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人居论坛》参会论文

中国还要发展大城市

----论中国的造城运动和后经济运动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1年6月

1、迟到的城市化

“城市化”一词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语言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汇。之所以人们今天大谈城市化，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太慢，城市人口太少。目前真正的具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0%。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0%，那是把郊区县的人口也算在里面。譬如，北京市总人口是1340万，但城区人口只有570万人。因此，准确地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只有20%。

中国经济的工业比重已经达到83%，农业比重只有17%。按理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这个时候，至少要有一半的人口集聚到城市里去。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20%多一点的人口在城市里生活。很多在工业中就业的人口散布在乡间，如大批的乡镇企业职工。这部分从业人员约有1亿多人，如果当年我们的乡镇企业不是遍地开花，而是集中发展，如今这1亿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至少有3亿人已经转为城市人口。那样的话，今天的中国至少有5-6亿城市人口，而不是目前的3亿城镇人口。

如果文革期间，中国不是为了搞备战备荒，大搞“三线”建设，将企业大批迁往中西部山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来还会更快。由于“三线”建设和户籍管制下造成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中国这两次工业浪潮基本与城市化无缘，以致今天仍然有大批的农村人口滞留农村。

如此看，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有着严重的弊病。从世界上其他工业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一般都是与城市化的进程同步进行的。农民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减少，城市在不断扩大。然而只有中国，在全球各个国家中是例外。工业化发展了20年，城市化并没有跟上。

韩国、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在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期，都曾推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措施，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分别为1：1.5、1：2.9、1：2.5、1：1.9。将四个国家的情况平均起来看，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1.5到2.9个就业岗位。但在我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1979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净增7839万人，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等[不是第三产业的全部]仅增加2739万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为1：0.35。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我国乡村劳动力行业分布的统计口径计算，1984年到1996年，上述比例也不过是1：0.65。

太遗憾了，这就是户籍管制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造成的恶果。如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比达到1：1，20年间至少可多创造3000万到4000万个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要是比例达到1：2，那就要多增加大约一亿五千万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现在只好寄希望与国家放松户籍管制了，下决心取消这一非人性的人口歧视制度。象北京的商品房，谁愿买谁买，根本不要只限制卖给有北京市户口的人。如果这样的话，我国的乡镇企业会向城市集中，我国第三产业也会相应发展。有人估计到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应达到3.7亿，比现在净增1.8亿人。

我之所以上来就谈城市化问题，主要是让房地产业界心里清楚，中国房地产业的规模为什么还不算大，中国房地产业今后的长期发展前景如何，中国的房地产业未来将在那些地方和领域发展，例如是在中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房地产业的未来企业模式是什么样的，如何运作？这都是些全新的问题。

2、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现在发展“小城镇”的提法甚嚣尘上。坦率地说，提出这种看法的人不是头脑无知，就是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模式。我这里明确地说，靠发展小城镇吸引农民进城纯粹是一腔情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城市有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城市的产生不是人脑中的产物，而是客观形成的。城市的形成有几大要素，一是物流，二是资金流，三是信息流。三者缺一不可。城市越大，各种资源利用越充分，聚集效应越高，文化文明程度越高。

过去我们很少研究过人群聚集和人口集中的效应。一个地方人多才热闹，才有生气，有发明创造。越是热闹的城市越有力量，有经济，有科研。人多地方的文化和人少地方的文化是绝然不相同的。

根据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21世纪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圈间分工、交流、合作、竞争诸关系的日益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所以中国要想在21世纪的世界竞争中获胜，必须放弃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市格局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

产业集聚和城市功能对工业生产活动以及信息生产活动至关只能重要。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通过集聚效益产生高效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走完工业化道路，赶上发达国家。逆城市化发展已经是发达国家的追求了，但对于中国来说，今天还不得不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它的工作效率和积聚效应。特别是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今天，没有城市圈的形成，没有发达的大城市做后盾，没有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已经高度的城市文明，便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力。

