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文章：田飛龍：《评纪坡民先生的讲话》

第三篇文章：纪平平：《宪政与立国之本》读后感

 中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宪政与立国之本》：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 以革命的名义背叛革命

楊連旭

2007年5月17日

 　　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种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成灾！什么“人民社会主义”、“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风起云涌、目不暇接。这引起了反对派的警觉，给予了迎头痛击。

　　一场论争好不热闹！可观战至今，深感双方不得要领，我老人家不得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双方指点一番。最看不惯的是，现在反对派依赖着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呢！从南到北，左一个座谈会、右一个讨论会，可是把修正主义者们给搞得声名狼藉。

 　　要说，这些修正主义者们倒也老实，在人声鼎沸的痛斥声讨声中，却个个装聋作哑、哑口无言了。但不知这是不屑一顾呢，还是理屈词穷了呢？据我老人家看来，必定不是不屑一顾。因为任何一位理论者都企盼自己的理论能为社会所接受，有人攻击必定反击。当年的达尔文面对反对派，唯恐独立难支，还特地向赫胥黎求援呢！那么，是这些修正主义者们被反对派击中命门要害、一蹶不振了吗？那倒也未必。因为反对派的痛斥声讨多是引经据典，修正主义理论却是注重现实！

 　　以俺之见，这些修正主义者们，有的本不过是逢场作戏、即兴应景，提出个理论以显不凡，本也不是深思熟虑，一遇指责自然一时也就无可辩驳；有些修正主义则不然，他们是心怀鬼胎、深思熟虑、有着“小不忍则乱大谋”胸怀呢！他们自以为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引经据典修正的社会主义理论，本来就是如“巴山轮事件”蒙骗赵紫阳那样蒙骗决策层的、是经不住专业人士的引经据典考证的！所以，只要能抛出来，让决策层看到，再在小范围内游说，蒙住决策层就好，那时再反击也不迟、反倒能收获毛主席关于“稳、准、狠”的奇效。

 　　可若是现在就反击反对派反倒会露出破绽、越描越黑，毁了大计。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这些修正主义理论还是很有些说服力的，不仅有可能说服决策层，而且还可能颇得人心呢！

（一）

 　　目前这股子修正主义思潮，不仅选在临近中共十七大出笼、显然是在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争取获得中共十七大后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还都是在以人民的名义说事、以革命的名义行事，乍听起来还又都说的实在呢。不信，请看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和相关报道：

一、关于“普遍幸福社会主义”。

 　　王占阳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提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实际就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由此，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徐景安教授（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指出，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最直白、简单、明了的解释。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

二、关于“人民社会主义”。

 　　高尚全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民的即公众的社会主义，简而言之也可以说是人民社会主义。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并不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人民社会主义有五个特征，即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华文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社会主义。从政策取向上看，人民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从根本目标看，人民社会主义又是给人民带来福祉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是为老百姓所喜欢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

三、关于“宪政社会主义”。

 　　江平教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认为，探讨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这就是制度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一个社会制度最终还是靠人民来选择。如果制度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更多的财富，那么人民就会拥护这个制度；如果制度不能为人民带来利益和财富乃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财富，他们就抛弃。如果一个制度长期不被人们接受，那么必然要改革，不改革只有失败。
> 　　在《我们应当坚持宪政的社会主义》中，江平强调：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如果能够满足人民的这些需求——各种方面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民事权利以及其他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我想这种制度人民肯定会拥护。

四、关于“公正市场社会主义”。

 　　吴敬琏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

 　　正本清源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并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

（二）

 　　除了上述四个新发明的修正社会主义理论之外，还有两个老牌的修正社会主义理论：

五、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强调：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谢韬指出：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

 　　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谢韬指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

 　　谢韬指出：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六、关于“恢复新民主主义”。

　　杨启先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指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模式，这就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对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哪一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比较科学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两者都各有科学和不那么科学的成份，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权威而公认的结论。这就证明，瑞典模式的调整，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与比较科学、比较成功的；而苏联模式的调整，是不够科学和不那么成功的。

 　　杨启先认为，我们应当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既不同于以国有制为主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以私有制为主的瑞典模式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并较好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那么，中国式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的呢？杨启先没说，可能是他还没想好呢。不过纪坡民先生略胜一筹，他想好了。

 　　在《乌有之乡》“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中，纪坡民先生认为，党的理论应当回到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上来，党的路线应当回到七大路线，宪法应当回到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即《共同纲领》。这是三个一脉相承的执政体系。

 　　纪坡民先生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是革命的理论，而且是革命成功以后建设国家的理论，宪政的理论。我们今天虽然在大体上可以“告别革命”，但是革命时代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宪政阶段仍能发挥巨大影响：由这个思想，可以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社会现实进行解释，与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种种论述进行比较、分析。

 　　纪坡民先生强调：主席的这种思想最早形成于文，见于1939年。在成功解决了抗日的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问题后，主席就开始考虑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思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经过《五四运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理论结构的逐步深入，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行了系统阐述。以此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形成。之后，主席又逐渐对该理论进行了零星的补充，从七大的《论联合政府》，解放前期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到解放后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止。

 　　这个理论的酝酿、产生、成熟、完善，经过了毛泽东同志十几年的认真思考。

（三）

 　　看看，人家这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实实在在是处处都在为人民着想、句句都是在为百姓说话，这难道错了吗？所以，这些修正主义者们本可以据理力争的，可谁又知他们却鸦雀无声了，任意由人愤怒声讨。

 　　尤其是高尚全老汉，反对派不仅利用1988年“巴山轮事件”中蒙骗赵紫阳之事做文章，而且还把所谓“西山会议”这个内部的秘密炒的满城风雨。特别恶毒的是，反对派竟然揪着高老汉动用200万元公款为自己购买商业保险的事小题大做、不依不饶，大有将经济错误政治化、把改革失误刑事化之势。结果，据报道：“来自网上不明真相的责难和攻击让高尚全深深自责，几夜通宵失眠”！

 　　这也太过分了吧！不管怎样，老汉不仅也是年过七旬的高官显贵，而且还是为摧毁全国人民几十年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积累研制起来的、竟然能制造导弹这类杀人武器的万恶公有制企业、实现人间最美妙的私有化市场经济的改革，为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将士变成劳动力商品的改革，那是做出了严重贡献的改革大师呢！既有理论，也有实践。

 　　可这高老汉也同样是装聋作哑。真真是愚蠢致极、窝囊致极！这倒是惹恼了我老人家的侠肝义胆、路见不平，要为这些窝囊废物的修正主义者们说说公道话、争上一争！

 　　在那个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研究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只有两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他原理最后都要服从这两条最基本原理。这话说的多么好啊！句句是真理、字字值千金。

 　　其一、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难道社会主义不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吗？当然是的。难道社会主义不是“给人民带来福祉”吗？当然是的。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满足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的要求吗？当然是的。难道社会主义就是“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吗？当然不是的。如此看来，这样的修正主义理论既符合毛泽东思想，又符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更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呢！所以，这样的修正主义理论何错之有啊？！

 　　其二、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1页）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989年，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更何况正如纪坡民先生所指出：“要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光有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马克思的诸多言论，就我们的革命胜利后的现状来看，有些也不完全对，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还是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既然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就必然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修正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抱残守缺、保守落后，就是教条主义，这又怎么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呢？！难道结合现今的历史条件修正社会主义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吗！？

（四）

 　　实事求是，既是传统文化的主张，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其三、1959年2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

 　　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那么，现在是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呢？现在的情况是：

