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过度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政经危机》

何必：《只有郎咸平才能救中国？》

郎咸平：《反腐得成效 社会方和谐》 

詹小洪：《韩国调查国有银行贱卖案 外国投资基金破财消灾》

------------------------------------------------------------------------------------------

过度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政经危机

----成品油市场开放印证中国经济病入膏肓

何必

2007年6月17日

panyi@vip.sohu.net

    从市经贸委了解到，国家日前批复佳施加德士（青岛）能源有限公司的成品油经营资质，同意该公司在本市建设经营加油站及附带设施。据悉，这是山东省第一家获得批准的外资企业，标志着本市成品油零售市场正在向外资企业逐步放开，新一轮“圈地战”已箭在弦上。（2007年6月17日《半岛都市报》） 

    这样的消息，我们太熟悉了。成品油市场放开，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之一。对于外资的进入，我们却经历了一个从当初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到现如今莫衷一是甚至痛心疾首的历程。在鸦片战争后聚集、扩散、蔓延并升华的崇洋媚外的民族群体意识当中，特别是在周恩来外事无小事这种卑躬屈膝的奴性文化的熏陶下，面对外国人的一切，我们都习惯于必须给于只能从仰视视角里的格外关照，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对于外国人采取了高人一等这种全国性令人作呕的姿态乃至法政精神。

    现如今，中国进入了结构性困境之中。从经济方面看，是否能够控制住较快向过热的惊险一跳，也是中南海寝食难安的。就目前情况看，投资领域里经年累月的高速度，以及连续多年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路数下的表面上的公共品和基础设施投资，使得各行各业的产能迅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不断刷新。面对消费不振，产能过剩就形成了恶性竞争的投资格局。而觊觎中国这块风水宝地良久的外资，也就乘虚而入。

    去年8月17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曾经的迅猛增长开始停滞；外商新建工业项目大幅减少；外商投资设立新企业也开始大幅下降。在中国诸多行业的产能被认为过剩之时，外商正选择以并购的方式进行整合。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常务理事费国平说：“如今，选择兼并行业领头的中资企业或者收购合资企业中方股权的并购行为很活跃。这样做既可以消灭对手，又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也可免去新建投资项目3～5 年的投资期。并购是快速进入很多产业和行业的最佳途径。”中国现在已成为仅次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亚太第三大并购市场。2006 年上半年，中国并购交易额达到410亿美元，同比增长 71%。其中，外企对华的并购投资金额达到12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金融领域、国企转让的非核心资产及低价转让的基础设施等成为外企投资的热点。

    如今，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和行业地位都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为外资并购加速奠定了基础。“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方就越来越多地有了收购中资方股权的需求，逐步把很多合资企业消化变成了外资企业。只是现在变得更加的彻底，尤其是那些做产业型的企业，就直接瞄准中国同行业中的领先者，进行收购。”而同时，中国大量行业的集中度太低，很多企业都为价格战而耗费太多的精力，也为外资并购创造了条件。“大量的价格战让很多中资企业根本无暇顾及研发和创新，这就让外资并购有了机会。”与此同时，外商内部自身投资组合的调整也在进行中。随着商务成本的提高，外商开始将投资更多地安排到了中西部更低成本的地区。这是产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快速发展，这样的趋势也逐渐向全国延伸。一些已经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业，开始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就此编辑部点评道：根据商务部15日发布的1-7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报告，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772家，同比下降7.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07亿美元，同比下降1.16%。6月当月下滑的幅度更大，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091家，同比下降14.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39亿美元，同比下降12.23％。与外资在华活跃的并购行为相比大相径庭。新建投资和股权收购在中国的此消彼长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外商并购行为增多，自然会减少在华设立新企业的需求。

    在外资从东南沿海地区招商引资热潮中争先恐后的攻城略地过程中，经济基础相对雄厚并且发展相对活跃的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逐渐接近吸收外资方面的饱和，致使外资开始向中小城市扩张辐射。去年5月17日快讯，5月16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06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美国企业对投资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但对法规环境、政府透明度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情况还不够满意。在接受调查的200家美国企业中，几乎所有的企业对今后成功的前景表示乐观，大多数企业仍将中国列为投资首选地。白皮书指出，目前美国公司在华业务的扩展呈现了三个趋势：一是各企业越来越多地扩展到二级城市；二是对研发投资正在增加；三是在华投资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购买中国公司的资产，或是直接收购。

    尽管如此，白皮书指出，在华美国企业依然面临着中国商业环境的挑战，包括法规不明确、缺乏透明度、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还应采取明确措施改善商业环境。白皮书认为，最为严重的障碍之一是，中国对外资企业及其国内竞争者实行不同的监管制度。很多外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需要同时获得多个政府部门以及不同级别政府的批准，并受其管理，从而导致实际的市场准入审批的不顺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白皮书指出，目前美国企业对中国当前的知识产权执法机制的信心依然很低，美国企业普遍认识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从基础层面进行改革。

