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仲大军先生发出中国也需要“SA8000”一文后,詹小洪先生传来了他的这篇文章,并附信一封,信中这样说:“大军兄,你好!我来韩国光州的朝鲜大学讲学已经三个月了,讲学之余注意观察韩国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我发现韩国当下的事实是:劳资矛盾、劳政(政府)矛盾越演越烈。我赞同你《中国也需要“SA8000”》一文的观点,中国劳工根本毫无权利可言,对他们的漠视将会带来极大的恶果。于是我写下了《罢工》一文。我的心情极为迷惘和沉重,国内各阶层(官、产、学、劳)恐怕还不如韩国人有理性,我担忧韩国的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 这里就以詹先生的这封信作序,并敬请大家认真阅读詹小洪先生这篇力作。]

罢工正在毁灭韩国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詹小洪

2003年11月27日

一、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发展经验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上世纪下半叶,曾有过长达三、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韩国一个经济学家在总结1952-2002年经济增长历程时,不无得意地写道,“在这半个世纪,韩国GDP年均增长7.2%,其中有15年接近或超过10%,这种骄人的纪录前无古人(连日本也不曾达到),怕也后无来者,也许中国会是个例外。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韩国的汉江奇迹”。关于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之谈,充斥了韩国的各种媒体,我试着归纳一下,他们认为主要有这么几条:

1,50年代的美国经济援助,主要是因为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必须扶植韩国的经济。

2,当局坚定的发展经济的政策。五、六十年代的进口替代战略、六、七年代的大力鼓励出口的外向型战略即“贸易立国”国策,同时还有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科技立国”国策。

3,相对稳定的政局。众所周知,韩国在1988年才实行了政治民主化,在这之前,都是由相对独裁的军人执政。他们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上采取的是高压政策。不仅不允许有反对党存在,连对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工会、农会等都不能容忍其发挥作用。当局美其名曰这叫为了大众利益,全体国民应该“相忍为国”。尽管今日的学者评论这种政策时简直是咬牙切齿,说是无视人权。但不可否认,客观上维护了政局的稳定,有了为经济发展相对好的一个外部环境。这种环境也适宜外商来韩投资。

4,在发展经济的方略上,政界与商界的理念高度一致。政界为象三星、现代、乐喜这样的企业寡头提供了难以诉说的太多政策便利,大到保证他们得到优惠的贷款,细到连企业之间的员工流动也要干涉。如果A企业的员工未经老板同意流动到B企业是不允许的,甚至连B企业的老板都要受罚,重则会遭到逮捕。理由是你从其他企业挖人,就等于侵占了人家用在员工身上的培养费。当局用此来保证企业的稳定。这些寡头们则投桃报李,后来在民主化时期的总统大选,为政界人物设立秘密帐户,提供政治献金,此是后话了。

5,与上两条经验相紧密相关的是社会的稳定。韩国经济学家回忆当时的社会状况时,将此在这很大程度归功于韩国的劳工阶层,认为过去的韩国劳工吃苦耐劳、守纪律、识大体,顾大局,能“相忍为国”。在军政府时代,韩国没有罢工现象,法律甚至明文禁止罢工。劳工没有“自决权”。当时工会的力量及声音微乎其微。

正是美国援助、当局发展经济不动摇的政策、政商协调的发展理念、社会稳定这些因素促成了上世纪下半叶的“汉江奇迹”出现。但是上述经验在21世纪的韩国大多已不复存在。这篇短文不可能写尽方方面面,只想谈谈近年来罢工对韩国经济的影响。

二、不再是沉默羔羊的工会及劳工阶层

1988年是韩国政治民主化关键的一年,这年进行了全民普选总统,开放了党禁报禁。劳工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工会势力渐趋强大。但政治社会的开放并没有必然带来经济的同步稳定发展。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1998年韩国经济竟破天荒地出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是年GDP下降了6.7%。在国难面前,韩国人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我们从电视中看过韩国各地的献金运动,各界民众包括海外韩侨纷纷涌跃捐献以抒国难,场面令人感动。应当承认,韩国是受危机波及最深的国家,但也是恢复最快的国家。19992000GDP分别达到10.9%8.8%的骄人增长业绩。不过,他的GDP总量及人均GDP至今没达到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而且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更是步履维艰。GDP增长数字,2001年是3%2002年是4%2003年政府的目标是3.5%,但经济仍是萎靡不振,乃至政府一再修改下调增长计划,现韩国经济界悲观地估计,全年增长率将在2%以下。本人来韩国二个多月,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有关韩国经济的报道多是:投资下降、消费不旺、失业剧增、外资观望、本国企业出走、居民不良信用者众等等词汇。悲观的气氛笼罩着韩国。