 　　一是从国际看：在“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中，纪坡民先生强调：“世界上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如此理解：它们既是一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论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艰巨的建设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缺乏财力，建设资本主义制度缺乏观念和政府的建设。把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看成完全对立，你死我活的社会体系，是一种冷战思维。冷战结束了，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没有必要维持冷战思维。”

 　　二是从国内看：在“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座谈中描述：“从实际情况来讲，我们虽然把国家的制度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也正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在坚持了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现在私营经济资产却占了国民经济总资产的50％以上，产出上更是占了国民经济总产出的70％以上。而每一个人都很难把私人资本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因为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坚持了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就坚持出50％－70％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了呢？”

 　　现在的问题是：

 　　一是从社会看：“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的座谈中指出：“一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些人就马上反应：不就是共产党领着搞资本主义嘛，挂羊头卖狗肉。按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理论不仅没有征服群众，即便是赞成改革开放的人也很难信服并认真对待它。”

 　　二是从党内看：如谢韬指出：“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

 　　更为严重的是，还如谢韬指出：“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这样的情况和问题，怎么解决呢？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靠我们自己解决。

“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

 　　这样的情况和问题，不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就是邓小平也不曾遇到过的，我们不修正社会主义怎么能行！？正是有以上三个理由，正因如此，现今反对修正主义理论，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如谢韬指出：“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

 　　正如江平老汉强调：“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痛苦的摸索，可以说，任何以原来的路子为模式来批判现在的做法都是落后的，都是保守的。”

 　　再这样看看，“左派”、“老近卫军”，你们那些还有什么说词呀！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你们这些后生小子，本来就是理工科毕业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文盲，既然还是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那么你们不听我们这些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话，还想听谁的话呢！

 　　如此一来，我老人家也算是替几近过街老鼠的这些修正主义者们正了名、出了气！由此可见，俺可是主持正义、说公道话的真理派！既不是什么“左派”、“老近卫军”，也不是“右派”、修正主义者。

（五）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尽管修正主义者或是为了理想、或是为了经济效益，已经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提出了修正主义理论，但是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尽善尽美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样一来，我老人家既然自称是主持正义、说公道话的真理派，那么也就不能只是为修正主义者们评功摆好，也必须对修正主义理论说三道四，以示公道公正！

 　　希望修正主义者们能理解，这也是革命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咱们可不能授那些被吴老汉讥讽为“老近卫军”的“左派”以把柄嘛。再说忠言虽然逆耳，可无则加勉、有则改之，不就能使你们的修正主义理论日臻完善、立于不败之地了吗！？说来说去，其实俺这也使为了修正主义者们好！看以下，可不许生气哟，气坏身体，后果可要自负的。

 　　一、所谓“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个“开国际玩笑的社会主义”。

 　　你那众人可千万千万别当真啊！据俺判断，那纯系是俩位教授急来抱佛脚、临时信口开河而成！想想看，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那是名家汇集，竟然也还邀请了俩无名鼠辈，哪个还能不是受宠若惊呀。

 　　大会一开，大师们个个慷慨陈词，真格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呢，无名鼠辈倘若一声不吭，不仅越发让人瞧不起，而且也失去了一次成名的机会，只好永远是无名鼠辈了。没奈何，只好凑趣说几句。可又实在是没有独到之处，只得跟着大师们的基调顺嘴胡诌吧！

 　　于是，也就有了“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论调。可是果真如此的话，那社会主义可就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啦！卖淫得钱、嫖妓快乐、各得其所、两全其美，这可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建设一个“娼妓社会主义”了吧。

 　　现如今，我中国麻将成风，上到显贵富豪、下到农妇老翁，大多乐此不疲，那么依据“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这样的标准，我中华就该建设一个“麻将社会主义”了吧。只是可不要忘记，殷人酗酒成性，纣王不仅不予约束，反倒自己也乐在其中，建成了一个酗酒社会；结果商朝被周人推翻，纣王丧命。

 　　“金三角”那里最适合种罂粟！种罂粟、制鸦片、贩毒品是最“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那岂不成了“毒品社会主义”了嘛。这样的“毒品社会主义”在我国好些地区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有前途的呢！可这样的“最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的社会主义能行的通吗？！

 　　这样的修正主义，不要说世界人民，就是那些被谢韬老汉认为“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认可嘛！

　　由此看来，“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所谓“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我们与世界人民为敌，就是想让我们亡国呢！王占阳、徐景安这俩个修正主义者，尽管还是无名鼠辈呢，可也毕竟是教授，通常不至于犯这等低级错误。显然，是被当时的情形逼急了，结果就满嘴跑开了火车。所以，人们大可不必当真！

（六）

 　　二、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实质就是“贵族社会主义”。

 　　古往今来，自秦赵高开始，法学家就没有几个好东西，自高自大、指鹿为马、欺下瞒上、祸国殃民，这些那都是他们的祖传本行！江平老汉自然深得祖传，更要发扬光大！

 　　“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如果能够满足人民的这些需求——各种方面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民事权利以及其他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我想这种制度人民肯定会拥护。”

 　　中国的老百姓就果真如此吗？

 　　难道当年国统区的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成千上万的民众当国军、投八路，血洒抗日疆场，难道就“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

 　　那11岁的王二小们，为了掩护机关和乡亲宁可自己牺牲在刺刀下，难道就“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

 　　那16岁的刘胡兰为了保守机密，自己躺在了铡刀下，难道就“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那投江的八女们，难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那先吃棉絮和树皮、后坐监狱受酷刑、直至牺牲的杨靖宇们，难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那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们，难道他们也“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

　　“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这话说得多么轻松实在，多么有人情味，多么人性化呀！亏你江平老汉还是个老读书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人进出的门紧关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这些圣贤教导、祖宗遗训，尽管你可以忽略不记，但是亿万万中国老百姓却铭刻在了心里面，融入了血液中。就是他们，在毛泽东时代，流血牺牲、节衣缩食，不仅同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把“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打出了我国的近邻；而且还独立克服了“三年困难”、把印度打出了国境线、实现了粮食自给、制造了“两弹一星”、进入了联合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冲到了世界的工业六强！

 　　这就是你深恶痛绝的“原来的路子”！就是在那个江平老汉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再走原来制度的老路”，钱学森教导年轻的科学家们：“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而且要比他们干的更好！”陈省身立志：“一般人认为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我就是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结果，这一干就干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这一改就改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

    到那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重展我大汉雄风和大唐盛世的民族复兴的一切基础和条件都已经万事俱备了！我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物质利益，可同时也更重视做人的气节！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就是我中华生生不已、绵绵不息的根本所在！

 　　腐朽的势力和自以为是的人，从来就是以天生的贵族自居、从来就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居高临下地把老百姓视为只知吃喝玩乐、只配当牛做马的奴隶、至多也就是劳动力商品。

 　　只有先进的人们、伟大的人物、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才敢这样公然宣告：“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志气，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七）

 　　与学者、学官修正主义分子相比，官僚修正主义分子那就要老道得多了！也就不那么容易丢人现眼了。

 　　三、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实质就是“祸国殃民的社会主义”。

 　　要说这高尚全老汉，那可不愧为人民政府的高官大吏，可就是比那不安分守己、钻营政治的学官江老汉要先进！人家重视人民呀，重视老百姓呀。江老汉，您也别怪俺直言不讳的给你讲了些中小学的历史常识课，让你丢人现眼、脸上无光，您也虚心看看人家高老汉，看看人家是怎么重视人民、重视老百姓的、是怎么说的：“人民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

