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蒋铁刚先生传来他的《中国的命运》一书，内容实在太长，我们只好选择部分刊载。在这里我们再次告知来稿者，我中心是一个观察研究机构，不是学术和教育单位，所以本网文章内容更多的是观察评论文章，以及给政府提供政策和决策参考的文章，这就需要文章短小精悍，点到为止，老生常谈的东西就不要了。针对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的《大国崛起》，我国社会已经发出许多不同观点的评论，现在我们选择几篇放到网上，下面这篇也算是其中的一篇。]
第一篇文章：贾悲文：《帝国的日落与大国的崛起》 第二篇文章：美智库新著：《中国可能左右世界未来》 第三篇文章：陈旭宇：评福格森的《帝国：英国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 第四篇文章：蒋铁刚：《2004年：中国崛起的元年》 第五篇文章：袁伟时 张学军：《保障公民权利是大国崛起的基础》 第六篇文章：孙伟：《东德人民宫的倒掉》 中国能成为崛起的大国吗？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6年12月15日
帝国的日落与大国的崛起 贾悲文 2006年12月15日 苦口婆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借着《大国崛起》这部电视文献片，为青春期成长中骚动不安的中国政府献计献策，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不得不在“反对和颂扬”之间狭窄的言论缝隙中，谨谨慎慎、小心翼翼地用历史经验去暗示、提醒、引导当权者。 这一次借用九个帝国崛起历史的电视“公车上书”，成效如何，还不可知，毕竟党内、国内和海外的各种派别还都在紧盯着中央政府稍后的动作。 不过，联想到2005年中共中央上马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工程”，倒是能看出当朝者的彷徨不定和局促不安，以及中共党内不同理论学派甚至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矛盾。 从极权走向威权的政府，往往面临着不同的目标和路径选择，其间的矛盾心情倒象是牢里边刚放出的犯人自由了，却不知道该如何重新融入社会。 其实，这部描述500年世界史九个大国风云的电视片，倒是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这500年中始终领衔前三甲的一个大国：清帝国。 从1644年清兵入关，到1722年开启“康乾盛世”，清帝国在疆域面积、人口、国力以及政府治理模式上都称雄于那个年代。 只不过，咱们老祖宗（如果我们把清朝作为中国历史的一段的话）后来屡战屡败的糗事，遮掩了昔日的光辉罢了，如果不带有色眼镜的看，清帝国在疆域治理方面，要远远优越于除了英美之外的那七个大国。 欧洲各大帝国之间传统的姻亲关系、地缘政治之间相互影响借鉴和与殖民地宗主关系，推动了重商主义和其后的资本主义运动在世界的冒险与扩张，当然也成就了这几个大国；可是遥远的东方，雄心平天下的清朝军事冒险，也打出了三倍于明朝疆域面积的大清帝国。 拿资本天性的贪婪引发战争扩张形成的大国，相比于领土目的战争扩张形成的大清，从道义上讲，都是耻辱。 宪政源起 中国学者常常有一个这样子的认识，认为后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都来源于资本主义运动在世界的扩张，这其实是个误区；因为宪政源于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运动，而近代民主政体则建立于17世纪光荣革命之后，都早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而早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引发的殖民热潮，只不过是人类社会贪婪的天性而已，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后来的法国、德国的大国之路，哪有民主和宪政的影子？ 只不过，后起之秀大英帝国民主宪政平台上产生的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贸易扩张，除了建立殖民地的宪政体系外，也要求或逼迫贸易伙伴和对手用共同的规则来谈判，而已。 有意思的是，《大国崛起》在中国热播挑起了又一轮强国梦之际，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有两条国际政治新闻：其一为，英国国内民意调查，超过50%的英格兰人支持苏格兰脱离联合王国；其二为，加拿大国会投票通过给予魁北克省联邦内国家的地位。 这个强烈的对比，足够让我们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兴高采烈的再次怀念毛主席语录：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现代的英国苏格兰独立运动和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其实都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帝国日落的延续，从1920年爱尔兰独立并引发爱尔兰内战，英帝国就开始考虑如何和平的退出殖民地并于1923年通过了“非殖民化”的维斯敏斯特法案。 大英帝国日落的过程，是在民主平台上透过辩论并票选最优方案的主动行为，这一点，足够让除了美国之外的七个大国加上清帝国汗颜失色。 英国皇室和英国内阁，近八十年来，尊严和从容的出席了一场接一场的政权交接仪式和殖民地国家独立仪式，宗主国为殖民地作了新独立国家的助产护士。 中国人记忆尤深的恐怕是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归仪式，在噙着泪花、品味着国家强盛、洗却鸦片战争以来耻辱的国人脑海中，可曾理解英国人在回归仪式上扮演退出者、失败者的认认真真？ 殖民地后遗症 二战之后，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美国反殖民主义的外交策略，除了冷战产生东西方阵营之外，世界新秩序为西方大国“退出殖民地”提供了国际秩序的保证，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英法帝国开始逐渐退缩到本土；可是基于之前的殖民地政策和退出的主被动区别，前法属殖民地在近五十年来，产生了数倍于英属殖民地的人道和政治危机，埃塞额比亚、苏丹、越南、柬埔寨、中非，一个个从灾难或内战新闻中熟悉的名字，都是前法属殖民地。 在世界新秩序下，由英语国家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将丛林时代“大国欺负小国”的国家间关系，进化到了无论大小国家，都能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和国防协作，且因宪政民主制度而形成的各个国家政府之间，也基本不会出现严重的国家间战争可能。 遍布欧洲的多个小国，如瑞士、挪威，和微型小国，如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其国民富裕程度和生活安定指数，往往居全球之首，而这，正是人类之所以结成社会或国家的真正意义。 在帝国日落的同时，“崛起”中的东方还在患得患失的开展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为发现了“重商主义”“自由贸易”或者“资本主义”这个西方长技，就将能够崛起于强国之林。其所不知，不顾民意并把全体民众共有资产及其增值作为大国崛起的台阶，也会在未来的经济清算中被抽走。 知识分子们的一场精心劝谏，但愿最终结局不会迷失到“军国崛起”，在10多年来爱国主义情绪发酵之下。 而大国，并非崛起，仅仅是复原，恢复到百多年前的水平罢了。 美智库新著：中国可能左右世界未来 2006年09月25日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专稿：历经长达3年的研究，美国两大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共同出版新书《重估中国崛起》。该新着认为，中国在21世纪复苏可能是这个时代的最大一次转型，其发展在乐观中始终潜藏着不安定因素，可能左右世界的未来。 该书指出，从经济上看，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量巨大，吸引外资的表现仅次于美国。但中国接下来可能很难维持过去高速度的成长，面临的挑战除了国企改造等老问题外，还包括要解决“历史上最大的都市化与劳力的重新配置”，以及情况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重估中国崛起》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未来会民主化还是失序。中国目前有1.4亿民工四处打工，约占所有劳工的15%；随着经济的成长，中国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但大规模的动乱不太可能发生。理由是中国领导层已懂得适时调控，着手解决城乡贫民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不安多半局限于地方，并未凝聚成足以威胁政治领导层或国家稳定的力量。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而言，究竟是机会还是威胁？本书评估，中国30年后会成为世界的最大经济体，当前重大的影响，是北京正不遗余力推动区域机制如亚洲货币体系、东盟“10+3”峰会等，这些活动最终可能扩大成东亚共同体。 本书建议全球经济社会应促进中国扩大参与世界经济的提案与决策，避免迫使中国另起炉灶，进一步形成区域贸易壁垒。 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崛起的中国会是当前强权的伙伴还是对手？该书指出，为了发展内部，中国当前倾向搁置与其它国家的争议，但统一台湾仍是中国政策主轴。尽管在国际事件上，中国避免和美国唱反调，但在台海间与美国军事对抗的准备始终进行着。 《重估中国崛起》称，中国自1991年起，每年的军事预算以两位数成长，其作战理论、训练、采购和战略部署，似乎是针对台湾有事而来，希望在美国或其它国家介入台海时，能够遏阻甚至击败对方。台湾问题始终是今后中美两强在军事上冲突的潜在因素。（完） 帝国与全球化 ----评福格森的《帝国：英国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 陈旭宇 福格森恰到好处地声明了帝国积极的遗产和对全球化的贡献。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是否会推迟50 年甚至更久？如果没有坚船利炮，是否会有全球化？尼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在《帝国：英国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Empire: How Britian made the modern world）中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大英帝国，世界的现代史是不可想象的。 此书基于福格森为BBC4 台撰写的历史专题片，堪称普及性历史著作的典范。福格森文笔生动，叙述方式独特，是西方学界少有的通过畅销书和电视成功推销了自己观点的学术明星。《世界是平的》正在席卷世界上各种优秀或肤浅的大脑，但若要有深度地（不好意思，Thomas）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福格森这本2003 年出版的书非常应景。Anglobalisation(盎格鲁全球化)，福格森说。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像英帝国一样统治过地球的四分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英帝国一样在19 世纪和20 世纪初在全球推广自由贸易，资本流动，西方法制，金融体系以及盎格鲁式的代议制。福格森认为，这些都是其他帝国所无法做到的。 福格森用本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历数帝国的罪恶——奴隶贸易，印度平民屠杀，爱尔兰大饥荒，南非集中营（比纳粹还早）， 种族主义等等。然而英帝国依然是一个人道的帝国：对比一下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南京大屠杀和对战犯（当然包括英国战犯）的苦役——日本代表了最邪恶的帝国形式。鸦片战争在他看来其实为自由贸易之战，“向一个陷入黑暗的东方专制国家推介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没有任何一点与鸦片相关。 这也是福格森精妙的写作技巧所在，他公正且充分地正视英国帝国主义的罪行，由此打消掉读者的戒心，而与此同时恰到好处地声明了帝国积极的遗产和对全球化的贡献——这才是福格森真正的立意。这些遗产和贡献包括：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北美和大洋洲的盎格鲁化，英语的国际化，新教的普及和议会制度的广泛传播。环看全球，占据今天全球化价值链上游的国家无不享受到了上述帝国遗产的利益。福格森也毫不讳言，西欧（盎格鲁式制度）在全球的推广基本上靠的就是坚船利炮。 福格森认为，大英帝国400 年的历史证明帝国是一个可行的国际政府形式，尽管它劣迹斑斑，却可能是世界实现现代化的最不血腥的一条道路。他认为，相比1914 年的全球化，今天这个走向平坦的世界乃是一个伪全球化，因为不再有一套协同一致的全球政治体系（如日不落帝国）维系和保障商品、资本、技术和人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内战，腐败政府，法律缺失成为了全球化的最主要障碍，尤其在很多非洲国家和亚洲部分国家（他没有继续说这是谁造成的。） 但令福格森非常失望的是，大英帝国火炬的继承者美国（也是帝国的产物）还在是否要承担起帝国责任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远未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面推动全球化。事实反倒是，美国正在重蹈英帝国的覆辙——看看伊拉克和阿富汗。 另一方面，在福格森看来无关鸦片的鸦片战争结束159 年后，中国终于正式主动投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盎格鲁体系——如果没有英国的战舰，这是否还会发生呢？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回答前后这两个问题需要足够的智慧和道德勇气。 （原载《纵横周刊》(FAR & WIDE JOURNAL) No.41 2006 年12 月04 日》， 2004年：中国崛起元年 蒋铁刚 2006年12月15日 fuxing1968@yahoo.com.cn 作者简介：蒋铁刚，1968年生于河北省阜城县，曾供职于《中国改革》、《战略与管理》杂志社，长期关注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主要作品有《阻力——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2003中国开始“拐大弯”》、《中国改革二十五年断想》、《乡痛 一位农家子弟的忏悔书》、《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五重危机的共振”》、《走出“江湖化的中国”——再谈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五重危机的共振”》等。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苏东坡 天下之乱也，不于其乱而生于极治之时。何也？开创之始，国势方兴，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无非为天下谋治安，为子孙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贯，天人实系赖之。履泰以后，上恬下熙，渐忘其旧。君以声色逸游为无害民生，臣以持禄养交为安享暇豫。进谏者，谓之沽直；远虑者，谓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谋画，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图一己之利。夫图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贻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来日后之悔者也。 ——蔡新 内容说明：围绕中国崛起这个中心话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序言，第二部分是说中国从2004年开始崛起，第三部分说的是中国崛起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转折性变化，第四部分说的是中国崛起的国内问题，第五、第六部分说的是中国崛起的外交问题，第七部分说的是与中国崛起不适应的心态，第八部分说的是中国崛起给当代中国人压下的责任。目录如下： 一、序言：只要我们做得不是太差 序言：只要我们做得不是太差 2005年夏秋之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除了喜悦、震惊、愤怒和悲伤之外，就是脸上一阵又一阵的火辣辣的灼痛。 日本是何等国家，竟能欺负中国到如此地步？论国土面积，日本只有中国的1/30；论人口，日本只有中国的1/10；论资源，日本远没有中国丰富；论地理环境条件，日本的地震、台风、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远比中国频繁和严重…… 人们说，那是由于中国长久以来的积弱、积贫、积愚、积乱…… 1840年，中国沉睡的国门被英国侵略者打开。这时的清王朝统治者，想的不是怎样地励精图治、重振国威，而只是想怎样才能保住自己一族一家的政权，怎样才能保住自己日常安逸的生活。于是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仗打输了割地赔款，仗打赢了照样割地赔款，一味地忍辱退让，一味地苟且偷生，这实在是难为了康有为、梁启超之类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们，对于这些活得如此没有骨气、如此没有血性的权贵，要想君主立宪如何实行得起来？ 1911年10月10日，在远非政治中心地带的湖北武昌，革命党人发出的几声枪响，就使得清王朝经营了将近300年的大厦轰然坍塌。半年过后，取代孙中山担任大总统职位的一代枭雄袁世凯，不是考虑如何治理这个已经变得千疮百孔的国家，而是一门心思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由正式大总统到终身大总统，即便这样他还是不满足，他还想复辟帝制，当中华帝国的皇帝，为此他不惜向沙皇俄国妥协让外蒙古“自治”，接受日本的“满蒙五路修建计划”，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最后的结果呢，袁世凯皇帝没当几天，就连自己的命也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呜呼哀哉了！ 在孙中山逝世以后，身兼黄埔军校校长和北伐军总司令职位的蒋介石，费尽心机战胜了右翼的胡汉民和左翼的汪精卫，在权力的角斗场中脱颖而出。蒋介石口口声声称自己“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矢志“秉承国父的遗教”，却始终不知道民权、宪政为何物，只知道集中一切力量围剿共产党，并且一围剿就长达10年，大有不将共产党赶尽杀绝就绝不收手的架势。直至1936年12月12日使自己蒙羞受辱、甚至险些丢掉性命的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才终于回过神来，对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进行了调整。而此时的中国，东北三省早已沦陷，日本大军压境，距离“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了。 抗日名将张自忠说：“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但是，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确确实实是到了分崩离析的最后边缘。