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由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经济学家撰写的文章，它探讨了经济活动与法治安排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法治安排，便有什么样的财富占有。如果这种法治安排过于偏向权力或特权，大爆炸式的私有化便成为一场掠夺。当一个社会存在过多的掠夺机会并使人们过多地去关注掠夺，创造财富便失去了动力。当今的我国学界很少有人用这种方法去进行研究，许多学者成了强者和掠夺者的帮腔。因此，将此文拿来读一读，它最大的用处是提醒我们检讨本国的改革模式，这么多年来，全国上下的主要精力和任务是追求经济增长，极少关注法治的建设和社会各群体权利利益的安排。这种发展隐藏的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也许看不出来，但早晚是要暴露出来的。现在转轨国家包括本文作者这样的西方学者都在反省，我国也应当引起重视。]
大爆炸式私有化的经济掠夺
与后共产主义社会法治形成的障碍
作者：卡拉·霍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全国社保理事会 姜世明 译
2005年7月23日
原载《法和经济学比较》（Law and Economics Comparative）第十七辑
作者简介：*卡拉·霍夫（Karla Hoff），美国普林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小组”（Development Economics Group）的高级研究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最近几年，经济学家们越来越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关注“游戏规则”的产生，而不是仅仅关注既定规则下经济主体的行为。前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造就了创造新规则的实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是国有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财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需要在短期内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制度。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俄罗斯和其他许多经济转轨国家都采取了“大爆炸”的改革战略，即尽可能快地将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施莱弗和维什尼（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 Vishny，1998）曾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一改革实验背后的思路：“私有化会提供巨大的政治支持以建立私有财产的制度，因为它会产生私有者，而私有者会游说政府，向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创造支持市场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将会随着私有财产的诞生而出现，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第10~11 页）。
但是，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这一制度演变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实际上，在俄罗斯和许多其他转轨国家，这一演变并未真正发生。根据许多学者的观点，一个核心的原因是缺乏对法治的政治需求（1）。正如伯纳德·布莱克等人（Bernard S.Black等，2000）对俄罗斯所分析的那样：
“公司经理和掠夺者阻挠那些加强或实施资本市场法律的努力。他们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有力的证券监督委员会或者是针对关联交易的严格规则。他们不想要什么，他们就不会得到什么”（第1753页）。
如何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的实际情况与改革者期望之间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对此加以解释，在这个模型中，个人的经济行为与政治选择（2）是相互依赖的。控制财产的个人既进行经济决策（努力让资产增值或者掠夺资产），又进行政治决策（如就建立法治的政策进行投票）。例如，如果一个人对所控制的资产进行掠夺而不是让资产增值，那么他就有理由反对建立法治，因为法治会削弱他进行掠夺的能力。当足够多的人反对法治的时候，建立法治的概率就会下降，这样就会减少其他资产拥有者进行投资的经济激励，从而也会影响其“投票”。因此，个人对于法治的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我们需要考虑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均衡的结果是建立法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均衡的结果是法治不能建立。