 　　这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见高低。你说“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可人家高老汉却说“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这是多么合乎胡主席关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论述啊！

 　　如此对比，两者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那才真是天上地下、天壤之别呢！所以呀，江老汉，建议你可要按蒋委员长那常挂在嘴边的教导去做，“知耻而后勇”，向高老汉学习！牢记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怎么样，服气了吧！白纸黑字，不由你不服嘛。俺知道，高老汉跟你的主张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别无二致，可人家和你的表述不同呀。这就是能力、这就是水平，这你不服不行！

 　　其实，要论性质，这高老汉可比江老汉要恶劣得多！他竟然胆敢公开把胡主席关于“发展依靠人民”的论断，修正成“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这分明是在跟胡主席党中央、人民政府对着干呢。有那么严重吗？是的，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胡主席关于“发展依靠人民”的论断，其一是说在发展中党国是主导、人民是依靠；其二、发展是社会的全面进步。高老汉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却是其一、发展由老百姓主导、党国是配角，二是只要财富不要进步。当然，就连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有错误有人纠正呢，更何况胡主席！修正他的错误不在话下。那么，孰是孰非呢？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这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1789－1846年］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写下的名言。李斯特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李斯特所主张的生产力论和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国家主导和保护关税政策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国家主导和保护关税政策是落后国家赶超先进的法宝！胡主席关于“发展依靠人民”的论断，就是由党国主导、依靠人民，推动生产力升级换代、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作为经济学大家，高老汉却将胡主席的“发展依靠人民”换成了“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其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尽量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849页）。邓小平强调：“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的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8页）。

 　　对于有战略性商业价值、却没有战术性商业价值的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落后国家的私有制企业很难产生兴趣的。这不仅是因为落后国家企业家的素质问题，而且还是因为落后所具有引进成熟技术的便利，而不用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那样只能开发创新，没处引进先进。所以，落后国家只能由国家主导有战略性价值、却没有战术性商业价值的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

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投机家更合适

 　　关于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尤为突出。我们中国当代的大多数所谓企业家，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投机家更合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游民和官僚子弟为主的一批人，凭着胆大敢干和人际关系，或从事商业投机、承包建筑工程起家，或投机股市、房地产、企业改制等实现了原始资本积累。

 　　这样，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完成实现有战略性价值、却没有战术性商业价值的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呢！更何况，他们即便是心有余也是力不足。因为当代的新科学新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往往是跨国公司才有实力承担。所以，实现以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为突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必须而且也只能由国家主导、公有制企业充当主力军。

 　　可高老汉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却把人民政府定位“是创造环境的主体”，其祸国殃民的阶级本质就不打自招了！

（八）

　　 凡心怀鬼胎之人，那是官大胆子小、官小胆子大。照说这高老汉敢跟胡主席党中央、人民政府对着干可谓胆大包天了吧？不的，毕竟是部级高官，还是胆子小了点，有比他胆大的呢。谁呀？吴敬琏老汉呗。

 　　四、所谓“公正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反邓小平的社会主义”。

 　　谁要说吴老汉不懂邓小平有关计划与市场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论述，那就是个白痴！也不想想，人家老汉那“吴市场”的桂冠因何而来。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1992年初，邓小平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吴老汉所谓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不过是他1998年就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翻版。依他的逻辑，计划经济反倒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或者什么也不是，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作为经济学家，如此荒诞无稽、贻笑大方，这自不必细说。单说这吴老汉还是依旧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这不是反邓小平又是在反谁呢！这吴老汉鬼精着呢！他虽然是公开反邓小平，可却绝不赤膊上阵，而是还要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强奸邓小平的名义！看他怎么说的：

 　　“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高啊，实在是高！这吴老汉的水平就是高。要论水平，其实这吴老汉也只是比我老人家强点有限！对马列主义也是一知半解，却还愣是冒充权威。他竟然自不量力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

 　　那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是什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又是什么呢？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私有制经济必定要求资本主义政党掌权，公有制经济必然决定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经济成果由全体成员共享；吴敬琏推崇社会主义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主，希望社会公正、共同富裕。

 　　既然这吴老汉指责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经济成果由全体成员共享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那么他的没有“国家迷信”色彩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又由谁来实现呢？

 　　由资本家自觉自愿吗？那要等到共产主义来临之时。由劳动阶级自发自动吗？那就是社会革命爆发之日。没有“国家迷信”色彩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空中楼阁。可见，这吴老汉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不过是在给老百姓画饼充饥呢！

 　　斯大林在许多文章和报告中，论述了苏联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说：“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好生活，那就用不着在1917年10月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斯大林全集》下卷，第337页）

 　　这和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更全面，不仅有共同富裕，而且还有共同文明！这吴老汉既然能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思想中，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但是却对斯大林关于“共同富裕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大肆攻击、全面否定。可见其人，不是无知，就是恶劣！

 　　尽管如此，还有较之于这吴老汉有过之无不及的更甚者呢！

（九）

 　　可以断定，谢韬老先生至少现今已经在思想上堕落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五、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叛徒内奸社会主义”！

 　　谢老先生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强调：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这话听起来很是耳熟啊！想起来了，蒋介石国民党这样宣传过，叛徒们也这样反思过，纳粹也对占领国的共产党员讲过！无耻啊！无耻，不顾事实的无耻。

 　　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都是主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兼顾，从来都是实行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两结合！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概括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

 　　难道这是“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吗？！难道斯大林时代，大多数苏联人民的生活不是比沙俄时期有了天壤之别吗！？

 　　毛泽东强调：“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37页）

 　　难道这是在“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吗？！难道“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大力开展养猪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定要根治海河”、“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路，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这些，难道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吗！？难道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不是比蒋介石时期有了天壤之别吗！？

 　　胡主席反复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吴委员长也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好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棚户区改造和农村道路、饮水、看病、上学等实际困难，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把握好五个原则，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曾副主席指出：“我们党在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基本观点，始终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这些，难道都是在“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吗？！

 　　近年来，党国取消了农村实行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中小学生的学杂费，难道“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吗！？

 　　1934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足够了！仅凭“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判定：
> 　　这个谢韬即便不是当年国民党打入中共内部的，那么至少现今他在思想上已经堕落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十）

 　　六、所谓“恢复新民主主义”，就是“糊涂社会主义”。

 　　纪坡民先生认为，党的理论应当回到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上来，党的路线应当回到七大路线，宪法应当回到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即《共同纲领》。这是三个一脉相承的执政体系。可是这样，哪里还是与时俱进，岂不是与时俱退了嘛！

 　　既然纪坡民先生强调：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最早形成于文，见于1939年。在成功解决了抗日的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问题后，主席就开始考虑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思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经过《五四运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理论结构的逐步深入，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行了系统阐述。以此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形成。之后，主席又逐渐对该理论进行了零星的补充，从七大的《论联合政府》，解放前期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那么，那是什么年代呢？是抗日战争时期，是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是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斗争为主的时代。新中国的《共同纲领》产生在什么时代？那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百废待兴的年代。

 　　现如今是什么年代？是共产党执政掌权，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生产力升级换代、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651页）

 　　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用不同性质的理论指导不同性质的实践，是用语文理论指导数学实践，岂非糊涂，又当何论？

 　　至于谢韬老先生说，“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更是叛徒话语！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强调：“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的比重中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既然“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那么新民主主义怎么可能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

 　　更何况，毛泽东强调的是：“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793页）

 　　可是谢韬却说这是“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

 　　不仅如此，谢韬明知中共“三个代表”思想之一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却宣扬邓小平“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