回顾当时的那种状况，假如日本在占领了琉球、台湾、东北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之后，侵略步伐戛然而止，不再继续进犯；或者说，在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中国被“一分为四”，出现了重庆、延安、南京、长春四个政权的情况下，日本不再接着出兵南洋、轰炸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那后来的历史究竟会演绎出怎样的故事，今天中国的这块土地又会变成怎样的一幅模样，简直让人不敢想象！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今天的中国在历经数不尽的沧桑和坎坷之后，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但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民族的复兴，尚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成功地处理好三大“和平问题”： 和平转型——中国不能乱。中国的转型集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政党新生、政治发展、对外开放五项任务于一身，不可谓不艰巨，但我们前有清王朝末期转型失败的教训，后有上世纪中后期台湾地区转型成功的经验，再加上对苏联、东欧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转型过程的借鉴，我们已经有充足的“后发优势”可供挖掘，我们理应能够比别人多出一份远见，多出一份主动和从容。 和平崛起——中国不要与美国发生全面的对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有资格与中国在同一平台上竞技的国家，不是日本，不是印度，也不是欧洲哪个国家，只有美国。在一个现有的大国与后起的大国之间，有摩擦完全正常，没有摩擦才不正常。中国在做好最坏的打算的同时，一定要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毕竟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在这个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时代，中美两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共同解决，有太多的麻烦需要共同处理，有太多的责任需要共同担负。只要中国与美国都能够秉持一种理性的精神，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做一下换位的思考，两国之间痛苦的磨合期就一定能够平安的度过。 这三大“和平问题”犹如横亘在中国面前的三道关卡，如果说后两道关卡还要部分得取决于人的话，那么前一道关卡则是完全得取决于己；如果说后两道关卡需要的更多的是策略的话，那么前一道关卡需要的更多的则是责任——对历史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祖先和子孙后代的责任。 我们不敢奢望能够做得太好，但是必须绝对避免做得太差。因为万一做得太差了，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多少年都缓不过劲来，甚至会永远地失去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 只要我们做得不是太差，说句夸张一点的话，我们就是闭着眼睛都能让国家发展起来，只不过是时间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我想这应该不是自欺欺人。 一、2004：中国崛起元年 虽然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并不新鲜，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外谈论得都比较多，但那基本上都是从发展的趋势、从发展所需遵循的原则的角度讲的，或者说只有从这样的角度讲才有意义，并不意味着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崛起了。我认为中国真正的崛起还是要从2004年算起，这一年才是中国崛起的元年，因为就是在这一年，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和国际反应层面，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方向性的调整和变化。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崛起，要完成这个崛起过程恐怕尚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时间。 设在洛杉矶的“新美国基金”的研究员考特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曾发出感叹说：“想想看，现在IBM的个人电脑制造业务已经被一个中国公司所拥有。如果时光倒流20年的话，是否有人能想象一个中国公司购买了IBM 个人电脑制造业务呢？”他还发出警告说：“如果这对你不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你也未免太迟钝了。” 考特金认为，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失去它的制造业的统治地位时，也就是它将失去经济领导地位的一个最初征兆。联想收购IBM的行为，显示中国志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角色。 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的成功和影响力就像一个杠杆一样，开始翘动世界。这一点在2004年表现得尤其明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在朝的共和党还是在野的民主党，都不再拿中国说事，都不再炒作中国话题了，这在中美建交以后的历史上，可是破天荒头一糟。如果再考虑到2004年这场大选的竞争激烈程度，朝野双方都是挖空心思挑对方的毛病，出现这种局面就更是难能可贵。 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在2004年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有自信心时和没有自信心时的表现是大不相同的。有自信心时，对本民族好的东西能够坚守，有时甚至会把本民族的一些坏的东西也当成好的东西来坚守；没有自信心时，对本民族坏的东西要抛弃，有时甚至会把本民族的一些好的东西也当成坏的东西去抛弃。 在2004年3月14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给我们20年、50年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对于这句话的结论大概没有多少人会产生怀疑，因为中国过去20多年发生的巨大变化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肯定能保持20年、50年的稳定吗？况且，我们需要的也不只是一个20年、50年的稳定，而是需要两个、三个以至无数个20年、50年的稳定。 问：2005年6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的香山召开了一个主题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的研讨会。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会议致辞中说，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遗憾的是，就他回清华大学教本科生的一年半经历看，一些年轻人对此并无意识和准备。因此他认为应该及时开展人文教育，以唤起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担纲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杨振宁的这个观点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人对此表示认可和赞同，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答：在这里杨振宁可能是因循了已经去世的费孝通先生多年前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说法，他的这个观点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但在谈论中国崛起的话题时，“文化自觉”可能是一个片面的或者说不太准确的提法，更全面、更准确的提法可能应该是“崛起自觉”。因为文化方面的东西虽然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的内容，但毕竟不是问题的全部。“文化自觉”也好，“崛起自觉”也好，对中国人而言确实是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到了2004年，其意义尤其明显，可以说是事已临头、刻不容缓了。 问：中国的崛起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海内外谈论这个话题也已经有好多年了，你为什么要特别突出和强调2004年呢？ 答：你说得很对，中国的崛起确实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质变。这就像一个人的年龄，从他刚出生时的一岁、两岁，到成年时的十八九岁，再到老年时的七八十岁，也是一天天、一年年过去的，但这种年龄连续增长的过程并不妨碍我们一眼就能准确地判断出站在面前的人究竟是一个婴儿，还是一个成年人或老年人。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虽然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并不新鲜，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外谈论得都比较多，但那基本上都是从发展的趋势、从发展所需遵循的原则的角度讲的，或者说只有从这样的角度讲才有意义，并不意味着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崛起了。我认为中国真正的崛起还是要从2004年算起，这一年才是中国崛起的元年，因为就是在这一年，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和国际反应层面，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方向性的调整和变化。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崛起，要完成这个崛起过程恐怕尚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时间。 问：微观层面指的就是企业了？ 答：我觉得2004年12月8日是一个值得中国企业界永远记住的日子。因为就是在这一天，中国的联想集团与美国的商业巨人IBM签署了转让协议：联想将斥资12.5亿美元购入IBM 的全部PC（个人电脑）业务。在收购完成之后，联想的市场份额将实现直线跃升，成为仅次于戴尔和惠普的全球第三大PC供应商。联想的这次收购虽然属于纯粹的商业行为，人们对于这次收购的价值和前景也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中国已经成长起了一批像联想这样的具有比较强的资金实力的企业，它们已经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与先前可望而不可及的欧美商业巨头们交手了。 问：这一点外国人要比中国人敏感。设在洛杉矶的“新美国基金”的研究员考特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曾发出感叹说：“想想看，现在IBM的个人电脑制造业务已经被一个中国公司所拥有。如果时光倒流20年的话，是否有人能想象一个中国公司购买了IBM 个人电脑制造业务呢？”他还发出警告说：“如果这对你不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你也未免太迟钝了。” 考特金认为，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失去它的制造业的统治地位时，也就是它将失去经济领导地位的一个最初征兆。联想收购IBM的行为，显示中国志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角色。 答：考特金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当初柳传志创建联想时，他的立意是很高的，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把一家企业做大做强，而是想的产业报国。用他自己的话说，“联想做大了，大到中国和外国较劲的时候，联想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才是我追寻的目标。” 1999年，他在复旦大学讲演时曾经激动地说：“大家想想，人在最后的时候图什么？中国历史上那么多英雄人物不都是在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吗！”对于联想的这次被外界形容为“蛇吞象”式的收购，柳传志的内心应该是忐忑不安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然承认收购的“风险巨大”，甚至说自己“还不算成熟”，但他同时又说“这是中国企业难以拒绝的机会”，“不这么做，窝在国内更难受！”这是一个只有具有宏大抱负的人才会经历的痛苦的心灵煎熬。 问：人有多高的境界就做多大的事情，境界高的人不一定能做成事，但境界低的人肯定做不成事。境界高的人，别人不敢冒的险他敢冒，别人不敢想的事他敢想，别人吃不了的苦他能吃，再加上好的运气，也许最后就成功了。大家都祝愿柳传志和联想能有这样的好运气。 答：好像收购后最初的开局还不错，很快就扭亏为盈了。当然，对这次收购的效果做一个完整的评价现在还为时尚早，恐怕还需要观察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联想的收购只是开了一个头，随后关于中国网通准备以10亿美元收购电盈20%股权、海尔准备以22.5亿美元收购美国美泰以及中海油准备以185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科等一系列大规模海外收购的消息都陆续传出来了。所以，我说联想收购IBM的行为是在微观层面发生的带有方向性的变化。当然，有的收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到最后没有成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这种现象所作出的分析和判断。 问：中国企业实力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增长。2004年中国和日本在外贸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就发生了对调：1993年起连续11年一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2004年退到欧盟、美国之后，居第3位。同时日本的对华贸易额首次超过对美贸易，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这其中也有欧盟自身的变化——由原先的15国扩大为25国等方面的偶然因素，但它所反映出来的趋势是非常值得人们留意的。 答：你说的这件事是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过，我最想说的还不是它，2004年在宏观层面最能代表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10月末的那次加息。2004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的上调0.27个百分点，应该说升幅不大。但就是这小小的0.27个百分点，在国际市场上却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加息第二天，世界外汇市场上美元兑世界主要货币的比率出现急剧反弹，而日元、澳元、加元、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在原油期货方面，纽约市场的12月份原油期货价格每桶下降了1.54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也下降了1.02美元；此外，世界各地主要的金属期货市场、黄金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和基金市场等也都出现了同步的变化。应该说，这个影响面是超乎许多人预料的，也是前所未有的，说明世界上各个市场都开始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中国因素”的巨大作用。 问：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中国因素”，2004年10月1日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第一次受到西方七国集团的邀请，去华盛顿与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了一场非正式对话，双方就全球的一些重要经济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 答：西方七国集团邀请中国有时是“不怀好意”的，比如想借机向中国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等，所以他们后来再邀请的时候，中国有时就不参加了。但无论如何，这个有些像“经济安理会”的发达国家组织主动向中国发出邀请，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缺了中国的参与有些事情就“玩不转”了。 这一年，中国生产的玩具占到世界市场的70%，自行车占到世界市场的60%，鞋占到世界市场的50%，微波炉占到世界市场的50%，影印机占到世界市场的2/3，个人电脑占到世界市场的2/5，电视机和空调占到世界市场的1/3，冰箱占到世界市场的20%…… 问：有媒体甚至报道，2004年韩国废金属的短缺及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英国格洛斯特北部坑渠盖的失窃、美国废铁收购行业的异常兴旺都与中国有关，因为钢铁需求旺盛的中国要从韩国、英国、美国等世界许多地方购买原材料。 答：有些西方媒体的记者是戴着“中国威胁论”的有色眼镜从事这些报道的，他们喜欢把中国比喻为“黑洞”，像黑洞一样吞噬着世界各国的能源和原材料。相对而言，他们的政府就要理性、明智得多了。 问：你认为在2004年，不单纯是在经济领域，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整体的态度都发生了方向性的调整和变化？ 答：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的成功和影响力就像一个杠杆一样，开始翘动世界。这一点在2004年表现得尤其明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在朝的共和党还是在野的民主党，都不再拿中国说事，都不再炒作中国话题了，这在中美建交以后的历史上，可是破天荒头一糟。如果再考虑到2004年这场大选的竞争激烈程度，朝野双方都是挖空心思挑对方的毛病，出现这种局面就更是难能可贵。回头想一想，中美建交是在1979年，那时是民主党的卡特当政，可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的里根就拼命攻击卡特，说他对中国“让步太多”，与台湾当局“断交”是错的，他当选后要重新恢复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等。1981年里根竞选胜利入主白宫，他在总统位子上待了8年，随后仍是共和党的老布什执政，当然他不会去攻击里根的中国政策。