在分析韩国经济不振原因,探讨使其摆脱困境的对策时,我注意到,各界(官、产学界)认为近些年韩国劳资纠纷是导致经济复苏乏力的罪魁祸首,尤其对昔日的沉默羔羊 劳工及他们的代表势力已变强大的工会批评最为激烈。

工会作为劳工的代表,自然会为维护劳工利益而努力。主要有:争取在全国各行业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员工工资应随经济增长及物价提高而调整、改善工作条件、雇主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工会有参加管理企业的权利。如果雇主无视工会的建议和劝告,就会采取罢工行动。韩国工会组织的罢工有其季节性:一般是春、秋两季提出增加工资要求的“春斗、秋斗行动”。但代表雇主利益的企业界则认为近些年工会滥用了罢工权。

下面是从韩国媒体上检索到的近几年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的一些资料。

据瑞士国际经营开发院(IMD2002年公布的《2003年世界竞争力年鉴》披露,韩国劳资关系、外商投资环境对竞争力影响排名均为OECD组织国家之末。近年韩国大型罢工件数不断上升,1995年到1997年平均84次,2000250次,2001321次。从19982002年五年时间,韩国因大规模罢工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平均达1.6万亿韩元,约合13.4亿美元。其中因罢工引起的每年出口损失平均达6.08亿美元。

今年(2003年)大规模的罢工更是愈演愈烈。现在还找不到确切的数字,仅举几次特大罢工为例就可以知道其对韩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上半年韩国最大汽车企业现代汽车公司罢工,造成的损失达1.5万亿韩元,约合13亿美元(仅此一次罢工就相当于以前一年罢工造成的总损失)。第二大汽车企业起亚汽车公司长达20天的罢工,损失达5300亿韩元(4.5亿美元),八月份的仁川、釜山港口城市多达三万名卡车司机罢工,拒绝载货,七天的货运罢工(韩国称“货物联带罢工”)造成的运输及出口装船滞期损失达5亿美元。

国际上通行的计算罢工损失的另一个指标是由于罢工引起的停工天数,用一年内每1000名员工损失的工作天数表示。据200623日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2002年,韩国这个数字是每1000名员工达109天,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是1.9天,台湾是0.4天,韩国比他们分别高出57倍和272倍。

最近的例子是119日,韩国第二大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号称有七十万工会成员的韩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简称民主劳联)在汉城市政厅广场举行了有五万人(警方统计是3.5万人)“全国劳动者大会”,会上向政府提出了取消正式职工与非正式职工的差别、改善劳动环境的要求。另外还有反对韩国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向伊拉克派兵等一些政治方面的要求。会后进行了示威活动,本来还要向总统府进发,途中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用大巴士组成“车盾”阻挡队伍行进,示威者则向警察投燃烧弹,丢石块。有100多人被拘留。造成了当天汉城许多街道交通中断,市面极为混乱。当晚卢武铉总统严厉地遣责了这次示威,说工会行为是极不理智的,各种媒体也抨击了这次示威,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还能指望外国投资者进来吗?只会导致国家的信用度进一步下降。民主劳联则表示今天没有达到目的,一方面要求释放示威中被拘留的工会成员,一方面宣布,政府若不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在近期他们将组织今年最大的全国总罢工,不仅有制造业工人,还有地铁、公交系统工人参加,还动员全国农民协会、教职员协会声援,规模将有20万人。听几个在汉城的中国老师来电话,他们都在储存食品、矿泉水、预备腊烛,以防断水、断电,真够恐怖的。

