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现在发出两个不同观点倾向的民间刊物内容，一个是九鼎公民观察的《选择周刊》，一个海外左派人士编辑的《草根民主论坛》。前者属于右派，后者属于左派，他们都在激烈地批判，都有各自的追求，但在他们的追求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他们矛头所对准的是什么，是谁？也不清楚。但这两派各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左派强调集体的权利，国家的权利，右派强调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自由。左派希望社会减少人际间的差异，主张平均平等，右派宣扬个人奋斗精神，自由竟争。左派往往以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来限制个人利益，右派往往以个人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就是这些不同的群体构成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及社会矛盾。中国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如何摆脱一些人的偏激。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被极左与极右两股不同的力量撕裂着，由此导致了巨大的内耗。现在中国要坚决找出一条中和的适合大多数人的道路，摆脱极左和极右，走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共和主义。经济方面可以搞资本主义和私有化，可以承认私有制，但政治上必须实行民主共和制。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上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但政治上没有民主化，以致使改革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由此造成了各派人士都不满意的局面。左派只好怀念过去的时光，重温旧时的理想主义。右派惶恐不安，也想拼命寻找思想和制度武器来捍卫既得的和期望的利益。在这种状态下，出现思想混乱甚至社会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至今没有看到明确的中间道路，即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民主共和主义，主要原因是政府迟滞了这种唯一可以将国家拯救出混乱的改革道路，政府也就成了最大的被攻击对象。这种局面和状态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希望最高领导部门认真考虑。] 《草根民主论坛》内容选刊 2007年3月30日 序 仇恨源於争夺，幸福起於分享，公正是秩序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进步来源於对公正的追求。 目录
我抗议，为在``深圳游街”中被侮辱的弱势群体 陈翰圣 2006年11月29日﹐极普通的一天。这天﹐中国的水文天象﹐均无异常。然而﹐位于中国南部的城市深圳﹐却在这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为﹐这天﹐它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百多名在该地谋生的妓女﹐被深圳警方押赴大街﹐游行示众。顿时﹐深圳沸腾了。好像庆祝一次百年不遇的盛典﹐犹如围观一个别开生面的“马戏团”﹐当一百多名少女﹐手戴刑具﹐身穿囚服﹐脸遮口罩﹐在万分惊恐中遭受羞辱时﹐人们奔走相告﹐群情荡漾。同时﹐当这些在现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镜头﹐通过各大通讯社的电波和计算器的网络传开后﹐整个世界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这是哪里﹖这是文明世界吗﹖ 形而上学的诘问 深圳警方的动机深不可测。或许﹐他们要向在附近视察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献媚。为彰显整顿风化的决心﹐异想天开﹐暗送秋波﹖或许﹐警察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依仗警权﹐免费嫖娼。偶不遂愿﹐老羞成怒﹐公报私仇﹖或许﹐按弗洛伊德推测﹐警界领袖有特殊嗜好。唯有妓女受辱﹐方能兴奋不已﹖但是﹐不管警方可能有千百种复杂的动机﹐唯有一种动机可以明确排除﹕那就是他们要真心打击“卖淫”。因为﹐在深圳﹐“淫业”和“警局”有着几乎同样悠久的历史。两家比邻而居﹐相安无事。为什么恰恰在11月29日这天反目成仇﹖难道这天是百年不遇的黄道吉日﹐千载难逢的“贞节”假期﹖ 深圳警方的行为明白无误。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野蛮﹑下流﹑愚蠢和不可思议的刚愎自用﹐在短短一天时间里﹐集中展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全部社会不公﹐毫不留情地捅破了“再造香港”和“春天故事”的神话。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当朝最为神圣的口号“和谐社会”﹐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挑战。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野蛮﹕因为他们用中世纪的手段﹐对付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在他们眼里﹐人权不是“硬道理”﹐尊严不会“压倒一切”。所以﹐他们敢于违反任何文明社会的起码准则﹐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处心积虑地﹑最大限度地肆意践踏一群少女的尊严。胆大妄为﹐其心可诛。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下流﹕因为他们用窥视隐私的阴暗心理﹐取代司法公正﹔以长舌妇般打探是非的好奇﹐压倒执法庄严。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待决犯﹐为什么他们偏偏与这群少女过不去﹖难道她们有特殊的观赏价值﹖“我们给她们戴了口罩”﹐深圳警方如此辩称。先生们﹐这恰恰证明了你们的下流﹗因为﹐这正是你们明知故犯﹑欲盖弥彰的铁证。这正说明你们明知侵犯隐私﹐偏要侵犯隐私。“戴上口罩”能改变事情的性质吗﹖莫非在深圳警方的法典里﹐戴上避孕套﹐便没有强奸罪了﹖“戴上口罩”和游街示众﹐本来自相矛盾。能干出结合两者勾当的人﹐不仅意识下流﹐而且思维混乱﹐行为低能。“低能”和“下流”并不互相排斥﹐深圳警方完美地体现了低能的下流。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愚蠢﹕因为他们在无意中违反了游戏规则﹐触犯了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禁忌。他们捅破了“繁荣”和“稳定”背后那层薄薄的窗纸﹐暴露了整个社会重重黑暗不公不平的冰山一角。游街照片中的这群女孩﹐在深圳警方眼中一定十分“下贱”。但她们却使我联想到另一张照片﹐一张非常“高贵”的照片﹐一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孙女﹐在巴黎成为“社交名媛”的新闻照片。从照片上看﹐游街女孩和“社交名媛”应该是同龄人。然而﹐是什么使她们的命运如此不同﹐如此悬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造就这两张照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整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少。光有“社会主义”﹐两张照片都不应该存在。光有“市场经济”﹐祇能产生“社交名媛”。唯有“中国特色”﹐才能使“妓女游街”和“社交名媛”同时并存。深圳警方﹐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你们嫌中国贫富不够悬殊﹐民怨不够沸腾﹐人心不够不平﹐社会过于公正﹖难道你们嫌贫民承受的苦难不够深沉﹐伤口没在淌血﹖所以﹐你们要公然展示﹑观赏他们的苦难﹐要挑逗﹑调戏他们的伤口﹖你们居然想得出﹐恰恰选中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暴露了这个窗口最需要掩盖的东西﹕即“改革开放”底下脆弱的人文基础﹐高楼林立背后昏庸贫乏的思想意识和灯红酒绿掩盖下的社会不公。你们自以为得计﹐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但是﹐在11月29日那天﹐你们在打击贫民的同时﹐恰恰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的最高权贵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基于历史的控诉 155年前﹐美国作家霍桑写过一部小说《红字》﹐讲的是二百多年前发生在清教徒社会的故事。女主人公海丝特通奸怀孕﹐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事。审判时﹐海丝特为保护情夫﹐拒不吐露他的名字﹐因而被判终生佩戴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英文中代表“通奸”）﹐并和初生的婴儿一起被游街示众。2006年11月29日的深圳﹐使我联想到霍桑笔下的场景﹕ 当那年轻的妇女 — 就是婴儿的母亲 — 全身位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兴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通路。海丝特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地方。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路途迢迢的旅程﹔因为她虽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到街心﹐任凭所有的人碾踩践踏。 2006年11月29日的深圳﹐使我想到了海丝特。但是﹐海丝特的故事﹐发生在清教徒社会。那里﹐“存天理﹐灭人欲”﹐以私生活严峻著称。今天的深圳﹐私生活严峻吗﹖“深圳游街”和海丝特受辱的区别﹐或者说深圳比清教徒社会虚伪的地方就在于﹕深圳明明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却“祇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觉醒来﹐忽发奇想﹐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样奇特的事情﹐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干得出来﹗光有“社会主义”﹐祇能产生清教徒般严肃的生活。我们曾拥有过这种生活﹐在那里﹐“深圳游街”的女孩﹐本应都是良家妇女。光有“市场经济”﹐这些女孩可能从良家妇女而沦落风尘﹐因为她们中不少人﹐除了身体﹐没有“商品”可以出售。但是﹐“市场经济”祇要她们“有偿”地供人玩乐﹐不会要她们“无偿”地供人羞辱。唯有“中国特色”﹐不仅要在晚上玩弄她们﹐还要在白天侮辱她们﹗深圳特区确实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特”﹕当特区的经济需要发展﹐特区的企业需要“公关”时﹐它需要这批女孩强作笑容。那时﹐她们就要被“买断”﹐被“包养”。但是﹐当特区的政治需要“形象工程”﹐需要“贞节牌坊”时﹐它又需要这批女孩以泪洗脸。这时﹐她们就要被展览﹐被羞辱。请问﹐全世界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价廉物美﹐一专多能﹐且逆来顺受的女孩﹖请问﹐中国的投资环境能不在世界名列前茅吗﹖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突发奇想。我想告诉那女孩﹐你以手捂脸﹐在我心目中你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敢于放下手来﹐像海丝特那样﹐傲视群伦﹐那你在我心目中便是传奇般的英雄。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想法的幼稚和不现实。让我们看看中国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在《打工妹的故事》里﹐对那些女孩处境的描写﹕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需要贱民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然而﹐在茫茫人海孤立无援的挣扎中﹐她们一旦堕落风尘﹐就再难找回自己原来的位置。因为﹐她们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篱笆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意识到﹐她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她更多是为了那远在天边让她牵肠挂肚的父母兄妹﹐她更在乎的是那片她曾生活过并让她梦魂萦绕的故土故乡。她真正难以割舍﹐真正投鼠忌器的﹐是她那“原来的位置”。而这﹐或许是她如今唯一珍藏﹐唯一能留给自己的东西。谁说深圳警方愚蠢﹖谁说深圳警方低能﹖他们非常明白这层道理﹐所以他们要把这些女孩的原籍﹑住址﹑姓名﹐以及他们动用专业手段能够侦查到的一切蛛丝马迹﹐统统抖落出来。深圳警方﹐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和这些女孩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何故下手如此狠毒﹖不仅要赶尽杀绝﹐还要旁及无辜﹐株连九族﹖ 基于现实的抗议 记得在上海时﹐曾问一位警界朋友﹐他们是否打击“卖淫”﹖答﹕“坚决打击”。问﹕“如何打击”﹖答﹕“四星级以上宾馆不打﹐以下坚决打”。问﹕“为何”﹖朋友惊讶于我的无知﹐耐心开导﹕“当然是为了投资”。我闻言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确实﹐来华投资的富商巨贾﹐不会下榻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在他们怀抱里“卖淫”﹐属于“投资环境”。我这才明白﹐“发展就是硬道理”﹐原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举一反三﹐广泛适用。这样的普遍真理﹐大概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因为﹐“社会主义”﹐本来没有妓女。而“市场经济”﹐据说“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所以﹐“市场准入”应一视同仁﹐不能设置等级壁垒。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黑白通吃﹕官分三公九卿﹐妓有高低贵贱。不仅“刑不上大夫”﹐且“刑”不上二奶秘书﹑涉外娼妓。 上海和深圳﹐同在一个政党领导下﹐一部宪法管辖内。警界准则﹐应无二致。所以﹐深圳游街的女孩﹐一定不幸沦落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对她们﹐无论怎样欺负﹐怎样侮辱﹐都不会影响深圳的“投资环境”和“改革开放”。是的﹐这群女孩中﹐不会有人为“改革开放”做出过突出贡献。她们中很少有人做过攻“官”小姐﹑外商“秘书”﹔她们中很少有人一“脱”成名﹐跻身流行“超女”﹑当红艳星﹔她们中更没有人冲出亚洲﹐闯荡好莱坞﹐进军奥斯卡。但是﹐她们是她们这行中“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虽不光彩照人﹐被“党的喉舌”所追捧﹐但她们或许有她们不为人知﹐且遭媒体封杀的故事﹕她们中﹐或许有父兄惨死于一次又一次的矿难﹔她们中﹐或许有弟妹葬身于那场“让领导先走”的火灾。她们﹐和她们的亲人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用她们的双手﹑青春﹑身体﹐甚至她们的生命﹐默默无闻地﹑被人鄙视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承担着最低贱的劳作﹐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没有读过经济学﹐不知道深圳游街女孩们创造的价值﹐在中国GDP里所占的百分比。我祇知道﹐她们中不会有人将资产转移海外﹐账户设至瑞士。所以﹐消费倾向﹐十分爱国。没有学过“三个代表”理论﹐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征途中﹐深圳游街女孩们的利益﹐该由哪位来代表。我祇知道﹐在亚洲﹐在中国“和平崛起”前﹐日本曾非“和平崛起”。我祇知道﹐在日本非“和平崛起”的大军中﹐有一批和深圳游街女孩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是日军的随军军妓﹐曾为日本的非“和平崛起”﹐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我祇知道﹐日本那支横扫亚洲﹐在太平洋上不惜玉石俱焚的军队﹐虽然凶悍﹑残忍﹐甚至嗜杀﹐却从来没有侮辱过自己的军妓﹐自己的同胞。抛开政治分歧﹐暂忘历史恩怨﹐深圳警方﹐你们不妨两相对照﹐你们不妨扪心自问﹐在你们的队伍中﹐还有没有血性男儿﹖在你们的旗帜下﹐还有没有可以称为男人的人﹖﹗ 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中东恐怖分子执行斩首行动的照片。照片上﹐刽子手个个头戴面罩。他们为什么戴面罩﹖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意识到危险﹐因为他们自己也恐惧。和斩首行动中的恐怖分子相比﹐深圳警方表现得如此无畏。我再次凝视着那张深圳游街的照片。这次﹐我看到了女孩们身后的警察﹐个个身穿制服﹐头顶国徽﹐脸无惧色﹐心无愧意。这次﹐我不仅惊讶于深圳警方的野蛮和下流﹐更震撼于他们的麻木和无知。如果深圳警方有恐怖分子百分之一的智慧和见识﹐他们就会将他们亲手发放的口罩﹐戴在自己脸上。因为﹐由他们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这些照片﹐总有一天会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等着” 深圳游街时﹐据说有围观者拍手称快﹐当地媒体也曾交口称赞。但是﹐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很快开始发言﹐他们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自由的网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以压倒多数的声音谴责了深圳警方。这是一种较量﹐一种人性的较量﹔这是一场战役﹐一场思想的战役﹔这是一次搏斗﹐一次良知和愚昧﹐光明和黑暗的搏斗。这次交锋中的多数﹐代表了人心所向﹐也体现了中国近20年来最深刻的进步。其中﹐最可贵的是上海律师姚建国﹐他公开上书全国人大﹐并引用威廉‧皮特的名言﹕“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表达了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维护贫民尊严的信念。 姚建国的公开信﹐在我看来﹐可称为21世纪中国的〈我控诉〉。一个多世纪前﹐法国作家佐拉为德雷福斯冤案﹐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力排众议﹐振聋发聩﹐写下了轰动世界﹑名垂青史的〈我控诉〉（J’ accuse）。距“深圳游街”整整一百年前﹐即1906年﹐德雷福斯冤情大白﹐被法国最高法院宣布无罪。佐拉的〈我控诉〉﹐利在当时﹐功在千秋﹐不仅洗刷了德雷福斯的冤情﹐而且净化了法兰西的思想﹐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姚建国律师那样﹐对中国点点滴滴的不公喊出“我控诉”﹗对具体而微的黑暗表示“我抗议”﹗那么﹐纵然身无万贯之财﹐手无尺寸之兵﹐我们也能为中国减少一分不平﹐添加一线光明。佐拉的〈我控诉〉﹐洋洋万言﹐最后以三个字终结全篇﹐那三个字就是“我等着”。今天﹐我们也等着﹕等着深圳警方公开道歉的一天。等着被蹂躏被侮辱的受害者﹐获得尊严和赔偿的一天。 撬翻中国的支点 黎阳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这在理论上虽然说得通，但实际上办不到。因为现实世界里没有这样的支点。但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翻中国”则在现实中国的政治中说得通也办得到，因为这个支点确实存在，它就是``物权法"。 《物权法》最核心的一条是什么？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的理论根据是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尽管外表裹了一层薄薄的遮羞布，如“合法”、“善意取得”之类，但那不过是做做样子的，实际执行起来，“合法”不“合法”、“善意”不“善意”谁说了算？还不是谁有权谁说了算——这种技术性雕虫小技哪能难倒法律油子，玩上点操作技巧就绕过去了。所以“合法”、“善意”这些限定词有跟没有实际意思不大。法律真正的作用是“威慑”：让多数人因知道厉害而不敢犯法，而实际具体运用以惩办违法者的功能倒在其次。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法》要起的“威慑”作用就一条：私有财产碰不得。换句话说，一部《物权法》，洋洋二百条四十七条，真正的意思就一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既然“神圣不可侵犯”，那就是说，这是个普遍真理，核心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切如此，一贯如此，从来如此，永远如此，古今中外一概如此。既然如此，那么这个“神圣不可侵犯”就不能如同女人的例假，一个月就来那么几天，昨天不神圣，今天就神圣了，再过几天又不神圣了。要“神圣”就得从头“神圣”到尾，从过去到现在“神”到底、“圣”到家，万岁万岁万万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不行。也就是说，“保护私有财产”必须是一贯的。如果只保护今天的不保护昨天的，只保护以后的不保护以前的，那岂不等于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过如同羊癫疯，一阵一抽抽，一会儿“神圣不可侵犯”，一会儿又“不神圣可侵犯”吗？