到了1992年总统大选，民主党的克林顿和老布什对垒，他又拿中国当靶子，抨击老布什的对华政策“太软”，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反应迟钝等。克林顿当政8年，到2000年总统大选时，共和党的小布什又攻击克林顿，说克林顿与中国建立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错的，中美之间应该是“战略竞争对手”。虽然说，这些人在竞选期间攻击归攻击，在竞选成功、绕完一个圈子之后，他们都无一例外的把中美关系重新拉入正常的轨道。但他们的这种做法本身，除了说明攻击中国属于他们的“政治上的正确”，可以吊起选民的胃口之外，还说明中国在他们的对外政策天平上的份量尚不够重，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完全有条件牺牲中国，可以不顾及中国的感受。直到2004年，这种状况才彻底地改观。 问：有人认为，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之所以没有过多地牵涉中国话题，是因为一些短期因素的作用，比如美国忙于反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抽不出身来，还有朝核问题也需要中国帮忙。 答：恐怕不能这样理解。美国反恐并不是从“9·11”事件发生后才开始的，从1993年美国世贸中心爆炸案和美军在索马里遭袭算起，美国和本·拉登斗法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朝核问题也不是最近才发生的，谈谈停停也持续了10多年了。当然，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反恐在美国不像现在这样提的这么高。但那时的美国也不是没有面临致命的外部威胁。比如，里根入主白宫的时候，还处在冷战时期，当时苏联的国力正处于巅峰状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美苏争霸过程中，苏联是处于攻势，美国是处于守势，那时的中国应该还是美国的“准盟友”，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竞选期间猛烈攻击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所以，我不认为美国朝野的转向只是为了应付眼前局面的权宜之计。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非常多，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关系非常复杂，特别是在一个现有的大国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通常都会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稍不注意就可能产生摩擦，所以，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国内不同政治阵营之间再次出现激烈的对立气氛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这与先前“没事找事”、动不动就把中国当成两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竞争的牺牲品的性质完全不同了。 问：美国总统大选这一件事就能说明问题？ 答：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中国的态度是反映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一个最准确的风向标。虽然长期以来，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直把中美关系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忍了许多事情，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的。就拿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来说，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的双边谈判最难；中国要争取自己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美国设置的障碍最大；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在当今世界上也是只剩下美国一家可以做到一方面与大陆发展关系，另一方面还卖给台湾武器。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看一下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国的对华政策转变，就更容易看清这个问题。西欧许多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国，现在它们主导下的欧盟已经与中国建立起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双边关系的定位还是欧盟主动提出的，当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个关系还有点名不副实，但最起码反映了欧盟国家对未来中欧关系发展的良好愿望。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其总理霍华德在2004年8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说，他的一个最大成就是在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与中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并说他为自己2003年秋季能对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主席胡锦涛访澳做到“一碗水端平”感到骄傲。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盟国，这些年来韩国不断调整自己的国家定位，韩美同盟关系已经出现不断淡化的趋势，有人甚至夸张地说汉城对华盛顿的“忠诚”已经开始向北京转移。在美国的盟国之中，大概只有日本是个例外，近年来的中日关系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还出现了倒退，实在让人遗憾。 问：2004年5月份，在美国高盛公司供职的一位叫雷默的年轻小伙子，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长篇研究报告。他认为，“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在海内外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答：是啊，这也是2004年发生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过，“北京共识”的名称不是雷默发明的，2002年国外就有人提出这个概念，并与曾经在世界上风行一时的“华盛顿共识”作比较了。“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召开的一场研讨会的与会者之间所达成的共识，也就是推销新自由主义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的自由化等三个方面。“华盛顿共识”最初只是针对拉美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问题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后来又影响到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转轨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界人士本来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实施抱有十足的信心的，相反他们对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些独特的做法并不看好。然而，多年实践的结果却是中国保持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对自己过去的一些想当然的主张进行认真的反思，看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北京共识》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被认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在这篇报告中，作者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三个“有用的定理”：第一个定理是承认“创新的价值”，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第二个定理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第三个定理是自主理论，即自身的发展不要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要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从而具有不损害“中国成长及保持稳定的国内外势力均衡的能力”。当然，“北京共识”这个概念是不是能够成立，作者总结出来的那一套“中国经验”是不是准确、到位，这是另一个问题，可以单独讨论。 问：雷默这个人对中国的热情很高，听说他后来干脆把工作地点选在了中国，选在了北京，想近距离地观察和感受中国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近年来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可以改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对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的看法，这反过来又可以增强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 答：确实如此，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在2004年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有自信心时和没有自信心时的表现是大不相同的。有自信心时，对本民族好的东西能够坚守，有时甚至会把本民族的一些坏的东西也当成好的东西来坚守；没有自信心时，对本民族坏的东西要抛弃，有时甚至会把本民族的一些好的东西也当成坏的东西去抛弃。这一点在中国人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2004年9月5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闭幕式上，发布了由语言学家许嘉璐、物理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和文学家王蒙发起签署的以“提倡文明多样性”为主题的《甲申文化宣言》，其中表达了这样的主张：“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这个宣言同在2004年先后发生的山东曲阜对孔子的首次公祭、文化保守主义者贵阳峰会的召开、长达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的编撰问世、一些地区开展的中小学生“诵读经典古诗文”活动等一连串事件联系在一起，向世人清楚地昭示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中国，弘扬和回归传统文化的声浪开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目前正在凝聚成一股越来越大的潮流。如果再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那时侯全盘西化的论调甚嚣尘上，把中国的“黄色文明”贬得一无是处，对西方的“蓝色文明”顶礼膜拜，许多人都认为只有让中国的文明“变色”，搞一场“颜色革命”，中国才会有出路。两相对比，简直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问：那时侯中国刚刚打开国门，面对中西之间的强烈反差，人们都找不着北了。 答：以宣扬民族主义著称的王小东把这种现象称为自虐狂式的“逆向种族主义”，非常贴切。 问：你把2004年当作中国崛起元年，这一年其实还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中国人联想的年份。 答：60年一个甲子轮回，一提到甲申年，人们往往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60年前一代才子郭沫若写的那篇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联想到360年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败走北京的悲壮故事。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2004年这个甲申年从表面上看没有了过去那种灰暗的色调，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份，成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然而，从长期来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永远保持这种生机勃勃，永远保持这种希望，仍然是有疑问的。 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回头看看历史就知道了。从1840年开始，我们已经经历了多次从希望到失望，又从失望到希望的循环往复了。 鸦片战争过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的努力，中国的现代工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建立起了世界排名第八的貌似强大的海军，朝廷上下满以为可以借此找回往昔天朝上国的尊严，谁知1894年甲午一战，中国却输给了自己一向瞧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清王朝“求强”、“求富”的愿望顿时化成了泡影；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人们都以为中国从此走上了和平建设的道路，国家富强的目标很快就可以实现，谁知等待中国的却是连绵多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伴随着张学良在东北的“改旗易帜”，南京的国民党政权一统天下，中国似乎又迎来了大发展的历史机遇，谁知不出几年就爆发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强行打断；1945年中国军民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升，并以世界四强之一的身份参与创建了联合国，谁知好景不长，国共内战随之爆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讲话让海内外的许多中国人热血沸腾，那时的人们对国家的未来都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向往，谁知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波又一波的“运动群众”的闹剧。现在中国的崛起似乎又是指日可待，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排除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干扰，一鼓作气，坚持到底，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呢？ 在2004年3月14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给我们20年、50年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对于这句话的结论大概没有多少人会产生怀疑，因为中国过去20多年发生的巨大变化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肯定能保持20年、50年的稳定吗？况且，我们需要的也不只是一个20年、50年的稳定，而是需要两个、三个以至无数个20年、50年的稳定。对此，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吗？我们真的找到了能够使中国和平转型的办法了吗？ 问：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所有中国人认真思考并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 二、我们处在时代的转折点上 如果我们这样远距离地看、全面地看，就会知道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国在由盛而衰后又由衰而盛的转折点，而且是世界由单极化到多极化的转折点，同时还是近500年来整个东西方关系的转折点。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这些年里，世界格局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已经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分界点，之前是美国的单极化世界，之后就开始了向多极化格局的过渡。如果美国不是一意孤行，借反对恐怖主义之名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单极化时代本来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却把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这些本属于不同阵营的国家逼到了一起，开创了一个世界多个强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美国的先例。这个先例一开，世界的格局也就变了，从单极化向多极化时代的过渡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才会把这次世界上的多个强国联手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行为比作“建立多极世界的第一块砖”。 如果不出特别大的意外，在未来的多极化格局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依影响力的大小应该可以划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和欧盟；第二梯队的国家是俄罗斯、印度和巴西。 如何处理好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但中国人头疼，美国人也照样头疼。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刚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中国就是一个弱国，并且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是弱国，美国有与作为弱国的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但没有与作为强国的中国打交道的经验，而现在的中国正在迅速地崛起，如何与这样的一个在制度、文化等方面与自己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国家打交道，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任何先例和经验可循，有人甚至说这是国际关系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所以美国在有些事情上也是有些犯难，举棋不定，搞不清楚该怎么办，就像美国的一位高官所说的那样：“如果今天就以敌人的姿态来对待中国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出错；但是假如对于中国决定选择走上与我们对抗之路没有充分准备的话，我们同样会犯下严重错误。”