这几天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民主劳联所属分会成员都举行了相应的示威活动。1110日,我有一个光州市南区政府公务员的朋友,他特地开车来叫我前往观看。在区政府大院内有多达200多人的示威者,看样子绝大多数是蓝领工人,身着统一的红马甲,头上箍着写有黑字的白布条。听我的朋友说,是光州市环境卫生系统的工人,今天由工会组织来请愿示威。工会的宣传车上的喇叭播放着悲壮的歌曲,一遍又一遍地呼着口号。他们打的横幅标语上写的是“团结、斗争,非正式职工也是人,要回我们的尊严”、“强烈要求政府取消正式职工与非正式工待遇区别”、“要求政府市长、区长对话”(是我的韩国朋友翻译成中文告诉我的)。我试图给他们拍照,没想示威者层层围上来,争着向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诉说他们的困境。一个五十来岁的工人指着我的朋友情绪十分激动地说:“我干了三十多年工作,现在一个月只有不到200万韩元的收入,你一个才三十出头的公务员,可拿到近300万的薪水,还有我们非正式工没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还可以干到57岁退休,我们工作则是有一天没一天,这公道吗?”他们的工会主席则更激烈,已经在区政府主楼大厅里宣布绝食抗议,并有10多个工会成员陪同静坐。我问我的朋友,这种示威抗议会不会有结果,他说,取决于工会、企业与政府三方的博奕了,事实上这些年工会通过组织一次又一次的罢工已经成了韩国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了,社会秩序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今天(12日)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接到公务员朋友的电话,说是上午在区政府大院,区政府公务员与滞留大院的示威工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原因是公务员认为示威者一连几天妨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劝说无效后,由争吵到动手,有几个还受轻伤进了医院。

三、愈演愈烈的罢工正在毁灭韩国经济

如果以上说的都还是罢工造成的直接的有形的损失,还可以用价值计算的话,无形的间接损失就更惨重,简直是难以计算了。

1,导致了韩国国家信用度下降,吓退了外资。韩国工会组织的罢工中,外资企业罢工案远高于本国企业。据韩国产业资源部的《国内及外国人投资企业劳资纠纷评价》,在过年的两年,外商投资企业(外资持股在50%以上的)劳资纠纷率比本国企业高一倍。这种劳资纠纷尤其是针对外企的罢工严重影响了国际上对韩国营商环境的评价。据国际信用评估公司穆尔评定,1997年金融危机前,韩国的国家信用度等级比中国还高两个级别,今年上半年,中国已经高韩国一个等级,被评定为A2级了,此事在韩国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认为是件蒙羞的事。连续几年,外国对韩国直接投资数额都在下降,今年1~9月,外国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为45亿美元,比去年减少了30%以上,同期中国却达到402美元,比去年增加了12%(都是据韩国报纸披露的数字)。韩国报纸称“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热土,而韩国却成了外商投资的地狱。”

2,本国企业纷纷迁往中国。强大的工会势力、一连串的罢工确实给劳工阶层带来了看得见的经济利益。最明显的是韩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直线上升。这有一个数字,据今年826日《朝鲜日报》,2002年,韩国制造业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524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韩国人均GDP刚过一万元,不及香港(24000美元)、新加坡(25000美元)的一半,也比台湾低得多。然而韩国制造业工人工资比他们都高,比台湾的1114美元高出400美元。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是111美元,仅为韩国的1/14。显然,韩国工人工资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其GDP的增长速度,工资成本高于他们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成了韩国产品竞争力减弱,从而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生产流水线上只要一遇罢工,整个生产线就要瘫痪。韩国内企业面对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动辄进行的罢工,则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走为上策,首选地就是中国内地。我在韩国的这段时间,从每天的报纸都可看到韩国企业将工厂、生产线迁往中国的报道。更引人注明的是,中国许多地方纷纷由省长、市长挂帅,组织招商引资团,来韩国游说商人前往中国大陆投资。他们已不满足在汉城、仁川、釜山这些大城市的星级酒店召开招商引资洽谈会形式了,往往能深入一些企业密集的工业园区做工作。最能打动韩商的口号是“在韩国雇一个工人,在我们城市可以雇10个工人”、“中国政局稳定,保证没有非法罢工,政府为发展经济保驾护航”、“在我们城市,工会是维护先进生产力的,工会与投资方绝对一条心”。面对求资若渴的中国官员,韩商能不动心吗?今年728日的《朝鲜日报》一篇“制造业为什么不在韩国投资”文章,道出了韩国商人的无奈“目前,韩国内企业正排着队冲出国门,外国企业对国内的投资越来越少,这是如今的韩国现实。”业界人士不无痛心地说:“如果制造业空心化趋势得不到遏制,韩国就会只余下吃喝玩乐的饭店、酒店、酒巴了。”

