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城市化要量力而行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8月29日

一、中国也需要适当采用大城市对抗战略

各国的城市历来是行政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财富中心。今天的大城市还具有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心的意义。城市大可以聚集更多的信息流和知识流，可以有更多的发明创造和聚集效应。在今天，城市化的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科技化和集约化和资源配置合理化的程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大城市之间的竞争，因为城市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最高水平。

正是由于城市具备这些功能，急于追赶世界先进的我国，这些年里向城市配置了大量的资源，打造出一些现代化的城市，以致使我国出现了巨大的城乡差别。当然，这是追赶世界先进的需要，也只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现象。随着发展趋于均衡，这种现状会成为过去。

但是，城市又不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城市的发展必须与国情和国力相符。这是因为城市的发展水平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系的。在一个并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发展太多的城市，肯定国民经济难以支撑这些城市的存在，就象我国建国之初50年代后期，被迫从城市里下放大批的人口到农村去，就是因为城市难以养活众多的人口。当然，在今天具备了一定工业化条件之后，一些城市仍然以户籍制度等限制遏制人口流入，也会影响城市化的合理进程。

就中国的情况看，城市规模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其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种种限制因素仍然发挥着作用。这些因素不仅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和思想上的。譬如对农民的歧视和对城市特权的保留。

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一般位居于产业结构的顶端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很大，譬如美国纽约市的GDP占全国GDP的24%，日本东京占26%，英国伦敦占22%。特别是日本，50%的GDP产生在占国土面积8%的东京周边地区，经济集中度相当高。而与世界各大城市相比，我国上海、北京、广州这三大城市的GDP分别占全国GDP的4.6％、2.5％、1.8％。这种状况好象显示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但实际上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

要想出现大城市，必须有巨大的服务业中心，要想有较大的服务业中心，必须有相环绕的庞大的工业集群，要想有庞大的工业集群，必须有适应的地理资源条件，譬如土地、水、交通、地形等便利条件。不具备自然地理资源条件，工业再发达也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工业地带。象一度曾是我国的工业中心的天津市，就是因为水资源的短缺，不得不缩小的工业规模。

东京、纽约和伦敦都具备发展大城市和大工业地带的地理环境。上海、广州和北京也具备了大城市的条件，只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才没有形成更大规模。特别是在产值方面，由于我国上述三个大城市缺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做支撑，因此，国民生产总值看起来比较小。而纽约、东京和伦敦有着庞大的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所以，城市硬件规模不一定很大，但GDP的产值却很高。这是北京、上海和广州难以比拟的。

在丹尼斯研究的11个国际大都市竞争力比较中，上海倒数第二。这也没什么奇怪，这是因为我国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中被分配在制造业的位置上，上海尽管有着比纽约、伦敦、东京都多的人口（将近2000万），但在产值方面却无法比拟，因为我们大多从事的是一般的服务业和一般的加工制造业。

所以，中国不能盲目与纽约等城市攀比，如果我们将上海的GDP打造成占我国总GDP的10%或20%，那么上海地区便要整个成为一片大工厂，以上海目前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很难支撑起这么庞大的工业需求的。

因此，我国的城市要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方向发展，如果上海成为一个象纽约一样的资本交易中心，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融资市场之一，便会给上海带来可观的金融服务业收入。

如此看，我国的三大城市与纽约、东京等城市决不能仅仅比较GDP规模，还要比较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以及产业结构。仅仅以GDP来比较城市规模是不科学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切莫盲目地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如果盲目地与发达国家比拼城市化，便会出现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发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但这些所谓的大城市其经济贡献率却依然这么低的现象。并且，还极大的浪费宝贵的资源，使这些城市出现了投入与贡献不相符的现象。如果我国将资源合理配置，这些资源配置到别的城市可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三、我国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低才有“大城市病”之虞，

不允许自由迁徙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

不平等的国民待遇打造不出中国真正的城市化！

产业结构低，导致我国的大城市不仅在经济贡献率上没有发言权，而且都患有十分严重的“大城市病”。以上提及的大城市似乎都是不宜于人类居住的城市，什么污染问题和环境问题都有。象北京每年的春天被沙尘暴搅得暗无天光。上海的水污染使居民饮水成了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认为中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发展自己的大城市，可是无论从经济贡献率还是居住、环境来看，大城市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他们认为总体上中国大城市发展是失败的。