那还“神圣”个什么？ 既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这个原则就高于一切，中国政治的一切就必须服从之。否则何曰“神圣”？换句话说，任何与《物权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私有财产”原则相抵触者都必须消灭。 一位叫“鲁生”的不是说了吗？《物权法》“与我们以往所坚持的一些原则有着明显的差别，甚至还有质的不同”，所以要“全面清理和审查以往的相关法律规定，清除《物权法》实施过程中的法律障碍”、“把消除与《物权法》的冲突作为一个重点”、“对法律、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这些法律形式也进行系统清理”、“力争使每位公民都树立起正确的物权观念”“任何分歧和争议都要偃旗息鼓，决不能以意见分歧为由拒绝遵守法律，对抗执法，影响法律的实施”（2007年03月17日新华网：“《物权法》立法虽艰辛，实施更重要”） 看看：“明显的差别”、“质的不同”、“清除《物权法》实施过程中的法律障碍”、“全面清理”、“系统清理”、“每位公民都树立起正确的物权观念”、“任何分歧和争议都要偃旗息鼓”，否则就是“对抗执法，影响法律的实施”——好厉害，果然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高于一切”、“《物权法》高于一切”。 既然如此，那么： ——根据《物权法》，“共产党”这个名字本身就“违章”了：“共产”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能“兼容吗？根本就针锋相对，要“共产”就得否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得否定“共产”，怎么可能“和平共处”？要说“神圣不可侵犯”，“共产党”与《物权法》究竟哪个更神圣？是“共产党”“神圣不可侵犯”，还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来个“哥俩好”、“一对红”，双双都“神圣不可侵犯”，平起平坐，当个“一字并肩王”，那才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讽刺喜剧兼闹剧。保留“共产党”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物权法》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辛辣嘲讽，反过来也一样。 既然要“使每位公民都树立起正确的物权观念”，那怎么可能让人同时又认可“共产”？只要人们认同“共产党”这个词，那思想深处的意识上就已经“冒犯”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了。 有个有名的悖论难题：如果上帝当真万能，那么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 如果能，那么既然上帝举不起来这块石头，那就不是“万能”。如果不能，那么既然上帝造不出来这块石头，那同样不是“万能”。 《物权法》同样提出了一个有点类似的逻辑悖论难题：如果共产党当真“共产”，那该不该制定确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权法》？ 如果该，那制订《物权法》、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行动就否定了“当真‘共产’”这个前提。 如果不该，那为什么还要制订《物权法》？ 如果当真要真正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物权法》，切切实实贯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那就只有两个选择：一。共产党改名。既然那么爱私产，那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死抱着“共产”这块招牌不放实在是丢人现眼。二。学戈尔巴乔夫，解散共产党，另立“物权党”、“资产党”、“私有财产党”。（戈尔巴乔夫解散苏联共产党的时候，不也是“长时间的鼓掌”吗？一些人的喝彩叫好不更疯狂吗？）这至少还能表现出点实事求是的勇气。当然，如果这两个选择一个都不干，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又要《物权法》又“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就只好当个打着引号的“共产党”了。这等于戴着高帽子敲着锣自我游街、自我批斗，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扯着嗓子高叫：“我还叫‘共产党’，但是我不共产了！”“我还叫‘共产党’，但是我不共产了！”…… ——根据《物权法》，土地改革算不算侵犯“私有财产”？“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闹翻身”算不算侵犯“私有财产”、危害“人权自由”？没收四大家族的资产呢？人家的财产在当时也属于符合《物权法》的条文、“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了的，能说不是“合法财产”吗？既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是一贯的，从头至尾的，那么按照《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在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初期等几十年间被打倒的地主、土豪、官僚资本家为什么没有权要求“返还原物”、“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根据《物权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现在国内所有的土地，不管国有私有集体所有，都属于“来路不正”，都应该“物归原主”——张维迎早就说了：“改革就是物归原主”。现在有《物权法》撑腰，该兑现了吧？如果不兑现，那就是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原来并不那么神圣，一阵子神一阵子不神，某个历史阶段不神，某个历史阶段突然又神了。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其实是假的，不一贯的：是别人的财产就不“神圣”，变成自己的财产就“神圣”了；自己没发财时就不“神圣”，自己捞足了就“神圣”了。 ——根据《物权法》，维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合法，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犯罪。既然如此，那么当年国共之争的历史是非就得推倒重来：国民党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有“功”；共产党是侵犯私有财产的，有“罪”。换句话说，根据《物权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当年国民党加给共产党的全部“罪名”，如“共匪”、“无法无天”、“打家劫舍”、“共产公妻”、“杀人放火”……等等等等全部“正确”，全部成立。也就是说，这等于承认国民党是历史的“受害者”，而共产党是历史的“罪人”，共产党的天下“来路不正”，根本没有执政资格。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共产党让位下台，把天下还给国民党。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违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 ——根据《物权法》，既然当年国共之争的历史是非结彻底颠倒，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党是“历史罪人”，那么共产党如今不但没有资格执掌政权，而且根本就是一个“犯罪组织”，连“合法政党”的资格都没有——难怪贺卫方早就说“共产党非法”——既然共产党从毛泽东起就一直“非法”，那么这个“非法”政党的继承人从前辈继承来的一切也都“非法”：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政治局委员，是国家主席还是国务院总理，是部长还是将军，全属于“非法窃据”，全该下台。（这又顺便制造了一个难题：一个“非法”政党炮制出的《物权法》到底合法非法？有效无效？这是个“狗咬尾巴——团团转”的难题，待考。） ——根据《物权法》，既然共产党打天下的历史是一部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罪恶”历史，那么要让“每位公民都树立起正确的物权观念”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就必须彻底否定那段历史，就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就必须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必须改写历史教科书，就必须抛弃一切“革命传统教育”。 只要人们对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有任何了解、任何好感、任何肯定，就立刻否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高原则：原来“私有财产”是可侵犯的，并不“神圣”——只要以正面的语气提一句“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老传统”、“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闹翻身”之类，这本身就已经在破坏《物权法》了：赞扬违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权观念”的人，岂不就是在否定《物权法》吗？只要让人觉得那些“破坏物权法”的人是好人，做的是好事，那私有财产对这些人还“神圣”得起来吗？还绝对“不可侵犯”的吗？ 同理，根据《物权法》，“解放军”这个名称也要不得。因为“解放”这个词意味着“革命”，意味着“穷人闹翻身”，意味着“打倒土豪分田地”，意味着不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破坏《物权法》。要彻底遵守《物权法》，就不但要取消“解放军”这个词，而且必须取消“革命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发扬革命传统”之类含有肯定“造反”、“革命”内容的一切。 总之，要确保私有财产在老百姓脑子里“神圣不可侵犯”，想都不敢再想反抗，就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切，让老百姓抛弃毛泽东。更彻底的办法是让后代根本不知道历史上还有个毛泽东，还有过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的历史，以为中国共产党不是诞生于1921年，而是诞生于1979年，突如其来就从石头缝里蹦了出来，出娘胎后做的唯一一件正经事就是“改革”，一直改到现在还在改，而且永远改不完。否则就等于不打自招：过去一切皆错，如今闹《物权法》的“共产党”的头头们正在彻底“卖掉祖宗牌”，承认自己祖上是“罪行累累”的“罪犯”，所以要“改革”——“痛改前非”、“改邪归正”、“改恶从善”、“改过自新”、“改头换面”、“改换门庭”、“改朝换代”、改…… ——根据《物权法》，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只干了两件事：破坏了私有制，又恢复了私有制——中国本来就是“好端端”的私有制，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摧毁了，现在又由闹《物权法》的中国“共产党”照原样再恢复过来——自己挖坑自己填，一正一负两相抵消，历史效果为零。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兜了个大圈子，现在又回到了历史原点。这个“历史罪过”可不小，耽误中华民族发展近一个世纪，那还了得？就凭这一条，闹《物权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私有制为基础的政治舞台上“资历”就矮人一截：人家“一贯正确”，坚持私有制坚持对了，大方向从不动摇，而你不过是变节过来的有“历史污点”的“可教育分子”，有什么资格跟别人平起平坐？ 如果坚持“共产”，那天下有资格执政的只有共产党一家。而一旦实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天下有资格执政的政党就多了去了，就只能互相竞争了。而历史“节行有亏”的闹《物权法》的“共产党”有竞争资格吗？有竞争能力吗？就凭这一条就可以知道，一旦当真搞选举，闹《物权法》的“共产党”准得下台。 但实际上闹《物权法》的“共产党”会下台吗？当然不会。只是有一点小小的麻烦：如何向世人解释为什么闹起私有制来还要独自执政？要比保护私有制，你不过是“半路出家”，倒戈叛变过来的，不是“正统”、“嫡系”，任何其他政党的资格都比你老。要比保护公有制，那你现在还有资格吗？如果你要“证明”当初废除私有制绝对正确，现在恢复私有制也绝对正确，那就等于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会儿灵，一会儿不灵；昨天不“神圣”，今天就“神圣”了；昨天的私有财产不保护，今天的就保护了，也就是说，“私有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如此，那这个《物权法》还能有多神圣？总之无论怎样解释都必定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唯一实际可能的结果是“不争论”：讲理讲不过就不讲理，老子就这样了，看你怎么着。——只要不是当真搞选举，当然谁也不能怎么着。凭这一条就可以说不会有选举，不会有什么多党制，也别指望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什么东西看看《物权法》出笼的过程就行：表决前再也不敢把草案拿出来让公众看了，还没表决就“确保通过”了，什么“民主”，什么“好东西”，不过如此。客观结果是这么一闹《物权法》，从此理论上彻底破产，思想上乱成一团，人心凝聚力一塌糊涂，除了假话谎话大话空话废话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好全靠强权硬撑。一帆风顺的时候，这样为所欲为当然没什么——就象黑帮大老当众放屁，没人敢公然说臭，甚至会有人说香，更甚至大家干脆不敢说有放屁这回事。但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人心里一清二楚——不过只限于这个黑帮大老权势熏天时如此。一旦他运气到头，威风不在，立刻会“墙倒众人推”，什么屁的老帐都会有人翻出来。——也就是说，事物将按照黑社会、法西斯条件下的权势运行规律发展。 ——根据《物权法》，中国人闹了几十年的革命全部属于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非法活动”，一切有关中国革命的思想全部是要不得的“谬论”，中国人现在又得回过头来检起洋人的的思想从头开始。换句话说，中国人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没有产生能指导中国社会的思想家，思想上离了洋人自己一事无成。而鸦片战争起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老祖宗的思想文化，如儒家道家之类，根本敌不过西方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没有自己的思想家。没有自己思想家的民族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思想的人是“行尸走肉”，没有思想的民族呢？岂不就是“劣等民族”？产生不了自己的思想家的文化呢？岂不就是“劣等文化”？这岂不从反面印证了某些“民运人士”的结论：“中国应该当二百年殖民地”？ …… 上述所有结论都不是我存心想要的结论，也不是仅仅因为世界上有了个我才会有这些结论。只要《物权法》成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成立，产生上述结论的逻辑大前提就成立。任何具备形式逻辑常识的人就都能推演出上述结论。 一部《物权法》，彻底撕去了一切伪装。别看平时挺亲民，挺会哭天抹泪，挺让人感动，挺象是是菩萨心肠，关键时刻全现了原形：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彻底背叛老百姓根本利益，平时的小恩小惠不过是假仁假义邀买人心的演戏而已。这套把戏是西方政客的基本功，也是西方老百姓早就看透嘲讽的小把戏：人家干脆就把政客称为“Baby kisser”（［选举时］专门亲吻婴儿的家伙）。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小惠未偏，民弗从也。”这正是：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只要有《物权法》，便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要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高于一切的支点，就能撬翻“共产党”这个名字，就能撬翻“解放军”这个名字，就能撬翻中国革命历史，就能撬翻近代中国历史是非，就能撬翻一切革命传统，就能撬翻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就能撬翻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能撬翻现在一切国家领导人当权的合法性，就能撬翻现有的一切教科书，就能撬翻中华民族跟其他民族平起平坐的资格，就能撬翻中华文化作为优秀文化的资格，就能撬翻中国不当殖民地、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换言之，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切都能被这个支点彻底颠倒。所以说：给我这个支点，我能撬翻中国。
物权法开启中国的后共产主义时代 萧依 《物权法》通过与民族灾难临近同义。 中国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已经经历了诸多争议。但到目前的所有争议都还局限在道德和法律的层面上。这使人们忘记了追问物权法的政治涵义，无疑是一种遗憾，因为这种疏忽可能使我们丧失一个洞悉未来的重大机会。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入手，追问物权法的政治涵义。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对它的审视足以观察出中国政权演变的微妙轨迹。这个问题是： ——物权法兼容共产主义吗？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共产主义学说主张以暴力或者和平手段调节生产领域的物权，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分配计划的统一性，解决私有制下市场的诸多“失效”，最终达致一种高度的社会公平。在共产主义学说的视野里，一切不公平的资产分配格局都属于是革命或者改革的对象。 这是与旨在保护既有物权格局的物权法直接抵触的。 固然，共产主义的信念可并不一定要求把“共产”作为现实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一种长远的追求。但这改变不了共产主义与物权法的对抗性。显然，如果把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目标，就是对既有物权格局的直接而明显的威胁；同样，如果把共产主义作为长远目标，则无疑是对未来物权格局的直接而明显的威胁。 因此，随着物权法的出台，共产主义的信众们将发现自己的信念在中国成为非法的。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如果物权法使得共产主义成为非法，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 这是中共无法回避也无法解答的问题。由于物权法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提出和主持制定的，因此物权法的出台其实就等于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断然抛弃陈旧的共产主义教条，转而成为私有制的坚定保护者。 但对中共来说，抛弃共产主义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知道，“名不正言不顺”，尽管已经不具有共产主义的内涵，但“共产党”这个名称仍然暗示着对既有或者未来物权的直接和明显的威胁。因此，中共纵然公开宣布放弃共产主义，其尴尬困境也并未结束。如果它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守法的政党，唯一选项看来就是去掉党名中的“共产”二字。 不过，尽管存在如此严重的逻辑困境，中共方面并不会太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中共的党名绝不会稍有改变，就连党章也仍然会坚持把“共产主义”作为其最高理想。事实上，中国的决策者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太愿意思索物权法所造成的政治／意识形态困境，简单地认为在这部法律获得通过后，中共仍然可以顺顺当当地在据说长达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里牢牢地把握着中国的治理权。 但历史逻辑的威力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时间将很快把一种强有力的结果呈现在世人面前。想当年，马丁•路德以区区几张“大字报”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如今物权法也将扮演类似的角色，使中国的政治走势遭遇拐点。只是这次受到质疑的不是罗马教廷，而是同样以救世者自居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物权法出台后的中国政治走势，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物权法的实施，中国进入了后共产主义时代。 在这个时代，以共产主义大旗被抛弃为发端，中共所不愿意实施的政治变革事实上已经拉开大幕。由此，政治将取代经济成为变革的主战场，政治理想主义将取代经济理想主义成为变革的主动力，多元化政治格局将取代一元化政治体制成为变革的主旋律。