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公民权利，从基本标准做人

----仲大军《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读后感

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司司长 陈炳才

2002年7月13日

中国已经加入WTO，理论家们都在谈论国民待遇，但这些是中国与国外自然人或法人的国民待遇比较。但是，更广泛的国民待遇，是国内不同民众和利益群体乃至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同等待遇却被忽视了。仲大军先生的《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5月）则是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弥补。

作者在开篇就提出“待遇形态决定国民个人的生活状况”，我们要提供国民待遇，就不能再搞歧视，包括农村与城市、所有制、身份之间的歧视。这需要从改变基本的不平等待遇习惯和习俗以及思维方式改起。

当今的法制社会，待遇由制度来规定。谈待遇不可不涉及权利，作者因此提出“治国在立法，立法在于立权”的论断，依法治国成效不显著（19页），贪污腐败还未杜绝，关键是权利不明，道理不明。作者提出应该通过立法赋予公民权利，给百姓立权。有不懂法的，但没听说有不懂权的。要有约束公民的法，也要明确政府行使权利的范围。立权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民，而是要治官（21页）。

《世界人权宣言》开始就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1页）。但是，什么叫尊严和权利平等，如何认识，这些并没有具体定义，因此，出现了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或者是几千年以来没有变化的思维方式。以至中国已经加入WTO了，电视台还在搞身份歧视和所有制歧视。

作者观察注意到，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现象到处可见，并引用事例（27页），指出，这不是因为缺乏法律，而是有了不执行。认为，特权意识和几千年流传和形成的习惯最难以改变，其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制度。应该说，这是很深刻、很精辟的见解。其实，法律和制度就是一个国家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意识和文化思维方式的沿革和发展。

对于人权，作者特别不赞成一些电视所渲染的奴才文化。指出有些人，在灵魂深处，在心灵深处，有些人和封建时代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民主法制和公平、平等难以实施的根本原因。因此，治理国家首先要治心，从培养民主精神和习惯上下功夫（参阅27页）。这些分析，入木三分。

人性有善恶两个方面，做人不要大谈道德高尚，以至让人“躲避高尚”，首先要从基本的做起。作者通过自身耳目所历，对文革历史进行检查与反思，提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要特别警惕高尚和崇高，不能以为道德高尚就可以对人任意改造，不能强迫所有人都达到一个道德目标或修养目标，不能以迫害的手段对人进行改造，特别是不能使用暴力”（98）。

在对中国公民固有的权利进行审视的时候，作者特别强调人格尊严权，强调同情穷人，保护弱势群体和弱势存在（如生态、环境等），但不赞成历史上的打打杀杀，以战争等方式来进行财富和权力的争夺循环，作者认为，如果这样，尊严无法提高，国民会活在野蛮之中（114页）。

作者指出“中国教育和宣传的失误”，就在于“教育是一种崇高理想教育，而不是基本行为规范教育，我们的宣传整天让人们学习极个别的优秀人物，却忘记了叫人们遵守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做人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什么呢？作者提出“就应该象《圣经》十戒所说：不杀生，不偷盗，不淫荡，不欺负弱者，不说假话”（157）。并很赞成专家提出的“底线伦理”，标准别太高。作者的这些见解，很深刻，很契合实际状况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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