    此外，《白皮书》中呼吁，美国企业希望美国政府能加强与中国的商业合作，比如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促进出口，重点扶持中小企业扩大对华出口。2006年度《白皮书》还显示，美国在华企业2005年盈利状况不容乐观。《白皮书》中指出，面对客户的价格压力、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市场价格变化等问题，只有64%的美国在华企业处于盈利状况，而这一数字在2003年为72%。美国在华企业在面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利润日益下降的现状下，各自正逐步调整他们的在华战略，超过半数的美国企业开始向中国内地的二级城市发展。

    美国商会的如此报告，被坊间指称为对中国的要挟。而其中对于中国方面引狼入室的进程缓慢，也招致了美国商会方面像嫖客要求婊子力度加大动作加快那般的情形。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凯雷收购案，让太多的中国人感受到了风向标的深切。去年6月13日快讯，中国重型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12日表示，希望收购规模较大的竞争对手徐工机械，将其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这项声明可能引发与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凯雷 (Carlyle)之间的收购战。凯雷去年10月已达成协议，同意出资3.75亿美元收购徐工85%的股份，但目前仍在等待商务部的批准。12日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表示，三一集团有意出资4亿美元收购徐工科技，并且已经在制定相应计划。“鉴于徐工科技的价格被严重低估，三一集团将在此前提出的3亿美元收购价的基础上，再提高1亿美元收购徐工科技。”

    据了解，三一集团早就有意参与徐工科技的改制重组，但随后迫于外界压力，三一集团放弃收购徐工科技计划。12日徐工科技和三一重工股价都逆市上扬，收盘时，徐工科技上涨4.48%，G三一上涨5.54%.此外，三一重工为第一家股改限售股解禁公司。三一重机等四家三一重工原非流通股股东合计1093万限售股份将于6月17日起解除流通限制。2005年底，凯雷和徐工签订有“对赌协议”，如果徐工机械2006年的经常性EBITDA（指不包括非经常性损益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达到约定目标，则凯雷徐工的出资购股85%的金额为3.15亿美元，增资额为6000万美元；如果达不到约定目标，则凯雷的购股金额为2.55亿美元，增资额不变。对于为何在此时宣布收购徐工，向文波表示，首先，徐工科技拥有强大品牌优势、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年收入170亿元的徐工以20亿元出让是严重的低估。其次，徐工科技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标志性企业，而工程机械行业又属国家战略产业，对于国家战略产业的主权意识需要加强。此前徐工科技已向相关部委递交“毒丸计划”，以试图为凯雷收购作最后一博。

    对此编辑部点评认为：此次收购案中，三一重工质疑凯雷收购徐工的价格，除了因为它不是市场生成的合理价格外，三一重工确实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仅仅因为出身草根就被排除在收购队伍之外，这是明显的歧视。“中国重外资轻民企”，民企生存环境不佳是不争的事实。“重外资”，除了外资的综合优势，还能给地方政府都带来招商引资的政绩。而民企在政治上的风险是无法回避的。也许当民企能真正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时，外资并购的话题，不会再这么沉重。

    透过凯雷与三一重工就徐工收购你争我夺的价格战的表面，人们看到的还是民族主义与市场化自由派的对垒。去年7月7日快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私人股本集团凯雷仍然满怀信心地认为，收购中国机械设备制造商徐工机械的计划将会成功，尽管有人试图使协议半途中止。这宗交易一直在等待中国政府监管部门的审批。但由于中国企业三一重工本周宣布，其母公司三一集团将正式要求重新开启可能收购徐工机械的谈判，凯雷的收购行动面临威胁。由于中国国内在外国投资问题上出现了范围更广的论战，凯雷收购徐工机械的交易陷入了僵局。三一重工的战术引起了徐工机械高层的困惑，而凯雷坚持认为，它已签署了收购徐工的“最终协议”。这起计划中的交易符合中国的法律，美国卡特彼勒和日本小松等外国买家也经常收购中国机械制造商。因此凯雷谨慎乐观地认为，它所签订的交易将得到履行。重点为中国公司提供咨询的一些香港银行家表示，他们正密切监视徐工机械的出售事宜，因为此事将说明，政府是否会在拍卖规则以及“非战略性”行业的外国投资问题上信守承诺。

    而当徐工收购案上升到民族自尊心和国家战略安全层面时，问题显然被政治化，无论是作为政治明星的江苏省李源潮，还是商务部，都无法承担贸然允诺凯雷收购要约的政治风险，尽管如此犹豫与中国入世承诺背道而驰。