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妨借用一个中国昔日的口号来回答这个问题：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之所以必然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对于共产党而言，物权法事实上产生了“掏空灵魂”和“剔骨去肉”两大效应。所谓“掏空灵魂”，是物权法本质上具有反共产主义的特性，它使得共产党完全失去了灵魂或者个性。所谓“剔骨去肉”，是在围绕物权法的内部争论中，中共自己瓦解了原有的支持力量。 对于即将展开的政治变革而言，“剔骨去肉”效应最为重要。 考察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可以分辨出三支大的势力：第一支是由于“六//四”而与共产党决裂的右翼自由主义人士，他们是反对共产党执政的主要力量；第二支是依靠社会主义旗帜而勉强聚合起来的中左政治势力，他们曾经是共产党的重要支持者；第三支是那些已经或者希冀利用政治权力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改革“精英”集团，或者郎咸平所谓的贪官、奸商、无良学者“铁三角”，他们是影响中共决策的主要力量。 倘若说1989年的“六//四”事件造成了中国政治结构的第一次大裂变，从“右”的方面削弱了中共的政治基础，那么2007年的物权法事件在政治学上无疑具有与“六//四”相似的意义。这一次，是从中左的方面削弱了中共的政治基础。 这次物权法之争，实质是中左政治中左政治力量与“铁三角”进行的一次大对决，结果是迫使中共决策层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之间选择立场，最终由于中共决定倾向“铁三角”，导致了中左政治势力的“出走”。值得注意的是，在物权法争论开始之初，人们却没有预期到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从物权法之争及其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内部利益斗争的加剧，并预示着中国社会分裂的大结局。 在物权法争议初起时，当时正处于“新政”峰尖上的中国决策者们采取了慎重的立场，决定让这部存在严重争议的法律草案在“修改完善”的冷库中暂时搁置。 然而，这一决定却不幸加剧了中左政治势力与“铁三角”的对峙与对决。一方面，中左政治势力错误地相信自己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进而要求决策者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以清算“原罪”；另一方面，在十多年来的国企改革中获得巨大利益的“铁三角”感觉到处境的困窘，于是更加迫切地向决策层施加压力，以求得到赦免“原罪”的“免罪符”，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物权法正是这样一道“免罪符”。中共前高官厉有为一语道破了物权法的深醇境界：私有财产无论合不合法都要保护。 事实证明，最终的胜利者是“铁三角”。显然，他们对于物权法的一再拖延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最后转化成对中共高层的巨大政治压力，这种压力的强大性可以从一些中共高级官员关于“原罪”的一再澄清而得到证实。 “铁三角”的愤怒，其实已经遏制了“新政”势头。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对抗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的大胆，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普遍景观。决策层最终被迫调整对于物权法的态度，将这部尚有诸多技术缺陷的法律付诸人大审批程序，以安抚日益不满的“铁三角”。人大方面显然已经决心批准这部法律，因此对于不同意见采取了坚定的选择性失明主义立场。它的数位高级干部在面对大量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仍然多次坚称“各方面对于物权法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这足以令很多一度幻想“网络民主”的人士感到被排除于“各方面”之外，于是心灰意冷。 在中国既有的政治体制下，官方只需要一纸公文，就足以封杀它不喜欢看到的言论。这一次，“不争论”又取得了新的成就。然而，尽管可以用“不争论”的手法平息关于“原罪”和物权法的争论，但参与争论的中左政治势力却痛心地意识到中国政府对“原罪”阶层的尊崇态度，感受到感情上的被伤害，遂有意无意地疏离了他们原本坚决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通过支持物权法的姿态，中共也正式洗清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就这样斩断了它与左翼政治势力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血脉。 这样，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还决心坚决与中共站在一起的，只剩下那个重视经济远甚于重视政治的“铁三角”。这样的政治基础可能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具集权色彩，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将趋向于用压制手段应付来自右翼和中左翼的政治不满。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方面关于加强互联网管理的要求可以证明这种趋势。从中国国内多数BBS强化言论控制的情形来看，这一要求显然已经得到了落实。 在这种时势之下，传统的右翼反对派很可能与新起的中左反对派形成合流，最终形成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 尽管中左政治势力不会轻易放弃社会主义或者社会公平的目标，但既然这一目标不可能通过既有政治体制来实现，也缺乏重施暴力革命的必要路径，它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利用民主政治体制所鼓励和允许的社会政治动员而实现其政治诉求。 因此，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左中右合流已成必然趋势。尽管这其中具有强烈的“同船异梦”色彩，但几方看来都选择了以民主化为基本诉求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却是一种相当真实的共同语言。 “保守派”从中共阵营的出走，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所导致的中国政治格局大洗牌，使得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面临扑朔迷离的前景。 但苏联式政治变革之路看来是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归宿。 这是中共政治基础被物权法所削弱的必然结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中国的苏联化结局具有很高的发生机率。这些突发性事件主要是三种可能：中共决策层内部分裂，中国经济突然崩溃，以及中美发生持久战争。 自从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以来，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魅力型领袖，中共始终存在着决策层分裂的可能性。导致分裂的具体原因，既可以是由于利益或者政见而导致的派系斗争，也可以是由于在最高领导权传承体制外出现了强力型的领袖人物。中共已经在1970年代先后经历了这两种分裂：清洗“四人帮”无疑属于第一类分裂，而华国锋与邓小平的对决则属于第二类分裂。但如果在未来出现这样的分裂，中共将不具有当年的好运。毕竟，在1970年代，中共尚拥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特别是一支高度服从的军队保证了决策层分裂之后的社会稳定；如今，已经被严重削弱的群众基础将无法保证决策层分裂后的重新团结，其后果很可能是严重的社会动荡。 再来看中国经济崩溃的前景。在中国当今的无比繁荣景象下面，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脆弱结构。其中农业尤其是一个致命弱点。近二十年来，由于各地政府都宁愿把预算和债务投向“大有可观”的城市建设，农村实际上处于被政府遗忘的状态，城市毫无顾忌地大肆侵占良田，导致中国的粮食生产不可逆转地下滑；由于片面地强调“城市化”，农业人口中的青壮年比例正在急剧下降，很多乡村目前已经没有三十岁以下的人员从事农业生产，使得未来二十年中国农业处于后继无人的危险状态。目前，全球粮食市场使得中国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如果未来出现全球性气候灾难，中国将难以逃过一场大饥荒。其实，中国的整个经济都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提供了中国工业所需要的设计、关键部件和市场，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情况下具有失稳的巨大可能性。 中共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莫过于中美交战。目前，美国把中国视为事实上的敌手，并以打败中国为目标而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中美军事对决的导火索主要是台海危机。尽管目前陈水扁势力还缺乏孤注一掷的决心，但台独活动升级可能性却是始终存在的。如果出现台独跨越红线的情形，中国除了动武之外别无选择，——否则就得面临国内的强烈质疑。此时，美国看来除了武力介入之外也没有其他良策，——否则就得接受一个地区强权的武装崛起。虽然中国已经作好了应付美国军事干涉的准备，但并没有赢得一场全面战争的足够把握。在这场战争中，除了由于被“国际社会”封锁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外，中国决策者还得处理更加麻烦的民心士气：由于物权法的离心作用，社会上将普遍存在“为谁而战”的疑惑。因此，除非痛下决心消灭“铁三角”，让所有社会成员均等地承担战争的义务与痛苦，否则中共将无法具备赢得一场全面战争所需要的社会共识。但这必然会瓦解中共的既有权力网络，造成新的问题和麻烦。 当这三种“突发事件”发生时，都会严重削弱中共的治理能力，为政治改革铺平道路。 即使不发生任何“突发事件”，中共也有可能出于某种信心或者内部压力，而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无论是出于何种情况，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一旦开启，其过程和后果就可能超越中共的控制能力，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但不要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结果抱任何田园牧歌式的幻想。正如苏联的情况一样，中国民主化的结果同样注定是苦涩和痛苦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固然会被终结，但长期积郁的不满情绪可能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于是地方势力乘机崛起，使得中央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的位置，“统一”重新成为一个现实问题。长期被压制的民族矛盾必然激化和表面化，以“民主”为旗帜的民族自决活动为某些区域的“独立”提供了舞台，最终导致国土的永久性分裂…… 历史总是具有超乎人类意志的强大力量。中国的后共产主义时代是一个充满变数，然而其结果似乎又已经注定的时代。但我想说明的是，上述预测的目的并不是使人悲观，而在于开启思维。如果本文能够激发起各位读者的创造性思维，以至于能够推动提出解决中国新困境的天才解决方案，从而避免那些不可避免的灾难发生，那么本文作者将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鼓舞。
中国的制造业与外国有如此差距 麦方 首先，我要说中国的制造业不发达。我学的是机械制造，就此我谈一些体会吧。 当我和厂里的师傅们为了使数控机床提高一级精度，费尽千辛万苦没有假期没有加班费，且满身污垢，满手是伤，而不分昼夜进行调试、翻译德文资料，操作失败了无数次，最终第一次加工制造出精度达到预计的0.0001毫米要求的样品时，我们兴奋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就产生了失落感。因为那台加工中心的数控机床是德国造、数控计算机是德国造、加工软件还是德国造，就连一把车刀一个钻头都还是日本造！除了厂房，没有一样机床、工具是中国造！就连厂房也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 华夏同胞们，你们当中有很多不是搞这个行业的，也许没有深刻的体会，我们要加工一件精度为万分之一毫米的零件所需的工具，就是类似上述国家制造的，但这些工具的精度比产品的精度要高出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一把小小的用于高精度加工的钻头，咱们就是做不到啊！买日本的要好几千！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呀！不要以为会一些photoshop之类的时尚软件就沾沾自喜，一整套RO/E正版软件开价近8000万元啊！给你连安装都有可能不会，别说使用了，是什么差距？ 前几年上大学时，我们学校的大厅里播放新闻30分，个个系的都有。当电视播放日本大学生制造了一台机器人拿到德国，与德国大学生制造的机器人比试，机器人的镜头一闪而过，对于我们学这行的一眼就看出它全身布满的控制器、马达、线路等等，但更多的是机器人不靠任何帮助自行双手翻跟头，90度鞠躬，双脚跳跃前进（那个机器人就是现在大家知道可以双脚保持平衡自我行走的那种，不过没有外壳），我们机械系的学生都傻眼了，其他系的同学和老师们却露出笑容“真好玩”、“太可爱了”。此时，我们系人除了惊讶外，还有发自内心的可怕！真正的可怕，这个差距太大了。这就是制造业——一个集自动化控制、材料学、力学等各个学科于一体的产业，一个集集体智慧与创业力产业，一个国家与民族的产业。我恨日本，所以我才感觉到危机与可怕。 外行人可能不懂这个差距有多大。我这样说吧，如果战事爆发，中国的制造业还与外国有如此差距，你，还有我，就只能用落后的武器跟人家打了。就与前世洋人已用上洋枪洋炮侵略我们国家，我们却拿着大刀长茅高呼刀枪不入与他们拼命一样！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现在虽然可以逆向制造，但就像台湾买武器一样没有用的。 现在社会好似越来越偏重对国计民生不起关键性作用的产业了，什么房地产开发，计算机，软件，商业贸易，搞得好也行，但少数人却把房价炒得越来越高，这种发财之道没什么值得骄傲！我跟你说，说白了就是“缺德”！计算机普及了，我们黑客是不少，可核心技术不会搞！计算机核心制造技术、芯片封装技术、微焊接技术等等计算机产业技术我们到底掌握多少，实践中运用又有多少？软件更甭提，打开我们的电脑，请各位“数一数”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有多少是我们国人自主开发的，为什么人家的软件又好又便宜，我们这样怎么竞争？上网打开QQ、联众、盛大“加一加”我们国人沉迷于游戏生人的有多少。实际中，我们用的电脑是不会打仗的，真正接触的是机器！当导弹还未飞上天，就被人家的卫星发现，子弹还未出膛，就卡壳，坦克还未开火，就熄火，飞机飞上了天，又慢又不隐身。你，还有我，还有我们大家，就真的只得拿着大刀往前冲了……我不想这样，你呢？不要以为这是科幻片都是真的！我从小就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军工企业里，看着那落后的设备，至今使用的机床上还有1960年造的字样。 同胞们，我们不要因为“神五”飞上了天就神气！那是我们拿现在的科技在发射人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品；不要因为歼十飞上了天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我就们欢天喜地！人家早已制造出第五代战机；要知道歼十用的还是涡喷发动机，掌握涡扇发动机技术要比制造一颗原子弹还难呀！鸭翼设计看似提高了第三代战机的机动性，但它却增强了对雷达的反射作用，那是在拿生命换机动呀！ 不要看到靓车就发晕，先不谈20出头的女孩为国家创造了什么生产价值，换来改装的悍马越野车，要是查老底，中国有钱人有几个原始积累不是靠违反规则的手段得来的，敢说不违背良心的又有几个？ 你们越有钱、有权就越有责任为国家、为人民出力！你再看看中国现状，多少有钱人宁可买日本十年前技术生产的轿车，在同胞面前炫耀也不把钱投入到社会，来之于民归之于民，外国闹水灾就一个劲儿表现善心，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这一点他们不跟外国人比素质，反过来还嫌国人素质低。每当我看到外国车，我的心里是愧疚，有种对不起国民的感觉，因为我是搞机械制造的。可我知道咱们祖国连汽车外壳的曲面精加工都困难，更甭提发动机了。快点懂事吧，醒醒吧，别再沉迷于ＧＤＰ又增长了，你看看咱们制造的产品质量，痛心啊！别再像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围着跑车看个不停，拿着超薄随身听等外国造的数码产品到处炫耀了，那是人家淘汰的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支柱、脊梁是制造业！ 过去的２００年，我略有所知，未来我不知道，但这个现状不能不变，别以为能赚钱就是本事，就值得骄傲，当有人炫耀知道见过多少名车，卖出多少房产，设计多少网页，得到谁谁谁的签名的时候，我承认那是你的劳动成果，但我会不屑一顾，我衡量人的能力只看它是不是真的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提高了生产力，虽然我整天和冰冷的机器打交道，操作复杂的零件三维设计软件熬夜绘图编程，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元，穿着老土，跟不上潮流，不知道现在谁最火最爆，上班挤公交，但面对别人询问我的情况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全盘托出，才不管他怎么瞧不起我，因为我是搞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的，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制造业工作者，一个能为将来打下外国人的卫星，子弹颗颗精准，坦克发动机无与伦比，战机呼啸云间而努力的人，我充满着自豪，虽然我只挣１５００ 。
坚决反对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把中国变成殖民地 ---评高尚全等人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吴秉元 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改革？当然需要改革。恩格斯早就讲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毛泽东在1957年就曾说过：“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 我国的高尚全等一批资改派先生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坚定不移地搞改革的，而左派们是反对改革的。不对！我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左派，但作为共产党人，我们是坚定地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讲的改革的。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毛泽东讲我国的改革，意思很清楚：第一，中国的改革，是要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来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第二，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三，改革和建设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强盛和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是要搞什么“穷社会主义”。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高尚全等先生们是用什么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的？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高尚全先生是对我国的改革决策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从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6—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从1999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还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他在2005年“中国脑库年会”上讲，“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干扰。”为什么高尚全对人们批判新自由主义要这样发火，骂人家是干扰改革呢？就是因为这个批判触痛了资改派先生们的要害。因为新自由主义恰恰就是他们搞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请大家看看高尚全的战友、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曾参加过起草关于改革的文件，提出过多项关于改革的方案、方针的建议被领导上采纳）徐景安先生，他也是一位对改革有重要影响的角色，他在最近写的大作《中国走向》中明明白白地说：“无庸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见《中国走向》第54页）也就是说，我们的资改派先生们搞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其核心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我们要谢谢徐景安先生有这种坦率的态度。