 　　他言外之意就是，资本家可是比中共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这不是吃里扒外的叛徒又是什么呢？！难道还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不成。

（十一）

　　那么，修正主义者们修正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什么呢？江平说得明明白白：“不能再走原来制度的老路”。高尚全说得清清楚楚：“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并不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吴敬琏讲得直截了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并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谢韬讲得一针见血：“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你那众人看得分明了吧！修正主义者们绕着圈子、说了许多花里胡哨的煽风点火话，其实质和要害就是：其一、最低纲领的重点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之意义和作用；其二、最高纲领是否定共产主义理想！那么，修正主义者们为什么处心积虑、煞费苦心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呢？俺揣摩着试说，若是言不中的，还要请修正主义者们指正哟！

    其一、因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总括起来就是：“一个方向，两条根本原则”，即：一是，“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页）二是，“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2页）

　　其二、因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有验收标准：“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和111页）

 　　其三、因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有纠正措施，他特别强调：“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9页）

　　其四、因为改革至今，不仅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一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二是、国际通用的农村贫困标准为每天1美元以下，即人均年收入365美元以下，约合人民币2800元左右，按此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在1亿以上。三是、全国工商联主编的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表明：截至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预计未来5年，全部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3／4，私营企业数量将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

 　　据商务部2005年统计，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8.5％，出口占57.3％。由此可见，依据总设计师的验收标准，现今的改革已经不仅是“失败了”，而且“真的是走了邪路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那怎么办呢？当然是应该按总设计师的纠正措施，“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啦！
尤其是，那些被吴老汉讥讽为“老近卫军”的“左派”正在不遗余力的推动这件事呢。倘若中共“十七大”接受了他们的主张，果真依照总设计师的教导，采取总设计师的纠正措施……

 　　可怕、可怕、太可怕啦！这样一来可怎么得了哟。因为“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一旦“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尽管利国益民，可就会严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他们必定是要殊死反抗的！

 　　那么，他们都是谁呀？

（十二）

 　　对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这是邓小平设计的改革理论和实践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知错必改、有错必纠的革命气度。问题是，一旦“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就会严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其一是、领导改革，对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其二是、在“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中大发国难财、所形成的新的资产阶级。

 　　他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坐以待毙呢！必然是要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防止对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必定要做困兽犹斗的最后的挣扎！

 　　其中的方式和手段之一，就是再也顾不得自己一贯声称高举的“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啦，图穷匕首见、赤裸裸地修正邓小平理论，否定“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华！

 　　他们或者亲自出马，或者收买代言人，或者影响些糊涂虫，摇唇鼓舌、公开鼓噪修正主义理论，大造舆论、欺骗善良、蛊惑人心，以兜售其奸，向决策层施压，试图顽固坚持“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决不动摇，维护既得利益、争取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还有如纪坡民者，已经不是修正社会主义了，而是直接主张改变中共的性质和生命。“党说到底只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当这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好比用一把斧头狠命地砍木头，砍来砍去，斧子砍钝了，就可以再换一把嘛。”

 　　既然中共不过是“用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工具，那还坚持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管它什么两极分化、几级分化，什么“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呀！

 　　既然中共不过是个“砍钝了，就可以再换一把”的斧子，那还“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做什么呢！更有如谢韬者，干脆就把“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称之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和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的法理基础。

 　　依这谢老汉，共产主义“都应该收场了”，应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那么，中共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既然中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中共“十七大”的主题就只有两个，或者改造成资本家政党，或者干脆解散！

 　　这些来自中共内部的修正主义者们的言论主张，可是比当年的“右派”有过之无不及的，是赤裸裸的叛徒论调。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真急了，乃至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了！

 　　当然啦。谁的利益严重受损谁也会真急、谁也会不顾一切，人之常情嘛，狗急还跳墙呢。问题是，这么多年来这些修正主义者一贯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这样他们才能把改革指导“失败了”，误导改革“真的是走了邪路了”，而今他们却不仅抛弃了邓小平理论、图穷匕首见了，而且还公然否定邓小平理论了。如此出尔反尔、恩将仇报，又怎么能蒙人呢？

 　　当然能啦！因为他们还有绝招呢。

（十三）

 　　抛弃邓小平理论大旗，打着老百姓的旗号，以人民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否定邓小平关于“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否定共产主义理想。

 　　这是修正主义在新形势下的新特点！什么人民社会主义、公正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遍幸福主义、社会保障主义等等，这些带“人”带“民”，带“公正”有“幸福”有“保障”，通俗易懂的修正主义理论自不必说。

 　　单就说不通俗、不易懂的“宪政的社会主义”，江平老汉也强调：“一是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二是要确立一个权力制约的政治秩序，让政府权力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三是实行政治民主，解决老百姓行使管理权的问题；四是保障、落实人民政治、社会、民事以及其他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五是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事实上，自1989年明火执仗、赤膊上阵全盘西化的企图破灭之后，修正主义分子也正是这样以邓小平的名义否定邓小平、以改革的名义误导改革、以发展生产力的名义破坏生产力、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的。

 　　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这是这些年来修正主义分子一以贯之的手法。问题是，修正主义者不管怎样巧言令色的忧国为民，无论怎样花言巧语的修正社会主义，却无法修正和改变他们实行“民进国退”和“市场换技术”的市场经济以来祸国殃民的事实：

 　　一是、据国际组织统计：中国的医疗排名世界倒数第四，教育投入比重世界倒数第二，工资占GDP比重是世界倒数第一，有10％的最穷人口的收入绝对下降。

 　　二是、我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4年26年间，我国社会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5件上升到2004年的36.4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1.6％和5.4％。2004年我国交通、工伤、火灾每10万人死亡率由1979年的4.4人增至11.3人，年均递减3.5％，死亡人数高达14.6万人。

 　　三是、2007年2月，美国旅行杂志《国际生活》公布的2006年度“全球生活质量指数”，中国（内地）在195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116。

 　　其四、2006年5月24日，在第九届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演讲说：“我想用这么几个数字来说明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说明一半以上的技术是靠引进；二是我们现在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全国只有万分之三左右。”

 　　其五、2006年9月26日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行由2005年的48位下降至54位，落后于印度11位。

 　　面对着这样“民进国退”和“市场换技术”的市场经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为了能如吴敬琏讲得那样“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

 　　于是，他们就启用了第二个绝招：捏造事实、编造谎言、以革命的名义背叛革命！除了已经被揭穿的谎言之外，还有：对于中国当前践行的社会主义形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提出，正是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江平强调：“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的权威应该是必要的。”

 　　谢韬则干脆把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都算作了他们修正主义分子一伙，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四）

 　　争权夺利，人之常情。可修正主义者们捏造事实、编造谎言，这是俺最厌恶的恶习！

 　　一、关于“当前践行的社会主义形态”是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谎言。这个王占阳毕竟不是大师，还是幼稚、不成熟，撒谎也不圆满，竟然是不打自招！

 　　本来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王占阳强调：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早在1953年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时就曾说过：“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这就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当年毛主席所说的“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具有四个前提条件：

 　　第一、必须是“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第二、必须是“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第三、必须是“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第四、必须是“它主要地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依照这四条标准，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能称的上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吗？就是生活在现今中国社会的白痴也会否定的。

 　　这个身为教授的王占阳竟然把举世皆知，行贿投机、侵害国有、假冒伪劣、欺压工人、偷税漏税的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称之为是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其心怀鬼胎，真可谓司马昭之心！