    在外资在中国各行各业基本上形成赢家通吃局面后，中国人意识到国际民工地位的岌岌可危，而凯雷也正好在此当口充当了民族主义情绪向权力讨价还价的牺牲品，凯雷不得不悻悻暂别徐工，转道中国其他地区和领域，向比如重庆商业银行继续搔首弄姿，试图利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百年不变”的双轨制固化的状态下，分得一杯羹。

    其实，凯雷现象在改革开放里中国卖国求荣的名录当中并不是什么独占鳌头的偶然情况。清华崔之元早就给我发来了2005年12月19日《中国工业报》以“外资轻取精华 再造哈一工几无可能”为题的相关报道。

    哈一工与美国格里森公司的合资。今年10月25日，格里森一工（哈尔滨）刀具有限公司成立庆典仪式在哈市举行。据了解，这家跨国公司是由全球最大的制齿装备生产企业---美国格里森公司（简称格里森）与我国最大的精密复杂刀具生产企业---哈一工共同出资组建。按照协议，双方合资组建的新公司注册资本为10143万元，其中格里森投资7100万元，哈一工投资3040万元，格里森公司控股70%。……先是滚刀工具分厂、插剔刀具分厂、锥齿轮刀具分厂职工拒绝到合资公司上班，后是董事长崔国民提交了辞职报告拂袖而去，再接下来就是银行催债、新厂房等待后期建设资金、职工等待工厂解决厂里拖欠的养老保险费用等。这些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集中爆发，犹如一记记重拳，打在这个原本是工具行业排头兵的企业身上。但合资带来的影响，远非这些矛盾可比。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合资后，国家失去了对一个以我国最大的精密复杂刀具生产科研基地著称、其复杂刀具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为36%的企业的掌控，这或许才是更为深远的影响之一。”谈判几经停顿，事态发展也几度处于僵局之中。此时，该市领导以及哈一工的主管单位---哈尔滨机械控股有限公司的领导找到了哈一工的高层，通过反复沟通，哈一工高层的观念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认为与格里森合资后，不仅能得到企业所需的发展资金，也能引进先进的设备与技术，而且职工的待遇也有可能获得提高。综合考虑之后，哈一工最终在合资协议上签了字。据了解，哈市是按照“不求国资独大”的原则来推进哈一工合资的。在引资方案中，该市向投资者承诺，参与合资合作的资产都是哈一工的有效资产，至于债务、人员、企业办社会等各种包袱都与此无关。

    据悉，为了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哈一工的项目规划还按照产品特点分别立项的方式与国外企业对应合资。对于这种分别立项、分别合资的办法，该市称其为“分解式改制”。……厂里一位科室人员对记者说：“都说我们是‘靓女先嫁’，但企业嫁了靓女却没有回报。现在的情况是，在新厂区格里森只是搬来了一台检测设备，其余的都是哈一工的。”格里森近年来频繁与行业内企业接触，其中不乏哈一工的竞争对手。“从这些动作看，格里森收购哈一工，非常有可能只是其在中国布局的重要一环。格里森收购哈一工看中的不仅是哈一工在中国刀具行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减少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现在，哈一工的职工可谓是谈合资色变。尤其是最近，哈一工原涂层厂的几名员工不知何故被合资公司除名的消息传出后，滚削刀具、插剔刀具、锥齿轮刀具分厂以及其他后续即将合资的分厂职工，对于将来的合资更是忐忑不安。 

    这种由地方委府主导下的产业战略行为，从一开始也就注定了其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考量和设寻租宽广地带的肮脏属性。而中国的产业排头兵，在外资整齐划一的“斩首行动”面前，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去年8月23日快讯，一份出自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正在引起产业界和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报告以历时八年的跟踪分析，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进行了分析评估。这份《开放环境中的中国经济安全》研究报告预测，到2015年时，国家防务子系统是惟一处于“安全”状态的子系统，但其指数接近“安全”状态的分数下限，已经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的边缘。产业安全处于基本安全状态，而生态环境子系统将处于“不安全”状态。这份报告最引人关注之处，是用量化方法与模型对中国2015年时的经济和产业安全进行了预测分析。

    报告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国内经济子系统、国际经济联系子系统、社会与政治环境子系统及整体经济系统都处于“基本安全”状态，但“基本安全”程度并不高。原因主要是由于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赖增加，外贸依存度过高，金融系统有待改革与健全以及信息系统有待增加安全度等原因造成的。从总体上看，则是由于我国经济规模加速扩大，经济体制仍然处于转折过程中。说到跨国并购正对产业经济安全带来多方位的影响，报告描述了外资并购手法的诸般变化，现在外资更倾向于利用其资本实力，一般采用投入大量注册资金或增资扩股等方式，迫使中方放弃多数股权或稀释中方股权比例，从而达到占据合资企业多数股权，控制国内企业，进而达到控制某些产业的目的。外资对有些重要企业的并购、兼并，使其影响力也在增强。“一些外资通过并购国内龙头性企业，使其品牌消失，当外资兼并之后，这些企业和品牌就消亡，比如说国内一些轻工业的名牌，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说。