这可以使中国人民知道，你们是确确实实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用新自由主义在指导中国的改革的。这一点儿没有冤枉你们。 高尚全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那篇著名文章中，在给自己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评功摆好时，为什么没有讲讲跟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搞改革的事呢？可能感到并不很光彩吧。其实从赵紫阳当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时，对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在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作指导了。大家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提出要求说：“中国要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提出：“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二要不再是公有制国家。”这就是要中国的改革，在上层建筑方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方面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私有化改革的策划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于1988年来中国，对赵紫阳传授如何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要求我国搞私有化产权改革，并公开说：“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搞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赵紫阳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在中国搞私有化改革的。当时，高尚全已是赵紫阳搞私有化改革的得力干将和急先锋。 根据赵紫阳的好友、曾任国家体改委研究所研究人员和体改委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宗凤鸣先生所写的《理想•信念•追求》一书中讲到，他曾与赵紫阳多次亲密交谈过，赵紫阳认为，“过去已经实行的公有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苏联实行公有制是失败的。我国应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现在只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赵紫阳是混合经济的思想，对于公有私有经济各占多少，他是不主张规定比例的。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经济学家廖季立曾对赵紫阳和宗凤鸣说：“社会主义不应以所有制为标志，而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志，公有制占优势不行，公有制为主体也不行，只能占百分之二十五。因为国有制没有效益，发展不了生产力，不能走向富裕。”赵紫阳认为，“应重新为社会主义下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就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赵紫阳主张，“不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为界线来作为先进与落后的指标。”也就是说，不要分什么姓社姓资。赵紫阳还说：“改革就是要把过去搞过了头的公有制程度退回来，这样，把问题明确起来，改革的阻力就可以减少些。”他认为，中国生产力这样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搞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公有制、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宜提公有制为主体。（以上见宗凤鸣著《理想•信念•追求》，香港环球实业公司出版，第289—290、300—335、386页） 杨继绳先生在1996年10月29日访问赵紫阳时，赵紫阳还说过：“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在一起，矛盾会很多。”（见杨继绳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589页）由此可以看出，赵紫阳确实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从他开始搞中国的改革，就是受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和主张的影响，按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来搞的。实际上，高尚全等人是继承和发展了赵紫阳搞私有化改革的思想和主张的。 从刘日新同志所写的一批文章揭示的材料来看，早在1985年9月，经赵紫阳批准，国家体改委主持，在由重庆至武汉的巴山轮上，召开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邀请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专家参加，赵紫阳接见了他们。开这次会议高尚全是出了大力的。会上由匈牙利专家科尔奈发言提出要以取消指令性计划，搞所谓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法国专家阿尔伯特说，法国现在实行的体制就是这种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样就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科尔奈是计量经济学会的主席，每年有一半时间住在美国，他写过污蔑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学》（被美国作为大学教材）和《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抛弃社会主义》等著作。在1986年11月7日，高尚全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发言中，就强调提出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大量的国营中小企业要搞承包、租赁、拍卖、出售，国有大企业要搞股份制，并大力宣扬了股份制的好处。 1993年，高尚全非常积极主动地提出建议，要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被采纳了。这样，在中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力，就成了进入市场的“商品”，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就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失去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1995年4月，高尚全在海口以他主持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名义，召开了一个“亚太区域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比较研究会”。他主持这个会议形成的主要思想就是国有企业要私有化。要缩小国有经济的阵地和摊子，要重构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系统，积极建立股份公司，搞私有化不必绕弯子。要在南亚国家积极推行私有化。实际上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为俄罗斯搞私有化改革设计方案的翻版。高尚全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的目标：以南亚有些国家国有企业只有不到10%的比重为标准，认为私营经济应占90%以上。他不认为国有经济比重要有70%—80%才能算是社会主义社会。据2002年3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报导，高尚全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营经济的过程。” 目前，在浙江全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上升到70%以上。高尚全高兴地说：“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高尚全认为，全国的公有制经济都应转向私营经济为主体。历史上的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就宣扬过：“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世长存。”大概高尚全也希望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在中国永世长存吧！2005年11月高尚全又公开宣传民营（私营）经济应占主体地位，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见《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也就是说，今后中国应以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为主。 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是，2006年3月4日，高尚全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义，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又主持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人们称为“新西山会议”，这是一个秘密会议。高尚全在会上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他要中央的同志出来讲话，主要是讲要坚定不移地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 张维迎曾说过，“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赶。”张曙光在会上说：“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不过还要进一步深化搞彻底。 因此，贺卫方大胆提出：“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化，而不是集体制度和方式。”“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是严重的违法”。“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资改派们搞私有化改革，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是见不得人的，是不能明说的。第二，资改派们要把我国的私有化改革深化下去搞彻底，尤其是要把农村的土地也要实行私有化。第三，在经济基础改革的基础上，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也要求实行彻底改革，他们把共产党和人大都说成是非法的，要推翻共产党对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要搞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要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第四，他们以陈水扁主政的、一心要搞台独的“台湾模式”（即要充当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的模式）为目标和榜样。这就充分表明了，高尚全一伙人的改革道路，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是要把中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的改革道路。 为什么我国的资改派先生们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搞改革，就会走一条资本主义改革道路，就会把中国引向殖民地呢？我们只要注意看一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和搞改革的意图就明白了。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代表是伦敦学派的哈耶克。他的理论观点是所有新自由主义者（包括美国的弗里德曼等人在内）的主要思想来源。哈耶克提倡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主张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提出了建立私有制、自由竞争、法治的“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上溯到18世纪末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实际上则主要来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他狂热地鼓吹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保证绝对自由的最美好的经济制度。坚定地信奉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主张货币发行“非国有化”。在阶级实质上，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是疯狂反对和攻击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把国家干预与极权主义混为一谈，攻击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们断言公有制、计划经济都使个人失去自由，只有私有制才是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证。他们鼓吹“思想解放”，主张打倒一切“偶像”，宣扬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的利己主义。 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他们认为私有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公有制没有效率，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实际上即统一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即美国化。 从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开始，历届共和党总统对新自由主义都推崇备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共和党老布什政府，为迎合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大金融寡头向世界扩张的需要，泡制了“华盛顿共识”。这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政策的研讨会（出席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领导官员、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代表和一些经济专家），在一定程度上所达成的“共识”。其内容有：（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除了第一条有一定的合理性外，从整体来说，它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督，放松政府管制等，是适应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而制定的。他们把它看作不仅适合拉美和发展中国家，而且适合社会主义国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力图使美国利益特别是强势利益最大化，通过新自由主义来实施。（参见何秉孟著《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新自由主义将“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事实正是如此。 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推销“华盛顿共识”，使拉美国家遭受了严重的失败。（1）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加严重。（2）收入分配不公愈加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墨西哥由于亿万富翁增加，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加剧，在恰帕斯州发生农民揭竿而起的暴动。（3）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造成民族企业倒闭。（4）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5）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由于金融自由化，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依次发生了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被垄断资本控制。（6）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严化，谋杀率大大增高。（7）国内许多中小企业在竞争中被搞垮，失业率居高不下。（8）教育事业发展更加缓慢而落后。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国家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使他们深深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救不了拉美国家，一些进步人士转向了试图向社会主义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俄罗斯又带来了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否定马列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圣经”。1991年4月，派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专家共同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苏联经济改革纲领。这个被称为“哈佛计划”的纲领的基本思路，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该计划强调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控，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企图通过500天的“休克疗法”，迅速转向西方自由市场体制。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哈佛计划”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治等等。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当时西方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得很明白：“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休克疗法”，在经济领域强制实行了私有化改革。1992年初，推出三位一体（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稳定化）转轨方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资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的主要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的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轨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据俄罗斯内部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叶利钦在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承认，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 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而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约五十年。这对于美国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摧毁了前苏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是取得了空前的重大胜利。 