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草根民主論壇》最近一期的部分文章，其中王小强先生的文章具有特征性的意义。这位从80年代就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老资格改革家，近来也对改革的结果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从积极投身改革，倡导改革，到开始怀疑改革，以致反对改革，这正是目前一批学者的表现。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它说明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国的改革越来越成了一个排斥人民大众的改革！中国改革已经逐渐暴露出它潜藏的另一些特征，即官僚资本专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这种状态已经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新一届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这种特质的改革，今后的中国必然重复上演历史上的革命内容。]
对中国改革的反思 ----《草根民主论坛》文章选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4月17日 目录 · 1. 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 · 2. 荆楚：《再评朱镕基的经济改革》 · 3. 潘宏斌：《中国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 4. 左大培：《不能允许以商人利益偷换公共利益》 · 5. 佚名：《胡汉三和黄世仁的维权起诉书》 · 6. 何必：《农民工子女将被赶到社会对立面》 · 7. 巩献田：《重庆钉子户事件讨论会上的发言》 · 8. 秋石客：《左派民主与右派民主的较量》 ~~~~~~~~~~~~~~~~~~~~~~~~~~~~~~~~~~~~~~~~~~~~~~~~~~~~~~~~~~~~~~~~~~~~~~~~~ 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 王小强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中国已经穿越“河流”，同时也摸到相当多“石头”。中国依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已经趟过河流》1 作者的话 80 年代中，笔者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主要负责组织课题研究，埋头拉车，加班熬夜，不亦乐乎。忙中时有困惑，几次与同事聊天玩笑：“摸着石头过河”不错，问题是不知道岸在哪里？别是摸了一程，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或许改革已经成功了，我们尚蒙在鼓里不知道，还在没事找事，继续改革呢？ 陈云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践探索与理论升华相辅相成的方法论，是探索中华民族振兴的《实践论》。奋斗目标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至少在不重复资本主义老路的意义上，始终坚定不移。“摸着石头过河”是体现和贯彻「四个坚持」的实践探索，不等于走一步算一步，走哪儿算哪儿。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步步深入，问题复杂了。特别是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在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里韬光养晦，处处与人家的国际惯例接轨，岸在哪里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1991-1996 年，笔者有幸在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经济系撰写博士论文，《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对萨克斯和科尔奈的批评》。这么长的标题，强调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1986 年「价税财联动」，1989 年「价格闯关」，中国改革两次冲向波兰、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依据也是长痛不如短痛的常理。当年这本《摸着石头过河》，用中国改革的逻辑和经验，批判世纪末席卷「转轨」国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虽然处处涉及岸在哪里的悬念（尤其是企业改革部分），集中讨论的是怎样摸石头。换句话说，即便一门心思奔向教科书式的市场经济，贸然采用 Jeffrey Sachs 推荐的“休克疗法”，昏死过去是肯定的，能不能苏醒过来，治愈沉痾痼疾，逻辑上说不囫囵，更别提在实践中能够成功了。 说什么不行，容易；要回答什么行，难。时至今日，中国改革稳扎稳打，循序渐进，一路摸着石头。但是，岸在哪里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不知道改革应当向什么方向继续前进的程度。摸了近 30 年石头，彼岸，该不是隔着太平洋的美丽尖？面对明摆着趟过不去的汪洋大海，“深入改革”的口号，再不像 80 年代初那般大义凛然了。 岸在哪里，到底什么是改革的终极目标，涉及到姓氏，一个多年争论不清楚的老问题。不争论，不等于不思索。这本文集，记录了笔者在读书、调研和生活观察中，一些没有结论的问号。端上桌面以文会友，相信这些「困惑」，不单独属于笔者个人。需要强调，「困惑」不等于沮丧、失落，围绕岸在哪里的大是大非，需要更多执着、大胆的持续探索。 《历史前进需要大是大非》，是读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的读书笔记。2 大鸣大放的大道理说不清了，没人信了，封尘档案解密，名人回忆曝光，用鲜为人知的奇闻逸事发现历史，捕风捉影揣测历史，成为时代潮流。摇头丸一样有滋有味，思想混乱得越发找不着「北」。 《高岗留下的困惑》，是读京夫子《北京宰相》和《西苑风月》两本书引发的思辩，2001 年成文，送几位朋友指教。《第三条道路去哪里？》3 是读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读书笔记，《发展壮大中产阶级？》为姊妹篇。前者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扑朔迷离，后者断言中国共产党没法扳道岔，“转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2001 年成文，送几位朋友指教。这也是 2000 年夏天在上海谒见汪道涵，他老人家关心的题目。 《建议港粤电信合并》是 1999 年笔者组织的“港粤信息产业合作课题组”提出的建议。5 2000 年，中国加入 WTO谈判如火如荼，香港电讯争夺战如火如荼。笔者有幸承蒙一位政策研究领导讨论“双赢”，谈到积极进取的战斗精神，战略产业跨国界整合，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感谢领导鼓励，后来写成短文。6 2005 年，中国网通提出控股香港电讯。2006 年，盈科出售香港电讯未遂。香港电讯的故事至今没完。 《中国航空工业何去何从？》也是调查研究的成果。1997 年，笔者先后撰写《波音兼并麦道的启示》、《四年时间，美国军工重组完成》。7 1998 年 6 月，笔者与剑桥大学 Peter Nolan 教授、中国改革开放研究院刘研博士、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王滨滨、国防科工委安路明，到英国宇航（BAe）和罗尔斯．罗伊斯（R & R）调研；7-8 月，到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以及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成都发动机公司和上海飞机制造厂调研。1999 年初，打开电视看新闻，天天看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肆无忌惮，一时激愤挥毫。8 接着，中国五大军工企业一分为二。9 美国 20 多家大军工兼并集中成四巨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刀两断成了一集团、二集团。10 美国的“巨无霸”拧成一股绳全球竞争；中国的大而全、小而全拆散了加入跨国公司的价值链。不是说好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吗？ 《砍树救林》是调查研究报告。有幸承蒙王岐山邀请、董宏安排，2000 年 10 月至 2002 年 1 月，笔者和剑桥大学Peter Nolan 教授四次到广州、北京、香港、恩平、汕头、深圳调研。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和妻子周小庄，参加了前三次调研。Peter Nolan 先用英文写初稿，笔者后用中文改写，以后一放四年。11 感谢 Peter Nolan 同意收入本书。 如今，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成功海外上市，大陆外汇储备上万亿美元，人民币被迫持续升值，汇率市场调节在劫难逃。经过 30 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后一块尚未被金融危机洗劫过的处女地。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日益迫近。12 在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广东省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堪称一场惊心动魄的实战演习。当时广东一省“水落石出”还不上的内外债两千多亿元，五倍于惊天动地的三峡移民开支。13 解救金融危机的财务成本，与一般安抚闹水灾、刮台风、甚至局部社会动乱，贵得不可同日而语。 《政府领导市场》是参与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2001 年春，和邓英淘、崔鹤鸣到黑龙江考察后，笔者执笔的观感。鹤岗房地产、双城蛋禽市场以及大庆石油资源日益枯竭，涉及政府在市场经济的领导作用和无可推卸的政治责任，现实中，绝非什么“小政府、大社会”，“裁判”，“守夜人”之类舶来词汇所能概括。一年以后，大庆工人闹事持续几个月。听说大庆“买断工龄”人均 7-12 万元，全国第一。然而，从荒无人烟的政企不分，“先生产、后生活”的“干打垒”，到现代企业制度，不是都说“产权明晰”吗？当年王进喜是国家的主人，大庆的主人，“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给多少钱能让心满意足地“一脚踢”？14 《白话“反垄断”》是 2001 年 6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第四届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高级研讨班”的讲话稿。这得感谢梁晶热情邀请。1994-1999 年，笔者与剑桥大学 Peter Nolan 教授合作，调查研究首都钢铁、北京吉普、北人印刷机械、三九药业、神华煤矿、中国有色金属、中国石油化工、玉林柴油机、中国航空工业等不同产业的大型企业。1997-1999 年，笔者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电信产业发展战略课题组，组织粤海金融控股研究部的港粤信息产业合作课题组。笔者对所谓“垄断行业”的认识，从持续不断的产业、企业调查和集体研究中得来。15 《世界杯内外有“三讲”》是看球的时候憋了一口气，堵得慌16。 党中央号召“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实实在在切中时弊。踢球、“反恐”、抗日、抗美援朝、改革开放，扬眉吐气也好，韬光养晦也好，有没有拼搏一场的斗志和勇气，全是一番道理。难忘《南征北战》电影里，国民党将领总结失败的一句名言，「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最简单的道理最难懂。 读书笔记与调研报告结集，逻辑思辩与生活观察相联系。所有这些认识，离不开生活实践和调查研究。譬如，如果没有年轻时陕北农村插队的经历，如果没有 1995 年春天，与王汉生、孙立平、刘世定、张军等同仁在东莞的民工调研17， 光看书，不会看得明白欧洲第三条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四个坚持”风马牛不相及。譬如，如果没有 1997-2000年在粤海集团当顾问，亲身经历香港、广东的金融危机，耳闻目睹各色企业人仰马翻，组织、撰写、编辑《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奋笔疾书《投机赌博新经济》，不会从广东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联系上“砍树救林”的故事来。 重新修订、补充、改写这些文字，更新替换一些新的统计数据和数据，当年提出的诸多困惑，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演化得更严重、更紧迫了。 譬如，1996 年写香港回归必须制度创新，怎么也没有想到，2003 年回归纪念日 50 万人上街游行。 譬如，1999 年建议港粤电讯合并，2000 年预言香港电讯还会再被出卖，怎么也没有想到，2006 年闹得老子借钱给人买儿子股权。18 譬如，2001 年写大庆前途堪忧，怎么也没有想到，继续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克服重重技术困难，2005 年，大庆人找到三千亿立方米大气田！大庆前途，杞人忧天。东北、西北、西南的老工业基地新生，中国的战略产业振兴，仍然是一篇绝大的题目。 譬如，2001 年写《大力发展中产阶级？》，怎么也没有想到，拖欠民工工资、煤矿爆炸、腐败蔓延，严重到今天这样的程度。19 政治局委员以权谋私，胆大妄为，滥用社会保障基金 30 亿！ 弹指一挥间，毛泽东逝世 30 周年过去。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实践探索，眼看30 年时间了。这时候，不管谁，一下子指出岸在哪里，肯定产生诸多角度、方面、层次的理论争执和政策分歧。 但是，最难懂的道理最简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是多数人共同富裕的手段或途径，不是目的。列宁的至理名言振聋发聩：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倘若“朱门酒肉臭”成了目的地，化公为私“神圣不可侵犯”，改革开放恐怕就真的值得反思了。 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困惑。正因为从来没有困惑，所以，一方面步步脚踏石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方面心中并不踏实，贫富持续高速分化。困惑产生疑虑，疑虑推动思索。 注释和出处： 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已经趟过河流〉，《财经》2006 年3 月 20 日，第 43 页。 再评朱镕基的经济改革 荆楚 亚当·斯密对经济的基本定义——那就是如何把国人的勤劳智慧激发出来，以使国人将勤劳智慧用于创造社会财富，以使国人建立一种品行能力为本位的价值导向，以使人民富裕起来，以使社会财富增加，以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当然，围绕激发国人的勤劳智慧来增加社会财富这个中心目标，而对再分配制度的设计、讨论和调整，也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但丢弃了这个中心目标，只在再分配问题上打转转，并将这种打转转说成是经济学。哪怕他是政界高官，哪怕他是学界泰斗，我只能说他们是懵懂无知。 朱镕基担任副总理期间，邓小平说他懂经济，于是就让他兼任了中央银行行长的职权，主导中国经济运作。嗣后邓小平又让他完全取代了李鹏，正式当上了中国的总理。 当年我也认为，能有一个懂经济的人出任中国的总理，也许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但朱镕基刚一上台，他就说：现在地方集中了过多的财力，致使中央钱袋空空，所以要适当上收财权云云。 于是就有嗣后的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即基本否定了胡赵体制的“财政分灶吃饭”的地方利益，却保留了胡赵体制的结构框架。也就是把国税和地税进行拆分，把主要的税收项目全部收进中央的钱袋之中，而把边角零散的税收项目留给了地方…… 当年我担任着工商银行基层机构的一个弼马温——信贷科长。常常与全国同行定期相聚，来讨论投资决策问题和沟通资讯，因而知道各地财政都陷入了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窘境之中。各地财政为了拿到胡赵“分灶吃饭，超额分成”体制的好处，乃连年需要银行协助搞“财政空转”。通过这种掩耳盗铃的操作拿到较高比例的分成。否则各地政府就面临着发不出工资的窘迫之中。 而朱镕基甫一上台，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当时我实在感到迷糊。于是就想，朱镕基是不是完全脱离了社会？完全生活于禁宫之中？就像晋惠帝那样，当他面对大臣进谏：“百姓无粮，饿殍于途”的时候，晋惠帝竟然是脱口而出——“胡不食肉糜？”。 对于这些疑问，当年，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朱镕基的出版物来阅读。在一片谀词滔滔、马屁滚滚的颂扬中，我的疑问始终得不到解答。于是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来解答心中的疑问，通过我的观察和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让我自己也大吃一惊。 金融调控和货币政策改革 如朱镕基对金融体制的“改革”。由于中国的金融系统采用了庞大严密的分支行制设置。这种分支行制设置，各家银行都自成体系，刚性控制十分严密。几乎完全架空了中央银行调控国民经济和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功能。使金融宏观调控的效果，几乎是等于零。 中国的金融调控和货币政策实施等说法，在外行人看来，显得很神秘。其实在明眼人的眼里，这完全叫扯卵蛋。不像美国的格林斯潘，他祇要动一动手指头，全世界都要产生经济上的“地震”。 朱上台后，想改变这种调控失效和货币失控的状态，于是就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力。其结果呢，强化了的权力，变成了中央银行和其各级下辖机构捞取部门利益的特权，让中央银行赚了个钵满盆满。中央银行内的员工，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而其他银行体系内的“明眼人”，则破口大骂朱镕基的胡搞乱政。这种不改变各家银行分支行设置的格局、却想实现中央银行的功能的做法，等于是瞎子点灯。朱镕基虽然看到了问题所在，但不知道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像是父亲生病，却给儿子开药服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确实比李鹏要强一些的。 