     对此编辑部点评作：中国加入WTO五年后，随着各种行业并购进入临界点，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凯雷收购徐工被商务部要求召开听证会，德国舍弗勒并购洛阳轴承案被搁置等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使产业安全的争议呈现白热化状态。“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已经写入中国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中，此次社科院报告中提到的对外资企业的监督管理措施与这一理念不谋而合，日前国家发改委在一份针对外资并购的报告中也提出几乎类似的建议，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外资并购规范将会不断完善，并且只有在避免与WTO规则冲突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可这种危言耸听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一方面，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彻底开放中国市场而奔走呼号，全然无视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前苏联休克疗法的倡导者后来面对那里的土崩瓦解而发出的私有化悲歌的现实；另一方面，北京的担忧和法政行动并不能让情况有哪怕稍微的改观。这两天，摩根斯坦利的斯蒂芬·罗奇在谈到目前中国经济的乱象时，用了“中国失控了吗”的句式开始了其发问。这种格局，也昭示了中国的混乱已经远不止是中国人自己的胆战心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时卫干在其“外资角色再审视：28个主要产业中21个外资控制”一文中介绍，据统计，2005年，国内并购案创记录地达到1251宗，数量上，外资占比在10%以上，而且外资的收购标的额，平均高出内资收购的50%。一般而言，外资收购中国企业，坚持着“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的“三必须”原则。从行业上看，银行、保险、电信、汽车、物流、零售、机械制造、能源、钢铁、IT、网络、房地产等，凡此种种，这些热门行业都已经有外资进入。并购方阵营中，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最多，占比超过30%，欧盟企业次之，约占27%，其余来自东盟和日本等。

    从资金来源看，国外收购资金主要包括两种：跨国企业、QFII及各种私募基金，而且，近年来国际私募基金逐渐成为并购的主角。网络及IT行业是私募基金传统上的偏爱行业，不过，种种迹象表明，私募基金的兴趣已经逐渐转向金融业及其它产业。金融业方面，2004年新桥资本最终控股深发展银行；高盛领导的投资基金，联合德国安联公司购买工行9.9%的股份；淡马锡（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购买建行5.1%的股份；凯雷收购中国太平洋寿险公司24.975%的股份等等。产业方面，华平基金入主哈药股份；凯雷收购徐工机械（尚待中国有关部门审批）；高盛下属基金入股海王生物及控股双汇；摩根斯坦利下属基金收购山水集团（中国最大的水泥企业）、美国Best Buy控股五星集团（中国第四大消费电器连锁商）；美国卡特彼勒计划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广西柳工机械、河北宣化工程机械以及山东潍柴动力等；瑞士豪西盟（Holchin B.V.）拟通过定向增资发行A股方式最终控股G华新（中国水泥龙头企业）、印度米塔尔钢铁公司入股湖南华菱管线；英博啤酒收购雪津啤酒；美国AB公司收购哈啤；佳通收购桦林；DSM战略投资华北制药……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

    具体到流通零售环节，全世界公认的定律是，零售领域是国民经济生死攸关的地带，所有产业价值都要从零售这个产品终端环节得以实现，因此，谁掌握了零售，谁就掌握了经济。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中国零售市场已经在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名义下被委府拱手相让。

    而如此的状况，随着人民币升值、国内要素价格改变被人为旷日持久压低的状况、社会稳定程度下降中南海面临门外失控的局面等等因素的显山露水，如果外资集体性胜利大逃亡，届时，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外资撤离后留下的荒芜破败断壁残垣。

    也只能到了那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改革开放除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这部分人永远地将其他所有人当牛做马之外，乏善可陈。

-----------------------------------------------------------------------------------------

只有郎咸平才能救中国？

何必

panyi@vip.sohu.net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和央行公布的5月份金融数据引发了各大机构对于即将出台政策的讨论。13日，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价突破了7.63整数关口，再次创出了汇改以来的新高。另外，央行今年已经四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从效果上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金流动性，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房地产行业上。

    目前看，连续几个月银行存款大幅下降，储蓄已经开始逐渐搬出银行，这样就失去了征收利息税的意义。另外，从年底的数据看，利息税收入为459亿，而证券印花税的提高，可为政府带来2800亿元的新增收入，足以弥补取消利息税后所带来的财政损失。