日本的发展便是典型一例，1960年仅占日本国土面积2％的四大临海工业带占据当时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占国土面积12％的四大城市圈更是独占了工业生产总值的70％。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从国土均衡发展的理念出发以向地方圈进行工业分散作为国土政策的第一目标。结果虽然一部分工业生产功能分散到了地方圈，但实际上今天日本GDP的近八成仍然集中在四大城市圈。这是因为服务业和信息业集中在这些大城市圈内。这些新崛起的产业更具有城市经济的属性。今天的日本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产业集聚和城市功能的重要性。

3，中国实践的表明

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小城镇由于缺乏大城市那些要素，在民工潮汹涌的这10几年里，民工潮对于中小城市基本是呼啸而过。农民一出村就奔着大城市去。看看当今打工者聚集的地区和城市，基本上是中大城市。北京有五六百万，上海有五六百万，广州有五六百万，深圳有五六百万。目前大约5000万人的打工者基本聚集大城市。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只有大城市才有财富，才有资金，才能挣到钱。到小地方，既没有就业的机会，也没有较高的工资。所以，民工一出村，目标就盯着中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你硬要反其道而行之，硬要发展小城镇，只能是异想天开。

农民根据市场情况自由择业的现实，与我们计划和政策制定和管理者的设想开了一个有趣的玩笑。早就有专业部门仔细测算过，城市越大，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小，城市越大，人均占地面积越少。城市越小，全要素生产率就越低，人均GDP就越少。例如，5万人以下的城镇人均GDP只能达到1280元，全要素生产率为86%，而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比却是1：1.28。而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GDP可达到4888元，全要素生产率为151%，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仅为0.59。另外，人口越多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越小。以目前的中国城市状况看，200万以上的城市人均非耕地面积仅为5.4平方米，人均建成区面积为66平方米。而人口少与20万的城市人均非耕地面积为52.7平方米，人均建成区面积132平方米。因此，要想追求集约效应，节约土地资源，城市规模必须要大，一般在200万人口以上比较合适[参见下面两个图表]。

我国各类城市部分经济指标

注：全要素生产率为生产函数的相对残差，根据各组城市GDP、劳动力、净资本数据计算，财政支出雨财政收入之比是个经济效益指标，该指标较低说明城市的经济效益较好。

不同规模市、镇人均占地与非农业用地

摘自：〈经济日报〉2000，5，19，

但有人认为城市并非越大越好，超过1000万人之后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譬如目前的天津、北京都面临着水危机的威胁，上海面临着热岛效应等城市病的威胁。因此，目前我国对城市发展态度基本上是控制北京和上海一类特大城市，放手发展一二百万人的中小城市。我对这一观点持特别怀疑的态度。这是因为中国的特大城市与西方国家的特大城市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北京的水危机完全是工业用水造成的，是不合理的工业布局造成的，与人口多少根本没关系。

4、中国的城市真得大吗？

譬如北京，去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查出人口1340万，但城区人口实际上只有570万。上海总人口1700多万，但市内人口大约为700万。所以，我国的特大城市还远远比不上国际上那些真正的人口稠密的特大城市。去年，当北京召开世界大城市市长会议时，《经济日报》曾列出一张世界十大城市简况表来，说北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618人，而汉城是1.8万人。两相对照出入也太大了。问题就出在统计方法不一样。中国是将行政区划当做城市规模，将郊区面积和农民人口也都包括在内，结果，上海市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2034人，圣保罗是7620人，莫斯科8935人，东京、汉城和雅加达都高达一万多人。看了这张统计表就会感到中国所谓的城市化率参了多少水分。

北京市的面积连延庆县的燕山山脉和密云县的水库面积都计算在内，为16807平方公里，而汉城只有604平方公里，北京市的面积是汉城的28倍。这叫什么城市？实际上北京市城区的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公里，《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6日报道说，北京市区目前总面积为1040平方公里，总人口为570万，与香港大体相等，但北京的城市建设用地为500平方公里，是香港的5倍。因此，按城建面积计算，香港的人口密度要比北京大得多。