当时我就猜想，朱镕基身边的智囊和高参，是不是都是一些高衙内式的人物？他们去美欧镀了几年金，都是一些对西方学理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洋海龟”，不知道问题的症结何在，所以就不知道对症下药。 要是我，就拿这个分支行制开刀，把它改造成美国式的单元制设置（中央银行除外）。并配套颁布银行业的反垄断法，建立维护金融安全的保险制度……这是现代社会银行体系设计的较优方案。要改，就一步到位。但我那时还在职，我哪敢这样说？这岂不是僭越犯上？岂不是目中无人？那可是官场上的大忌！弄不好，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 削减教育、科研、卫生福利经费 朱确实很会抓钱。在他当总理时期，他觉得各级教育、科研、卫生福利等机构占用了太多的财力，于是就削减乃至卡断了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奶水，要他们“自己找饭吃”。随后就有“教育产业化”的“改革”，迫使许多工农子弟因经济原因不能上大学；随后就有削减国民医疗卫生保健上的投资，迫使这些机构祇能大幅度提高医疗收费来养活自己，让很多小老百姓祇能在家里等死，也无力去医院看病就诊；随后就有那些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的许多科研机构被掐断经费来源，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叫“财政减负”；随后就有为农业服务的病虫测报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机构被裁切；随后就有许多地方性水利设施和管理机构被减省等等。 经朱镕基这么一“集中财力”之后，本来入不敷出的地方财政，就更加雪上加霜，就更加捉襟见肘。于是地方官员经常为经费问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经常因为发不出工资，而愁眉不展、苦不堪言。更为要命的是，各地为运转经费愁眉不展、苦不堪言的情况下，中央更是大幅度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酬，严令不得拖欠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等等。而这一切，却是中央请客，叫地方财政数钱。 经朱镕基这么“集中财力”后，中央大员的手上，牢牢握着地方的命根子。地方为了拿到这些经费，祇好纷纷去投机钻营，去行贿送礼。我所知道的一个厅长，常常带上20余万现金，坐飞机去找中央大员“赌博”。他自己在赌桌上故意大肆“放水”——把20余万元输了个精光，而故意让中央大员赢了个钵满盆满。第二天早上，中央大员大笔一挥，就让他带回来几百万的支票…… 经过朱镕基这么一“改革”，地方官员被逼无奈，于是就抓住什么就是什么，先解决了今天燃眉之急再说，哪管他坑蒙拐骗，哪管它是暴力抢劫。反正是“黑猫白猫，能够来钱，就是好猫”。也不管是贪官还是酷吏，能解决财政危急的，统统是好官和良吏。这就使得地方上的百姓们，在本来就苦不堪言的盘剥下，更加雪上加霜。各地祇好将小老百姓们放进油锅里炸，不炸得青烟直冒，决不松手。有的人竟然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以死相抗。而面对这些“新情况”，一些地方官员放出狠话来：“如果刁民以死相要挟。要上吊，就给他准备好绳子；要跳楼，就给他准备好梯子；要跳井，就帮他掀开井口。” 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地方官员长期被弄得焦头烂额，常常是脾气火爆，也被搞得心浮气燥，恨不得一镐头下去，就掘出一大舵黄金来。在这种情形下，以致地方为了维持财政经费收支平衡，遂使当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乃需要经常性组织浩浩荡荡的“执法队伍”，层层加码地去向那辛酸苦难的农民收取那“三定五统”，以解财政上的燃眉之急。但却是将斗米小民们推进了“大白天需要打电筒走路”的黑暗深渊之中。 如果想开一家公司或门市部什么的，还没有开张营业，那些收税和收费的衙门，就如蝇逐臭，纷纷找上门来。稍有不从，抄家伙砸家什并抓人。当你要求自己供养的政府提供相关的服务时，这众多的权力部分，都是一座座小民百姓的阎王殿。如果不雁过拔毛地放大血，你的事情就休想办成…… 这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税费负担过重，导致工商业萎缩；工商业萎缩，导致税费收入减少，则需要想方设法提高税费标准，加大征收力度；提高税费标准之后，则进一步引起工商业的萎缩…… 这些年来，地方政府对这些敲骨吸髓的征收没有丝毫放松的前提下，又找到了许多“多快好省”的创收途径——先是卖城市户口，将这种城乡二元隔离所造成的身份歧视——城市户口大肆迫卖变现，用于贴补地方财政的入不敷出。 当卖户口这种骗人的伎俩不再吃香的时候，接着就是将前几十年人民血汗积累并构建的职工福利公房，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将这些历史积累下来的财富变成现金，以贴补地方财政的困窘。 当职工福利公房卖完之后，接着就将前几十年积累的工商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这个“股份制改造”，将几十年人民汗水积累起来的不动产变成现金，以贴补地方财政的困窘。 当工商企业卖完之后，接着就以低价强征，向农民圈地，然后高价卖出，从中套钱变现，来贴补地方财政的困窘。 当然还有以修筑高等级公路向车主拦路收费；以政府名义大肆抛售福利和体育彩票来圈钱套现的等等方法，来补贴地方财政的亏空等。 于是闾巷百姓玩笑着说：也许有一天，当这些骗人、坑人、蒙人的圈钱套现的方法，不再让小老百姓相信的时候，当现有不动产和土地资源被卖光了之后，我想地方财政为了筹集到必要的财政资金来供养其庞大的官僚机构，祇能卖空气了——即按每个人每天呼吸多少空气量，得向这财税部门交钱，否则就用胶布把你的嘴巴鼻孔堵住。 “破冰之旅”的“外交成果” 朱镕基也很会花钱，如朱镕基在暗中取代李的过程中，以他手上巨额的美钞欧元为钓饵，开始了广场喋血后的“破冰之旅”。他仆仆风尘地出访西方大国，把大把的钞票，洒向西方国家的财团和各种利益派别。把西方国家的财团和各种利益团体搞得发疯。于是这些人便纷纷为中共美言，向民主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得朱镕基手上的欧元美钞……使朱的“破冰之旅”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朱的外交才能，确实令国人刮目相看。不少民主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被朱充分的进行了利用。不少民主政府的官员们，也被朱镕基玩晕了头。 朱镕基还要不顾国内人民的死活，来体现大国威仪。他要在国际上承担稳定亚洲金融和货币的义务……香港“收回”后，西方世界可不领情，财政、经济、金融一落千丈。又赶上亚洲金融风暴，印尼独裁者随之垮台。朱就大把投钱去救香港……后来竟然成了常例——每年要给香港特区政府数千亿的财政补贴。长此以往，我真不知道，收回香港是祸还是福？或者说，这仅仅是为了党官们虚伪的面子，却让全国人民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 亚洲金融风暴，引发印尼独裁者垮台，也引发印尼民众非理性的怨愤发泄。而可怜的华人，却成了这些暴徒的唯一出气筒。华人的悲惨遭遇，让全世界都为之伤心落泪。中国政府为了体现其不干涉内政之一贯原则，就对华人的悲惨遭遇睁眼闭眼。哪怕是跑去中国大使馆避难，使馆人员祇能接受北京的指令，将受难华侨推向火海……倒是台湾和新加坡当局，接回了许多受难的华人……中国政府韬光养晦的绝世谋略，确实是深不可测。朱镕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宽阔胸襟，也确实能让国人刮目相看。 朱镕基出手也很大方。他访问美国之时，因为当年中国民航多购了几架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客机，引起波音公司的嫉妒。于是就波音总裁就拜托白宫克氏，趁朱访美之时，顺带地提一下这个问题……克氏仅向朱说了一下，话还没有说完，朱立即答应订购70架波音飞机。弄得波音公司几乎要跳起来，实在不敢相信“中国政府”伸出了一枝这么巨大的“橄榄枝”……也弄得欧洲空客公司嫉妒非常，几乎要吐血…… 为了打压台湾同胞的外交空间，朱镕基受命去拉拢太平洋上一个仅有一万多人的小岛国。朱镕基一开口，就答应给他们1.6亿美元的支援。平均每人可以分到1万6千美元，条件是与台湾断交……于是这个小岛国就对台湾同胞背过脸去，向“中国政府”握手言欢。要不是他们贪得无厌，又去台湾敲诈更多的美元，从而抖出了这个丑闻内幕。也许朱镕基把全国人民卖了，国人却还要天天高喊着：“朱镕基坚决反贪，万岁、万万岁”呢！ 中国政府外交手腕的炉火纯青，确实让我叹为观止。朱镕基确实在美国和欧洲诸国出尽了风头，打破了广场喋血后的外交困局……且使这个“优良的外交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用这种手段，在国际舞台上纵横开阖，收放自如，无往而不利……为“中国”争取到很大的“国际地位”…… 朱镕基经济改革的两个特点 纵观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当关系到造福普通民众的政策出台时，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即最没有效率。总像病牛耕地，一步三摇。总是不能获得通过和组织实施。就算正式通过了这类条例或提案，也是将其高悬天空，落不到实处。那真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如义务教育法，养路费按燃油消耗收取的方法。如废除那血泪斑斑的收容遣送制度，废除那践踏宪法刑法的劳动教养法等等。而如果是关系到官僚阶层、垄断阶层、特权阶层的利益的时候，则最能体现办事效率。那真是听见风就变成了雨，雷厉风行，毫不含糊。 其二是，当关系到官僚集团的待遇、特权阶层的福利的时候，就要努力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就要提前加入WTO.当关系到大众福利、普通民众的福祉的事情，就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的家底薄、起点低，要人民要忍耐暂时的困难，要理解政府的难处云云。这种例子俯拾皆是。 许多人或被朱镕基慷慨激昂的演讲所迷惑，或受到知识素养的限制，或被假大空的单向性宣传所欺骗，所以就看不到朱镕基“经济改革”背后祸国殃民的本质。还有一些人，往往满足于吹糠见米之后，就以为是很大的发现和收获。而我的思维方式却是在吹糠见米之后，还要想到水稻，想到秧苗，想到稻田，想到施肥等等。从而使我在过去的工作经历中，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尴尬。 共产党宣传机器吹嘘的东西，与自己观察分析的结果是如此南辕北辙。邓小平看中朱镕基，说朱镕基“懂经济”，在我看来，是在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 中国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潘宏斌 一、前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就在悄悄地谈论“中国崛起”，在大洋的另一边自然也也不甘寂寞，同唱一气。不仅能体现在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惊世之作《大国的兴衰》，更被解读在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 据国外媒体报道，2003年11月24日，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由中国两位专家系统讲述15世纪以来世界上九个曾经和现存大国的兴衰史。中国高层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随后中国中央电视台近日推出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 何等的震撼！何等的刺激！ 二、《大国崛起》引发的火爆反映 用9个小时来浓缩近500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变故的《大国崛起》凝结着中外一百多位学者、专家、前国家政要的学术智慧于一体，尤其是曝光了深藏不露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们和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专家们所代表的“中国精英对世界的认识”，更使得这部电视纪录片更具“魅力”！ 随便用google一搜，《大国崛起》的关联文献竟达2,840,000条之巨！中国的精英们纷纷撰文力挺此片。日本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汤重南说：“改革开放，就是要睁眼看世界。”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说，“我想通过这样一个片子，来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西方国家在过去300年里边，是怎么发展成长起来的。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尤其在好多的认识上，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看法，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发展才可以比较顺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题材，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片子，我的评价是，我觉得这部片子是有深度有广度，大视角，大手笔，这样的一个讲历史的片子，同时它又非常有现实意义。” 民间学者则对此片在不同程度上嗤之以鼻！集中表现在他们不认同影片中对西方国家崛起的那种牵强附会的因果关系。 一位网友认为, 当年西方崛起而中国未能崛起的真正原因在《大国崛起》中被极力回避。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使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圈地运动、殖民掠夺、不平等海外贸易、奴隶贸易）是建立在使本国农民、殖民地人民、黑人成为牺牲品的基础之上的一场历史丑剧。不幸的是，这些事实却被作为资本主义崇拜者的、极力把资本主义描述为美好天堂的《大国崛起》制作人、编剧给刻意掩饰。 另一位网友认为，这两年对主流, 对改革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主流们眼看着靠殖民崛起的路要走不下去了, 就又出来了一个《大国崛起》继续忽悠老百姓，试图让咱们相信继续走下去中国作为整个国家就可以崛起。 还有的说，“主流经济学家”就要失宠了，新的历史学家有登场的趋势，看不出能高明到那里去。固然，“理论是灰色的”，但是，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指导一个大国的崛起，没有成熟的理论思维，依靠买办市侩式的智囊是不行的。是的，国家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但总得为中华民族强盛，如此“崛起”的思维方式，岂能“崛起”？！ 更有人说，《大国崛起》在讲述了许多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断章取义，试图用全球经济一体化来揭示《大国崛起》奥秘，这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思想自由化、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产权私有化、全球一体化是何等的相似！ 一个资深的网友说，编导们着墨最多的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宪章”、呀、“公约”呀，几乎如数家珍，事无巨细。但是，起码有两件事编导们“理性”、地“痛苦”地舍掉了，其一，就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中，利用鸦片这种毒品共从中国掠夺去大约三、四亿两白银。二是美洲印地安人的遭遇。有人援引《THE NATIVE AMERICAN》的内容：“乔治•华盛顿：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可以制作出优质长统靴、托马斯•杰弗逊：美国必须灭绝印第安人、亚伯拉罕•林肯：每十分钟屠杀一名印第安人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 三、《大国崛起》中国背景分析 笔者认为，央视的《大国崛起》不管有没有更深的政治背景，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的路已经快要走不下去，历史需要中国把握住这关键的时机。 1、中国的发展无法持续 很多人都认为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笔者认为这种乐观实在是缺乏根据。先不去较真什么样的国家才叫“崛起”，就连目前这种发展方式也无法持续。当前中国走的是“黑色发展之路”，这一战略是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最优先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不仅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将要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而且以相当于美国的3倍的污水排量和世界用水总量15.4%的耗水量也只创造了美国产值的1/8。 更何况目前的污水排放量已经无法再承受，世界的水源也不可能净增。何以为继？ 2、揭开“中国制造”的外衣 曾几何时“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的话题，中国的精英们也不断在国际论坛中眉飞色舞地吹嘘自己有几个“世界第一”。实际上中国生产的玩具、鞋类和廉价电器，是因为高污染而从发达国家所转移。西方大国更是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其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也由中国来提供，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人家的，排出的污水和废气是中国的。外贸公司中70%多的都是外企；90%的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知识产权都是国外的；“中国制造”只是一个美丽的名词而已。仅举一例，2006年中国手机生产预计能达到3.8亿部，占全球手机产能的半壁江山。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董事长麦戈文却指出，一件在美国售价49美元的电子产品（包括手机）中国制造商只能赚到30美分，是零售商的 1/24，品牌人的 1/30 ！ 由此可见，中国那漂亮的GDP、“中国制造”的美誉、每年的贸易进出口额的增长。。。那些纯粹是个别买办的红利，是皇帝的新衣！ 与普通的中国人和国家毫无关系！ 四、中国应该正视历史 《大国崛起》用极为煽情的道白让人们相信：一场战争，一纸约定，甚至是某个英雄人物的一个临时决定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世界的格局。