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但也有一定道理。我国必须具备一些大城市作为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的平台，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打造出一些现代化的大城市。但大家都知道“拔苗助长”的故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的产业化结构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硬要靠行政资源打造出一个个的大城市，只能格外消耗资源。所以，大城市化一定要适可而止。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是靠吸取农村或其他地区资源来供养的，特别是那些工业化程度差的地区，大多数县城是靠农村来供养的行政中心。

中国城市的畸形发展还在于计划经济的福利制度的延续。现在我国的福利制度只限于城市居民，福利集中在大城市，越是大城市，福利越高，这就导致很多人赖在大城市不肯离去，也导致人们拼命往大城市里钻。如果我国是一个福利共享、城乡待遇平等的国家，人们会弃之而去，就不会有那么多资源和人口聚集在城市里的现象。人们会到那些更适合人类居住和工作的乡间环境去工作和生活。

总之，不允许自由迁徙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不平等的国民待遇打造不出中国真正的城市化！

从均衡发展的角度看，如果将宝贵的资源配置到那些更能发挥作用的地区，比如农村，将会极大地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而配置到大城市，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并无实际作用。譬如，最近我国又要对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进行大建设，又要投入大笔的资金，我很怀疑这种“拔高”式的城市建设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最多不过是打造出几个现代化的城市“花瓶”和“橱窗”而已。

四、大城市决不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目前我国的城市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非均衡发展的状况。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福利高度集中于城市，导致贫困地区更加艰难，导致人口更多地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的危机不断显现。

因此，为了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必须统一城乡居民的国民待遇，必须均匀地分配社会福利，纠正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城市特权，取消捆绑在农村居民身上的歧视待遇，打破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譬如，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居民有权利到农村买地、购房，农村居民有权利到城市购房生活居住。彻底打破计划经济时期设置的层层限制。使财富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这样才能极大地减少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

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仍然难以与得天独厚的一些发达国家的自然禀赋相比，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将长期地和大量地存在，所以我国必须走出自己的一条城市化道路，适合大城市化的地区可以成片发展，适当集中人口，不适合大城市的地区不必强行发展。要因地制宜，着眼打破城乡差别，消除城乡贫富差距和隔阂。否则必然出现一些靠行政手段打造出的现代化“城市橱窗”，好看不好用。既消耗和浪费了宝贵的发展资源，也扭曲了社会的和谐公平发展。

五、中国的城市功能还要进一步定位

目前，我国城市的最大问题是城市功能不清，多种功能混合在一起，以致使城市内出现很多不和谐的杂音。譬如，象北京这样的行政中心，参杂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导致北京的首钢被迫迁出北京。我国能不能再造一个行政首都？很多人提出了新的方案。这些方案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城市也要各有特色，城市也要专业化。达到专业化以后，各城市才能显示出它的专业特长，才能做出贡献。因此，中国的城市今后在放开限制之后，靠市场的选择，最终会出现更加专业化和产业集中的现象。

当一个城市的功能清晰之后，它的作用便一清二楚。目前，我国的沿海地区出现了很多的工业地带，这些工业新区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建设成为新的工业城市。象浙江的绍兴、慈溪、广东的中山、江西的九江一带都可以成为新的工业城市中心。

这些工业城市涌出之后，最起码可以容纳上亿从农村涌出的人口，使中国的13亿人口最后有7亿人生活在城市和工业地带。

因此，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许可以适可而止了，但中小工业城市还方兴未艾。我国还要通过城市化来产生聚集效应，但由于能源的制约，也许我国的城市化不会象发达国家一样发达。这是因为城市耗能毕竟高于乡村。我国仍然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留在农村。

我国的大城市和国外大城市相比，仍然存在着劣势，这是因为我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如果将这些人口都城市化了，在能源和资源供给上便会出现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我国的农业在机械化和大农业化之后换来的效率不一定能承载得了巨大的城市人口，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着眼于向农村分摊资源，切忌盲目追求西方的大城市化，切忌盲目与西方的现代化和大城市化进行比较。这是因为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的人口密度。

现在，一些中小城市提出了要打造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如果是在节能环保、人性化方面向国际化看齐，这种目标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是在规模、气派、奢侈和形式化方面与人攀比，就只能是伪现代化、伪城市化。除了具有官员做秀的意义，没有任何好处。

由于目前我国的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在这种“高下相倾”的情况下，会导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如果有一天，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便会消失。如果农村的生活条件高于城市，那时将会出现城市向农村的人口倒流。