本文将在我们认为是非常有利于建立法治的条件下，通过一个高度程式化的一般均衡框架来考察这一相互影响。在这一模型中，那些对私有财产拥有控制权的人，就个人来讲无力从政府手中获得产权保护，或者建立维护自己利益的寡头政治，但是他们可以联合起来通过投票来建立法治。如果在这一模型中，大规模私有化产生了对法治的支持者，这也并不意味着大爆炸式的私有化是建立法治的有效战略，因为作为政治内部人的资本家仍然可以俘获政府，建立维护自己利益的法律制度。但是，如果私有化在本文所研究的环境下（实际情况可能的确如此）并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支持快速私有化的制度变迁范式就值得怀疑。（3）
我们的模型考虑了那些降低法治需求的因素。在俄罗斯，存在许多这样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缺乏市场经济的经历、历史上就存在腐败传统、伴随着腐败的私有化、丰富的自然资源、开放的资本市场，以及1992~1993年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侵蚀了私人储蓄，这进一步恶化了不完善资本市场导致的各种后果，使资产掠夺相对更加诱人）。俄罗斯的一些政策（如过度的货紧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便是阻碍了法治的建立（4）。因此，本模型有助于解释在俄罗斯发生的情况。
一、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背景简介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第二年，俄罗斯实施了大爆炸式改革，包括大规模的私有化，将企业股权分配给经理和工人，将股份进行公开拍卖。到1994年7月， 14 000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相当于俄罗斯工业的70%）转变为股份制企业。在大多数职工所有制企业（employee-owned），由于工人和外部股东所掌握的股权非常分散，经理层获得了实际上的控制权（Roman Frydman等，1996；Joseph R. Blasi等，1997）（5）。
俄罗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时候，那些支持法治的制度（尤其是公司治理）还没有到位。在所有的社会中，这些制度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罗斯在这方面存在着质的差别。例如，在俄罗斯，并没有对经理层进行问责的规则。1995~1996年，俄罗斯通过了保护股东利益的法律，但是法律的实施非常无力。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伴随着资产掠夺。根据所采用的不同衡量标准，从1995年到2001年，俄罗斯每年的资本外逃平均达150亿~200 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Prakash Loungani和Paolo Mauro，2001；Reuters， 2002年2月20日）。
1999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世界银行联合进行了一项企业调查，为后共产主义国家转轨后数年内的产权保护不力提供了系统化的证据。针对调查中的一个判断：“我确信法律体系将在商业纠纷中维护我的合约和产权”，在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大约有75%的企业表示不同意。图1是那些可获得数据国家的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增长散点图（6）。图1的横坐标表示在调查中表示不相信法律体系会维护其财产和合约的企业的比重。纵坐标表示2000年的GDP与1989年的GDP之比。在产权保护最不力的6个国家，GDP急剧萎缩，根据官方统计资料，GDP下降了30%多。
图1， 20个转轨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产权不安全程度
注：产权和合约权利不完善度指标是那些在1999年调查中对下面判断表示不赞成的受访者比例：“我相信在商业纠纷中法律体系将保护我的合约和产权”。资料来源：调查数据来自
http://www.worldbank.org/wbi/governance/beepsinteractive.htm ，文献来自Joel Hellman等（2003），GDP数据来自EBRD（2002）。
二、关于法治需求的一个静态模型
1. 代表性经济主体
在模型中包括对企业拥有控制权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具有单位质量（unit mass），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在两种行为中进行选择以使其财富的期望值最大化（7）：