    专家指出，5月份各项数据的出台，进一步加剧了实际利率水平为负的状况，但在目前的利率水平下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都比较有限，副作用却可能很严重。不排除国家可能出台一些针对性更强的政策。

    当天晚上到穆军处，再一次看到郎咸平。他和穆军等人讨论着。我则在一旁与另外一些人喝二锅头。我之所以说这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是有缘由的。不过，还是回到节目内容上吧。对于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可是给了社会上进行猜测的巨大空间。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好不热闹。各式各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人都可以变成跳大绳的半仙儿，个个都有资格对于委府即将采取的措施煞有介事地进行或者一本正经或者很不着调的推理和猜测，昭示着世无英雄树子成名的百家争鸣的表象。

    其实，从央行能够动用的手段方面看，空间越来越小。这一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货币政策如此，税收政策以及进一步的财政政策也是如此。为什么？这种调控政策还都有着非常鲜明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昨天，穆军给我发来了邮件，把郎咸平的说辞重复了一遍。晚上见面时，穆军告诉我，郎的这篇文字写成于差不多半年前，但刚刚发布，是晚上10点钟，两个小时后，点击率就达到了3700万。虽然该文章后来被技术性处理到了不显眼的位置，但还是可以看出文章所对应社会情绪的普遍性。（文章见后）

   被穆军称之为老郎的郎咸平的如此文字里，有太多细节我不能苟同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我是同意其基本判断的。相信吗？通货膨胀是腐败惹的祸，房价高企是腐败惹的祸，气候灾害是腐败惹的祸，贫富差距是腐败惹的祸，就业形势严峻是腐败惹的祸……现如今中国社会所有的灾难、冲突、问题、矛盾，都是腐败惹的祸？

    确实如此。

    而且，进一步，我与穆军、郎咸平不同的是，他们还寄希望与反腐败能够取得成效，而我却对此不抱什么企盼。用穆军对我说的话讲，这是个心态问题，当然可以分野作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反腐败进行了多少年？现在的情况又如何？越反越腐。从全面反腐集中到军事和司法领域的反腐，从个人反腐到制度反腐，腐败的病毒却甚嚣尘上无孔不入，到现在形成了官员腐败蔓延的全民腐败。虽然说，从经济建设为核心走向构建和谐社会，从向钱看走向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这种转变有目共睹。

    但是，一方面，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也是尽人皆知的，到现在，中国无法对全人类做出节能降耗的具体承诺，被具体化为各地环保部门根本不服从环保总局的命令而只听命于地方委府，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中央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地方市委书记之类的可以对他这样一个环保总局副局长说很难听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环境保护这样的部门它在国内处境的尴尬，它的执法力度，它的威严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环保总局如此，审计总署、司法部、公安部、中组部、中纪委等等都何尝不是如此？曾锦春现象告诉我们太多太多。

    另一方面，反腐败如果还是停留在人治层面，固守着权力反腐的传统架构，权力本身不受制约，裁判员运动员等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的深层痼疾得不到根除，那么反腐败的成效必定只能是花拳绣腿，最终演变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所以，郎咸平高唱反腐败颂歌时，我却依然没那么看好反腐败的璀璨前景。而当中国社会依靠郎咸平的呼喊来求得苟且偷安时，我们更应该问的是，我们能够指望郎咸平救中国？

------------------------------------------------------------------------------------------

反腐得成效 社会方和谐 

郎咸平

2007年1月

    2007年的期待2006年已经过去。这一年对我来说，记忆深刻。全因在中国大陆的这一年，“反腐”成为全年主题，我有幸能够近距离观察且以我自己的方式奋勇参战。时近年末更令我感到振奋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日召开的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会议分析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研究部署2007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我以为此举大有深意，说明胡温政府真正懂得中国的经济应该如何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应该从何入手。

    为什么我这么说？我想先跟大家强调一点，中国目前社会的一切不和谐，一切不正常，一切的乖谬荒唐之处，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其背后的成因归根结底，都是腐败。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反腐败成功，才能够搞好经济，才能构建起万众期待的和谐社会。反腐败，是一切建设性工作的开山炮，铺路机，是步兵头顶的护卫战机群。

    然而，在为胡温的反腐战役取得初步成效并替全国民众高兴的同时，我依然感到深深的忧虑。那就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还是盘根错节难以撼动，那些贪腐势力还在不知收敛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国计民生。这个时候，我才深深感到，胡温政府全力推动的反腐战争和构建和谐社会是如何的任重道远。2007年，我希望中国的反腐战局能够取得更大突破，为苍生带来和谐，为中国带来强盛。都是腐败惹的祸腐败到底给中国带来了多少具体的危害？