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城市化，还是发展新农村？答案只能是：适当的城市化，兼顾提升农村的生活水平。最后使两者趋于平衡。届时，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便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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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章：

我们要为城市化付出多大代价 

童大焕 

2006年9月

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se）就断言：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互联网的革命性力量，除了极少数极端专制极权的国家，全世界的人们几乎都已经充分地领略到。中国的高密度城市化进程则以无可遏制的力量在底层潜行涌动，这是一个千年不遇的自强和复兴中国的大好时机。但我们的社会显然还没有准备好，社会管理的观念和机制甚至在有意无意逆历史潮流而动。城市化是夹杂着些许混乱和无序的美丽的陷饼，我们要为城市化付出多大代价，取决于我们的社会观念和机制能大多大程度上顺应时代，而不是被时代碾在车轮下甚至拖着时代的后腿。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在《高密度城市社会来临》一文中写道：“在笔者主持的中日合作的城市化政策调研中，调查团曾经对中国的人口移动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模型。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增加1.9700亿人，形成一个人口总数高达3亿3000万人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空间。届时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城市可望成为1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京大城市圈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大城市圈。但是20～30年后，在中国将出现数个规模为东京2～3倍的大城市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出现2～3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社会的大挑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移动，它的规模和速度将是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国经历的人口移动所不可比拟的。”清议先生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每年上升幅度有望接近1.5个百分点。鉴于亚洲主要国家首都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普遍超过10%（数据来源：联合国），其中日本东京超过27%，韩国首尔超过43%，未来北京人口规模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都不容忽视。据专家研究，北京市常住人口有望在2025年达到3000万人。

 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高密度城市社会的到来跟自然资源短缺、城乡发展不均衡高度相关，而我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内耗型的制度文化背景。这三个因素合力，加上过去半个多世纪城市化被人为延误导致的“补课效应”，中国的城市化，确切地说是大城市化会来得特别迅猛。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近20年来，乡村自然资源开始进入严重匮乏和短缺状态、环境恶化迅速；城乡差距实质高达5、6倍甚至更高；中小城市以下权力资源垄断严重、产业分工不足、人际关系内耗重重等因素，都使大城市化、城市群化变得更加顺理成章。据联合国统计，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00万人口以下、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我国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最快，这就说明我国的中小城市发展缺乏活力。也充分说明德国式的小城镇发展战略不适合中国。

一、乡村的黄昏

 去年底，WTO香港部长峰会上，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多国多种族的农民，在香港扛着“人肉汉堡”，质问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你们能快意地享用吗？表现殊为激烈的韩国农民，则以跳海、抢盾牌的抗议方式发泄不满。他们高呼反对世贸的口号，说进口粮食过于便宜，他们没有竞争力，他们要争取人权。韩国农民的香港陈情，实际上是小农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曲挽歌！只占全国总人口7%的韩国农民，受到政府全球独有的优待和保护，各类农产品价格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甚至有个夸张的说法，说韩国人开得起车，却吃不起肉，但农民仍有朝不保夕的破产之虞，正说明传统小农经济已经日落黄昏！中国农民人口更多（占总人口70%），土地更分散（人均不足1亩），政府的农业补贴能力极其有限，乡村的黄昏就在眼前！ 

 二、圈地运动

 伴随着小农经济的没落，在城市化运动中农民正遭受比过去几十年工农业剪刀差更迅速也是更严酷的征地盘剥。在征地运动中，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权利，甚至在非征地运动中，农民也没有自己完整产权意义上的土地和房屋权利，既不能卖给城里人，也不能到银行抵押贷款。但是地方政府一来，想征就征。名义上为了严格保护耗地，事实上给了政府征地开了更大的口子，甚至有地方政府把几个乡镇的地块除了少数陡坡山地全部征用，进行土地储备，因为现行征地补偿太便宜了！而土地的增值收益太诱人了！从全国范围看，农民在征地中获得的补偿不到地价款的10%，有的不到5%还被拖欠。上海的数据表明，征一亩地只要付给农民两三万元，而出让价最高可达1500万元甚至更高，最高相差数百倍。 

 这样，被征地的农民很快成为无业、无创业资本、无社会保障、无城市生产生活技能的四无人员，等待他们的，就是被社会边缘化，成为无根、无方向、看不到希望的“城市盲流”。数据显示，近年来因征地而起的群体性事件已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而全国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每年高达七八万件，而且仍在持续上升。