（A）创造价值：即通过不可撤消的投资来增加企业的价值；
（B）掠夺资产：即将企业的资产掠走，将资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经济主体创造价值和掠夺资产的能力不同。我们用θ来代表经济主体的类型。
具有较高θ值的经济主体更有能力掠夺资产，但进行投资以增加企业价值的能力则较弱。θ具有连续分布H(θ)，其密度函数为h(.)。
2. 政治环境
我们考虑这样一个社会：可能的法律结构只随产权保护程度的不同而变化。
“法治”意味着产权界定明晰并得到实施、产权还是广泛可获得的、解决产权纠纷的规则得到统一执行而且是可预测的。而“无法治”则意味着这样一个法律体制：政府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回报使其免受剥夺，它也不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使其免受窃取，合同权得不到执行（8）。
我们假定，在初始状态，不存在法治。那些创造价值的经济主体需要改革，需要建立法治，因为为了增加资产价值，他们必须相互打交道，而这就要求合同的执行是合理的、中立的。增加资产价值需要投资，为了获得投资回报，就需要产权的有效实施。资产掠夺者奉行“卷钱就跑”的策略，他们不关心法治，甚至还有可能积极反对法治，因为法治并不会使他们受益，甚至可能限制他们进行掠夺的能力。在我们的静态模型中，经济主体的经济策略决定了其政治立场（9）。
确定法治的支持者是本文的焦点所在。我们用1–x代表支持法治者的比重，那么，x就是反对法治者的比重。假定法治建立的概率为π，它是x的减函数π=π （x），π .)≤0，0=π (1) < π (0)=1，并且，政府会对政治利益做出反应。
3. 回报
假定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单位资产提供的收益为f。对于一单位资产，类型为θ的经济主体最多只能掠夺f。我们用j表示状态，无法治和有法治分别用N和L表示，两种状态下的掠夺回报分别为：
SN(θ)=fs(θ); SL(θ)=fs(θ)[1–λ]
由于θ将掠夺资产的绝对和相对能力（相对于增加资产价值）参数化，我们可以有ds/dθ>0。参数λ代表由于法治的建立而导致掠夺能力的下降，0<λ<1，其中λ=0意味着掠夺能力没有下降。
类型为θ的创造价值的经济主体对每单位资产投入固定资产I，资产的价值因而提升，其提升的比例为gj(θ)，dgj/dθ≤0。创造价值行为的回报率为：
Vj(θ)=f[1+gj(θ)]–I
我们假定：对于每个经济主体来说，法治都会提高其创造价值行为的回报率，也就是说，对于所有θ，都有g (θ)>gN(θ)。之所以产生这一后果，是因为法治可以控制其他人的不当行为。每个经济主体从机会主义中受益的能力降低则是他们必须为此支付的代价。图2归纳了θ类型的经济主体的回报结构。
我们用Δ(x, θ& 表示θ类型的经济主体创造价值行为与掠夺资产行为的预期回报二者之间的差：
Δ(x, θ) =πVL +[ 1—π] vn—[πSL+[1-π]SN
=f [1+π( x) g L (θ)+[1-π( x) g N( θ)- S(θ)[1-λπ(x )]]-I
图2 经济主体的两难：掠夺资产还是创造财富
fs(θ)[1–λ]←法治←掠夺资产←控制者→创造价值→无法治→f[1+gN(θ)]–I
fs(θ)←无法治←政治环境→法治→f[1+gL(θ)]–I
我们现在可以定义转换线θ*(x)，类型为θ<θ*(x)的经济主体采取创造价值的行为，他们会支持法治的建立，类型为θ>θ*(x)的经济主体采取掠夺资产的行为，他们会反对法治的建立。转换线实际上是那些对于经济主体来说创造价值和掠夺资产对其回报无差异的(x, θ) 的集合，也就是说：
Δ(x, θ)=0 （2）
每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都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影响到他人对制度环境变化的判断，从而如何进行投资和投票。但是，在本模型中，每个经济主体在选择自己经济行为的时候，都不考虑自身经济决策对其他人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环境是一种公共品（10）
转换线是向下倾斜的，因为：
上式中的分子表示政治环境的变化（反对建立法治的经济主体的比重上升）如何降低最后一个经济主体的创造价值行为相对于其掠夺资产行为的回报率。
相对回报率越敏感，转换线越陡峭。
为了分析均衡结果，我们需要另外一条曲线：掠夺能力曲线，这条曲线被定义为x=1–H(θ)。对于每一个类型值来说，掠夺能力曲线是那些类型值超过或等于θ的经济主体的比重。一个企业的债务越多、小股东的股份越多、资产的流动性越强（尤其是越容易从这些资产中抽取几乎无需加工的商品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经济主体的掠夺能力就越强。如果决定掠夺能力和创造价值能力的因素在所有经济主体中呈正态分布，那么掠夺能力曲线将会呈现出图3所描述的S形状。
图3，双重稳态均衡
4. 均衡分析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x=1–H（θ.（x））（4）即意味着该模型实现了均衡，其中，x是那些反对建立法治的经济主体的比重。
等式（4）表明，对于那些反对法治者来讲，掠夺资产的预期收益超过了创造价值带来的预期收益。当转换线与掠夺能力线相交的时候，对应的{x,θ}是一个内部均衡点。
