终的流向都是社会某些个人，那情况又是一码事了。从一些个案上看，上市公司黑洞的资金更多地是流向后者。以郑百文为例，从股市募集的几十亿资金扔到市场上打水漂了，最后富裕了一大批个人。银广夏在市场募集了将近6亿元资金，也象撒胡椒面一样撒满大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已成了中国国家资产最大的私有化市场，这里既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也有社会上大量的私人资产再流失。 十几年来我们苦心孤诣地创造和设计了这么一个市场，造就了一大批圈钱公司，到底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多大影响和什么影响？关于中国股市今后的运行趋势，很难做具体预测，但趋向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没有不受惩罚的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肯定是要按市场规律受到惩罚。这种惩罚对中国股市将产生什么影响，只能以股指不断下跌为标志。从具体股指来看，今年的股指上海可能将跌至1300点以下，由此造成的企业资金窟窿和银行不良贷款将严重影响银行的运营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总之，我写这篇文章，在道德追究上更多地是针对上市公司和市场设计者，而不是是针对市场上的投资者和投机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资本市场的投机程度大小是由上市公司的行为以及政策制定者决定着的。中国股市出现的问题，更多来自上市公司的体制和市场设计者的理念。这说明体制和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优先于市场的开拓。因此，政府当前与其花大力气解决市场问题，不如转移精力解决企业问题，在企业制度改造上下工夫。 十年来，上市公司的实践已经证明：靠特权和垄断是难以在市场持久生存的，并且，在特权垄断保护下，只能产生企业怪胎，只能产生资金黑洞现象。因此，圈钱游戏应当结束，公平交易的时代已经来临。如果只吸收资金而无回报，交易便不会持续多久，市场最后也会受到致命的伤害。近一两年来的沪深股市和香港股市的表现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因为种种黑洞和黑幕的代价最后都将由社会和政府来承担。 六、中国应首先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造，与之同样需要改造的是管理和设计这个市场的政府。本人的意见是：中国在今天这个低信用历史阶段，首先发展的不应是股票市场，而是企业债券市场。在中国还未成为契约社会之前，不可以过早地发展契约性的信用产品，特别是那些软约束的高端信用产品。首先应该发展的是硬约束的低端契约产品，那就是企业债券。关于这一点，不搞政治和哲学研究，恐怕很难意识到。 钟朋荣同志早就注意到，这些年里，因债券不能按期兑换而被债权人围门的企业不少，但股票一上市就亏损的企业被投资者围堵的现象一家也没有。这说明债券比股票对企业经营者具有更强的约束力。企业经营者不怕股东怕债主。既然如此，何不把企业债券市场弄得大一点，这对强化企业的约束机制显然是有益的。 债券市场的安排，在中国本来应该优先于股票市场。但目前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年来，中国的企业债券年发行额仅在200亿元左右，远远小于国债和金融债券。目前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债市规模一般为股市规模的1-5倍，其企业的直接融资主要依赖于债券市场。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是不是因为特殊的国情？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光干不说、“不争辩”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再不对一些问题提出质疑和争辩，再不通过社会讨论辨明是非，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崇拜中走上畸形。改革要发掘的不仅是科技生产力，还有制度的、思想的和言论的生产力。压制言论和思想的争论便是压制最重要的生产力。没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经济改革，改革的结果便是巨大的贫富差别和非均衡发展。看看这些年里中国的股票市场上，靠着不对称的信息和不公平的竞争，崛起了多少亿万富翁！这就是改革追求的方向和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对问题噤若寒蝉吗？ 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道德黑洞和资金黑洞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态的生动写照。中国还要在这种状态下蹒跚多久？没有对正义的研究，没有道德和政治制度的保障，经济决不会发达。当年洋务运动的结局就是明确的例子，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还要垮下去。历史是惊人地相似的！我们要引起警惕。 附：《2002年上市公司年报报告》，请点击查看。 参考文章：《建立一个对投资者负责的市场》，钟朋荣，请点击查看。 作者联系方法： 仲大军 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100031，电话：010-63071372， 电子邮件：zdjun@263.net,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