    我给大家举一个切身利害相关的例子！今年秋天以来，全国大中城市面粉价格涨幅超过10%，食用油的价格涨幅更超过20%。这种粮油价格普遍上涨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十一月秋收之后的粮食价格应该是下跌的，粮食上涨的季节往往是三、四月份，那时候是在春季收割粮食之前，粮食会有短缺。但是，2006年秋天的大丰收之后，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了。

     每一件奇怪的事情背后，都必然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次粮食涨价，有人说是海外粮食价格上涨导致，有人说是中国在粮食期货上做了赔本生意。对，这些原因多少确实有影响。不过这些说法还未能深入到这种粮食的通货膨胀的真正成因。我认为，粮油等温饱支出通胀的深层原因，皆因腐败势力的大量存在！他们为追求私利而导致经济畸形过热，使国家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最终令到全体人民不得不每顿饭多付12％为腐败所为买单。

    中国粮油的通货膨胀，表面上看是数字的微小变化，但是这一变化放大到生活中，却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由粮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多个行业成本和收益的加速变化，正快速传导到整个产业链。老百姓以往常常抱怨房价贵，买不起房子。事实上粮油的大幅涨价，是比起高房价更有杀伤力的事情。因为粮食涨价一成，就意味着你的储蓄资产相应贬值了，通货膨胀恶性出现，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大灾难！

    大家应该记得，这一届胡温政府执政伊始，便着手进行宏观调整，抑止经济过热，正是为避免这一切的发生。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必须均衡，要有全局观念。过分扩张，过分投资，就会带来无穷后患。

    前几年，大量地方腐败官员不计后果地大幅进行投资扩张，房地产业以及相关行业吸引了大量的热钱流入，中央政府进行调控，乃是理所当然，合乎情理之举。所以过去三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来自中央政府连环炮似的重锤出击，同时过去三年，我们也同样看到中央政府如此强力的调控，并没有能够收到希望中的成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之中，在保护我们中国的经济不要出问题的过程之中，大批既得利益集团组成的贪腐铁三角，负隅顽抗，为了小集团利益罔顾国家民族利益，导致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不能完全见效。房价的高涨，可以说都是腐败惹的祸！开发商的土地获得，基本上供应方是垄断的；购置土地的款项和营建物业的资金，主要都来自融资。

    在中国，开发的融资又主要是和银行有关。银行，同样带有强烈的垄断色彩。再加上开发过程时间长，而且牵涉的审批流程长，要盖数百个公章。一个地产项目由筹备到最后卖给消费者，历时两三年之中，无论是卖地的官员、融资的银行以及审批的部门，贪腐势力都有机会层层伸手。开发商打点这些腐败势力的费用，又会一分不少地打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尤为其甚的是，随着房价上升，开发商收益增加，贪腐势力对于地产项目的灰色收益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以前三五万能办下来的手续，很可能官员的胃口已经增加到十几万几十万。

    这样下来，房价焉能不涨。同时，面对私利，贪腐集团想方设法地敷衍拖延中央调控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老百姓总等不到房价合理的一天，更可怕的是，当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不当的吸收了社会上大量的资金，而国家为其他必要的生活性支出，就只能增发货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可一旦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就是国家民族之祸。可是，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所谓主流派，却是对宏观调控口诛笔伐，认为是胡温不懂经济之举。

    2006年的10月底，我借接受路透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曾提到过胡核心比起主流派经济学家懂经济。因为，他们懂得不能局限在经济领域去处理经济问题。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安全和健康发展，社会的进步，皆取决于能否制止特殊利益集团无休止的贪欲，取决于能否遏止贪腐官员借发展经济为名的疯狂贪敛。所以，胡温政府比起这些在中国自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懂得多得多！

    反腐利在千秋对于贪腐官员来说，他们天然有着“卖”和“买”的冲动。因为他们只有在买卖之中，才能寻租。对于贪腐官员来说，最适合卖的就是土地和国有股权。因为这两宗物品，标的金额大，涉及法律复杂，行政审批的权力很大，特别适合官员从中牟利。所以，我们总能看到，大凡贪腐官员，在卖地和卖股权方面特别积极，近年揭发的很多大案，都是和土地交易腐败以及MBO问题有关。贪腐官员除了卖地卖股权，还都热衷于投资，盖大楼、盖广场，上马大项目。如此热衷的道理也是同样，因为通过搞大项目，贪腐官员又能雁过拔毛、上下其手，获取腐败的收益。

    解剖房地产业狂热暴涨之谜，我们就知道，贪腐官员一日不严厉整肃，地方以及部门打着改革幌子的盲目扩张冲动就一日不能遏制，中国经济的危机，就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最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城。此人近年执政，公然对抗中央调控，罔顾民生福利，公然打出房价越高越好的旗号，为其寻租贪污公然造势。试问，若不是依法查处此类高房价书记，青岛的经济怎么可能正常？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可能安康？