这种好莱坞式的英雄观反映了中国的精英们依然在浮躁的市井中沉溺，在醉生梦死的歌舞升平中一醉不起。 现实中，非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条文与英国宪法也相差无几，菲律宾的制度甚至可以和美利坚合众国相比。。。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更没有正在享用大国崛起的宴席！两次战败的德国是近代战争史上最大的输家，不仅在历次战败后割地赔款，甚至连国家也数次被分割，但今天在世界的强国之中仍然有它的一席。至于身穿战袍、携带毒药走向战场的将军和国王，哪又能说明了什么？和崛起又有什么关系？！ 9个小时12集的政论片《大国崛起》终于像一个时装模特那样完成了最后一个亮相而走下了时装台，最后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大国崛起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从小学开始，笔者就受到这样一个教育：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除了让中国割去一块块土地，还让中国失去无数的白银，西方帝国主义的致富是建立在圈地运动、殖民掠夺之上的一种野蛮的游戏。从那以后，笔者的心里带着历史的沉重，用憎恨的眼光去打量着每一个憨态可掬的外国人。到今天笔者也认为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但它毕竟不是历史的全部。事实上战后德国、日本的再度经济崛起与圈地运动、殖民掠夺毫无关系；历史上西方列强的崛起也与从中国抢来的白银更是风牛马不相及；美国也并非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才成为世界第一；卢沟桥抗日博物馆里的画像中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还涂着八一军徽；在1995年一个华裔女孩发现最能反映日本侵华暴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竟没有一本英文版的书籍。。。 不能正视现实就是愚昧，不能正视历史就是自欺。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教育不能还原给人民一个真实的历史， 带有新思维观念的《大国崛起》也是一个浮躁的滑稽剧。 因为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在于它的整个的国民素质。只有伟大的人民才会造就伟大的国家，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拔地而起。 这是铁一般的真理，为什么中国不敢正视？！ 五、意大利才是近代文明思想的诞生地 照亮人类近代文明之路的既不是葡、西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也不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更不是喜爱莎士比亚剧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这只“老母鸡”， 而是14~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只火炬！ 与中华文明相比，欧洲原本是一个愚昧的不化之地。被汉武帝赶到欧洲的匈奴曾在那里称雄长达一个世纪，东西罗马帝国从此衰落、灭亡，欧洲从此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诞生在离欧洲中心不远的两河流域。《古兰经》首先对阿拉伯人进行道德价值的启蒙教育，“哪怕远到中国”就是穆罕默德的一句名句。从10世纪开始，阿拔斯王朝开始“百年翻译运动”，介绍其它民族关于天文、医学、语言、文学、法律、哲学、音乐、数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公元827年阿拉伯人征服的西西里岛，使它成为阿拉伯文化的基地[1]，后来成为引发欧洲文艺复兴的起源地。 在阿拉伯倡学精神的影响下，西欧第一所大学是11世纪末产生于意大利的工商业城市波伦亚的波伦亚大学。1150年，巴黎大学形成，后来巴黎大学中的英国学生返回祖国，在1168年创建了牛津大学。1209年，从牛津分出一部分学生又成立了剑桥大学。12世纪后，意大利又成立萨拉尔诺大学，西班牙创立萨拉曼加大学，法国成立了奥尔良大学；德国创立海德堡大学，奥地利创立维也纳大学等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会诞生在意大利；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会发生在法国；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诞生会发生在英国。。。 文艺复兴诞生在西西里岛所属的意大利。欧洲的文艺复兴奏响了政治学说发展的序曲，由马基雅维利，格劳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米尔顿和洛克等一大批思想家，提倡"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以及"三权分立"。文艺复兴否定了封建特权。在中世纪，封建特权、门第观念是天经地义。文艺复兴时，波吉奥认为，只有个人的美德才是高贵。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会顶端的阶梯。文艺复兴还否定了君权神授。在中世纪，君主是上帝的代表，对君主的服从是一种宗教义务，天经地义。但人文主义者相信，君主如果成为暴君，必为人民所推翻，这是历史规律。他们反对专制，提倡自由和平等。布鲁尼把每个市民有同等机会参加政府管理和批评自由称为"真正的自由"。平等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那种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而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文艺复兴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创了探索人和现实世界的新风气。 600年前文艺复兴确实在思想界带来了一次大解放，它称得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中世纪的一场大决裂。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和其他外界权威对思想的牢牢束缚。达•芬奇说："谁要靠引证权威来辩论，他就是没有运用理智。"更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面对是极其强大顽固的宗教旧势力，面对着悲惨的结局：但丁被流放，客死它乡；彼特拉克虽死在祖国，却被教会暴尸示众；伽利略、布鲁诺更是为之受尽牢狱之苦。[2] 捍卫真理不仅需要理想和智慧，更需要冒险和勇气！ 六、法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像一个美丽的火焰，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还要看有没有所需要的干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主要的“干柴”就是国民的素质和教育。依法国为例： 受文艺复兴影响的16世纪欧洲宗教开始改革，新教与旧教分庭抗礼，他们争夺儿童和群众的手段就是教育。而中国争夺势力的形势往往是刀兵相见，后者对社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场“教育战争”使得法国新一代的素质有了整体大飞跃。而且，在19世纪以前，法国的高等教育也享有桂冠的荣誉。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卢梭13岁即开始自谋生计。卢梭在这部构思20年，撰写3年，精思熟虑的长篇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中，对当时法国腐朽的政治、宗教特别是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提出培养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人的构想，描绘了一幅培养新人的蓝图。这部长篇檄文刚一发表，就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法国政府下令逮捕卢梭，焚毁《爱弥儿》，卢梭也被迫逃离。 卢梭的教育方法被他的同胞瑞士人裴斯塔洛齐所继承，瑞士政府首先委派他进行实践和应用。后德、法、英、意、俄、美等国政府，也纷纷派遣专家和官员前来学习，裴斯塔洛齐所创建的伊佛东学校成了蜚声欧美的“国际学园”。有趣的是，首先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的瑞士是今天世界的首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卢梭、裴斯塔洛齐教育思想》运动的美国是今天世界的霸主。 1789—1794年法国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执政的各派力量都拟订过方案，其中著名者有康多塞、雷佩尔提和拉瓦锡等人所拟的教育方案。这些方案虽然在当时都未来得及付诸实行，但对法国教育产生了影响。 由此可见，法国曾在19世纪初有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产生过巨大的能量决非偶然，是整个民族素质急速提高后的国家能量的一次爆发式发泄。但法国的教育在拿破仑期间和之后宗教势力重新掌握了教育大权。直到进入20世纪后，宗教思想和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进一步有所削弱，50多个从事教育等方面活动的教会组织被解散，3000多所教会学校被封闭，1905年法国政府明确宣布废止“法卢法案”。但此时的法国已经丧失了在国民素质上的优势，尤其是与宗教冲突较大的科学被毁于一旦，终于没有能再次平地而起。 功亏一篑，令人惋惜！ 七、德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要落后。300多个封建邦国各据一方，互不相让。为了通过教育造就忠顺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兵士，威登堡和萨克森等邦国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从17世纪开始，大多数邦国都竞相颁布这种法令。其中以1763年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法令最为著名，它进一步规定5～12岁的儿童必须到学校受教育，否则对家长要课以罚金。这虽然也使得德国人的素质产生了飞跃，但多带有忠于国家和国王的民族主义色彩。 实科中学在德国产生于18世纪初，较英法等国早一个世纪，使得德国对科学的热情和应用强过比它发达的英法等国，使之后来居上成为欧洲的最强。尤其是1708年虔信派信徒席姆勒(Zemmler)在哈勒创办了“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中学”成为职业中学的鼻祖，为社会服务的色彩更为浓厚。但保守的门第观念使得愿意上这种学校的人数不多，因为它的学生不能直接进入高等教育。美国由于没有这种社会歧视观念，所以美国的职业中学遍地开花，使美国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龙头大哥。 受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尤其是卢梭思想和德国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泛爱主义和洪堡德改革在德国进行。泛爱主义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掌握实际知识、具有泛爱思想、健康、乐观的人，因此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现代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受到重视，采用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注重实物教学。这种方法后来传入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国，开创了现代教育的典范。 1807—1815年普鲁士施太因—哈登堡改革期间，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洪堡德(K．W．Humboldt)曾出任教育部长，他根据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对各级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积极贯彻裴斯塔洛齐的教育思想，出现了第斯多惠等著名的教育家。此后的美国发展的杜威教育方式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较早明确地提出大学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一方面是要发展科学(即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用大学带动科技发展的新方法使德国的科学发展迅猛，一举领先英国成为欧洲的霸主。 所以，当时落后的德国是以教育、科学为动力将它的经济带入第一梯队，这是素质教育的又一明例，和有的人吹嘘的基因、染色体毫无关系！ 八、日本真正的崛起之迷 战后日本崛起也是因为重视教育。早在1872年明治维新时代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3]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九、美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美国早在是英国殖民地时就比英国本土还要重视教育，在1775年英属13个殖民地人口也不过260万，但已仿效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创办了哈佛、耶鲁等9所学院，教育环境甚至都强过今天的北京市。 北部当局曾于1647年发布法令，规定地方政府当局在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从而打破英国的教会办学的方针，一举奠定国民素质的优势！所以，美国能在独立战争中打败英国决非偶然，至少在殖民地在人的素质上比英国本地的人强的很多。 美国的《独立宣言》庄严表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我们热血沸腾地听着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宪法》所标榜的美国要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 为了普及教育，他们先是采用了英国的兰卡斯特导生制。1818年兰卡斯特本人还应邀到美国宣讲导生制。英国式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新国家对教育的要求。1843年，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才引进了当时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国各地的小学遂开始采用西欧最先进的教学制度。 南北战争前的，1843年，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发疯一般地发展高等教育，这期间新成立的大专院校就有二百余所! 它一面学习当时欧洲重视学术的样板——柏林大学，于1876年创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学术研究；一面根据国会于1861年、1890年所通过的二个《摩雷尔法》，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大办农(业)工(艺)学院，当今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由此而来。工农学院初办时，由于众多贫苦学生求学其中，曾被讥为“牧牛娃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事实证明，穷人的对财富的渴望远远高过富人子弟！这就为美国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当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的欲火被点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啸，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大力发展职业中学，使得职业中学成为当时中学的主要形式。欧洲人由于世俗观念不喜欢职业中学而向往学院主义，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信念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职业中学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其中之一。从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学生则增加了90倍。到1918年时美国高中已发展到2万多所，而12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到1998年才有1万多所高中！ 正因为这些将教育实用化、平民化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美国经济终于在19世纪末超过英国而成为真正的大国。目前，美国教育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各州都将40%的税收用于教育。上世纪80年代垄断着大约70%左右的专利发明，70%以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在教育上的投资大大超过了合理的结构比例，造成其他方面捉襟见肘而教育资源过于浪费的情况，这显然是违背了其传统的实用主义的宗旨。而日本则在市场经济和政府的干预下生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科研投资的比例更为合理。如果美国再没有更好的改革措施，哪一天被日本超过也说不定。 “2061计划”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为此计划，美国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准备打造21世纪领先世界的美国人。 十、结论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和经济实力，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大拼比。客观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国外先进的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以笔者之见，靠低级技术劳动而创造的GDP不能作为崛起的标志，就是整个经济在作为强国的指标也只占有四分之一。