2005年11月，国际政治学会副主席、俄罗斯政治学会第一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研究员威•斯米尔诺夫在“中俄政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中说：“坦诚地讲，1993年前，我是赞成俄罗斯自由派的观点的。1994年后，我看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后，在思想上与主张激进私有化改革的孟达尔等人拉开了距离。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俄罗斯，不仅是我、而且更多的人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给俄罗斯带来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很少有人恶意甚至不敢公开为其辩护 。而勇于面对现实、勇于修正自己过去错误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从一定意义上讲，勇于修正错误，这正是俄罗斯的希望所在。不仅如此，据我了解，普京总统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也有深刻的认识。……现在大家都从马列主义那里寻找俄罗斯复兴之路。 据《纽约时报》报导，“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终告结束。”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制定了更毒辣的演变中国的方案，即在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在“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的同时，发展“地方诸候经济”，以“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显然，美国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我国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应当警醒地识破国际反动势力的险恶用心，并采取应有的对策。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师陈岱孙，为了使我国广大干部、经济理论工作者、青年和人民群众能对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曾经多次尖锐而明确地指出：“近年来产生一种倾向，即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搬照抄的倾向。某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忘在脑后，将西方经济学奉为神明，特别是对近年来在世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成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全科玉律。在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在实践上造成严重后果。”（见胡代光主编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陈岱孙说：“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更甚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为此，必须改进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要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我国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倾向，与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思潮的泛滥有密切关系。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但却被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势力加以利用，作为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势力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国有经济私有化，鼓吹取消国家干预，极力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们这一套代表着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让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认识这一国际背景，使他们提高警惕，显然至关重要。”（见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陈岱孙还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近年来国内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某些势力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新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可悲的角色。”（同上书第7页） 在这里，我们要深深感谢这位已经去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深入地分析和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背景，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要社会主义国家，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用心极为险恶，其目的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即附庸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而我国的资改派们却在非常积极地顽固地坚持遵照实行。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是在为谁的根本利益效劳，岂不是一清二楚吗？中国人民已经愈来愈识破你们的真面目了。 资改派徐景安先生在其《中国走向》中说：“多数改革派人士实际也认为，中国改革就是学习、模仿、照搬资本主义。”“苏联、东欧、中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因此，可以认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革这种结构是无可争议的正确选择。”他们认为，我国过去搞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那位资改派刘吉先生也讲，我国改革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搞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见《改革内参》2006年第17期）因此，他们搞改革，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徐景安说：“今天看，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嫁接，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嫁接。”又说：“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嫁接、发展资本主义，就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俄国、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发展资本主义。”（见《中国走向》第77页）既然你们说中国原来搞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你们搞改革是完全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那么“嫁接”这个词就不必要用了，就是多余的了。其实不用羞羞答答，不用拐弯抹角，不如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就是要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改革，就是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把中国变为附庸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 你们还说什么“补新民主主义的课”，这也是一种谎言。其实你们搞的也根本不是什么新民主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请你们看看过去我们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策吧。毛泽东曾经说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有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255—1256、1433页，第2卷第678—679页）可是，现在你们这些资改派用新自由主义来搞改革，是要把我国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是要照搬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如包括“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等）的，是要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进入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进入铁路、航路等等的，根本没有提出“节制资本”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背道而驰的。 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1952年，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41.5%，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2%，公有制经济合占44.7%。在批发商业中，国营商业比重占60.5%，合作社商业占2.7%，合计63.2%，在商业企业零售商业额中，国营商业占19.1%，合作社商业占23.5%，共占42.6%。而据官方材料，如今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只占GDP的35%了。从公私经济比重来看，你们搞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已占主体了，岂不是比我国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倒退了吗？怎么能谈得上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呢？事实上，改革前，我国早已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根本用不着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去。 那么，资改派们用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改革，虽然目前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很严重的，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对我国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最突出最严重的的危害大体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大大削弱和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保卫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原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而高尚全等人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把国有经济私有化，把公有制为主体变成私有制为主体，大大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高尚全公然强调“经济形式以民营（即私营）为主”，要使私营企业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90%以上的比重。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近三年之间，我国国有企业减少了17.7万家，而私营企业则猛增了65.8万家。目前，我国的纯国有经济已下降到15%。据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最近与美国代表会谈中表明，2005年我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经占我国GDP的65%，而公有制经济已下降到35%。可见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已经大大削弱和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二，我国许多重要工业、商业、市场已逐渐为外资、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所控制。在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我国已成为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进出口总额相当GDP的60%以上。而国内消费比重是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与我国贫富过分悬殊有密切关系。在我国出口商品中，60%来自外国在华投资企业。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发达国家的“加工装配厂”，为跨国公司打工，获得10%的微薄工资，而80%—90%的利润则为外资拿走。我国商业部研究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反映巨大顺差的贸易统计数字，使人误以为中国非常繁荣。”（见2006年2月11日《参考消息》）在我国引进的大量外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享受低税率优惠，一般为15%，而我国国有企业倒一直担负着先是50%，如今是30%的税率的沉重负荷。这种做法是世界上极少见的。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和GDP数量，“不问所有，只问所在”，患了“外资饥渴症”，低价向外商出售土地，不惜损害农民的利益，低价出售国有企业，不惜出卖国家和广大工人的利益。 《香港虎报》2006年10月1日有文章报导，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由外国企业操纵的，北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这种趋势。在日本，老派的公司经理们力图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夺回控制权。但是北京迫切希望改变制度以迎合外国企业的需要。中国很可能成为真正的新自由主义的超级大国。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以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就会随之而来，通过招商引资来引进大批技术，但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是自欺欺人。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刘燕华还举例指出，中国汽车目前表面上形成产销两旺的局面，但在表面上繁荣的背后，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的汽车工业，上海、长春的汽车厂就是如此。中国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就是在这种壮士断臂之举下被废掉，直接导致目前中国汽车市场90%被跨国公司占领的局面。（见2005年11月27日《参考消息》） 据2006年2月28日《香港经济日报》报导，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可比较的49个国家中排名仅为28，中国对外引进技术的依存度高达60%。外资带着资金和技术到中国，帮助中国的成本优势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中国赚取的只是固定资产投资及劳工的薪金，更产生严重的资源消耗及污染。而最具经济价值的核心技术，却没有中国的份儿。中国的汽车、天上的飞机、手中的移动电话、家中的电器、办公室的电脑、甚至关于人民健康的药物，无一不涉外国技术，外国企业掌握的不但是中国的利润，甚至是中国的命脉。（见2006年3月1日《参考消息》）日本国际经济学家谷川庆太郎撰文声称，中国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他认为，只要美国切断中国对美消费品出口渠道，中国就难以维持其经济增长；中国离不开日本的产品、技术和资金，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是相反，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见2004年5月3日《参考消息》）这种评论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如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根据许多报刊报导的材料显示：在我国的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已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像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被合资。 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有11家合资。化妆品，已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3.75亿美元，就实行了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50%以上的份额。富士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5%。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在高科技领域，以手机行业为例，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以至生产线大部分是从跨国公司购买，他们早已从中赚够了。近期跨国公司开始采取低价策略，挤压国内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意在赶尽杀绝。国内手机行业除了自有品牌外，没有核心部件的核心技术，2005年以来全部亏损，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只得纷纷退出市场。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流通领域可以控制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领我国的流通渠道，将会导致中国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达到控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别用心收购其国有经济，达到控制其经济命脉。如今外资对我国采取的途径是先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再到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企业。换句话说，他们的方针是“合资、拖垮、独资”，也即“控制、合并、垄断”。这是一种“斩首并购”。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效必须超过15%。这是那些跨国公司当前在华收购的战略性要求。对于一般企业压价收购，而对重要的国有企业则不惜高价收购。他们认为，现在是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最好时机。收购价格正像中国劳动力一样，比欧美低得很多，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销售网络、原材料和能源供给渠道以及品牌，还可以吸收原有人才，再加上外商的资本和技术，就可以逐步实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标。 并购中国企业的外商，以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最多（占30.2%），欧盟企业次之（占27.3%），其余是日本和东盟等国的企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军我国的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橡胶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应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如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外国并购一直是层层把关、多道设防的。