 　　二、关于“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的谎言。

 　　事实是：在宪法颁布72年后，美国南部宣布独立、引发了全面战争。1787年5月，美国各州代表云集费城参加制宪会议，争吵了将近4个月后，终于制定出了一部美国宪法。1789年，美国颁布了宪法。这其中包含了主权在民，有限政府，分权制衡的宪政精神，在人类历史上尽管第一次将联邦制、政府权力制衡及人民主权等抽象理论变成了现实，但是却也确立了“一国两制”、财产权高于人权、州权高于人权、联邦无权干预奴隶制等一系列原则，保障了奴隶制下继续发展。

 　　“一国两制”等一系列原则，使美国南北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在奴隶、关税、西部土地和国会代表比例等方面都有突出反映，长期无法解决。186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个当选。南卡罗来纳州就于1860年12月20日宣布退出联邦，宣称：“南卡罗来纳将恢复它在世界各国的位置。”

 　　紧接着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和得克萨斯等南部6州也于1861年1月上旬相继退出联邦，并于2月4日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ConfederateStatesofAmerica，简称“南部同盟”，也译为“美利坚邦联”），推举出了临时总统和副总统，并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

 　　林肯决定以战争手段维护联邦的统一，美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战争爆发，又称美国内战。在内战打响后，又有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4个州加入了南方。这样，当时南部的15个州，有11个州脱离联邦，加入“南部同盟”，与联邦分庭抗礼，只有位于南北交界的4个边界州未脱离联邦，处于观望之中。美国内战从1861年4月开始到1865年4月结束，历时4年，南北双方伤亡人数达100余万，共有62万人死于疆场，其数量超过美国历届战争的总和。南部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四分之一白人青壮年阵亡，家畜死亡五分之二，农业机械、工厂、铁路损坏一半，财产损失近三分之二，总计50亿美元。

 　　也就是说，美国至今也不过是140年的和平稳定。这在西方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啦！可对中国来说，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很平常的一件事嘛。我中华在统一时期，除秦、隋和元之外，其他两汉、唐、北宋、明和清各代，和平稳定时期都在百年以上，东汉和大明在2百年左右。

 　　南北战争不仅是关乎美国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而且所引发的如联邦制和联邦宪法地位、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黑人权利等问题，仍被广泛关注。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宪法共通过了27个有效的修正案。

 　　美国宪法和南北战争是高中生的世界历史常识。江老汉必定知晓，不然当年怎么能考上文科大学呢。现今他不顾常识指鹿为马、美化美国之目的，俺揣摩着，除了崇洋媚外的洋奴心理之外，无外乎就是在欺骗无知：必须坚持目前的宪法200年不可动摇！因为这个宪法剥夺了毛泽东时代赋予劳动阶级的“四大”和罢工等政治权利、增加了有利于剥削阶级发展的内容，遭到了置疑。

 　　三、关于谢韬把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都算作了他们修正主义分子一伙，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谎言。

 　　江泽民、胡锦涛都正健康长寿着呢！可却至今还没一个出来替他这个过街老鼠作证的。谢韬老汉还撒谎装委屈：“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那就请您老替俺找个能发表俺这篇为了你们好的文章的刊物吧！没有吧。由此可见，这谢韬老汉是个名副其实、地地道道、纯纯粹粹的当面撒谎、指鹿为马的瘪三无赖、泼皮阿飞！

（十五）

 　　施行“民进国退”和“市场换技术”的市场经济以来，十年间祸国殃民的事实，令修正主义者们无言以对！

 　　可成大事者必定学好了厚黑学，修正主义者们自然是牢记李宗吾先生的教导，深通此道：既然国内的严峻现实让咱们修正主义不攻自破，那么咱们就找国外的事实依据；既然咱们说“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那么咱们就再找一个人间天堂，以同中共争民心！于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神话就出笼了。这其中，瑞典最是令人向往。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瑞典的社民党和人民党也是依照革命导师的设想，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结果却失败了。痛定思痛，他们在30年代重新执政后，就选择了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与发达的私营工商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结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既然瑞典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中国如法炮制也是顺理成章的，自然也会成功的。有这样的看法，对一般人来说本是不足为怪的，可对于这些见多识广、有着深厚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修正主义者们来说那就是咄咄怪事了！

 　　第一、关于国家权力控制资源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是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经济行为的发生，垄断必然导致市场失灵。所以，对干系重大的稀缺资源，无论是实行的什么主义，国家也都要实施控制的。如瑞典这样主要经济资源人均丰富的国家，即使是自由开发也无法形成垄断，国家自然也就不必控制很多。像中国这般经济资源普遍人均稀少的国家，只要是放任自流即会产生垄断，国家当然就必须普遍控制，相对来说自然是控制的要多。

 　　第二、关于控制多少问题。当然不是绝对的多多易善，因为国家的控制能力是有着客观限制的；但是却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多多易善！否则，就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实现赶超先进。

    不错，发达国家的新技术产业主要是由私人企业完成的。这是因为，既然先进，就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仿效，也无法断定新技术是否具有战略价值，也就只好由资本家依据市场经济主导形成。然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的“金钱民主”决定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方向。

 　　关于科学技术和新产业，为什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非要用巨额的投资补助和资助私人企业开发，却不由政府自己开发呢？主要就是因为这是对私人企业和资本家进行民主投资的回报！更何况许多政府高官就在这些私有制企业中占有股份和地位。伊拉克战后重建的主要订单，就基本上交给了有美国国防部长、副总统等高官背景的公司。

 　　落后国家则不然。正是因为落后，也就有了引进成熟技术的便利，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即“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和“劳力换技术”等。

 　　看看今日之中国，又有几家私人企业不是在因陋就简、采用资本主义的原始生产方式，以工人的血汗乃至生命为代价，追逐着利润呢！指望依靠这些所谓的企业家尽快推进生产力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这可能嘛。为此，国家就必须控制足够的公有制企业。

 　　对于当代的任何国家来说，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必须控制相应比例的国民经济。只不过是：其一、先进国家由于先进就控制的少些，以利用市场刺激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保持和巩固先进地位；其二、落后国家由于落后就控制的多些，以利用先进经验直接形成新技术产业，实现赶超先进；其三、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就控制的少些，以利用市场刺激经营，实现开发效率的最大化；其四、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就控制的多些，以利用计划防止垄断，实现开发效率的最大化。

 　　瑞典是个人均资源充足的发达国家，政府虽然只控制了国民经济的10％，但却已经就控制住了基础设施和要害部门，从而掌握住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把握住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中国是个人均资源稀缺的落后国家，政府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控制资源和企业，才可能掌握住国家的经济命脉，把握住国家发展的主导权。

 　　如果采纳吴敬琏老先生关于基本经济资源实行市场化配置的主张，任由资本家垄断开发，国家也就放弃了经济命脉。如果采纳高老先生关于把国家财政由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和重点工程，调整过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的主张，任由市场经济和私有企业以比较优势，实行“市场换技术”，国家也就放弃了社会发展的主导权。

 　　果然如此，修正主义大行其道，资本阶级如鱼得水，大发其财，可是我们的祖国也就大权旁落、虚化软弱如晚清、似北洋、像民国了。

（十六） 劳动阶级不能只是劳动力商品

 　　依据总设计师的验收标准，现今的改革已经不仅是“失败了”，而且“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现在这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不争事实！不仅在国外有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的统计分析，而且在国内有官方的统计数据和新闻报道为证。对此，除了还有少数别无所长的睁眼瞎，为了功名利禄，还在恬不知耻地大唱到处莺歌燕舞的喜歌之外，主要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态度。