清朝在甲午战争时虽然没有进入工业化，但靠庞大的经济体仍然居世界GDP的第一。但这仍然抵挡不住GDP只有中国四分之一的日本的打击，战争中一败涂地。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领导人特别强调要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他60年代中期又提出：“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那个时代培养的中国人能通过在罗布泊艰苦卓绝的工作，在荒凉的黑土地上用血肉之躯推动起沉重钻机的悲壮来一砖一瓦地筑起了中国的大国实力。就是今天，也是他们那代人还在艰难地承担着民族的重任。 但是，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人才选拔方式又恢复到应试为主。笔者询问过最近到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连美国当代最杰出的理论《创造论》都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排除从中国的中学、大学里出来的人也有一些具备真才实学、忧国忧民的人才。但是，很大部分的人确是没有经过很好的素质教育，表现为缺乏理想、缺乏道德、缺乏爱心、缺乏责任心、只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一群人。 中国现在的国民素质太低，中国的教育失败！ 叫天一声“请”！叫地一声“问”：中国真的能靠模仿日本崛起？？？？日本当年走粗放式工业发展的路时，石油的价格才是几十美分，人家买得起；今天却已经涨到70元美金！ 日本战后可以大量地购买技术，三年内就可以消化吸收，而且又开发出新的技术。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高技术封锁，人家不卖给你！ 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提出的非传统发展模式“增长、强国、富民、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六大目标，为什么偏偏没有教育？[4]？ 笔者看来，我们这一代已经无可挽回，失去的毕竟要失去。大国的崛起是一项长远的战略，绝不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中国一定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大力提高下一代国民的素质，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战略。亡羊补牢尤未晚矣！集举国之力改革教育，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和高科技是当务之急。 百年大计！ [1]宋志轶，《阿拉伯文化学术的承传》。 不能允许以商人利益偷换公共利益 左大培 2007年3月26日 最近十年来，某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伪装成“公民私有财产的捍卫者”，极力鼓动编撰和通过“物权法”，说是这样就可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防止公共利益损害公民的私有财产”。某些热心于推行物权法的“法学专家”还曾经在媒体上举例宣传“物权法”的好处，说制订这样一部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在城市拆迁过程中保护居民们的私有房产“不受公共利益损害”。 其实，知道中国近年城市拆迁实际情况的人都明白，这些“法学专家”说的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近年中国城市拆迁中的主要问题，根本就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是否可以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而是利欲熏心的房地产商们借用政府权力将城市居民的私有财产掠夺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政府为“公共利益”所作的一切，都应当是全体公民人人可以免费享受的物品。以这个标准衡量，将城市居民的原有房屋拆迁后所兴建的建筑，真正能够算作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只能是纯粹的军事设施、城市的免费公共服务设施（公厕和绿地之类）、交通通讯的主要线路、政府机构的办公设施（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这个政府机构为公民们免费提供真正的服务！！），至多还可以包括政府提供的福利性的住房，如新加坡的“公屋”和香港的“廉租房”之类。除此之外，在城市居民拆迁后所兴建的一切建筑，都不能算作为“公共利益”服务。即便在城市居民拆迁后的土地上兴建工程的是国有的房地产企业，如果它将所建房屋按市场交易价格出售，它的行动也绝不能算作为“公共利益”服务，而只能算作为“商人的利益”服务，只不过它一个使用国有财产的商人。 按这个标准衡量，近些年中国城市拆迁后的土地，几乎就没有多少是服务于“公共利益”。明白真相的人都知道，拆迁后的土地差不多都交给了开发商们、特别是私人的开发商开发，而开发商们兴建的建筑几乎百分之百地用于按市场交易价格出售。这样的拆迁是帮助极少数开发商夺取原城市居民享有的级差地租，纵容少数人靠掠夺多数人而成为中国“最富的一族”。由这样的城市拆迁获益的，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赤裸裸的“商人的利益”。把这样的拆迁说成是为了“公共利益”，就同为天下最著名的妓女立贞节牌坊一样，想得出这种说词的人，大概已经丧失了任何羞耻感，把官商一体掠夺百姓看成理所当然的了。 绝不能允许将商人利益说成是“公共利益”，就象绝不能将妓女说成是贞节烈女一样。婊子就是婊子，绝不能为婊子立贞节牌坊；商人利益就是商人利益，绝不能允许将商人利益说成是“公共利益”。 可笑的是，那些一力策动了《物权法》出台的“法学专家”们，从这部法律起草组的组长到“成员”，前不久还信誓旦旦地向人民大众宣示，他们鼓动通过《物权法》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特别是“为了保护城市拆迁户们的私有财产不受公共利益侵犯”；言尤在耳，当城市拆迁户要强行制止开发商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拆除其私有的房屋时，这些“法学专家”们却纷纷挺身而出，痛斥拆迁户对开发商的反抗，并公然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要求对拆迁户的私有房屋“强行拆迁”！ 这些“法学专家”的言行，确实会让许多真诚的人看不懂：你们鼓动我们拥护你们起草的那个《物权法》时，不是许诺了要以这部法律来制止为公共利益而侵犯拆迁户们的私有房产吗？怎么《物权法》刚刚通过，你们就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房地产商“为公共利益”而强行拆除拆迁户的私有房产？不要说讲究逻辑上的一致性的学者，就是稍微懂得讲道理、讲逻辑的普通人也该知道，这样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不是一个正常人应当有的正常思维。难道中国的这些“著名法学专家”就是这样体现法学界要求的“逻辑思维严密”吗？ 在我看来，其实这些致力于制造中国特色《物权法》的法学专家们一点也没有糊涂。他们实际上完全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公共利益”。他们当然反对为真正的公共利益而侵犯私有财产；不仅如此，他们一直就千方百计地鼓动以损害公共利益来增大私有财产。他们不反对而且支持的，是侵害普通民众的私有财产以增进冒充公共利益的商人利益，特别是那些大奸商和房地产商的利益。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那些大奸商和房地产商们占有的东西，才是真正需要保护的其占有者的“私有财产”；为了保护这样的私有财产，那些小百姓的私有财产，哪怕是八百年前的老祖宗留下的私有房产，通通应当为了这种已经“神圣”化为“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而捐出。 我早就在乌有之乡的讲座上指出，真心想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普通民众应当记住，前几年卖力地炮制《物权法》的那几个“法学专家”，其真正的目的绝不是维护广大民众的那点可怜的私有财产，而是要以法律来使极少数奸商抢来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是要保护那极少数大奸商，使他们能够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公有财产和普通民众的私有财产。现在，参与炮制《物权法》的那几个“法学专家”对拼死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拆迁户恶语相加，声色俱厉地要求对他们“强制拆迁”，可以说是一字不差地印证了我的判断：这些“法学专家”的所谓“保护私有财产”也者，就是保护大奸商和房地产商掠夺拆迁户私有财产的“权利”，就是将大奸商和房地产商抢到的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当成他们的私有财产来保护，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现在大家应当明白了，前几年卖力地炮制《物权法》的那几个“法学专家”到底想干什么：他们一贯鼓励和支持那些大奸商和房地产商们抢夺公有财产以膨胀其自己的私有财产，现在他们要以法律将这些抢到“财产”变为神圣不可侵犯，并进一步向所有的小私有者们开刀，将他们的那点私有财产都化作大奸商和房地产商们真正“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来鼓捣那个《物权法》，其目的就在于此。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公共利益侵犯”，而是制止任何以商人利益偷换公共利益的做法，禁止少数奸商、特别是那些房地产商们侵吞任何公有财产和任何个人的合法的私有财产。 农民工子女将被赶到社会对立面 农民工子女就这么成定时炸弹 何必 现在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大都已经步入学校，甚至已经面临初中毕业是去是留的问题；他们的心理状态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我老家在吉林 我在北京出生，我在北京念书，可马上要回到吉林继续读高中。”小吴：“我十三岁了，一共就回过老家三次，对于老家很模糊。”小吴看上去斯斯文文，眉宇间的俊朗很难联想到他是一个农民工的孩子；他出生在北京，自认为是半个北京人，但是生活中却很少得到别人的认同。小吴：“有人对我有歧视。”（记者：那你怎么办？）“我用我实际行动证明我自己。”像小吴这样的打工子第，出生在北京，亲身体会大都市的繁华，同时也体会了外来人的落寞；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到底是谁？几乎没有答案。（春节晚会视频：《我是谁》，演唱：海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打工子弟教育研究者徐永光：“这些孩子身份模糊，不知道自己的归属，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北京行知学校执行校长黄鹤：“他们就会产生对抗的情绪，不客气的讲，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专家告诉记者，这些从小在北京成长起来的农民工第一代子女，浸染在大城市成熟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很少像父母那样熟悉家乡，熟悉土地；但又无法摆脱农民工的背景：户口、学校、工作还有社会保障等方面难以与城市居民平起平坐，再加上少数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歧视，这些都在孩子稚嫩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了对立心理。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我不爱找城里的孩子玩，他们总是歧视我。”“不喜欢他们。有时候恨他们。”“不就是北京人吗！”市民：“他们产生这种怨恨很正常。”“有时候是歧视他们。”“这时经济条件决定的，我挣3000，你挣500，能没有看法吗？” 二十多年来，我国在解决城乡分割体制上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但是随着第一批农民工子女出现在个大城市之后，他们和城市居民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价值取向，但是身份的迷失最终使得这批孩子陷入迷茫，我到底是城市人还是农民工？一系列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改革的必要性。黄鹤：“只有从观念上重视，在实际上建设各种公益性质职业学校，加速这些孩子融入城市。”徐永光：“农民工进程的趋势难以阻挡，他们早晚要变成城市人，只有对他们好，他们才不会有对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2007年3月27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对于这些孩子的研究已经成为城市社会学的重点研究课题；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族群冲突，原因在于此：即使有身份的话，社会总体的歧视就会把这些人群赶到社会对立面上去。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大量城中村的存在使得这些人群很有可能变成城市的安全隐患。显然，这是个话题类报道，并不存在时效性事件。而这个问题再度被提及，原因在于媒体对此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今年1月30日《人民日报》以“北京人?老家人? 农民工子女仍存在身份认同疑惑”为题，对此类现象进行了报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城市生活适应性”课题研究报告。……专家认为三大倾向值得重视……首先是排斥和分离倾向。报告显示，超过1／3的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互相拥有好朋友，但近一成的农民工不希望孩子与城市孩子交往，一成的城市父母不希望孩子与农民工子女交往。此外，还有12.6%的城市孩子和20.2%的农民工子女表示不知该如何与对方交往。……其次是身份认同困惑。报告显示，近九成农民工子女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一成以上表示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 报告还显示，四成农民工子女感到北京人歧视外来打工人员。……还有，农民工与子女的亲子关系质量有待提高。有两成多的农民工子女与父母沟通存在较多困难，四成多的农民工子女表示即使节假日或过生日时，“父母也不能经常带我出去玩”，还有一成多的农民工子女表示“父母经常打我、骂我”。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普遍支持孩子的学习，但实际上只有不到一半的父母经常辅导孩子做功课或检查作业。很多辛苦工作，为了让孩子在北京有饭吃、有地住、有学上的父母，不理解在自己付出了那么多之后，为什么孩子还是不爱读书，难以沟通？……报告提出五项建议，专家希望为决策提供依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了5项建议，即大力倡导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和谐社会观念；加强和提高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交技能；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改善其家庭生活条件；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实行同城待遇政策；建立适应人口流动的接纳性教育体制。…… 中新网1月28日电，“北京流动儿童超过50万 委员吁关注‘二代移民’”。北京市政协委员陆杰华出示一份数据显示，北京的流动儿童数量已经超过50万。他对这些孩子的未来表示十分担忧:“按照我国的现行学籍管理体制，流动儿童在城市里很难有上高中的机会，这就会影响到他们就业，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又不愿意离开北京，该怎么办？”据北京晚报报道，陆杰华委员是北大社会学系教授，一直关注流动儿童的问题。他表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的测算，从1997年到2006年，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从15.5万增长到50.4万，增加了2.25倍。而成年流动人口中的未婚人口将可能导致流动儿童的进一步增长。 人大的调查数据还显示，在现有成年流动人口中，21.2%为未婚人口。“这些年轻的未婚流动人口很早就外出务工，他们将在异乡恋爱、结婚，甚至生儿育女，他们的未来子女有很大可能成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流动儿童。”陆委员说。陆委员认为，这些在北京出生、长大的流动儿童已经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很多孩子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老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文化、习俗和知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准城市居民”，没有父辈的恋乡情节，基本不可能回到户口所在地的乡村。第一代移民往往来自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来到新地方后生活条件或多或少得到改善，即使遭到歧视，也会因为这种满足而隐忍他们对歧视的不满。但是陆委员认为，第二代移民在新的土地长大，和父辈相比自身能力更强，面对歧视也更具有反抗能力和资本。 陆委员说，几年前，北京市流动儿童问题主要体现为其义务教育问题。各种打工学校的兴起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政府在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随着流动儿童年龄增大，他们还会面临就业、婚恋等多种问题。“按照我国的现行学籍管理体制，流动儿童在城市里很难有上高中的机会，他们更不能在城市里参加高考。他们初中毕业之后就难以在城市里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由此产生了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包括：他们能不能平等地在城市里实现就业？