三、血泪斑斑的城市底层创业

 被小农经济和征地运动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新三座大山挤压的农民纷纷转向了城市谋生之路，占全国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显然已经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是“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只一味把他们当廉价劳动力而不顾他们的基本权益和自由迁徙等户籍权利。同时，城市对这部分人的底层创业也异常苛刻。近些年来人们见得最多的是城市对街头摊贩的“扫荡”，城管人员甚至可以直接将流动摊贩的摊子砸烂、物品没收，甚至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打死打伤。城管执法的血腥和暴力倾向令人惊悚。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把人的吃饭家伙、人格尊严和全家的希望砸烂。到处都是一片“不许”之声，甚至连农民进城进行西瓜、青菜等等物品的自产自销摆摊设点，都在严禁之列，有的地方规定凡有农民“漏网”，除了农民自身要受罚，连流入地、流出地、途经地政府都得“连坐”受罚，如此严苛，古今中外罕见。但其背后却是冠冕堂皇的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无摊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妨碍市容、交通、卫生等名义。这事实上是在挖我国基础创业和社会安定的根基。如果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更具危害性的违法犯罪手段谋生。是追求城市表面的光鲜与整齐，却不得不忍受更为恶劣的盗贼与抢掠等犯罪横行，还是求真务实，真正以人为本，建立一种表面的“混乱”内在的和谐？

四、无根的孩子

 与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相适应的，是移民二代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和未来令人揪心。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孩子的前途命运、社会的安定和谐。诚如西谚所说：今天多一所学校，明天就少一座监狱。但是总人数占我国儿童十分之一的两三千万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并没有被公平地对待。导致不论是流动儿童，还是父母在外的留守儿童，其心理问题都比一般儿童多，对社会的仇视心理也比一般儿童高许多，违法犯罪比率也更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到前途渺茫和无所归依。随父母流动者，往往因为无法就地高考而被迫在高中阶段离开父母回到故乡，从而生前途未卜之惑；留守者，则往往因缺乏父母的管教和依靠而对社会冷漠且放任自流。 

 因此，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要解决他们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问题，更重要的还要解决他们的未来前途问题。他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社会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反之亦然。这就要求不光是城市中小学对他们敞开大门，高考和城市的户籍也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地敞开大门平等对待。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更多的留守儿童也能够来到流入城市的父母身边上学读书。这既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确保孩子不和父母分离的基本要求。否则，把十分之一孩子排斥在外的教育和高考制度，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而是一个耻辱的、为未来埋下定时炸弹的制度。 

五、迷失方向的学者

 在城市化运动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亦步亦趋地跟在决策者的背后，把科学的研究工作变成了一些官员拍脑袋决策的传声筒和注释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资源短缺“理论”为城市的人口控制企图和全世界最落后的户籍壁垒服务。比如由所谓的水资源短缺推出北京每年净增人口不能超过20万人的结论。这个问题值得人们仔细推敲。 

 首先，北京市“十五”期间，人均综合用水量由同期330立方米下降到245立方米。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高了而不是更糟了。其次，人均综合用水量和个人生活用水量并非同一概念，后者所需要少得多。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均衡化，人均用水量可以大幅度下降。第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城市中水利用率的提高，人均用水量会相应降低。比如衣服干洗和集中到洗衣店洗涤，城市绿化、卫生设施全部采用中水等。第四，专家的研究表明，水资源短缺并不会成为北京市人口增长的障碍，原因是目前北京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极低，主要表现在占全市用水38%的农业用水所创造的农业生产值占全市GDP的2.4%。因此，农业用水上还有极大的集约空间。第五，随着发展的进程，北京和其他任何大都市都将不单单依靠自有水源解决城市用水问题，就像香港一样。 

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是可以不断增强的。2000年东京人口1200万，今天已经有3500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400万。日本是全球公认的资源短缺型国家，但东京入管局局长坂中英德提出，日本要维持目前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就要在今后的50年内，接受3000万外国移民。他的观点引起日本经济界人士的共鸣。而外国移民首先肯定是往东京及其周围集中。

  总而言之，城市化尤其是高密度城市化是上帝赐给中国的丰厚礼物，在它的面前，我们惟有带着谦卑与敬畏，以自由和开放的心态，坦然接受，而不要自不量力，螳臂当车，成为历史的罪人和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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