 　　其一、共产党人的态度：正视事实、民族为主、人民第一、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依据邓小平的设计，“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这是国家的希望、人民的企盼，必定深得民心、青史扬名。

　　其二、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无视事实、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知错不改、拒谏饰非、无理取闹，顽固坚持祸国殃民的改革，不可动摇、死不改悔！这是国家的悲哀、人民的苦难，必然丧失人心、骂名千古。据俺老人家观察，其实，修正主义者们也有五种两类：

 　　一种是、不明是非、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
> 　　二种是、不懂事理、追赶时髦、一心成名的人；
> 　　三种是、利之所在、能得必得、能争就争的人；
> 　　四种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为了面子的人；
> 　　五种是、处心积虑、梦寐以求、志在必得的人。

 　　这五种修正主义者中，其中有一类两种人的态度是可以通过思想工作根本转变的。一是、云亦云的人一旦得知真相，必定反戈一击。二是、鬼迷心窍的人是以对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为主。

 　　他们一旦明了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他们一旦想到家天下的皇帝还能做到下“罪己诏”；他们一旦感悟到就连“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失误也会得到人民的谅解；那么，他们就绝不会坚持死要面子不要脸、骂名千古，必定会幡然醒悟，坚决站到国家和人民一边，打击修正主义！

 　　另有一类三种人的态度则取决于时局的发展变化。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齐心协力鼓噪修正主义；在时局有利于修正主义的条件下，他们就会同舟共济推行修正主义；在时局不利于修正主义的条件下，他们就会分化：一是、追赶时髦的人一旦成名无望，必定倒打一耙。二是、能得必得的人一旦争而无功，必定知难而退。三是、志在必得的人却是蓄谋已久、百折不挠的。这些人就是长期以来隐藏在中共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其利益代言人中的顽固分子，他们必定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

    对此，邓小平强调：“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7页）

 　　总设计师的意思很明确：中共与这种修正主义者们之间的博弈是关于中共和中国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较量。结果或者是中共坚持“为人民服务”、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或者中共变成“为资本服务”，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甘做世界列强附庸。

 　　中国人民与这种修正主义者们之间的斗争那是利益博杀、生死较量。结果或者是利益归全体人民所有、资产阶级毫无特权自生自灭；或者是利益归资产阶级掌握、劳动阶级只能是劳动力商品；这其中不可调和！

拉美各国已经幡然醒悟，开始搞公有制了

 　　如果说由于各种因素，资本主义列强各国内部的修正主义还有些进步意义和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国修正主义政策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始生产方式，对内残酷剥削劳动阶级，对外妥协退让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依靠出卖资源和劳力获得暂时的经济虚假繁荣，一有风吹草动即为过眼云烟。

 　　对此，不仅邓小平早就有言在先，而且也为拉美各国的实践和当今中国“民进国退”和“市场换技术”的市场经济所证实了。拉美各国已经幡然醒悟，开始搞公有制了，中国又何必非要走私有制为主的不归之路呢！

（十七） 国内阶级的形成

　　现有实力和国际地位决定了中国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其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世界列强通过掠夺发展中国家以补充国内利益不足，有限剥削国内劳动阶级的先进生产力优势；其二、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发展中小国以政治投机换取世界列强利益施舍的政治优势。

    这样，中国的国内利益将长期处于不足状态。这样，在有私有制存在的社会条件下，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必然将长期处在利益博杀之中！中共也就必然面临着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和原则的问题的选择。

 　　这也是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面临的选择。正因如此，列宁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441页）

 　　这在时下的中国格外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突出是近十年来，除公有制经济成份萎缩变异之外，其它经济成份日新月异、发展壮大，导致社会迅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就基本的利益集团而论，主要是劳动阶级和资本阶级。
  　 就资本阶级而言，分为国际国内两个资本利益集团；
 　　就国际资本阶级来看，分为老牌资本列强和新兴资本两个利益集团；
 　　就国内资本阶级而分，有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两个利益集团；
 　　就国有资本阶级而论，又分官僚垄断资本和一般官僚资本两个利益集团；
 　　就私有资本阶级来看，又分为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两个利益集团。

　　如此众多的不同利益集团都必然要求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都必定拥有各自的利益理论和代言人。所以，当今中国各种阶级已经形成，不同阶级都企图在中共十七大后获得利益最大化。这就决定了，中共“十七大”必然面临着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和原则的问题的实质性选择。

 　　劳动阶级的优势就是人多民众、就是劳动创造；资本阶级的优势就是钱多人少、就是资本财富。双方搏斗，扬长避短。所以，劳动阶级的主张就是以人为本、公平优先、成果共享；资本阶级的主张就是以钱为主、效率第一、财富独占。

 　　对此，高尚全老汉唯恐中共决策层受列宁影响，毁了修正主义以经济压倒政治实现修正主义的大计，就又对列宁主义进行了修正，他强调：“财富的分配固然很重要，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但毕竟是第二位的，财富的创造才是第一位的。”

 　　高老汉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既然邓小平和胡耀邦已经“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那还把财富的分配这类政治放在什么首位呀，没用的！必须是把财富的创造这样的经济放在首位，就是把先进生产力放在首位，这就必须把资本家放在首位，这才是最大的政治！但是，他高老汉的那点本事只能欺骗无知，岂是列宁的对手。

    他的这点伎俩，列宁早就洞察其奸，有言在先、讲得分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442和444页）

 　　这可是古今中外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啊！本来两派论战，各为其主，言轻语重，互相理解，可修正主义分子整天靠撒谎骗人兜售自己的理论，这最让人看不起！

 　　反对派也别得意，你们人品虽好，可理论不如修正主义者，人家有修正主义理论和办法，你们只知道反对，可有什么治国安邦的理论和办法呀！你们没有，那让胡主席怎么办呢。你们有，那也是修正主义者反对的，相持不下，可让曾副主席、吴委员长和温总理如何是好哟！

 　　还是俺们真理派十分了得哟！有理论、有办法，而且还是没人敢公开反对的理论和办法，那就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理论、邓主席改革开放的办法！谁敢反对为人民服务和改革开放，请站出来！打死他也不敢。否则，胡主席、吴委员长、温总理和曾副主席，还有江主席，非打破他的狗头不可。

 　　所以啊，依俺之见，无论是召开哪个大，中共只能依据列宁的教导，把政治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为人民服务指导和检验一切工作，统揽改革开放全局，首先从实质上解决为什么人这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形成执政掌权的牢固法理基础，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统治，才能解决自己的生产任务，才能“在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前提下，“少搞政治，多搞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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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纪坡民先生的讲话

田飛龍

    我有幸听了这样一场讲座，这使我对于中国的宪法和中国的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作者

    乌有之乡（UTOPIA）今天下午邀请的是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纪坡民先生，他同时是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他所作演讲的题目是：“宪政”与“立国之本”——新民主主义与共同纲领的价值。这同时是他新出的一本书的主题，因此下午的讲座他只讲了个大概，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听众提问。我对他的讲座的总体印象是：他基本抓住了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的最关键问题，即对于改革正当性理论阐释问题，而他的一些重要的论点我也是同意的，尽管有些主张我并不认同。他是一个阅历丰富和认真思考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建国五十几年来，我们的实践已经很不少了，我们所缺的就是理论，一种我们时代的正当化理论。这是一种必然出现的社会需求，陈端洪老师将之归纳为“我们时代的国家理论需求”。下面还是对他讲座的具体内容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我的思考与评论。