他们能不能在城市里‘像样’地就业？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成为‘城里人’？如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话，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陆委员一连串的发问让人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陆委员说，希望整个社会、城市政府、相关部门能及早重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避免法国等国家有关移民歧视的严重后果再次发生，为这些流动儿童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里人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多的机会。陆委员认为，当前急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流动儿童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在城市里接受高中教育以及参加高考的问题；二是如何更好地让长大成人的流动儿童能够平等地在城市里实行就业。…… 安排记者做这个节目时，我对操作记者说起农民工子女与周边的敌视和对立时，记者睁大了眼睛，表现出一副很惊讶而惶恐的神情，甚至感觉我颇有些危言耸听，根本不相信，风平浪静的北京城竟然会存在这种事。很暴脾气的我，只能让记者必须按照这个路数去采访。 结果，记者兜了一圈儿回来，再见到我，一个劲儿表示服气，说看到了难以想象的场景和情绪，事情果然如同我所说，而且通过采访让其获得了真切实在刻骨铭心的感受。 虽然说，我一向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但在如何操作电视节目方面毕竟还得老老实实，根本当时的宣传口径尽量说点子人话，在“要说就说真话，但真话不全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让说）”的原则下，不干那些寡廉鲜耻歌功颂德溜须拍马唯唯诺诺的行径。同时，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也使得我掌握了大量的新闻背景，遇到什么政策法律出台，或者什么事件发生，也能够很快省察其背后原委。 应该说，1949年以后，中国的发展一直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方式，保持着二元结构的态势。如果说在开始是由于战争废墟上百废待兴、国际上的封锁围堵等情况下必须以提高社会资源动员水平、维持准军事化的社会运行方式还有其部分合理性的话，那么此后中国所进行的工业化则完全是以农民的低廉乃至无偿付出为代价，并在法理上失去了基础支撑。在枉顾中国国情而效法前苏联重工业化的路线选择当中，通过对农业的掠夺维系着经济结构的畸形，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则静止了人口迁移，造成了经年累月的剪刀差的存在和扩大。 当中国社会在工业化速度远远快于城市化的状况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之际，我们不得不为了长期以来的欠帐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城市事实上放开对外来人口的准入限制之际，全国每年有1.5亿农民背井离乡，游走在中国大地上。1.5亿，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又是个什么样的景象！如此庞大的人群，漂移在中国各处，所到之处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全国性的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到现在居高不下，人们惊呼，这个朝秦暮楚居无定所且游离于户籍管理和身份控制等治理规制之外的庞大人群，分明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颗毁灭性的定时炸弹，如果在什么因素具备导火索的情况下一旦引爆，后果将注定是不堪设想的。 由因为城市管理当局的昏庸，抱残守缺于既往的指令性管理方式，造成了严重的政策法律等社会制度供给不足；而面对汹涌而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等都出现了致命的毫无准备，形成了温铁军所谓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平移到城市当中的状况。实际上，既便是在户籍制度羞答答或死皮赖脸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当中以城中村方式存在的贫民窟也数不胜数。 上文中也提到法国移民问题。2005年10月27日，居住在巴黎以北克利希苏布瓦市的3名少年为逃避警察追捕，跑进一所变电站，不幸遭到电击，两名少年当场丧命，另一名少年身受重伤。此事引发了法国全境的骚乱，而且蔓延到了邻国比利时和德国。这次以西欧专制化程度最高的法国爆发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动荡，被全世界密切关注。参与骚乱的都是战后移民到欧洲的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他们的父母忍受了到欧洲国家干粗重活计低人一等的待遇，可这些在欧洲本土长大的孩子们却依然遭受着各种歧视。法国议会中，干脆根本就没有这些国民的代言人！ 此后的2005年11月21日出版《纽约客》评论：自二战后，西欧国家便成了移民运动中心。其中有“你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一员”的英国，“请在融合我们之前自动消失”的北欧，“可进入但不吸收”的荷兰，以及“你们是客人必须回家”的德国。欧洲国家最看不起的，就是“依靠财富提升地位”的美国。遗憾的是，似乎只有美国的模式真正取得了效果。 不仅如此，人们也回忆起法国弗•德克洛赛早在1982年就发出的警告：“所有竞争者起步时并非机会均等……假如在达到终点时的不平等是来自起跑时就存在的不平等，那么就不再能说这是‘优秀分子’获胜。……一方面，统治和世袭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后代保留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各阶层命中注定要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幸好，由于经济发展，‘好的位置’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延，产生了一部分新的有产者。只有工人、农民或雇员的最聪明、最有才能或运气最好的孩子，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小路向上爬。他们的成功可以作为盾牌，用来证明制度还是继续开放的，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切都建筑在虚伪的混淆之中，即把电梯运载资产阶级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需走边门的小楼梯向上爬混为一谈。后者登上顶峰的机会难于中全国彩票的头奖。……资产阶级行会为其成员保证最好的位置而只给人民几个中奖号码。事实就是如此。”（《帷幕后面的法国》第127─129页） 而在巴黎骚乱之前的当年7月7日，在八国集团峰会召开和夺取了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欣喜若狂当中忘乎所以的伦敦，也被地铁里连续的爆炸弄得惊恐万状。7月18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在其封面上赫然打出了“假如北京遇到伦敦爆炸将会怎样？”的骇人听闻的标题。人们也注意到，策划实施如此连续爆炸者，都是出生在英国本土的穆斯林移民，他们的前辈在英国已经拼搏了几代时光。 如果说，欧洲人对待不同种族的移民存在着秘而不宣的歧视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则是在同一族类里由于历史原因而具有身份差异的人群之间堂而皇之地表现着活灵活现的不同待遇；如果说，欧洲人里那些移民在公民资格和福利待遇上与其他人并无二致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则是在城市当中的城里人和农民工之间存在着制度性显而易见的区别，并因之造成了同一时空当中的等级森严及其必然产生的不公平。 那些农民工在城市里初来乍到，还可以忍气吞声，那么生长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后代，则成为毫无其父母出生、以及其本人户籍所在家乡的情结，无法适应农村生活，被农村边缘化；而在城市当中，也在教育、医疗、就业、婚恋、福利、保障等诸多方面都被等而下之，排在城里人之后，甚至在比如参加高考等领域被彻底剥夺了资格。这种制度性欠缺，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痛苦现实，而身份认同方面的少怜，更是会导致反社会情绪的提振。 而就在我们讨论的同时，北京又发生了一个新鲜事。3月26日《北京晨报》报道，北京流动人员信息登记表设绰号栏被指歧视。“从小到大，填了这么多表格，这是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一次。”昨天，在西城区真武庙二条附近某杂志社工作的何小姐说，该单位的十余名非京籍员工此前都收到了一份“流动人员登记表”，表格的内容设计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这让包括她在内的非京籍员工感觉到不被尊重。设置“绰号”栏 歧视性条款不少。“在姓名栏里，竟然设置了‘绰号’栏，自己在北京买了房子却还要填暂住地。” 何小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她拿到这份单位下发的表格时，就感觉“它有很多歧视性条款，想把它立即撕了”。在这份表格中，记者看到，它左半部分要求填写的是“基本情况”，右半部分则是“高危人员信息”。在基本情况一栏，要求填写的内容包括：中文姓名、绰号/别名、来京事由、在京暂住地址等。其中，来京事由中，需要从“务工、务农、保姆、投靠亲友、治病生育等内容中进行选择”。 在杂志社担任编辑的何小姐说：“从这些选项来看，务工跟我们的工作最接近，但这个词听起来怪怪的，所以我和同事就开玩笑地选择了‘务农’。”何小姐说，我们都已经买了房子，却必须在“在京暂住地址”一栏中选择，“居民家中、租赁房屋、工地现场等选项都不符合，我就填了‘其他’。”感觉到不被尊重 填表者呼吁改换口气。在填写完“基本情况”后，就要选择填写“高危人员信息”。“我们看了一眼后就烦了，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气人了。” 据了解，在真武庙附近另一家出版社工作的非京户籍员工，也领到了这份表格。在高危人员信息栏中，首先要选择性填写“流动人口高危人员类别”。这当中的选项包括：散发过小广告、兜售盗版淫秽光盘的人员，流动人口中的聋哑人员，从事封建迷信、非法行医等活动的人员等。何小姐说，这让她感觉到不被尊重。她随后说：“即使我是一名有前科，甚至正在犯罪的外来人员，我就不信，我能傻到自己把自己的那些不光彩的过去都主动填上。”更可笑的是，在表格的以下部分，还要填写有哪些“违法可疑行为”，“被打击处理情况”等。“我们在北京这么久了，取得过很多成绩，为什么不让我们把获得的奖励填上？” 该杂志社另一位编辑说，前些天，她收到市地方税务局的一封信，信上写着2006年她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总额。“可见，我工作所得的税款是上缴政府了，但是却要填写这样带有歧视性的表格。”她说，她能理解有关部门这么做是想更好地保证首都的治安，“这个初衷是好的。但如果他们换个口气会更好。”昨天，记者经核实了解到，该表格的确是由某政府部门下发的正规表格，由于是休息日，记者没有采访到相关部门。 怎么样？看到这样的事情，真是能够领略到，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手舞足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吧。 之所以会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事，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奥运会倒计时500天，北京市紧锣密鼓，奥运会组委会和北京市公安局要摸清外来人口的情况，才有了如此侮辱人的勾当。 可此后，北京市所有媒体都对此闭口不谈。为什么？琢磨去吧你。就这，也就能知道这北京奥运会能是个什么货色了吧。就这，也就可以预期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在未来会是什么待遇了吧。 而也在26日，什么机构发布中国宜居城市排名，北京荣幸地位列第二。就这，也就知道全中国其他地界儿会是什么德行样了吧。 重庆钉子户事件的社会意义 ——兼评《物权法》及江平言论 嘉宾：巩献田、张宏良、郭松民、范亚峰、陈永苗 时间：2007年4月7日星期六下午3：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乌有之乡书社 巩献田发言： 本来我不想来，为什么？因为《物权法》已经通过了，很快就要发生法律效力了，虽然说是10月1号开始生效。关于它的争论没有也不会停止，但可以说，已经搞了一个段落了。乌有之乡和我们的关系都不错，我们2004年关于“捍卫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保卫国家财产，维护公民劳动权”的公开信和2005年我自己的关于物权法的第一封公开信还有很多文章都是在乌有之乡发的。我看这次关于“钉子户”研讨的消息也发了，所以就来了。没白来，收获很多，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张宏良老师的发言我很佩服，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一直要求国资委或者国务院每年应该向全国人代会报告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家底？我们一直讲“产权明晰”，早就提出来了的，国家的，集体的，个人的产权要明晰。那么国资委能否告诉国人，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资产？没人说，没人讲，没有负责人的负责的说法。不但没人讲，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他“双规”之前的文章里，我在报纸上中看的，他说统计工作不能政治化，这个对，不能功利化，也对，但是他还说了一句话，统计工作不能数字化，我就纳闷了，你搞统计怎么不数字化？我看完后马上打电话给国家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同志，我说不能政治化、不能功利化，这我理解，说到统计工作不能数字化，怎么行？李老说，哪能这样说，过去统计部门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数字是统计工作的语言”，统计工作是用什么说话的？是用数字来说话的。我认为，邱晓华作为副局长期间就搞了很多名堂，大家看看从1998年以后，国有、私有、集体的GDP等的财产数字是非常不明晰，荒谬到什么程度？三者加起来应该是100%，可加起来出现117%。那17％是怎么来的？就是把公有的多算了。我说你是对上欺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对下你忽悠老百姓，这个人太坏。而且是他首先在报纸上公开提出“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市场，民营就是私营，集体的很少，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了。然后就是所谓的MBO私有化的改革。 今天张宏良老师说我们国家金融资产、国有企业等资产多少多少，我们从这里还多少知道一个数，这些我们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作为国家统计部门，国家政府的官员，这个数字你能不能在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和代表们通报一下，国家财产到底还有多少？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是不透明的。我们是不知情的。到底国有资产有多少，最近我听说吴仪副总理在接见美国一个代表团的时候说过，公有制是35%，，65%是非公有制的。这种情况已经违背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规定。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县级以下的企业基本没有公有制的了。有人说又是姓“社”姓“资”，我说对，就是姓社姓资，邓小平早就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提社会主义，所以这场争论还是姓社姓资的争论，这是回避不了的。 我认为张教授说的是对的，我们主要矛盾是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矛盾，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经济方面，我们殖民地的经济成份已经很多了，应该这样讲，民族资本岌岌可危，所以2005年我的公开信出来以后，第一个用特快专递给我寄信的是安徽省蚌埠市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他就写巩教授，我是完全支持你的观点的，说我们再也不容许出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了，他害怕大资产阶级。他还说：我虽然是小富有了，因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比我们在座的是富有的，他说他是小富有了，他说我们再也不容许出现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了。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叫瓦迪•哈拉比的，去年春天他来北大见我，我问，你找我干什么。他说是我引起了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忧虑，我说，好，大资产阶级忧虑好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多数啊！ 《物权法》的立法是一种民主化的立法，开头开得好，结尾不是那么理想。为什么说不理想呢？因为它一旦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以后，不同声音就出不来了，开会期间没有发表不同的声音。任何政党在内部都要求自己的党员投赞成票，这可以说是国际惯例。问题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盛华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说，要确保通过，这就不对了，党是不能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发号施令的，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你的组织，通过你的党员来发挥作用，不能向人大发号施令。