德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导致收购方产生或强化市场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法国政府认为，能源、交通、军工、食品加工等大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政府有责任看管好这些“国宝”，他们在这方面特别强调“经济爱国主义”。加拿大规定，超过两亿美元的并购协议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方可生效。而在我国这种并购却在不断迅速发生。我们是要利用外资，却反而被外资所利用了。 例如，大连机电厂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是国内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领航者，1996年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3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半数以上职工失业，技术平台瓦解。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产品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95%，1997年与美国跨国公司合资，7年后被其全部收购。从此中国大型农机技术平台瓦解，农业大国中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市场被美国公司垄断。中国化机机械制造的设备生产基地和龙头企业锦西化机，拥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制造、维修技术，2004年全集团盈利800多万元。2005年在葫芦岛市政府主导下，锦西化机与德国西门子合资，丧失了对其最大且唯一盈利的分厂的控制权。从此国内大型化肥设备维修依靠的对象成了外国公司。还有西北轴承厂、杭州齿轮厂、常州变压器厂等重要企业也被外企控制。 又据《中国经济周刊》报导，美国卡特彼勒公司1995年就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共同设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到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为实现其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资源和市场的目标，选择并购这条捷径。2005年10月，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这个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被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收购了85%的股权。同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山东工程机械厂这个销售收入10亿元、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份，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卡特彼勃提出有权在未来3年内随时收购其余股份，即其余60%的股份将在适当时机收归美商的氅下。卡特彼勒不仅要控制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而且要吃掉整个行业。最近又在谋求并购夏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些企业都被并购，中国的民族机械产业就将名存实亡了。据悉，目前卡特彼勃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11个生产基地，2个研发中心和1个培训中心，包括（卡特彼勒）徐州公司、上海发动机公司、山西铸造公司、天津亚实履带公司等。他们正在加速其攻城掠地的步伐。 再以我国的橡胶工业来说。橡胶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我国的橡胶工业是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奋图强而发展起来的，我国的生胶消耗量居世界第二位，轮胎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年生产规模达8000余万套，曾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积累。它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税高利大。近些年来，跨国公司争相涌向我国橡胶业，争夺我国市场。1993年后，国家定点的年产100万套以上的重点轮胎企业，陆续被国外大型跨国公司控股，到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业已达2/3。这些被外商控股的企业都是我国轮胎骨干企业，其中包括为我国国防工业、飞机、装甲车、汽车、工程车、火炮等提供配套轮胎的生产企业。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轮胎工业，已多半失去了自主权，被控制在外国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了。剩下的几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条件较好的也被外商盯上。 截止2000年，外商独资和已被外商控股的轮胎企业，其能力与产量早已占我国轮胎工业70%以上，剩下的几家如再被外商控股或收购，则我国奋斗了五十年所形成的橡胶轮胎工业，就完全脱离民族工业的怀抱，其后果不堪设想。商务部《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指出，在轻工、化工、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产生的产品已经占据我国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我国的金融银行业、铁路、航运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也将逐步对外开放，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力图实现其控制和垄断的极其重要的目标。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还有，在人才和技术方面，许多跨国公司以优厚的条件吸引我国大量的高级科技人才、尖端人才，并从我国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挖掘人才和技术，从我国科技市场、专利市场吸收人才和技术，造成国内人才外流，被外资所利用。目前，在华外商企业很多研发机构都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如朗讯下属的贝尔实验室拥有科研人员500多人，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达90%；微软中国研究院的60%多的研究人员中，20名有国外留学背景，40名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IBM公司中国研究中心的6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如果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所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逆向人才和技术扩散将会愈演愈烈。 在以上这种情况下，我国有的重要媒体还竟然发表《经济爱国主义可以休矣》这样的评论，批判“经济爱国主义”。在我国的某些资改派先生看来，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大概我国就应当大力提倡“经济卖国主义”，赶快把我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才是对的吧。岂不可悲至极！ 第三，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在私有化改革中，往往把国有企业以极低价卖给外商或国内经营者，有的是白送给私人的，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20多年中流失国有资产约有十万多亿元，变成了私人资本家的财富。有些企业经营者一夜之间就成了亿万富翁，而国有企业工人则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受剥削的雇佣工人。国有企业被改制造成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生活极其困难。如今我国发生了有很多人有病无钱治的问题。卫生部长高强指出：“有48.9%的人应就医而不去就诊，有24.6%的人应住院而不能住院。”主要原因就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见2005年8月5日《文汇报》） 据2006年11月16日英国《卫报》报导，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承担医疗卫生的成本从54%下降到14%。原有的合作医疗被拆除。83%的农民根本不具备到医院治疗的条件。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医疗费。82%死亡农民是在家中逝世的，没有进过医院大门。有关部门承认，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医疗改革已经失败。据调查材料显示，近年来农民的孩子上学的学费昂贵，上小学一年要一百多元，中学要一千多元，上大学一年要一万多元，一个农民供一个孩子上完大学，要花相当于全家几十年劳动的收入。再加上借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花的费用更大。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价格上涨了不到7倍，即相当于农民收入上升了7倍，但如今农民教育费支出已上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因而造成了农民子弟上学难的大问题。 据社会学专家陆学艺主持的调查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8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老板们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亿元。据报导，山西省原省委书记胡富国曾于1995年8—10月在省内100多个乡村调查，其中一个人均年收入1300元的较富的乡，年收入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下的67家；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8家；100万元以上的3家。这78家中收入占全乡净收入的60%，而其余5000户约2万人的年人均收入仅600元。也就是说，只占全乡1.5%人口的人年收入占全乡的60%，而占全乡98.5%人口的人却只占全乡收入的40%，那占1.5%人口的年人均收入比占98.5%人口的年人均收入高出100多倍；而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相比，至少相差上千倍。这说明，社会财富在向少数人集中，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人趋于相对贫因化，还有的仍在向绝对贫困化发展。 在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显示，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的农民，城镇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三个阶层已降落到我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大都处于贫困状态。社会地位已大大下降。而据媒体报导，中国大陆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日前举办一场“百万婚礼”，实际花费远不止百万。在500公里外的安徽寿县，萝卜缨子一盆菜就是一家农民5口人的午餐。这两幅图景，几乎就是当今贫富差距的缩影。又据《经济日报》2003年1月17日报导，有位富豪一桌酒宴就吃掉36万元。而国际粮食组在今年发表的报告中显示，中国营养不良的人口估计高于1.5亿人。 据2006年6月19日香港虎报报导，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中国农村人口仍然超过2300万人，近5000万人处于贫困线的边缘，2800万城市居民处于贫困之中。中国近年的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中国最穷的20%的人口仅占收入或消费的4.7%，最富有的20%的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占到50%。这个收入差距超过美国。而据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报告，中国城镇居民最贫困的那20%的人收入仅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2.75%。 据我国高级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金融、外资、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业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香港有些媒体称我国已形成的新资产阶级为“权贵资产阶级”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3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见《大众证券》2006年10月28日）最近《北京晚报》等媒体报导，胡润公布了我国2006年百富榜，今年上榜富豪首次达到500位，比去年增加了100位，今年上榜首富拥有财富270亿元，进入上榜的富豪最低拥有资产为8亿元，而去年是5亿元。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是0.5。我国胡鞍钢等专家也提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5。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公，收入极不平等，超过西方国家，也超过拉美、非洲等国家，已属于世界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和国家。 第四，造成了公职人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由于资改派们把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看作是人的本性，大力鼓吹“一切向钱看”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侵蚀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影响了广大公职人员，使许多干部、公职人员产生了对钱财“不捞白不捞”的思想和心态。在私有化改革中，允许商业交易和发展私营企业中送礼品、回扣等等，因而造成行贿贪污舞弊横行，生活腐化堕落。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与外商和国内的私营企业主相勾结，运用自己的审批权，收受高贵的礼品和金钱贿赂。据2007年1月2日《检察日报》揭示，某些人收受外商贿赂（包括由外商安排其子女出国等多种好处），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商违法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年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在我国的行贿事件一直在上升。我国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又据港报报导，外企在华给回扣现象普遍存在，不仅外企的销售主管为做成生意而行贿，外企的采购经理通常也会从供销商那里非法收取回扣，还会想方设法把一些利润丰厚的合同留给亲戚朋友开办的公司。这种“洋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2006年10月24日《北京晚报》报导，近三年内，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2005年底，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亿元。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意识影响和渗透到各个方面，发生了教育机关乱收费，以至买卖文凭和论文。在医疗机关发生送红包，为推销药品、多开药方而给医生送回扣，以至医院给病人开出天价药方，甚至开出一百多万元的天价医疗费。在官场上，相当严重地出现买官卖官的丑恶勾当，甚至有些转业军人、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也要给当权官员送几万元钱，才得以找到工作。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非法收受44人或单位给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04万余元，另外有810万余元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在王昭耀被指控的44笔受贿事实中，大多数涉及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即属于卖官受贿有300万元左右。据卫生部通报，近年来查处医药销售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刑事处理230人，涉案金额达5700万元人民币。 200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报导，据调查显示，在商业交易中给“回扣”已得到普遍默认，其中在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行业此风最烈，而且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常常以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外出考察费、赞助业内讨论会等貌似合法的形式出现。在我国许多行业，商业贿赂已成“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从业者已陷入“非道德”恶性竞争的环境，如不及时重拳治理，商业贿赂导致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有可能使我国市场经济出现“拉美化”的倾向。据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材料，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其中，工程建设、医药购销等六大领域和银行信贷、证券期货等九个方面的案件5480件，占案件总数的78.6%；涉案金额16.04亿元，占总金额的81.7%。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1603件，占总数的23%；涉及金额5.08亿元，占总金额的25.9%；涉及厅局级干部49人，县处级干部367人。如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原处长温梦杰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人民币1073万余元，非法占有本单位公款人民币432万元，被判处死刑。 在贪污腐败分子中，有许多人与包二奶之类腐化堕落生活有关。在对100多位广州、深圳、珠海市因受贿而受审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95%的人有包二奶。有的甚至有包二奶、情人达几十人，以至百余人。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权色交易惊人，为情人整容就花了400万元，刘金宝通过放贷方式为情人牟取利益，为讨情人欢心，给两个私营企业家朋友批贷款18亿元人民币，结果给国家造成损失5.45亿元。刘金宝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受到惩办，而从中国金融舞台上消失。 李曙光在2004年9月29日《法制晚报》上指出，“当前国有企业腐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经营者对国有资产的掠夺”。据有关部门统计，通过破产、改制、中外合资合作和并购等等，每年国有资产至少流失800亿至1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3月22日《南方周末》报导，“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2%—16.8%。”也就是说，每年损失达1万多亿元。这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个人身上剥削去一千元左右。这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受到多么大的破坏，使人民群众遭受多么大的损失！ 