命题：在这一模型中，均衡是永远都存在的。如果0<x*<1是一个均衡，而且满足等式（5）
那么，至少还存在两个另外的均衡点，其中一个均衡点对应的建立法治的概率更高，而另外一个则相对更低。另外，如果对于所有的x来说，等式（5）都不成立，那么均衡点是唯一的。
证明：ф(x)=1–H(θ(x))–x满足ф(0)≥0，ф(x*)=0，ф(1)≤0，并且是一个连续函数。如果等式（5）成立，那么，ф'(x*)>0。
当对x扰动的反应大于x自身，那么等式（5）便会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均衡是不稳定的，如果存在一个高于x*的扰动，那么发生“转换”的经济主体将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是因为扰动改变了政治环境，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于系统如何发展进而其他人如何投资和投票的看法。如果等式（5）成立，将会出现多重均衡。
我们同样可以用图来表示上面的命题。图3显示了一个三重均衡的状态，在这里，x**是不稳定的。下面的一个例子显示了一个单一均衡的状况，它导致了资产掠夺行为的出现。
例子：假设π(x)=(1–x)2 ，x在[0，1]上均匀分布，fs(θ)=θ，λ=0，对于所有的概率类型来讲，创造价值行为的回报率分别为VL=1，VN=1/4。那么，等式（4）就变为x=1–θ*(x)=3/4–3/4(1–x 2)。当x=0和x=2/3时，即达到均衡，如图4所示。尽管在法治条件下所有经济主体创造价值行为的回报率要高于无法治条件下掠夺资产行为的回报率，但法治得以建立的概率只有1/9。在x=0的情况下，转换线比掠夺能力线更加陡峭，在这个均衡点上，等式（5）得以满足，均衡是不稳定的。
图4 单一稳态均衡：一个数字例子
这一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私有化的争论。乐观者认为私有化将会产生通过创造价值而受益的人，他们从而会产生对法治的需求。俄罗斯的观察家们讽刺说，如果真能从企业中获取数十亿的好处的话，为什么还要窃取Gazprom （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其经理层拥有35%的正式所有权—Black等，2000，第1775页）。一个原因是与产权的可信度有关。如果人们预期Gazprom的产权不能在未来得到实施，那么他们就无法通过正常的商业投资获取数十亿的回报。如果我们认识到控制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上面的观点。
那些在掠夺资产方面比创造财富方面更有优势的人，同样可能更有优势把公司资产和社会资产转为私人用途。相应地，他们将不会支持法治的建立，即使他们自身也有资产需要保护。随着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他们可以获得双重好处：一方面，法治的缺失使得在俄罗斯掠夺资产更容易；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然后利用国外的“法治”来保护自己的不义之财。正如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成为百万富翁的俄罗斯人可能说过的那样，如果能偷到财富的话，何必辛辛苦苦地去创造财富呢？（11）我们的分析表明，乐观者和悲观者的观点都有道理，由于环境的不同，创造财富或者掠夺资产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有可能存在一个掠夺资产行为盛行的均衡。
三、比较静态分析
我们可以将很多学者认为影响转轨经济中法治需求的因素纳入到模型中。图5A和5B提供了基本的洞察。任何导致掠夺能力线向上移动的因素都会导致均衡状态下x的增加，从而导致均衡“值”的降低。一个足够高幅度的向上移动会导致“好”均衡的丧失。我们将把这一状况描述为“使得创造财富的均衡可能性降低”。同样地，任何导致转换线向下移动的因素都会产生与掠夺能力线向上移动相同的效果。我们来考虑三个方面：初始状态、公民道德和政策（12）。
图5 比较静态分析
1. 初始状态。
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历史的作用。俄罗斯有74年的共产党统治历史。共产党长期统治的一个结果是缺乏公民社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教会和政治俱乐部，没有迫使政府负责任的社会力量（与此不同，波兰具有强有力的社会网络，包括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在苏联时期，除正式的共产党组织之外，生长出一个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人们在其中从事非法贸易，而这种非法贸易往往以牺牲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这一非正式的社会结构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消失，它削弱了新政府实施法治的能力。正如一位俄罗斯商人所言：“（俄罗斯）所有的大规模（非法）运作，包括导致大量金钱不知所向的金融诈骗、拖欠贷款、投资项目，大多数都是建立在以前的关系网上”（引自Elena V. Ledeneva，1998，第211页）。腐败的私有化过程强化了对社会如何运转的悲观信念。对法治的悲观[即π(x) 的下移] 使转换线向下移动，这产生了恶性循环，并降低了法治产生的可能性，如图5B所示。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要素禀赋的作用。所有的资产都可以被视为可耗尽资源。对于自然资源公司的资产掠夺看起来比工业企业更为容易（至少相对于财富创造而言）。这表明了一个假说，相对富足的自然资源（相对于工业资产而言）将导致掠夺能力线向上移动，降低对法治的支持，如图5A所示。