列宁早就明确说过：党的代表大会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叫高票通过《物权法》，但是括号里是否应该加上有高票反对？高票通过是对的，我们每一次都是高票通过的。有时候一票反对的也没有，这次反对票是52票，我认为这次通过法律的反对票也是最高的，你既然信息都公布了，不能光说高票通过，也该说也是高票反对，50%过了就是通过了。 据我所知，这次法律的制定也是内部争论最大的一次。这里又谈到一个问题，刚才有人讲改革共识已经“破裂”了，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提出改革共识破裂呢？原来的改革是很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对于这个共识并没有破裂。但是，改着改着以后我们觉得不对劲，少数人暴富，相当一部分人虽然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他的社会地步没有得到尊重和提高，而且问题是下岗了，我们中国叫下岗，实际就是失业。很多人说现在是盛世，和盛世很不协调的现象，我国每年平均自杀人口30多万，别的不说，就是北京大学来说，过去很少有跳楼自杀的，可是有一年就自杀了三个，既有本科生，又有硕士生，有一年两个博士都从楼上的窗户下去死了。说幸福指数，什么叫幸福？因为幸福这个东西是非常主观的东西。人们一说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就被说成是反对改革。 不要认为GDP、生产力发展了就是幸福，环境的破坏，特别是人们道德的堕落，那是什么幸福？原来旧社会官员纳妾是合法的，可是现在共产党里边的腐败干部包二奶不是少数的，哪一个腐败分子，男的不包二奶？广州有个女公安局副局长就是乱搞。中国要搞资本主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封建，最不人道的资本主义，绝不是那种文明的资本主义，不是规范的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一定要维护宪法。但是对宪法、宪政的理解不一样，含义不一样。严格来讲，西方的宪政和某些人的宪政与我们说法不一样。第一，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就认为不符合宪政；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也不符合宪政，那就不一样了，就麻烦了。我们是讲人民民主专政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讲什么宪政，讲无产阶级专政，我国就讲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钉子户”问题，本来我认为这一次江平校长应该与我们是一致的。我看了下，结果又不一致，与我们不一致，他自己前后也不一致，不一致在哪里？为什么不一致呢？在讨论《物权法》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能不能平等保护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平等保护？国家财产每个人都是有份的，它是公共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的。但是私人财产就是自己的，法律地位不一样，而且是有宪法根据的，宪法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第一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个表述，从文字上说就是不一样，一个是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是不受侵犯。可是我看到在香港电视上，江平反驳我们说：“为什么必须国家财产大于私人财产的利益?”这不是很荒唐的吗？难道国家财产能与私人财产的利益一样大吗？国家或者公共财产如果不大于私人财产的利益那还叫国家吗？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国家财产都大于每个人的私人财产的利益，有哪个个人的财产大于国家的，这不是笑话吗？他认为是平等保护，我认为不是。实际上，难道国家财产的利益还不是为了每个公民的利益吗？从《物权法》上来说保护钉子户的权益，可是江平校长他却同意强制拆除，它说是妨碍了公共利益。他在这里就自相矛盾了。 我认为重庆所谓“钉子户”和房地产开发商都不是公共利益，都是私人利益，都是为了做买卖，都不是国有企业。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确实要平等保护，但是重庆市地方政府开始没有平等保护，而且有人和江平校长却把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当成了公共利益。 所谓“钉子户”的问题，要具体分析。我就是农村出来的，是土包子，1967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恢复研究生制度以后，1978年考入北大，我在山东做了将近十年的地方工作。那个时候曾经听到过所谓“钉子户”这个说法。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过去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上，提倡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这并没有错，任何国家也都是这样的，问题是我们过多地强调了个人服从国家，个人服从集体，不可避免地对个人利益的尊重和照顾不够。比如说我们国家干部和工人，夫妻两地分居，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时间调不到一块儿，为了国家建设事业，对于个人生活问题确实关注不够。现在年轻人结婚假如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块儿，早就另找几个人了。那个时候为了国家的事业，为了党的事业，就光顾工作，放假回家探亲。过去很有意思，我们有些干部和工人子女的出生日期为什么大多都是一个季节呢？因为都是春节回家探亲，所以他的孩子都是那几个月出生。那个时候确实对个人利益考虑少，这是由当时的任务、环境和条件决定的。那个时候，人们首先想的是国家利益，是工作需要，没有那个劲头我们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吗？会有几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吗？会奠定了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我们改革开放的基础吗？我国改革开放的基础不是毛泽东时期的29年奠定的吗？ 有的说，你招商引资，你和外国商人走的这条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修的，改革开放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毛泽东时代搞的。现在什么坏事都说是毛泽东时代，改革多少年了，找问题，找原因，改革从1979年开始现在28年了，还说是计划经济造成的，道理能说得通吗？还有的说苏联垮台了，说是社会主义不行了，难道这不正好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原理是对的吗？因为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它不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搞社会主义，所以必然垮台。过去我们1963年、1964年学习反对修正主义文献的时候，大家都明白，那时候真是盼着苏联垮台，但是它真垮台了，又惋惜了，不搞社会主义了，不搞马克思主义了，它不垮台谁垮台？ 但是现在的做法，张老师分析得好。前几天我碰上了五、六十年代留苏，后来到南斯拉夫进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做过经济杂志主编的张老师。他说普京现在是把私有化的企业向回收，把原来卖出的国有企业收回，可是我们却仍旧在向外卖。我也记得，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讲国有企业改革，他说什么叫卖，是半卖半送，干脆是送，他说了两次。山东省淄博市，蒲松龄老家那个地方，中央电视台播了，叫“左手倒右手，公有变私有”，什么意思？我是国有企业的厂长，但是我又注册了个私人企业，鼓捣鼓捣就把国有企业的财产转到私人注册的企业账户上了。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很普遍的。改革，大家开始都同意，没有不同意的，邓小平也说过没有反对改革的，你查查邓小平文选中就有这样的话，但是改着改着就出现问题了，就背离了原来邓小平制订的改革的方向，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私有化了。这样所谓的改革人民怎么能拥护呢？反对这样的“改革”难道不应该吗？ 去年2月25日什么民法学家齐聚人民大学，实际上是声讨我，我知道，开始发布的消息是法理学家、宪法学家都去，后来法理学家，政法大学的没去，北大的也没去，怎么办？他就只好请了自己法学院的法理的老师帮忙，但是也没有报道呀！只是看到一位法理学家在乌有之乡网上发表的并不赞成他们那个《物权法》草案的发言，反倒说他们是搞民法帝国主义。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闹剧。什么经济学家、民法学家，有的是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是逻辑混乱，毫无水平的。比如就说平等保护吧，我问谁平等保护，有一个起草小组重要领导成员顺口就说，是法院啊。难道法院平等保护我们13亿人的财产权吗？他说，我搞了一辈子民法了。意思是他错不了。我想，你搞了一辈子，资产阶级法学家好几辈子都是搞民法的，也弄不清楚。社科院有个学部委员更荒唐了，他竟然在去年三、四月份的报纸刊载的答记者问说，“谁的财产谁保护”！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论调，谁的财产谁保护，哪还叫平等保护吗？这个在逻辑上是很糟糕的，是没有学术良心的。 关键在于他们要搞私有化。这里为什么提到人民大学的那位著名教授呢？他就写他们不搞“绝对私有化”，绝对私有化和相对私有化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不能到古巴搞私有化，你也不能到朝鲜搞私有化，那是搞不成的；不能到河南的南街、山东的南山集团去搞，那里也搞不了私有化的，你只能在那些受私有化影响的领导干部那里，他们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搞私有化。难道绝对和相对说的不是一个事物吗？绝对和相对不是从不同角度认识一个事物的吗？绝对私有化、相对私有化难道不都是私有化吗？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既包含有相对的方面，也包含有绝对的方面，任何事物都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就没有相对，没有相对，也就无所谓绝对。二者互为存在的前提，彼此不可分割。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而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它是排斥绝对的。 这一次他们这些人逻辑上的混乱就显现出来了。他们说保护私有财产，按理说，“钉子户”和开发商这两者不应该平等保护吗？他却说是钉子户违反了公共利益了，要拆除。在《物权法》讨论的时候，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平等保护；可是在这里他们又主张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了！只不过是把大开发商的私人利益说成是公共利益罢了。我认为两者都是私人利益，开始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是违法的，因为两者都是平等主体，在平等主体没有达成拆迁协议的时候，你当地政府为什么批准他开工，给人家挖成一个孤岛？原来我们关于拆迁是有法律规定的，有拆迁的条例，2001年国务院颁布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3年建设部还公布过“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尽管这两个法律文件不怎么完善，但是有章可循的。我为什么说“钉子户”的精神好得很。有人说钉子户是在维护公共利益，不，是维护公民个人正当的权利。不过这里的公民权利正好代表了当代中国那些最有可能被侵权的公民的权利，是最一般公民的权利。不是代表的极少数公民的权利。北京市区也为拆迁发生过事，一个律师告诉我和我们的学生们，有的竟然把替老百姓说话、维护老百姓利益、懂得点法律知识的人给打死了。 问题坏在哪里？贪官、奸商和不良学者构成的铁三角，这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最坏的就是官商勾结，知识分子中的极其少数为侵吞了人民和国家财产利益集团的私利辩护，丧失良心，制造舆论骗人。 最明显的，是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最近我看到这个报纸刊载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贫富分化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平均人均GDP提高了，大家的物质生活普遍都高了，这还不好吗。意思是要叫大家正确对待现在的社会问题，要满足，不要有“红眼病”。请问，封建社会人平均生活水平比奴隶社会高不高？当然高了，那为什么农民还造反呢？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封建社会高，为什么还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呢？这必须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解释。尽管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比奴隶高，但是农民还为什么造反？难道工人的物质生活不如地主剥削下的农民物质生活高吗？工人照样革命。革命的发生，是上层和下层两个原因。上层再也不能够继续统治下去了，而下层再也不愿意过那种生活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革命者他不是不能够过那种生活，而是它不再愿意过那种生活，于是就发生了革命，革命也不是如同自由化分子所说的那样，比如俄国十月革命，不是谁想发动就发动得了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党中央的领导人应该是很清醒的，有的措施也是比较有力的。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个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理解，怎么坚持，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知识分子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有的知识分子自己暴富了。毛泽东提出工农分子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化，那个思想我认为没有错。当然不是说把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降低到工农的水平，不，工农分子知识化就是要求工农分子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而知识分子呢，主要是从思想上，从世界观上发生变化，要求他们站到工农的立场上来。多年以来，我们光说解放思想，从来不谈或者很少谈改造思想，这是一个最大的失误，光说一手硬一手软，怎么软怎么硬，就是经济发展GDP，天天搞那个。所以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我理解就是针对这个的。 我认为中央应该是清醒的，通过《物权法》的制定可以看的出来，开始公布《物权法（草案）》，广泛吸收群众意见，是开门立法，是民主立法。但是，后来，我们群众提出不同意见，倒在某些民法学家那里变成了“非正常干扰”和“杂音”。干扰也好，杂音也好，干扰了修正，结果吸收了我们的很多意见。法律的第一条就吸收了我们的意见，第五稿就把“根据宪法”写了进去。可是写上以后，在网络和上海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报》上，还是那个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它发表文章讲“不宜”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说什么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是搞“三权分立”的，说了很多理由，后来权力机关还是没有听他的，就加了“根据宪法”。同时对国有财产保护的具体规定写的也不错，当然原则上的问题，所谓平等保护的问题，没有变化。这部法律的好处，起码遏制了房地产开发商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掠夺，遏制了搞房地产商人，搞物业的，对业主权利的侵犯，应该说这方面是不错的。立法技术也有改进，比如原来是268条有101个“等”字，法律最怕“等”字，不知道等什么，后头不能列举了就来等了。现在好一些了，是247条有77个等字，还是不少。现在条数少了，等字虽然也减少了，但是立法技术还是很低劣的。 为什么导致这样一种状况？从方法论上，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个立法领导小组的构成是不科学的，大概是九个成员，除了领导干部以外，都是民法专家，什么叫专家？专家就是“一孔之见”，不过有的孔大一些，有的孔小一些。他的知识受限制，制订这部法律，应该有民法学家、宪法学家、经济法学家、刑法学家等，不光有法学家，还要有经济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专家，总该全面一些，不，他们光是民法学家。人家讲，你搞民法学会自己的行规，自己的规章，那可以，但是你们是给全国人民来制订法律的。所以有记者问我，中央领导人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也同意这部法律草案？我说看不懂。谁看不懂？大学毕业生看不懂，这有证据的。 武汉大学新闻系一个毕业的记者对我说，她就是看不懂。我说不光你，都看不懂，一个是专业性太强了，另外没有通俗化，没有用老百姓能容易懂得的语言。法学博士和法学教授、博导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民法的，他一下子也不容易看明白，为什么？动产不动产，那就是财产，后头条文都是动产和不动产，就是给你绕，就是不让你看懂的。江平校长辩护说，这个法律颁布制定是不是必须普通老百姓都能懂，我想这个不懂为好，如果颁布的法律每个老百姓都懂的话，你在这里学什么？每个老百姓都懂的法律的时候要律师干什么？还说，法律是一门专业，是一门技术，那是不可能让每个老百姓都懂的，如果都能看懂的话，那它的科学性，它的裁判功能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你看，按照江校长的意见，难道法律老百姓都看懂了，就没有科学性了吗？