实际上，北京市城区的面积今天连500平方公里也没有。不信咱们可以算算看，北京市的四环路刚刚开通，总长65.3公里，以此数除4，等于16.3，然后相乘，等于265，也就是说北京市四环路以内的总面积仅为265平方公里。即使如此，四环以内也没住满。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圣保罗、墨西哥城和德里的城区面积都在1500平方公里左右，比北京大得多。北京要发展成那种规模还差得远。

要是按四环路以内的面积和人口来计算，570万人口除265平方公里，北京市城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为21510人，远远大与汉城和东京的人口密度，更高于圣保罗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因此，北京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继续向郊区扩大，至少扩展到八环路那么大的范围，才能与世界当今的特大城市相比。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根本还不算什么大城市，北京在世界上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北京和上海根本不应列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内。北京市的人口规模实际上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比不上。因此，北京根本不在人口需要控制发展的城市之列。事实的确如此，看看北京这些年来，城市拓展了多少，房子盖了多少，至今也没看出有停顿和放缓的迹象。其原因说穿了，北京还根本不是什么大城市。至于说上海，也大有开发潜力。象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都至少有20年的发展空间。所以，房地产业的企业必须看清这一趋势，在区域发展上做好规划。

象北京目前每年商品房的销售额在400亿元左右。每年的增幅平均大约为10%。有人估计，2003年北京商品房的销售额将达到600亿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我认为这种分析和预测都是保守的。北京完全可以放开手来大干，只要放开什么户籍管制，北京市立刻可以发展到一定规模，北京的明天将更美好

5，城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具体说来，城市的兴起一与行政管理有关，二与商业贸易有关，三与工业生产有关，四与生活方式有关。古代城市多半是统治者集中居住的地方，当然，统治者一般选择自然条件良好、商业交通便利、人口兴旺、水草粮产丰盛的地方居住。象中国早年的咸阳、洛阳、长安、开封都属于这种地方。统治者靠赋税供养和生存，他们也是根据收入能力来搞建筑的。象满人入主北京后，由于财政拮据，无力维持紫禁城的修缮，致使故宫内许多宫殿闲置破旧多年。而大唐盛年，首都长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由此带动了整个城市手工业、商业、学堂和宗教寺庙的繁荣发展。据测量，唐代长安城比今天西安市的建成区占地面积大6倍，由此可见唐朝鼎盛之一斑。

农业社会的城市往往与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和交通要衢有关。工业时期的城市往往与工业生产基地的崛起和商贸要地有关系。如英国的曼彻斯特与美国的纽约便是典型。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新兴城市都与国际贸易和工业生产紧密相连，如天津、上海、青岛、烟台、深圳等城市都是对外开放的产物。但对外开放城市的兴起必须有个条件，那就是不仅要有外资还要有国内资本的支持。假如没有太平天国时期地主资本的支持，上海不会这么快地发展起来。由于天平军革命，致使大批农村地主携带资金避难上海，将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资本。

中国封建地主和封建官僚资本向工商资本的转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驱赶了大批地主资本进入城市，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将北京等地一批遗老遗少的官僚资本赶入天津和青岛这样的殖民地城市。正是有了这两次革命性的驱赶，才促进了中国沿海现代城市的发展。上海、天津和青岛这三个典型半殖民地城市发展起来。

如果说上海、天津和青岛这样的城市除了居住功能外，还有很大的生产功能，那么象北京这样的封建都城就很难称得上生产功能了。解放前的北京，完全是个消费城市，连根钉子和火柴都不能制造，工人的比例只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六，还全集中在服务业上。之所以有北京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它是封建统治者的居住地。

解放后，中国的城市基本上在原先的基础上发展。新建的城市大部分是由于工业原因而诞生的，譬如攀枝花市、大庆市、东营市、十堰市、克拉玛依市等。总起来看，中国的城市还是以综合性的城市为主，纯粹的工业城有一批，但不多，并且这些工业城市往往面临着资源枯竭而衰落的威胁。例如，一些工矿城市，一旦煤矿或其他矿藏挖掘净尽，便呈现出衰落迹象。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工业城市有的进行了成功的城市功能转换，象美国的底特律和费城都是以汽车为主发展起来的城市，至今在汽车之外又增加许多其他功能。象休斯顿市早先是石油城市，当石油采掘完后，又改造成航天工业城市。