表1中的数据至少是与上面的假说一致的（13）。我们给出了关于资源丰富程度的两个指标：石油和矿产品出口占总出口和GDP的比重。我们另外还给出了三个指标：经济增长率、第1节所讨论的1999年EBRD/世界银行关于产权安全程度的指标、以及《华尔街日报》的法治指数（14）。在那些自然资源出口比重低的国家（小于总出口额的10%），仅仅40%的企业不赞同“法律体系将支持我的合同和产权”，《华尔街日报》法治指数为7.5。在那些自然资源出口比重高的国家（大于总出口额的20%），几乎70%的企业不同意“法律将支持我的合同和产权”，《华尔街日报》法治指数为4.2。
表1 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经济增长和产权不安全程度
注：各个国家按照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第1列所示）由低到高排列。
资料来源：法治排序来自《中欧经济评论》（《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增刊）。出口和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统计信息和管理分析”。经济增长数据来自EBRD（2002）。
我们的模型为这一现象提供的解释与一个几乎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有关，这一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实际上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魔咒”（James Robinson等，2002，第1页）。但是，当前的理论着重于分析自然资源如何以竞争性寻租和保护费的方式被浪费掉，我们则分析了另一个机制：自然资源相对于工业品的较大比重降低了对法治的政治需求，从而降低了法治产生的可能性（15）。
2. 公民道德
对模型进行细微的修改，我们就可以考虑如下人群所产生的效应，这些人不介意个人得失，但对法治有良好期评（16）。具有公民道德的人的存在相当于θ取极小值，θ=–∞。这会导致掠夺能力线向左移动：对于任何给定的正值θ(^) ，都有很小一部分的代表性经济主体满足θ≥θ(^) 。在最初的稳态均衡中，这一向左的移动会提高“转换点”θ*，如图5A所示。如果有特定数量的人总是希望建立法治，对法治有需求的人的均衡数量将以更大幅度增加。反过来也是一样，公民道德的丧失（就如在俄罗斯，腐败的经理和犯罪分子通过正式的私有化获得了资产的控制权）可能会导致坏的均衡，而且会产生放大效应（社会乘数）。
3. 政策
对法治的需求和反对不能与宏观政策、其他规则（如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私有化过程分割开来。货币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效应：导致较高实际利率的政策降低了贴现因子，提高了资本成本。这两个效应都导致转换线发生如图5B那样的下移。限制信贷的政策导致人们更不愿意进行创造价值的行为，法治产生的概率也就更低。
我们的分析支持了关于反对恶性通货膨胀的观点，但同时也对过度的货币紧缩提出警告。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增强经济稳定的信心，提高资产增值行为的回报。但是，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有可能超过其正面作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甚至比我们模型所分析的更为严重，因为我们的静态模型抽象于这样的事实：伴随着资产掠夺行为，总供给函数向下移动。潜在GDP的萎缩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减少低利率的可能性，而低利率本身通常被认为是健康机制的一部分（17）。另外，过度紧缩的财政政策也会诱发经济衰退，降低投资回报率，从而使模型中的均衡远离财富创造和法治的建立。这对于像俄罗斯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在那里资产的掠夺很容易，而且由此获得的收入可以再投资于经济正处于繁荣时期的西方国家。