（1）纪坡民讲座的主要内容及其论证

纪先生首先对邓小平同志及其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进行了简要的评价。他认为邓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实干家，但不是一个杰出的理论间；邓的改革开放在实践层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在理论的的正当性解说上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因此，邓是一个实践见长、理论见短的领导人，从而为我们时代留下了艰巨的理论解释的任务。在纪先生开来，邓以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改革的理论解释都不算很成功。

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纪先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存在“名实相怨”的问题，即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实际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状况之间存在很大的裂隙，而这种裂隙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慢慢拉大。作为经济所的研究员，他举出例证：现在私人资本在全国资产中占50%以上，在全国的总产出上占70%以上。因此，他认为我们时代已经不是1956年定义的社会主义时代，而是1949年定义的新民主主义时代——那是一个混合的时代，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共存的时代。所以，他提出了自己的核心主张：中国应该回到1949年而不是1954或1956年，应该回到中共七大而不是中共八大的路线上，应该回到《共同纲领》的框架而不是1954年宪法的框架，应该重新认真严格的阐释毛泽东的思想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这倒是我所听过的宪法学或历史学讲座中最为新颖的一种主张，但是从逻辑理路来看，并没有大的问题，尽管现实可能性并不很大——因为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

这注定是一种非主流的观点，因此为补足其论证，纪先生依靠自己掌握的历史材料对于中共八大的路线问题进行了细节性的阐述。他首先描述了现在党史界及一般理论界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否定文革，因而需要否定中共九大和十大；在文革后党的路线只能回到中共八大，而中共八大的路线核心是所谓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中共八大基本上是刘少奇的路线，毛后来抛弃八大路线就是为了与刘少奇进行路线斗争和党内争权。所以，流行的解释是：我们需要在政治路线上回归到中共八大，而在宪法上回归到1954年宪法。但是纪先生通过历史细节的梳理驳斥了这一流行解说。他指出：第一点，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刘少奇负责起草）里并没有关于主要矛盾转移的表述，而是在政治报告正式通过以后由陈伯达负责拟定的简短的关于通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写了这一句，而且没有经过政治局的正常讨论，中央主要领导人也没有注意；第二点，被主流解释追捧的中共八大的路线本身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注：流行观点认为中共八大实现了主要矛盾的转移，即由阶级矛盾转移到经济建设与人民需求的矛盾。）

听完之后，我的直接印象是：一，邓的改革开放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艰巨的理论解释任务，而发展理论的智慧与能力将直接关系我们民族的未来；二是中国的宪法与宪政的研究如果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面向中国的近代历史和革命问题，与史学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相结合，并特别注意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这让我忽然想到了高华，中国尤其缺少他那样的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而现在的所谓宪法学家一般都只有规范理论，没有历史智慧和历史眼光）。

（2）我的提问及进一步思考

作为一个研习宪法的法学后生，我听完纪先生的讲座以后思想上感受了了很大的冲击，这倒不是我不能够理解他的理论解说，而是我有些惊叹：就相同主题，这样大胆、细致的中国宪政研究，宪法学界没有几人，而纪先生并不是法学家（他供职于社科院经济所）。我提了两个问题：一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的准确地位及其与1954年的宪法之间关系；二是回到共同纲领时代的操作性问题。纪先生的回答大致可以归纳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合法性基础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提供的，《共同纲领》是建国的唯一宪法基础；1954年宪法对实际上否定了《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注：陈端洪老师称之为“背离”），原因是通过生产资料的改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邓的改革经过二十年的积累和分化，恰恰重新提供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政治法律的整体制度设计应该以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为基本理论框架，结合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及需要进行适当的改造，以提供我们时代可信的基础理论。

后又有人问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问题，纪先生认为两者可大致作这样的界定：资本主义是一种保护私人财产的法权体系，而社会主义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当时就提出了疑问：如此界定，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将如何区别？他的回应是：

19世纪末社会主义有170多种定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不易确定一种唯一正确的定义，而应该根据其基本精神灵活应用和安排到社会制度中去。他补充说：在保护私人财产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都远胜过我们。我感觉对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界定实际上使得社会主义难以成为一种自洽的法权理论体系，难以据此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他的主张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即正确指出了国家对于社会的保障责任。我的感觉是：纪先生是一个毛主义者或者说毛主义中的新民主主义者，而不像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此外，纪先生似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本身更加重要（苏力也这么看），但这其实是一种实践优先的观点，与其追求对改革时代的融贯的理论解释努力不大一致。

纪先生的讲座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尽管我最后认为他的主张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他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下列重要的理论命题：

a 邓遗留的巨大理论解释空间需要填补，这构成我们时代基本的理论需求；

b 改革已经改变了1956年奠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因此路线的回归和宪法的回归必须再向前推；

c 如果我们需要从主流解说再向前推，是否应该是“七大路线+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这是否已到了体制允许的极端？（再向前就是国民党统治了，在另外一个正统的法权体系下是无论完整的论证基于革命的国家法权体系的，如30年代的苏区政府及其合法性问题，就基本只能是一个史学的命题，而难以成为一个宪法学的问题）；

d 纪先生的理论努力也可以看作“改革共识”破裂以后寻求社会新共识的一个努力，他的具体路径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本土资源”寻找，他的寻找结果是“七大路线+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

e 纪先生的努力拓宽了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历史范围和问题范围，启发我们对于1949年至1954年之间的时代变化用宪法学的语言和思维去处理、理解和规范，而这一方面正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最薄弱之处；在宪法学研究方法上，纪先生启发我们在规范研究的同时，就中国宪政研究的特殊性来讲，必须与史学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相结合。我开始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宪法研究无法绕开中国近代革命和中中共党史，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宪法学有可能真正做出贡献的地方，而不在于如何从规范上阐释西方的宪政理论以及进行几个象征性的个案研究；

f 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认识：纪先生对自己“回归1949”的一个理论解释是，1949的共同纲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题”，1954和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反题”，而我们现在的回归做的是历史辩证发展的“合题”。

（3）几点联想对于改革的解释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对于革命的解释，而邓本人也同意“改革是另一场革命”，因此改革与革命的概念可以通过理论上的努力统一起来。陈端洪老师在课上曾提到美国学者布鲁斯-阿克曼对于“革命”概念的一种相对宽泛的解释，不限于简单的暴力流血式的革命。库恩说，科学革命本质是“范式转换”，其实社会革命的本质也可类似表述为“政治范式转换”。由此观之，1954年宪法对于1949年《共同纲领》可以构成一种相对宽泛意义上的“革命”，而邓的“改革”亦可在相同意义上构成一场“革命”。

在当今宪法学界，对相关主题之深入研究还较少见，但并非无人涉及。在“物权法草案”的持续争议中，宪法学界的童之伟教授针对民法学界梁慧星提出的民事立法的“不宜根据说”，从宪法规范主义的角度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并明确提出“严格的说，全国政协一届全会通过《共同纲领》就是制宪，1954年宪法只是对于《共同纲领》的较全面修改。“从法律的观点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造的，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由《共同纲领》这部临时宪法直接创造的。”（参见童之伟：“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易根据宪法说’，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经由物权法的违宪论辩，童教授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纪先生在讲座中重点论述的一些重要问题，这表明中国宪法学界具有一定的理论潜力和问题意识来处理中国宪政研究中绕不开的中国近代革命与中共党史问题。童历有宪法之规范主义色彩，但此处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其理论研究具有历史智慧和历史眼光，能够正确的指出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地位，但对于1954年宪法与1949年共同纲领的关系的解释还在宪法理论上还不够精致，毕竟二者之间的巨大裂隙不是一句“较全面修改”就可以一笔带过。这里还缺乏宪法理论更加细致的建构和解说，这也将逼使我们的宪法研究者正视这个“要害问题”，发展我们中国的宪法理论，特别是对于“革命”概念进行宪法上的理论重构——“革命”问题对于中国的宪政研究和宪法理论发展尤其重要，甚至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对“革命”概念的宪法学处理水平直接成为中国宪法学贡献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问题的标尺。这也许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要做的。