虽然要求每个老百姓都看懂是不可能的，但是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的法律，总应该一般老百姓能看懂吧？问题是不仅一般老百姓看不懂,就连一般知识分子也看不懂。你制订法律，你故意让人看不懂就是糊弄人，如果真正是为了老百姓无论如何就要让一般老百姓能基本上看懂。另外，关于善意和恶意的问题，这虽然是民法学界约定俗成六、七十年了，实际上的翻译是不对的，善意和恶意在逻辑上它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对立关系，除了善意和恶意，还有既不善也不恶的。 民法学最守旧，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内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那里实际上这个概念翻译的错误已经纠正了，在国际法的词条中已经纠正了，“善意”翻译为“信实”。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情，我买了你的东西，不知道是你自己的，还是你偷来的，还是别人给你的，我买来了，我是不知情，我那叫“善意”吗？实际上我查了几种词典，实际的意思，就是“实际”、“正好”和“信实”等意思。那个好，光英语的good就有18种解释，有的字典更多。我打得你好疼，那个好就是善疼吗？你好坏吗，就是你善坏吗？我们有个学生是毕业于中文系的，在网上发表文章说草案不讲语法，不讲道理，总而言之，极少数人，决不是所有的民法学家，也不是所有的参加制订这个法律的都是不好的，但是肯定是有不好的，有的实连语法都不讲的。比如说王轶老师，他是王利明教授的博士生，原来在北大法学院，现在回到人大法学院去了，去年过春节期间我碰见他的时候，我就问他，如果“善意取得”的财产是国家的，和“善意取得”的财产是私人的，都要按照那个规定吗？他说，他没想到那里。当然，他是想不到，因为他年轻，可是有人是想得到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现在事情非常复杂，但是，每个人讲话都值得考虑，都可能有可取的因素，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这是最关键的。 我认为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一定要想方设法抑制外国资本的入侵，这是最关键的，经济的入侵还有文化的入侵。包括“同志”这个称呼，早年光明日报谈了几次。前几天我听电台的广播，就是讲俄罗斯，说他们要呼唤同志的称呼，现在没有同志称呼了，就是先生、教授、老板，俄罗斯说原来称同志的时候，人们之间是平等的，现在换了称呼，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远了。 有人问我有没有压力，我说没压力，有动力。我看了很不清楚很不明白的事，像重庆“钉子户”那是顶着相当的压力的，把你的住房弄成一个孤岛，那你还保护人权吗?2004年人权入选了，还要保护物权，到底是人权，还是物权？有物权，有无狗权、猫权？从概念的选用上就不科学。当然这个东西很复杂。我们不要迷信那些资产阶级的说法，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认真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比如说《资本论》，学经济学的不读《资本论》，而且现在很多人引用了马克思说什么，其实哪里是马克思说的？是马克思说的人家说的，只不过马克思同意而已，高级干部都那样，读几本书，多少年来不提倡读原著，这是错误的。 总的来说，我们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应该说是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关心的，尽管在理论上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上有一些分歧，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前进，我相信大家只要目标一致是会逐步走到一起来的。我肯定说了很多不对的地方，它不可能都对呀，邓小平说过不犯错误的人没有。说他没犯错误，那他就不是人，我的话里肯定有错误，起码我是把我的认识，我的主张，我的见解，我知道的告诉大家，谢谢。 左派民主与右派民主的较量 秋石客 左派应如何化解右派民主政治攻势 随着物权法通过，中国右派认为经济体制攻坚战以告一段落，正在与西方战略相配合，集中火力打一场政治攻坚战，具体表现为体制内右派如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文的出笼，拿民主社会主义作旗帜，试图在政治上彻底瓦解传统社会主义。他们积扱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右派解读，试图继续打马克思主义左灯向右转，用心险恶。左派阵营对此反映以旗帜网最为敏感强烈，刊登大量文章进行反击。但是，在秋石客看来，左派要想打赢这场政治制度仗，简单的以斯大林主义猛攻民主社会主义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做给人的印象好象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对立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很不高明，实际上是继续使自己边缘化，失去大量群众，是十分有害的。因此，讲明社会主义是追求更大范围的大众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强过千百倍，并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是十分必要的。左派必须明白，中国极右的“铁三角”追求的是独占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新法西斯主义，是排斥任何民主的。世界的政治前途能否走向光明，在于消灭封建专制主义，在于是否用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制代替资本主义虚伪民主制，在于左派是否要高举起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大旗。须知不搞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左派就没有出路，搞了新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会影响整个世界，因此，要坚决为创立新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制而斗争。只有用社会主义大众民主作武器，才能真正击败右派的民主政治攻势。 人类历史的政治制度演变及其趋势。自有阶级产生以来，不同的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有不同的统治方式，也就是有不同的政体形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从大体上来说，其政体形式尽管千差万别，但本质上都是专制类型的，也就是建立少数人用暴力压迫统治多数人的法定政治关系。这种专制制度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文化水平和经济制度相一致的，起到过进步的作用。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很低或者没有文化，多数人谈不上关心政治和懂得政治，有少数“聪明人”领导统治他们，不但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必要的，就是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来讲也是必要的。人民通常发动的无数次起义反对暴政，无非是为了寻找一个好一些的统治者，他们从来未曾认真设想过他们在一番斗争之后，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什么新的东西，即使设想了，也是乌托邦式的，不能成功的。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相对提高，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专制主义统治的反动性，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产阶级上台，人们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力第一次被提了出来，作为专制主义的对立物——民主政治产生了。这种民主政体是同资产阶级制度相联系的，民主制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多数人的智慧来治理国家，人民的意识逐渐地反映于政治措施当中。所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基本是民主制的。这种社会政治制度比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 封建专制主义和资本民主制各有其优缺点。专制主义的优点在于它能迅速集中倾国之力达到某一目的，而很少耽误战机，工作效率有时也是高的，但是由于封建专政主义的集中经营是违背多数人的意愿的，因此它的集中效率自然也就很差。民主制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多数人的智慧，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其社会发展的总效力自然是高的，然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不彻底的，有其虚伪性，在私有制条件下，很难设想彻底的民主。因为人们的地位不一样，发言权自然不尽相同。因此，民主制的优越性也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使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体制，理所当然要高于封建专制主义，同样要高于资本主义民主。这个政治体制形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他们都设想过，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在理论上也经常说的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形式，高度继承了专制政治和民主制的双重优点而消除了其缺点，因而在当今世界上应该说是最先进的政体。可惜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作为政体提出来的，而是作为一种领导方法来说明的。民主集中制，在整个社会主义各国都没有认真地加以贯彻。集中有余，民主严重不足，使社会主义的政治优越性没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出现了一些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的倾向。这样看来，民主严重不足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政体产生，使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目前世界各国，政体无非有三大类。一个是专制主义类型的，比如军人政权，靠皇帝或国王执政的国家表面上几乎绝迹了，有些国家改变了国王执政的形式，实际上是没有国王的国王执政——专制主义政治。凡是这类国家，都很落后，人民生活在黑暗当中。其二是民主类型的。不管是美国、法国和英国、日本，本质上都是民主制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较专制国家进步，因而这些国家都发达，成为第一或第二世界。第三种类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还很不完善。不管是前苏联式的，还是前南斯拉夫式的，前阿尔巴尼亚式的，或者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体都没有成熟。因而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先进，创造了第三世界甚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达到的成绩，如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剥削和压迫等；其二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体制度的不健全，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在许多方面还赶不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并出现灾难性后果。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也必将完善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将走到世界的最前列，从而战胜专制政体、民主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新民主制度将被世界彻底地接受。 好的政体能促进一定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一定的政体和一定的社会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制度决定政体，政体反过来又影响社会制度，给社会制度以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例如，同样是奴隶制，但由于古罗马实行的是共和政体，因而古罗马在奴隶社会兴盛一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为什么中国在世界封建社会最强，也是由于中国的专制政体在封建各国中最完善，这要归功于秦始皇。（当然，正因为它太完善了，所以很难彻底摧毁，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着影响。）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同样搞民主制，但由于美国的三权分立民主制最完善，因而美国居资本主义国家之首。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政体的好坏，确实影响一个社会制度的成败。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很多，国体没变政体变了，改动多少次，日趋完善，资本主义也几经反复，美国政体应运而生。至于社会主义政体，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它会成熟起来的，而且会成熟在中国，成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之下。中国人民历来有革命的彻底精神，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中都搞得很好，居世界前列，给西方又很大影响。今天，中国政体改革一定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中国政体人民大众化改革的战略任务的完成，也必然会再次影响西方，而且这次影响更广泛，更深刻，更伟大。 关于政治体制问题，目前国内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一个是占世界主流地位的西式民主理念的重合，持这种观点的通常被称之为右派；另一个是封建专制与斯大林主义的复合，本质上是反民主的精英独裁思想，持这种观点的往往被称之为老左派或保守派；还一个就是马克思与毛泽东晚年集中制加大众民主制的政治思想，持这种观点的被称之为新毛派或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派。 西式民主 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是伴随着同封建王权独裁政治争权胜利过程而产生的进步政治制度，迷信西方民主制的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真民主要有基本条件，那就是人与人相对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资本的无所不在的作用必然使民主流于形式，使资本主义民主成为骗局。中国许多右派不仔细想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真实情况而盲目大唱赞歌，越来越不得人心。 西式资本主义民主有如下明显缺陷： 民主范围不彻底，有限。选举只限总统、议员、州长，而大量的社会单位如铁路、矿山、农业、银行、企业、商业、学校等权力是独裁的，人民无任何民主可言。 当总统、议员、州长需要竞选，而竞选离不开媒体，而媒体需要钱，所以，西方的有限民主实质是有钱人的民主，穷人是很难当选的。 因为穷人看到的民主是有钱人的把戏，所以很少去投票，造成西方的投票率很低，有不少勉强超过半数。拿上次美国大选为例，虽达到六成，但两党刮分的结果，布什以微弱多数胜出，实际上这个总统只得到美国民众百分之三十多一点票赞成，近百分之七十不明确，这个总统怎能代表民意？ 既使总统是多数人拥护，他的权力也受很大限制，他对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是无能为力的，尽管这些大大小小资本家每时每刻都压迫着雇员。 通过以上四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彻底的民主，有的只能是虚伪的有钱人的民主，四年一次的投票权并无多大民主意义，中国许多人看重四年一次的投票，说起来眉飞色舞，根本无视投过票后依然是资本家的奴隶的事实。 封建专制与斯大林政治理念复合 在二十世纪发生的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粉碎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接近平等，为建立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制创造了条件，曾一度使全世界产生了希望。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了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独裁制，用政党专政代替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权利，消灭了任何领域的民主，最终走向反面，极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 政治官僚制的形成，使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流于形式，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了封建官僚国家，新贵族支配一切，广大人民群众沦为政治看客和一盘散沙，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 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治家、学者错误的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证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他们误把官僚特权社会主义破产看成真正社会主义的灭亡；还有许多号称无产阶级政治家、历史学家、学者错误的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仅仅是由于力量对比失衡、修正主义上台所致，没有找到死亡根本原因；还有一些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固执认为社会主义是超了阶段，不具备社会主义生存的生产力等物质条件。