我们最后再来考虑一下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影响。在法治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具有很强的动机设法保护其财产免受政府和黑手党的掠夺。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为资产掠夺者保护自己免受掠夺提供了一种新“技术”：如果资本可以转移到国外去，就不会遭到掠夺。那些在国内从事财富创造的人却无法获得这一“新技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使资产掠夺者可以获取法治缺失的好处，却又不必承担其资产被他人掠夺的后果。这一效应可以强化掠夺资产的激励，使得掠夺能力线向上移动，降低法治产生的概率，如图5A所示。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特定条件下经济选择和政治选择的相互依存关系。私有化的受益者就个人而言很弱小，因而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有的产权保护，但是如果联合起来则足以获得法治，我们认为这样的状况对法治的形成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的理论显示资产掠夺行为可能阻碍对法治的需求。每个人在试图影响社会选择的时候，都会把焦点放在对自身的影响上，而不会考虑他人。他会把其他人的选择视为给定，独立于自己的选择之外。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环境是一种公共品。俄罗斯大爆炸改革之后的实际情况与改革者的预期是有差异的，本文的模型正是在这一差异的启发下形成的，但是它同样可以广泛应用于那些制度落后、又有资产可供掠夺的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模型可以被视为“政府缺位”理论。
注释：
（1）关于俄罗斯的相关论述，请参见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法律需求”研讨会上提交的Kathryn Hendley（1997）、Anders Aslund和Mikhail Dmitriev（1999）、Katharina Pistor （1999）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另外还有Herbert Kitschelt（2001）、Kathryn Soner-Weiss（2001）。关于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的论述，请参见Black等（2000）和EBRD（2001、2002）。
（2）这一模型在Hoff（2001）中有简单描述。最近，Leonid Polishchuk和Alexei Savvateev （2001）、Erik Berglof 和Patrick Bolton（2002）以及Konstantin Sonin(2003)又发展了相关的模型。Hoff 和Stiglitz（2004）针对此处的模型提供了一个简单案例的概要说明。
（3） Shleifer和Daniel Treisman（2003）认为，尽管俄罗斯的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和腐败控制仍然很薄弱，但是这些缺陷是当前中等收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通病。美国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也是如此。然而，研究美国19世纪法律史的学者们提出了关于产权保护和法庭运作的不同观点，当时的美国与今日的俄罗斯在这些方面有很大差异。例如，读者可以参见Lawrence M.Friedman（1985， 第275页），他指出，在美国“19世纪是合同法的黄金时期”；Black等（2000，第1782页）这样描述俄罗斯：“没有法治氛围，经理人可以宣称他们并没有违法（有时候他们的确是正确的）而为自益交易来开脱”。
（4）此外，还存在其他后果，如易货贸易的增长，这也对市场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5） 私有化本身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有趣的是，早期改革的一些失败促使后期的私有化更加不支持法治的产生。大规模私有化被证实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绩效。在面临着再次大选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叶利钦总统1995年通过一项“债转股”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在1995~1997年对一些俄罗斯最有价值的企业进行了私有化。这一改革导致了“政治寡头”的出现。
“政治寡头”这个词指的是一小部分银行家和企业家，他们以非常低的价格获得数十亿美元资产，条件是为叶利钦总统再次当选提供帮助。
（6）除了白俄罗斯，在所有其他国家，私有部门在1989年的GDP中都占很小份额，到2000年则占据优势地位。
（7）为简化起见，我们认为这两种战略是相互独立的。一个收入索取权集中在单股东手中的企业，就没有理由同时采取两种战略。在一个有众多股东的企业中，有控制权的股东有可能同时运用价值创造型策略和自益交易型策略，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投资者最终将拒绝与欺骗他们的企业打交道。