换句话说就是要“两头堵”，在做出希望中国能够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姿态的同时，也做好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 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什么日本和德国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方面竟然存在着天壤之别？有人将其归因于日本的耻感文化，有人将其归因于日本的神道教信仰，也有人将其归因于美国，说美国在战后没有像清算德国那样对日本进行彻底的清算。实际上，这些解释可能都有道理，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哪怕日本的情况再特殊，该承认的事情要承认，该反省的事情要反省，该道歉的事情要道歉，这都是人之常情，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关键性的答案只有一个，日本认为这些国家都不值得自己按照常理去行事，在它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这些国家的位置。 1 答：我们在前面谈到了“崛起自觉”的话题，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大国的崛起，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外部，都会引发大大小小的连锁反应。有了“崛起自觉”，就可以做到事先规划，未雨绸缪；没有“崛起自觉”，跟着感觉走，很可能就是事倍功半，甚至会使崛起过程中途夭折。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总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崛起自觉”首先是对时代特征的准确认识和把握，我们不妨就从这里开始切入正题的讨论。 问：你说的时代究竟指的是中国还是世界？人们谈到时代特征时，通常指的是世界，诸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等说辞。 答：和别人的角度不同，我想我们还是要围绕中国崛起这个主题展开对于时代特征的讨论，也就是说，把当下的中国崛起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放在整个世界格局演变的大舞台上去观察。如果我们这样远距离地看、全面地看，就会知道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国在由盛而衰后又由衰而盛的转折点，而且是世界由单极化到多极化的转折点，同时还是近500年来整个东西方关系的转折点。 问：2000年的时候社会上有一个关于康乾盛世的热烈讨论，名为康乾盛世，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由盛转衰了。 答：当时那个讨论是由中央党校主管的一份报纸《学习时报》引发的。6月19日，这份报纸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纷纷转载，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党政机关都把它当作学习材料。当然，《学习时报》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想“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借古喻今，因为当时中国的入世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扫尾阶段，同时关于中国入世利弊得失的争论也变得空前激烈，这篇文章发表的用意，就是要人们吸取历史的教训，不但要跟自己的过去比，而且还要跟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比，勇敢地接受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问：康乾盛世是清朝268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从当时世界的整个发展状况来看，这种辉煌已经不值钱了，所以用“落日的辉煌”来形容非常贴切、非常形象，很能说明问题。 答：康乾盛世从1661年康熙登基算起，到1796年乾隆退位终止，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间跨度是135年。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这段时期是名副其实的盛世。论疆域，在完成国家统一后，清朝的国土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沙群岛，面积之大前所未有；论人口，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连续突破2亿和3亿的大关，达到了历史的峰值；论经济总量，当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的1/3左右；论社会繁荣程度，当时世界上的十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六个——北京、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和广州。朝野上下对此显然是洋洋自得，“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就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问：清朝的统治者不知道，这时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答：当清朝统治者陶醉于自己取得的成绩的时候，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欧洲，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宗教改革、环球航行和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到乾隆执政中期的时候，也就是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了一场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工业革命。正是这场从轻工业中的棉纺织部门发端，逐步蔓延到冶金、采矿、交通运输等众多行业的工业革命，彻底地拉开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以棉纺业为例，1779年英国工人克隆普顿发明的“缪尔”纺纱机，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骡机”，就可以同时纺三、四百个纱锭，而当时的中国呢，还是使用不知道已经沿袭了多少年的单锭手摇车，一个人一天大概只能纺五、六两纱，最高不超过十两。你看看，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问：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全面衰落了。 答：据相关资料的统计，从公元前6世纪至11世纪，世界上的重要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231项，其中中国就有135项，占总数的58.4%；从11世纪到16世纪，世界上的重要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67项，其中中国就有38项，占总数的54%。也就是说，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发展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换句话说就是，从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传承的角度讲，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是不正常的，发源于中国才属正常。 问：工业革命最早发源于哪个国家只是个概率问题，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同样的问题完全也可以换成：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殖民扩张历史比英国还要早，在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等方面原先也都比英国先进。 答：你说的很对，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很快地引进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自己国家的工业革命，而中国却是迟迟不能做出反应。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一个使团访华，在送给乾隆皇帝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和望远镜等29种新产品，清廷把这些东西统统视为西洋人的“奇技淫巧”，当作“贡品”、“玩好”收藏，根本没有想到其中蕴涵的科技含量及其军事价值。当马戛尔尼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观摩英国使团卫队如何使用新式武器时，福康安竟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 马戛尔尼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但“只要我们派两三艘小军舰，不消两个月功夫，就可以把中国沿海的海军全部摧毁。” 问：马戛尔尼绝不是夸大其辞，他的话在40多年后就应验了。 答：是啊，1840年英国派出了一个由4000多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千里迢迢赶赴中国，结果清军在家门口败得一塌糊涂，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黑暗的近代史就开始了。 问：按说，这场战争就应该把沉睡的中国“打醒”了，而中国的重新崛起却是等到了160多年后的今天，中间经历了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你觉得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延期这么久？ 答：这个原因就复杂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层次：第一，是不是意识到了国家的落后。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当然不会承认自己落后，马戛尔尼来华的遭遇就是明显的例子。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虽然亲身感受到了英国“船坚炮利”的厉害，但要说完全“打醒”了好像还够不上，因为原来的自我优越感太强了，要想让脑筋急转弯太困难了。当然，清醒的人还是有的，例如比较早地“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就提出了“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要知道，这种主张在当时是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在他们看来，西方人的那点“长技”根本算不了什么，自古以来都是“以夏变夷”，哪里有“以夷为师”的道理，就是加上个“制夷”的目标也不行。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洋务运动兴起时，魏源的主张才被清廷的一些上层当权者认可并付诸实施。即便到这个时候，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存在着一股非常强大的顽固派势力，他们反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仍然幻想着用传统的封建教条来“整纲纪”、“正人心”。你想想，这种状况能不影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吗？ 第二，在意识到了国家的落后之后，是不是想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有人也许会说，这还是问题吗，当然想改变了，其实不然。以清朝的铁路建设为例，虽然当时的人们都知道修建铁路有利于经济，“铁路所经各处，贸易广大数倍”；也有利于军事，“火车于调兵转饷之利，实莫大焉”。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就是不准许，1876年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还是英国人通过欺骗的手段擅自修建的，而且刚刚运行不久就被清政府赎回后拆除了事。 第三，如果想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是不是能够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清朝的洋务运动虽然以“求强”、“求富”为目标，但采取的办法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只从物质的层面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到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1949年后，中共虽然很早就提出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甚至一度号召要“超英赶美”，但采取的办法却是实行计划经济，因此其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第四，如果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是不是允许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和其它国家之间是不是有战争，在自己国家中是不是有内战，整个社会是不是安定有序。在这个方面，中国的问题就更多了，你好好回忆一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消停过几年。在清朝统治的时候，对外的战争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等，对内的战争有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和革命党人起义等，此外还有一场自己宣布“中立”却给外国人提供场地的日俄战争。在中华民国时期，对外的战争主要就是那场持续了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对内的战争就多了，先是针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北洋军阀内部的混战，接着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最后是国共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20多年的内战。1949年后，对外的战争或战争威胁虽然还有，但已经无碍大局，无休无止的内战也终结了，然而社会却没有因此而安定下来，一场政治运动接着一场政治运动地搞，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问：物极必反，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方向性的调整和变化。 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经过两年时间的徘徊，终于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到现在，才短短20多年的时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究其原因，就是上面的四个条件都具备了。当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打开国门时，人们就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落后了，不但落后于老牌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日本已经在二战的废墟上重新爬起来了，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发展起来了，这不可能不给人们强烈的刺激。现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邓小平在新加坡访问的时候对他说，当我在1919年到法国念书时，曾途经新加坡，那时的新加坡是个脏乱落后的地方，现在却是个美丽的城市。李光耀回答说，新加坡能办到的，中国也一定能，因为我们是来自华南的苦力及没有耕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有文人、知识分子、科学家、状元，你们有辉煌的文化传统，肯定可以做得更好。同样是在1978年，邓小平还访问了日本，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都看到过这样一个镜头：当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高速列车旅行时，陪同的人问他坐这样的车有何感受，他的回答是，“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从表面上看，邓小平是在说火车，实际上他说的是中国，就是要中国看到自己与人家的巨大差距，赶快地发展，赶快地进步。这样，既认识到自己落后了，又有了追赶的决心，加上这些年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再辅之以一个良好、安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国自然而然地就发展起来了。 问：中国的重新崛起虽然晚了些，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只要上了轨道就好。 答：中国的重新崛起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复兴，而且还标志着一种文明的复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悠久性，在人类文明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要单论文明的连续，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明也连续，但它们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只有区区几百年。要单论文明的悠久，比中国古老的还有。在人们常说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古巴比伦的两河文明、古印度的印度河文明，都比古中国的黄河文明要早。然而，除中国外的其它三大文明在后来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中断，甚至是数度中断。