他们都没有看到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政治制度出了问题，传统社会主义不但没有解决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问题，反而建立了与人民为敌的带封建色彩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结果一遇风浪，人民完全陷入无能为力和观望状态，任由一小撮坏人盗空国家财产，毁坏人民的生存环境，任人宰割，陷入前所未有的苦难。 如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确立的是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人民拥有组织、拥有武装，拥有政治权力，任何人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都是不可能的。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制的确立，不但可以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而且一定会极大影响全世界，引发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革命，人类的光明前景会日益呈现。 邓小平在政治上继承的是斯大林主义，这一点很少人看到。他和斯大林的区别在于经济、文化领域，斯大林搞社会主义，邓小平搞资本主义。前苏联主要是封建社会主义，现中国主要是封建资本主义。阻挠中国实现多党制和民主的力量,正是坚持邓的改革理论的新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权贵集团!这个集团,是中国社会一切资源的占有者、管理者!用独裁和垄断获取高额利润是中国极右派生存发展的主要方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垄断,能产生远非市场经济能有的利益!所以,这个集团,它是不会放弃这一切的!它必然要顽固地保证它的统治地位.反对任何民主。今天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他们主要由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官员组成!它们资本的原始结累主要通过对国有资产和人民财产的占有来实现,所以,它们的财富是不合法的!因此,只要中国实行多党制和民主,无论毛派和自由派上台，其所占有的财富必然会受到清算!无论是东欧,还是台湾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极力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毛泽东晚年集中加民主监督思想 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基本赞同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和以往任何专政有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区别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阶级专政。因为剥削阶级是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所以国家的暴力职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所以要设常备军，要设暴力机构官吏﹑警察﹑特务﹑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机器。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所以要不断削弱国家的暴力职能，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用群众专政机构代替国家暴力机构，用公仆代替官吏，用无产阶级民主制（普选制﹑罢免制﹑监督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试验，虽然时间很短，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原则，马克思认真总结了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和原则，对这些原则，按马克思的说法是永存的。 巴黎公社的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1）﹑摒弃权力分立资产阶级政治形式，采用行政司法合一的政治体系；（2）﹑用普选制﹑罢免制﹑监督制和低薪制把官吏变成公仆；（3）﹑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4）﹑直接掌握政治经济文化领导权，进行不断革命。以上四条，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内容。 对于第一条，直到今天，许多同志未予重视和理解，思想深处，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体区别不清楚，不知道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是更换不同的资产阶级统治者，而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迷信法律，迷信资产阶级权力分立那一套，对此，是应该进行自我反思的。对于第二条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实行，对于第三条只实行一半，对第四条也基本没有实行，对于后三条，也应该充分反思。毛泽东的悲剧在于，建国前，他就吃了不少斯大林的苦头，很多党内斗争，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背后都是斯大林。建国后他又梦幻般不得不迅速面对的是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新中国成立后被迫性一边倒，迅速建立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国家，使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对他来讲，面临三种选择：要么背弃为人民服务理想，顺势同党内迅速形成的与人民对立的特权阶级同流合污，共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安度晚年；要么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理想，同党内特权集团分道扬镳，彻底发动群众，重新组织队伍，另寻新的民主政治出路；再一条实行革命与改良相结合，通过斗争与教育相结合，争取大部分官僚改变力场，补充新鲜血液，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为此战斗到死。 从政治层面看，在毛泽东心目中，他反对官僚制，但不打算废除集中制，主张用群众大民主保障集中制的健康生存，在民主与集中层面，他侧重的是集中，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他看来，民主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毛泽东式的群众专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老中青三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试验，由于他的去世及官僚阶级的反扑而遭到失败。 直到今天，经常看到讨论文革成热点，屡禁不止。说明文革是有如江河之水，逾堵越不行，晚放行不如早放行。君不见上到权臣下到主流精英，文武全用，对文革围剿了三十来年，文革信徒越来越多，岂非咄咄怪事？只能说明文革里面有真东西。右派异口同声攻击毛泽东独裁，跟真的一样。退一万步讲，文革期间就算毛独裁，也只是一人不许反，皇帝一人而己。剩下的千千万万个达官贵人，学者名流都可教训，历史上人民群众有过这样规摸的民主吗？没有！西式资本主义民主是一人可反，万万千千个资本家、权贵是不能反，文革是皇帝一个，西方和现代中国是皇帝万千，那个是真民主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我认为，无论结果如何，毛泽东的夹生饭做的吃的都很有味道，文化革命为中国及全世界提供了伟大的极有价值的社会发展思路。 以上是当代世界政治制度基本状况的简要分析，通过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主要差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民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大众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是形式上的投票制，前者是真民主，不受资本和官僚制约的民主，后者是假民主，是受资本制约的民主；前者的社会主义民主渗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后者资本主义民主仅限于选议员、州长、总统。 本文将有助于探讨全新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政治制度。可以断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肯定不同于封建独裁制，也不会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只能是对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出新。这个新就新在怎样将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辩证地运用民主集中制。 建主真正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制的思想源泉应该有三个方面：马克思高度评价的巴黎公社原则和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加上权力分立的制约思想。巴黎公社的普选权、监督权、罢免权以及公务员低收入制也是值得后人确立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制充分借鉴的。 总之，通过这篇文章，希望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常识，即至今为止，一方面，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另一方面，世界上尚无完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许多左派把民主制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反对民主制是非常错误的，应该终止。我坚信，社会主义大众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彻底百倍，公有制加大众民主制才是人类最好的未来政治经济制度，值得全人类去追求、奋斗。左派只要高举起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旗帜，就一定会赢得整个世界，反之，将打不赢与右派的政治战，进一步被边缘化。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五日编写 秋石客博客：http://qiushike.blog.sohu.com
胡汉三和黄世仁的维权起诉书 作者：佚名 原告：胡汉三、黄世仁 一、起诉事实与理由： 民国16年秋至26年夏，被告参加井冈山共匪造反，暴动，共产，共妻，天天分田分地真忙。他们携带梭镖、大刀、土枪等凶器，带领农会一群痞子，涌进良民私宅，杀猪出谷，在我家小姐少奶的牙床上乱踏乱滚，为所欲为，一片恐怖。侵占我家祖上在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合法私人财产，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房屋1080间，土地51888亩，稻谷666万担，金条9999个（每条重16两），大洋140万块，步枪四万五千枝，分给共匪和叫化子使用。被告听从匪首“毛、朱”指令，在二万五千里长途流窜中，疯狂打家劫舍，拼命攻城陷地，四渡赤水，两战遵义，杀人放火，给沿途先富起来的大户人家造成巨大财产损失。仅福建、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十一省，胡、黄两家126处庄园所收地租，合计800万担稻、麦、豆、谷，小部分遭被告抢走，充当共匪军粮，大部分由被告所在共匪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与当地的流寇，惰民砸开粮仓，当街公开分给好吃懒做的穷光蛋们。十年间，被告串通各地共匪，肆意侵占原告在大陆各省的合法私人财产，不计其数。 民国26年7月7日至34年8月15日，被告化名张嘎子、李向阳、双枪老太婆，伙同“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抗日联军、铁道飞虎队”丧尽天良，秘密和公开“锄汉奸，灭伪军，杀鬼子”，对人类生灵，犯下滔天罪行，没有一丝一毫人性爱心。炸飞机，烧粮库，掀铁轨，端炮楼，偷军火十恶不赦，没有一丝一毫遵纪守法之意。（刑事罪另案起诉处理）。被告于民国30年9月18日三更半夜，把华北保安司令兼皇军翻译，原告同父异母兄弟黄仁义，秘密杀害在保定府，他九姨太太家。几年内，被告连续作案数百起，分别捣毁了我家在正定、井陉、高邑、平山、临城、涉县、平遥、长治、临汾、晋城等处买卖，商号。抢走了全部库存的食盐，药品和棉布，连夜马不停蹄送往太行山黄崖洞，五台山白求恩战地医院。我神圣的私人财产，光天化日之下，竟让被告污蔑成汉奸财产，非法掠夺，变成八路共匪的公有财产，逍遥法外至今，是可忍，孰不可忍。 民国35年至38年，被告参加共党土改工作队煽动穷小子，没收我家祖祖辈辈，勤俭节约，辛勤劳动，在东北老家，华北娘家，四川姨家，湖南舅家，浙江叔家，几十年积累的总计960万亩合法私人土地。共匪平分财产，均田到人，还全部免除了穷鬼所欠地租和高利贷，包括被告喜儿之父扬白劳，欠黄世仁的二斗红高粱，也一风吹了。被告把天下皆知的我家长辈胡仁爱、黄善人定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带高帽游乡，批斗，烧地契，入另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妄想使我们永世不能翻身，严重侵犯土地主人的人权和财产权。民国45年被告通过合作化，又把原属于我们的私人土地变成人民公社集体财产，企图永远霸占。被告参加匪军四野、华野，纠集工农流氓无产者，将我们大家族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昆明、抚顺、开滦等，全国28省3000县市，与八国联军合作、合资及私人所有的矿山、工厂、铁路、轮船、银行、票号、饭店、舞厅、学校统统没收，成了共党共匪财产，不给任何补偿，并把我们家族大部分成员赶到台湾，骨肉分离，没有一点人性。被告严重违反物权法第五章，第六十六条：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之规定，被告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二、综上所述，被告法制观念淡薄，轻信共匪谣言惑众，侵害私人财产。根据民国96年3月16日先进共匪第十届第五次国会通过的物权法，第三章第三十六条：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我们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返还我们在中国大陆农村的960万亩土地，地上建筑，乔家大院，牟氏庄园。骡马大车（折价拖拉机、汽车归还也行），粮食、生活和生产资料，折合白银四万万两，赔偿原告。 三、鉴于被告参加共党之始，就受洋人马克思、列宁暴力“消灭私有制”和共产“乌托邦”幽灵影响，在匪首“毛、朱”阴谋策划下，武力夺取“大清皇帝、地主、官僚、买办、汉奸、鬼子”合法私人财产，化私为公。而今共匪代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与时俱进，日渐先进，知不可为，而为之，乃空想，化公为私，识时务者，为俊杰。28年摸石头过河成功，将我 “反攻大陆！”愿望实现，13年酝酿创新，集思广益；八次审议，千锤百炼，权钱护航，《物权法》瓜熟蒂落。这是一部里程碑，划时代，改天换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民主义法律，四大家族“几代人的梦想”，民国96 年春，反共产的2799名有权、有钱、有理、有产者先进代表，冲破一切保守阻力，左倾干扰，毫不动摇，坚决不顾无权、无钱、无理、无产者的反对，确保通过了公有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法，为有权、有钱、有理、有产者伸张了正义，体现了公平。炎黄子孙，华夏古国迎来了“资本和地主，官僚和买办，鬼子和汉奸，皇帝和格格”翻身解放的美好日子。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这光宗耀祖的幸福时刻，“八十年了！”为了看到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的春天，我们望眼欲穿，等白了少年头。今天“我胡汉三，黄世仁又回来了！”现将罪大恶极的潘冬子（共党省级头目）、喜儿（穷山恶水女刁民）、王大春（共匪38军少将旅长），侵占、哄抢、破坏，受法律保护的合法私人财产之案，起诉至最高法院衙门南口，请求依照“物权法”公开、公正、公平判决！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望已悔过自新，良心发现，登报反共的北平青天大老爷，千万不要学东京高等法院伎俩，用“已过时效”为由，驳回中国劳工诉讼请求，而不受理我们的起诉为盼！坚决保护神圣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时效万年，有效万万年！ 此致 北平最高三公法院 起诉人：胡汉三（劳动者）、黄世仁（爱心天使） 全权法律代表：燕京大学（慈禧太后合法私人财产，民国38年被共匪侵占）精英博导、老板教授、捉鼠专家、先进代表、私人高级大律师，蒋胜利 代笔地点：北京饭店中楼（法国联军合法私人财产，民国38年被共匪侵占） 送交时间：中华民国96年（2007年）10月1日0时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2:30 PM | 0 comments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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