（8）我们的方法（如同大多数流行的讨论一样）在几个方面过度简化了法治和财产权问题。单纯化的讨论将政府作为私有化之前的资产所有者和控制者，将私有化视为权利向私人的转移，私人获得了完全的控制权。人们有时候通过其对立面：“无政府状态”来定义法治。这两个概念实际上都比字面意思更加微妙。例如，在俄罗斯，“法律”被一些强势集团用来通过滥用破产法以掠夺他人资产。在一些情况下，“法律”被用来制造进入壁垒以维护垄断地位。我们所使用的“法治”一词着重于以一种合理中性和可预测的方式来实施产权：在法治秩序下，各级政府采取独断行为的能力受到限制。但是，在俄罗斯，私有化可能在实际上扩展了地方政府相机行为的能力。在任何法律体制下，小股东都具有明确的“所有权”，但通常几乎没有控制权。在俄罗斯，法治的缺位意味着所有权都是不确定的。股东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的权益被稀释，自己的资产被掠走。
(9) 如果将此模型进行动态化（Hoff 和Stiglitz，2003），个人的政治立场将不仅是其当前经济策略的函数，而且是其未来决策的函数，但分析结果是一样的。
（10） 此处所研究的相互依赖关系与Kevin M. Murphy、Shleifer 和Vishny（1993）以及Daron Acemoglu（1995）所研究的有明显不同。他们的文章表明，当生产者和寻租者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外部性）的时候，个人的经济选择不具有社会效率属性，可以产生多重均衡。在本文中，我们完全对生产者和资产掠夺者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抽象，我们能够说明经济主体的政治选择不具有社会效率属性。
（11） 例如，俄罗斯的Boris Berezovsky在20世纪90年代初积累了大量财富，他被称为设计方案“从与他打交道的大公司中获取金钱，使其实际上破产”的专家（Paul Klebnikov，2000，第4页）。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方案是宣布与Avtovaz 和GM公司建立合资公司生产新汽车，但是公开发行证券的收入没有用来建立新公司，却被用来支持他和Avtovaz 的一位经理成为Avtovaz（被称为“俄罗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的私人所有者（David E. Hoffman,2002，第217页、第226页）。1994年，在感受到Avtovaz 的犯罪和腐败之后，GM撤出了这一项目（Klebnikov，第141页）。这个生产新汽车的工厂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来。
（12） Hoff 和Stiglitz（2003）提供了一个转轨经济的动态模型，在那个模型中，在任何时期向法治转轨的概率都依赖于我们此处所给出的同样变量。
（13）对于资源丰富程度数据可以获得的14个国家来说，这一样本数太小，而且存在内生性，因此难以获得可信的结论。即使可以获得大样本，横截面分析也不能检验这一假说，因为它难以区分因果关系。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可以影响掠夺资产和创造价值这两种行为的相对回报率，影响对法治的支持，从而影响法律制度。但是，法治的缺失可能导致“合约集中的”工业部门相对于自然资源部门的不发达（Oliver Blanchard和Michael Kremer，1997），从而提高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衡量指标。从1996年到2000年，随着制成品出口下降和资源出口上升，石油和矿石出口在俄罗斯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从53.2%上升到60.6%（世界银行统计信息和管理分析）。
（14） 《华尔街日报》的专家将转轨国家根据法治完善程度进行排名，最低得分为0（表示法治状况最恶劣），最高得分为10（表示法治状况最完善）。
（15） 不仅仅初始状态有影响，转轨初期的政策决定也有影响。例如，价格的快速自由化导致了大规模通货膨胀，侵蚀了大多数家庭的资产。这意味着那些获得资产控制权的人通过借钱做到这一点。在法治缺失的情况下，他们更容易以种种方式赖账不还。
（16） 这一修改与Haltiwanger和Michael Waldman（1991）有关。
（17） 从1990年到1996年，俄罗斯的GDP下降了40%，很多人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情况可能如此，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为GDP的下降导致72%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我们使用Cobb-Douglas函数来获得这一估计。如果资本的份额为0.4，那么，GDP下降40%即意味着资本存量只相当于原来的0.28，即（0.6）10/4。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Reward Structur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January 1995, 39 (1), pp.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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