现在生活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埃及人、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已经不是当年土著居民的后裔，而是变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当年土著居民使用的象形文字今天早已不见了踪影。古印度最早的居民是达罗毗荼人，他们是印度文明最初的创造者，后来他们的地盘被生活在中亚和高加索一带的雅利安人占据了，而现在的中亚和高加索并不属于印度的领土。此后，印度还接受了长达几百年的中亚穆斯林的统治以及英国200年的殖民统治，使印度的文明数度中断。惟独中国，虽然地盘从最初的黄河流域不断向四周拓展，但人还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语言、文字还是沿袭了最初的语言、文字，一部中国通史，从三皇五帝一直说到当今，当中没有空白和间断，这是任何其它民族都无法比拟的。所以，中国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文明感到骄傲和自豪。 2 问：你刚才说中国的崛起还是世界由单极化到多极化的转折点。 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崛起关系到的不仅仅是自身，也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区域，而是会关系到全球、关系到整个世界。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要对目前的世界格局做出准确的定位。在冷战期间，世界的格局是很清楚的，美国一极，苏联一极，这两个“极”国家分别依托北约和华约进行军事对抗。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格局的定位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有人说是单极，也就是只有美国这一极；有人说是多极，也就是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欧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有人说是介于单极和多极之间，是单极—多极。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的这些年里，世界格局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已经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问：怎么讲？ 答：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分界点，之前是美国的单极化世界，之后就开始了向多极化格局的过渡。为什么这样说呢？从表面上看，这些年来世界的特征虽然都是“一超多强”，但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国际舞台上，美国“一超”的声音独大，“多强”的声音基本反映不上来，也就是说“多强”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这种状况都不属于单极那还有什么状况属于单极？ 问：有人形容当时的这种状况是“一超超强，多强不强”。 答：从苏联解体到伊拉克战争爆发这10多年时间里，由于历史惯性的原因，欧洲国家还没有走出美国阴影的笼罩，依然在扮演美国的小兄弟的角色，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比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就是欧洲国家和美国一起打着北约的旗号，绕开联合国共同发动的。作为美国控制欧洲国家工具的北约，在华约解散之后非但没有解散，反而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在冷战期间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在冷战结束多年之后居然奇怪地发生了，这说明当时的欧洲国家尚缺乏起码的独立性。还有就是2001年，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北约马上正式启动了《华盛顿条约》的共同防御条款，声称对美国一国的攻击，就是对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北约所有盟国的攻击，言外之意就是可以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了，这在北约的历史上也是从未出现过的。 问：那些年给世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欧洲国家和美国用一个鼻孔出气，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欺负谁就能欺负谁，其它国家对此都是无可奈何。 答：是啊，那一段时期也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际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最初是一门心思往西靠的，想的是加入欧盟和北约，完全融入西方社会。你们过去攻击我不民主，现在我的政治制度变的与你们一样了，你们理所当然的应该接纳我，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当时许多观察家都判断，俄罗斯的想法完全是一厢情愿。且不说几十年敌对的冷战记忆不会轻易得从人们的内心中抹去，也不说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单就一些大国的现实利益来讲，西方国家也不会接纳俄罗斯入伙。因为俄罗斯太大了，你如果加入欧盟，欧盟是像过去那样听法国和德国的，还是听你俄罗斯的？如果是听法国和德国的，俄罗斯不愿意；如果是听你俄罗斯的，法国和德国不愿意，试想一下，有哪个国家愿意将自己经营多年的组织的领导权拱手让人呢？北约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军事力量方面，俄罗斯是世界上惟一有能力与美国叫板的国家，如果俄罗斯加入北约，那美国的位置往哪里摆？况且北约的存在主要就是针对俄罗斯的，如果连俄罗斯都加入了，那北约组织本身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西方国家是不会因为俄罗斯的转向而根本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的。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印证了人们的判断，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一些国内问题依然是指手画脚，答应给予俄罗斯的经济援助迟迟不能兑现，尤为严重的是，欧盟和北约在事实上排除了俄罗斯加入的可能性的同时，却又一个前脚一个后脚的向东扩展，一步一步地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这显然会使得仍然抱有“超级大国情结”的俄罗斯难以接受。对此，俄罗斯开始时的反应是暴跳如雷，说一些口气很大的话，做一些超越常规的事，结果西方国家仍然是我行我素。最后俄罗斯终于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力衰弱了，已经不再是昔日的超级大国了，干生气是没有用的。于是俄罗斯的脑筋就开始转弯了，我不与你们针尖对麦芒似的干了，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斗争的时候斗争，或者是口头上合作、行动上斗争，明面上合作、暗地里斗争，这样效果反而比过去更好，当然这也是俄罗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问：中国的情况和俄罗斯不同，没有超级大国的包袱。 答：和俄罗斯外交的大幅摇摆相比，中国的外交就显得成熟、稳重多了，这一点是需要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那10多年时间里，直接针对中国的事情也不少啊。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美国，因为欧盟在地理位置上离中国比较远，在东亚地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利益。那一段时期，中美之间一直是麻烦不断，小的磕磕碰碰就不用说了，光大的波折就先后有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和台海危机、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等，你想想这些事情中有哪一件不是由美国主动找茬引起，最后在中国的宽容和忍耐之下收场的。如果只是一件件孤零零的事件可能还不算什么，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更是直接了当得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把中美关系推到了进行战略对抗的危险边缘。当时，作为弱势一方的中国是怎么反应的？是派出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赴美访问，向美国当面陈述中国政府的立场，要知道，这次访问是通过“自我邀请”的方式去的，可见当时中国的处境之难。针对那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作为亲历者的钱其琛在2002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在中美关系得到发展和改善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当中美关系遭遇曲折、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我们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我们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苏轼在《留侯论》里边有这样一番议论，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也就是说，不要碰到一点挑衅就气愤得不得了，就头脑发热要“挺身而斗”，这其实“不足为勇”。真正勇敢的人会冷静观察、仔细考虑，因为我们“所挟持者甚大”，我们的志向很高远。苏轼赞颂的是西汉的张良，而我们当然应该比两千年前的政治家有更多的智慧。 问：欧盟、俄罗斯、中国都不出声，那时的美国真是霸道啊！虽然从表面上看，世界秩序是由美国和联合国共同维持，但那时联合国的地位还跟不上现在。比如，在1996年底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当时安理会的投票结果是14票对1票，然而就是美国的这一张反对票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加利只能黯然离任，打破了联合国秘书长在正常情况下都能连任一届的惯例。 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体验，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一旦走上了某一条道路，就会一门心思得往前走，不撞到南墙上不知道回头。比如，一个贪污犯，只要他有了第一次的贪污行为，就会紧接着有第二次、第三次，越贪污脑袋瓜子越热，越贪污胃口越大，越贪污越觉得钱不够花，不到东窗事发不知道收手。外人一般都会觉得奇怪，你贪污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差不多就得了，但贪污犯可不会这么想。国家的道理与此大体类似，当一个国家的霸道变成了习惯时，它就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对自己都没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忘记了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忘记了其它国家的存在，忘记了国际社会究竟能够容忍自己到什么程度。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断扩张的倾向终于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遭遇了强烈的反弹，它可能没有想到，像法国、德国这样的传统盟国会自始至终激烈地反对这场战争；它可能更没有想到，不但俄罗斯、中国选择和法国、德国站在一起，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中小国家也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反战立场，以至于美国在自己领导的北约内部都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都得不到让自己脸上勉强挂得住的赞成票数。当然，最后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又遭遇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逼得美国不得不“厚着脸皮”重新求助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再加上美国在伊拉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其后的虐囚行为的曝光，使得美国在世界上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问：你是不是说美国的单极化时代就此终结了？ 答：我觉得可以这么认为。如果美国不是一意孤行，借反对恐怖主义之名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单极化时代本来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却把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这些本属于不同阵营的国家逼到了一起，开创了一个世界多个强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美国的先例。这个先例一开，世界的格局也就变了，从单极化向多极化时代的过渡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才会把这次世界上的多个强国联手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行为比作“建立多极世界的第一块砖”。 问：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过渡？或者说，世界实现多极化的标志是什么？ 答：当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的影响力能够和美国大致相当的时候，就可以认为世界实现了多极化。至于时间，保守一点的估计，最起码在这个21世纪内应该能够完成向多极化格局的过渡。讨论到这里，就应该好好地解释一下了，在目前的时代条件下，“极”究竟是什么意思？多极化中的“极”又具体包括哪些国家？ 问：是啊，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答：所谓“极”，就是对世界事务有广泛影响力的力量中心，这个力量中心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指像欧盟这样的国家集团。在这里，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统一地称为国家。从目前世界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大凡能够成为“极”的国家往往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必须足够的大，人口必须足够的多，自然和地理条件必须足够的好，也就是说必须是一个大国的“坯子”，有一个大国的“骨架”，可以“撑”的起来；其次，这个国家的实力必须足够的强，这里的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看得见的实力，而且也包括制度和文化的吸引力等看不见的实力；再次，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必须具有独立性，不能依附于人，当然也要注意在国际社会伸张正义，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 综合上面的这几种因素，如果不出特别大的意外，在未来的多极化格局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依影响力的大小应该可以划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和欧盟；第二梯队的国家是俄罗斯、印度和巴西。 问：依据呢？ 答：在这里，我们只能做个大致的说明。首先，这六个国家都具有成为“极”国家的天赋条件。论国土面积，在这六个国家中面积最小的印度也有328万平方公里；论人口，在这六个国家中现在人口最少的俄罗斯也有1.5亿人；论地理位置，印度处于南亚的中心，美国、巴西分处北美洲、南美洲的中心，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扩大后的欧盟可能要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中国也是幅员广阔，除了与西亚国家有一段距离外，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都接壤。 其次，这六个国家都具有成为“极”国家的实力。美国就不用说了，它的实力现在就很强。对其它国家来说，都是具有潜在的实力：欧盟的经济实力现在就已经超过美国了，以后主要就是一个内部整合的问题；俄罗斯已经克服了因苏联解体给它带来的一连串的阵痛，重新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中国、印度和巴西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上升的阶段，经济的高增长应该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发展的空间和余地都很大。 再次，这六个国家都具有成为“极”国家的强烈意识。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希望能够长期维持自己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欧盟国家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们才因为实力的下降而被迫处于依附的地位，现在它们的联合自强显然是想重现昔日的辉煌；俄罗斯是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重做超级大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割舍不掉的情结；印度自20世纪40年代独立伊始，就不想“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而是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这种信念即使在冷战期间也没有发生过动摇；巴西很早以前就坚信，自己“拥有在世界强国之列中谋取一席之地的所有条件”，因而“必将成为世界上经济、政治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这些年来一直是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寐以求的理想。 最后就是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又把这六个国家划分为两个梯队。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虽然都具有成为“极”国家的意愿和能力，但与美国、中国和欧盟比起来还是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和不足。