就先涂这么多吧，很多东西还需要时间消化——但至少，我们明白了我们时代的真实而重要的文题是什么，我们也许并不同意纪先生的结论，但他的问题仍然是有效的。

这注定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因为实践积累下来的“一地鸡毛”越来越对我们民族的思想与智慧提出挑战！

（2007年4月15日晚于北京大学 畅春新园）

    大風之友SWP-2007-05-15，www.strongwind.com.hk <http://www.strongwin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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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与立国之本》读后感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 纪平平

    “执行一桩尚未完成的遗嘱”——这本书的源起可以追溯到作者在1986-1987年间与父亲纪登奎的两次谈话。谈话的内容初初看去颇有随兴所至、天马行空的意味——胡耀邦下台、反自由化、农村改革的得失、党的高层人士任免原则、对赵紫阳和邓小平的评价等等。而这些改革中陆续显现出的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问题，最终统统归于对改革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两个基本点’的理论，是个打架的理论，是个‘二元的理论’，就是说，是个‘分裂的理论’。理论上搞不好，不是小问题。理论上的分裂，会产生政治上的分裂；而政治上的分裂，还会产生组织上的分裂。这‘两个基本点’，在理论上自己和自己打架，是自相矛盾的，在改革实践中，会不断产生激烈的冲突与摩擦……”

    假如说，在1986年，这样的话还有预言的性质，那么现在，这些“激烈的冲突与摩擦”业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改革提出的理论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际中不能解释现状，在群众中也没有说服力。“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虽然至今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改革基本是成功的，但其中产生的矛盾也已经不容小视，理论的缺失是否会造成改革的失败呢？——这种考虑，我想并不是杞人忧天。“循实正名”、“名实相符”既已是迫切的需要，我们应从何处寻求正确的理论呢？

    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解惑之途，不必舍近求远，而是近在眼前——就是“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

    作者在本书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宪法修改当以恢复‘新民主主义’为纲》中，详细的阐述了新民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沿革、并证明了其作为宪政基础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我们的新中国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成立的；而政协会议上产生的《共同纲领》——当年曾被称为“人民大宪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政协会议与《共同纲领》，就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中国革命，无疑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她的伟大，不仅在于军事上的胜利与辉煌，也不仅在于创建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还在于革命之后建立的新中国政权具有放诸四海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她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40年，正值毛泽东思想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是他对中国革命政治理论进行探索与思考的主要著作。它不仅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的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各革命阶级联合阵线”和“推翻三座大山”，还清晰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任务与内容——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不仅如此，《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明确的提出了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政治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成份共存”、“四面八方”。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既是中国革命的政治理论，又是新中国政权的宪政理论。它不仅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还为革命胜利后的建国、执政提供了充分完善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

    作者高度评价了“新民主主义”与《共同纲领》：它们一为理论，一为宪法，在思想上一脉相承，“既是中国革命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是中国革命的政治智慧的结晶”。

    其准备之充分、理论之成熟，与鼎鼎大名的美国宪法相比也不遑多让，甚至其“核心理念”也可以认为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护人民的自由。

    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全党取得了思想认识上的统一，这个理论在广大民众中也已深入人心——国旗和国徽上的“五星”，就是最形象的表述 。然而建国后短短三年，中央就经由三大改造，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而转为社会主义路线。

    作者指出，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与精彩相比，同样是由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是诸多败笔：三大改造已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经济建设方面犯了大跃进的错误；上层建筑方面，知识分子伤筋动骨，领导干部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得苦不堪言……毛泽东自己也说：“我们有把握、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

    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从经济基础看，个体和私人的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从阶级关系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一应俱全。从客观实际来看，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内容。

   作者分析说：我们从建国时的新民主主义，经过社会主义，重又回到新民主主义，正是切合了黑格尔哲学中提到的“正-反-合”的历史过程。理论要有说服力，最基本的标准是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社会主义”的宣传虽然历时已久、广为人知，作为理论却既不能循实正名——对客观实际作出合理解释，又不能循名责实——为改革实践提供正确指导。“春潮带雨晚来急，夜渡无人舟自横”，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解释与指导，我们何妨回头看看，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就有这样一笔宝贵的历史智慧可资利用。

   作者在对新民主主义做了详细的阐述后，也对一些大家普遍关注的概念和问题从新的角度一一作了分析。

   如“阶级”和“阶级斗争”，作者指出：在革命阶段，必须分清敌我，进行阶级分析是为了解决“依靠谁、团结谁、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而站在执政的立场，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分析，则是为了使各个阶级归于和谐。如“专政”实际是指享有国家政权，而非“镇压”之意。“人民民主专政”即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提出的四大阶级联合执政。

   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经济成份上是“公有”和“私有”的区别；社会制度上是“实行社会保障”和“充分保护产权”的区别。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是一个有待建设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也是既涵盖了社会主义、也涵盖了资本主义。

    如“剥削”一词，大家一般把它当作一个贬义词，在道德上完全是负面的意义。作者却在文中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通过对“自由”这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和“孳息”这个极为微小的概念的分析，作者证明了资本主义完全具有道德上的正面价值。“剥削”这个说法，作为“资本的利润”解释，也只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此外，本文还有两点给我很深的印象：

   第一，作者对“三个代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详细的论述，其中许多观点都是独出机杼、高屋建瓴。文中首先肯定了“三个代表”理论标志着我们的党在意识形态上已经从革命转变为执政，其中包含的“国家代表人民”的思想完全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政思想。然而，“‘三个代表’的文字表述有待斟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谁能代表？怎样代表？细究之下，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如果能对“三个代表”理论中有价值的思想进一步展开宣传，对我国推动政府的现代化建设是大有裨益的。在这段论述中，作者本人对“三个代表”作出的解释令人不禁击节赞叹：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知识以成为“科学的泰斗”；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以成为“文化的泰斗”。

   第二，作者在行文中表现出的大历史观和世界观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全世界历史和现状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来分析研究，融会贯通，既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也增加了说服力。比如从政权合法性角度出发，把中国革命同苏联的十月革命作对比；比如从立宪的角度对较美国宪法和中国的《共同纲领》；比如援引黑格尔和亨廷顿的理论，从伦理学的意义上阐释资本主义的道德价值；又比如从“正-反-合”的历史过程看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这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乐于向全世界学习知识的方法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文中也有一些读后不甚明晰的地方：在论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作者既已谈及“为何转变”的问题，又因“想法还很不成熟”而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不免略感缺憾。另外，作者似乎把文化大革命、反右同大跃进和三大改造统统归并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社会主义革命的宗旨和内容是怎样的呢？它是否涵盖了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期间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改造和运动呢？期待作者能够解惑。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政治暨经济研究部 纪平平：[mailto:PERD@citicpacific.com <mailto:PERD@citicpacific.com> ] / [mailto:<javascript:WebForm_DoPostBackWithOptions(new%20WebForm_PostBackOptions(%22c tl00$ContentPlaceHolder1$btnEmail_hk%22,%20%22%22,%20true,%20%22%22,%20%22%22,%20false,%20true))> info@strongwin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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