第五，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我国环境的污染，虽然 不能说全是由改革开放造成，但是由于资改派顽固地搞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许多外资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主拼命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本不顾污染对我国生态环境，对我国人民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损害，日益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愈来愈严重的污染，这是众所周知的铁的事实。有些地方官员与资本家勾结，违法乱砍森林，造成水土严重流失。许多外资企业和本国私营企业肆无忌惮地排放有毒气体和污水，污染空气和许多河流，损害农作物不得正常生长，使人民群众饮了有毒污水得癌症、肺病和其他怪病，而死亡的难计其数。而一些地方官员只顾追求GDP数量，追求眼前“政绩”，以利于个人升官发财，有些领导干部受了贿赂，对那些黑心资本家偷偷排放有害气体和污水，装聋装瞎，故意不闻不问不看，任其胡作非为。他们那里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只是代表黑心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利益。 据数据库显示，我国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70%以上河流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全国3亿多人饮用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用水中有害物质含量超标。2006年10月19日美国《商业周刊》网站报导，中国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排放量还在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大陆的排放量，截止到2002年的10月间增加了33%。中国的城市行列，酸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大约20%的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地区，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情况危急。中国的环保部门警告说，如果不转而采取清洁能源的工业方式，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污染排放量将翻两番。又据媒体报导，中国过去几年里，有75%的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平均每年有20个天然湖泊消亡，近一千个湖泊因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正在逐步消亡。黄河流域的渭河、延河、汾河，涑水河等4个支流及其流域，由于经流量小，自净能力差，现在几乎到了“有水皆污”的地步。 据德国《明星》周刊报导，山西省下康村，土壤被氯化物、硫酸钾和消酸盐污染。附近的钢铁厂和造纸厂把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汾河，近10年间两家厂的废水排放量增长了数倍。因饮用水中有毒，1000名村民中已有29名因患脑血栓、半身不遂等症死亡，其中有14名女孩。淮河流域的黄孟营，由于附近的味精公司等企业污染了河水，全村2400人已有110名死于癌症。据中国环保当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国最大的7条河流中半数河水完全无法利用。1/4的中国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在中国，超过80%的垃圾和污水得不到任何处理。每年有40万中国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产品，我们消耗的资源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近6倍、印度的近3倍。中国是世界工厂，……但令我忧虑的是，中国正沦为地球的垃圾堆。“（见2005年12月28日《参考消息》。 由于一些地方官员和中外企业主见利忘义，片面追求GDP的发展，对防止和治理污染不负责任，严重污染环境事故不断，有些地方甚至还在违法违规审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建设项目，造成治理赶不上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日益严重恶化。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由于污染和其他破坏环境的行为，每年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2% 第六，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众所周知，在我国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过某些不安定之外，人民的生活长期是很安定的。自从资改派们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日益被边缘化，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和阶级觉悟等理论和观念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已大大受到冲击和淡化，个人主义、利已主义、损人利已的思想得到很大滋长和泛滥。从省、市、地、县、到乡、村，有些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坏干部，往往与不法资本家以及黑社会恶势力紧密相勾结，剥削、掠夺、欺压老百姓，表现为新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与小煤矿私营企业主相勾结，为了拼命捞钱，把煤矿工人当奴隶使用，不顾他们的生命安全，强迫他们冒死超负荷劳动，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是矿难事件不断发生，每年要死五、六千人的深层原因。 最近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美丽的中国结》、《谁在卧底》，反映了这方面的社会不安定问题。如今，在社会上坑蒙拐骗的事，各处不断发生。有些坏人诡计多端，轻而易举就能骗取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街上和马路上，歹徒就会把行人手中的提包或钱包抡走。火车上、汽车上也有抢钱财的。坑害人民群众的假药、假酒、假烟等，不断在市场上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人体的食品，各地都有，防不胜防。偷盗的事到处都有，抢劫、杀人的案件，空前增多。中学生也有搞抢劫的。“法轮功”一类反动分子，还在一些地方不断散发反动传单，打电话造谣惑众，破坏社会安定。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我国目前自杀率是国际上平均水平的2.3倍，精神疾病在疾病排名中居于首位。现在我国有精神障碍者已达1600万人，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疾病及肿瘤，成为第一大疾病。我国前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成为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见徐景安的《中国走向》第158页）为什么现在我国社会会出现这些不安定、不和谐的情况呢？这主要地就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社会经济基本上实现了私有化，产生了类似资本主义早期的阶级剥削，下岗失业、生活困难的群体增多，出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两类社会矛盾大大加剧所造成的。 第七，对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建设造成严重的障碍和破坏。徐景安说：“人是自私的，自私是人的本性，这是千真万确的。西方的人文主义、西方的工业文明、西方的经济制度都是顺应了这一自然规律，因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见《中国走向》第198页）这是赤裸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人类历史表明，在原始社会，人们并无私有观念，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集体主义观念的，到了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了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到了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必然能发展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风格。人类社会总是在人们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发展的。不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创造世界、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文明其实也是依靠工人阶级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是劳动人民用生产劳动创造了历史，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如今用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来搞改革，是阻碍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发展的。 徐景安自己有一段话虽然不够确切，倒也大体上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全部接受了西方文明，在物本位价值观的支配下，……推崇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科技解决一切的科技主义，……推崇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已主义，一切向西方看齐，一切以西方为参照系，城市建筑照抄外国不说，连自己生产的砖也要起个洋名，什么“‘蒙娜丽莎’、‘诺贝尔’……一张境外报纸评论‘中国人迷失西潮中’，‘唯西方马首是瞻，唯西方人所言极是……从学界到商圈，从官府到民间，都在迷失自己。症结就是迷失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中国人差不多成了没有根的族群’。”（见《中国走向》第193页）这在实际上说明了，从以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以来，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把我国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丢弃了。 现在，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自欺欺人，损人利己已渐渐代替了中国人原有的诚信，代替了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互助合作的和谐友好关系。在许多中外私营企业主之间，为了发展自己，总是千方百计想把竞争对方搞跨，损人以利已。私有化改革在我国的基本完成，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必然要求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其服务。他们的代表人物必然要起来谈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要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这就必然使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遭到阻碍和破坏。 本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讲得很清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要“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已、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利、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社会主义是要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我们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可是，资改派先生们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所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止，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你们大力鼓吹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利已主义、损人利已的资产阶级一套腐朽的东西。你们把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渗透到教育文化领域，渗透到党政机关，渗透到各个方面，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害。这完全是为你们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德服务的。 第八，冲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了我国宪法和党的基本路线。徐景安先生坦率地承认说：“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确实对四项基本原则带来巨大的冲击。”（见《中国走向》第55页）又说：“改革是反对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假共产党。”“所谓改革……是真马克思主义、真社会主义、真共产党的创新。”“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再坚持了。理由是专政与法制是对立的，我们要健全法制，建立法治国家，就不能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见同上书第90、112页）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巨大冲击，而且是根本否定。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头上按上一个“假”字，其目的就是为了根本否定它。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就是要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创新”，就是要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创新”，就是要把共产党演变为“社会民主党”（这些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评论）。至于人民民主专政，徐景安把它说成与法制相矛盾、相对立，而加以否定了。其实人民民主专政所实行的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都是要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的。它和社会主义法制是分不开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而从这里可以看清，徐景安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把四项基本原则都否定了。 再从高尚全先生主持的“新西山会议”可以看清，贺卫方先生提出要以陈水扁主政的“台湾模式”为学习榜样，把共产党和人大都说成是非法的，也正是要否定和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高尚全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一文中所讲的，他们通过改革要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的五条（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华文化）中，没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制度，也没有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还说“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指责他们资改派的私有化改革是不行的，无用的。很显然，高尚全、贺卫方、徐景安等资改派先生们都是适应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站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立场上，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国的宪法明确表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是明确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没有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 我们党的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我们为了捍卫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社会主义的改革，坚决反对高尚全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 邓小平还说：“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63页）“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济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国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持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上书第110—111页）