3,韩国资本的外流,导致了韩国产业的空洞化,失业亦趋严重。2002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已达15亿美元,中国是韩国仅次于美国的投资对象国。但在2003年,韩对中国投资速度更快,上半年与去年同比增长了120%,已经超过美国,成了韩国最大对外投资对象国了。更重要的是,今年上半年,韩国企业申报的对外投资总额减少了110%,但对华投资一枝独秀。大量资本及工厂、和生产线迁入中国、越南、印度的后果是韩国产业的空心化,本国制造业失业严重。韩国近年失业人口都在78万人左右,失业率在3.3%上下。如果加上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失业率会更高。业界将此归咎于工会屡屡发动的罢工。谴责“将罢工当成家常便饭的强硬工会”,认为劳工界的罢工可称得上是“亡国之举”,呼吁“工会应立即停止加深社会不稳定和会动摇韩国经济基础的罢工”。美国《时代》杂志嘲讽地说:“韩国的工会成员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敌人是每小时只挣二美元的中国工人”,真是一针见血。

罢工确实对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企业界将此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府对工会的纵容,对劳工阶层的迁就,尤其是卢武铉总统上台后更受业界指责。因为卢本人是律师出身,过去因专替工会打官司而名声大燥,有“平民总统”称号。本来对卢的上台,工会多少应该给点面子,但事实是卢上台的这半年,韩国的罢工却声势越来越大,弄得卢十分窘迫。119日的示威受阻后,民主劳联委员长发表讲话称:卢武铉政府已经变成了镇压工人的政权,号召工人起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镇压的社会。呼吁全民弹劾卢武铉总统。卢武铉总统真是两面不讨好。他曾在青瓦台召开过企业界、工会、以及社会贤达(主要是学界代表)参加的“社会和解会议”,以图缓和雇主与雇员两大社会阶层的矛盾,社会各界也疾呼,双方应以国家利益全民利益为重,“相忍为国”,但收效都甚微。近来工会目标渐渐对准政府,由劳资对抗为主变成了劳工与政府的对抗为主。已经被大选秘密资金、向伊拉克派兵、朝核问题、周围亲信腐败等困扰的卢武铉总统又将面临民主劳联发动的全国总罢工,日子实在是不好过。

作为一个在韩国短暂讲学一年的中国经济学者,应该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局外人,自然对人家国家的事无权说三道四,本文的写作也只是客观介绍,“述而不作”。中韩两国“同文同种”,相似点远多于相异点。希望本文能引起国人深思:如何在发展经济、注重效率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如何反应和倾听弱势阶层的呼声,当危机来临时,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各阶层对话机制,从而避免街头抗议、冲突。各界应该未雨绸繆了,否则今天的外资及韩资涌入中国的喜人现象,明天就会变成外国企业及中国企业从中国涌往印度、越南的惨局,这决不是国人所愿意看到的。

附詹小洪先生的信:

大军兄:你好!

我来韩国光州的朝鲜大学讲学已经三个月了,非常感谢你的中心定期给我传来你们的经济与社会观察》,每次都能从中得到许多官方媒体不愿或不敢披露的信息。同时更对兄的道德担当及勇气极表钦佩。

讲学之余,我注意观察韩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定期给国内二家杂志写文章,由于角度和环境不一样,拙文你可能不以为然,但这是发生在韩国当下的事实。劳资矛盾、劳政(政府)矛盾正越演越烈。我赞同你《中国也需要“SA8000”》一文的观点,中国劳工根本毫无权利可言,对他们的漠视将会带来极大的恶果。写下《罢工》一文,我心情极为迷惘和沉重,国内各阶层(官、产、学、劳)恐怕还不如韩国人有理性,我担忧韩国的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

祝好!

詹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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