    2006年6月，中央政府进行雷霆手段由北京市作风败坏的副市长开刀，然后拿下天怒人怨的上海市委书记，这是对症下药。因为胡温知道，如果给一众乡愿腐儒所误导，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吐出收益，稳定经济，那是不可能的。试想，如果陈良宇不被查处，他指使和包庇的拿哪些动用老百姓养命钱去给自己牟利的奸商，能够顺利被揭发吗？前一段，有贪腐集团放出风声，认为中央的反腐，只是点到为止，打了上海割据势力就差不多了。而由中央的新举措来看，反腐绝对不会象贪腐官员幻想那样偃旗息鼓，而是会在2007年再接再厉，继续深化。前两年的铁本事件，坊间对于处理有一些议论。

    我觉得，对于完全超额举债数十倍的商人进行处理是必要的，但是更加要处理的，是鼓励和纵容商人不择手段扩张的贪腐官员！我们经常抱怨，今天的社会，不花钱办不了事，抱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官员“黑”，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贪腐官员的所得，都会成为社会的成本，粮食的通货膨胀，就是贪腐带来的危机之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都要为这些贪腐势力的腐败利益来埋单付帐！社会应有“仇腐”共识中国社会近年有一种令人可悲的现象，就是社会“仇富”而不“仇腐”。对于富豪以及有钱人，舆论往往严厉抨击，未必能够持平对待。

    而另外一方面，就像社会学家孙正平一篇文章《腐败的力量》之中提到的，腐败势力在中国日益嚣张，对于腐败行为完全不以为耻。我所提到的腐败“铁三角”，更是逐步控制舆论媒体，为腐败辩护正名乃至吹嘘。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于为非作歹的恶劣行为的正确判别和鲜明态度，那就非常危险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仇富，但是应该“仇腐”。中国社会在进步，经济增长，合法致富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因此，社会心态要对富人保持客观的评价。但是，对于腐败势力，我们则应该与之坚决斗争，而且人人有责。

    前几年，我炮轰几个问题企业家，被一些糊涂人标签为仇富。这是混淆了仇富和仇腐。我从来不是盲目反对民营企业家，但是我对于哪些依仗违法乱纪敛财的所谓名人绝不宽贷。无论他们是包装出来的大商人还是道貌昂然的官员，我呼吁社会一起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整肃。如果放任这些贪腐势力继续作恶下去，中国的社会就会深陷危机。

    想想菲律宾吧，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还是亚洲经济最好的国家前列。为什么后来他们的女儿要去外国给人家做佣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家腐败深入骨髓，以后几十年都缓不过气来。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错，但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不能再坐视贪腐蔓延。否则，日后你们的女儿都要去别的国家给别人做佣人！

    所以， 在2006年，中国社会的局面其实内松外紧。贪腐集团对于中国经济的侵蚀和破坏已经到了不能再忽视的地步。胡温政府唯有透过反腐，才能遏制住官员的投机和腐败的冲动，才能排除中国经济的隐患，社会方能和谐。新年伊始，回望过去一年的风雨，我深知，要破除利益勾结多年的腐败集团其难度不容小觑，但是，就像我五年前回到中国的时候就强调过的那样，我更加相信，只要中央政府有决心，只要我们的民众认识到贪腐对于国家前途的危害，反腐就有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社会也有希望在和谐的轨道之中经济高速运行。这样才是全体国人之福，也是我这个年过五十，得到社会太多谬爱的教书匠最大的心愿。

   （2007年元月于上海）

------------------------------------------------------------------------------------------

韩国调查国有银行贱卖案 外国投资基金破财消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詹小洪

2006年12月

　　从倒卖韩国国有资产中牟得暴利的外国投资基金迫于韩国舆论的压力，纷纷表示理解韩国国民的愤怒情绪，他们采取的对策无一例外都是破财消灾。

　　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到来之时，韩国经济仍然被从“头”到“脚”厚厚包裹着：对于农业这个最基础产业，韩国农民“身土不二”、誓死抵抗全球化的精神让参加多哈回合的各国代表们心惊胆战；而政府对于金融业这个处于现代经济肌体最顶端产业的保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97年以前，韩国政府规定外资对韩国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这个比例在中国的证券市场，连举牌都不够格。

　　引狼入市金融危机以后，为补充国内资金的不足，韩国制定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金融(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完全向外资开放，取消了外国人对金融企业投资所占股份的比例限制。

　　外资占韩国银行市场的比重立刻直线上升：1998年为6%，次年便翻了一番，2004年达到33.7%，7年里竟增长了5倍，而且在韩国最大的几家银行都掌握了60~70%的股份。