6，造城运动：中国的后经济运动

截止1999年底，我国城市数量666个，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32个，人口在50-100之间的大城市43个，人口20-50万的中等城市192个，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400多个。城市化水平已达30.4%。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50%、工业产值的70%、工业利税的80%都产生于城市，90%以上的科研力量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城市已成为高科技、通信、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的主要载体。

今后的中国，靠现有和原有的这些城市是否可以容纳得了未来20年内新增的3—4亿农村人口？从人口上看，如果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那么至少要有7亿人居住在城市里才算达到了50%的城市化率。7亿人口那就意味着比现在的城市人口要翻一番还要多。如果这些人都涌入现有的城市，那么今天这666个城市的规模就要膨胀一倍多。如果这666个城市的吞吐功能难以承载这些人口，那就要外建新城市来容纳农村人口。如此看来，今后的20年，中国要两条腿走路，一边靠老城市吸纳农村人口，一边靠建新城市吸纳农村人口。

关于建新城市，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已经积累了经验。象深圳就是一个典型。未来的20年，中国能不能再建几个深圳？现在需要人们大胆的设想。如果没有大思路，没有大胆魄，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没出息，没希望的。深圳现在已经容纳了730万人，再建10个深圳才容纳7300万人，照着我们城市化目标还差得远。因此，中国今天要开始大胆设想了：要再来一波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和发展城市圈运动。中国将重点建设几个大城市圈和大城市带，

南京—上海—杭州将成为一个长江三角洲城市圈，

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将成为一个大的城市圈，

广州—深圳—汕头将成为一城市圈，

沈阳—长春—大连将成为一个经济带。

郑州—武汉—长沙为一城市带。

成都—重庆为一城市圈，

中国的人口要进行大规模的集中，从边缘地区边远地区撤离，停止对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再进行开发。

改革20年中国经济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许多人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一些改革的闯将年龄也开始进入暮年。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不能停顿，要长江前浪推后浪。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后浪就是“造城运动”。中国还要制造新热点，新亮点。中国今后如果要想将3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必须在新兴工业城市上下工夫，要开发兴建一些新型工业城市。

除了新兴工业城市，新型的消费和旅游城市也不可忽视。北戴河是典型的旅游消费城市，中国今后要在沿海再建十几个这类城市都是有可能的。例如山东乳山县的一处海滨正在形成规模。内地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开发出有效益的旅游娱乐消费新城。但这类消费型的新兴城市在发展上有一定特点。什么特点呢？那就是需要富人资本，需要富余的资金流入。看看青岛那些小洋楼，都是当年有钱人的别墅，青岛的形成是典型的富人资本流入的结果。那么中国今后会不会冒出几个新青岛来呢？我认为只要政策放宽，思想意识开放，新型的消费城市还会涌出来一批。譬如海口市西侧海滨沿海十几公里长的地带已经成为豪华住宅区，实际上就是富人居住区。这都是新城的雏形。如果中国今后在意识形态上更开放一些，对外开放力度更大一些，中国会出现一些新的开发城市。

但工业城市与消费城市在功能和设计上面肯定有不同的特点。这两种城市在规划和建设上都要有新思路。开发商要与政府进行大手笔的合作。譬如，北京的华远房地产提出了“建镇计划”，在北京的郊区建设包括社会行政区管理在内的新型城镇。目前，开发商与行政部门合作的项目在全国冒出不少。深圳华侨城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实践证明，今后房地产建设已经不能停留在前些年小敲小打的规模阶段。中国未来的房地产业将孕育着新的造城运动和新的企业组织形势。有眼光的开发商必须看清这一趋势。

说到底，我认为未来20年的城市开发运动与前20年在方法上将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计划经济将少一点，市场经济将多一点；不合理的管制将少一点，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将多一点。试想，当户籍制度打破之后，人民可以在各地自由流动、自由买房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一副什么景象？是计划者们所能驾御的吗？

20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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