俄罗斯的国土固然辽阔，但其亚洲部分地广人稀，国家的重心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它的欧洲部分，包括全国约四分之三的工业和人口，以及像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从外部来说就是它的战略空间已经被欧盟和北约压缩殆尽；印度的人口固然众多，但它的国土面积只有美国和中国的1/3，而且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个南亚国家；巴西的人口比较少，在语言方面与周边国家迥异，而且它地处美洲，传统上属于美国的“后院”，其影响力的发挥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美国的强有力的压制。 问：为什么没有包括日本？日本现在都算得上是一个强国，在“一超多强”格局中有它的一个位置。 答：日本现在虽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多个领域远远地领先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但它的国土面积只有区区37万平方公里，1亿2千万的人口数量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其承载能力的极限，这样的硬件条件就决定了它是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后劲”的。从地理位置上讲，日本只是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国，由于诸多原因与其它亚洲国家也缺乏亲近感，加之二战之后的日本一直把与美国的结盟作为其立国之本，它的一切外交努力，包括追求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内，都是以此为出发点，从根子上就缺乏一个强国应有的独立性，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一极呢？ 可能有人还会问，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现在都属于发达国家，它们与日本的情况不同，为什么也不能在未来世界的多极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呢？确实，这两个国家的地域都很辽阔，加拿大99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名列世界第二，澳大利亚76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名列世界第六，问题是加拿大广袤的北部地区地处高纬，冬季寒冷漫长，人迹罕至，而澳大利亚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区就占到了全国的1/3以上，所以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都很少，都是只有二三千万人。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两个国家也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加拿大离美国太近，被美国完全“堵”在了北美洲的北部；而澳大利亚呢，它地处遥远的大洋洲，远离世界政治的中心地带。 另外，在未来世界的多极化格局中，也没有非洲的位置。这是因为，非洲虽然从陆地面积上讲是仅次于亚洲的世界第二大洲，但它却被50多个国家所分割，其中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资格和条件，更不用说许多非洲国家底子薄、政府治理能力有限以及自然条件恶劣等问题了。 问：许多中小国家都不喜欢“极”的概念，认为不论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都是大国之间的游戏，都是支配世界的不同方案，区别仅仅在于支配国家的数量不同，所以它们对多极化也不作特别正面的理解。 答：这种认识恐怕有些偏差。“极”从本质上讲，确实是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在一个国家内部，虽然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大小、强弱、贫富等方面的差别，但没有听说区分为多少极的。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只要无政府状态还存在一天，只要不同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差别，就必然会区分为不同的极，这是不以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国际社会的这种现实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的情况下，相对于中小国家而言，是单极化好还是多极化好？肯定是多极化好，多极化有利于改善中小国家的处境。 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一下我们都熟悉的单位的情况就知道了。在一个单位内部，作为下属，你是希望单位有一个领导还是多个领导？当然是希望有多个领导。因为在单位只有一个领导时，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一旦他对你产生“看法”了，就往往意味着你在这个单位没法呆下去了，因为领导给下属找麻烦是很容易的，如果他总是给你“小鞋”穿，你连个评理和讲话的地方都没有。在单位有多个领导时，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回旋的余地，因为这个领导不待见你，你还可以去找其它的领导，不可能处处都碰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道理与此大体相似，在世界只有美国一家说了算的时候，它说你是“邪恶轴心”你就是“邪恶轴心”，它说你是“流氓国家”你就是“流氓国家”，它说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就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到哪里讨个公道的说法去，没有地方去。当世界的多极化格局出现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不同的“极”国家之间有一个制衡，这一制衡往往就能制衡出“正义”来，最起码不会像单极化世界时那么“偏”。所以，对于中小国家来说，多极化当然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问：多极化会相应地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发言权，所以美国不会喜欢。 答：这也是事实，美国一直是反对世界的多极化，一些国家出于对美国的担心也不愿意公开地主张世界的多极化，但多极化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就是想阻挡也阻挡不了，对此美国自己心里也明白。但是，有一点还是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那就是在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最突出、最直接、最复杂，万一弄不好就会搞得两败俱伤，进而殃及整个世界。这是因为，在未来世界的多极化格局中，虽然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都能构成世界的一极，但它们毕竟处于第二梯队，与美国发生矛盾时不会那么扎眼，而处于第一梯队的欧盟是美国长期的盟友，它们之间的矛盾即便再激烈也不至于失控。惟独中国，既处于多极化格局中的第一梯队，又与美国没有传统上的友好关系，还存在台湾问题这一潜在的冲突引爆点，所以两国出现全面对抗局面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就需要中美双方都能够从战略和长远的高度来看待与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充分地照顾到彼此的合理关切，理性地解决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尤其是要注意千万不能去挑战对方能够容忍的极限，以保证两国关系能够始终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问：两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个“度”。 答：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克林顿政府执政的时候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叫法上看比较亲密，实际上有点名不副实。到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的时候又把中国公开地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又有些过了。你凭什么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人家又没有主动招惹你，而且除了在台湾问题上比较较真外，在其它方面还经常让着你，难道就是因为人家发展得比较快，可能会影响到你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这个理由摆不到桌面上，也很难得到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认同，而得不到其它国家的支持和配合，美国就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全面地遏制中国，这样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又变成了“建设性合作关系”，这比较符合实际，现在两国之间高层往来频繁，有人评价这只是说明两国关系“重要”，但不是“亲密”，很对，就是这种效果。 问：你认为现在中美关系已经步入了平稳的发展轨道了吗？ 答：只能说是比过去务实了，要说平稳好像还谈不上。要知道，如何处理好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但中国人头疼，美国人也照样头疼。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刚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中国就是一个弱国，并且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是弱国，美国有与作为弱国的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但没有与作为强国的中国打交道的经验，而现在的中国正在迅速地崛起，如何与这样的一个在制度、文化等方面与自己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国家打交道，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任何先例和经验可循，有人甚至说这是国际关系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所以美国在有些事情上也是有些犯难，举棋不定，搞不清楚该怎么办，就像美国的一位高官所说的那样：“如果今天就以敌人的姿态来对待中国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出错；但是假如对于中国决定选择走上与我们对抗之路没有充分准备的话，我们同样会犯下严重错误。”换句话说就是要“两头堵”，在做出希望中国能够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姿态的同时，也做好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 中国怎么办？和美国一样，也是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要做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最坏的打算，虽然说中美两国从主观上说都不愿意发生冲突，但谁也无法保证两国之间就肯定不会发生冲突，世事难料，做好最坏的打算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以免到日后真的较劲的时候把自己弄得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就是要尽最大限度向好的方向努力，在这个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不但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在未来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美国和中国都不太可能放弃对对方的戒备和防范心理，但两国要理性地发展关系的愿望还是清晰可见的，所以，只要不出特别大的意外，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漫长而痛苦的磨合期还是应该能够平安、顺利地度过。 问：最近这几年中国提出要和平崛起，这个提法虽然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效，但主要针对的恐怕还是美国。如果中国能在这个很好的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完整、系统的论述，说明和平崛起不仅仅是自己的口头承诺，也不仅仅是自己的高风格、高姿态，而是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那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就会更具有说服力，更能让大家感受到自己的诚意，这样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概率也会相应地变小。 答：对，是应该勾画出一个中国和平崛起的“路线图”，说明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以及崛起之后究竟要做些什么，让国际社会心里都有个谱，这对于更好地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肯定大有益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谈到中国未来外交的整体规划时，还要进行详细的讨论。 3 问：那现在就说说最后一个大问题吧，中国的崛起同时还是近500年来整个东西方关系的转折点。 答：其实，这一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在未来世界的多极化格局中，很可能会出现六个“极”国家——属于第一梯队的美国、中国和欧盟，属于第二梯队的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其中，美国、巴西地处美洲，中国、印度地处亚洲，欧盟、俄罗斯地处欧洲，恰好是同一地域的两个国家组成一组，三组国家之间呈三足鼎立、三分天下之势。如果按照人们通常的划分方法，把亚洲称为东方，把欧洲、美洲称为西方，这就是一个东西方平分秋色的局面。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平分秋色，你想想，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东西两半球会合以来，世界出现过这种局面吗？没有，在这5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世界从来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而东方国家呢，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只是充当它们侵略和殖民的对象。拿中国来说，16世纪的霸主国家葡萄牙攫取了澳门，17世纪的霸主国家荷兰侵占了台湾，18世纪和19世纪的霸主国家英国则直接发动了导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鸦片战争。在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把中国变成百分之百的殖民地，并不是说它们有多么仁慈，而只是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没有能力独吞，加之晚清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但毕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调动资源，与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对抗和周旋的能力。其它东方国家与中国的情况大体类似，它们在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之后，大多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比如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等等。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得以根本改变，但是东方国家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自己的弱势地位，直至今日，有的国家的“尾巴”还攥在西方国家手里，有的国家的领土上还驻有西方国家的军队，有的国家还希望由西方国家来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这说明东方国家由于地缘政治、历史传统、相互之间缺乏信任等原因，仍然没有能力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还在依附于西方国家。 问：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东方国家的这种状况应该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答：东方国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其中西亚国家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西方，国家政治活动的重心也在西方，好像除了在召开亚运会时还能让人们忽然想起它们是亚洲国家之外，在平常几乎看不出它们的亚洲身份；中亚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密切；南亚的几个中小国家和印度都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一下东亚。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东亚地区的政治板块应该会出现三大变化：一是台湾和大陆实现中国的国家统一；二是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国家的转向；三是日本在长时间的“脱亚”之后，再次完成向亚洲的回归。 问：先说说台湾问题吧，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家务事”。 答：台湾位于环绕中国东部的第一岛链的中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东西方向上说，向东它可以作为中国进出太平洋的前沿基地，向西它可以作为中国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前沿屏障；从南北方向上说，向北它是东北亚国家进出印度洋、中东和欧洲必经的咽喉要地，向南它把守着中国南海的北大门，对南海的制海权和南海诸岛的保护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台湾问题确实是中国人自己的“家务事”，但是由于美国横插了一杠子，现在变成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的事。