　　2005年底，韩国证券市场中外资比重占39.7%，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33个主要国家里居第八位，比这些国家平均比重高出11个百分点。在保险市场上，外资所占份额也在2004年底达到了16.5%。

　　韩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共发生30宗大企业(指资产总额在2万亿韩元以上，约合20亿美元的企业)购并案，其中有20家由韩国本国资本购买，另有10家被外商购买了。

　　韩国投资者收购的均属于战略性投资，即购并企业是用来经营。而被外商买下的10家企业中却有一半则属于财务性投资，即外商买下企业后加以包装再转手倒卖以赚取差价。

　　而且，在外商购并的上述10家企业活动中，用于财务性收购的金额远远超过用于战略性收购金额。前者平均为1.15万亿韩元，后者仅为6384亿韩元。

　　这导致了韩国经济界一些人士的担忧：韩国的企业已经暴露在外国敌意收购的威胁之下。

　　肥水外流两起外资并购韩国银行，然后转手出售牟取暴利的案例，尤其反映了韩国人对外资的矛盾心态。

　　1999年12月，美国私募投资基金新桥基金收购了韩国第一银行51%的股份，5年后又将这些股份转让给香港的渣打银行，样一买一卖赚得了10亿美元的差价。

　　2003年10月，美国私募投资基金龙星基金以1.32万亿韩元收购了韩国外换银行(其功能和地位相当于我国的中国银行( 5.33,-0.07,-1.30%))50.5%的股份，今年5月，竟拟以近6万亿韩元的高价转让给韩国国内最大的国民银行——仅仅30个月，龙星基金就获得了4.5万亿韩元、超过四倍的差价收益！

　　按照韩国现行法律，这两家美国公司获取巨额差价后，还不需要纳税。这两起事件特别是龙星基金收购外换银行案在韩国金融界激起了巨大反响。舆论一边倒地认为，这是典型的贱卖国有资产行为，并纷纷置疑当初在出售过程中存在官商勾结、压低售价的猫腻。

罪在“韩奸”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韩国的大检察厅(相当于我国的最高检察院)、审计监查院(相当于中国的审计署)、国税厅、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都介入了对“外换银行案”的调查。主要调查有：有人举报，龙星基金过去在日本投资时曾有过逃税记录，因此需要调查这样一家公司有无收购外换银行的资质；当初外换银行所以要出售，是因为事实上已经濒临绝境，其自有资本充足率只有6.16%，低于巴塞尔协定要求的8%。现在需要调查当时外换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是否真的低于8%；在确定外换银行的股价时，有没有压低股价以达到贱卖目的的行为。

　　以上三条任何一条坐实，都有可能导致2003年龙星基金收购外换银行的那次交易无效。龙星基金向国民银行转让外换银行赚取暴利的交易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审计监查院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后，基本排除了龙星基金有上述嫌疑，问题倒是出在韩国方面。

　　外换银行当时不仅没有高报而是故意低估了自有资本充足率。据重新核算后的外换银行自有资本充足率至少在8.5%以上，所以就不存在破产非要出售的问题；压低出售价格的也是韩国人自己，外换银行给自己标出的售价甚至低于龙星基金向其美国总部建议的收购价一万亿韩元，等于贱卖了近10亿美元。当时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急于将呆坏账过多的外换银行出手。

　　审计监查院还发现，在整个收购过程中，除外换银行有内鬼外，为这桩交易服务的韩国方面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有受贿贪污之嫌，有两人还因此案各获刑一年。

　　亡羊捕狼也许是痛定思痛，韩国政府打算亡羊补牢，于今年5月制定出可对转让外国资本股票所产生的差价征税的《征税条约修订案》，但这又牵涉到外国资本既要在母国又要在投资国双重纳税的问题，所以能否推行还是个未知数。

　　但身处舆论旋涡中心的外国投资基金当然也得考虑韩国舆论的压力，因此纷纷表示理解韩国国民的愤怒情绪，他们采取的对策无一例外都是破财消灾。

　　2005年，成功出让韩国第一银行赚取了10亿美元差价的新桥基金拿出了其中的1.6%捐给韩国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龙星基金也表示，将拿出买卖外换银行所赚取的4.5万亿韩元中的1000万捐献给韩国社会发展基金。

　　然而，韩国政府和舆论都认为，不会因为外国资本“小恩小惠”而放松对他们的继续调查。继韩国审计监查院调查龙星基金收购外换银行疑案后，韩国大检察厅将在此基础上，介入继续调查。

　　尽管韩国国民银行与龙星基金早已经签订了收购合同，但至今受让方的国民银行还没向出让方的龙星基金支付收购价款。还要等到大检察厅的调查结果出炉，这桩收购能否成功才有最后分晓。

　　(原载2006年08月05日《财经时报》)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