美日握住中国咽喉， 中国管制战略资源刻不容缓 佚名 对战略矿产资源的保护，关系到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是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底线。随着世界电子、军工以及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稀有金属(特别是稀土)同石油、钢铁一样成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而目前我国稀有金属、焦炭、黄金等具有战略价值的矿产资源在生产、出口及应用方面仍存在不正常现象，有损国家战略利益，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管制机制。 战略矿产资源优势不显 中国在稀有金属及煤炭生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而由于存在管理混乱、无序生产及盲目出口等不正常现象，这些战略矿产资源未发挥足够的效益。 稀土是中国具有战略优势的资源之一。近15年来，中国的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稀土价格却下降了36%，国内有关矿产企业的利润普遍只有1%～5%。也就是说尽管出口量大，我国稀土行业却陷入了“卖得越多，赚得越少”，甚至还出现过“不卖不赔，越卖越亏”的局面。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由于稀有金属具有的巨大价值，加上我国稀土产品出口价格低廉，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大量进口我国稀土产品加以囤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矿的国家实行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我国进口作为战略储备。 日本是典型的资源短缺国家，从我国进口的稀土矿产占其总进口量的比例高达83%。为了维护本国高科技产业的绝对竞争力，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6年3月宣布将铟、铂及稀土三种资源列入储备对象，扩大了稀有金属品种的储备范围。此外，由于境内外资企业在我国购买稀土原料、初级产品不受出口配额限制，日本等国近年来在我国稀土资源区(内蒙古包头)大规模投资设厂，实质是变相获取我国稀土原料。 焦炭(本文专指高炉焦、铸造焦、铁合金焦等冶金用焦炭)是冶炼钢铁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原材料，没有焦炭也就不可能生产优质钢材。 我国是焦炭生产大国，也是世界焦炭市场的主要出口国。焦炭生产是一种高污染产业，中国炼焦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每生产一吨焦炭要产生400立方米左右煤气，炼焦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一氧化碳及有毒气体排放到大气中。炼焦所排出的焦油和废水也含有大量有毒物质，渗入地下后将长期污染地下水。 目前，由于环境成本居高不下，加之严厉的环保政策，不少发达国家的许多焦化厂已被迫关闭，这种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在中国还在大规模发展。 由于缺乏战略层面的规划和调控，中国焦炭企业同样面临着产业重复建设、市场供过于求、环境日益恶化、国际市场缺失定价权的不利局面。2004年，中国与欧盟就焦炭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焦炭出口价每吨将下降200美元左右。此后，国际市场焦炭价格开始大幅下滑，从2004年5月份的每吨440美元，直线下跌到8月份的每吨200多美元。2005年，我国出口焦炭1276万吨，出口平均单价为每吨183美元，相比2004年又下降30%。 黄金储备的多少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目前美元趋向贬值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调整储备结构，增持黄金、其他可兑换硬通货和战略物资。然而近年来，外国矿业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在新疆、陕西、云南、青海、辽宁、湖南等地勘探或开采金矿，其中贵州烂泥沟金矿以及云南播卡金矿都是储量在100吨以上的世界级金矿。 而事实上，国家对外资开放的是黄金勘探和销售市场，而国务院发改委有关对黄金行业的发展、布局、准入条件、发展目标、环保要求以及对资源和资金利用政策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的《黄金工业产业发展政策》，至今仍未颁布实施。换言之，中国的黄金开采权并未对外开放，但已有外资公司在陕西煎茶岭金矿和贵州烂泥沟金矿开始了实质性的开采。 管理劣势损害国家利益 我国战略矿产资源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主要是管理水平低导致的，其典型代表是稀土产业面临的困境。 由于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企业权属关系复杂，我国稀土产业受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的保护，违规或越权审批项目的现象多年来一直禁而不止，造成稀土资源开发秩序混乱，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问题严重，使我国稀土采矿回收率低，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明显。 目前国内国营稀土矿山的资源回收率一般在60%，个体矿山不足40%。我国最大的包头混合型稀土矿，目前回收利用稀土仅为开采量的10%左右，其余90%进入尾矿坝储存。由于未能采取分流、分堆等保护措施，稀释贫化和杂物污染严重，不利于以后开发利用。我国特有的南方地区离子型稀土矿，属于世界罕见、储量有限的中重稀土资源，目前的平均利用率只有20%～50%。 此外，过多强调中国是稀土大国，资源丰富等，有关部门勘察与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新增可采稀土资源储量很少。据有关人士预测，如果这样的开采形式继续下去，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国现已探明的宝贵稀土资源将会消耗殆尽。 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包头的稀土矿占世界稀土矿的90%，一度成为国人的骄傲，但是经过近些年的盲目扩大生产及国外发现新矿藏后，我国的稀土资源仅占世界稀土总储藏量的30.7%，稀土资源的优势正在迅速减弱。 同时，现有资源优势没有形成市场主动地位，所获利益极少。目前，我国稀土冶炼分离能力已超过20万吨，而全世界稀土产品每年的需求量不过10万吨，国内企业恶性竞争，互相压价。更为严重的是，不少省区的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一哄而上盲目开采稀有金属矿，不仅严重破坏各地生态环境，还致使大量宝贵的稀有金属矿产被糟蹋、破坏和贱卖。 近几年，我国对稀土加强宏观调控，限制稀土大量出口，稀土价格稍微上涨，而外商开始吃头几年低价进口中国资源的储存，中国一些企业承受不了产品积压，只得降价销售维持生产。 另一方面，巨大的资源消耗并没有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稀土行业产生的效益不在于矿山的开采和冶炼，而在于二次使用所产生的巨大效益。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我国对稀土的高附加值产品没有加工权。 目前，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掌握了生产稀土功能产品的核心技术，形成了系列专利，这些专利不仅代表着技术，也代表着市场，等于扼住了中国的咽喉。1999年，我国的铵铁硼产量与日本产量接近，但产品要想出口，必须向日本交纳高额的专利许可费。日本虽然资源缺乏，却用知识产权战略拿住了中国稀土企业的“罩门”。 实施国家战略管制刻不容缓 尽快对我国各类战略矿产资源实施国家管制并建立战略矿产资源战略储备机制，是一个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及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虽然有关部门此前已经采取了一些类似取消出口退税、实行出口配额等限制措施，但我国战略矿产资源的未来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加强监管”，还应当雷厉风行地对现行产业布局加以战略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重组。 首先，需要从国家安全及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确立管制战略资源的认识和决心，将保护战略矿产提升至与保障石油能源同样的战略高度。尽快制定并颁布有关“国家战略资源管理条例”，并据此设立相应的管理各类战略资源的专门机构，将全国稀有金属及贵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出口权统并管辖，切实排除地方利益、本位主义的阻力。 第二，加强出口管制。将战略矿产列入限制外资进入产业名录，尽快控制各类稀有金属矿产原料和初级加工品的出口，在海关方面加强查验，严格堵截走私出口；同时拨出一笔专款收购被民企及外资控制的稀有金属矿，并对困难矿工做出适当的经济补偿或转业安排。 第三，加快产业整合。加速组建南北两个集科工贸、产学研为一体的大型国有战略矿产集团，按照国家战略需要重新规划及组织稀有金属的开采、生产和研发。从而有利于战略矿产行业采取联合行动成立价格联盟，实行一致的限产和提价措施统一价格、一致对外，逐步争取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 第四，大力增加战略矿产资源的科研投入，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组织专业科研队伍。就稀土而言，我国有近6000名相关科研人员，分散在数百家机构、企业和院校，力量分散。针对目前情况，需要国家统一规划，集中技术力量，集中使用科研资金，对核心技术形成联合攻关，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逐步打破外国的专利垄断。 第五，加强公共宣传。宣传部门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战略矿产资源对于国家安全及经济发展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促使广大民众自觉配合国家有关政策，共同维护我国宝贵的战略矿产资源。 第六，实施战略运用。从外交战略层面坚定地运用焦炭、稀土等战略资源，在国际贸易方面充分发挥其战略制衡作用，以增强中国的国家战略力量。 第七，应用于军事及高科技领域的稀有金属资源，能在切实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发挥决定性的重大战略作用，中国必须以更严格的手段加以限制和保护。对此，应制定更严格的管理条例和法律法规。
用“经济杀手”灭亡中国 ——骗子“精英”的骗子“改革”之四 黎阳 一只木桶的装水容积取决于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的长度。一根铁链的承拉能力取决于铁链中最弱一环的强度。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取决于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状况、数量、可能的出路和对未来的希望。一旦社会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大规模生计断绝、走投无路、对未来彻底绝望的情况时，社会必乱。看看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的历史，再想想中国共产党的经历，用不着牛津哈佛北大清华学位之类“资格”，有点中学历史常识就能够懂得这个社会铁规律。 2005年12月20日，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彭光谦少将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准备跟中国拚一把”。但是“现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国家发展中面临的威胁，它的表现不是全面入侵中国，而是千方百计影响中国的发展环境。首先是对中国实行预防性的合围，压缩战略空间，使中国没有多少战略回旋和选择的余地。第二，尽可能让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大的成本。第三，尽可能减少中国获取世界资源的份额，本来是可以平等的交易，但是他们破坏平等交易。第四，尽量造成国内的动乱，让中国不能安心下来发展。” 彭光谦少将的论断完全正确。正面攻不动就侧面迂回，外面攻不动就策应内乱。相持不下时要靠出奇制胜。无可奈何时必图里应外合。军事上如此，国家战略上亦如此。秦赵两军在长平对峙三年仍一筹莫展，秦王一个反间计便让赵王撤掉了具有实践检验过的真知灼见的廉颇，换上了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赵括。结果赵兵全军复没。内部的策应胜过了外部的倾国大军。美苏冷战四十多年僵持不下，一个“新思维”便让苏联彻底解体，一个“休克疗法”便让俄罗斯死去活来。美国也好，苏联也好，最现代化导弹核武器、最训练有素的军队、最强大的经济工业实力、以冒毁灭全人类的战争这样最大风险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几个掌握了苏联“改革”实权的“精英”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代价不过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基金会”来几个小钱，贿赂收买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合算的买卖吗？ 要灭亡中国，最有效莫的办法过于让中国内乱。要制造中国内乱，最有效莫的办法过于让中国社会分裂。要制造中国社会分裂，最有效莫的办法过于让中国贫富对立。要制造中国贫富对立，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中国富人来路不正，穷人走投无路，无权无势无关系的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除了沦为“弱势群体”外无路可走，对前途、对政府、对共产党彻底绝望。换句话说，要从内部灭亡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中国蓄意制造“官逼民反”的局面，故意让中国重演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那种走投无路的大规模内乱。要问今日之中国谁能有此神通？除了“主流经济学家”还有谁？任何一个官员，从科长、处长、司局长到部长省长，哪怕是总理副总理，其权限都有明确的范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出了这个圈他就管不着了。即使存心要制造贫富对立也只能在他具体管的那个局部范围里折腾，出了问题也是局部问题，而且总能有其他机构力量来制约。而“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呢？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无处不在，没有一个角落是他管不着的。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权力影响是海阔天空无穷大，不受任何制约，而且不负任何责任。他给你来点阴的，一毁就毁你整个社会。他要存心制造贫富对立、社会分裂和社会对抗，那就是整个社会全面性的对立、分裂和对抗，这是任何一个局部的具体官员想干都干不来的事。 “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已经搞了27年，比共产党打天下的时间还长。这段时间已经足以排除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偶然性的因素，观察、总结出“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改革”的总方向和总意图了。 “减员增效”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后，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日子是越过越有希望，还是毫无希望？“买断工龄”的那点钱加上社会保障金，除了勉强饿不死之外还能干什么？买房子？供子女上学？养老？看病？ 为了追求GDP“政绩”，全国到处大兴土木，大搞房地产投机，大搞“圈地运动”，导致上亿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做工没有岗，种田没有地，低保没有份”的“社会难民”。他们有在城市谋生的技能技巧和关系吗？那点“土地补偿费”即使不被扣押贪污，又够让他们活几年？年轻力壮的尚可以卖苦力，年迈体弱的呢？生路何在？出路何在？前途何在？ “市场换技术”，合资企业头一条就是解散中国自己的研发机构，从此一切发展只能靠外资。模仿不需要多少脑子。自己不开发新产品自然用不了多少科研人员。这导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千辛万苦倾家荡产拿到学位，到头来还得靠关系靠势力找饭碗。普通人即使侥幸有口饭吃，起薪收入也跟不上大学没太大差别。对于新一代的普通毕业生，希望何在？ 中国的环境是越来越改善，还是越来越恶化？面对环境污染加形形色色的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中国人得病的几率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中国人现在有多少人经得起生大病？面对这种时时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世界垃圾堆”的趋势，“精英”们关心吗？重视吗？拿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吗？ 如果上述情况只是局部的少数人的例外情况，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实际情况是如此吗？是局部还是普遍？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好转还是越来越严重？如果真是越来越改善，那自然用不着大惊小怪，也不会在社会引起共鸣。实际情况呢？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来自社会基层的人，自会从27年的生活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足以胜过任何“精英”的花言巧语。 “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一贯的态度立场是什么？又是“改革代价论”；又是“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又是“为改革这个伟大的事业付出牺牲，做出贡献”；又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又是“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又是“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又是“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又是“不鼓吹工人涨工资”，又是“不要向富人开枪”。人民群众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是牛马不如的“阿猫阿狗”，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应该被淘汰被牺牲的“劣等群体”。 回顾过去27年，他们根据这样的“理论”设计出来的“改革”，可曾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着想过半分？可曾为他们安排过丝毫出路？他们的一切作为，究竟是在中国制造稳定还是不稳定？当他们肆无忌惮把普通老百姓逼入绝境时，他们说：这是为了“改革”；当普通老百姓走投无路奋起质疑他们的倒行逆施、捍卫自己的生存权益时，他们说：这是违反“不争论”，是制造不稳定，是动乱。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允许富人拥有枪支武器”，公然宣扬“为了GDP，必须严厉镇压刁民”。“精英”放火是“改革”，百姓点灯是“动乱”。“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逻辑的实际用意何在？唐太宗时代就知道“水能载舟，亦能复舟”，21世纪号称饱学之士、“主流经济学家”“精英”们怎么会不知道？明明知道还要故意如此，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制造社会危机，为社会对抗创造条件。为什么？不妨看看“经济杀手”珀金斯的文章：《揭开美国援助的背后黑幕》。 世界上的确有“经济杀手”这个行当，的确有利用“经济杀手”灭亡整个国家的先例。这不是幻想小说，而是严酷的现实。正因为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准备跟中国拚一把”，所以利用“经济杀手”从内部灭亡中国的战略才更必要，更现实，更“经济”，更可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切作为究竟是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凝聚，还是越来越对立？他们对这种倾向究竟是忧心忡忡竭力制止，还是满不在乎兴高采烈变本加厉？如果是科学，起码得实事求是，起码得面对现实。既然“主流经济学家”们除了光拿话甜和人之外对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的命运毫不在意，想方设法把他们往绝处赶，往死里逼，那就证明他们的的确确是蓄意以“改革”的名义在中国制造对抗，制造内乱，让中国自行崩溃。李登辉为什么那么起劲鼓吹中国“七块论”为“台独”壮胆？形形色色的海外“学者”、“民运”为什么那么起劲鼓吹“中国崩溃论”？就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改革”方向给了他们希望和精神支柱。 用形形色色的“基金会”收买“经济杀手”，让他们以“主流经济学家”的面目操纵“改革”；以个人发财为诱饵赎买各级官员替对整个社会而言是自杀性的“改革”保驾护航、最终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把“改革”引向贫富对抗、官民对抗、阶级对抗的方向，最终导致全面的“官逼民反”、社会动乱——这就是新形势下灭亡中国的最现实最有效的战略。这不仅在理论上可能，在世界上有先例，而且在中国已经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严重社会危机。这难道都是瞎编的神话？这难道不值得中国人警惕？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发刊者的信 各位朋友： 送上新的民主论壇。其中有两篇文章对刚通过的物权法将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如果大家认真读完黎阳的“撬翻中国的支点”一文，并结合这十几年将本来属於全体中国人的十几万亿国有资产和土地被莫名其妙的改革变成了少数人的私产，现在想用一纸物权法变得合法并加以保护。如果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可以如此建立，那些利令智昏的精英们也确实是太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商、良知和勇气。我可以斷言，面对如此荒唐而又直接了当的挑战，在两三年内，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即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不能用非常手段将党内的斜恶势力铲除，共产党就不会再叫共产党，全国人民将会叫它夺产党、卖国党。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斜恶的党。今后几十年，中国将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秩序，太平与和谐更是无从谈起。两千年前有赵高指鹿为马的乱国，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江泽民朱鎔基的指鹿为马，如果我们还可以保持沉默，如果我们竟然可以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们将如何面对为创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献出了生命的成千上万先烈的英灵？！ 向东， richardx@telus.net，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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