毋庸讳言，这些年台湾问题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牵涉了中国太多的精力，耗费了中国太多的资源，甚至简直成了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一块“心病”。但就像任何事情都有其正反两面一样，台湾问题也不是一点正面作用也没有，这种正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中国国力的平衡发展。在目前的国际竞争条件下，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必须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美国卷入台湾事务，使得中国在发展军事力量时有了一个明确的参考坐标，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不断壮大的军备的疑虑和担心，减小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阻力。 再次，有利于树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形象。要让世界上的其它国家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要构建出一套完整和系统的理论、让国际社会有所准备之外，最好还是通过行动切切实实的向世界证明，而台湾问题应该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2005年3月大陆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部战争的法律，实际上它是为日后海峡两岸的持久和平乃至最后统一奠基的法律，意义极其重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这部法律通过之后，两岸关系非但没有变得更加紧张，反而是迅速地缓和，并且紧接着就有了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大陆之行。也许人们都还记得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专门拿出以“中国的世纪”来做封面报道的美国《新闻周刊》的情景，以及连战在拜谒完南京中山陵之后说的那几句话：“非常期盼大家无论是在哪里，都能够本着一个和平的、奋斗的心情，来让我们抓住这个时代，让台湾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让大陆快速地成长”，以便在21世纪“真正地做一个扬眉吐气的中华民族”。以上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台海和平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有了这种良好的愿望和梦想，最后中国和平统一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问：只有“家务事”先处理好了，才会有资格和条件进一步处理自己“家门口”的事，像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国家的问题。 答：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格局是冷战时代的产物，现在冷战虽然已经结束十多年了，但冷战的遗产仍然存在，美国在韩国的土地上还拥有驻军。人们普遍认为，现在朝鲜半岛是东亚除台湾海峡之外的另一个热点地区，形势比较严峻。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与朝鲜半岛国家国内的政策选择有关系，但与外部国际环境的恶劣同样关系甚大。想想看，像朝鲜这样一个豆点大小的国家，反反复复受到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敲打和刁难，想与人家建交人家不同意，反而要把军队部署在你的眼皮底下，昨天说你是“流氓国家”，今天又说你是“邪恶轴心”、“暴政前哨”，而且还时不时地说要颠覆你的政权。在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其它国家都不能给予朝鲜有效的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朝鲜能怎么办？所以，朝鲜要发展核武器以求“自保”也并不完全是无事生非。当然，朝鲜半岛的这种严峻局面如果长期地持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像朝核问题这样的急迫的安全问题处理好，然后建立一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了解，避免无谓的敌视和对抗；在此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区域合作，让朝鲜走出目前的孤立和封闭状态，全方位地融入国际社会；最后，就是当条件成熟时，实现朝鲜和韩国的自主统一，同时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半岛。 东南亚国家都是一些中小国家，但是由于这些年来中国、日本等国家的缺位，使得东南亚国家有了展现自己能量的机会和舞台，成了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对话的主导性力量。既然是由东南亚国家主导，那它们就不但要把属于本区域的中国、日本、韩国拉进来，而且要把南亚的印度、南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进来，甚至还要把美国、欧盟、俄罗斯都拉进来。在如今东南亚国家的安全都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本区域之外的国家的情况下，它们的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缘因素势必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东南亚国家也必然会因此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将对外政策的天平更多的向亚洲国家倾斜。 问：那日本的情况呢？ 答：日本这个民族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对成功者高看一眼，对失败者低看一眼，这是人之常情，恐怕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如此。日本与其它民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把这个逻辑推到了极限，以至于达到了用成败标准去衡量事情的是非曲直的地步。日本这些年来为什么会紧紧地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跑，就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它被美国打败过，对美国打心眼里服气。服气到什么程度呢？服气到美国干有理的事的时候追随，干没理的事的时候也追随；服气到美国在前面打仗，日本在后面买单，或者帮着收拾战后的烂摊子；服气到处处都要看美国的脸色，甚至不敢放心大胆地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服气到连想成为“正常国家”这样的事情都要依赖美国，而不知道这样下去只能是越来越不“正常”；服气到有能力按照美国的要求往海外派驻军队，却没有能力独自解决自己国家的安全问题。也许人们都会觉得奇怪，日本作为世界上的第二经济大国，每年有那么高额的军费预算，为什么连起码的国家安全问题都要依赖美国的驻军，依赖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依赖不断深化的美日军事同盟，而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呢？实际上，日本不是没有能力解决，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可以由自己去解决，或者说是美国不允许自己去解决。 反过来也是一样，日本这些年来为什么总是和周边国家闹别扭，就是因为这些国家都被它打败和侵略过，在19世纪中后期和二战之后的国家发展方面两度超过这些国家，所以它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国家，轻视这些国家。轻视到什么程度呢？轻视到羞于与这些国家为伍，以至于直到今天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亚洲国家；轻视到一边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边又主动挑起与这些国家的事端；轻视到不肯承认过去对这些国家的侵略历史，不肯为过去对这些国家造成的伤害道歉，反而要一次又一次地去揭让这些国家感到痛苦的历史伤疤。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什么日本和德国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方面竟然存在着天壤之别？有人将其归因于日本的耻感文化，有人将其归因于日本的神道教信仰，也有人将其归因于美国，说美国在战后没有像清算德国那样对日本进行彻底的清算。实际上，这些解释可能都有道理，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哪怕日本的情况再特殊，该承认的事情要承认，该反省的事情要反省，该道歉的事情要道歉，这都是人之常情，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关键性的答案只有一个，日本认为这些国家都不值得自己按照常理去行事，在它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这些国家的位置。 日本以成败论英雄的民族特性也直接导致了它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脑筋转弯快，一旦它认为你强，它马上就会转到你这边，不像其它民族那样有很重的心理负担。19世纪中后期日本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迫打开大门后，它发现自己落伍了，于是很快就来了一个“脱亚入欧”。此后，当英国强大的时候它就与英国结盟，当德国强大的时候它就与德国结盟，当美国强大的时候它就与美国结盟。依此类推，在若干年后，当亚洲国家强大起来时，日本也肯定会抛弃美国，重新回归亚洲。 三、穿越“历史三峡”的隧道 要说目前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最复杂、最艰难、最关键的“收关”阶段，应该还是符合事实的。现在我们都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好像中国只是面临着改革和开放两项任务，其实不然，只要细分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发展（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政治发展（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政党新生（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和对外开放（从封闭国家向开放国家的转变）五项任务，“五维一体”，在五维空间中求稳定、求秩序、求平衡，其复杂和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要想罗列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容易，要想罗列中国存在的毛病也容易，无论是从好的方面看还是从坏的方面看都是一大堆，所以在对中国未来的前途作判断时，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大相径庭，怀有乐观心态的人就会说中国很有希望，怀有悲观心态的人就会说中国问题严重，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说“中国即将崩溃”。究竟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没有道理，如何进行分辨，那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心里是不是有数了。 印度尼西亚给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危险的事实，那就是在经济危机“突然”发生后，还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后续危机，包括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党危机、国家分裂危机等，也就是说是“五重危机的共振”。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经得起这种“共振”的折腾？印度尼西亚经不起，其它国家也都经不起。每个人都希望国家好，每个阶层都希望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往前发展，这没有问题。然而，就像一个人免不了会有个头疼脑热，甚至生场大病一样，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虽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没有情况时尽量避免情况的发生，有情况后尽量避免情况造成的危害，特别是致命的危害。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快速地增长，可能大家都变得有些麻木了，没有什么感觉了，以至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都没有了一个准确的认识，不知道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增长究竟掩盖了多少棘手的矛盾，规避了多少难以克服的困难。不错，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多，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呢？恐怕问题不是会变少、变轻，而只会更多、更严重。针对目前的中国社会，有人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像一筐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螃蟹，如果生拉硬扯，肯定会断胳膊断腿，但如果把这筐螃蟹放进水中，不用人们的拉扯，螃蟹自己就会互相松开。从现实来看，这个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水”就是经济增长。 对于《反分裂国家法》中提出的台湾独立的那三种可能情况，只是一个大致、笼统的说法，至于每一种可能情况下又包括哪些具体的问题，并没有明确地罗列出一个完整的清单。这样做的好处是灵活性强，不会出现因为规定过死而反遭束缚的现象，缺点是现实操作性比较差，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从而为台湾当局接着往前“拱”留下了余地。对此，大陆自己心里一定要有数，一定要注意把握好时机，把丑话说在前头，以便台湾当局稍有动作，或者露出动作的迹象，大陆就能及时作出必要的反应，避免事情的进一步恶化。 1 问：按照旅美史学大家唐德刚的说法，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继秦代的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之后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穿越“历史三峡”的旅程，在正常情况下大致需要历时200年，也就是自1840年开始，到2040年结束，你认同这种认识吗？ 答：这几年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比较流行，许多人都在引用。与唐德刚的结论类似，老资格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有四个“三十年”的提法，大致的意思是说，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到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是第一个三十年，这是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或称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三十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冬天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二个三十年，这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曲折前进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到2008年，是第三个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能够基本完成，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经济体制，然后在稳定下来的这个新经济体制下，更有序地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也会有可喜的进展，并获得了继续进展的牢固基础；从2009年开始再过三十年，也就是到2038年，中国完成政治和文化及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 实际上，无论是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还是于光远的四个“三十年”说，都有很大的历史巧合的成分在内，并没有绝对的必然性。中国走到今天不一定非要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和曲折，同理，中国是不是到2040年或2038年，就一定能够完成各项改革的任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也还在未定之天。但是，要说目前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最复杂、最艰难、最关键的“收关”阶段，应该还是符合事实的。 问：“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收尾工作做不好，前面多少代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答：要想做好谈何容易。现在我们都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好像中国只是面临着改革和开放两项任务，其实不然，只要细分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发展（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政治发展（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政党新生（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和对外开放（从封闭国家向开放国家的转变）五项任务，“五维一体”，在五维空间中求稳定、求秩序、求平衡，其复杂和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未完） -------------------------------------------------------------------------------------- 第二篇文章： 保障公民权利是大国崛起的基础 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 袁伟时 学者 张学军 2006年12月9日 星期六 央视播出的电视片《大国崛起》引起广泛反响，赞者如云，贬者也甚众。如何看待这部片子的价值，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受访时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对此片应整体肯定 张学军：袁先生好。看过《大国崛起》吗？ 袁伟时：我没有看电视，翻了一遍解说词。 张学军：我一直也没有看电视，后来看到许多赞誉有加的评论，仍然没有产生关注的兴趣。直到看到一篇激烈批判《大国崛起》的文章，反而引发了去了解它的兴趣。这篇批判文章是黎阳写的，题目是《岂有此理大国崛起》，措辞激烈。但我看了这个片子后，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袁伟时：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对这部片子整体应予肯定，它是一个好的电视片。片子采访了中外100多位研究有关历史的学者，是学术与媒体合作的产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大体说清了世界上那些大国的兴衰过程。 张学军：感觉这部片子对历史事实是比较尊重的，区别于那种肆意歪曲历史的做法。 袁伟时：它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对历史材料进行了还算恰当的取舍。通过对这些史实的叙述，把这些国家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衰败基本上讲清楚了。这对中国人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是有帮助的。 这部片子的总策划麦天枢说他们的创作意图是希望建立历史理性，一是让中国人懂得“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二是懂得妥协；三是了解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重要性。我想片子大体上达到了要求。 《大国崛起》的三个缺陷 张学军：任何一部作品肯定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从您学者的眼光来看，《大国崛起》这部片子有些什么不足之处呢？ 袁伟时：我对它不满意的地方，是有些问题谈得比较片面。 第一，片子讲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化必须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这样就要建立统一的国家，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光讲这一面是不够甚至是危险的。还有不可或缺的一面是地方民主自治。忽略了地方民主自治的重要性，必然走向专制，危害国家发展。连清末到英国考察宪政的大臣都知道：“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清末筹备立宪史料》第11页，中华书局）清末新政把推行地方自治列为预备立宪的基础工作之一。地方能够充分自治，正是一些国家能够兴盛起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西方一些国家从中世纪起，地方民主自治就是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重要制度；公民自由权利得到保护，他们创业的积极性才会高涨起来；这一点，对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实现地方民主自治，民主宪政才有基础；单纯强调集中，权力没有制衡，无法形成真正的现代国家。 第二，关于大国“领袖”的作用。“领袖”，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严格或准确说来应该用“政治家”这个概念。政治家是重要的，在同等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家的决策正确与否影响深远。在美国历史上，华盛顿本可以选择做国王，他有充分的民意支持，但是他没有那样选择，他选择了维护民主宪政，而且及时隐退。在制度选择上，政治家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政治家做出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选择？华盛顿之所以做出那样的选择，是和五月花号从欧洲带往美洲的宪政文明、自治文明分不开的。当时十三州是层层实行民主自治的。 张学军：就是说，看似个人选择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 袁伟时：对，政治家的选择往往体现了某种制度和文化的积淀。不能再有意无意为领袖崇拜开路。中国或外国，有关的教训太多了。领袖自己及其崇拜者都渴望仰视；政治家是公仆，不但与公民平等，而且必须谦卑，必须接受公民定期选择和随时随地的严格监督。 我对此片第三个不满意的方面，是片子有较强烈的“富国强兵”的味道。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要实现国强民富，后面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没有正确的制度做保障，光从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上努力，可能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侵略、掠夺别国，屡见不鲜。片子对这个问题强调得很不够。其实所谓九个大国中，三分之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1．日本。片子强调它通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了，却对于其制度当中的严重缺陷缺乏深刻的揭露——有宪法没有宪政；军队不属内阁管理，元老干政，国家的大政方针由天皇御前会议决定；推行忠君爱国的儒家道德；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成了通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基础。不少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特别是中国受害很深。 2.德国。片子集中展示了德国统一的过程，但是它在统一之后没有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这是希特勒、纳粹能够崛起的深层原因，片子对此缺乏深入分析。 3.俄国。从彼得大帝改革到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体制，都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彼得大帝及其继承人把东正教变为自己恭顺的奴仆，建立起一个专制的大帝国，始终不能成为领导历史潮流的一流强国。片子歌颂斯大林时期经济、军事力量的飞速发展，没有指出这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苏联只有74年的寿命不是偶然的。那里没有民主宪政，公民的自由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最终给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一夜之间就垮掉了。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片子却回避了。 4． 法国花了70多年才巩固了民主、共和制度。 5．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才民主化的。 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恰恰在这个地方回避掉了。这是这部片子最严重的弱点。 张学军：您对《大国崛起》上述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但是我想，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如果制作者试图向民众传达某种思想，他们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袁伟时：他们确实不容易，应该理解和体谅。所以我一开头就说，这个片子应该总体肯定。挑毛病旨在打补丁。 张学军：据介绍，此片创作的背景是2003年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那次的主题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发展经验；大致也是在那个时候，郑必坚正宣传其“和平崛起”理论，此片显然是受此启发而作。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片子可谓一件主旋律产品。 袁伟时：应该确立一个观念：除了党委和政府自己制作的宣传品，其他的东西都不代表官方。这个界限不划清，创作自由就会落空。因此这部片子不能说是代表官方立场。不过，能够在央视播出来，表明它与主旋律不是背道而驰的。 张学军：但是“和平崛起”理论后来在国际上反响不好，比如李光耀就认为：你崛起了，就意味着别人比你矮一头了，那么人家就面临威胁了。所以这一理论无意中助长了早已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因此，后来很长时间，“和平崛起”论销声匿迹了。而此片历经三年制作之后播出，表明中国继续怀抱不灭的大国梦。 比《河殇》差了一大截 张学军：很多人把《大国崛起》与《河殇》类比，无论是赞扬它的或者批判它的。您如何比较这两个片子？ 袁伟时：《大国崛起》比《河殇》差了一大截。《河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追寻历史和文化根源很深。尽管如此，《大国崛起》还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素材。在这个片子里出镜的，大都是对历史真正有研究的学者。 张学军：虽然《大国崛起》所论都是中国之外的国家，而且似乎刻意避免涉及中国，但是正如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所说，此片的意图就在于为中国崛起提供借鉴。现在撇开这部片子，单论中国有无必要崛起？如有必要，那么有无可能崛起？如有可能，那么将会以什么方式崛起？ 袁伟时：中国经过许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国力今非昔比。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国内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自由是一条重要经验。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就是因为扩大了经济自由；如果没有这一条，经济发展就会落空。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是从农村搞起的，然后转向城市。中国要进一步崛起，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人类在前进，现在已经不是殖民时代，世界各国实现共赢是可能的。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存在各国发展快慢不同的对比态势，世界格局将随之逐步调整，彼此互相适应要有一个过程。各国发展的快慢，决定于谁的制度更具先进性。比如印度常被用来作为民主国家发展不好的例子，印度执政的国大党推行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垄断之下，贪腐盛行，市场经济和权力相结合的结果是国家发展受损，直到90年代初才惊醒，改革推动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当今世界范围的竞争，对各国来说是有好处的，竞争的效果暴露了不同国家内部制度的弊端大小和改革的进程快慢。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改革进行到今天，政治改革变得十分迫切。在制度改革和建设上，我们现在也无须要求更多，只要能够切实履行我们对于国际社会的那些承诺就好：经济上遵守WTO的规则，政治上遵守我们签了字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比如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按照这些标准来改革，就是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康庄大道。 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张学军：电视是重要的传播媒体，学术与电视合作会有利于思想的广泛传播。《河殇》曾经影响了一代大学生，至今仍常常被提起。《大国崛起》这个片子应该也能起到一些思想启蒙的作用。 袁伟时：知识分子是生产思想的，而思想的影响往往是长远的。过去梁启超、鲁迅力主改造国民性，后来有些人似乎没有全面理解他们的主张的内涵，从而反对他们的主张。其实，所谓国民性不过是当时的主流思想文化状态；所谓改造国民性无非是推动思想文化变革，不是洪水猛兽。如果改造国民性是强迫进行的，那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先驱们提出的是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去除那种深入骨髓的奴隶意识，这是知识分子应当自觉担当的历史责任。现在没有必要再提改造国民性的口号，可是应该理解先驱们的苦心和历史功勋。 我赞成努力推动思想文化变革，坚持启蒙，开民智，特别是开官智。官员是国民的一部分，开官智与开民智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毛泽东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其实更重要的是教育官员。传统的和新兴的传媒，大学和其他教育、研究机构，有责任有义务推动思想的更新和传播。《大国崛起》所以值得称许，就在于体现了传媒和学者牵手，致力于观念更新。 张学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有一种现象，一些人热衷走上层路线，好为“帝王师”，大概还在沿袭过去康有为的思路。您如何看待他们？ 袁伟时：向政府官员直至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建议或批评，这是公民权利，无可厚非。关键在于，他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姿态去提呢，还是以恭顺的姿态去讨好权力。这两种姿态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 阅读资料： 东德人民宫的倒掉 实习研究员 孙伟 2007年12月 德国人一向正视历史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也屡受质询。 三十年的寿命对于一栋建筑来说真的不算太长，更何况是一栋倾全国之力打造的精品建筑。可前东德人民宫的命运偏就如此多舛——在它短短的三十年中，前半生是炙手可热的国际名楼，不少风云会际曾在此上演；后半生则被开膛剖肚，荒置不理，成为柏林苍穹下矗立的幽魂。 人民宫位于柏林的心脏地带，紧邻菩提树下大街，与洪堡大学仅一桥之隔。2006 年11 月，这里轰鸣的机器声逐渐消弱，已经进行了一年的拆除工作暂时停了下来，行人们则得以驻足，投以几分或怜惜或留恋的目光。这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象征性建筑此时已经只剩得巨大而残破的黑色钢架，披满尘土暴露在北风中，仿佛荒原上巨兽死亡许久后留下仍然支张着的胸腔骨架。 拆除工作的暂停是因为资金的紧张。原计划的1200 万欧元远远难敷其用，2007 年复活节的完成期限也被无限后延。1200 万欧元这个数目用于拆楼，原建筑的规模可见一斑。人民宫正式名称为共和国宫，是民德人民议会的最高会议场所，于1976 年在二战中被炸毁的王城宫邸的基础上建成。在经济极为紧张的当时，昂纳克为此暂停了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城市的重建工作，筹集近8000 万民德马克，耗时三年，终于使之落成。这个庞大的钢铁玻璃盒子实现了30 年代柯布西耶等理想主义者在苏联未能实现的梦想，成为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议会建筑的样板。但柏林人民宫比其它所有议会大厦都更具生命：它不仅拥有最高会议的千人大厅，同时还有一处保龄球场，一个大型剧院，数家特色餐厅和舞厅，它先进的暖通设备甚至可以使大厅里的樱桃树在冬季鲜花绽放。如此种种决不如同我们所想象，为昂纳克和同志们所独有，建筑在落成的第三天就对所有民众开放，任人享用，短短14 年间访者竟达6000 万人次，数倍于民德全国人口。人民宫的昵称也由此而来。 89 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在这座建筑的大厅里，一支东德的摇滚乐队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音乐会在22 点结束；此后两小时，柏林墙倒塌。大厅里仍在拆卸灯光的工人们不知道，这已经是人民宫的最后一场演出。而从这一天到2005 年推土机轧进观众席，中间又隔了整整16 年。 这16 年里人民宫的大门一直紧闭，但却一直没有一个与之匹配的理由。唯一的解释就是1990 年民德议会在统一前数日作出的一个匆忙说明。当时的民德议会已经形同虚设，但仍在最后的日子里坚持组织专家对人民宫做了一次空气测量，测量结果是建筑内部每立方米空气石棉纤维含量达到80 根。由此，人民宫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一大隐患，并从此永远关上了大门。实际上有心者只要一查，就可以发现德国工业标准规定空气中石棉纤维危险含量为500 根每立方，而柏林市府对公众场合的空气石棉含量上限要求也仅为150 根每立方。但没有异议，没有怀疑，90 年代的德国建筑界选择了沉默。 同时在这16 年里德国政府又花费和当年建设费用相当的8000 万马克，对其进行“修缮”。“修缮”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内部装修被清理一空，只余留钢架玻璃外皮和混凝土内墙。本应刚刚进入黄金期的人民宫被折腾得有如久病不愈。2002 年由基民盟以“老旧不堪，妨碍市容”提出拆除动议，德国议会多数通过。 此时的德国议会已经从波恩搬进了离人民宫不远的帝国议会大楼。对于大部分议员来说，一座城市里绝不可能同时有两座国家议会建筑，更何况是“社会主义耻辱之代表”建筑。但所有人心知肚明并不代表可以公之与众。如果承认这水火不容，也就意味着公开全盘否定民德历史，而对东德1700 万走过这50 年的人们，这不会是个太受欢迎的理由。 德国议会于是决定把焦点聚集在拆除之后。6 亿欧元的预算被拨出，用于在拆除人民宫之后重建毁于二战的王城宫邸，“恢复古都面貌”。但古都面貌亦无法照搬，二战前的老城堡在今天绝无法适应大型公众建筑使用要求，因此议会提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保留人民宫之前此处宫邸城堡的外立面，内部则必须是全新21 世纪的大学兼德国最大博物馆兼剧院——这一要求公布3 年，仍无人应战。即便这博物馆设计真能问世，又从何处去购得这堪比卢浮的庞大馆藏，又将花费多少公帑…… 迄今由拆除人民宫引发的费用已逾亿欧元，未来还将以数十倍计。种种痛处，只有德国政府咬牙忍受，人民宫的拆除已经被人称为“昂纳克的报复”。更有国外评论指出：德国人一向正视历史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也屡受质询，人们去柏林，希望看到的不是帝国的巴黎或重建的伦敦，而是柏林墙下重新握手的城市，失去人民宫，德国失去了自省的证明。 （原载《纵横周刊》(FAR & WIDE JOURNAL) No.41 2006 年12 月04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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